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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过期期刊 MCS 2002 Issue 1 关于国有外贸企业出口困境和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分析
期刊 过期期刊 MCS 2002 Issue 1 关于国有外贸企业出口困境和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分析
关于国有外贸企业出口困境和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分析
“出口承包制”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
出口退税政策对出口后劲的制约
国有外贸企业的制度缺陷
如何走出出口困境？
人民币币值为何坚挺？
人民币汇率：升否？降否？
出口退税政策对出口后劲的制约
国有外贸企业的制度缺陷
如何走出出口困境？
人民币币值为何坚挺？
人民币汇率：升否？降否？
近年来，我国的出口依存度已居世界上的大国之首。我国的出口企业主要分为国有独资外贸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两部份。按照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分类来划分，前者主要从事一般出口贸易，后者则主要从事加工贸易。由于9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持续增加，出口中外资企业的加工贸易比重迅速上升，现已占到我国年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在外向型经济高度发达的深圳特区，加工贸易的比重更高达87%。然而，从出口对国内生产、投资和消费的影响力度来看，一般贸易的产业关联度远远高于加工贸易，所以如果国有外贸企业的一般贸易出口出现疲弱状况，就必然会延缓经济增长。以国有外贸公司为经营主体的一般贸易出口自80年代末以来曾经历过几次起伏，不过总体上仍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出口规模不断扩大；但是，国有外贸企业的利润却未同步增加，其赢利能力持续减弱，利润空间不断收窄，企业普遍感到力不从心，特别是近年来，国有外贸企业已从90年代中期以前人人羡慕的行业变成了今日艰难挣扎的“夕阳产业”。
表面上看，国际市场需求的下降是造成我国目前出口困难的直接原因。但是，即使在市场形势良好的2000年，从事一般贸易出口的国有外贸企业仍然感到困难重重。世界经济的走势本身有周期性，国际贸易往往是反映国际经济状况的晴雨表。当国际市场发生变化时，外资企业的加工贸易基本上与世界经济的周期性变化同步；而国有外贸企业的一般贸易出口实绩却未必如此。例如，1996年“三资”企业的出口增长了31.2%，而一般贸易出口反而暴跌，当年全国出口总增长率仅为1.5%。造成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是出口退税的严重滞后，使实行增值税“先征后退”的国有一般贸易出口企业的资金周转发生了极大的困难。无论国际市场环境如何变化，在中国特有的体制条件下，国有外贸企业一般均以完成出口创汇目标为首要任务。因此，为了实现出口值的逐年增加，在国际市场价格低迷的情况下往往以出口量的增长来弥补。这样，虽然出口货物量的增加对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有所贡献，但这种出口方式却是以未来出口增长潜力的下降为代价的。目前我国国有外贸企业的出口后劲明显不足，正反映出强行维持出口量增长的政策效力已不足以抵销企业自身增长动力的衰竭。
一般贸易的出口后劲不足源于出口效益的低下，而出口的低效益必然制约上游生产企业的赢利水平、削弱支持其扩大再生产的研究开发投入和相应的增加就业的能力，在此背景下强行维持出口量增长的政策成本和经济代价自然不断攀升，而我国入世后这种政策扶持的作用空间将越来越小。由于一般贸易出口的产业联动特点，出口后劲的强弱意味着产业实力的大小。解决我国目前一般贸易出口困境的思路，不应就事论事地单纯考虑出口政策方面的优惠，而应从出口的规模与效益反向运动的现象出发，深入分析困扰我国一般贸易出口增长乏力的深层原因，着重于解决增长后劲问题。笔者以为，“出口承包制”、国家政策环境和企业制度上的缺陷，是造成我国一般贸易出口困境的主要根源。
“出口承包制”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
随着90年代“承包制”在工业企业的推广，外贸领域也全面推行了“出口承包制”。其基本出发点和优先目标是追求创汇规模的持续扩大，这成了上级政府考核下级工作绩效和衡量国有外贸企业经营者业绩的基本标准。实行“承包制”后，计划指标的刚性和偏重创汇规模的激励机制造成计划指标年年调高、自上而下层层加码；外贸企业的内部管理反而变得粗放起来。不少外贸公司不是依据产品和业务员的专长设立业务部门、合理地确定业务指标和目标责任，而是将部门作为落实承包任务的基本单位，将出口指标细化分解至公司内各部门及业务员个人。由于各部门间缺乏明晰的经营分工，只要能完成出口任务，什么产品都可以做，各部门大多实行多品种经营，很难避免部门业务的重叠。在承包指标的压力下，各部门常因资金分配、争夺客户（包括互相偷取商业情报）产生摩擦。甚至同一部门内各业务员之间也因开拓新业务的难度和承包任务的压力而时常发生激烈冲突。某外贸公司5个业务部中2个部都做打火机出口，其卖方及买方（国外客户）均相同，有一个部竟然有2个业务员各自独立地做此生意。部门的利益意识在“承包制”下畸形膨胀，损害了公司的整体利益。由于经营产品的雷同化，部门间为了各自的利益往往相互封锁消息，并控制各自业务员与其他部门的业务交流，尤其不愿意本部门的业务员流动到其他部门，以防泄露本部门的各种“秘密”。结果，业务员一旦与部门主管发生冲突，往往就只能选择离开公司一途。“承包制”产生的企业内部不当竞争大大降低了公司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
这种情况随着各地外贸公司的大量增加而更加恶化。随着经济外向型程度的不断提高，1992年外经贸部开始大幅度授予地方企业进出口经营权，依据行政需求和安排逐级设立了外贸公司。为了在短时间内扩大出口规模，新成立的各地外贸公司往往追求产品经营品种的齐全，过去的专业外贸公司也转向多种不相关产品的综合化经营，于是迅速形成了企业间产品经营的雷同化趋势。并进而造成了外贸出口一哄而起、相互间恶性竞争的局面。于是，一方面国内货源价格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出口价格却一跌再跌，导致出口效益迅速下滑。
实行“承包制”的外贸企业普遍采取了利润分成式激励措施。但在实践中公司对下签定的承包协议在权利义务上往往不利于承包者，如指标压得很重，在经营资金的安排以及非业务部门提供后勤支持上却经常不到位。不少外贸企业不关心公司的长期信用，只图眼前利益。例如，当经营中出现对外违约、引起外商索赔时，公司往往诿过于业务员个人，而不愿以公司名义对外承担责任，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导致公司对内对外均丧失信誉。公司因此无法对员工、尤其是业务员产生内聚力，业务员则竭力开发并控制业务渠道，以此作为未来跳槽的资本。
“分成激励法”本身还具有边际效应递减的特点，容易刺激业务人员得陇望蜀的心态。加之国企经营者出于种种考虑，在年底分成时又经常不履行诺言，不肯兑现给部门和个人的约定奖励，使业务部门和业务员个人的积极性大打折扣，由此造成了部门自我奖励（即变相私设“小金库”）以及业务人员跳槽和“外贸个体户”现象。多年来“外贸个体户”现象越来越突出和普遍，业务员往往利用公司的操作条件发展个人操纵的业务网络，然后离开公司向其他出口企业“卖单”以谋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业务员利用公司的操作条件开辟出的业务渠道，本应属于公司的无形资产，业务员在离开公司若干时间内无权使用这些渠道。这种跳槽和其后的“外贸个体户化”恰恰是承包制下激励制度失效的一个必然结果。从另一方面讲，“卖单”之所以大行其道，正是因为普遍实行“承包制”的大批国有外贸企业存在着完成创汇任务的压力，它们往往通过“买单”而获得完成创汇任务的便捷渠道，于是双方互有所求，遂成规模。目前，“买单”业务在不少外贸企业每年完成的出口创汇中占有相当的份量，有些企业甚至达到一半以上。
本来，竞争的日趋激烈应当要求企业的经营手段不断升级，例如更多地运用现代营销思想，包括公司品牌的塑造。而“承包制”造成的企业内外的恶性竞争却削弱了外贸企业提高经营手段的经济基础，并造成公司业务的部门化和个人化，个人的作用和信用几乎取代了公司本应发挥的品牌效用。因此，“外贸个体户化”和“买单”业务的兴盛，不断削弱着外贸企业自身出口的后劲，导致公司的竞争能力萎缩，使外贸企业出口规模的扩张徒具虚表。外贸企业在过去20年中虽然在国际市场开拓方面为实现市场多元化作了很大努力，但出口仍过于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市场。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开拓费时费力，购买力和信用远不如发达国家，但其需求层次往往形成对中国产品较强的潜在需求。“承包制”对出口创汇的时间要求往往使企业难以从容地开拓新市场，结果过多的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涌向欧美市场，不仅大大降低了出口效益，而且还屡屡遭致对方的反倾销调查，粗放型出口日益受到国际市场稳定性和增长极限的挑战。
