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进步与公民权利的关系

本期的文章集中于一个主题：政治进步与公民权利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陈彦在“从暴力革命到‘丝绒革命’：革命的历史和趋势”一文中分析了不同时代“革命”的类型及其演变趋势。他指出，法国革命为后世开启了以暴力寻求社会转型之门，后来的共产主义革命在暴力手段上承继了近代革命，但放弃了近代革命的民主指向，并阉割了自由和人权价值。这种革命建立的极权体系在创建和生存过程中，不仅随时都在“发现”异己进而铲除之，而且也不断地制造异己，从而为自己的排他性存在提供了理由。以暴力作为制度来维持政权，乃是共产主义革命与以往所有革命不相同之处。这种作为制度的暴力远比英、美革命时作为手段的暴力所造成的杀伤力深远、惨痛。文章指出了“后共产主义革命”对人类社会进步的意义：后共产主义革命的非暴力特点是在对革命与暴力作了双重筛选之后向近代革命的回归；它与近代革命相同，都是一种确立多元的革命，其目的不是夺取政权，而是寻求政党轮替；不是消灭敌对阶级而是保护一切人的人权；不是企求尽善尽美的乌托邦而是实现普遍的宪政自由。

    肖唐镖的“中国政治改革的体制内资源──对地方官员政治态度的调查与分析”一文，公布了一项关于地方党政干部政治态度的调查结果。调查问卷涉及到地方官员对政治现状的评价与满意度，他们的政治信仰与民主意识，以及对政治改革目标、方向和路径的选择与预期。从这份调查报告中，读者可以发现很多令人感兴趣的结论。

    杨光的“当前中国的政治衰变”对中国政治现状的分析可谓鞭辟入里。他指出：“与英、美、法、俄在革命前后的情形不同，近代中国最强烈的革命激情和最鲜明的政治理性，并不体现为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和公正的新制度的诉求，而是执着于挽救一个中央集权的旧国家免于分裂、破碎和衰弱的愿望。在几代中国人的精神天平上，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的份量远远大于数亿民众自由权利的份量，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虚荣也远远重于它的子民在自己国家里的自由。”事实上，中国现在的改革仍然受制于这种思维，强国梦与“和平崛起”可以大谈特谈，公民权利却受到百般压制。杨光敏锐地指出，中国的威权体制已经进入政治衰变期。这一期最后的两篇文章正好反映了这种政治衰变的冰山一角。

    刘光宁在“开会：制度化仪式及其对当代社会观念和政治文化的影响”中，分析了中国人早已司空见惯的开会仪式在建构政治文化中的作用。作者通过分析毛泽东建构“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及邓小平建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观念，指出了一个事实：“正是在媒体持续不断的密切配合与互动中，当局界定了民众的观念情境，编织起说明社会行动与生活的叙事框架，模塑了民众认识社会的视角。”刘伟的文章“当前中国第三领域发展面临的难题”则探讨了“第三领域”的发展对国家政治进步的意义及其面临的制度性障碍。

    中国的国际共运史研究一向与中共党史研究泾渭分明，本期刊登的程映虹的“塑造‘新人’：苏联、中国和古巴共产党革命的比较研究”，填补了这两个领域里比较研究的空白。该文谈到，许多西方的左派学者对苏联、中国、古巴的思想改造运动因误解而产生了向往，这种“雾里看花”的体会其实与中国人本身的感受有如云泥霄壤之别。值得当代中国的学者警醒的是，类似的情况也同样出现在今天国际社会的中国研究领域。

    邓海南在“激愤情绪与从容理性：《共产党宣言》和《论自由》之比较”一文中，分析了两本为后世奉为圭皋的著作之本质差别：前者是号召无产者夺取政权的动员书，强调消灭个人的权利；而后者则关心如何限制政府的权力与保障个人的权利。前一本书中国人学得很透彻，不少人还会背诵，但后一本书的观念在中国还有待普及。

    郑欣的“河北农村村民上访调查”一文再现了农民在权利意识逐渐觉醒过程中如何与农村基层干部展开利益博奕，介绍了农民在以小博大、以弱博强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刘伟伟的“农民集体上访中的‘选择性激励’”则通过对几个案例的分析，展示了集体上访的参与者如何平衡内部利益，以保证集体上访行动得以持续并避免失败。

    孟子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一个人民缺乏尊严的国家永远成不了真正的强国。中国的“强国梦”只能植根于公民权利之上，而唯有政治体制改革才可能建立保障公民权利的现代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