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Issues Past Issues MCS 2009 Issue 3 “文革”时期湖南省邵阳县“黑杀风”事件始末
“文革”时期湖南省邵阳县“黑杀风”事件始末

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南省邵阳县因“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大抓“黑杀队”,导致当地死伤惨重而远近闻名。40余年后的今天,经历者仍记忆犹新,谈虎色变。我在邵阳县土生土长,80年代前曾在邵阳县委办公室工作过20多年,“文革”中抓“黑杀队”更亲历其境,1974年还参与调查。这一事件之残酷惨烈,实在无可名状。现据当年调查之史实,述其来龙去脉,以警世人。

 

    一、邵阳县历史政情略述

       

        观诸近现代史,贫困闭塞落后之地往往易成“革命之乡”。邵阳县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成为“极左”肆虐之地,与当地的经济、人文、历史条件有极大关系。1968年抓“黑杀队”事件过后,笔者痛定思痛,回溯该地历史,认为其祸根早已深埋于1950年代以来肇始的“极左”政治思想之中。

        邵阳县地处湘中偏西南的丘陵腹地,虽有芙夷、赧水双江相汇成资江在境内穿流而过,但因地势偏高,仍属衡邵干旱走廊的要冲地带。俗谓倒了茶罐涨大水,竖起茶罐遭天旱,十年九旱,耕作方式落后,比刀耕火种好不了多少。当地民众靠天吃饭,生活贫困,且兵匪、灾疫横行。每逢灾年,民众告贷无门,伐木充食,掘土疗饥,沿门乞讨,饿殍遍野,苦不堪言。[1]


        “文革”中邵阳县发生惨绝人寰的抓“黑杀队”事件并绝非偶然,早在19513月该地就发生过同类事件。1951年, 在老邵阳县第七区(即今郦家坪、诸家亭一带),就曾发生过耸人听闻的抓黑杀队事件。在近一个月的时间内,到处只闻殴打之声,抓千人, 伤百人,死10人。幸处理及时,才未酿成更大的惨祸。但因当时正是土改高潮,顾及影响,此案作内部处理,被处理的干部不久后大都官复原职。此事为当地干部宁左勿右”的思想埋下根源。[2] 此后,无论是土改后的“合作化运动”,1958年的“大跃进”,邵阳县的负责干部基本都抱持这种心态,当地民众被这些运动折腾得苦不堪言。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提倡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这个文化滞后、经济闭塞的县份,阶级斗争成了一切工作的动力。1964年冬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四清,即清经济、清政治、清组织、清思想),阶级斗争更是头等大事。邵阳县被列为邵阳地区的“四清”重点,地委组织了一个社教总团,集中了全地区1万多名干部,组成9个分团派驻各区、社,当地基层干部全部列为四不清对象“挂起来”。地、县主要领导改名换姓,“扎根串连”,“重新组织阶级队伍”,“背靠背检举揭发”,大搞“逼、供、信”,车轮战术,“人人过关”,大喊大叫四不清,害人精;不交代,开水淋 。于是,贪污粮、钱的千字号万字号比比皆是。在短短的两个月中,举家外逃者不计其数,自杀身亡近百人。1965114 中共中央制定下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明确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纠正运动初期大整基层干部、群众的极左倾向。笔者当时就在社教总团工儿,参与发放文件,并要求生产大队用大镜框将文件镶嵌高挂,让全体社员群众长期观看。然而,邵阳地区的社教总团的领导却说,不是松了、而是更紧了,继续实行高压政策。狠批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大割资本主义尾巴[3] 于此可见邵阳县干部受“极左”影响到底有多深。

 

   二、1968年“黑杀队”事件始末

 

        1966 文化大革命” 开始,阶级斗争风靡全国,家庭出身不好者或历史上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成了“文革”中首当其冲的受害者。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后,各级党政领导机构全部瘫痪,无政府主义盛行,实行三支两军(即军队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各地的“支左办”成了当地的最高权力机关,军队支一派、压一派,极左思潮疯狂到了无以复加的严重程度。邵阳县一些基层干部与农民举着阶级斗争的大旗,顶着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招牌,捕风捉影乱砍滥杀,而上面又放任自流,终于酿成196879月的“抓黑杀队”惨祸,3个月内,死人逾千,杀人如杀鸡[4] 当地人闻之色变,但无人敢追究此事,直到1974 杨荫甫任邵阳县委书记之时调查此案才算有了可能。那时该地政治气氛极为压抑,杨荫甫两耳灌满了关于几年前抓黑杀队的可怕传闻,但无人能说清到底死了多少人,而且当地有人因站队正确、执行“极左”路线而升官得利,派系斗争严重,对这一惨案持好得很糟得很两种对立看法。杨荫甫本人深受“极左”路线之害,思虑再三,决定开诚布公地全面调查。他在省、地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抽调干部百余人,组成地、县联合调查团,在19744月,用1个月的时间,分期分批对全县在黑杀风前后所发生的乱杀人事件,包括刮红色政治台风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在内,全面调查摸底。笔者为该调查团成员之一,并兼任秘书,负责记录并掌管全部调查材料。随着调查工作的不断深入,所谓黑杀风的真相终于水落石出。

