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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过期期刊 MCS 1998 Issue 3 俄国政治1985─1993:俄罗斯民主派的形成和演变
期刊 过期期刊 MCS 1998 Issue 3 俄国政治1985─1993:俄罗斯民主派的形成和演变
俄国政治1985─1993:
俄罗斯民主派的形成和演变
俄罗斯民主派的形成和演变
一、苏联民众的信念和价值观:民主派的社会环境
二、激进民主派与温和民主派:从联手斗争到分道扬镳
三、叶利钦总统:他的立场和观点的演变
四、激进民主派在政治舞台上的起与落
【注释】
二、激进民主派与温和民主派:从联手斗争到分道扬镳
三、叶利钦总统:他的立场和观点的演变
四、激进民主派在政治舞台上的起与落
【注释】
在俄国，布尔什维克政府执政后不久，就于1922年下令严禁任何俄共(布)以外的独立政党的存在，民主被消灭了，一党专制主宰了苏联六十多年。直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苏联所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变化才导致非官方政治活动的兴起。当局停止对非官方政治组织的镇压之后，非官方政治组织首先出现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继而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民主派因而正式形成了。在这里，我所讲的民主派，是指那些坚持民主政治信念的政治团体的成员。他们有的是苏共党员，有的不是；有的在苏联一直处于社会的底层，有的人却在苏联的体制中一帆风顺；有的生长在首都这个政治中心，有的则住在偏远的乡镇。
人们的行动是受他们的信念影响和指导的。俄国和西方的学者曾经发表过许多书着，介绍俄国民主派的各种活动。但是，却很少有人分析过，这些民主派的信念是什么，他们如何看待世界，他们想要达到什么目标。俄罗斯的民主派虽然彼此之间也有很多分歧，但他们确曾是一个相当紧密的群体，有着共同的信念和价值观。俄罗斯民主派的信念和价值观的形成过程，值得政治学家作专门研究。只有理解了苏联民主派的信念、以及他们的信念与社会大众的信念之间的差别，才能懂得，为什么1991年以来俄罗斯会出现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变化。
笔者以俄国民主派为研究对象，通过观察俄罗斯民主派的社会环境，他们的信念的形成和发展，来分析各类民主派的社会基础和政治特徵、以及从1985年到1993年俄国的政治发展轨迹。在政治学研究中，我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可以被归类为政治文化的研究方法。在研究过程中，我分析了俄国的大量文献，包括相关的书着，民主派成员的文章、公开谈话和回忆录，民主派团体的正式文件等；还专门采访了俄国各地的六十七位民主派成员，他们分别住在莫斯科市、俄国西北部的普斯科夫州、伏尔加流域的卞萨州、南方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乌拉尔地区的奥列恩堡州、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以及远东的沿海边疆区。
一、苏联民众的信念和价值观:民主派的社会环境
在苏联时代，直到苏共统治的最后阶段，大部份苏联学者关于苏联社会和政治文化的描述分析，都因政治原因而或多或少地与事实有差距。西方学者则受到苏联官方的种种限制，无法在苏联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但在西方文献中还是有一些值得回顾的研究成果。
1. 从斯摩棱斯克档案到对苏联移民的民意调查:社会不满广泛存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斯摩棱斯克地区的一部份内务部档案被运到了西方，这些档案包括三十年代后期当地的内务部告密者的许多报告。这些告密者为了在本单位得到提升，就主动充当内务部的“眼线”，密报其同事、邻居的言论行为。梅厄.范塞德(Merle Fainsod)以此档案为基础进行了研究。他注意到，在战前苏联社会中就存在着相当广泛的对苏维埃制度的不满，但是这些不满并未以有组织的形式表达出来。苏联官方的宣传和一些西方学者的看法是，苏联当局成功地缔造了新的“苏维埃人”，而在苏联人人都接受了官方的价值观；但范塞德在研究苏联的政府档案后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的这一发现是个重要的贡献。[1]
在五十年代，阿勒克斯.英克尔(Alex Inkeles)和雷蒙德.鲍尔(Raymond Bauer)组织了美国哈佛大学关于苏联体制的研究计划，采访了大批五十年代前半期移民到美国的原苏联居民(主要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人)，分析了斯大林时代苏联老百姓真正的价值观，于1959年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指出了斯大林时代苏联政治文化的主要特徵。[2]
英克尔和鲍尔发现，苏联社会中相当稳定和持久地存在着一种看法，认为这个社会被分隔成两个主要社会群体，一个群体是统治这个国家的官僚，而所有其他的老百姓则属于被统治的另一个群体。绝大多数被采访的苏联移民完全排斥苏维埃国家的恐怖统治，认为政府应当保障个人权利并依法治国。被采访者几乎人人都认为，公民应该有权利在国内旅行、选择工作、受到法律保护而免于横遭逮捕；大约44％至70％的人觉得布尔什维克比纳粹还坏。当然，如果简单地把这样的比例套用到全体苏联民众中去，可能会夸大了苏联的社会不满的程度。但是，英克尔和鲍尔的研究仍然证实了，早在五十年代，苏联社会中对苏共当局的不满甚至仇视就在明显上升。
2. 苏联民众认同社会主义福利制度、但并不因此而支持政府
但英克尔和鲍尔也惊讶地发现，他们采访过的不少苏联移民在美国已生活了数年，但仍然对苏联社会现实的某些方面相当肯定。一方面，这些原苏联的居民认为，在教育、医疗、福利等方面苏联比美国强；而他们在美国的市场竞争中的生活经历，反而促使他们怀念苏联的福利制度；但另一方面，这些苏联移民并不把苏联的教育、医疗、福利等方面的特点视为共产党统治的成就，而是视之为苏联社会理所当然就应该有的，因此，这些人对苏联社会现实中某些方面的肯定并未转化成他们对苏共统治的认同。
1987年，又一个对苏联犹太移民的调查研究计划(Soviet Interview Project，SIP)的成果发表了[3]，这一研究支持了上述五十年代的部份研究结论，并且显示了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苏联大众的政治信念的演变趋势。在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前期，苏联只允许犹太人移民西方，所以在这个时期移居西方的主要是犹太人。与五十年代“哈佛研究计划”采访的苏联移民相比，七、八十年代的这批犹太移民的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原来居住在城市的比例也高。主持研究计划的美国学者起初估计，这些“知识分子”移民对苏联政权的反感可能会高于五十年代“哈佛研究计划”采访的苏联移民，但是，调查之后却发现，结论并不那么简单。
与“哈佛研究计划”的发现十分类似，“SIP研究计划”也发现，多于三分之二的被采访者对移民之前的工作、住房和公费医疗是比较或非常满意的，多数人认为苏联的教育和医疗制度应该延续下去；半数左右的人认为重工业应该实行国有制；在政治自由方面，大部份被采访者希望在苏联社会中能有更多的自由和权利，但只有少部份被采访者主张公民可以不受干预地公开批评政府。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人和斯大林时代一样，虽然对苏联当局非常不满，也可能认为，苏联的制度相对而言不如西方的好，但是他们却未必十分欣赏西方自由主义的制度主张。他们对苏联当局的不满主要是由于当局无法兑现其意识形态所鼓吹的社会理想。
正如“SIP研究计划”的研究者指出的，上述发现说明，在苏联居民从幼年到成年的成长过程中，他们的社会化过程受到了政府在政治上的严格控制，结果他们的基本信念和价值观念深受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虽然这些被采访者在总体上并不支持苏联当局，但在许多问题上，比如什么应该由政府来提供(如福利制度)、是民众选择并监督政府还是个人服从政府等，他们已经无形之中接受了不少官方意识形态所灌输的观点。在国际关系问题上，苏联民众对官方立场的认同程度甚至更高。他们确实相信，美国政府被一些集团所操纵、要发动一场摧毁苏联的战争；相信西方有一个巨大的阴谋，要阻止殖民地和欠发达国家的独立和经济发展；他们为苏联的强大而自豪，并且相信苏联是世界和平的维护者和弱国、小国的保护者，而且将成为领导世界的力量。
3. 民主化过程中苏联民众的期望
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苏联和外国的学者终于可以开始在苏联组织大规模的独立民意调查，他们的发现基本上与早期对苏联移民的调查结论相似。在苏联开始走上民主化道路的八十年代末期和九十年代初期，新的调查注意到，苏联民众认为，政府的主要弊病是不能提高生活水准和解决社会问题。1989年11月，全苏民意调查中心(VTsIOM)做了一次全国规模的民意调查，当问到“今天苏联公民最缺乏什么”时，大约57％的被访问者认为，苏联公民最缺乏丰富的物质生活，只有不到15％的人认为苏联公民最缺乏政治权利；当访问者要求被访问者列出当前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时，38％的人说是实现丰富的物质生活，29％的人说是建立公正的没有特权的体制，24％的人说是要让农村重新复苏，只有19％的人认为当前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4]
1990年5月，美国教授吉布森(Gibson)和达奇(Duch)在苏联的欧洲部份对民众的政治态度作了抽样调查。他们发现，苏联民众在支持民主政治的时候，政治宽容度比较低，他们只希望给自己争取到自由和权利，但是却不情愿让其他社会成员、特别是那些他们最反感的人也拥有相同的政治权利。[5]
4. 民主派的理念与多数民众的期望之间的差别
俄罗斯民主派与一般社会成员一样，对苏联的当局非常反感。民主派和社会大众都认为，苏联社会被当局分割成两个群体，一个是有特权的官僚，另一个是普通老百姓；官方总是不断宣布各种好听的政策目标，而从来不认真落实，只是一味维护、扩大统治精英的特权。所以，民主派和社会大众都指责苏联当局(特别是它的领导人)要为社会中的种种不幸负责。民主派提出了“新阶级”的理论，认为在苏联是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统治着大众，这一观点深受老百姓支持。因此，在苏联最后的年代中，俄罗斯的民主派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支持。
但是，俄罗斯民主派的主张与老百姓还是有相当大的区别。1988年4月，“改革俱乐部(Perestroyka Club)”在莫斯科组织了一次对两百个民主派活跃人物的调查，当问到苏联改革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时，70％多的被访问者认为，苏联最需要的是社会公正，65％的人强调苏联应当充份尊重个人权利和自由，只有12％的人把提高物质生活水准看作是苏联改革的主要任务。[6] 很显然，民主派对社会公正的要求和老百姓一样强烈，但是，民主派把政治自由化看做是改革的主要任务，而老百姓在总体上虽然并不反对某种程度的政治自由化，却主要是期待着改革能带来更多的物质财富和更高的生活水准。
