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所谓的“上海一月革命”──毛泽东制造的一个“文革样板”

文革时期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势力当中数上海的造反派最走红，而上海造反派得以起家的关键事件是所谓的夺取上海市党政大权的“一月革命风暴”。[1] 如今的当代政治史资料似乎都把这一事件视为当然的史实：“1967年初，在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发生了所谓‘一月革命’。它成了‘文化大革命’进入所谓全面夺权新阶段的标志，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由上海开端，山西、山东、贵州、黑龙江紧跟而上的一市四省的夺权，构成了1967年春全国夺权的第一个大浪潮”[3]。然而，1967年初的原始历史记录却表明，那时“夺权”浪潮并非起于上海，而在1967年1月，上海的造反派其实也并未夺得上海市的党政权力，这场所谓的“一月革命”即使不算子虚乌有，至少也是名不符实。当时，毛泽东不理睬其他省市真正抢先夺得当地党政权力的造反派，却独厚上海那并无领先“功劳”的工人造反派团体，凭空给他们“御封”了一个“一月革命风暴”“发起人”的“桂冠”。通过对这一史实的分析，可以再次看到官定历史材料被政治领袖任意玩弄的明显痕迹。同时也提醒我们，在当代史研究中许多已经习惯成自然的说法，其实都只是在单纯地附会官定史本，如果仔细查考，破绽漏洞甚多。还历史的真面目始终是独立的史学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1967年初全国的“夺权”浪潮和上海的“一月风暴”

    1967年1月，造反派夺取当地党政机关权力的浪潮席卷中国各地。该月10日，黑龙江造反派组成省级机关接管委员会，夺了省级机关的权。1月14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第一号通告”，宣布已于12日夺了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等党政机关的权；该通告于同月25日在《人民日报》刊出，该报并发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1月16日，哈尔滨军工学院等23个单位的“红色造反者”在哈军工集会，宣布成立“哈尔滨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并发表夺取省、市党政财文大权的“红色造反者联合接管公告”。1月17日，湖南长沙市造反派夺了市委、市人委的权。1月18日，全国财贸系统造反派举行“反对经济主义”誓师大会；新华社于21日以“把财贸系统的大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为题加以报导。同日，聂元梓部署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连夜派出大批人员到高教部、中宣部、统战部、中监委、中组部及北京市人委各部夺权。1月19日，文化部被造反派夺权。同日，首都出版系统造反派向全国出版系统造反派发出紧急呼吁书，其中第一条就是“立即夺取出版毛主席著作的大权，夺取每一个出版阵地”；新华社21日全文播发此呼吁书，《人民日报》22日转载时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出版毛主席著作的大权我们掌”。1月21日，广东造反派宣布夺了省委、省人委及广州市委、市人委的权，次日在《南方日报》刊登了夺权通告。同日，徐州市两大红卫兵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造反总部”和“八一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联合宣布接管市委、市人委和公检法一切权力。

    在这场全国性的“夺权”浪潮中，1月2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20点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中播出了《人民日报》次日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宣称：“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的飞跃。”这篇社论肯定了已经发生的造反派“夺权”行动，推波助澜，进一步煽起了全国范围的造反派夺权风暴。当时有些地方（如山西、青岛、贵州、山东、黑龙江）的夺权得到了中央的正式承认[4]，有些地方的夺权结果虽未得到中央的正式承认，但也大多得到当地驻军的支持。

    在1967年初中央承认的山西、山东、贵州、黑龙江、上海这四省一市的夺权过程中，上海并不是其中的“开端”，上海的造反派又迟至2月才真正完成夺权过程，所以，上海的夺权过程其实是落在其他省市的后面。上海造反派夺权后曾于1967年2月5日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以代替原来的政权组织，这个举动曾名噪一时。但实际上以“公社”这个名称命名新的权力机构，并不是上海造反派自己的发明，而是他们经“中央文革”授意，袭用了1月27日聂元梓、蒯大富等筹划组织的《北京革命造反公社》的名称。[5] 在这场全国性的造反派“夺权”浪潮中，上海市的造反派既未领风气之先，也未创奇功于后，却独享了全国“一月夺权风暴”发源地之誉。为什么在夺权行动中明显落后于不少省市的上海反倒后来居上变成了全国夺权的样板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分析一下所谓的“上海一月夺权风暴”的真相。

