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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过期期刊 MCS 2000 Issue 4 评中国九十年代的“新左派”
期刊 过期期刊 MCS 2000 Issue 4 评中国九十年代的“新左派”
评中国九十年代的“新左派”
二十世纪最后十年中国思想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事是知识界内的大争论。先是出现了新左派思潮并引起了广泛的批评，然后是自由主义思潮正式露面并引发了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对峙。这场争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兴趣，2000年初即有好几本相关的资料汇编陆续出版。作为当事人之一，我感到不少人对这场争论的起因、过程、实质以及双方分歧并无清楚、确切的了解。比如，有人认为，自由主义是强调个人自由的，而新左派则在强调社会公正；自由主义者争取的言论自由不过是反映了知识分子的要求，而新左派提倡的经济民主则代表了工农大众的利益。我认为，这种混乱不确的认识只表明了某种话语策略的成功。我愿在此阐明自己的看法，偏颇和成见在所难免，祈望各方指正。 新左派思潮的出现背景
新左派思潮因何而生?为什么它与自由主义的论争会成为九十年代中国思想界的重要景观?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把九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思想学术论争格局及社会生活两方面的变化作一说明与比较。
首先是争论场地的转移。在八十年代，党内高层思想路线的分歧与理论界、社会上的观点对立是贯通一气、互相呼应的。而在九十年代，由于有邓小平“不争论”的指示，党内或官方体系里的意识形态对立很少张扬（当然也偶有发生，例如老左派的一系列“万言书”与《交锋》等作品的论争），这样知识界内部的争论便突显出来了。
其次是争论内容的更替。八十年代的争论主要表现为革新与保守的对立，党内理论界表现为教条的马列主义与政治新思维之争，党外文化界表现为中西文化大讨论。而在九十年代里，交锋的基本阵线是现代与后现代、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人们不再满足于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思考和争论，更关注制度安排、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过程之类的现实问题。一批人文学者从哲学、历史、文学、思想史领域转入社会学或社会批判。有人认为，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国的思想界有一个从哲学─美学到社会学的转向。
在八十年代，革新派知识分子中的主导倾向是对“五四”新文化和启蒙运动的继承与宏扬，与“五四”时一样，反专制、反封建是主要议题，批判自身传统，了解和借鉴西方学理蔚然成风。而在九十年代，风向发生了逆转。1989年的“六四”风波后，在批“全盘西化”（甚至具体到对电视系片《河殇》进行大批判）的指导方针之下，学习和借鉴西方学理变成了清理与批判西方的理论观点，而反专制、反封建的主题则变成了反西方资本主义。与此同时，在八十年代后期传入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则乘机急剧滋生，以前人们接触的是值得仰慕的西方主流文化，而现在却开始流行暴露西方弊病、消解西方价值的西方非主流观念。
反专制、反封建从中心话题变成了禁忌，有人被迫暂时沉默，而在另一些知识分子看来，这已经不是可以继续做下去的学问，而是直面现实的勇气和耐性的问题。痛感的尖锐性与求变的迫切性经不住时间与日常生活的消磨，迟早会松驰下来。文化人求生和求新的本能驱使人转换话语。中国的现实并无根本变化，需要改变的是立场和视角。许多人自觉不自觉地把中国当成了另一个中国──与八十年代、与1989年不同的中国──来对待。这样，西方知识分子的思维套路就成了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模式，尤其是当代西方左派对西方和全球问题的诊断也被用来分析中国问题，于是中国的问题就被当成美国或西欧的问题来看待。
在政治问题不得不暂时被悬置起来的同时，中国的社会问题却日益凸显出来。权力肆无忌惮地将自己变换为金钱，民间资本若不投靠和寄生于权力其运作就寸步难行，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对许多人而言，金钱（资本）作为第二种恶已变得比第一种恶更难于忍受。知识分子开始认真考虑中国的发展方向问题。中国的问题究竟根源在哪里？不同的知识分子给出了不同的诊断。对于被称为（或自称为）自由主义派的人而言，他们始终没有忘记政治问题。他们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强调法治，希望以此来制衡权力、规范市场经济。他们的问题意识可以概括为新情况、老问题。而与之对立的新左派的基本看法是，中国的问题已经演变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国家和社会的危害，因此中国的出路在于对抗世界经济的现存格局，走出一条任何现存文明形态都没有走过的创新之路，至于此类企图的启发和激励，则可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一类毛泽东晚期的理论和实践中寻找。1999年爆发的民族主义狂热，使敌视西方阵营的新左派思潮在气势和舆论上占了压倒性优势。 曲解国情和所谓的“制度创新”
新左派的致命缺陷之一是背离中国的现实，为了得出自己预先设定的结论或施展刚刚学到的西方左翼思潮的某些最新学理分析，就歪曲和割裂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将之强行纳入自己设想出来的所谓“理论框架”。九十年代初，甘阳和崔之元曾指责中国的知识界主流迷信西方的经验，是“制度拜物教”。他们认为，若把西方左翼思潮的某些最新学理与自己从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中发掘出来的制度“创新”因素相结合并发扬光大，就能轻而易举地指导着中国超越西方的现代性。但是，如果把他们的高论与中国的现实相对比，却往往只能使了解国情的学者产生令人哭笑不得之感。
比如，甘阳认为，中国乡镇企业具有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模式意味着，“华夏民族从农业社会转入工业社会，或许可能创造不以彻底摧毁乡土社会为代价的历史经验。果如此，这不仅对华夏民族‘生活世界’之历史延续具有无可估量的意义，而且将是对人类文明史的莫大贡献。......中国乡镇企业所提出的问题，毋宁应该看作：中国现代性对西方现代性的挑战，并正在形成对西方现代性的一种alternative。”[1]
虽然甘阳自我标榜为做过“对乡土中国的大量经验研究”，但他对中国农村社会和乡镇企业运作的现实之理解却实在是浮于浅表。真正从事过田野调查、在实证考察基础之上慎重地归纳出结论的众多“三农（农村、农民、农业）”问题专家及许多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都指出，中国乡镇企业形成“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特徵的主要原因，其实植根于半个世纪以来设立的户籍管制，即不允许农民改变身份。在这种体制下，中国的社会里最基本的分野就是城乡二元化，全部人口被分成了“有城市户口者”和“农民”两个等级，各自在居住、求职、受教育、医疗、福利等各方面享受完全不同的待遇。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的结果，“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既非最好的经济组织形式，更非广大农民的心愿。尽管各地出现了众多的乡镇企业，但近年来城乡收入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更加扩大，乡镇企业本身度过了初创期的兴旺之后也陷入了制度、技术、资金等种种瓶颈。数千万农民不顾艰难险阻涌入城市，形成震动全国的民工潮，充份说明了目前试图把农民束缚在乡土上的农村发展模式是如何受到亿万农民的抵制的。[2]
当然，指出乡镇企业发展中的实质性难题并不意味着否定其成就，与农民以往的那种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相比，乡镇企业无疑给农民带来了新的机会和收入。同时，要立即全面、彻底地取消城市/农村的身份差别，现实上也有困难。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触及中国农村问题的实质，即从农民自身的利益和中国农村发展的前景来看，取消农民的次等国民身份制显然是无可回避的必要使命。前不久中央政府在允许农村人口取得城市户口方面松动了很小的一步，立即被各方人士欢呼为中国改革户籍制度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举措，可见对于什么是文明和进步，人们心中是有数的。但我们也确实看到，有些学者不顾事实，把数亿中国农民的苦楚和无奈当成取代西方文明的生发点，在境外的校园中畅想着自己如何洞见了落实文化中国的历史机遇，实在是令人觉得其高妙远离了世间。更值得玩味的是，这样的学者却把自己标榜为持“平民”立场的知识分子，而把与自己对立、更关心农民疾苦的另一派知识分子说成是津津乐道于“不平等的自由”的贵族派，天下还有比这更滑稽的事情吗?[3]
崔之元也喜欢谈论乡镇企业，他是要说明，大跃进固然不好、失败了，但其中也包含了相当的“合理因素”，而乡镇企业的出现即为其证。[4] 但他对下列事实却不作解释：为什么大跃进、人民公社使乡镇企业办不下去，而只有在彻底否定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做法之后，乡镇企业才有突飞猛进?他为了给人民公社评功摆好，甚至把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的村民自治也归功于人民公社的功劳：“1958年后建立的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虽然不如今天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灵活，但也为今天的村民民主自治奠定了重要基础：首先，土地的集体所有，为乡村的民主自治切切实实创造了有利的前提……其次，现在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双层经营’，并非简单地分田单干，乡村公共建设、产前产后服务等‘集体层’更趋重要，各家各户在为乡村公共财政交纳税费时，必然同时要求政治参与监督，从而为乡村民主自治提供了物质利益动机。”[5]
对稍微了解一些中国现实的读者来说，崔之元的上述议论都很难让他们不目瞪口呆。大跃进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农民最没有自主权的日子，那时他们吃饭只能去公共食堂、很多时候连夫妻都必须分开住，日常行动高度集体化、军事化，常常半夜都不能休息，而被迫打着灯笼搞大会战；不论上级的命令多么荒唐（比如种薯要挖地三尺、插秧株距3寸、砍光树木去大炼钢铁），农民们都得无条件地执行，不然就会被捆绑、斗争、监禁。正是因为农民被彻底剥夺了任何权利，连威胁到他们基本生存的命令都无法抗拒，结果造成了三千万以上的人活活饿死。后来的人民公社体制虽然稍有松动，但农民和生产队连种什么庄稼、什么时候种的决定权都没有，村民们甚至连养猪养鸡都会被套上“资本主义尾巴”的帽子而受到限制，如果真能允许农民实行村民自治，农民们恐怕早就抛弃了人民公社，根本等不到1978年。人民公社明明是彻底剥夺农民自主权利的制度，崔之元却硬要把它解释成“为村民自治奠定了重要基础”，如此奇怪的结论没有任何事实基础。或许崔之元以为，民主自治的唯一阻碍是私有财产和金钱势力，公有或集体所有制才是民主自治的前提；没有了公有制，就会出现“印度地方选举常被大地主操纵”的情形；凡是没有金钱作祟的地方，就一定有民主自治。那么，怎么理解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呢?崔之元似乎忘了，只有当人们的生产资料和财产有了保障，他们才可能有自由、民主、自治。
中国目前的村民自治虽然与分田到户后的新形势有某种必然联系，但归根结底还是国家“给”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重建农村社会控制机制的一环。它完全不能遏制乡镇基层干部对农民的横征暴敛，名目繁多的税款、集资、摊派年年加码。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严禁滥收费、乱摊派，而这种命令却收效甚微，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民因乡镇干部乱摊派和强行收费而与后者发生冲突。这些现象说明，即使农民在选举村干部时有参与监督的意识，但他们所选举的只不过是必须听命于乡镇党政机关的村干部，农民们远未获得真正当家作主的权利，更谈不上运用民主自治的手段来保护自己的物质利益。崔之元全然不顾这些事实，简单地搬用西方国家的一些观念，如英国近代中产阶级抗争皇权的口号“无代表、不纳税”和现代美国公民的“纳税人意识”，就武断地给中国当前的村民自治套上一种物质利益驱动机制的解释，似乎村民为公共财政纳了税，就必然地具有了参与政治监督的条件和可能。这样的解释不但因远离现实而显得荒唐可笑，而且还有失严谨的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 中国已进入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了吗?