民主派总的政治目标是实现国家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毫无疑问，老百姓是支持这个目标的。但是，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上，老百姓的看法与激进民主派的理念却有显著的差距。
多数民众认为，在经济领域的某些方面，如农业、轻工业和服务业，旧的体制是明显失败了，现在实行私有化是必要而且可能的；但是，国家对重工业的控制还是必要、应当的，也赞成教育、医疗和福利的国营制度。也就是说，在新体制建设这一点上，公众舆论的看法更接近温和民主派的社会民主党式的经济观点，而与激进的私有化派和西化派观点的距离很大。
当民主派提出一些温和的建议时，如制止权力的“党化”、党的干部必须和老百姓一样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禁止苏共对权力的垄断等，多数老百姓都认为是必要的。但是，当某些最激进的民主派人士提出要取缔苏共、禁止原来的党员干部担任国家职务时，却无法赢得老百姓的支持。因为，老百姓相信，并不是每个共产党员都对国家的现状负有同等的责任。
苏联老百姓对斯大林时代的残暴统治仍然记忆犹新，所以民主派提出的政治口号，如建立法治国家，通过讨论和协商、而不是用暴力和镇压来解决各种社会冲突等，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与此同时，民众往往把改善经济条件看得比获得政治自由更重要，他们更多地是把政治自由理解成改善社会状况的手段而不是自己的基本权利。所以，对苏联老百姓来说，某种程度的政治自由化和解除政府对信息的垄断，都是必要的和受欢迎的，但为了保障社会的整体利益，他们当中的多数也未必会拒绝对政治自由化的一定限制。
在这种背景下，民主派中的一些激进自由派和市场派人士主张不计社会后果地立即推行彻底市场化，就自然很难获得多数民众的坚定支持。而民主派中的温和改革主张或社会民主党式的诉求，则更接近大众的期望，也因此得到了更强有力的支持。
有些有远见的民主派领导人很早就发现了民主派的目标和民众的期盼之间有矛盾。例如，曾任莫斯科市市长的民主派领袖人物之一波波夫就指出，“现在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有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社会，包括要有私有制，而这将是一个经济上不平等的社会......民众长久以来一直倾向于公平和经济平等，但制度转型过程越往前推进，经济现实和大众企盼之间的差距就越尖锐、越明显。”[7]
二、激进民主派与温和民主派:从联手斗争到分道扬镳
1. 俄国民主化后首批政府领导人的背景
1991年春天的俄罗斯议会选举之后，具有民主理念的政治家开始领导俄国，差不多所有的俄国领导人都视自己是“民主派”或支持民主政治的人。
例如，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政府的第一个实际负责人、曾在1992年前期掌握所有克里姆林宫官员任命大权的俄罗斯联邦总统国务秘书根纳季.布尔布利斯(Gennadiy Burbulis)，先前就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民主派团体的成员，在苏共内的“民主政纲(Democratic Platform)”团体、“民主俄罗斯(Democratic Russia)”以及“俄罗斯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 of Russia)”等政治团体中也十分活跃。
伯布利斯选择的经济改革设计师是盖达尔(Yegor Gaydar)，盖达尔先是担任第一副总理，后来又成了总理。盖达尔曾经是一个著名的改革派经济学者，他的观点在民主派阵营中颇为流行。在他的1995年出版的《国家与进步(The State and Evolution)》一书中[8]，可以看到比较系统的亲西方的激进民主派的理念。他把世界刻画成两个对立的系统，即一个建立在私有产权基础上的正常的西方社会，和一个反常的由国有产权主导的东方体系；盖达尔基本上承认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认为历史上俄国文化位于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之间，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想追赶西方文明而未能成功；他把布尔什维克的统治解释为俄国朝东方式传统的历史性倒退，认为现在应该通过取消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和实行快速私有化等手段，完成一次历史性跳跃，从而加入西方文明。
受到尊敬的原莫斯科市长波波夫(Gavriil Popov)和圣彼得堡市长阿纳托利.索布恰克(Anatoliy Sobchak)都曾经是“民主俄罗斯”及整个民主派阵营公认的领袖和理论家。后来成为俄国私有化计划主持人的阿纳托利.丘拜斯(Anatoliy Chubays)在到莫斯科任职之前是在列宁格勒(圣彼得堡)求学、工作，那时他也十分接近民主派的圈子。外交部长安德烈.科济列夫(Andrey Kozyrev)虽然过去不是民主派成员，但在被任命为部长后立刻加入了民主派，而且支持最激进的亲西方立场。他差不多把前苏联外交部的整个领导班子都调整过了，任命了许多他的支持者，其中一些人是民主派，甚至还有一些人过去是持不同政见者。
2. 激进民主派的理念和政策
民主派的领袖人物们在对付苏维埃政权这点上意见一致，但在其他具体政策上却有很多分歧。在1992年春俄罗斯独立后走上舞台的布尔布利斯─盖达尔的政府领导班子的理念，接近民主派阵营中最激进的支持市场化、亲西方的力量。然而，他们的政策与多数民众的信念和价值观却有着相当大的差距。
布尔布利斯曾很清晰地总结了激进民主派的政策目标。他说:“这场改革的社会经济目标就是创造私有产权制度。民众应该生活在一个可以取得并拥有任何私有财产的社会中。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东西比私有财产更符合人类过去几千年来形成的本性。这样的制度不是一种十分理想化的制度，但却是一种正常的制度。它适合于欧洲、亚洲和美洲，但并不抹杀各国的特点。”[9]
布尔布利斯认为，世界各国有一条共同的正常发展道路，不仅俄国应该走这条道路，而且所有落后于发达世界的国家都应当走这条路，而这条道路是和私有产权直接关联的。他的这些观点，在俄罗斯民主派的一部份成员中相当流行。持这一观点的人相信，实行了私有财产制度后，不仅能保证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繁荣，而且能保障政治自由。
例如，后来主持私有化的丘拜斯就说过，“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私有产权基础之上的......如果产权分散在许多所有者手中，那么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无法享有独一无二的权力和机会去命令其他人，也无法随意决定其他人的收入或社会地位之高低......在市场经济中，不会有哪个人的看法能主宰一切、迫使其他人完全服从。一个私有业主在其他人面前的唯一权力就是，他能(或不能)比他的竞争对手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不仅保证了生产资料、资源和资金的更有效的利用，而且也保证了社会成员的自由和公民的独立。”[10]
从上述理念出发，激进民主派希望俄国的外交政策能为迅速推进经济改革服务，所以他们竭力促使苏维埃帝国解体。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在一块较小的领土上，才能比较容易地终结极权统治，有利于推行直接全面的私有化和西方导向的政策。在他们的主导下，俄国的外交政策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采取了一种向西方“一面倒”的亲西方立场，希望俄国能加入西方的文明世界。
1991年8月，民主派击败了苏联共产党的暴动后，外交部长科济列夫就宣布了俄罗斯官方的新外交政策:对过去的那个极权的苏联来说，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是它天然的敌人；而对一个民主的俄罗斯来说，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是她的天然朋友和盟友。
激进民主派也认为，旧苏联的很多法律都过时了，应当敢于突破这些旧法律的束缚。例如，曾任“民主俄罗斯”团体双主席之一的波诺马列夫(Lev Ponomarev)就说过，“要用革命的速度去分配土地和组织工业、商业的私有化......要象叶利钦在政变期间的做法那样行事。是的，他在紧急时刻签署的不少总统政令是违宪的。但我认为这些政令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完全符合政治的需要。”[11] 这种说法的背后其实颇有马克思主义的味道。
一些西方右翼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或许会为激进民主派的政策鼓掌，但是激进民主派却很难指望俄罗斯多数老百姓的支持。布尔布利斯--盖达尔的政府宣称，政府激进改革政策的成功，会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从而让老百姓接受这一政策。实际上，盖达尔的改革策略使政策的走向越来越偏离民意。在老百姓眼里，既然在一个民主派总统的率领下民主派掌了权，那么，老百姓在转型中所受到的种种困苦就应该通通归咎于这些民主派。
3. 激进民主派和温和民主派的分歧
这种情势导致民主派内部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分裂。当苏共下台后，这个全体民主派的共同对手消失了，而过去让民主派团结起来一起斗争的主要目标也随之消失了。民主派内部的各种分歧很快就浮上了台面，激进民主派的一些理念不但得不到温和民主派成员的支持，反而还遭到后者的批评，民主派内的一些派系也从昔日的盟友变成了政敌。一方面，掌权的一派继续坚持推行激进市场化的理想；而另一方面，具有某些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温和民主派成员则开始批评他们，认为激进派背离了社会公正的民主主义理想。这两大民主派系的不同理念和诉求，实际上都是俄罗斯民主派信念和价值观不同侧面的反映。
与激进民主派有分歧的是比较温和的民主派系。后者把社会公正看得比私有化更重要；只支持有限的私有化，希望让国家在经济社会事务中仍然发挥重要的作用；温和民主派想要的只是在原苏联架构内有限地向地方和基层分权，不认为苏联解体是民主化的必要条件，当他们看到苏联的解体摧毁了苏联的经济体系、导致在前苏联的其他共和国里出现了一些民族主义政权后，还希望把前苏联的各部份再联合起来。
在改革过程中，多数民众的生活水平明显下降，社会不公迅速扩大，而政府则被激进(自由)民主派控制，这样温和民主派的理念得到了对现状不满的民意的支持，对激进民主派的施政的批评越来越尖锐，温和民主派实际上变成了民主反对派。叶利钦曾经是全体民主派的领袖，但由于他全力支持激进民主派的政策，温和民主派对这些政策的批评最后也转变成了对叶利钦总统的攻击。
三、叶利钦总统:他的立场和观点的演变
如果不了解俄罗斯民主派各派系的共同理念和分歧，就无法解释叶利钦总统立场观点的演变。早在1988年年中，叶利钦个人的政治观点就可以被视为完全的民主派观点了。这个共产党的前领导人是什么时候、又是如何接受民主派的观点的呢?