    1967年初在中央鼓励下出现的全国性“夺权”浪潮，是指造反派将当地党政领导机关的权力夺到自己的手里，然后代替原来的党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上海一月夺权风暴”的真相是，上海的造反派虽然在1967年1月4日和5日先后夺了《文汇报》和《解放日报》这两家市委机关报的控制权，在1月6日又联合召开了“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请求中央对上海市委进行彻底改组”[6]，但他们并未夺得上海市委的权力；相反，上海最早发动夺权行动的部份造反派组织因得罪了“中央文革”代表张春桥、姚文元，不但夺权失败，而且遭到打击。因此，在1967年1月的上海，其实出现了一个“中央文革”操纵下的打击“夺权行动”的局面。那时，上海的一些造反派组织几乎与其他一些省市的造反派同步开始发动夺权活动，从1月15日到2月2日先后四次试图从原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委手中夺权[7]，但由于“中央文革”驻沪大员张春桥、姚文元的反对和破坏，这些夺权行动均告流产。张、姚二人其实并不是反对“夺权”本身，而是反对不受他们操纵的“夺权”。那些参与夺权的造反派组织事先未请示他们，目无他们的领导（上三司竟然发布对张、姚二人的“任命”），或是有同张、姚支持的其他造反组织争权的意图。因此，张、姚二人视这四次夺权行动为不利于自己控制上海局面的行动，不但千方百计将其破坏，而且还试图分化瓦解和镇压领导这四次夺权的造反派组织（“上三司”、“红革会”、“二兵团”等）。正当“中央文革”在全国各地煽动夺权时，上海的部份准备夺权的造反派却遭到了“中央文革”的压制。也正因为如此，1967年1月28日，上海的部份造反派组织由“红革会”领头，发起了“炮打张春桥”的行动，同时，不同工人造反组织之间也发生了武斗[8]。显然，在当时全国“一月风暴”的夺权“交响曲”中，上海的造反派组织不但没有完成夺权行动，相反却开始攻击“中央文革”成员、并掀起内斗，所奏出的其实是一阵不合谐音。

    上海市由张春桥、姚文元所支持的造反派直到1967年2月5日才宣布夺得市委、市政府的权力。与其说这是上海造反派的“成就”，不如说是张春桥、姚文元的“成就”。张、姚不仅成功地压制住了不听他们指挥的造反派组织，而且把被他们摆布利用的造反派组织推到了全国“一月革命”发起者的高位。王洪文等工人造反派之所以后来能成为全国性政治人物，是因为他们从领导造反组织的早期起就充当著“中央文革”的“御用工具”。

    1966年底王洪文等领导的上海“工总司”挑起与“保守派”“赤卫队”的武斗，“赤卫队”的一些人要赴京告状，“工总司”则派人在昆山县追打、阻拦，致使冲突扩大，沪宁铁路部份列车停驶。周恩来于1967年元旦凌晨打电话指示华东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要他同群众组织协商，处理好“昆山事件”，强调“交通不能中断，革命的秩序一定要搞好。”陈丕显当即通知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到市委招待所开会，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起草了“告全市人民书”，由12个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及陈丕显签字后交《文汇报》社赶印了29万份在全市散发张贴。[9] 1月9日这些组织又发出了《紧急通告》。这两个文件的中心内容不是夺党政机关的权，而是配合党政机关“抓革命促生产”和“反对经济主义”。正因为如此，张春桥、姚文元都不支持这两个文件。1月2日（即“告全市人民书”正在起草期间），“工总司”头头王洪文、陈阿大、廖祖康等乘飞机到北京向张春桥、姚文元请示对策。3日夜，张、姚在《解放军报》社二楼接见王洪文等人，授意他们不要与陈丕显一起解决铁路交通运输和“经济主义风”问题，要他们等陈出来工作后抓住陈丕显的“辫子”、再把陈打倒。在1967年1月里，王洪文处处按照张、姚的指令行事，采取不与上海市委负责人陈丕显合作的姿态[10]，等待陈丕显犯错误[11]，但并未发动夺权行动。当时，张、姚正忙于和自行夺权、不听他们指挥的其他造反派组织周旋，阻止那些组织的夺权活动。[12] 所谓的“上海一月革命夺权风暴”的“成就”纯属子虚乌有。