中国新左派的立论基础之一是，中国已进入和西方国家相似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可以直接把西方左翼思潮对这一制度的批判套用到中国来。汪晖曾力图证明，九十年代里中国的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成了一个市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政府的职能、知识分子的功能及与政府的关系变了，知识分子的批判对象也应当改变。他说，“在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导致市场社会的基本形成和三资企业占据国民生产总值一半以上的时候，我们也已经不能简单地将中国社会的问题说成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在资本活动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历史语境中，政府和其他国家机器的行为和权力运作也已经与市场和资本活动密切相关，从而也不能简单地从政治角度来分析。”[6] “在迅速变迁的历史语境中，曾经是中国最具活力的思想资源的启蒙主义日益处于一种暖昧不明的状态，也逐渐丧失批判和诊断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能力……中国的启蒙主义面对的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化的社会；市场经济已经日益成为主要的经济形态。”[7] 他认为，新启蒙思潮已呈历史性衰落之势，因为它把批判的视野局限于国家的内部社会政治事务，特别是国家行为，而未及时把对国家专制的批判转向剖析市场条件下国家行为的变化，因为对中国问题的诊断必须同时也是对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及其问题的诊断。[8] 汪晖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九十年代里中国知识界的主流未全力以赴地批判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所以丧失了其批判性社会作用。
这一立论基础能成立吗？中国社会是否已变成市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个关系到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国情的问题上，我与汪晖有明显分歧。我曾经指出过，不能信口开河地判断一个社会的性质和形态，要把今天中国的社会界定为市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必须有充份可靠的数据和事实，是需要经过大量实证研究来证明的。但汪晖的文章在给出以上的判断之前，除了提到“三资企业占据国民生产总值一半以上”之外，并没有任何其他论据，而这一统计数据又是完全错误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在汪晖发表文章的1997年，社会总投资里国有经济占52.5％、外商投资占7.8％、港澳台投资3.8％；就业人口中农民占71％、国有部门员工占15.9％、外商投资占0.4％、港澳台投资占0.4％。中国从未公布过国民生产总值中三资企业的比重，而根据上面提到的投资和就业数据可知，三资企业的投资占全国总投资的11.6％，就业仅占全国就业人口的0.8％。从常识判断就可估计到，三资企业凭借如此少的劳动力和投资，是不可能生产半数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显然，汪晖使用一个完全错误的统计数据得出的立论是无法成立的。何况，从制度架构上看，时至今日，中国的宪法条文中只提到保护社会主义公有财产，尚未确认私有财产不可侵犯。[9] 汪晖有什么依据能让人相信，中国的社会已经是市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了呢？
然而，正是在这个没有可靠根据的断言的基础上，汪晖提出，由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改变，政府的职能和行为也发生了转变，因此，在九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批判矛头应从以往针对政治专制而及时地变成针对市场经济、以及正深刻地影响中国的世界资本主义。在汪晖看来，八十年代的启蒙思潮、九十年代的自由主义、甚至近一百年来中国的启蒙思潮及一切反封建、反专制、提倡学习西方、走现代化之路的主张，都是“现代化的意识形态”[10]或“现代化的目的论世界观”[11]。而他自己的观点则实际上可以被视为一种反现代性的立场，尽管他很策略地加以掩饰，把自己的看法形容成主张不要单纯地、教条地肯定现代性，而是把现代性看作一种悖论、一种充满矛盾的结构。正是这种反现代性立场，给汪晖提供了一个异乎于启蒙派知识分子观察和评判中国现代化历程的独特角度，他就是据此来评论八十和九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思想状况，乃至马克思、毛泽东的学说的。他认为，除了崔之元、甘阳的“制度创新”说以外，其他所有的主张，不论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不论是有影响的还是影响甚微的，都有致命的缺陷，因为它们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认可现代性的预设。[12]
问题在于，当汪晖从这种事先设定的反现代性立场出发，力图否定西方的现代化话语用于中国的适当性，向近代和当代几乎每一种社会思想和立场发出质疑、挑战和批判时，却从不正面回答，他这种袭自西方左翼学派的反现代性立场和观点，就一定适合于阐释中国的问题吗？汪晖除了引述福柯(Michel Foucault)、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阿明(Sanmir Amin)和华伦斯坦(Immannuel Wallerstein)等人的观点之外，从未试图证明，这些西方学者的论述在多大程度上与中国的历史语境相关，似乎把这些话语全盘照搬到中国问题的研究中来，是天经地义地自然适切的。
因此，有人认为，当中国的学者之间的论争不断演进时，往往会不可避免地变成“代理人战争”，即论争各方都竭力援用西方的学理资源，将其用于说明中国的问题，从而把自己摆在西方某家某派的中国代言人的位置上，进而反驳或捍卫西方某人或某派的观点。我不否认，这种“代理人战争”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尽管我认为，思想界的“代理人战争”对中国的现代化并不是很重要）。在新左派与其他学者的论争中，崔之元通常是把自己的西方学理来源──新进化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法学等──交待得一清二楚；而汪晖则不同，他似乎更喜欢从事隐蔽的“代理人战争”，所以不愿意明确地说明他实际上所代表的西方左翼学派。笔者接下来通过简短的历史考察与对比分析说明，中国的反现代化思潮（包括汪晖的最新主张）并不正确。 现代性与批判精神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思想倾向是以现代化为导向的，但由于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始于列强侵略时期，因此人们对西方的疑虑和对现代性的疑虑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可以同意汪晖的这种看法：“对现代性的质疑和批判本身构成了中国现代性思想的最基本的特徵”，“‘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是晚清以降中国思想的主要特徵之一。”[13] 这种特徵的主要内容就是反对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倾向。诚如艾恺(Guy S.Alitto)所指出的：“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几乎永远是反现代化思想家们思想中的构成部份。这相当自然，因为不管左派或右派的批评在经济思想的领域常有重叠的地方，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是他们共同的敌人。在中国关于社会主义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二十世纪中所有重要的思想家与政治领袖──包括共产党、国民党、孙逸仙及其他小党，以及较次要的人物如阎锡山、冯玉祥、胡汉民等等，都没有例外地全部提倡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事实上，不管其意识形态的倾向如何，中国的人物几乎无人提倡任其自为的资本主义。”[14]
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现代性主流话语（即对个人自由、私人财产、市场经济、宪政体制（法治、权力制衡）的肯定）往往被视为资本主义的概念，而各种牌号的社会主义对此都在不同范围和程度上持反对态度，愈是激进、正统的社会主义，其反对就愈激烈、全面、彻底。但历史事实证明，正是那种斯大林、毛泽东牌号的社会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经济的无效率、人民的贫穷、个人迷信、个人专权、法制被践踏、人身安全的丧失，这一系列惨痛经验使中国人不得不重新考虑历来遭到否定的那些价值，进而认识到现代性主流话语的普遍意义。即使是力倡“四个坚持”的邓小平也主张，要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中国当代的思想解放，如果剥去七十年代末倡导它时的意识形态外衣，实质上就是重新认识和认同以往被批得臭不可闻的名为“资本主义”、实为人类文明中具有普世意义的东西。可是，崔之元在“制度创新”的名义下所提倡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其主张的方向却刚好相反。我不知道他的口号在美国是否有新意，在中国，却是阎锡山、胡汉民者流都可以接受的。汪晖则力图表明，他与那些只有简单的、整体性思维的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看到了现代性的异质性，但他所强调的、并认为具有正面意义的并不是肯定现代性，而是对现代性的批判。他说：“现代性的冲突结构恰恰是现代性迄今仍然具有某种活力的原因，但是，这种内在活力恰恰来自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冲击本身。”[15]
汪晖的这些说法中有不少偏误，需要作认真的辩析。首先，他把发生在现代西方社会中的所有反抗运动都视为反现代运动，这是一种混淆。事实上，许多重要的社会进步运动本是争取、而不是否定现代性的运动。现代性在西方社会并未走到尽头，它还是未竟之事业。即以美国黑人争取民权的运动为例，当马丁·路德·金作那个著名的讲演“我有一个梦”时，他授引的难道不正是美国当初的立国理念吗?他是想真正实现这些理念，还是主张摧毁这些理念，是非自不难辩。当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和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支持阿拉巴马州的黑人学生到被一些白人把持的学校上学，甚至不惜派军队保护黑人进校时，当约翰逊总统终于通过了平等权利法案时，这不也是西方现代国家（资本主义政权）在强行推行自己的价值吗?难道应当把这帮大人先生归为社会主义者，是企图与黑人联手打倒资本主义吗?