1. 从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变成民主派
1987年9月叶利钦向戈尔巴乔夫提交了辞职信，辞去了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1987年10月他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作了发言。这封信和这一发言所使用的语言还完全是常见的共产党式的，没有任何与民主有关的术语或概念。然而，到了1988年夏天，他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以及同一时期接受的几个记者采访，就已经强烈地反映出了民主主义的观点。
叶利钦辞去了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这个有权势的职务、成为政治局里一个没有投票权的委员之后，他转变成了民主派，当时民主派也是唯一准备支持他的政治团体。当然，现在完全可以提出以下的说法(事实上，一些幻觉破灭的民主派成员也确实曾经说过)，即叶利钦之所以接受民主派的奋斗目标，只不过是一种政治策略，以便他在与戈尔巴乔夫的权力斗争中获得民主运动的支持，从而在一种已经出局的状态下重回政治舞台，再次夺得国家的权力。
然而，这样的解释似乎过于简单化了。在叶利钦个人政治理念的演变和他选择民主派作盟友的过程中，民主运动的目标与叶利钦个人对政治权力的追求是不谋而合的，这一点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具有叶利钦这样的苏共高级干部的政治背景、同样转变成民主派的人士多得很，叶利钦只是他们当中的一个而已，不过他转向民主的道路却很有典型性。许多现在的民主派人士当年都是共产党的干部，他们起初往往相信党的关于社会主义理想的宣传，有很强的社会正义感，对腐败的官僚们不满，与这些官僚作过斗争却失败了，甚至遭到降职处份，最后逐渐地放弃了共产主义信念。
叶利钦写过一本字里行间充满了感情的自传，从这本自传中还可以看出，叶利钦接受民主理念，也是一个发生在特定时间里的个人行为，在那段时间里，他正陷入深深的政治上的精神危机之中，正急于转向一个新的信念，民主理念就是在此时此刻一下子让这个后来的俄罗斯总统顿开茅塞的。[12]
只有用叶利钦的民主理念，才能恰当地解释他后来实行的一些政策和做法。例如，叶利钦坚持给俄罗斯的一些共和国(甚至一些地区)广泛的自治权，结果这些自治政策却导致了那些地方的分离主义倾向。人们可以说，叶利钦给这些地区自治权是为了换取地方领导人对他的支持，以便在与戈尔巴乔夫的权力斗争中获胜。但这种说法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当苏联瓦解后叶利钦仍然坚持继续执行这一政策。俄罗斯民主派认为，有必要在俄国实行分权，而且重建俄罗斯联邦应当是在自愿的基础上、由下而上地进行。从逻辑上讲，只有在叶利钦真心诚意地相信俄罗斯民主派的理念的情况下，他才会冒出现分离主义的风险，而坚持不懈地实行给地方共和国或地区广泛的自治权的做法。
2. 从温和民主派转变成激进民主派
在1988年至1991年期间，叶利钦的理念更接近温和民主派。在这一阶段，他的发言更强调社会公正问题，呼吁扫除特权，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准，削减军事和援外开支、从而增加用于医疗、教育、科技事业的资金。那时，他从未用过任何象“振荡疗法”或重工业私有化这样的提法。他的这些政策主张当时是得到全体民主派支持的，不过，民主派中不同倾向的人支持的程度有差别，重点也不一样。有的民主派人士喜欢这些政策中的社会公正诉求，有的则强调自由，希望尽快结束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即使对那些最激进的市场派人士来说，叶利钦也是唯一最有信誉又最现实主义的领袖。
然而，1991年8月之后叶利钦的观点急剧地转变了，他开始全力支持激进市场派和亲西方派，这一转变可能与激进民主派主张让苏联解体有关。激进民主派认为，苏联的解体可以形成对世界上极权主义统治的冲击，同时，如果俄罗斯与苏联的其他共和国分离开来，俄罗斯就用不着再援助这些共和国，可以减轻沉重的财政包袱。这一使苏联解体的设想，正好和叶利钦想让戈尔巴乔夫出局的个人计划吻合了──没有了苏联，自然也就不再会有苏联总统了。
苏联解体后，布尔布利斯─盖达尔政府施政的重心是，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和外交上实行亲西方政策，这与争取西方的援助也有直接关系。对这届政府的负责人来说，由于有西方对这一方案的支持，就比较容易让叶利钦总统相信，这一激进经济改革方案会比渐进的经济改革方案更有效，而且民众的生活水平也不致于下降。他们争取总统支持的努力是成功的，1991年11月，叶利钦宣布，“今后六个月内对每个人来说，经济情况会变坏，但是此后物价就会降下来，市场商品会更丰富，而到了1992年秋天，就会出现经济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改善。”[13]
可是事实证明，这些政策许诺落空了。实际情况和许诺的相反，这场经济改革导致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公、腐败、无法无天、以及多数民众生活水平下降。面对这一情势，那些在苏联时代就把改变社会不公和腐败等现象视为己任、为此而奋斗的温和民主派人士，发现民主化后这些现象反而更加严重，于是，这些温和民主派人士自然就开始批评他们昔日的盟友─总统和政府领导人。
四、激进民主派在政治舞台上的起与落
1. 民主反对派与执政的激进民主派之间相互的尖锐批评
温和民主派的尖锐批评和反对派立场，使得执政的激进民主派与民主反对派的对立日益激化。从自由派--市场派的观点来看，那些温和民主派批评者就好像是民主阵营的内奸，站到了批评改革的“亦红(共产党)亦灰(极端民族主义)”的代表极权统治的旧势力一边；而从民主反对派的观点来看，这些掌权的民主派不过是些假民主派，因为他们继续容忍共产党统治式的社会不公，也无视法律。
过去“民主俄罗斯”团体和“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的“激进民主派”活跃人物、后来成为坚决反叶利钦的“救国阵线”的领导人之一的切诺果夫(Mikhail Chelnokov)就指称，在叶利钦的领导下，过去为了个人前途而加入民主派运动的共产党官僚们现在又官复原位了。[14] 切诺果夫和与他观点相同的人士指责盖达尔那一派人盲目地信奉市场化和私有化原则，而完全不管老百姓的痛苦。他们认为，俄国所发生的这一切的结果，是“摧毁而无创新”。切诺果夫把中国式的渐进私有化伴随着经济增长的模式看做是可选择的道路。[15]
民主反对派对执政的激进民主派的外交政策也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激进民主派的亲西方外交政策令俄国蒙受耻辱。切诺果夫说，“我反对民族主义，赞成所有国家之间就象在商场上那样一律平等。但是，同时我也反对今天在俄国正在发生的那种出卖祖国利益的政策。”[16]
民主反对派和激进民主派双方的理念争辩其实是被政治斗争放大了的。虽然在双方的政治斗争中，一方常常被指责为与共产党或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结盟，实际上，无论是民主反对派还是激进民主派都没有这么做。其实，这两方在俄罗斯民主派的总的理念方面有很多共同之处，但是，在理念争辩中所突显出来的却是各自的差异。
这两派都希望结束苏联的旧制度，创造出一个和西方相似的公民社会。然而，他们对社会变革的看法却差距颇大，结果，在如何实现社会变革的手段问题上出现了尖锐的分歧。那些可以被称为“资本主义市场化支持者”的激进民主派相信，公民社会必须建立在完全的市场经济基础之上，这个社会中私有产权和自由竞争应该居于支配地位；而要尽快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准备在保证社会公平和依法行事方面作出牺牲。而他们的批评者、那些强调社会公正和依法行事的民主反对派，虽然并不完全反对私有化，但是却认为，保护多数民众的利益、保障他们的福利和相对的社会公平，是更高的目标，私有化不应当伴随着民众生活水平的下降。
自从苏共下台和苏联解体之后，这两派显然再也不会象过去那样、团结起来与极权体制作战了，他们的分歧导致了这对昔日的盟友变成了政治对手。
2. 执政的激进民主派:为了施政而偏向威权主义
执政的激进民主派的胜利只是短暂的，恰恰是民主制度剥夺了这批俄罗斯民主派的权力。如前所述，激进民主派是1991年底登上执政舞台的，在民主派成员当中，这一派的理念与多数民众的理念差距最大。戈尔巴乔夫在俄国引进竞争性民主选举制度的结果，并不意味着激进民主派就可以在政治舞台上高枕无忧地稳操胜券了。相反，在1991年以后的多次民主选举的实践中，大众对政治领导人的选择都是不利于这一派的。
这说明，政治民主化之后，大众的政治文化开始通过民主选举制度而对国家的政治前景产生越来越强的决定力。以前，无论是在沙皇时代或苏共政治局统治的年代，国家领导人的政治理念可以完全脱离老百姓的意愿，那时，有的沙皇甚至是几乎不会讲俄语的外国人；领导人也常常可以为所欲为地作出政策选择，而毫不顾及民意。但是，从1989年开始，俄国的民众终于赢得了他们的政治权利，可以通过选择最能反映他们理念的领导人来表达他们的意愿。