出口退税政策对出口后劲的制约
出口退税是将出口企业收购价格中所含的流转税（即增值税）或称间接税按规定税率退返出口企业，这种仿效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使中国的出口产品具有价格优势。虽然对出口产品退税为国际规则所允许，但中国长期依靠出口退税来维持出口规模其实难以为继。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出口依存度（出口占GDP的比例）平均不到10%，而提供出口退税的中央财政的收入占GDP的比重却高达约30%；而我国的出口依存度已达20%以上，出口增长又远远快于GDP的增长，可是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7%左右（其中半数收入来自当年发行国债），因此，长期实行出口产品退税对中央财政构成了与日俱增的沉重压力。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确定了对占流转税较大比重的增值税实行中央和地方共享，中央对地方上解的增值税按约定比例返还地方。若从地方应上解的增值税中直接扣除出口退税，会影响地方应享有的返还税额，因此国税总局通过预分指标的方式向地方拨付出口退税专款。这就必然产生出口与退税的不同步，加之退税支出须纳入国家财政的统筹安排，而一些地方存在着实际徵税不足和骗取出口退税的行为，所以90年代多数年份里国家计划退税额及实际退税额低于出口形成的应退税款，出现了经常性的退税滞后问题。
退税滞后对主要从事一般贸易出口的外贸企业造成了相当大的经营困难。以价格优势为主要竞争手段的我国出口产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以接近于不含税的成本价进入国际市场。换言之，我国的一般贸易出口产品在退税前大多亏损，必须靠退税才能实现赢利或持平。从对部份企业的调查来看，以退税率为17%计，每出口1美元即形成约1.35元的应退税款。由于外贸企业的平均利润水平较低，自有资金很少，主要依靠银行贷款获取流动资金，而应退税款约占到收购成本的14.5%，退税滞后就必然形成后续经营中的资金缺口。目前不少外贸企业退税的周期长达6个月以上，有的地区更长达一年，企业因退税款滞后，每出口1美元增加的利息负担为0.04元人民币。若以3个月为一笔业务的周转期，则退税期长达6个月，就意味着企业为此承担的机会成本为2.7元x平均利润率。如果一个企业一年出口1,000万美元，就有2,700万元的资金因退税滞后而不能利用。
外贸企业不同于工业企业，自有资本和固定资产较少，经营主要靠银行提供流动资金。资信好、实力强的企业可从银行续贷流动资金，以滚动贷款的方式解决退税缺口和后续业务的资金需求；而资信差、实力弱的企业就只能少接定单，以免退税缺口随着出口的增长而扩大、融资困难不断加剧。商业银行迫于存款利息支出攀升的压力和经营理性，现在往往只愿对有实力的外贸企业贷款，这就进一步造成了外贸企业间资金周转难度的“两极分化”。即便少数大外贸企业融资上相对通畅，退税缺口的扩大也使这类企业的负债水平急剧增加，资金成本也随之上升，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因此削弱，融资向来不存在问题的外经贸部直属的专业进出口总公司眼下就处在这样的困境之中。中小型外贸企业本来贷款就难，某些企业之所以能够争取到部份贷款，是因为外商提前预付货款或有外商开出的信用证作担保，但外商一旦提出将付款方式改为D/P（付款交单）托收，这些企业就难以为继，目前这类外贸企业的出口多踯躅不前，甚至有所下降。
外贸企业无论属于上述哪种情况，其有限的自有资本都被退税滞后不断消耗，结果导致资金成本的普遍提高和现金流量状况的恶化，而利润微薄、现金流量状况不佳的企业就很难再有竞争力了。“承包制”下形成的粗放式出口增长大大削弱了外贸企业的赢利能力，出口退税的滞后则造成全国性的从事一般贸易出口的国有外贸企业的现金流量危机，外贸企业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成本方面遭遇到自身力量无法克服的困难，也对企业转变经营战略构成了束缚。
国有外贸企业的制度缺陷
国有外贸企业在经营者的选择与委派、经营战略、企业管理等多方面，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上级主管机关或机关化的集团公司的控制和干预，上级机关委任经营者更多地是基于政治标准、人事上的平衡甚至是个人关系，所委任的经营者往往既非业务专家、也非管理专家。国有外贸企业至今仍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而只是行政机关的附属物。企业经营如果遭遇到正常的外部风险，本来化解困难的关键在于企业战略的调整和管理制度上的灵活性。而现行的外贸企业制度削弱了企业追求自身利益和应对危机的基本能力，因为经营者的权力来自上级机关，经营者在对企业发展和上级机关的目标责任相权衡的利益博弈中，自然会将前者从属于后者，甚至其主要关注点本来就不在企业经营本身。上级机关领导层的变动也会造成下属外贸企业经营者地位及行为的不稳定。经营者的等级观、自身素质的不足等都限制了经营者考虑和解决问题的思路以及与员工的沟通。即便个别经营者素质较好，但因缺乏企业制度环境的支持，企业发展战略实施的效率和企业成长的可持续性均大打折扣。“承包”思维的巨大惯性则进一步使经营者着重于短期目标，其主要手段还是层层压指标、通过年年加码实现所谓的“发展”。
随着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国有外贸企业越来越感受到市场竞争的压力，企业必须要自负盈亏，由此开始形成了企业相对独立的利益。就经营理性而言，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关键利益所在，不断加强企业的赢利能力是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根本前提。从这种角度来看，保持良好的现金流量显然比片面扩大出口和占有市场更重要，如果国际市场萧条导致经营困难，则企业的经营理性应当是减少出口增量、调整供求结构，以促使价格回升。但上级机关却在国际市场萧条时仍强行干预企业行为、迫使企业增加出口，这实际上是以降价为代价增加需方库存，势必加剧未来的销售困难。即使政府考虑到内外需结构变化、国家间竞争对本国经济政治利益的影响等多种因素，认为有必要采取促进出口的宏观决策，但如果政策措施是以企业成本上升、资金流动性恶化为代价，其结果恰恰适得其反，会削弱企业的发展后劲，损害国家和企业的长期经济利益。
我国外贸企业数目众多、竞争激烈，制定切实可行的企业战略、保持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的灵活性，对外贸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在企业发展中，战略的制定是具前瞻性、决定企业未来命运的最重要的措施，但若没有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上的强有力支撑，战略实施的效率必然低下，甚至会在实施过程中发生偏向，使战略归于失败。一个企业如果暂无发展战略，但有着相对合理的组织结构和较为科学的管理制度，仍可具有相对较高的运行效率和一定的竞争优势，但其应对危机和实现企业大发展的能力则有限。国有独资的企业组织形式很难形成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在多数情况下也难以产生稳健的企业发展战略。目前，不少外贸企业根本就无企业战略可言，更谈不上具体的产品战略、营销战略。“承包制”实行改变了原有的业务流程，以前那种广泛实行的货源、储运、制单结汇由不同部门分别运作的管理方式，被以部门及至个人为基本经营单位独立进行全过程运作的新模式所取代。这增强了部门及业务员个人对公司的离心倾向；公司的信誉更多地体现在业务员身上，企业经营的稳定性甚至低于计划经济时代。由于“承包制”追求的只是出口规模的持续增长，而非以利润最大化为根本目标，边际利润的递减使得出口增长的动力衰减，坚持强压指标、年年加码的做法必然促使业务人员跳槽并带走有关的业务渠道，即便某些公司有一定的“无形资产”和“品牌”意识，业务员对业务流程的实际控制和与公司权利义务关系的不平等，也使得公司无法遏止业务渠道的流失。业务队伍的不稳定、人才的流失从根本上动摇了外贸企业大发展的基础。