上海是如何变成“一月风暴”中的夺权样板的？

    在1967年1月里，上海的造反派并未完成对市级党政机关的夺权，张春桥、姚文元操纵着王洪文等人的“工总司”及另一些“御用”造反组织，既对原上海市委的权力虎视眈眈，又害怕不听自己指挥的造反派组织夺得权力，于是，那些自行夺权未成的造反派组织与张、姚的矛盾终于激化了，出现了声势逼人的“炮打张春桥”事件。可以想见，单凭张、姚两人自己的力量，他们很难把这段当时上海民众几乎人所共知的史实篡改成一场“成功”的“上海一月革命夺权风暴”。那么，受张、姚支持的王洪文等上海造反派是如何被戴上“一月革命”发起者的“桂冠”的？上海又是如何被吹成所谓的“一月革命”的发祥地和夺权的样板呢？究其根源，文革中上海这个“夺权样板”的制造者其实是毛泽东。或许正因为凭空造出这个“样板”的是毛泽东，所以至今官史版本及其诠释者仍然不敢点破其中之假，致使一传再传的谬说时下仍然在给张春桥、姚文元脸上贴金。

    1967年1月8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说，“《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不要相信，死了张屠父，就吃混毛猪。”[13] 这个讲话以夸张的语调把上海《文汇报》的夺权提到了“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的高度。当时这段讲话虽未正式公布，但已被造反派传到社会中，其主要内容也写进了《人民日报》次日转载上海造反派“告全市人民书”时所发的经毛泽东审定的“编者按”中，但其中未出现“夺权”字样。1月11日，上海造反派发出“紧急通告”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又发去“贺电”，吹嘘上海造反派“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个说法虽未使用“夺权”之词，但充满了鼓励夺权的暗示。

    1月15日下午，北京及外地造反派150多个组织在北京召开了“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誓师大会”，欢呼中央给上海造反派的贺电。陈伯达和周恩来先后在会上讲了话，主题是号召各地造反派向上海造反派学习，反对经济主义、搞好“抓革命促生产”、实行大联合。这两人在讲话中不仅只字未提“夺权”，反而一致强调反对“接管风”（此时所谓的“接管”实际上是夺权的另一种说法，后来才统称为夺权）。陈伯达明确地说，“接管风”是走资派的“新花样”，让造反派接管，他们跑到台后，让我们社会秩序、经济秩序搞得不好，他们看笑话。他提出，除个别地点、机关外，应该大量采取派群众代表监督的方式。周恩来在讲话中也强调了不要形成接管风[14]。但是，当天大会后毛泽东立刻干预，使局势出现了重大逆转。据王力回忆：“工人体育场开10万人大会，陈伯达讲话，一是夸上海，二是说自下而上‘夺权’的口号不对。只能监督，不能夺权。还说‘上海夺权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会一开完，主席就知道了，马上召开小范围的常委扩大会，批评陈伯达。主席讲了一大篇道理，主要内容都在《红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一文中。”[15] 这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后，王力、关锋按照毛泽东的意图，起草了《红旗》杂志1967年第2期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经毛审定后广播并发表。此文称：“光荣的上海工人阶级，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组成了百万造反大军。他们联合其他革命组织，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中夺了权，建立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秩序。.....（上海）创造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的经验，他们提供了正确的方针、政策、组织形式和斗争方法。”这是第一次公开称上海造反派已经“夺了权”并将其树为“样板”的官方说法，尽管当时张春桥、姚文元正在竭力阻止破坏不听其指挥的上海部份造反派组织的夺权行动。