 

        1“黑杀风”祸起东安

 

        在此先介绍湖南流行的黑杀风与“黑杀队”一词。这两个词由湖南道县贫下中农“造反”组织首创,指当时的地、富、反、坏、右等五类分子及其子弟联合起来成立黑杀队,目的是要向干部和贫下中农们反攻倒算报仇雪恨。其实查其源头,这都是当时的贫下中农“造反派”组织对“黑五类”及其子弟酷刑逼供、屈打成招的结果。但当时人们在“阶级斗争”理论的灌输下鬼迷心窍,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远,信以为真。湖南道县1967年的“黑杀风”(即大规模屠杀“黑五类”及其家属)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流风经东安而到邵阳,次年,邵阳县便发生了同类惨案。

       1968年正是文革盛期,阶级斗争如火如荼。78毗邻的东安县大水公社枇杷铺大队[5]被批斗关押的地主分子胡振楚外逃该大队派李大德等人到邻近的邵阳县中和公社弄子口大队查找并贴出大字报称:东安县的黑杀队要杀向邵阳县陈宝冲一带弄子口有内应”,要求全体贫下中农团结一致向黑杀队专政,将“黑杀队”成员全部抓起来,斩尽杀绝。李大德等人同时还提供了陈振球、陈仕元等一批黑杀队成员名单。弄子口大队听闻此信息后决定由大队党支部副书记XXX和文革主任蒋金祥等去东安县枇杷铺大队调查核实。根据枇杷铺大队“造反”组织提供的资讯,该大队吴超宝供认:家住邵阳县中和公社弄子口大队的舅父陈振球、陈仕元等15人是黑杀队。调查人当面询问吴超宝,吴却矢口否认。枇杷铺大队的“造反派”立即将吴超宝四脚朝天吊起来,在其脖子上挂水桶肚子上压土砖当压到第三块土砖时吴受刑不过,又供认如初。但被放下后又矢口否认,如此反复多次。由这一逼供过程推断,吴超宝指认其舅父陈振球等15人是“黑杀队”成员,属于严刑逼供之下的屈打成招。但当时报纸上天天讲“阶级斗争极其复杂、严峻”,正值极左猖獗横行,对这一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人们既不敢肯定也不敢否定。讨论之后,认为人命关天,应该由上级决定如何处理。弄子口大队的调查人员回去后立即将情况向上级汇报,但当时区、社领导“靠边站”,主政的武装部长不敢表态,于是将问题迅速反映到县“支左办”。县“支左办”领导人柴德林政委站在极左的立场上明白指示:现在是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你们要站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新高度好好学习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复领会红色风暴的真正含义分清什么是糟得很’,什么是好得很’,你们要争当好得很而不要当糟得很’派随时随地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千万不要向贫下中农泼冷水。柴德林这番话几乎是明告请示者应该镇压“黑杀队”。

        弄子口大队得信后立即将陈振球、陈仕元等人全部抓起来关押到大队部。因担心他们逃跑,于是发明了一种刑具:先将一截大树从中锯开成两半再在两块合缝处凿15个碗口粗的大洞让被关押的人每人在洞内放进一只脚然后将两块树木合拢,再在两端加锁被关押者因此一动也不能动。这就是邵阳县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在文革中创造的第一件刑具,命名曰树刑。紧接着效法东安县严刑吊打逼供之法受刑者屈打成招,普遍乱咬乱供。711,陈振球被毒打致死;12日,蒋坤妹被迫投塘自尽;16日,陈仕元、陈哲林、陈阶生等先后被毒打致死。他们是“黑杀风”中第一批死难者。