国有独资的外贸企业制度是“承包制”得以长期推行的温床，它必然造成国有外贸企业对创汇规模的片面追求和相互间的恶性竞争。我国一般贸易出口的商品结构和质量档次使粗放型的增长日益受到增长极限的挑战，随着竞争的日益加剧，出口的平均利润率早已趋近于零，出口增长的后劲严重不足。很多国有外贸企业无法实现业务转向，为了应付公司的日常固定支出，已谈不上对市场和产品的分析、研究，只要能接到单，哪怕只有一分钱利润也做。这些企业出口的目的仅仅是挣回基本工资和少量奖金。政企不分的国有外贸企业本身就没有建立商会的条件和动力，外贸企业各自为战、相互恶性竞争的结果自然是整体利益的最小化，在此条件下出口规模的扩大令出口价格进一步走低，出口的定价主动权完全被外商掌握。因此，我国的一般贸易出口是一种奇怪的“规模不断扩大的简单再生产”，这意味着我国一般贸易发展的倒退。
如何走出出口困境？
由于长期以来国内生产能力严重过剩，通货紧缩长达4年，宏观经济政策上非常倚重出口的增长，希望以此带动国内生产企业的发展、缓解就业压力、增加国民收入。但若不改革和调整外贸企业制度和有关政策，出口的“规模不断扩大的简单再生产”问题就无法解决。生产企业因出口的低价制约，同样也在重复着简单再生产，这样不仅就业难以增加，而且没有利润增长作为支撑，没有从事研究与开发（R&D）的资金实力，无法提高产品的质量档次及营销技巧，这反过来又对外贸企业提高竞争手段形成制约。
2001年，已步入衰退的美国经济在“9.11事件”的打击下雪上加霜，国内投资及消费者信心加剧下滑，美元对世界主要货币的汇价下跌，美国股市的暴跌及其所引发的全球股市的大幅度下挫造成上万亿美元资产的灭失。欧盟经济（以德国为代表）的持续不景气以及12月以来日元的大幅度贬值，更令全球经济复苏的前景暗淡，也使加入世贸后的我国经济增长面临异常严峻的形势。在2001年10月的秋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上，我国出口商品成交额下降了9.7%，为20年来所罕见。2000年下半年以来，世界经济的萧条导致中国出口的增速不断放缓。2001年我国出口总额为2,661.6亿美元，同比增长6.8%；进口达2,436.1亿美元，同比增长8.2%；顺差为225.4亿美元，增幅比上年下降6.5%。
这种局面已把外贸体制的进一步改革逼到了议事日程上。改革外贸企业制度应以彻底改变企业经营方式、实现企业战略为转折，重建贸易秩序，使外贸真正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和必要的过渡时间；保持良好的现金流量、增强外贸企业的赢利能力则是当务之急。当前实行的出口退税政策代价高昂，每年出口形成近千亿元的应退税款不仅给中央财政构成巨大压力，而且退税拨款的不足、程序的繁琐使企业经营成本加大，资金周转发生很大困难，此外处理退税和防止骗税本身还带来巨大的行政开支。
去年以来，大多数出口产品的退税率已接近增值税率，各地为维持出口增长不同程度地动用了地方财政予以支持，这足以反映出当前出口的艰难。各方面针对出口退税带来的问题已呼吁多年，但认识始终停留在呼吁加快退税进度的层面。由于国家财政支出压力较大，特别是近年来经济增长乏力对政府投资的需求空前加大，加之历年出口退税的缺口累积，退税滞后问题实际上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加入世贸后，出口补贴将被严格禁止，而出口退税率基本上已无上升余地，届时退税滞后将给外贸企业带来更大的困难。
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和国内分销业的开放，国内市场的竞争将逐渐国际化，彼此脱节的生产企业和出口企业根本无法与拥有技术和营销优势的跨国公司较量。外贸企业发展壮大的唯一出路就是与上游的供货方实现业务整合，通过合资、相互参股等形式实行一体化经营，形成双方利益上的共生关系，共享生产和市场营销信息，稳定出口的货源基础、降低采购和经营成本，提高赢利能力，进而加强对生产企业的研究与开发和营销投入，从根本上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就要求外贸企业深入科学地研究市场和产品，确定公司发展战略，对经营产品进行准确的定位，制定出相应的营销策略，彻底抛弃产品和经营方针雷同化的粗放型出口增长模式；同时运用现代企业管理思想，合理配置人力资源，调整管理结构，重塑业务流程（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提高企业整体的运行效率和竞争手段。这样外贸企业才可能置之死地而后生，与生产企业形成相互支持的合力和整体的竞争优势，为我国未来的出口和受其带动的关联产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和强大的后劲。
目前僵化的外贸企业制度已远不能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汇率和退税政策的相对刚性不仅无法促使外贸企业产生变革动力，相反还加剧了外贸企业的经营困境。若参照企业出口退税政策下的换汇成本确定人民币的贬值幅度，通过汇率调整来替代出口退税政策，进而取消出口退税，可以一举三得。第一，极大地改善外贸企业资金周转和现金流量状况，降低经营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更重要的是大大降低未来企业改革的成本。第二，中央财政每年可节支近千亿元，大大缓解财政压力。这笔巨额资金可转而充实社会保障金、冲销金融机构坏帐等。第三，一劳永逸地杜绝骗取出口退税的犯罪活动，同时减少相关的行政开支。以解决退税滞后问题为突破口、并在此基础上推进外贸企业制度的改革，可从根本上解决“承包制”下粗放型增长造成的出口后劲衰竭的问题。
人民币币值为何坚挺？
尽管目前出口增长乏力、后劲明显不足，人民币币值却呈上扬趋势，与美元的黑市价格跌落至1比8.20，出现了多年来罕见的汇率“倒挂”现象。国内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我国庞大的外汇储备、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和“一支独秀”的经济高速增长，因而得以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并稳中有升。更有经济学家指出，鉴于我国经济的强劲走势，人民币汇价应当上升到1美元兑7.5元人民币的水平。笔者对此无法苟同。一国国际收支和外汇储备量只是影响汇率的因素之一。日本在长期巨额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高居世界第一的情况下仍将日元大幅度贬值，美元在美国对外贸易长期逆差的情况下保持坚挺，均说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和国家的各种政策调节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汇率的形成机制。同时，国际间利率水平的差异和资本大规模的跨国流动，进一步增加了汇率决定的复杂性。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引发了长达10年的严重经济衰退。尽管日本国内利率水平早已接近于零，但投资和消费预期极度低落，财政上大量增加开支也未使经济有明显起色。无法刺激投资的低利率政策必然导致资本外流，日本政府只能通过日元贬值增加出口，以刺激经济复苏。去年美国的“911”事件前夕，美国制造商协会通过院外活动，竭力促使政府贬值美元，以增强美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然而美国经济当局认为，每年涌入美国的3,000多亿美元的外资，不仅有利于保持美国经济增长的势头，而且降低了国内企业通过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融资的成本，足以部份抵销强势美元所带来的出口成本劣势，故维持强势美元总体上利大于弊。“9.11事件”之后美元走软表明：内需不振使出口的重要性更为突出，而维持强势美元已不能带来资本市场的收益，加之许多国家的货币纷纷贬值，美国出口竞争力下降势必加剧宏观经济上的困难。
我国目前人民币币值坚挺主要是前些年国际收支上经常帐户和金融资本帐户“双顺差”配之以严格的外汇管制的结果，这并不能反映当前的出口能力和国家经济实力的真实状况。1993年至今国家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出口增长，外贸年年保持较大的顺差，加上外商直接投资持续大量涌入，使外汇储备迅速上升。同时，自1994年以来对国有企业出口收汇实行了严格的结售汇制度，增加国家的外汇储备以应付不断增长的进口用汇压力、增强承受国际经济风险的能力。这一制度后来又推广到包括外商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外汇管制更加严厉，大大抑制了民间对外汇的需求。我国资本──金融市场不发达，政府监管手段尚不足以解除对金融资本帐户的管制，这就决定了人民币的不可兑换性，我国企业不可能利用从资本市场涌入的外资降低融资成本，以减低人民币坚挺对出口竞争力的削弱。