其次，汪晖虽然承认现代性的反思和批评是从现代性自身中孕育出来的，但他却不愿进一步承认，在已有和现存的各种结构中，只有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才是唯一为批判自身提供条件的结构。马克思当年就是在资本主义的“心脏”锻造着为资本主义掘墓的思想武器并得以发表；与此成鲜明对照的是，身处后极权体制下的哈维尔（Vaclav Havel）却因谈论了后极权时代政治而入狱。现代性，不论是作为观念还是制度性安排，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不断受到批判。观念文化上的批判往往是充满活力、引人入胜、发人深思的，但其基本的政治理念和制度安排，如人权、自由、民主、自由经济、法治等却经受住了时代变迁和历史发展的考验。正是这些东西创造了各种思潮（包括反现代化思潮）充份表演的平台。我们可爱的新左派朋友现在鼓足了劲批判现代性和资本主义，却从来不提，正是他们的批判对象为他们提供了批判的条件，因为不仅中国新左派的思想资源是从西方的新左派那里得来的，而且只有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而不是在大跃进、文革时代），才出现了他们得以表现的论坛。
第三，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社会作用确实是批判，但在当前的中国应当如何发挥这一作用，着力批判什么呢？批判现代性是第一要务吗？中国的反现代性和社会主义传统是如此根深蒂固，令人忧虑的恐怕并非其失之太弱，而是过份强大。当然，未来一旦现代性在中国业己充份确立甚至过份成熟时，它的负面作用会暴露出来，自然需要警惕和批判。但在今天的中国，人权、自由、民主、自由经济、法治等似乎还根本未占据主导地位，而新左派就拼命地要把这些萌芽状态的观念打压下去，究竟是为了什么目标呢？如果他们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为模仿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只想重复从尼采到海德格尔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那倒也罢了。但他们现在的兴趣实际上是在中国今后的制度安排方面，他们对按照现代性的基本理念建造一个新体制百般挑剔和指责，同时除了批判与解构之外，根本拿不出任何建造另一个更好的制度的可行方案。或许，新左派们可以自豪地宣称，他们之所以如此主张，是有特别的未雨绸缪的远见。但是，这就象此间大晴，却因“人家美国有好多人在打伞”而主张现在就撑开雨伞一样，不是太可笑了吗?!再往深处思考，还令人想起这么一则政治笑话。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苏联人争论谁的国家制度好、更民主，美国人说：“我们可以喊打倒里根总统，你们能么?”苏联人不假思索地回答：“这怎么不能，我们当然可以喊打倒里根总统。”在北京大骂美帝国主义、在美国的大学讲台上大讲资本主义不民主，这与在莫斯科高喊打倒里根总统有什么区别?难倒这就是中国的新左派所主张的批判精神?这不是与他们师从的西方左翼思潮的真正风格相离太远了吗？ 评新左派的学风
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既令人瞩目，又令人失望。许多人认为，虽然双方分歧严重，但既然讨论涉及到中国要不要现代化、要什么样的现代化、以什么方式实现现代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争论的双方就应心平气和地以学者的风度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使讨论深入下去。可惜，目前双方争论的水准和气氛并不能令人满意，从根本上说，这与参与者的整体思想学术素养不高有关，有待包括笔者在内的人今后努力提高的。下面用事实说明这一点，这里涉及到中国新左派的学风，如此做决不意味着我本人或与我观点一致的人就没有学风问题，只是希望指出相关的问题，以利于当事人自省、笔者自勉，求得学术争论水平之提升。
在这一争论中，自由主义者被反复指责为只关心个人自由、知识分子或富人的自由，而不关心弱者的权利、不要社会公正，甚至替腐败辩护。例如，甘阳说：“今日许多对自由主义的高谈阔论主要谈的是老板的自由加知识人的自由，亦即是富人的自由、强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16] 他还说：“确切地说，自由主义或‘英美自由主义’在今日中国基本已成为反对民主的一种变相说法，似乎民主越少，自由就越多；大众参与越低，个人就越有保障；积极自由越小，消极自由就越大。”[17] 他认为，中国版本的自由主义是：“民主是奢侈的，平等更是罪恶的，反倒是弱肉强食成了自由主义的第一原则。”[18] 这种说法被重复多次后，不免令一些支持或同情自由主义的人也觉得，自由主义有不关注社会公正的缺陷。但我从未发现以上指责有文本根据，甘阳的攻击既多又猛，但从未指出究竟是谁、提过什么样的主张，其他新左派学者的抨击也从无具体引证。这种“只指控、不举证”的做法是新左派学风上的通病。事实上，我可以明确列出自由主义者所发表的强烈主张社会公正的文献根据[19]，其中一些文章就是备受新左派攻击的朱学勤和笔者本人写的。我现在倒想反过来问一下新左派朋友们，在你们把社会公正问题当棍子打自由主义之前，有多少文献或事例证明，你们曾认真研究或阐发过这个问题，为社会公正大声疾呼过?
下面以新左派的三位代表人物之其他议论为例，进一步分析学风对这一争论的不良影响。崔之元的学风问题是卞悟与之论争时立刻就觉察到的。卞悟曾指出：“崔先生在与美国人用英文合写的文章中盛称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与农民结成‘夥伴关系’并百般‘帮忙’，但在以汉语写的批驳我的文章中却又说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弃农民于不顾，即使偶有帮助也是非‘常态’的‘短期结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20] 与美国人合作、用英文写的文章夸美国政府，而面向中国读者的中文文章却说美国政府不好，论者自然会质疑崔之元的写作动机。即令并无动机之疑，论者也不能在同一场论战中“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再以崔之元的引起广泛争议的“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一文为例，说明崔在讨论学术问题时如何缺乏应有的严肃认真的态度。此文胡征乱引、借以吓人，极尽东拉西扯之能事，论据与论点无关甚至矛盾，逻辑混乱，曲解事实之处俯拾皆是。他力图引证新进化论，说明被证明为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可能复活、因此“自然选择、适者生存”并非是永远的结果时，却以用基因重组技术可造出长牙齿的鸡为例，说明不能简单否定中国的大跃进、农业学大寨，其中含有合理因素、应继承发扬。这一论证方法犯了一系列不该犯的错误。第一，他把“遗传信息”等同于“合理因素”，这是荒唐的。希特勒的“遗传”信息在今日欧洲新纳粹那里显现，这决不能证明法西斯主义的合理性。第二，他的论题是“自然选择”，例证却是实验室里的人工试验，用基因合成的人工鸡的出现去论证它在自然竞争条件下的生命力，根本就是文不对题。第三，他为了说明自然科学的成果可以直接用来解释人类社会，提出了如下理由，达尔文的理论（自然科学）都受马尔萨斯与亚当·斯密（社会科学）的影响，因此，新进化论这种自然科学成果反过来也可应用于人类社会。在形式逻辑上，这样的表述实在难以成立，自然科学受过社会科学的影响，怎能证明自然科学成果可用于社会科学呢？此外，他引证吴思的《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实验》一书，想证明自己的观点，即“‘大寨经验’中的合理因素──抓紧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陈永贵创造的‘深刨法’──仍是中国今日发展农业的有力促进因素”[21]，但却断章取意地曲解作者的看法。吴思在书中说过，大寨的那种做法是不计成本、劳命伤财的[22]。崔之元为了回避吴思对“大寨经验”的批评，以便为我所用地解释书中的材料，就不具体说明引证吴思此书的页数，这种做法实不足取。
崔之元为祸害中国的极左路线招魂，讲得最离谱的话是：“今天，我们应把毛泽东所谓‘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制度化为定期的全国性直接普选，这才是‘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23] 毛泽东的原话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国人无不知道，按照文革的做法每七八年就大乱中国一次，必定是停产关校、法制荡然无存、残酷的政治斗争、知识分子受尽凌辱摧残，这有何“合理因素”可言?崔之元硬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革及无产阶级专政指为直接民主，把毛信口所说的“七八年一次”与“定期选举”挂钩，实在是莫明奇妙的联想。如果他所主张的“思想解放”和“制度创新”就是建立在这样的联想基础之上的话，其实是不值得学术界认真看待的。
新左派的另一成员甘阳一直没有停止过训诫、辱骂中国的知识分子，他的攻击既针对立场、观点，也针对智力水准与道德。例如，他对整个中国知识界作过如下宣判：“我把这种集体信仰称为‘中国知识界的集体道德败坏症’。因为这种信仰只能表明中国知识界几乎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道义感和正义感。这种集体信仰同时还可以称为‘中国知识界的集体知性低能症’”。[24] 他似乎对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渲泄不尽的怨毒心理：“而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中国人里还有随着西方媒体的旋律翩翩起舞者，作出种种丑态，唱起一种新的‘凡是歌’，歌词大意无非是：凡是西方说的就要照办，凡是西方作的就要紧跟。他们以为所有中国人都应该像他们一样，努力作一个好奴才!”[25] 他从来不具体指明到底是什么人、说了什么话、该当如此可怕的罪名，而只是刻毒地攻击、侮辱或恶狠狠的訾骂，几乎很难令人相信，此乃一学者之为。自然，如果参与学术争论的一方使用这种言论，另一方是不必再回应的，而这场学术争论因此令观众失望则毫不奇怪。
甘阳的另一手法是文过饰非，把功劳归自己，而把他一个人犯的错误推到整个中国知识界身上，说成是中国知识界的错误，并摇身一变、声色俱厉地教训中国知识界。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与他唱过的一场批判中国九十年代的极端保守主义的独角戏有关。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知识界开始认真清理、分梳政治哲学中的英国式经验主义和法国式理性主义传统，撇开以前的意识形态偏见，重新认识伯克（Edmund Barke）、卢梭、法国大革命和中国的“五四”运动。这种重新认识在学理和现实中都有重大意义，是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深化和成熟的标志。在这场重新认识、深化认识的过程中，有两种倾向。其一是分寸得宜，矫正以前的意识形态偏见，摆脱“革命至上”、“民主万能”的束缚，但又不彻底否定革命与民主，与以前反其道而行之。这是主流，朱学勤的著作《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可视为代表。另一倾向则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以为从伯克和“自由”这个概念中发现了另一种万应良药，一味推崇英国模式和伯克，把中国近现代的全部不幸和罪恶都归诸于法国革命和“五四”运动。这是支流，其代表几乎只有甘阳一人。他那时说，五四个性解放所向往的是积极自由而非消极自由，这种“全盘社会改造”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社会感”，导致了“从思想改造的‘洗澡’到反右的‘戴帽’到文革的‘牛棚’以至今日之‘倒挂’”。[26] 他还说：“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通常所谓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并不是由法国革命奠定，而是以英美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为主要基础的……我们不能不深思：如果继续被法国革命和共产革命的传统领着走，能否走向自由民主?”[27] 如果要对那一时期的保守倾向进行清理，恐怕再没有别人发过如此偏颇的言论。