    1月21日，新华社播发“全国第一个联合起来的财贸系统革命造反派”于18日举行10万人的“反对经济主义、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的消息，以“把财贸系统的大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为正题，突出了夺权这一主题。这次大会通过的“向毛主席的致敬电”中写进了“向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学习”。这样，毛泽东制造出来的“上海造反派夺权”的“成就”，就通过其他造反团体承认的方式，被确认为事实了。

    距《红旗》杂志发表毛泽东审定过的评论员文章才一周，1月2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经毛审定的社论，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进一步号召全国造反派起来夺权。但是，在这篇社论中却颇为引人注目地只字未提上海的夺权，上海这个样板暂时消失了。或许，毛泽东也发觉，夸赞他制造出来的这个上海“夺权样板”，可能还为时过早，因为这个“样板”的“夺权过程”其实根本还未完成。又过了9天，1月3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红旗》杂志1967年第3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却又再次肯定了上海造反派已经完成夺权，并且第一次由官方传媒公开了“一月革命”这个提法。这篇社论说：造反派向走资派夺权“这个革命的大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革命群众把它叫做伟大的‘一月革命’。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立即坚决支持，号召全国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月革命’的风暴正在席卷全国。”就这样，“一月革命”的桂冠终于正式戴到了上海造反派的头上，“上海一月革命”从此“载入史册”，成为样板。此后，这场毛泽东自己吹出来的、子虚乌有的“一月革命成就”，又被毛周围的佞臣“归功于”毛泽东的“英明伟大”[16]，变成了毛泽东在文革时期的一个“辉煌业绩”。

    为什么毛泽东未把真正在1967年1月完成了夺权并得到中央肯定的其他几个省市的造反派树为样板，却把落在后面、迟至2月才完成夺权的上海造反派树为“一月革命”的样板呢？各地所有这些夺权行动无不是在“中央文革”授意和支持下进行的[17]，上海的二月夺权并非“中央文革”扶持的独此一家；而完成了工人造反团体夺权的也不止上海一处，山西省的造反组织也是以工人为主要骨干，而且夺权比上海还早，还得到了著名全国劳模陈永贵、李顺达和解悦的支持[18]。

    笔者认为，毛泽东先入为主地造出一个“上海夺权样板”，是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不遗余力地推行文革路线的人的一种刻意扶持。尽管上海的造反派夺权较晚，但文革之火是从上海点燃的。江青在毛支持下伙同张、姚在上海密谋炮制了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革的序幕，为发动文革立下了“头功”。而且，对毛来说，江、张、姚等人在理解、阐发和贯彻他的文革意图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方面，无疑更有政治上的价值。毛泽东将上海树为文革夺权的样板，将“一月革命”的“桂冠”奉送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一夥，是毛精心扶持、鼓励“四人帮”结帮成势的重要步骤。

文革后“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官式诠释中的漏洞

    毛泽东定了基调，“上海最先夺权”、“从上海刮起一月夺权风暴”的说法，从此在中国就众口铄金地变成了有关文革史的“常识”，很少有人再去认真思考识别其中的种种漏洞。其实，给“上海一月夺权风暴”的官定说法圆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大的漏洞是时间不吻合。上海造反派正式宣布的夺权日子是1967年2月5日，如何把2月的事说成“一月风暴”呢？于是，后来的许多官式解释就在改变“夺权”的定义上作文章，硬把一月内发生的事塞到“夺权”的名义下，好避开事实方面的时差。

    一种现在常见的说法是，上海造反派在1967年1月6日召开了“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就等于是夺了权，此说首创者是张春桥[19]，一直被沿用到现在。[20]那次会议其实仅仅是一次批判市委的动员、誓师会，会后张、姚支持的造反派拖了整整一个月才宣布夺权。