事实上，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币值恰恰不是低估，而是严重高估。1994年初至今，美元兑人民币的名义汇率从1：8.68升至1：8.27，升值约4.7%，而在此期间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货膨胀水平的差异导致人民币与主要发达国家货币的综合实际汇率上升了约30%，这是造成我国出口效益迅速下滑和国际竞争力被削弱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抑制人民币持续升值，中央银行在国有银行对新增外资和出口收汇加强结汇的同时，又大量购入外汇、抛售人民币，从而使外汇储备的规模超常增长。在结售汇制度下，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必然引起外汇占款量的相应增加，造成基础货币和广义货币（M2）的大量投放。1997年，基础货币增加额中87％源于“外汇占款”的增加；在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以往40年里“外汇占款”项目的比重从未超过5％，而1997年这一比重却一下跃升至40％，目前外汇占款平均达到15,700多亿元。为保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1995年中央银行面对进一步上升的外汇占款，被迫采取“对冲”方式，削减或回收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以稳定信贷总规模，这就造成企业资金的普遍紧张，而人民币的相对“稀缺”又构成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潜在压力。
1997年以前大量的外汇占款造成人民币供应相对紧张，构成人民币升值压力；出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潜力和出口微观效益的考察，国内外长期以来普遍预期人民币会贬值，此预期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达到高潮。但这一预期因低估了国家经济利益在中国必须服从于政治意志的特殊国情而失效。中国政府为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像、以及担心一旦贬值将会不利于国内消费和外商投资信心，不惜付出巨大代价维持人民币的稳定。这一基于对国际关系的一相情愿的决策其实是一种失策（Miscalculation）。随着国内经济和社会政治形势日趋严峻，它的“政治正确性”味道越来越浓，日益显示出自我强加（Self-imposing）特性，结果变得不容质疑和挑战，结果人民币的浮动汇率越来越趋向于固定汇率化，中国汇率政策的灵活性正逐步丧失。由于“人民币不贬值”的政府承诺产生了某种可信度（Credibility），长期对人民币看贬的汇率预期逐渐向名义汇率回归，甚至引发了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因此出现了汇率“倒挂”现象。
中国强行稳定人民币汇率的代价（Pay-off）是：外交上一无所获，经济上则自我限制了政策选择空间，强化了国内经济的困难。1999年春季广交会期间，外经贸部的官员即坦承，在人民币不贬值情况下的出口牺牲了国内企业的效益和发展后劲。外资则因担心中国可能出现的衰退而踯躅不前。于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只能完全指望内需。今年以来，因发达国家需求的萎缩，作为世界主要加工工业基地、地处我国周边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受到沉重打击。它们货币的竞相贬值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出口的困难。我国经济已告别短缺时代，但重量不重质的粗放式增长造成了严重的产品过剩，宏观经济又堕入通货紧缩的困境。支出预期的上升和收入预期的下降使居民的储蓄意愿极其强烈。央行迄今为止7次降息都未能有效地刺激居民的消费热情。目前，居民储蓄已高达7万亿元，金融机构存贷差3.6万亿元，大大增加了商业银行的负债水平和经营压力。而通货紧缩使企业间竞争日趋激烈，市场前景不明，利润水平的普遍下降和商业信用的失效，更削弱了企业进一步投资的动力，也迫使1995年以来经过商业化改革的国有银行通过“惜贷”来规避坏帐风险。相对于投资需求的低迷，较高的储蓄率表明我国的货币供并不紧张，不存在放松银根的现实压力；而且出口增速放缓及贸易顺差减少，还有允许国内部份大出口企业以及特定地区的出口企业保留现汇等政策，则会减轻结售汇制和外汇占款所产生的人民币升值压力。
人民币汇率：升否？降否？
作为一个偶然的突发事件，“911”事件对当前人民币汇率预期的影响，很快将让位于“入世”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质量的考量。相对于世界经济的萧条，我国经济迄今仍保持增长，其动力来源于从1998年开始实施至今的积极财政政策。但这一政策的代价和局限性也是有目共睹的：中央财政赤字（2001年近2,600亿元）扶摇直上，过去3年里每年的国债发行额都超过4,000亿元，2000年底国债余额高达13,000多亿元，国债依存度则已远远超出了国际警戒线。考虑到充实社会保障金和资产管理公司处理国有商业银行巨额不良贷款尚有巨大的资金缺口，通过大规模发行国债增加政府投资的余地已十分有限。同时，由于缺乏完整配套的体制改革措施以根本扭转国内的投资和消费预期，国债投资除了引起相关国有部门配套投资的放大外，始终未能有效地激活社会投资。
去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长的疲弱对我国出口构成明显的压力。我国的出口依存度高达23%，通货紧缩状态下GDP的增长和出口受阻势必引起库存的剧增和企业效益的下降，令长期困扰我国工商业的超量库存积压更为严重。国家经贸委预计，到2002年上半年全国600种主要产品中518种均供过于求，供给适度的产品仅82种，占13.7%。目前我国工商业库存估计占GDP约40%，是美国库存水平的两倍多，这就对价格产生了向下的压力。2001年1月至9月全国工业品出厂价和零售物价指数同比均下降0.5%，9月的单月降幅更大，通货紧缩再度抬头。尽管1月至9月GDP的增长高达7.6%，但主要工业经济效益增幅继续回落，企业亏损由降转升。40个工业行业中有19个亏损额上升，其中纺织业、化学和电子通信业新增亏损占全部行业新增亏损额的62.2%。
扩张性财政政策代价高昂、难以持久，重新抬头的通货紧缩则表明内需动力持续衰减；我国的技术开发能力和产业的整体竞争力不足，继续保持人民币的坚挺必然加剧出口和国内经济的困难。在当前内需不振的条件下实行人民币贬值，大幅度减少库存，改善国内供求关系，促使价格回升和企业效益的提高；同时辅之以运筹得当的、适度有效的政府投资，增强投资和消费预期，是促使经济恢复活力的有效措施。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将韩元贬值83%，出口的平均单价仅下降了25%（因为出口价格反映的是全球产品的供求状况，降幅有限）；但由于汇率政策调整到位，有助于企业效益的提高和经济复苏，韩国经济得以复苏，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迅速增长。不久前，韩国宣布已提前偿还完毕金融危机期间所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300多亿美元外债。
人民币贬值并不会必然引发通货膨胀，因为“入世”后我国关税大幅度下调直接导致进口成本的降低。目前不少进口产品以国际市场价格在我国市场销售，这与人民币的长期坚挺和缓慢升值有很大关系，我国汇率政策的调整会迫使进口价格（以美元报价）有所下降，国内严重的经济过剩使人民币贬值后进口成本的有限波动不足以推动通货膨胀的发生。我国外债余额约1,600亿美元，人民币贬值会一次性增加还债成本2,200亿元，每年新增外债的还债成本也会上升，这是货币贬值的主要代价。由于企业制度缺陷、短视的发展战略、竞争秩序混乱、管理体制和出口退税政策设计不当等，对产业发展有直接拉动作用的一般贸易出口效益每况愈下；出口的平均利润率早已趋近于零，现出口退税率也接近上限；去年以来各地不得不动用地方财政补贴出口，入世后这种做法将被严格禁止，届时人民币坚挺、关税下降、非关税壁垒大量撤除，必然会极大刺激进口，使1998年以来逐渐缩小的外贸顺差继续减少。进口激增还会对一些产业（如农业）构成巨大冲击，其可能的不利后果不仅限于经济面。所以通过本币贬值刺激出口、抑制进口将成为唯一选择。
入世意味着国内外市场迅速趋向统一，即国内市场的竞争将完全国际化。按照我国入世的有关承诺，不再坚持对外商直接投资在诸如“当地化”比重、出口比例、外汇平衡和技术转让等方面的要求，我国的新外资法对此已经作了相应的调整。追求全球利润最大化的西方跨国公司将通过其全球采购系统（Global Procurement System），把最具备价格和质量优势的生产要素进口到我国进行成品的组装生产。跨国公司投资的主要动机在于市场控制，而不是帮助东道国扩大出口，这样就在进口和国内市场竞争方面对我国的国际收支和产业生存构成很大的压力。国内产业一旦衰败，必然削弱出口的基础和后劲；同样，出口低效、不振，国内产业就没有加强竞争力的利润基础，进一步抑制国内的投资和消费。无论是从摆脱当前的通货紧缩，还是从应对入世对国内产业的挑战着眼，尽快加强国内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已迫在眉睫。但为此所必须进行的的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等工作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从轻重缓急的角度，大力、有效地开发外需，增加企业效益，提高产业赢利能力则是当务之急，这是进行任何改革和政策调整的基础所在，故调整人民币汇率加强出口适当其时。