激进民主派领导人可能是俄国的最后一批理想主义政治家，他们以为，从极权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老百姓会自然支持这些民主派领导人的“正确”道路，而自己却不必根据选民的意愿调整政策。当这种幻觉很快破灭之后，在激进民主派的领导人当中，对威权主义模式的推崇很快就盛行起来。[17]
老百姓不满上升的最早的信号，就是各级议会选举中反对派势力的扩大。虽然，在一些选区这种现象可以被解释成是共产党势力在议会中还有强大影响，但是，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市议会的选举中反对派势力的扩大就不能这样理解了。在这两个城市的议会里，三分之二的议员是民主派，原来一向支持叶利钦的政策；但是，仅仅在短短的一年里，许多民主派议员就转变成了叶利钦的反对派。
当然，由于行政当局和议会之间的权力划分不清、宪法又不断被修改、而行政当局和议会又都想增加自己的权力，这些因素都可能促成议会议员立场的转变；然而也必须承认，这些议员比行政当局更接近选民，是他们把民众的情绪和意愿带进了立法机关的会场，他们对政府政策的态度和立场的转变，毕竟反映了老百姓的声音。[18] 民意调查也反复证明，叶利钦总统和布尔布利斯─盖达尔政府的声望大幅度下跌。
但是，执政的激进民主派却认为，政府与议会的冲突源于“红色(共产党)和灰色(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的阴谋诡计，所以，就解散了国会和地方议会，想籍此来巩固总统和执政派的权力。同时，由于对老百姓的支持缺乏信心，在政府高层甚至有人提出要终止选举、限制老百姓表达民意的自由。于是，在关于1993年国会选举的总统命令中，叶利钦对选举结果公开化作了某些限制，这导致了大量的选举舞弊事件，在关于宪法的公民投票中尤其如此。然而，民主选举毕竟是民主政治的核心，执政的激进民主派既然还要坚持民主制度，就无法完全取消选举。
3. 盖达尔派出局、叶利钦修订政策
1993年国会选举的结果完全出乎执政势力的意料。俄罗斯民众确实投票反对政府的政策、以及推行这些政策的以盖达尔为首的“民主俄罗斯”政团。[19] 虽然叶利钦总统宣称在1993年秋季的国会选举和那一年12月关于宪法的公民投票中都取得了胜利，但是他还是不得不考虑这个对盖达尔的“民主俄罗斯”政团非常不利的选举结果。叶利钦逐渐了解到，激进民主派的政策并不受民众欢迎，于是他先后解雇了很多政府领导班子中的激进民主派人物，包括布尔布利斯、盖达尔和他们班子里的许多成员。
随着政府领导班子的更新，1993年以后政府的政策逐渐改变了。它不再实行严格的货币主义政策和全盘私有化政策，开始给重工业和集体农庄更多的资助，并且逐步提高了薪资和退休金水平。在外交事务方面，留任的外交部长科济列夫灵活地调整了外交政策，根据总统新的倾向，减少了外交上亲西方的色彩，使他得以在外交部长这个位置上一直坐到1996年。
总的来说，从1992年底开始，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叶利钦逐渐更换了政府领导人，把过去两年中的激进市场化和亲西方的政策逐渐调整得更能为民众接受、更适应俄国政治文化。
结 语
回顾从八十年代中期到1993年俄罗斯的政治发展过程，可以看出，自从苏联共产党下台和苏联解体之后，随着民主派阵营中最激进的市场派和亲西方派上台，一度团结一致的民主派阵营也成为历史。因为，过去维系民主派阵营各种力量的共同信念──终结极权主义的统治，已经因民主化的实现而完成了历史使命。
激进市场化的信念曾一度居于支配地位，但随后在大众政治文化的压力下，主张激进市场化的势力不得不逐步退却。这一趋势并不意味着，激进民主派的理念就此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在某些民主派政治团体的意识形态中，仍然可以听到激进的亲西方、鼓吹完全市场经济的信念，这些政治团体中最有影响力的就是盖达尔领导的“民主俄罗斯的选择”团体，它虽然日益削弱但并没有完全消失。
目前在所有的民主派政党中势力最大的就是“雅布勒戈”团体，许多民主派成员对激进民主派政府的政策失望之后都加入了这个团体，它的政纲代表的是一种比较温和的强调法治的民主派理念。
俄国目前的领导层虽然和真正的民主派的理念及政策主张保持着距离，但却仍然继续宣称自己代表民主势力，也大唱民主的调子。
从比较广义的角度去看，在早期民主运动中形成的民主派理念和观点，对后来俄罗斯政治转型时期的整个政治语言系统具有极大的影响。当年民主运动活跃分子的观点和理念，在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变成了媒体、政治演讲、政党文件和政治学研究的基础概念，甚至今天的俄国共产党的文件也大量接受和运用了民主派的说法。虽然目前在俄国，作为一个整体的民主派已经不再存在，但是苏联时代形成的民主派理念仍然极大地影响着今日俄国的政治过程和政治文化。
【编者注】本文翻译:程晓农。文中标题为编者所加，人物的中文译名参考了中国大陆的常见译法，以方便国内读者。
【注释】
[1] Merle Fainsod，Smolensk under Soviet Rule (London: 1958).
[2] Inkeles，Alex and Raymond Bauer，The Soviet Citizen: Daily Life in a Totalitarian Socie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
[3] Millar，James R.，ed.，Politics，Work and Daily Life in the USSR: A Survey of Former Soviet Citize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
[4] Levada，Yury，ed.，Soviet Ordinary Person: Experience of Social Image at the Boundary of the 90s (Sovetskiy prostoy chelovek: Opyt sotsial'nogo portreta na rubezhe 90-kh)，pp.280-81 (Moscow: Mirovoy okean，1993).
[5] Gibson and Duch，Emerging Democratic Values in Soviet Political Culture，p.87.
[6] Rumyantsev，Oleg，"Several Results of Discussion of Participants in 'Perestroyka' Club (Nekotorye resul'taty oprosa uchastnikov discussii v clube 'perestroyka')." April 25，1988. Unpublished manuscript.
[7] 引自Anthony Arblaster的书Democracy(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1994)，第98页。
[8] Gaidar，Yegor，Gosudarstvo i evolyutsiya (Moscow: Yevraziya，1995).作者给这本书所取的书名《国家与进步》，显然是针对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
[9] 引自V. Sogrin的书，Political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Russia 1985-1994: From Gorbachev to Yeltsin (Politicheskaya istoriya sovremennoy Rossii 1985-1994. Ot Gorbacheva do Yel'tsina) (Moscow: Progress-Akagemiya，1994)，p.118. 在苏联时代，布尔布利斯曾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教了十五年科学共产主义，这位昔日的共产党意识形态“布道者”现在变成了一个民主改革的宣传家，为私有财产唱起了“赞美诗”。
[10] 出处同上。
[11] 出处同上。
[12] 出处同上。关于这一时期的事件，也可参阅Lev Sukhanov的Three Years with Yeltsin: Memoirs of a First Assistant (Tri goda s Yel'tsinym: Zapiski pervogo pomoshchnika)，Riga: Vaga，1992.
[13] 出处同注[9]，第115页。
[14] Mikhail Chelnokov，Russia Without Union，Russia Without Russia(Rossiya bez Soyuza，Rossiya bez Rossii)，p.5 (Moscow: Novaya Svoboda，1994). 与伯布利斯、盖达尔、丘巴依斯以及其他“市场派”的成员不同，切诺果夫本人从未加入过苏联共产党。
[15] 出处同上。
[16] 出处同上。
[17] 例如，布尔布利斯就多次夸赞过智利的经验和皮诺切特将军的政策。他下台以后，仍然对皮诺切特将军推崇备至。
[18] 详见我的文章"The New Russia: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or Authoritarian Regime?" in The Oxford International Review，Vol.3，No.1，1991.