    第二种说法是，“这次大会后，市委、市人委的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全市的实际权力落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夥的手里。因此，1月6日打倒市委的大会是所谓‘一月革命’的真正标志。”[21] 夺权与否的标志不是原党政机关是否瘫痪，而是看造反派是否正式建立相应级别的新的“临时权力机构”或“新生红色政权”，上海造反派的“上海人民公社”是2月5日才正式问世的。

    第三种说法是，上海造反派1月5日发出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1月9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就意味着造反派向原市委和市人委夺了权，即所谓的“一月革命”。此说源于1967年1月16日发表的《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这篇文章称毛泽东决定广播“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是支持上海造反派“在一个市的范围内”夺权。这一说法一直沿用到了现在。[22] 其实，上海造反派当时发布的这两个文告只字未提“夺权”，文告本身则是上海市委与造反派团体合作、在市委“主持”下产生的[23]，所以根本不是造反派向“走资派”“夺权”的结果。

    虽然“四人帮”早已成为历史陈迹，澄清这段关于“上海一月革命”的史实仍有其必要。这是严肃的史学工作者本应有的治学态度。如果中国的当代史都能以客观准确的面目示人，我们对过去几十年轨迹的认知无疑将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注释】
[1]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在“1967年1月6日”条目中有如此记载。
[2] 金春明着，《“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见第九章“从上海刮起的一月夺权风暴”。
[3] 席宣、金春明着，《“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见第三章第一节“上海一月风暴夺权之风迅速刮遍全国”。
[4] 例如，1月25日《人民日报》以“热烈欢呼贵州革命左派重掌大印”为题重点报导了贵州造反派夺权的情况，新华社31日全文播发了贵州造反派的夺权通告和《人民日报》2月1日社论《西南的春雷》。1月27日，山东造反派在驻军支持下宣布夺了原中共山东省委和省人委的权。2月3日，山东造反派与驻军指战员一起举行盛大集会，宣布“旧省委、旧省人委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死亡和新的临时权力机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人民日报》3月2日为此发表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1月31日，黑龙江省造反派在驻军支持下召开“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宣布成立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夺了原省委和省人委的一切党、政、财、文大权。《人民日报》2月2日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
[5] 据当年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公社’不是上海发明的，首先是北京发明的。是陈伯达打电话给上海，通报北京准备成立公社了，要上海考虑成立公社。”见王力的“‘文革’第一年”，《传记文学》，1995年第5期。
[6] 见这次大会发出的《第三号通令》。会后张春桥、姚文元给中央文革小组写的情况简报中也说：大会“不承认曹的市委书记，要求彻底改组市委，立刻军管。”见范文贤的“无法无天的上海滩─所谓‘一月革命’始末”，《上海法制报》1986年6月30日。
[7] 这四次夺权是：第一次，1月15日凌晨，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所谓红卫兵上海第三司令部，简称“上三司”）联合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下属的第二兵团（即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二兵团，简称“二兵团”）等造反组织，宣布夺权；第二次，1月22日中午，上三司再次宣布夺权；第三次，1月24日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宣布夺权；第四次，2月2日，以二兵团为首的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大联委”）宣布夺权。席宣、金春明认为：“上海的夺权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他造反派组织并不满意于工总司在张、姚支持下独掌大权的局面。因此，在1月6日打倒市委大会后的一个月的时间里，其他组织曾经发动过四次全市性的夺权……。”见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第133页。
[8] 1967年1月29日，“二兵团”联合了“工三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等“工总司”的反对派，组成了火线指挥部，与“工总司”在南市区斜桥武斗，后因“炮打张春桥”事件而中止。
[9] 出处同注[2]，第198─199页。
[10] 《文汇报》发表“告全市人民书”之前曾请示姚文元，姚的态度十分冷淡，拒绝表态。王洪文虽参加了起草“告全市人民书”的会议，但他认为这“是个阴谋”，中途退出，只好由工总司别的负责人代为签字，签字者事后遭到王洪文的指责。《紧急通告》起草时，王洪文拒绝出席会议，还指使一些人到会场大吵大闹，说反对经济主义是“把矛头指向群众，大方向错了”。王洪文也拒绝代表工总司在“紧急通告”上签字。1月8日下午各造反派组织通过“紧急通告”的会议曾邀请张、姚参加，但他二人不赞成批“经济主义风”，拒绝出席会议。