人民币贬值并不会动摇外资的信心。美元坚挺促使美国企业纷纷对外投资也从另一面证明：实行本币贬值的国家投资成本降低，恰恰增加了吸引外资的可能；实行贬值的国家社会政治的稳定及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则决定了能否成功引资。联合国贸发组织发布的（UNCTAD）《1999年度世界投资报告》在调查中发现，跨国公司对韩国、泰国和马来西亚这类在金融危机中货币贬值但政治稳定的国家反倒加强了投资和投资预期。从任何方面讲，保持灵活有效的人民币汇率政策符合国家利益，有利于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表面上看，国际市场需求的下降是造成我国目前出口困难的直接原因。但是，即使在市场形势良好的2000年，从事一般贸易出口的国有外贸企业仍然感到困难重重。世界经济的走势本身有周期性，国际贸易往往是反映国际经济状况的晴雨表。当国际市场发生变化时，外资企业的加工贸易基本上与世界经济的周期性变化同步；而国有外贸企业的一般贸易出口实绩却未必如此。例如，1996年“三资”企业的出口增长了31.2%，而一般贸易出口反而暴跌，当年全国出口总增长率仅为1.5%。造成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是出口退税的严重滞后，使实行增值税“先征后退”的国有一般贸易出口企业的资金周转发生了极大的困难。无论国际市场环境如何变化，在中国特有的体制条件下，国有外贸企业一般均以完成出口创汇目标为首要任务。因此，为了实现出口值的逐年增加，在国际市场价格低迷的情况下往往以出口量的增长来弥补。这样，虽然出口货物量的增加对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有所贡献，但这种出口方式却是以未来出口增长潜力的下降为代价的。目前我国国有外贸企业的出口后劲明显不足，正反映出强行维持出口量增长的政策效力已不足以抵销企业自身增长动力的衰竭。
一般贸易的出口后劲不足源于出口效益的低下，而出口的低效益必然制约上游生产企业的赢利水平、削弱支持其扩大再生产的研究开发投入和相应的增加就业的能力，在此背景下强行维持出口量增长的政策成本和经济代价自然不断攀升，而我国入世后这种政策扶持的作用空间将越来越小。由于一般贸易出口的产业联动特点，出口后劲的强弱意味着产业实力的大小。解决我国目前一般贸易出口困境的思路，不应就事论事地单纯考虑出口政策方面的优惠，而应从出口的规模与效益反向运动的现象出发，深入分析困扰我国一般贸易出口增长乏力的深层原因，着重于解决增长后劲问题。笔者以为，“出口承包制”、国家政策环境和企业制度上的缺陷，是造成我国一般贸易出口困境的主要根源。
“出口承包制”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
随着90年代“承包制”在工业企业的推广，外贸领域也全面推行了“出口承包制”。其基本出发点和优先目标是追求创汇规模的持续扩大，这成了上级政府考核下级工作绩效和衡量国有外贸企业经营者业绩的基本标准。实行“承包制”后，计划指标的刚性和偏重创汇规模的激励机制造成计划指标年年调高、自上而下层层加码；外贸企业的内部管理反而变得粗放起来。不少外贸公司不是依据产品和业务员的专长设立业务部门、合理地确定业务指标和目标责任，而是将部门作为落实承包任务的基本单位，将出口指标细化分解至公司内各部门及业务员个人。由于各部门间缺乏明晰的经营分工，只要能完成出口任务，什么产品都可以做，各部门大多实行多品种经营，很难避免部门业务的重叠。在承包指标的压力下，各部门常因资金分配、争夺客户（包括互相偷取商业情报）产生摩擦。甚至同一部门内各业务员之间也因开拓新业务的难度和承包任务的压力而时常发生激烈冲突。某外贸公司5个业务部中2个部都做打火机出口，其卖方及买方（国外客户）均相同，有一个部竟然有2个业务员各自独立地做此生意。部门的利益意识在“承包制”下畸形膨胀，损害了公司的整体利益。由于经营产品的雷同化，部门间为了各自的利益往往相互封锁消息，并控制各自业务员与其他部门的业务交流，尤其不愿意本部门的业务员流动到其他部门，以防泄露本部门的各种“秘密”。结果，业务员一旦与部门主管发生冲突，往往就只能选择离开公司一途。“承包制”产生的企业内部不当竞争大大降低了公司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
这种情况随着各地外贸公司的大量增加而更加恶化。随着经济外向型程度的不断提高，1992年外经贸部开始大幅度授予地方企业进出口经营权，依据行政需求和安排逐级设立了外贸公司。为了在短时间内扩大出口规模，新成立的各地外贸公司往往追求产品经营品种的齐全，过去的专业外贸公司也转向多种不相关产品的综合化经营，于是迅速形成了企业间产品经营的雷同化趋势。并进而造成了外贸出口一哄而起、相互间恶性竞争的局面。于是，一方面国内货源价格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出口价格却一跌再跌，导致出口效益迅速下滑。
实行“承包制”的外贸企业普遍采取了利润分成式激励措施。但在实践中公司对下签定的承包协议在权利义务上往往不利于承包者，如指标压得很重，在经营资金的安排以及非业务部门提供后勤支持上却经常不到位。不少外贸企业不关心公司的长期信用，只图眼前利益。例如，当经营中出现对外违约、引起外商索赔时，公司往往诿过于业务员个人，而不愿以公司名义对外承担责任，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导致公司对内对外均丧失信誉。公司因此无法对员工、尤其是业务员产生内聚力，业务员则竭力开发并控制业务渠道，以此作为未来跳槽的资本。
“分成激励法”本身还具有边际效应递减的特点，容易刺激业务人员得陇望蜀的心态。加之国企经营者出于种种考虑，在年底分成时又经常不履行诺言，不肯兑现给部门和个人的约定奖励，使业务部门和业务员个人的积极性大打折扣，由此造成了部门自我奖励（即变相私设“小金库”）以及业务人员跳槽和“外贸个体户”现象。多年来“外贸个体户”现象越来越突出和普遍，业务员往往利用公司的操作条件发展个人操纵的业务网络，然后离开公司向其他出口企业“卖单”以谋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业务员利用公司的操作条件开辟出的业务渠道，本应属于公司的无形资产，业务员在离开公司若干时间内无权使用这些渠道。这种跳槽和其后的“外贸个体户化”恰恰是承包制下激励制度失效的一个必然结果。从另一方面讲，“卖单”之所以大行其道，正是因为普遍实行“承包制”的大批国有外贸企业存在着完成创汇任务的压力，它们往往通过“买单”而获得完成创汇任务的便捷渠道，于是双方互有所求，遂成规模。目前，“买单”业务在不少外贸企业每年完成的出口创汇中占有相当的份量，有些企业甚至达到一半以上。
本来，竞争的日趋激烈应当要求企业的经营手段不断升级，例如更多地运用现代营销思想，包括公司品牌的塑造。而“承包制”造成的企业内外的恶性竞争却削弱了外贸企业提高经营手段的经济基础，并造成公司业务的部门化和个人化，个人的作用和信用几乎取代了公司本应发挥的品牌效用。因此，“外贸个体户化”和“买单”业务的兴盛，不断削弱着外贸企业自身出口的后劲，导致公司的竞争能力萎缩，使外贸企业出口规模的扩张徒具虚表。外贸企业在过去20年中虽然在国际市场开拓方面为实现市场多元化作了很大努力，但出口仍过于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市场。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开拓费时费力，购买力和信用远不如发达国家，但其需求层次往往形成对中国产品较强的潜在需求。“承包制”对出口创汇的时间要求往往使企业难以从容地开拓新市场，结果过多的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涌向欧美市场，不仅大大降低了出口效益，而且还屡屡遭致对方的反倾销调查，粗放型出口日益受到国际市场稳定性和增长极限的挑战。
出口退税政策对出口后劲的制约