因此，在中国的思想界，甘阳时常难以回避的事，就是解释、评价自己那时的言论。如果他能认真清理，坦率地作自我批判，本来并不是件难事，但他却不愿如此做。几年后，他一方面淡淡地说自己在“许多方面事实上已开九十年代保守主义先声”，另一方面则把以前的观点和作用总结为：“在中国大陆首先引入柏林关于‘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区别等观念，在知识界曾产生比较广泛的影响……又在大陆思想界集中提出了自由主义与民主的张力问题，以图概括苏格兰启蒙运动和法国启蒙运动的不同，英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分野等等”。[28] 与此同时，他又彻底改变立场，指称九十年代的保守主义“以自由主义的名义贬斥民主”、大谈“所谓‘英国模式’与‘法国模式’或‘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对立等等”[29]，这样，甘阳就把“反民主的、贵族的自由主义”的骂名以及前面所引的种种罪名倾泄到中国知识界的头上，标榜自己所谓“民主的、平民的自由主义”立场。他的这些做法反映出几个特点。其一是不愿老老实实地面对自己当年的言论，虽然摆出了自我反思的姿态，却仍极力隐瞒其极端和错误的言论；其二是目中无他，片面夸大自己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同时歪曲九十年代思想界的真实状况，把他个人说过的一些错话放大成整个中国知识界的错，一旦他自己想改弦更张了，却又把这一改变解释成中国思想界的变化。这样的风格使得他的发言常常或是无的放矢，或是无端训诫，唯独不太象真正的学术讨论。
汪晖在思想界的争论方式也不寻常。他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曾引起了注意，不乏支持和批评的意见。我曾以“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一文与汪晖商榷，对汪文作了认真讨论和正面批评，依据事实和数字说明了其立论与中国的国情和现实不符。汪晖对此批评所涉事实避而不答，却在他的《死火重温》一书的“序”中如此回应：“谈论自由的人如此容不得异见，号称学者的人如此深文周纳，这么多名人硕儒习惯于道听途说──一切一切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倘若要谈论‘国情”和‘现实’，则这一现象本身就是国情与现实之一。”[30] 他在这里忽视了学术研究区别于杂文写作的重要差异，即对事实的认定必须运用数据和实证材料，缺乏事实根据的论断可以出现在杂文中，但在学术界则不属于“异见”，而是臆猜。
这篇“序”未用一个字去正面回答批评意见，却花了大量笔墨描述作者的成文经过，剖白作文时的心态和成文后自我感觉到的遭遇[31]，感慨这篇文章引起了巨大反应和明枪暗剑：“在许多名人的口耳相传之间，这篇文章迅速地获得了各种各样的头衔，再配之以若干流言，最后由闻人加以总结，俨然成为‘历史’。论战的方式不像是讨论，而像是冷战：南北呼应，内外有别。”除掉大量的感情渲泄和自矜之词，他用在概论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主要争论方面的笔墨实在是很少。然后，他笔锋一转说道：“文章成为‘事件’，却没有真正的论敌。因为他们并不把它当作文章来对待，而是看作某种象征。”此言颇令人吃惊，我无疑是汪晖的论敌之一，却被视而不见；我的于理于据的学术批评，在汪晖看来，似乎属于“事件”和“象征”的一部份。汪晖发表的不过是一篇论文而已，并非政治家或精神领袖的宣言，也不是明星的表演，它除了反映作者的学术观点，此外还能有什么“象征”呢，是否对该文的批评就具有构成“事件”的要件呢？我承认，我在立场、观点、方法上对这篇文章的批评可能是比较尖锐的，但我不认为一篇商榷之文就会在思想学术界引起什么“事件”，除非被批评者在臆想或虚构此类“事件”。在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界，围绕着王朔或余秋雨的作品，也许有过轰动、抑或“事件”；但在严肃的学术界，难倒汪晖也期待着类似的效果吗？
学术探讨和学术争鸣纯然是一种公共事务，具有某种程度的客观性和国内外公认的规范，高度强调准确运用概念体系、充份搜集事实论据、严谨论证研究命题，至于学者本人研究过程中的心路历程之易难并不是文章观点对错或重要与否的依据。一旦论文发表，学术界的评议是学术发展的重要环节，应当积极面对，而不是刻意回避，对批评者扣帽子、打棍子的做法是极权体制留下的余波。一位自我尊重的学者，不能靠大谈自己写作时动机的高洁和心情的壮怀激烈来证明文章的高明；也不能直接间接地通过表示文章出手前自己端了多大的架子，如何禁不住编者的恳求和读者的翘首以待才勉强应允发表，来说明文章的价值；更不能刻意营造一种气氛，似乎自己像鲁迅一样地经受着飞短流长，在黑暗中与恶势力抗争，以此来证明文章经得起考验。总之，肯定学术研究成果的价值不能用哀兵策略，唯一的标准就是学界同仁在学术评议争论中形成的共识。学术成果只有对错之别，并无高尚低污之分，更何况，即使为文者剖白心迹、表现其成文中精神状态何等高尚，也丝毫不能证明论敌就是小人。
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争论初起时，被视为新左派的李陀有过“让争论浮出海面”的说法。不知是否是呼应此语，朱学勤曾在1998年底的文章中说：“1998年中国思想学术界最值得注意的景观之一，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学理立场浮出水面”。汪晖在上述“序”中将朱戏称为“上海名人”，然后以声情并茂的道德檄文攻之：“伟大的一九九八!滔滔洪水没有唤起英雄对于灾难的思考，倒是激发起了争先恐后浮出水面的激情，这位先生好水性啊!大海不宿死尸，龙门不点破额，岂不信乎?”朱学勤谈的是思想界，“水面”一词仅比喻耳，汪晖却硬扯到那年的长江洪灾，藉此在道义上欲置论敌于死地。这种手法颇有鲁迅的遗风，可是杂文大师鲁迅从未想跻身于学术界。汪晖先生既自认为学者，而不单单是个杂文写作者，何不尊重学术规范，回到严肃认真的学术争论中来呢？至少笔者发表了对汪晖的学术批评后，至今仍在等待他在学术方法和观点上的交锋。
近年来中国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所引起的关注、产生的影响远远大于纯学术上的收获，对进一步理解和解决中国的实质问题助益深长。中国的思想界各派都不应把主要心思用在“克敌制胜”上，唯有更虚心的态度、更勤奋的学习研究、更准确的问题意识，方能孕育无愧于时代的思想成果。
【注释】
[1] 甘阳，“乡土中国重建与中国文化前景”，《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辑出版），1993年4月号，页5。
[2] 参见秦晖，“‘离土不离乡’：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模式?──也谈‘乡土中国重建问题’”，《东方》，1994年第1期，页7-10；杨沐，“中国乡镇企业的奇迹──三十个乡镇企业调查的综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秋季卷，页6；何清涟，《中国的陷阱》，香港明镜出版社，1997年，页272-284。
[3] 甘阳，“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读书》，1991年1月号，页85。
[4] 崔之元，“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二十一世纪》，1994年8月号，页7、15。
[5] 出处同上。
[6] 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页134-148。当此文收入作者的另一文集《田野来风》时，其名称是“市场时代的降临与思想的溃败”，把主题表达得更直露了。
[7] 出处同上。
[8] 出处同上。
[9] 徐友渔，“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开放时代》，1999年5、6月号，页47、50─51。
[10] 出处同注[6]。
[11] 出处同上。
[12] 出处同上。
[13] 出处同上。
[14] 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160。
[15] 汪晖，“关于现代性问题答问”，《天涯》，1999年第1期，页23。
[16] 出处同注[3]。
[17] 甘阳，“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二十一世纪》，1997年2月号，页5、6。
[18] 出处同注[3]。
[19] 出处同注[9]。
[20] 卞悟，“‘制度创新’还是制度复旧?──再问崔之元先生”，《二十一世纪》，1996年8月号，页134。崔之元的两篇论点相互矛盾的文章是：“以俄为鉴看中国”（与Roberto Mangabeira Unqer合写），《二十一世纪》，1994年8月号，页19；“三论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答卞悟”，《二十一世纪》，1996年4月号，页133。
[21] 出处同注[4]。
[22] 参见吴思，《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实验》，花城出版社，1993年，页305、310、316。
[23] 崔之元，“发挥文革中的合理因素”，《亚洲周刊》（香港），1996年5月26日，页47。
[24] 出处同注[3]。
[25] 甘阳，“自由主义与轰炸”，《明报》(香港)，1995年5月17日。
[26] 甘阳，“自由的理念：五·四传统之阙失面”，《读书》，1989年第5期，页12-17。
[27] 甘阳，“扬弃‘民主与科学’，奠定‘自由与秩序’”，《二十一世纪》，1991年2月号，页8。
[28] 出处同注[17]。
[29] 出处同上。
[30] 汪晖，《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页1-15。下引文同。
[31] 他说，1993年一位外国学者冒着寒风，不怕路途之遥，寻了半天，终于找到他，约他写稿。他终于感动了，把文章写出来，登在那个进步知识分子的旗帜的刊物上。后来，北大著名教授钱理群刚从国外归来，就跑到他家谈了一整天。他由此知道文章引起了兴趣。再后来，他当了《读书》的主编，总是感到有人递过猜忌的目光。他心中不满，但怕一说出话来就要伤人，于是避到香港。再后来，文章在国内不止一家刊物，在国外以不止一种外文发表，等等。
新左派思潮因何而生?为什么它与自由主义的论争会成为九十年代中国思想界的重要景观?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把九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思想学术论争格局及社会生活两方面的变化作一说明与比较。
首先是争论场地的转移。在八十年代，党内高层思想路线的分歧与理论界、社会上的观点对立是贯通一气、互相呼应的。而在九十年代，由于有邓小平“不争论”的指示，党内或官方体系里的意识形态对立很少张扬（当然也偶有发生，例如老左派的一系列“万言书”与《交锋》等作品的论争），这样知识界内部的争论便突显出来了。