[19] 关于1993年的选情，参见:Stephen White，Richard Rose and Ian McAllister，How Russia Votes (Chatham: Chatham House，1997)；Institute of Politics and Military Analysis(Institut Politicheskogo i Voennogo Analiza)，Elections in the Sixth Parliament: Results and Conclusions(Vybory v shestuyu Gosudarstvennuyu Dumu: Itogi i vyvody) (Moscow: Chetvertyy filial Voenizdata，1996).
人们的行动是受他们的信念影响和指导的。俄国和西方的学者曾经发表过许多书着，介绍俄国民主派的各种活动。但是，却很少有人分析过，这些民主派的信念是什么，他们如何看待世界，他们想要达到什么目标。俄罗斯的民主派虽然彼此之间也有很多分歧，但他们确曾是一个相当紧密的群体，有着共同的信念和价值观。俄罗斯民主派的信念和价值观的形成过程，值得政治学家作专门研究。只有理解了苏联民主派的信念、以及他们的信念与社会大众的信念之间的差别，才能懂得，为什么1991年以来俄罗斯会出现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变化。
笔者以俄国民主派为研究对象，通过观察俄罗斯民主派的社会环境，他们的信念的形成和发展，来分析各类民主派的社会基础和政治特徵、以及从1985年到1993年俄国的政治发展轨迹。在政治学研究中，我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可以被归类为政治文化的研究方法。在研究过程中，我分析了俄国的大量文献，包括相关的书着，民主派成员的文章、公开谈话和回忆录，民主派团体的正式文件等；还专门采访了俄国各地的六十七位民主派成员，他们分别住在莫斯科市、俄国西北部的普斯科夫州、伏尔加流域的卞萨州、南方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乌拉尔地区的奥列恩堡州、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以及远东的沿海边疆区。
一、苏联民众的信念和价值观:民主派的社会环境
在苏联时代，直到苏共统治的最后阶段，大部份苏联学者关于苏联社会和政治文化的描述分析，都因政治原因而或多或少地与事实有差距。西方学者则受到苏联官方的种种限制，无法在苏联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但在西方文献中还是有一些值得回顾的研究成果。
1. 从斯摩棱斯克档案到对苏联移民的民意调查:社会不满广泛存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斯摩棱斯克地区的一部份内务部档案被运到了西方，这些档案包括三十年代后期当地的内务部告密者的许多报告。这些告密者为了在本单位得到提升，就主动充当内务部的“眼线”，密报其同事、邻居的言论行为。梅厄.范塞德(Merle Fainsod)以此档案为基础进行了研究。他注意到，在战前苏联社会中就存在着相当广泛的对苏维埃制度的不满，但是这些不满并未以有组织的形式表达出来。苏联官方的宣传和一些西方学者的看法是，苏联当局成功地缔造了新的“苏维埃人”，而在苏联人人都接受了官方的价值观；但范塞德在研究苏联的政府档案后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的这一发现是个重要的贡献。[1]
在五十年代，阿勒克斯.英克尔(Alex Inkeles)和雷蒙德.鲍尔(Raymond Bauer)组织了美国哈佛大学关于苏联体制的研究计划，采访了大批五十年代前半期移民到美国的原苏联居民(主要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人)，分析了斯大林时代苏联老百姓真正的价值观，于1959年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指出了斯大林时代苏联政治文化的主要特徵。[2]
英克尔和鲍尔发现，苏联社会中相当稳定和持久地存在着一种看法，认为这个社会被分隔成两个主要社会群体，一个群体是统治这个国家的官僚，而所有其他的老百姓则属于被统治的另一个群体。绝大多数被采访的苏联移民完全排斥苏维埃国家的恐怖统治，认为政府应当保障个人权利并依法治国。被采访者几乎人人都认为，公民应该有权利在国内旅行、选择工作、受到法律保护而免于横遭逮捕；大约44％至70％的人觉得布尔什维克比纳粹还坏。当然，如果简单地把这样的比例套用到全体苏联民众中去，可能会夸大了苏联的社会不满的程度。但是，英克尔和鲍尔的研究仍然证实了，早在五十年代，苏联社会中对苏共当局的不满甚至仇视就在明显上升。
2. 苏联民众认同社会主义福利制度、但并不因此而支持政府
但英克尔和鲍尔也惊讶地发现，他们采访过的不少苏联移民在美国已生活了数年，但仍然对苏联社会现实的某些方面相当肯定。一方面，这些原苏联的居民认为，在教育、医疗、福利等方面苏联比美国强；而他们在美国的市场竞争中的生活经历，反而促使他们怀念苏联的福利制度；但另一方面，这些苏联移民并不把苏联的教育、医疗、福利等方面的特点视为共产党统治的成就，而是视之为苏联社会理所当然就应该有的，因此，这些人对苏联社会现实中某些方面的肯定并未转化成他们对苏共统治的认同。
1987年，又一个对苏联犹太移民的调查研究计划(Soviet Interview Project，SIP)的成果发表了[3]，这一研究支持了上述五十年代的部份研究结论，并且显示了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苏联大众的政治信念的演变趋势。在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前期，苏联只允许犹太人移民西方，所以在这个时期移居西方的主要是犹太人。与五十年代“哈佛研究计划”采访的苏联移民相比，七、八十年代的这批犹太移民的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原来居住在城市的比例也高。主持研究计划的美国学者起初估计，这些“知识分子”移民对苏联政权的反感可能会高于五十年代“哈佛研究计划”采访的苏联移民，但是，调查之后却发现，结论并不那么简单。
与“哈佛研究计划”的发现十分类似，“SIP研究计划”也发现，多于三分之二的被采访者对移民之前的工作、住房和公费医疗是比较或非常满意的，多数人认为苏联的教育和医疗制度应该延续下去；半数左右的人认为重工业应该实行国有制；在政治自由方面，大部份被采访者希望在苏联社会中能有更多的自由和权利，但只有少部份被采访者主张公民可以不受干预地公开批评政府。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人和斯大林时代一样，虽然对苏联当局非常不满，也可能认为，苏联的制度相对而言不如西方的好，但是他们却未必十分欣赏西方自由主义的制度主张。他们对苏联当局的不满主要是由于当局无法兑现其意识形态所鼓吹的社会理想。
正如“SIP研究计划”的研究者指出的，上述发现说明，在苏联居民从幼年到成年的成长过程中，他们的社会化过程受到了政府在政治上的严格控制，结果他们的基本信念和价值观念深受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虽然这些被采访者在总体上并不支持苏联当局，但在许多问题上，比如什么应该由政府来提供(如福利制度)、是民众选择并监督政府还是个人服从政府等，他们已经无形之中接受了不少官方意识形态所灌输的观点。在国际关系问题上，苏联民众对官方立场的认同程度甚至更高。他们确实相信，美国政府被一些集团所操纵、要发动一场摧毁苏联的战争；相信西方有一个巨大的阴谋，要阻止殖民地和欠发达国家的独立和经济发展；他们为苏联的强大而自豪，并且相信苏联是世界和平的维护者和弱国、小国的保护者，而且将成为领导世界的力量。
3. 民主化过程中苏联民众的期望
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苏联和外国的学者终于可以开始在苏联组织大规模的独立民意调查，他们的发现基本上与早期对苏联移民的调查结论相似。在苏联开始走上民主化道路的八十年代末期和九十年代初期，新的调查注意到，苏联民众认为，政府的主要弊病是不能提高生活水准和解决社会问题。1989年11月，全苏民意调查中心(VTsIOM)做了一次全国规模的民意调查，当问到“今天苏联公民最缺乏什么”时，大约57％的被访问者认为，苏联公民最缺乏丰富的物质生活，只有不到15％的人认为苏联公民最缺乏政治权利；当访问者要求被访问者列出当前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时，38％的人说是实现丰富的物质生活，29％的人说是建立公正的没有特权的体制，24％的人说是要让农村重新复苏，只有19％的人认为当前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4]
1990年5月，美国教授吉布森(Gibson)和达奇(Duch)在苏联的欧洲部份对民众的政治态度作了抽样调查。他们发现，苏联民众在支持民主政治的时候，政治宽容度比较低，他们只希望给自己争取到自由和权利，但是却不情愿让其他社会成员、特别是那些他们最反感的人也拥有相同的政治权利。[5]
4. 民主派的理念与多数民众的期望之间的差别
俄罗斯民主派与一般社会成员一样，对苏联的当局非常反感。民主派和社会大众都认为，苏联社会被当局分割成两个群体，一个是有特权的官僚，另一个是普通老百姓；官方总是不断宣布各种好听的政策目标，而从来不认真落实，只是一味维护、扩大统治精英的特权。所以，民主派和社会大众都指责苏联当局(特别是它的领导人)要为社会中的种种不幸负责。民主派提出了“新阶级”的理论，认为在苏联是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统治着大众，这一观点深受老百姓支持。因此，在苏联最后的年代中，俄罗斯的民主派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支持。
但是，俄罗斯民主派的主张与老百姓还是有相当大的区别。1988年4月，“改革俱乐部(Perestroyka Club)”在莫斯科组织了一次对两百个民主派活跃人物的调查，当问到苏联改革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时，70％多的被访问者认为，苏联最需要的是社会公正，65％的人强调苏联应当充份尊重个人权利和自由，只有12％的人把提高物质生活水准看作是苏联改革的主要任务。[6] 很显然，民主派对社会公正的要求和老百姓一样强烈，但是，民主派把政治自由化看做是改革的主要任务，而老百姓在总体上虽然并不反对某种程度的政治自由化，却主要是期待着改革能带来更多的物质财富和更高的生活水准。
民主派总的政治目标是实现国家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毫无疑问，老百姓是支持这个目标的。但是，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上，老百姓的看法与激进民主派的理念却有显著的差距。