出口退税是将出口企业收购价格中所含的流转税（即增值税）或称间接税按规定税率退返出口企业，这种仿效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使中国的出口产品具有价格优势。虽然对出口产品退税为国际规则所允许，但中国长期依靠出口退税来维持出口规模其实难以为继。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出口依存度（出口占GDP的比例）平均不到10%，而提供出口退税的中央财政的收入占GDP的比重却高达约30%；而我国的出口依存度已达20%以上，出口增长又远远快于GDP的增长，可是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7%左右（其中半数收入来自当年发行国债），因此，长期实行出口产品退税对中央财政构成了与日俱增的沉重压力。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确定了对占流转税较大比重的增值税实行中央和地方共享，中央对地方上解的增值税按约定比例返还地方。若从地方应上解的增值税中直接扣除出口退税，会影响地方应享有的返还税额，因此国税总局通过预分指标的方式向地方拨付出口退税专款。这就必然产生出口与退税的不同步，加之退税支出须纳入国家财政的统筹安排，而一些地方存在着实际徵税不足和骗取出口退税的行为，所以90年代多数年份里国家计划退税额及实际退税额低于出口形成的应退税款，出现了经常性的退税滞后问题。
退税滞后对主要从事一般贸易出口的外贸企业造成了相当大的经营困难。以价格优势为主要竞争手段的我国出口产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以接近于不含税的成本价进入国际市场。换言之，我国的一般贸易出口产品在退税前大多亏损，必须靠退税才能实现赢利或持平。从对部份企业的调查来看，以退税率为17%计，每出口1美元即形成约1.35元的应退税款。由于外贸企业的平均利润水平较低，自有资金很少，主要依靠银行贷款获取流动资金，而应退税款约占到收购成本的14.5%，退税滞后就必然形成后续经营中的资金缺口。目前不少外贸企业退税的周期长达6个月以上，有的地区更长达一年，企业因退税款滞后，每出口1美元增加的利息负担为0.04元人民币。若以3个月为一笔业务的周转期，则退税期长达6个月，就意味着企业为此承担的机会成本为2.7元x平均利润率。如果一个企业一年出口1,000万美元，就有2,700万元的资金因退税滞后而不能利用。
外贸企业不同于工业企业，自有资本和固定资产较少，经营主要靠银行提供流动资金。资信好、实力强的企业可从银行续贷流动资金，以滚动贷款的方式解决退税缺口和后续业务的资金需求；而资信差、实力弱的企业就只能少接定单，以免退税缺口随着出口的增长而扩大、融资困难不断加剧。商业银行迫于存款利息支出攀升的压力和经营理性，现在往往只愿对有实力的外贸企业贷款，这就进一步造成了外贸企业间资金周转难度的“两极分化”。即便少数大外贸企业融资上相对通畅，退税缺口的扩大也使这类企业的负债水平急剧增加，资金成本也随之上升，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因此削弱，融资向来不存在问题的外经贸部直属的专业进出口总公司眼下就处在这样的困境之中。中小型外贸企业本来贷款就难，某些企业之所以能够争取到部份贷款，是因为外商提前预付货款或有外商开出的信用证作担保，但外商一旦提出将付款方式改为D/P（付款交单）托收，这些企业就难以为继，目前这类外贸企业的出口多踯躅不前，甚至有所下降。
外贸企业无论属于上述哪种情况，其有限的自有资本都被退税滞后不断消耗，结果导致资金成本的普遍提高和现金流量状况的恶化，而利润微薄、现金流量状况不佳的企业就很难再有竞争力了。“承包制”下形成的粗放式出口增长大大削弱了外贸企业的赢利能力，出口退税的滞后则造成全国性的从事一般贸易出口的国有外贸企业的现金流量危机，外贸企业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成本方面遭遇到自身力量无法克服的困难，也对企业转变经营战略构成了束缚。
国有外贸企业的制度缺陷
国有外贸企业在经营者的选择与委派、经营战略、企业管理等多方面，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上级主管机关或机关化的集团公司的控制和干预，上级机关委任经营者更多地是基于政治标准、人事上的平衡甚至是个人关系，所委任的经营者往往既非业务专家、也非管理专家。国有外贸企业至今仍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而只是行政机关的附属物。企业经营如果遭遇到正常的外部风险，本来化解困难的关键在于企业战略的调整和管理制度上的灵活性。而现行的外贸企业制度削弱了企业追求自身利益和应对危机的基本能力，因为经营者的权力来自上级机关，经营者在对企业发展和上级机关的目标责任相权衡的利益博弈中，自然会将前者从属于后者，甚至其主要关注点本来就不在企业经营本身。上级机关领导层的变动也会造成下属外贸企业经营者地位及行为的不稳定。经营者的等级观、自身素质的不足等都限制了经营者考虑和解决问题的思路以及与员工的沟通。即便个别经营者素质较好，但因缺乏企业制度环境的支持，企业发展战略实施的效率和企业成长的可持续性均大打折扣。“承包”思维的巨大惯性则进一步使经营者着重于短期目标，其主要手段还是层层压指标、通过年年加码实现所谓的“发展”。
随着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国有外贸企业越来越感受到市场竞争的压力，企业必须要自负盈亏，由此开始形成了企业相对独立的利益。就经营理性而言，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关键利益所在，不断加强企业的赢利能力是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根本前提。从这种角度来看，保持良好的现金流量显然比片面扩大出口和占有市场更重要，如果国际市场萧条导致经营困难，则企业的经营理性应当是减少出口增量、调整供求结构，以促使价格回升。但上级机关却在国际市场萧条时仍强行干预企业行为、迫使企业增加出口，这实际上是以降价为代价增加需方库存，势必加剧未来的销售困难。即使政府考虑到内外需结构变化、国家间竞争对本国经济政治利益的影响等多种因素，认为有必要采取促进出口的宏观决策，但如果政策措施是以企业成本上升、资金流动性恶化为代价，其结果恰恰适得其反，会削弱企业的发展后劲，损害国家和企业的长期经济利益。
我国外贸企业数目众多、竞争激烈，制定切实可行的企业战略、保持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的灵活性，对外贸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在企业发展中，战略的制定是具前瞻性、决定企业未来命运的最重要的措施，但若没有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上的强有力支撑，战略实施的效率必然低下，甚至会在实施过程中发生偏向，使战略归于失败。一个企业如果暂无发展战略，但有着相对合理的组织结构和较为科学的管理制度，仍可具有相对较高的运行效率和一定的竞争优势，但其应对危机和实现企业大发展的能力则有限。国有独资的企业组织形式很难形成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在多数情况下也难以产生稳健的企业发展战略。目前，不少外贸企业根本就无企业战略可言，更谈不上具体的产品战略、营销战略。“承包制”实行改变了原有的业务流程，以前那种广泛实行的货源、储运、制单结汇由不同部门分别运作的管理方式，被以部门及至个人为基本经营单位独立进行全过程运作的新模式所取代。这增强了部门及业务员个人对公司的离心倾向；公司的信誉更多地体现在业务员身上，企业经营的稳定性甚至低于计划经济时代。由于“承包制”追求的只是出口规模的持续增长，而非以利润最大化为根本目标，边际利润的递减使得出口增长的动力衰减，坚持强压指标、年年加码的做法必然促使业务人员跳槽并带走有关的业务渠道，即便某些公司有一定的“无形资产”和“品牌”意识，业务员对业务流程的实际控制和与公司权利义务关系的不平等，也使得公司无法遏止业务渠道的流失。业务队伍的不稳定、人才的流失从根本上动摇了外贸企业大发展的基础。
国有独资的外贸企业制度是“承包制”得以长期推行的温床，它必然造成国有外贸企业对创汇规模的片面追求和相互间的恶性竞争。我国一般贸易出口的商品结构和质量档次使粗放型的增长日益受到增长极限的挑战，随着竞争的日益加剧，出口的平均利润率早已趋近于零，出口增长的后劲严重不足。很多国有外贸企业无法实现业务转向，为了应付公司的日常固定支出，已谈不上对市场和产品的分析、研究，只要能接到单，哪怕只有一分钱利润也做。这些企业出口的目的仅仅是挣回基本工资和少量奖金。政企不分的国有外贸企业本身就没有建立商会的条件和动力，外贸企业各自为战、相互恶性竞争的结果自然是整体利益的最小化，在此条件下出口规模的扩大令出口价格进一步走低，出口的定价主动权完全被外商掌握。因此，我国的一般贸易出口是一种奇怪的“规模不断扩大的简单再生产”，这意味着我国一般贸易发展的倒退。
如何走出出口困境？
由于长期以来国内生产能力严重过剩，通货紧缩长达4年，宏观经济政策上非常倚重出口的增长，希望以此带动国内生产企业的发展、缓解就业压力、增加国民收入。但若不改革和调整外贸企业制度和有关政策，出口的“规模不断扩大的简单再生产”问题就无法解决。生产企业因出口的低价制约，同样也在重复着简单再生产，这样不仅就业难以增加，而且没有利润增长作为支撑，没有从事研究与开发（R&D）的资金实力，无法提高产品的质量档次及营销技巧，这反过来又对外贸企业提高竞争手段形成制约。