其次是争论内容的更替。八十年代的争论主要表现为革新与保守的对立，党内理论界表现为教条的马列主义与政治新思维之争，党外文化界表现为中西文化大讨论。而在九十年代里，交锋的基本阵线是现代与后现代、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人们不再满足于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思考和争论，更关注制度安排、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过程之类的现实问题。一批人文学者从哲学、历史、文学、思想史领域转入社会学或社会批判。有人认为，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国的思想界有一个从哲学─美学到社会学的转向。
在八十年代，革新派知识分子中的主导倾向是对“五四”新文化和启蒙运动的继承与宏扬，与“五四”时一样，反专制、反封建是主要议题，批判自身传统，了解和借鉴西方学理蔚然成风。而在九十年代，风向发生了逆转。1989年的“六四”风波后，在批“全盘西化”（甚至具体到对电视系片《河殇》进行大批判）的指导方针之下，学习和借鉴西方学理变成了清理与批判西方的理论观点，而反专制、反封建的主题则变成了反西方资本主义。与此同时，在八十年代后期传入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则乘机急剧滋生，以前人们接触的是值得仰慕的西方主流文化，而现在却开始流行暴露西方弊病、消解西方价值的西方非主流观念。
反专制、反封建从中心话题变成了禁忌，有人被迫暂时沉默，而在另一些知识分子看来，这已经不是可以继续做下去的学问，而是直面现实的勇气和耐性的问题。痛感的尖锐性与求变的迫切性经不住时间与日常生活的消磨，迟早会松驰下来。文化人求生和求新的本能驱使人转换话语。中国的现实并无根本变化，需要改变的是立场和视角。许多人自觉不自觉地把中国当成了另一个中国──与八十年代、与1989年不同的中国──来对待。这样，西方知识分子的思维套路就成了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模式，尤其是当代西方左派对西方和全球问题的诊断也被用来分析中国问题，于是中国的问题就被当成美国或西欧的问题来看待。
在政治问题不得不暂时被悬置起来的同时，中国的社会问题却日益凸显出来。权力肆无忌惮地将自己变换为金钱，民间资本若不投靠和寄生于权力其运作就寸步难行，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对许多人而言，金钱（资本）作为第二种恶已变得比第一种恶更难于忍受。知识分子开始认真考虑中国的发展方向问题。中国的问题究竟根源在哪里？不同的知识分子给出了不同的诊断。对于被称为（或自称为）自由主义派的人而言，他们始终没有忘记政治问题。他们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强调法治，希望以此来制衡权力、规范市场经济。他们的问题意识可以概括为新情况、老问题。而与之对立的新左派的基本看法是，中国的问题已经演变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国家和社会的危害，因此中国的出路在于对抗世界经济的现存格局，走出一条任何现存文明形态都没有走过的创新之路，至于此类企图的启发和激励，则可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一类毛泽东晚期的理论和实践中寻找。1999年爆发的民族主义狂热，使敌视西方阵营的新左派思潮在气势和舆论上占了压倒性优势。 曲解国情和所谓的“制度创新”
新左派的致命缺陷之一是背离中国的现实，为了得出自己预先设定的结论或施展刚刚学到的西方左翼思潮的某些最新学理分析，就歪曲和割裂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将之强行纳入自己设想出来的所谓“理论框架”。九十年代初，甘阳和崔之元曾指责中国的知识界主流迷信西方的经验，是“制度拜物教”。他们认为，若把西方左翼思潮的某些最新学理与自己从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中发掘出来的制度“创新”因素相结合并发扬光大，就能轻而易举地指导着中国超越西方的现代性。但是，如果把他们的高论与中国的现实相对比，却往往只能使了解国情的学者产生令人哭笑不得之感。
比如，甘阳认为，中国乡镇企业具有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模式意味着，“华夏民族从农业社会转入工业社会，或许可能创造不以彻底摧毁乡土社会为代价的历史经验。果如此，这不仅对华夏民族‘生活世界’之历史延续具有无可估量的意义，而且将是对人类文明史的莫大贡献。......中国乡镇企业所提出的问题，毋宁应该看作：中国现代性对西方现代性的挑战，并正在形成对西方现代性的一种alternative。”[1]
虽然甘阳自我标榜为做过“对乡土中国的大量经验研究”，但他对中国农村社会和乡镇企业运作的现实之理解却实在是浮于浅表。真正从事过田野调查、在实证考察基础之上慎重地归纳出结论的众多“三农（农村、农民、农业）”问题专家及许多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都指出，中国乡镇企业形成“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特徵的主要原因，其实植根于半个世纪以来设立的户籍管制，即不允许农民改变身份。在这种体制下，中国的社会里最基本的分野就是城乡二元化，全部人口被分成了“有城市户口者”和“农民”两个等级，各自在居住、求职、受教育、医疗、福利等各方面享受完全不同的待遇。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的结果，“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既非最好的经济组织形式，更非广大农民的心愿。尽管各地出现了众多的乡镇企业，但近年来城乡收入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更加扩大，乡镇企业本身度过了初创期的兴旺之后也陷入了制度、技术、资金等种种瓶颈。数千万农民不顾艰难险阻涌入城市，形成震动全国的民工潮，充份说明了目前试图把农民束缚在乡土上的农村发展模式是如何受到亿万农民的抵制的。[2]
当然，指出乡镇企业发展中的实质性难题并不意味着否定其成就，与农民以往的那种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相比，乡镇企业无疑给农民带来了新的机会和收入。同时，要立即全面、彻底地取消城市/农村的身份差别，现实上也有困难。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触及中国农村问题的实质，即从农民自身的利益和中国农村发展的前景来看，取消农民的次等国民身份制显然是无可回避的必要使命。前不久中央政府在允许农村人口取得城市户口方面松动了很小的一步，立即被各方人士欢呼为中国改革户籍制度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举措，可见对于什么是文明和进步，人们心中是有数的。但我们也确实看到，有些学者不顾事实，把数亿中国农民的苦楚和无奈当成取代西方文明的生发点，在境外的校园中畅想着自己如何洞见了落实文化中国的历史机遇，实在是令人觉得其高妙远离了世间。更值得玩味的是，这样的学者却把自己标榜为持“平民”立场的知识分子，而把与自己对立、更关心农民疾苦的另一派知识分子说成是津津乐道于“不平等的自由”的贵族派，天下还有比这更滑稽的事情吗?[3]
崔之元也喜欢谈论乡镇企业，他是要说明，大跃进固然不好、失败了，但其中也包含了相当的“合理因素”，而乡镇企业的出现即为其证。[4] 但他对下列事实却不作解释：为什么大跃进、人民公社使乡镇企业办不下去，而只有在彻底否定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做法之后，乡镇企业才有突飞猛进?他为了给人民公社评功摆好，甚至把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的村民自治也归功于人民公社的功劳：“1958年后建立的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虽然不如今天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灵活，但也为今天的村民民主自治奠定了重要基础：首先，土地的集体所有，为乡村的民主自治切切实实创造了有利的前提……其次，现在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双层经营’，并非简单地分田单干，乡村公共建设、产前产后服务等‘集体层’更趋重要，各家各户在为乡村公共财政交纳税费时，必然同时要求政治参与监督，从而为乡村民主自治提供了物质利益动机。”[5]
对稍微了解一些中国现实的读者来说，崔之元的上述议论都很难让他们不目瞪口呆。大跃进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农民最没有自主权的日子，那时他们吃饭只能去公共食堂、很多时候连夫妻都必须分开住，日常行动高度集体化、军事化，常常半夜都不能休息，而被迫打着灯笼搞大会战；不论上级的命令多么荒唐（比如种薯要挖地三尺、插秧株距3寸、砍光树木去大炼钢铁），农民们都得无条件地执行，不然就会被捆绑、斗争、监禁。正是因为农民被彻底剥夺了任何权利，连威胁到他们基本生存的命令都无法抗拒，结果造成了三千万以上的人活活饿死。后来的人民公社体制虽然稍有松动，但农民和生产队连种什么庄稼、什么时候种的决定权都没有，村民们甚至连养猪养鸡都会被套上“资本主义尾巴”的帽子而受到限制，如果真能允许农民实行村民自治，农民们恐怕早就抛弃了人民公社，根本等不到1978年。人民公社明明是彻底剥夺农民自主权利的制度，崔之元却硬要把它解释成“为村民自治奠定了重要基础”，如此奇怪的结论没有任何事实基础。或许崔之元以为，民主自治的唯一阻碍是私有财产和金钱势力，公有或集体所有制才是民主自治的前提；没有了公有制，就会出现“印度地方选举常被大地主操纵”的情形；凡是没有金钱作祟的地方，就一定有民主自治。那么，怎么理解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呢?崔之元似乎忘了，只有当人们的生产资料和财产有了保障，他们才可能有自由、民主、自治。
中国目前的村民自治虽然与分田到户后的新形势有某种必然联系，但归根结底还是国家“给”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重建农村社会控制机制的一环。它完全不能遏制乡镇基层干部对农民的横征暴敛，名目繁多的税款、集资、摊派年年加码。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严禁滥收费、乱摊派，而这种命令却收效甚微，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民因乡镇干部乱摊派和强行收费而与后者发生冲突。这些现象说明，即使农民在选举村干部时有参与监督的意识，但他们所选举的只不过是必须听命于乡镇党政机关的村干部，农民们远未获得真正当家作主的权利，更谈不上运用民主自治的手段来保护自己的物质利益。崔之元全然不顾这些事实，简单地搬用西方国家的一些观念，如英国近代中产阶级抗争皇权的口号“无代表、不纳税”和现代美国公民的“纳税人意识”，就武断地给中国当前的村民自治套上一种物质利益驱动机制的解释，似乎村民为公共财政纳了税，就必然地具有了参与政治监督的条件和可能。这样的解释不但因远离现实而显得荒唐可笑，而且还有失严谨的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 中国已进入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了吗?