多数民众认为，在经济领域的某些方面，如农业、轻工业和服务业，旧的体制是明显失败了，现在实行私有化是必要而且可能的；但是，国家对重工业的控制还是必要、应当的，也赞成教育、医疗和福利的国营制度。也就是说，在新体制建设这一点上，公众舆论的看法更接近温和民主派的社会民主党式的经济观点，而与激进的私有化派和西化派观点的距离很大。
当民主派提出一些温和的建议时，如制止权力的“党化”、党的干部必须和老百姓一样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禁止苏共对权力的垄断等，多数老百姓都认为是必要的。但是，当某些最激进的民主派人士提出要取缔苏共、禁止原来的党员干部担任国家职务时，却无法赢得老百姓的支持。因为，老百姓相信，并不是每个共产党员都对国家的现状负有同等的责任。
苏联老百姓对斯大林时代的残暴统治仍然记忆犹新，所以民主派提出的政治口号，如建立法治国家，通过讨论和协商、而不是用暴力和镇压来解决各种社会冲突等，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与此同时，民众往往把改善经济条件看得比获得政治自由更重要，他们更多地是把政治自由理解成改善社会状况的手段而不是自己的基本权利。所以，对苏联老百姓来说，某种程度的政治自由化和解除政府对信息的垄断，都是必要的和受欢迎的，但为了保障社会的整体利益，他们当中的多数也未必会拒绝对政治自由化的一定限制。
在这种背景下，民主派中的一些激进自由派和市场派人士主张不计社会后果地立即推行彻底市场化，就自然很难获得多数民众的坚定支持。而民主派中的温和改革主张或社会民主党式的诉求，则更接近大众的期望，也因此得到了更强有力的支持。
有些有远见的民主派领导人很早就发现了民主派的目标和民众的期盼之间有矛盾。例如，曾任莫斯科市市长的民主派领袖人物之一波波夫就指出，“现在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有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社会，包括要有私有制，而这将是一个经济上不平等的社会......民众长久以来一直倾向于公平和经济平等，但制度转型过程越往前推进，经济现实和大众企盼之间的差距就越尖锐、越明显。”[7]
二、激进民主派与温和民主派:从联手斗争到分道扬镳
1. 俄国民主化后首批政府领导人的背景
1991年春天的俄罗斯议会选举之后，具有民主理念的政治家开始领导俄国，差不多所有的俄国领导人都视自己是“民主派”或支持民主政治的人。
例如，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政府的第一个实际负责人、曾在1992年前期掌握所有克里姆林宫官员任命大权的俄罗斯联邦总统国务秘书根纳季.布尔布利斯(Gennadiy Burbulis)，先前就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民主派团体的成员，在苏共内的“民主政纲(Democratic Platform)”团体、“民主俄罗斯(Democratic Russia)”以及“俄罗斯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 of Russia)”等政治团体中也十分活跃。
伯布利斯选择的经济改革设计师是盖达尔(Yegor Gaydar)，盖达尔先是担任第一副总理，后来又成了总理。盖达尔曾经是一个著名的改革派经济学者，他的观点在民主派阵营中颇为流行。在他的1995年出版的《国家与进步(The State and Evolution)》一书中[8]，可以看到比较系统的亲西方的激进民主派的理念。他把世界刻画成两个对立的系统，即一个建立在私有产权基础上的正常的西方社会，和一个反常的由国有产权主导的东方体系；盖达尔基本上承认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认为历史上俄国文化位于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之间，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想追赶西方文明而未能成功；他把布尔什维克的统治解释为俄国朝东方式传统的历史性倒退，认为现在应该通过取消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和实行快速私有化等手段，完成一次历史性跳跃，从而加入西方文明。
受到尊敬的原莫斯科市长波波夫(Gavriil Popov)和圣彼得堡市长阿纳托利.索布恰克(Anatoliy Sobchak)都曾经是“民主俄罗斯”及整个民主派阵营公认的领袖和理论家。后来成为俄国私有化计划主持人的阿纳托利.丘拜斯(Anatoliy Chubays)在到莫斯科任职之前是在列宁格勒(圣彼得堡)求学、工作，那时他也十分接近民主派的圈子。外交部长安德烈.科济列夫(Andrey Kozyrev)虽然过去不是民主派成员，但在被任命为部长后立刻加入了民主派，而且支持最激进的亲西方立场。他差不多把前苏联外交部的整个领导班子都调整过了，任命了许多他的支持者，其中一些人是民主派，甚至还有一些人过去是持不同政见者。
2. 激进民主派的理念和政策
民主派的领袖人物们在对付苏维埃政权这点上意见一致，但在其他具体政策上却有很多分歧。在1992年春俄罗斯独立后走上舞台的布尔布利斯─盖达尔的政府领导班子的理念，接近民主派阵营中最激进的支持市场化、亲西方的力量。然而，他们的政策与多数民众的信念和价值观却有着相当大的差距。
布尔布利斯曾很清晰地总结了激进民主派的政策目标。他说:“这场改革的社会经济目标就是创造私有产权制度。民众应该生活在一个可以取得并拥有任何私有财产的社会中。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东西比私有财产更符合人类过去几千年来形成的本性。这样的制度不是一种十分理想化的制度，但却是一种正常的制度。它适合于欧洲、亚洲和美洲，但并不抹杀各国的特点。”[9]
布尔布利斯认为，世界各国有一条共同的正常发展道路，不仅俄国应该走这条道路，而且所有落后于发达世界的国家都应当走这条路，而这条道路是和私有产权直接关联的。他的这些观点，在俄罗斯民主派的一部份成员中相当流行。持这一观点的人相信，实行了私有财产制度后，不仅能保证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繁荣，而且能保障政治自由。
例如，后来主持私有化的丘拜斯就说过，“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私有产权基础之上的......如果产权分散在许多所有者手中，那么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无法享有独一无二的权力和机会去命令其他人，也无法随意决定其他人的收入或社会地位之高低......在市场经济中，不会有哪个人的看法能主宰一切、迫使其他人完全服从。一个私有业主在其他人面前的唯一权力就是，他能(或不能)比他的竞争对手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不仅保证了生产资料、资源和资金的更有效的利用，而且也保证了社会成员的自由和公民的独立。”[10]
从上述理念出发，激进民主派希望俄国的外交政策能为迅速推进经济改革服务，所以他们竭力促使苏维埃帝国解体。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在一块较小的领土上，才能比较容易地终结极权统治，有利于推行直接全面的私有化和西方导向的政策。在他们的主导下，俄国的外交政策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采取了一种向西方“一面倒”的亲西方立场，希望俄国能加入西方的文明世界。
1991年8月，民主派击败了苏联共产党的暴动后，外交部长科济列夫就宣布了俄罗斯官方的新外交政策:对过去的那个极权的苏联来说，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是它天然的敌人；而对一个民主的俄罗斯来说，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是她的天然朋友和盟友。
激进民主派也认为，旧苏联的很多法律都过时了，应当敢于突破这些旧法律的束缚。例如，曾任“民主俄罗斯”团体双主席之一的波诺马列夫(Lev Ponomarev)就说过，“要用革命的速度去分配土地和组织工业、商业的私有化......要象叶利钦在政变期间的做法那样行事。是的，他在紧急时刻签署的不少总统政令是违宪的。但我认为这些政令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完全符合政治的需要。”[11] 这种说法的背后其实颇有马克思主义的味道。
一些西方右翼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或许会为激进民主派的政策鼓掌，但是激进民主派却很难指望俄罗斯多数老百姓的支持。布尔布利斯--盖达尔的政府宣称，政府激进改革政策的成功，会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从而让老百姓接受这一政策。实际上，盖达尔的改革策略使政策的走向越来越偏离民意。在老百姓眼里，既然在一个民主派总统的率领下民主派掌了权，那么，老百姓在转型中所受到的种种困苦就应该通通归咎于这些民主派。
3. 激进民主派和温和民主派的分歧
这种情势导致民主派内部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分裂。当苏共下台后，这个全体民主派的共同对手消失了，而过去让民主派团结起来一起斗争的主要目标也随之消失了。民主派内部的各种分歧很快就浮上了台面，激进民主派的一些理念不但得不到温和民主派成员的支持，反而还遭到后者的批评，民主派内的一些派系也从昔日的盟友变成了政敌。一方面，掌权的一派继续坚持推行激进市场化的理想；而另一方面，具有某些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温和民主派成员则开始批评他们，认为激进派背离了社会公正的民主主义理想。这两大民主派系的不同理念和诉求，实际上都是俄罗斯民主派信念和价值观不同侧面的反映。
与激进民主派有分歧的是比较温和的民主派系。后者把社会公正看得比私有化更重要；只支持有限的私有化，希望让国家在经济社会事务中仍然发挥重要的作用；温和民主派想要的只是在原苏联架构内有限地向地方和基层分权，不认为苏联解体是民主化的必要条件，当他们看到苏联的解体摧毁了苏联的经济体系、导致在前苏联的其他共和国里出现了一些民族主义政权后，还希望把前苏联的各部份再联合起来。
在改革过程中，多数民众的生活水平明显下降，社会不公迅速扩大，而政府则被激进(自由)民主派控制，这样温和民主派的理念得到了对现状不满的民意的支持，对激进民主派的施政的批评越来越尖锐，温和民主派实际上变成了民主反对派。叶利钦曾经是全体民主派的领袖，但由于他全力支持激进民主派的政策，温和民主派对这些政策的批评最后也转变成了对叶利钦总统的攻击。
三、叶利钦总统:他的立场和观点的演变
如果不了解俄罗斯民主派各派系的共同理念和分歧，就无法解释叶利钦总统立场观点的演变。早在1988年年中，叶利钦个人的政治观点就可以被视为完全的民主派观点了。这个共产党的前领导人是什么时候、又是如何接受民主派的观点的呢?
