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认识历史真实不仅需要睿智，更需要勇气。能用自己的智慧与勇气在历史长卷中书写下一笔的，却往往只有极少数人。本期多篇文章涉及到中国过去六十年来的若干重要史实，这些史实曾长期被掩埋在刻意搅起的政治烟尘之下。这烟尘是如此厚重，以致后来人所读到的“历史”竟往往与真实完全相反。今天，大陆上不少文字都缺乏历史感，这自然不能简单归咎于国人。在过去五十年中，几代人都是在一种强势意识形态的灌输下成长，有过的“反思”也不是建立在对历史系统真实的认知基础之上；因此每一代人往往只对自己经历过的环境有疑虑或不满，却将对好日子的怀念误植于那其实非常不真实的“往昔”当中。这就是为什么“文革”的血腥未干，却已有“文革”后一代中人在引用那些年代充满谎言的文章与统计数据，以论证“文革”时期那并不存在的“辉煌”。 

    本期好几位作者都曾参与过那六十年历史的部份创造过程，也都是真实历史的当然见证人。李锐先生的“耀邦去世前的谈话”，记录了十余年前中国高层政治权力更替过程中一次重大事件的主角对自己政治生涯被迫终结的看法，从另一个角度补足了官书历史缺失的一面。如果说这篇文章只是事件的记录，那么申明民先生的文章“中国的代际政治”，则从政治学理论的角度研究了国内学者一直未敢涉足的一个学术“禁区”，对有别于民主政治的中国式“代际政治”特点做了比较深刻的分析，这是国内学者在这一领域的滥觞之作，也因此显得弥足珍贵。 

    “史海钩沉”一栏有三位经历各异的学者为笑蜀所编《历史的先声》一书所写序言。包遵信先生聚多年研究历史之功力发而为文，分析透彻精到。当年投奔延安、从此与革命结下不解之缘的李慎之先生跌宕起伏的一生几乎折射了中共党内一些理想主义者的经历：青年时期狂热崇拜革命，中年时期成了右派，直至晚年才大彻大悟，却又再遭禁言之厄。另一位作者林培瑞教授（Perry Link）是上一世纪七十年代中美恢复邦交的积极参与者，曾被中国政府视为“国际友人”，但近年来却成为被拒绝入境者。《历史的先声》一书收录的都是中共与国民党逐鹿中原时共产党优秀理论家们写的经典时文，当时闻者莫不击节叹赏，视为掷地有声的金石之言，并倾倒了千百万革命青年。诚如李慎之文中所言，若不是这些革命青年大批投奔革命，就不会有共产党摧枯拉朽般的胜利。最引人深思的是，这样一组宝贵的历史文献却一直被当局深锁于档案柜中，秘不示人。有出版社发表了这些历史文献，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却认为该书有“出版导向问题”：“编辑的意图令人深思，从八个标题上就可以看出来。（编者注：这些标题多为四十年代《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文章的标题，如“没有民主、一切只是粉饰”，“争民主是全国人民的事情”，“民主主义的利刃─美国的民主传统”，“让思想冲破牢笼”，“中国需要真正的普选”，“民主一日不实现、中国学生运动一日不停止”，“天赋人权、不可侵犯”，“一党独裁、遍地是灾”，“世界民主大家庭的家法适用于中国”。）为什么要按照这样的内容编？一党独裁针对什么？特别是前言部份，编者说，这些精神资源将是下个世纪取之不尽的精神宝库。可见这是为了这个世纪用的。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动向。”对自己以往的政治主张和文献竟然畏惧到这种程度，让人不免有历史轮回之叹。 

    中国历代统治者往往嗜好改史，流民出身的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甚至数次诛杀描摹其真实面容的画工。毛泽东更是虚构历史的大行家，他用权术捉弄同僚，用权力玩弄世人，也常指示历史学家们“创造”历史，一部太平天国史就几乎全由谎言构成，至今任何描写天国真相的书仍然遭禁。难怪中共党史的官方研究者至今仍在感叹，“党史研究还算不上一门科学”。当制造谎言与执政者的利益紧密关联时就出现了一种“马太效应”：为了维持自身利益，就必须不断地制造谎言；一旦谎言成了官定“历史”与“真理”，则需要进一步用专制手段限制言论、新闻和学术自由；等到整个社会机器都依靠谎言来维持时，就不要再指望这台机器还能制造出它们向人民所承诺的任何东西。王若水先生的“整风压倒启蒙：从延安整风运动看‘五四精神’和党文化的碰撞”一文，就深刻揭示了制造谎言的功能其实就是党文化的精髓。 

    不能面对自己真实历史的民族，既不会拥有美好的今天，更不可能期望灿烂的未来。史籍浩如烟海的中国，正在期待历史良知的出现。 

(本刊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