中国新左派的立论基础之一是，中国已进入和西方国家相似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可以直接把西方左翼思潮对这一制度的批判套用到中国来。汪晖曾力图证明，九十年代里中国的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成了一个市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政府的职能、知识分子的功能及与政府的关系变了，知识分子的批判对象也应当改变。他说，“在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导致市场社会的基本形成和三资企业占据国民生产总值一半以上的时候，我们也已经不能简单地将中国社会的问题说成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在资本活动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历史语境中，政府和其他国家机器的行为和权力运作也已经与市场和资本活动密切相关，从而也不能简单地从政治角度来分析。”[6] “在迅速变迁的历史语境中，曾经是中国最具活力的思想资源的启蒙主义日益处于一种暖昧不明的状态，也逐渐丧失批判和诊断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能力……中国的启蒙主义面对的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化的社会；市场经济已经日益成为主要的经济形态。”[7] 他认为，新启蒙思潮已呈历史性衰落之势，因为它把批判的视野局限于国家的内部社会政治事务，特别是国家行为，而未及时把对国家专制的批判转向剖析市场条件下国家行为的变化，因为对中国问题的诊断必须同时也是对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及其问题的诊断。[8] 汪晖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九十年代里中国知识界的主流未全力以赴地批判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所以丧失了其批判性社会作用。
这一立论基础能成立吗？中国社会是否已变成市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个关系到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国情的问题上，我与汪晖有明显分歧。我曾经指出过，不能信口开河地判断一个社会的性质和形态，要把今天中国的社会界定为市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必须有充份可靠的数据和事实，是需要经过大量实证研究来证明的。但汪晖的文章在给出以上的判断之前，除了提到“三资企业占据国民生产总值一半以上”之外，并没有任何其他论据，而这一统计数据又是完全错误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在汪晖发表文章的1997年，社会总投资里国有经济占52.5％、外商投资占7.8％、港澳台投资3.8％；就业人口中农民占71％、国有部门员工占15.9％、外商投资占0.4％、港澳台投资占0.4％。中国从未公布过国民生产总值中三资企业的比重，而根据上面提到的投资和就业数据可知，三资企业的投资占全国总投资的11.6％，就业仅占全国就业人口的0.8％。从常识判断就可估计到，三资企业凭借如此少的劳动力和投资，是不可能生产半数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显然，汪晖使用一个完全错误的统计数据得出的立论是无法成立的。何况，从制度架构上看，时至今日，中国的宪法条文中只提到保护社会主义公有财产，尚未确认私有财产不可侵犯。[9] 汪晖有什么依据能让人相信，中国的社会已经是市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了呢？
然而，正是在这个没有可靠根据的断言的基础上，汪晖提出，由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改变，政府的职能和行为也发生了转变，因此，在九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批判矛头应从以往针对政治专制而及时地变成针对市场经济、以及正深刻地影响中国的世界资本主义。在汪晖看来，八十年代的启蒙思潮、九十年代的自由主义、甚至近一百年来中国的启蒙思潮及一切反封建、反专制、提倡学习西方、走现代化之路的主张，都是“现代化的意识形态”[10]或“现代化的目的论世界观”[11]。而他自己的观点则实际上可以被视为一种反现代性的立场，尽管他很策略地加以掩饰，把自己的看法形容成主张不要单纯地、教条地肯定现代性，而是把现代性看作一种悖论、一种充满矛盾的结构。正是这种反现代性立场，给汪晖提供了一个异乎于启蒙派知识分子观察和评判中国现代化历程的独特角度，他就是据此来评论八十和九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思想状况，乃至马克思、毛泽东的学说的。他认为，除了崔之元、甘阳的“制度创新”说以外，其他所有的主张，不论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不论是有影响的还是影响甚微的，都有致命的缺陷，因为它们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认可现代性的预设。[12]
问题在于，当汪晖从这种事先设定的反现代性立场出发，力图否定西方的现代化话语用于中国的适当性，向近代和当代几乎每一种社会思想和立场发出质疑、挑战和批判时，却从不正面回答，他这种袭自西方左翼学派的反现代性立场和观点，就一定适合于阐释中国的问题吗？汪晖除了引述福柯(Michel Foucault)、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阿明(Sanmir Amin)和华伦斯坦(Immannuel Wallerstein)等人的观点之外，从未试图证明，这些西方学者的论述在多大程度上与中国的历史语境相关，似乎把这些话语全盘照搬到中国问题的研究中来，是天经地义地自然适切的。
因此，有人认为，当中国的学者之间的论争不断演进时，往往会不可避免地变成“代理人战争”，即论争各方都竭力援用西方的学理资源，将其用于说明中国的问题，从而把自己摆在西方某家某派的中国代言人的位置上，进而反驳或捍卫西方某人或某派的观点。我不否认，这种“代理人战争”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尽管我认为，思想界的“代理人战争”对中国的现代化并不是很重要）。在新左派与其他学者的论争中，崔之元通常是把自己的西方学理来源──新进化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法学等──交待得一清二楚；而汪晖则不同，他似乎更喜欢从事隐蔽的“代理人战争”，所以不愿意明确地说明他实际上所代表的西方左翼学派。笔者接下来通过简短的历史考察与对比分析说明，中国的反现代化思潮（包括汪晖的最新主张）并不正确。 现代性与批判精神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思想倾向是以现代化为导向的，但由于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始于列强侵略时期，因此人们对西方的疑虑和对现代性的疑虑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可以同意汪晖的这种看法：“对现代性的质疑和批判本身构成了中国现代性思想的最基本的特徵”，“‘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是晚清以降中国思想的主要特徵之一。”[13] 这种特徵的主要内容就是反对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倾向。诚如艾恺(Guy S.Alitto)所指出的：“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几乎永远是反现代化思想家们思想中的构成部份。这相当自然，因为不管左派或右派的批评在经济思想的领域常有重叠的地方，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是他们共同的敌人。在中国关于社会主义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二十世纪中所有重要的思想家与政治领袖──包括共产党、国民党、孙逸仙及其他小党，以及较次要的人物如阎锡山、冯玉祥、胡汉民等等，都没有例外地全部提倡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事实上，不管其意识形态的倾向如何，中国的人物几乎无人提倡任其自为的资本主义。”[14]
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现代性主流话语（即对个人自由、私人财产、市场经济、宪政体制（法治、权力制衡）的肯定）往往被视为资本主义的概念，而各种牌号的社会主义对此都在不同范围和程度上持反对态度，愈是激进、正统的社会主义，其反对就愈激烈、全面、彻底。但历史事实证明，正是那种斯大林、毛泽东牌号的社会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经济的无效率、人民的贫穷、个人迷信、个人专权、法制被践踏、人身安全的丧失，这一系列惨痛经验使中国人不得不重新考虑历来遭到否定的那些价值，进而认识到现代性主流话语的普遍意义。即使是力倡“四个坚持”的邓小平也主张，要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中国当代的思想解放，如果剥去七十年代末倡导它时的意识形态外衣，实质上就是重新认识和认同以往被批得臭不可闻的名为“资本主义”、实为人类文明中具有普世意义的东西。可是，崔之元在“制度创新”的名义下所提倡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其主张的方向却刚好相反。我不知道他的口号在美国是否有新意，在中国，却是阎锡山、胡汉民者流都可以接受的。汪晖则力图表明，他与那些只有简单的、整体性思维的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看到了现代性的异质性，但他所强调的、并认为具有正面意义的并不是肯定现代性，而是对现代性的批判。他说：“现代性的冲突结构恰恰是现代性迄今仍然具有某种活力的原因，但是，这种内在活力恰恰来自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冲击本身。”[15]
汪晖的这些说法中有不少偏误，需要作认真的辩析。首先，他把发生在现代西方社会中的所有反抗运动都视为反现代运动，这是一种混淆。事实上，许多重要的社会进步运动本是争取、而不是否定现代性的运动。现代性在西方社会并未走到尽头，它还是未竟之事业。即以美国黑人争取民权的运动为例，当马丁·路德·金作那个著名的讲演“我有一个梦”时，他授引的难道不正是美国当初的立国理念吗?他是想真正实现这些理念，还是主张摧毁这些理念，是非自不难辩。当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和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支持阿拉巴马州的黑人学生到被一些白人把持的学校上学，甚至不惜派军队保护黑人进校时，当约翰逊总统终于通过了平等权利法案时，这不也是西方现代国家（资本主义政权）在强行推行自己的价值吗?难道应当把这帮大人先生归为社会主义者，是企图与黑人联手打倒资本主义吗?