1. 从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变成民主派
1987年9月叶利钦向戈尔巴乔夫提交了辞职信，辞去了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1987年10月他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作了发言。这封信和这一发言所使用的语言还完全是常见的共产党式的，没有任何与民主有关的术语或概念。然而，到了1988年夏天，他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以及同一时期接受的几个记者采访，就已经强烈地反映出了民主主义的观点。
叶利钦辞去了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这个有权势的职务、成为政治局里一个没有投票权的委员之后，他转变成了民主派，当时民主派也是唯一准备支持他的政治团体。当然，现在完全可以提出以下的说法(事实上，一些幻觉破灭的民主派成员也确实曾经说过)，即叶利钦之所以接受民主派的奋斗目标，只不过是一种政治策略，以便他在与戈尔巴乔夫的权力斗争中获得民主运动的支持，从而在一种已经出局的状态下重回政治舞台，再次夺得国家的权力。
然而，这样的解释似乎过于简单化了。在叶利钦个人政治理念的演变和他选择民主派作盟友的过程中，民主运动的目标与叶利钦个人对政治权力的追求是不谋而合的，这一点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具有叶利钦这样的苏共高级干部的政治背景、同样转变成民主派的人士多得很，叶利钦只是他们当中的一个而已，不过他转向民主的道路却很有典型性。许多现在的民主派人士当年都是共产党的干部，他们起初往往相信党的关于社会主义理想的宣传，有很强的社会正义感，对腐败的官僚们不满，与这些官僚作过斗争却失败了，甚至遭到降职处份，最后逐渐地放弃了共产主义信念。
叶利钦写过一本字里行间充满了感情的自传，从这本自传中还可以看出，叶利钦接受民主理念，也是一个发生在特定时间里的个人行为，在那段时间里，他正陷入深深的政治上的精神危机之中，正急于转向一个新的信念，民主理念就是在此时此刻一下子让这个后来的俄罗斯总统顿开茅塞的。[12]
只有用叶利钦的民主理念，才能恰当地解释他后来实行的一些政策和做法。例如，叶利钦坚持给俄罗斯的一些共和国(甚至一些地区)广泛的自治权，结果这些自治政策却导致了那些地方的分离主义倾向。人们可以说，叶利钦给这些地区自治权是为了换取地方领导人对他的支持，以便在与戈尔巴乔夫的权力斗争中获胜。但这种说法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当苏联瓦解后叶利钦仍然坚持继续执行这一政策。俄罗斯民主派认为，有必要在俄国实行分权，而且重建俄罗斯联邦应当是在自愿的基础上、由下而上地进行。从逻辑上讲，只有在叶利钦真心诚意地相信俄罗斯民主派的理念的情况下，他才会冒出现分离主义的风险，而坚持不懈地实行给地方共和国或地区广泛的自治权的做法。
2. 从温和民主派转变成激进民主派
在1988年至1991年期间，叶利钦的理念更接近温和民主派。在这一阶段，他的发言更强调社会公正问题，呼吁扫除特权，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准，削减军事和援外开支、从而增加用于医疗、教育、科技事业的资金。那时，他从未用过任何象“振荡疗法”或重工业私有化这样的提法。他的这些政策主张当时是得到全体民主派支持的，不过，民主派中不同倾向的人支持的程度有差别，重点也不一样。有的民主派人士喜欢这些政策中的社会公正诉求，有的则强调自由，希望尽快结束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即使对那些最激进的市场派人士来说，叶利钦也是唯一最有信誉又最现实主义的领袖。
然而，1991年8月之后叶利钦的观点急剧地转变了，他开始全力支持激进市场派和亲西方派，这一转变可能与激进民主派主张让苏联解体有关。激进民主派认为，苏联的解体可以形成对世界上极权主义统治的冲击，同时，如果俄罗斯与苏联的其他共和国分离开来，俄罗斯就用不着再援助这些共和国，可以减轻沉重的财政包袱。这一使苏联解体的设想，正好和叶利钦想让戈尔巴乔夫出局的个人计划吻合了──没有了苏联，自然也就不再会有苏联总统了。
苏联解体后，布尔布利斯─盖达尔政府施政的重心是，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和外交上实行亲西方政策，这与争取西方的援助也有直接关系。对这届政府的负责人来说，由于有西方对这一方案的支持，就比较容易让叶利钦总统相信，这一激进经济改革方案会比渐进的经济改革方案更有效，而且民众的生活水平也不致于下降。他们争取总统支持的努力是成功的，1991年11月，叶利钦宣布，“今后六个月内对每个人来说，经济情况会变坏，但是此后物价就会降下来，市场商品会更丰富，而到了1992年秋天，就会出现经济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改善。”[13]
可是事实证明，这些政策许诺落空了。实际情况和许诺的相反，这场经济改革导致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公、腐败、无法无天、以及多数民众生活水平下降。面对这一情势，那些在苏联时代就把改变社会不公和腐败等现象视为己任、为此而奋斗的温和民主派人士，发现民主化后这些现象反而更加严重，于是，这些温和民主派人士自然就开始批评他们昔日的盟友─总统和政府领导人。
四、激进民主派在政治舞台上的起与落
1. 民主反对派与执政的激进民主派之间相互的尖锐批评
温和民主派的尖锐批评和反对派立场，使得执政的激进民主派与民主反对派的对立日益激化。从自由派--市场派的观点来看，那些温和民主派批评者就好像是民主阵营的内奸，站到了批评改革的“亦红(共产党)亦灰(极端民族主义)”的代表极权统治的旧势力一边；而从民主反对派的观点来看，这些掌权的民主派不过是些假民主派，因为他们继续容忍共产党统治式的社会不公，也无视法律。
过去“民主俄罗斯”团体和“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的“激进民主派”活跃人物、后来成为坚决反叶利钦的“救国阵线”的领导人之一的切诺果夫(Mikhail Chelnokov)就指称，在叶利钦的领导下，过去为了个人前途而加入民主派运动的共产党官僚们现在又官复原位了。[14] 切诺果夫和与他观点相同的人士指责盖达尔那一派人盲目地信奉市场化和私有化原则，而完全不管老百姓的痛苦。他们认为，俄国所发生的这一切的结果，是“摧毁而无创新”。切诺果夫把中国式的渐进私有化伴随着经济增长的模式看做是可选择的道路。[15]
民主反对派对执政的激进民主派的外交政策也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激进民主派的亲西方外交政策令俄国蒙受耻辱。切诺果夫说，“我反对民族主义，赞成所有国家之间就象在商场上那样一律平等。但是，同时我也反对今天在俄国正在发生的那种出卖祖国利益的政策。”[16]
民主反对派和激进民主派双方的理念争辩其实是被政治斗争放大了的。虽然在双方的政治斗争中，一方常常被指责为与共产党或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结盟，实际上，无论是民主反对派还是激进民主派都没有这么做。其实，这两方在俄罗斯民主派的总的理念方面有很多共同之处，但是，在理念争辩中所突显出来的却是各自的差异。
这两派都希望结束苏联的旧制度，创造出一个和西方相似的公民社会。然而，他们对社会变革的看法却差距颇大，结果，在如何实现社会变革的手段问题上出现了尖锐的分歧。那些可以被称为“资本主义市场化支持者”的激进民主派相信，公民社会必须建立在完全的市场经济基础之上，这个社会中私有产权和自由竞争应该居于支配地位；而要尽快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准备在保证社会公平和依法行事方面作出牺牲。而他们的批评者、那些强调社会公正和依法行事的民主反对派，虽然并不完全反对私有化，但是却认为，保护多数民众的利益、保障他们的福利和相对的社会公平，是更高的目标，私有化不应当伴随着民众生活水平的下降。
自从苏共下台和苏联解体之后，这两派显然再也不会象过去那样、团结起来与极权体制作战了，他们的分歧导致了这对昔日的盟友变成了政治对手。
2. 执政的激进民主派:为了施政而偏向威权主义
执政的激进民主派的胜利只是短暂的，恰恰是民主制度剥夺了这批俄罗斯民主派的权力。如前所述，激进民主派是1991年底登上执政舞台的，在民主派成员当中，这一派的理念与多数民众的理念差距最大。戈尔巴乔夫在俄国引进竞争性民主选举制度的结果，并不意味着激进民主派就可以在政治舞台上高枕无忧地稳操胜券了。相反，在1991年以后的多次民主选举的实践中，大众对政治领导人的选择都是不利于这一派的。
这说明，政治民主化之后，大众的政治文化开始通过民主选举制度而对国家的政治前景产生越来越强的决定力。以前，无论是在沙皇时代或苏共政治局统治的年代，国家领导人的政治理念可以完全脱离老百姓的意愿，那时，有的沙皇甚至是几乎不会讲俄语的外国人；领导人也常常可以为所欲为地作出政策选择，而毫不顾及民意。但是，从1989年开始，俄国的民众终于赢得了他们的政治权利，可以通过选择最能反映他们理念的领导人来表达他们的意愿。
激进民主派领导人可能是俄国的最后一批理想主义政治家，他们以为，从极权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老百姓会自然支持这些民主派领导人的“正确”道路，而自己却不必根据选民的意愿调整政策。当这种幻觉很快破灭之后，在激进民主派的领导人当中，对威权主义模式的推崇很快就盛行起来。[17]
老百姓不满上升的最早的信号，就是各级议会选举中反对派势力的扩大。虽然，在一些选区这种现象可以被解释成是共产党势力在议会中还有强大影响，但是，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市议会的选举中反对派势力的扩大就不能这样理解了。在这两个城市的议会里，三分之二的议员是民主派，原来一向支持叶利钦的政策；但是，仅仅在短短的一年里，许多民主派议员就转变成了叶利钦的反对派。