2001年，已步入衰退的美国经济在“9.11事件”的打击下雪上加霜，国内投资及消费者信心加剧下滑，美元对世界主要货币的汇价下跌，美国股市的暴跌及其所引发的全球股市的大幅度下挫造成上万亿美元资产的灭失。欧盟经济（以德国为代表）的持续不景气以及12月以来日元的大幅度贬值，更令全球经济复苏的前景暗淡，也使加入世贸后的我国经济增长面临异常严峻的形势。在2001年10月的秋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上，我国出口商品成交额下降了9.7%，为20年来所罕见。2000年下半年以来，世界经济的萧条导致中国出口的增速不断放缓。2001年我国出口总额为2,661.6亿美元，同比增长6.8%；进口达2,436.1亿美元，同比增长8.2%；顺差为225.4亿美元，增幅比上年下降6.5%。
这种局面已把外贸体制的进一步改革逼到了议事日程上。改革外贸企业制度应以彻底改变企业经营方式、实现企业战略为转折，重建贸易秩序，使外贸真正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和必要的过渡时间；保持良好的现金流量、增强外贸企业的赢利能力则是当务之急。当前实行的出口退税政策代价高昂，每年出口形成近千亿元的应退税款不仅给中央财政构成巨大压力，而且退税拨款的不足、程序的繁琐使企业经营成本加大，资金周转发生很大困难，此外处理退税和防止骗税本身还带来巨大的行政开支。
去年以来，大多数出口产品的退税率已接近增值税率，各地为维持出口增长不同程度地动用了地方财政予以支持，这足以反映出当前出口的艰难。各方面针对出口退税带来的问题已呼吁多年，但认识始终停留在呼吁加快退税进度的层面。由于国家财政支出压力较大，特别是近年来经济增长乏力对政府投资的需求空前加大，加之历年出口退税的缺口累积，退税滞后问题实际上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加入世贸后，出口补贴将被严格禁止，而出口退税率基本上已无上升余地，届时退税滞后将给外贸企业带来更大的困难。
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和国内分销业的开放，国内市场的竞争将逐渐国际化，彼此脱节的生产企业和出口企业根本无法与拥有技术和营销优势的跨国公司较量。外贸企业发展壮大的唯一出路就是与上游的供货方实现业务整合，通过合资、相互参股等形式实行一体化经营，形成双方利益上的共生关系，共享生产和市场营销信息，稳定出口的货源基础、降低采购和经营成本，提高赢利能力，进而加强对生产企业的研究与开发和营销投入，从根本上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就要求外贸企业深入科学地研究市场和产品，确定公司发展战略，对经营产品进行准确的定位，制定出相应的营销策略，彻底抛弃产品和经营方针雷同化的粗放型出口增长模式；同时运用现代企业管理思想，合理配置人力资源，调整管理结构，重塑业务流程（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提高企业整体的运行效率和竞争手段。这样外贸企业才可能置之死地而后生，与生产企业形成相互支持的合力和整体的竞争优势，为我国未来的出口和受其带动的关联产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和强大的后劲。
目前僵化的外贸企业制度已远不能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汇率和退税政策的相对刚性不仅无法促使外贸企业产生变革动力，相反还加剧了外贸企业的经营困境。若参照企业出口退税政策下的换汇成本确定人民币的贬值幅度，通过汇率调整来替代出口退税政策，进而取消出口退税，可以一举三得。第一，极大地改善外贸企业资金周转和现金流量状况，降低经营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更重要的是大大降低未来企业改革的成本。第二，中央财政每年可节支近千亿元，大大缓解财政压力。这笔巨额资金可转而充实社会保障金、冲销金融机构坏帐等。第三，一劳永逸地杜绝骗取出口退税的犯罪活动，同时减少相关的行政开支。以解决退税滞后问题为突破口、并在此基础上推进外贸企业制度的改革，可从根本上解决“承包制”下粗放型增长造成的出口后劲衰竭的问题。
人民币币值为何坚挺？
尽管目前出口增长乏力、后劲明显不足，人民币币值却呈上扬趋势，与美元的黑市价格跌落至1比8.20，出现了多年来罕见的汇率“倒挂”现象。国内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我国庞大的外汇储备、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和“一支独秀”的经济高速增长，因而得以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并稳中有升。更有经济学家指出，鉴于我国经济的强劲走势，人民币汇价应当上升到1美元兑7.5元人民币的水平。笔者对此无法苟同。一国国际收支和外汇储备量只是影响汇率的因素之一。日本在长期巨额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高居世界第一的情况下仍将日元大幅度贬值，美元在美国对外贸易长期逆差的情况下保持坚挺，均说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和国家的各种政策调节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汇率的形成机制。同时，国际间利率水平的差异和资本大规模的跨国流动，进一步增加了汇率决定的复杂性。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引发了长达10年的严重经济衰退。尽管日本国内利率水平早已接近于零，但投资和消费预期极度低落，财政上大量增加开支也未使经济有明显起色。无法刺激投资的低利率政策必然导致资本外流，日本政府只能通过日元贬值增加出口，以刺激经济复苏。去年美国的“911”事件前夕，美国制造商协会通过院外活动，竭力促使政府贬值美元，以增强美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然而美国经济当局认为，每年涌入美国的3,000多亿美元的外资，不仅有利于保持美国经济增长的势头，而且降低了国内企业通过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融资的成本，足以部份抵销强势美元所带来的出口成本劣势，故维持强势美元总体上利大于弊。“9.11事件”之后美元走软表明：内需不振使出口的重要性更为突出，而维持强势美元已不能带来资本市场的收益，加之许多国家的货币纷纷贬值，美国出口竞争力下降势必加剧宏观经济上的困难。
我国目前人民币币值坚挺主要是前些年国际收支上经常帐户和金融资本帐户“双顺差”配之以严格的外汇管制的结果，这并不能反映当前的出口能力和国家经济实力的真实状况。1993年至今国家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出口增长，外贸年年保持较大的顺差，加上外商直接投资持续大量涌入，使外汇储备迅速上升。同时，自1994年以来对国有企业出口收汇实行了严格的结售汇制度，增加国家的外汇储备以应付不断增长的进口用汇压力、增强承受国际经济风险的能力。这一制度后来又推广到包括外商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外汇管制更加严厉，大大抑制了民间对外汇的需求。我国资本──金融市场不发达，政府监管手段尚不足以解除对金融资本帐户的管制，这就决定了人民币的不可兑换性，我国企业不可能利用从资本市场涌入的外资降低融资成本，以减低人民币坚挺对出口竞争力的削弱。
事实上，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币值恰恰不是低估，而是严重高估。1994年初至今，美元兑人民币的名义汇率从1：8.68升至1：8.27，升值约4.7%，而在此期间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货膨胀水平的差异导致人民币与主要发达国家货币的综合实际汇率上升了约30%，这是造成我国出口效益迅速下滑和国际竞争力被削弱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抑制人民币持续升值，中央银行在国有银行对新增外资和出口收汇加强结汇的同时，又大量购入外汇、抛售人民币，从而使外汇储备的规模超常增长。在结售汇制度下，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必然引起外汇占款量的相应增加，造成基础货币和广义货币（M2）的大量投放。1997年，基础货币增加额中87％源于“外汇占款”的增加；在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以往40年里“外汇占款”项目的比重从未超过5％，而1997年这一比重却一下跃升至40％，目前外汇占款平均达到15,700多亿元。为保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1995年中央银行面对进一步上升的外汇占款，被迫采取“对冲”方式，削减或回收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以稳定信贷总规模，这就造成企业资金的普遍紧张，而人民币的相对“稀缺”又构成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潜在压力。