其次，汪晖虽然承认现代性的反思和批评是从现代性自身中孕育出来的，但他却不愿进一步承认，在已有和现存的各种结构中，只有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才是唯一为批判自身提供条件的结构。马克思当年就是在资本主义的“心脏”锻造着为资本主义掘墓的思想武器并得以发表；与此成鲜明对照的是，身处后极权体制下的哈维尔（Vaclav Havel）却因谈论了后极权时代政治而入狱。现代性，不论是作为观念还是制度性安排，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不断受到批判。观念文化上的批判往往是充满活力、引人入胜、发人深思的，但其基本的政治理念和制度安排，如人权、自由、民主、自由经济、法治等却经受住了时代变迁和历史发展的考验。正是这些东西创造了各种思潮（包括反现代化思潮）充份表演的平台。我们可爱的新左派朋友现在鼓足了劲批判现代性和资本主义，却从来不提，正是他们的批判对象为他们提供了批判的条件，因为不仅中国新左派的思想资源是从西方的新左派那里得来的，而且只有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而不是在大跃进、文革时代），才出现了他们得以表现的论坛。
第三，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社会作用确实是批判，但在当前的中国应当如何发挥这一作用，着力批判什么呢？批判现代性是第一要务吗？中国的反现代性和社会主义传统是如此根深蒂固，令人忧虑的恐怕并非其失之太弱，而是过份强大。当然，未来一旦现代性在中国业己充份确立甚至过份成熟时，它的负面作用会暴露出来，自然需要警惕和批判。但在今天的中国，人权、自由、民主、自由经济、法治等似乎还根本未占据主导地位，而新左派就拼命地要把这些萌芽状态的观念打压下去，究竟是为了什么目标呢？如果他们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为模仿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只想重复从尼采到海德格尔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那倒也罢了。但他们现在的兴趣实际上是在中国今后的制度安排方面，他们对按照现代性的基本理念建造一个新体制百般挑剔和指责，同时除了批判与解构之外，根本拿不出任何建造另一个更好的制度的可行方案。或许，新左派们可以自豪地宣称，他们之所以如此主张，是有特别的未雨绸缪的远见。但是，这就象此间大晴，却因“人家美国有好多人在打伞”而主张现在就撑开雨伞一样，不是太可笑了吗?!再往深处思考，还令人想起这么一则政治笑话。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苏联人争论谁的国家制度好、更民主，美国人说：“我们可以喊打倒里根总统，你们能么?”苏联人不假思索地回答：“这怎么不能，我们当然可以喊打倒里根总统。”在北京大骂美帝国主义、在美国的大学讲台上大讲资本主义不民主，这与在莫斯科高喊打倒里根总统有什么区别?难倒这就是中国的新左派所主张的批判精神?这不是与他们师从的西方左翼思潮的真正风格相离太远了吗？ 评新左派的学风
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既令人瞩目，又令人失望。许多人认为，虽然双方分歧严重，但既然讨论涉及到中国要不要现代化、要什么样的现代化、以什么方式实现现代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争论的双方就应心平气和地以学者的风度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使讨论深入下去。可惜，目前双方争论的水准和气氛并不能令人满意，从根本上说，这与参与者的整体思想学术素养不高有关，有待包括笔者在内的人今后努力提高的。下面用事实说明这一点，这里涉及到中国新左派的学风，如此做决不意味着我本人或与我观点一致的人就没有学风问题，只是希望指出相关的问题，以利于当事人自省、笔者自勉，求得学术争论水平之提升。
在这一争论中，自由主义者被反复指责为只关心个人自由、知识分子或富人的自由，而不关心弱者的权利、不要社会公正，甚至替腐败辩护。例如，甘阳说：“今日许多对自由主义的高谈阔论主要谈的是老板的自由加知识人的自由，亦即是富人的自由、强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16] 他还说：“确切地说，自由主义或‘英美自由主义’在今日中国基本已成为反对民主的一种变相说法，似乎民主越少，自由就越多；大众参与越低，个人就越有保障；积极自由越小，消极自由就越大。”[17] 他认为，中国版本的自由主义是：“民主是奢侈的，平等更是罪恶的，反倒是弱肉强食成了自由主义的第一原则。”[18] 这种说法被重复多次后，不免令一些支持或同情自由主义的人也觉得，自由主义有不关注社会公正的缺陷。但我从未发现以上指责有文本根据，甘阳的攻击既多又猛，但从未指出究竟是谁、提过什么样的主张，其他新左派学者的抨击也从无具体引证。这种“只指控、不举证”的做法是新左派学风上的通病。事实上，我可以明确列出自由主义者所发表的强烈主张社会公正的文献根据[19]，其中一些文章就是备受新左派攻击的朱学勤和笔者本人写的。我现在倒想反过来问一下新左派朋友们，在你们把社会公正问题当棍子打自由主义之前，有多少文献或事例证明，你们曾认真研究或阐发过这个问题，为社会公正大声疾呼过?
下面以新左派的三位代表人物之其他议论为例，进一步分析学风对这一争论的不良影响。崔之元的学风问题是卞悟与之论争时立刻就觉察到的。卞悟曾指出：“崔先生在与美国人用英文合写的文章中盛称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与农民结成‘夥伴关系’并百般‘帮忙’，但在以汉语写的批驳我的文章中却又说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弃农民于不顾，即使偶有帮助也是非‘常态’的‘短期结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20] 与美国人合作、用英文写的文章夸美国政府，而面向中国读者的中文文章却说美国政府不好，论者自然会质疑崔之元的写作动机。即令并无动机之疑，论者也不能在同一场论战中“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再以崔之元的引起广泛争议的“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一文为例，说明崔在讨论学术问题时如何缺乏应有的严肃认真的态度。此文胡征乱引、借以吓人，极尽东拉西扯之能事，论据与论点无关甚至矛盾，逻辑混乱，曲解事实之处俯拾皆是。他力图引证新进化论，说明被证明为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可能复活、因此“自然选择、适者生存”并非是永远的结果时，却以用基因重组技术可造出长牙齿的鸡为例，说明不能简单否定中国的大跃进、农业学大寨，其中含有合理因素、应继承发扬。这一论证方法犯了一系列不该犯的错误。第一，他把“遗传信息”等同于“合理因素”，这是荒唐的。希特勒的“遗传”信息在今日欧洲新纳粹那里显现，这决不能证明法西斯主义的合理性。第二，他的论题是“自然选择”，例证却是实验室里的人工试验，用基因合成的人工鸡的出现去论证它在自然竞争条件下的生命力，根本就是文不对题。第三，他为了说明自然科学的成果可以直接用来解释人类社会，提出了如下理由，达尔文的理论（自然科学）都受马尔萨斯与亚当·斯密（社会科学）的影响，因此，新进化论这种自然科学成果反过来也可应用于人类社会。在形式逻辑上，这样的表述实在难以成立，自然科学受过社会科学的影响，怎能证明自然科学成果可用于社会科学呢？此外，他引证吴思的《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实验》一书，想证明自己的观点，即“‘大寨经验’中的合理因素──抓紧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陈永贵创造的‘深刨法’──仍是中国今日发展农业的有力促进因素”[21]，但却断章取意地曲解作者的看法。吴思在书中说过，大寨的那种做法是不计成本、劳命伤财的[22]。崔之元为了回避吴思对“大寨经验”的批评，以便为我所用地解释书中的材料，就不具体说明引证吴思此书的页数，这种做法实不足取。
崔之元为祸害中国的极左路线招魂，讲得最离谱的话是：“今天，我们应把毛泽东所谓‘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制度化为定期的全国性直接普选，这才是‘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23] 毛泽东的原话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国人无不知道，按照文革的做法每七八年就大乱中国一次，必定是停产关校、法制荡然无存、残酷的政治斗争、知识分子受尽凌辱摧残，这有何“合理因素”可言?崔之元硬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革及无产阶级专政指为直接民主，把毛信口所说的“七八年一次”与“定期选举”挂钩，实在是莫明奇妙的联想。如果他所主张的“思想解放”和“制度创新”就是建立在这样的联想基础之上的话，其实是不值得学术界认真看待的。
新左派的另一成员甘阳一直没有停止过训诫、辱骂中国的知识分子，他的攻击既针对立场、观点，也针对智力水准与道德。例如，他对整个中国知识界作过如下宣判：“我把这种集体信仰称为‘中国知识界的集体道德败坏症’。因为这种信仰只能表明中国知识界几乎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道义感和正义感。这种集体信仰同时还可以称为‘中国知识界的集体知性低能症’”。[24] 他似乎对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渲泄不尽的怨毒心理：“而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中国人里还有随着西方媒体的旋律翩翩起舞者，作出种种丑态，唱起一种新的‘凡是歌’，歌词大意无非是：凡是西方说的就要照办，凡是西方作的就要紧跟。他们以为所有中国人都应该像他们一样，努力作一个好奴才!”[25] 他从来不具体指明到底是什么人、说了什么话、该当如此可怕的罪名，而只是刻毒地攻击、侮辱或恶狠狠的訾骂，几乎很难令人相信，此乃一学者之为。自然，如果参与学术争论的一方使用这种言论，另一方是不必再回应的，而这场学术争论因此令观众失望则毫不奇怪。
甘阳的另一手法是文过饰非，把功劳归自己，而把他一个人犯的错误推到整个中国知识界身上，说成是中国知识界的错误，并摇身一变、声色俱厉地教训中国知识界。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与他唱过的一场批判中国九十年代的极端保守主义的独角戏有关。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知识界开始认真清理、分梳政治哲学中的英国式经验主义和法国式理性主义传统，撇开以前的意识形态偏见，重新认识伯克（Edmund Barke）、卢梭、法国大革命和中国的“五四”运动。这种重新认识在学理和现实中都有重大意义，是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深化和成熟的标志。在这场重新认识、深化认识的过程中，有两种倾向。其一是分寸得宜，矫正以前的意识形态偏见，摆脱“革命至上”、“民主万能”的束缚，但又不彻底否定革命与民主，与以前反其道而行之。这是主流，朱学勤的著作《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可视为代表。另一倾向则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以为从伯克和“自由”这个概念中发现了另一种万应良药，一味推崇英国模式和伯克，把中国近现代的全部不幸和罪恶都归诸于法国革命和“五四”运动。这是支流，其代表几乎只有甘阳一人。他那时说，五四个性解放所向往的是积极自由而非消极自由，这种“全盘社会改造”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社会感”，导致了“从思想改造的‘洗澡’到反右的‘戴帽’到文革的‘牛棚’以至今日之‘倒挂’”。[26] 他还说：“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通常所谓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并不是由法国革命奠定，而是以英美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为主要基础的……我们不能不深思：如果继续被法国革命和共产革命的传统领着走，能否走向自由民主?”[27] 如果要对那一时期的保守倾向进行清理，恐怕再没有别人发过如此偏颇的言论。