[11] 1967年元旦凌晨，在陈丕显召集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开会前一小时，张春桥从北京打电话给“机联站”头头徐景贤，告诉他，周总理打电话给陈丕显，要陈解决铁路交通中断事宜，你们不要让陈抓到“辫子”，而要抓陈的“辫子”。又说：“曹荻秋不能出来了，现在要陈出来。陈丕显的帐，你们要清算，以后算。”所谓的“以后算”，也就是暂时不要打倒，让陈丕显出来工作，好在工作中抓到陈的“辫子”再把他打倒。既然在1967年1月张春桥、姚文元采取“让陈出来工作”的方针，当然就谈不上策划“一月夺权风暴”了，而当时的上海市委负责人陈丕显当然也仍在继续掌权。
[12] 连张春桥、姚文元也承认，上海市的造反派直到2月初仍未夺得权力。在2月1日镇压了“红革会”之后接见上海其他红卫兵组织代表时，姚文元说：“当前，上海广大革命造反派有两项首要任务：第一，斗争陈丕显、曹荻秋等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二，大联合，大夺权。这两项首要任务，都给红革会破坏了！”（叶永烈，《张春桥传》，作家出版社，第195页。）此话说明，直到2月1日造反派在上海还未完成大联合、大夺权这两项“首要任务”。
[13] 出处同注[2]，第175页。
[14] 清华大学《井冈山》报，1967年1月17日第11期。
[15] 出处同注[2]。文革中陈伯达向群众发表讲话时，因其福建口音难懂，通常都由王力“翻译”。此处王力将陈伯达批评“接管风”的讲话错记成了批评上海夺权。不过，王力关于毛泽东在那次大会后马上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夺权讲了一大篇道理的记忆，应是可信的。
[16] 1967年10月11日，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在“上海革命人民和驻沪三军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大会”上发表讲话（见次日《人民日报》），在谈到文化大革命历程时康生说：“1967年1月初，毛主席又亲自点燃了上海‘一月革命’的熊熊烈火，.....‘一月革命’风暴首先在上海掀起。”在1969年召开的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经全会通过、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央《政治报告》中说：“具有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于1967年1月自下而上地夺了旧市委、旧市人委中走资派的权力。”
[17] 山西夺权，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山西省副省长刘格平被江青召到北京，派关锋与他谈话，叫他回去夺权的；贵州夺权，是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得到“中央文革”赏识，被召到北京，江青亲自叫他回去夺权的；青岛和山东的夺权，是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通过康生之子张子石，了解到“中央文革”关于夺权的精神而组织实施的；黑龙江夺权，是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得到与“中央文革”关系密切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即该组织骨干）的支持而进行的。
[18] 《陈永贵沉浮中南海》，花城出版社，第103-106页。
[19] 张春桥在1967年2月24日上海文化广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中说：“1月6日的大会上就夺了权了。”见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第173页。
[20] 如《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社会主义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的《上海“一月风暴”》条目中写到这次大会时就说：“大会发出通令，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和市长。……随后，建立了‘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保卫委员会’、‘造反组织联络站’，取代了市人委、公安局和市委，全面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67年1月6日”条目中记载：“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指挥下，上海造反组织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一月革命’的风暴。”
[21] 出处同注[2]。
[22] 如席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就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1月11日给上海造反派（祝贺他们发出《紧急通告》）的《贺电》“大大地提高了上海‘一月革命’的地位，扩大了这场夺权风暴的影响”。
[23] 陈丕显曾打电话通知张春桥：“报上登的《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市委要表示支持。......那个《紧急通告》是前天晚上我和各个左派组织提出意见，我们表示同意和支持，一起共同搞出来的。”出处同注[2]，第2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