1997年以前大量的外汇占款造成人民币供应相对紧张，构成人民币升值压力；出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潜力和出口微观效益的考察，国内外长期以来普遍预期人民币会贬值，此预期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达到高潮。但这一预期因低估了国家经济利益在中国必须服从于政治意志的特殊国情而失效。中国政府为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像、以及担心一旦贬值将会不利于国内消费和外商投资信心，不惜付出巨大代价维持人民币的稳定。这一基于对国际关系的一相情愿的决策其实是一种失策（Miscalculation）。随着国内经济和社会政治形势日趋严峻，它的“政治正确性”味道越来越浓，日益显示出自我强加（Self-imposing）特性，结果变得不容质疑和挑战，结果人民币的浮动汇率越来越趋向于固定汇率化，中国汇率政策的灵活性正逐步丧失。由于“人民币不贬值”的政府承诺产生了某种可信度（Credibility），长期对人民币看贬的汇率预期逐渐向名义汇率回归，甚至引发了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因此出现了汇率“倒挂”现象。
中国强行稳定人民币汇率的代价（Pay-off）是：外交上一无所获，经济上则自我限制了政策选择空间，强化了国内经济的困难。1999年春季广交会期间，外经贸部的官员即坦承，在人民币不贬值情况下的出口牺牲了国内企业的效益和发展后劲。外资则因担心中国可能出现的衰退而踯躅不前。于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只能完全指望内需。今年以来，因发达国家需求的萎缩，作为世界主要加工工业基地、地处我国周边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受到沉重打击。它们货币的竞相贬值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出口的困难。我国经济已告别短缺时代，但重量不重质的粗放式增长造成了严重的产品过剩，宏观经济又堕入通货紧缩的困境。支出预期的上升和收入预期的下降使居民的储蓄意愿极其强烈。央行迄今为止7次降息都未能有效地刺激居民的消费热情。目前，居民储蓄已高达7万亿元，金融机构存贷差3.6万亿元，大大增加了商业银行的负债水平和经营压力。而通货紧缩使企业间竞争日趋激烈，市场前景不明，利润水平的普遍下降和商业信用的失效，更削弱了企业进一步投资的动力，也迫使1995年以来经过商业化改革的国有银行通过“惜贷”来规避坏帐风险。相对于投资需求的低迷，较高的储蓄率表明我国的货币供并不紧张，不存在放松银根的现实压力；而且出口增速放缓及贸易顺差减少，还有允许国内部份大出口企业以及特定地区的出口企业保留现汇等政策，则会减轻结售汇制和外汇占款所产生的人民币升值压力。
人民币汇率：升否？降否？
作为一个偶然的突发事件，“911”事件对当前人民币汇率预期的影响，很快将让位于“入世”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质量的考量。相对于世界经济的萧条，我国经济迄今仍保持增长，其动力来源于从1998年开始实施至今的积极财政政策。但这一政策的代价和局限性也是有目共睹的：中央财政赤字（2001年近2,600亿元）扶摇直上，过去3年里每年的国债发行额都超过4,000亿元，2000年底国债余额高达13,000多亿元，国债依存度则已远远超出了国际警戒线。考虑到充实社会保障金和资产管理公司处理国有商业银行巨额不良贷款尚有巨大的资金缺口，通过大规模发行国债增加政府投资的余地已十分有限。同时，由于缺乏完整配套的体制改革措施以根本扭转国内的投资和消费预期，国债投资除了引起相关国有部门配套投资的放大外，始终未能有效地激活社会投资。
去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长的疲弱对我国出口构成明显的压力。我国的出口依存度高达23%，通货紧缩状态下GDP的增长和出口受阻势必引起库存的剧增和企业效益的下降，令长期困扰我国工商业的超量库存积压更为严重。国家经贸委预计，到2002年上半年全国600种主要产品中518种均供过于求，供给适度的产品仅82种，占13.7%。目前我国工商业库存估计占GDP约40%，是美国库存水平的两倍多，这就对价格产生了向下的压力。2001年1月至9月全国工业品出厂价和零售物价指数同比均下降0.5%，9月的单月降幅更大，通货紧缩再度抬头。尽管1月至9月GDP的增长高达7.6%，但主要工业经济效益增幅继续回落，企业亏损由降转升。40个工业行业中有19个亏损额上升，其中纺织业、化学和电子通信业新增亏损占全部行业新增亏损额的62.2%。
扩张性财政政策代价高昂、难以持久，重新抬头的通货紧缩则表明内需动力持续衰减；我国的技术开发能力和产业的整体竞争力不足，继续保持人民币的坚挺必然加剧出口和国内经济的困难。在当前内需不振的条件下实行人民币贬值，大幅度减少库存，改善国内供求关系，促使价格回升和企业效益的提高；同时辅之以运筹得当的、适度有效的政府投资，增强投资和消费预期，是促使经济恢复活力的有效措施。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将韩元贬值83%，出口的平均单价仅下降了25%（因为出口价格反映的是全球产品的供求状况，降幅有限）；但由于汇率政策调整到位，有助于企业效益的提高和经济复苏，韩国经济得以复苏，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迅速增长。不久前，韩国宣布已提前偿还完毕金融危机期间所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300多亿美元外债。
人民币贬值并不会必然引发通货膨胀，因为“入世”后我国关税大幅度下调直接导致进口成本的降低。目前不少进口产品以国际市场价格在我国市场销售，这与人民币的长期坚挺和缓慢升值有很大关系，我国汇率政策的调整会迫使进口价格（以美元报价）有所下降，国内严重的经济过剩使人民币贬值后进口成本的有限波动不足以推动通货膨胀的发生。我国外债余额约1,600亿美元，人民币贬值会一次性增加还债成本2,200亿元，每年新增外债的还债成本也会上升，这是货币贬值的主要代价。由于企业制度缺陷、短视的发展战略、竞争秩序混乱、管理体制和出口退税政策设计不当等，对产业发展有直接拉动作用的一般贸易出口效益每况愈下；出口的平均利润率早已趋近于零，现出口退税率也接近上限；去年以来各地不得不动用地方财政补贴出口，入世后这种做法将被严格禁止，届时人民币坚挺、关税下降、非关税壁垒大量撤除，必然会极大刺激进口，使1998年以来逐渐缩小的外贸顺差继续减少。进口激增还会对一些产业（如农业）构成巨大冲击，其可能的不利后果不仅限于经济面。所以通过本币贬值刺激出口、抑制进口将成为唯一选择。
入世意味着国内外市场迅速趋向统一，即国内市场的竞争将完全国际化。按照我国入世的有关承诺，不再坚持对外商直接投资在诸如“当地化”比重、出口比例、外汇平衡和技术转让等方面的要求，我国的新外资法对此已经作了相应的调整。追求全球利润最大化的西方跨国公司将通过其全球采购系统（Global Procurement System），把最具备价格和质量优势的生产要素进口到我国进行成品的组装生产。跨国公司投资的主要动机在于市场控制，而不是帮助东道国扩大出口，这样就在进口和国内市场竞争方面对我国的国际收支和产业生存构成很大的压力。国内产业一旦衰败，必然削弱出口的基础和后劲；同样，出口低效、不振，国内产业就没有加强竞争力的利润基础，进一步抑制国内的投资和消费。无论是从摆脱当前的通货紧缩，还是从应对入世对国内产业的挑战着眼，尽快加强国内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已迫在眉睫。但为此所必须进行的的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等工作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从轻重缓急的角度，大力、有效地开发外需，增加企业效益，提高产业赢利能力则是当务之急，这是进行任何改革和政策调整的基础所在，故调整人民币汇率加强出口适当其时。
人民币贬值并不会动摇外资的信心。美元坚挺促使美国企业纷纷对外投资也从另一面证明：实行本币贬值的国家投资成本降低，恰恰增加了吸引外资的可能；实行贬值的国家社会政治的稳定及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则决定了能否成功引资。联合国贸发组织发布的（UNCTAD）《1999年度世界投资报告》在调查中发现，跨国公司对韩国、泰国和马来西亚这类在金融危机中货币贬值但政治稳定的国家反倒加强了投资和投资预期。从任何方面讲，保持灵活有效的人民币汇率政策符合国家利益，有利于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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