因此，在中国的思想界，甘阳时常难以回避的事，就是解释、评价自己那时的言论。如果他能认真清理，坦率地作自我批判，本来并不是件难事，但他却不愿如此做。几年后，他一方面淡淡地说自己在“许多方面事实上已开九十年代保守主义先声”，另一方面则把以前的观点和作用总结为：“在中国大陆首先引入柏林关于‘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区别等观念，在知识界曾产生比较广泛的影响……又在大陆思想界集中提出了自由主义与民主的张力问题，以图概括苏格兰启蒙运动和法国启蒙运动的不同，英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分野等等”。[28] 与此同时，他又彻底改变立场，指称九十年代的保守主义“以自由主义的名义贬斥民主”、大谈“所谓‘英国模式’与‘法国模式’或‘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对立等等”[29]，这样，甘阳就把“反民主的、贵族的自由主义”的骂名以及前面所引的种种罪名倾泄到中国知识界的头上，标榜自己所谓“民主的、平民的自由主义”立场。他的这些做法反映出几个特点。其一是不愿老老实实地面对自己当年的言论，虽然摆出了自我反思的姿态，却仍极力隐瞒其极端和错误的言论；其二是目中无他，片面夸大自己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同时歪曲九十年代思想界的真实状况，把他个人说过的一些错话放大成整个中国知识界的错，一旦他自己想改弦更张了，却又把这一改变解释成中国思想界的变化。这样的风格使得他的发言常常或是无的放矢，或是无端训诫，唯独不太象真正的学术讨论。
汪晖在思想界的争论方式也不寻常。他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曾引起了注意，不乏支持和批评的意见。我曾以“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一文与汪晖商榷，对汪文作了认真讨论和正面批评，依据事实和数字说明了其立论与中国的国情和现实不符。汪晖对此批评所涉事实避而不答，却在他的《死火重温》一书的“序”中如此回应：“谈论自由的人如此容不得异见，号称学者的人如此深文周纳，这么多名人硕儒习惯于道听途说──一切一切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倘若要谈论‘国情”和‘现实’，则这一现象本身就是国情与现实之一。”[30] 他在这里忽视了学术研究区别于杂文写作的重要差异，即对事实的认定必须运用数据和实证材料，缺乏事实根据的论断可以出现在杂文中，但在学术界则不属于“异见”，而是臆猜。
这篇“序”未用一个字去正面回答批评意见，却花了大量笔墨描述作者的成文经过，剖白作文时的心态和成文后自我感觉到的遭遇[31]，感慨这篇文章引起了巨大反应和明枪暗剑：“在许多名人的口耳相传之间，这篇文章迅速地获得了各种各样的头衔，再配之以若干流言，最后由闻人加以总结，俨然成为‘历史’。论战的方式不像是讨论，而像是冷战：南北呼应，内外有别。”除掉大量的感情渲泄和自矜之词，他用在概论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主要争论方面的笔墨实在是很少。然后，他笔锋一转说道：“文章成为‘事件’，却没有真正的论敌。因为他们并不把它当作文章来对待，而是看作某种象征。”此言颇令人吃惊，我无疑是汪晖的论敌之一，却被视而不见；我的于理于据的学术批评，在汪晖看来，似乎属于“事件”和“象征”的一部份。汪晖发表的不过是一篇论文而已，并非政治家或精神领袖的宣言，也不是明星的表演，它除了反映作者的学术观点，此外还能有什么“象征”呢，是否对该文的批评就具有构成“事件”的要件呢？我承认，我在立场、观点、方法上对这篇文章的批评可能是比较尖锐的，但我不认为一篇商榷之文就会在思想学术界引起什么“事件”，除非被批评者在臆想或虚构此类“事件”。在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界，围绕着王朔或余秋雨的作品，也许有过轰动、抑或“事件”；但在严肃的学术界，难倒汪晖也期待着类似的效果吗？
学术探讨和学术争鸣纯然是一种公共事务，具有某种程度的客观性和国内外公认的规范，高度强调准确运用概念体系、充份搜集事实论据、严谨论证研究命题，至于学者本人研究过程中的心路历程之易难并不是文章观点对错或重要与否的依据。一旦论文发表，学术界的评议是学术发展的重要环节，应当积极面对，而不是刻意回避，对批评者扣帽子、打棍子的做法是极权体制留下的余波。一位自我尊重的学者，不能靠大谈自己写作时动机的高洁和心情的壮怀激烈来证明文章的高明；也不能直接间接地通过表示文章出手前自己端了多大的架子，如何禁不住编者的恳求和读者的翘首以待才勉强应允发表，来说明文章的价值；更不能刻意营造一种气氛，似乎自己像鲁迅一样地经受着飞短流长，在黑暗中与恶势力抗争，以此来证明文章经得起考验。总之，肯定学术研究成果的价值不能用哀兵策略，唯一的标准就是学界同仁在学术评议争论中形成的共识。学术成果只有对错之别，并无高尚低污之分，更何况，即使为文者剖白心迹、表现其成文中精神状态何等高尚，也丝毫不能证明论敌就是小人。
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争论初起时，被视为新左派的李陀有过“让争论浮出海面”的说法。不知是否是呼应此语，朱学勤曾在1998年底的文章中说：“1998年中国思想学术界最值得注意的景观之一，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学理立场浮出水面”。汪晖在上述“序”中将朱戏称为“上海名人”，然后以声情并茂的道德檄文攻之：“伟大的一九九八!滔滔洪水没有唤起英雄对于灾难的思考，倒是激发起了争先恐后浮出水面的激情，这位先生好水性啊!大海不宿死尸，龙门不点破额，岂不信乎?”朱学勤谈的是思想界，“水面”一词仅比喻耳，汪晖却硬扯到那年的长江洪灾，藉此在道义上欲置论敌于死地。这种手法颇有鲁迅的遗风，可是杂文大师鲁迅从未想跻身于学术界。汪晖先生既自认为学者，而不单单是个杂文写作者，何不尊重学术规范，回到严肃认真的学术争论中来呢？至少笔者发表了对汪晖的学术批评后，至今仍在等待他在学术方法和观点上的交锋。
近年来中国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所引起的关注、产生的影响远远大于纯学术上的收获，对进一步理解和解决中国的实质问题助益深长。中国的思想界各派都不应把主要心思用在“克敌制胜”上，唯有更虚心的态度、更勤奋的学习研究、更准确的问题意识，方能孕育无愧于时代的思想成果。
【注释】
[1] 甘阳，“乡土中国重建与中国文化前景”，《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辑出版），1993年4月号，页5。
[2] 参见秦晖，“‘离土不离乡’：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模式?──也谈‘乡土中国重建问题’”，《东方》，1994年第1期，页7-10；杨沐，“中国乡镇企业的奇迹──三十个乡镇企业调查的综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秋季卷，页6；何清涟，《中国的陷阱》，香港明镜出版社，1997年，页272-284。
[3] 甘阳，“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读书》，1991年1月号，页85。
[4] 崔之元，“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二十一世纪》，1994年8月号，页7、15。
[5] 出处同上。
[6] 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页134-148。当此文收入作者的另一文集《田野来风》时，其名称是“市场时代的降临与思想的溃败”，把主题表达得更直露了。
[7] 出处同上。
[8] 出处同上。
[9] 徐友渔，“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开放时代》，1999年5、6月号，页47、50─51。
[10] 出处同注[6]。
[11] 出处同上。
[12] 出处同上。
[13] 出处同上。
[14] 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160。
[15] 汪晖，“关于现代性问题答问”，《天涯》，1999年第1期，页23。
[16] 出处同注[3]。
[17] 甘阳，“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二十一世纪》，1997年2月号，页5、6。
[18] 出处同注[3]。
[19] 出处同注[9]。
[20] 卞悟，“‘制度创新’还是制度复旧?──再问崔之元先生”，《二十一世纪》，1996年8月号，页134。崔之元的两篇论点相互矛盾的文章是：“以俄为鉴看中国”（与Roberto Mangabeira Unqer合写），《二十一世纪》，1994年8月号，页19；“三论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答卞悟”，《二十一世纪》，1996年4月号，页133。
[21] 出处同注[4]。
[22] 参见吴思，《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实验》，花城出版社，1993年，页305、310、316。
[23] 崔之元，“发挥文革中的合理因素”，《亚洲周刊》（香港），1996年5月26日，页47。
[24] 出处同注[3]。
[25] 甘阳，“自由主义与轰炸”，《明报》(香港)，1995年5月17日。
[26] 甘阳，“自由的理念：五·四传统之阙失面”，《读书》，1989年第5期，页12-17。
[27] 甘阳，“扬弃‘民主与科学’，奠定‘自由与秩序’”，《二十一世纪》，1991年2月号，页8。
[28] 出处同注[17]。
[29] 出处同上。
[30] 汪晖，《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页1-15。下引文同。
[31] 他说，1993年一位外国学者冒着寒风，不怕路途之遥，寻了半天，终于找到他，约他写稿。他终于感动了，把文章写出来，登在那个进步知识分子的旗帜的刊物上。后来，北大著名教授钱理群刚从国外归来，就跑到他家谈了一整天。他由此知道文章引起了兴趣。再后来，他当了《读书》的主编，总是感到有人递过猜忌的目光。他心中不满，但怕一说出话来就要伤人，于是避到香港。再后来，文章在国内不止一家刊物，在国外以不止一种外文发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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