当然，由于行政当局和议会之间的权力划分不清、宪法又不断被修改、而行政当局和议会又都想增加自己的权力，这些因素都可能促成议会议员立场的转变；然而也必须承认，这些议员比行政当局更接近选民，是他们把民众的情绪和意愿带进了立法机关的会场，他们对政府政策的态度和立场的转变，毕竟反映了老百姓的声音。[18] 民意调查也反复证明，叶利钦总统和布尔布利斯─盖达尔政府的声望大幅度下跌。
但是，执政的激进民主派却认为，政府与议会的冲突源于“红色(共产党)和灰色(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的阴谋诡计，所以，就解散了国会和地方议会，想籍此来巩固总统和执政派的权力。同时，由于对老百姓的支持缺乏信心，在政府高层甚至有人提出要终止选举、限制老百姓表达民意的自由。于是，在关于1993年国会选举的总统命令中，叶利钦对选举结果公开化作了某些限制，这导致了大量的选举舞弊事件，在关于宪法的公民投票中尤其如此。然而，民主选举毕竟是民主政治的核心，执政的激进民主派既然还要坚持民主制度，就无法完全取消选举。
3. 盖达尔派出局、叶利钦修订政策
1993年国会选举的结果完全出乎执政势力的意料。俄罗斯民众确实投票反对政府的政策、以及推行这些政策的以盖达尔为首的“民主俄罗斯”政团。[19] 虽然叶利钦总统宣称在1993年秋季的国会选举和那一年12月关于宪法的公民投票中都取得了胜利，但是他还是不得不考虑这个对盖达尔的“民主俄罗斯”政团非常不利的选举结果。叶利钦逐渐了解到，激进民主派的政策并不受民众欢迎，于是他先后解雇了很多政府领导班子中的激进民主派人物，包括布尔布利斯、盖达尔和他们班子里的许多成员。
随着政府领导班子的更新，1993年以后政府的政策逐渐改变了。它不再实行严格的货币主义政策和全盘私有化政策，开始给重工业和集体农庄更多的资助，并且逐步提高了薪资和退休金水平。在外交事务方面，留任的外交部长科济列夫灵活地调整了外交政策，根据总统新的倾向，减少了外交上亲西方的色彩，使他得以在外交部长这个位置上一直坐到1996年。
总的来说，从1992年底开始，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叶利钦逐渐更换了政府领导人，把过去两年中的激进市场化和亲西方的政策逐渐调整得更能为民众接受、更适应俄国政治文化。
结 语
回顾从八十年代中期到1993年俄罗斯的政治发展过程，可以看出，自从苏联共产党下台和苏联解体之后，随着民主派阵营中最激进的市场派和亲西方派上台，一度团结一致的民主派阵营也成为历史。因为，过去维系民主派阵营各种力量的共同信念──终结极权主义的统治，已经因民主化的实现而完成了历史使命。
激进市场化的信念曾一度居于支配地位，但随后在大众政治文化的压力下，主张激进市场化的势力不得不逐步退却。这一趋势并不意味着，激进民主派的理念就此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在某些民主派政治团体的意识形态中，仍然可以听到激进的亲西方、鼓吹完全市场经济的信念，这些政治团体中最有影响力的就是盖达尔领导的“民主俄罗斯的选择”团体，它虽然日益削弱但并没有完全消失。
目前在所有的民主派政党中势力最大的就是“雅布勒戈”团体，许多民主派成员对激进民主派政府的政策失望之后都加入了这个团体，它的政纲代表的是一种比较温和的强调法治的民主派理念。
俄国目前的领导层虽然和真正的民主派的理念及政策主张保持着距离，但却仍然继续宣称自己代表民主势力，也大唱民主的调子。
从比较广义的角度去看，在早期民主运动中形成的民主派理念和观点，对后来俄罗斯政治转型时期的整个政治语言系统具有极大的影响。当年民主运动活跃分子的观点和理念，在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变成了媒体、政治演讲、政党文件和政治学研究的基础概念，甚至今天的俄国共产党的文件也大量接受和运用了民主派的说法。虽然目前在俄国，作为一个整体的民主派已经不再存在，但是苏联时代形成的民主派理念仍然极大地影响着今日俄国的政治过程和政治文化。
【编者注】本文翻译:程晓农。文中标题为编者所加，人物的中文译名参考了中国大陆的常见译法，以方便国内读者。
【注释】
[1] Merle Fainsod，Smolensk under Soviet Rule (London: 1958).
[2] Inkeles，Alex and Raymond Bauer，The Soviet Citizen: Daily Life in a Totalitarian Socie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
[3] Millar，James R.，ed.，Politics，Work and Daily Life in the USSR: A Survey of Former Soviet Citize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
[4] Levada，Yury，ed.，Soviet Ordinary Person: Experience of Social Image at the Boundary of the 90s (Sovetskiy prostoy chelovek: Opyt sotsial'nogo portreta na rubezhe 90-kh)，pp.280-81 (Moscow: Mirovoy okean，1993).
[5] Gibson and Duch，Emerging Democratic Values in Soviet Political Culture，p.87.
[6] Rumyantsev，Oleg，"Several Results of Discussion of Participants in 'Perestroyka' Club (Nekotorye resul'taty oprosa uchastnikov discussii v clube 'perestroyka')." April 25，1988. Unpublished manuscript.
[7] 引自Anthony Arblaster的书Democracy(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1994)，第98页。
[8] Gaidar，Yegor，Gosudarstvo i evolyutsiya (Moscow: Yevraziya，1995).作者给这本书所取的书名《国家与进步》，显然是针对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
[9] 引自V. Sogrin的书，Political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Russia 1985-1994: From Gorbachev to Yeltsin (Politicheskaya istoriya sovremennoy Rossii 1985-1994. Ot Gorbacheva do Yel'tsina) (Moscow: Progress-Akagemiya，1994)，p.118. 在苏联时代，布尔布利斯曾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教了十五年科学共产主义，这位昔日的共产党意识形态“布道者”现在变成了一个民主改革的宣传家，为私有财产唱起了“赞美诗”。
[10] 出处同上。
[11] 出处同上。
[12] 出处同上。关于这一时期的事件，也可参阅Lev Sukhanov的Three Years with Yeltsin: Memoirs of a First Assistant (Tri goda s Yel'tsinym: Zapiski pervogo pomoshchnika)，Riga: Vaga，1992.
[13] 出处同注[9]，第115页。
[14] Mikhail Chelnokov，Russia Without Union，Russia Without Russia(Rossiya bez Soyuza，Rossiya bez Rossii)，p.5 (Moscow: Novaya Svoboda，1994). 与伯布利斯、盖达尔、丘巴依斯以及其他“市场派”的成员不同，切诺果夫本人从未加入过苏联共产党。
[15] 出处同上。
[16] 出处同上。
[17] 例如，布尔布利斯就多次夸赞过智利的经验和皮诺切特将军的政策。他下台以后，仍然对皮诺切特将军推崇备至。
[18] 详见我的文章"The New Russia: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or Authoritarian Regime?" in The Oxford International Review，Vol.3，No.1，1991.
[19] 关于1993年的选情，参见:Stephen White，Richard Rose and Ian McAllister，How Russia Votes (Chatham: Chatham House，1997)；Institute of Politics and Military Analysis(Institut Politicheskogo i Voennogo Analiza)，Elections in the Sixth Parliament: Results and Conclusions(Vybory v shestuyu Gosudarstvennuyu Dumu: Itogi i vyvody) (Moscow: Chetvertyy filial Voenizdata，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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