        中和公社留旗大队地主子弟蒋铁军被家住东安县的未婚妻供认为黑杀队”,该大队立即对蒋实行关押逼供蒋在酷刑逼供之下被迫按施刑者的指问招供,“714日成立了黑杀队’名称就叫做反共救国义勇军’,行动口号是:“先杀党后杀团贫下中农看情况;刀对刀枪对枪血洗万里如牛羊”。他还供出鹧鸪大队地主分子莫勇成等一百多个所谓黑杀队莫勇成遭受毒打后上吊自杀其女儿莫细云又遭酷刑逼供,供出105个所谓的黑杀队员。正所谓“酷刑之下,何求不得”,受刑者为减轻皮肉之苦普遍乱咬乱供受牵连的人员迅速增多,抓“黑杀队之风开始蔓延。

 

        28·4血案引发全县屠杀――地主子弟邓保民的灭门之祸

 

        196884日,邵阳县黄塘公社突发大血案,共死9人,事件肇由是地主子弟邓保民杀人。此事立即成了引爆全县屠杀“黑杀队”成员的“烈性炸药”。后经多次调查,此事件详情如下:

         邓保民,男,1924年生,邵阳县黄塘公社蛇湾大队人,家庭成份地主,本人出身学生,解放初参加工作,在县粮食局从事储运工作。邓喜欢读书,特别好读文艺书籍,对邓拓写的《燕山夜话》爱不释手,闲谈时喜欢向人介绍书中的故事,如“一个鸡蛋的家当”等。由于邓讲故事时有色有声,文词并茂,很受当地人推崇,听他讲故事的人也越来越多。

       1966年“文革”开始,其序幕即深揭狠批三家村。所谓三家村即原北京市市委副书记邓拓、副市长吴晗、宣传部长廖沫沙三人曾合作写了几本书,其中以《燕山夜话》与《三家村札记》最为有名,“文革”中也被批判得最厉害,说这些书中隐藏着很多反动内容,被作为深揭狠批的材料之一。中国自50年代以来的政治运动,其特点是要“上挂下联”,各地领导为了表明自身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在批三家村时,便大抓“小邓拓、与“一切牛鬼蛇神,凡家庭出身不好或有历史问题、政治污点的人,都在被抓之列。邓保民家庭出身地主,又宣扬过《燕山夜话》,自然难逃厄运,于是被打成“小邓拓,被深揭狠批。当时的县粮食局领导在极左路线 的影响下,接受了地主子弟当干部,贫下中农要受苦的片面观点,将邓保民“开除出革命阵营”,遣送回老家黄塘公社蛇湾大队当农民。

        邓保民回到老家后,非常清楚自己既是地主子弟,又是被开除干部这种双重身份的政治处境,小心翼翼,安分守己。其妻子唐桂姣对他的处境很理解。直到1968年“黑杀风”刮来之前,一家人乐天知命地生活在老家,从不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他的遭遇因是“黑杀风”的导火线,下面根据调查材料详述,以为历史存照:

        19687月下旬的一天上午,两个手持梭标、箩索的民兵来到邓家门前高声大叫:邓保民,出来!其时,邓保民刚吃过早饭,忽听得这声吼叫,一家人顿时都被吓懵了。邓走到门前,看来势不对,问来者,“找我有什么事?我天天在队里出工,没干什么坏事呀”。两位民兵拿出箩索一边捆绑邓保民,一边说,“干什么坏事?你自 己知道,跟我们到大队部去说清楚”。在大队部的一间房子里,端坐着两个大队干部。邓保民一进屋,审讯就开始了。一个大队干部说:“邓保民,中和公社和平大队的莫采保供认你参加了黑杀队’,你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参加‘黑杀队’,头头是谁?老老实实地交代清楚,党的政策你是知道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者不问。你愿意走哪条路?自己选择吧!”邓保民听后十分气愤地说:“讲我参加黑杀队’,这完全是陷害,我并不知道有什么‘黑杀队’。即便有‘黑杀队’,我也不会参加,这点觉悟我还是有的。况且谁也没和我有仇有冤,我要黑杀谁呢?”大队干部说:你不会参加黑杀队?我看你就具备了参加黑杀队的思想基础。论成份,你出身地主;论表现,你一贯思想反动,仇视社会主义,是政府把你开除回来的。你想隐瞒是不行的。邓保民解释说:我虽然出身地主,但我并不是地主分子。解放时我还是个青年学生,刚解放我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受了党十多年的教育。去年被开除回来也并不是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而是看错了书,说错了话,回来后大家都看到,我没有半点怨言,听从队上安排,天天出工,从未愉懒,我再愚蠢,也不会去参加反动组织。审讯者说:那么,莫采保在中和公社,离我们黄塘公社这么远,他为什么偏偏说你参加?”邓保民说:我根本不认识莫采保,这完全是对我的陷害,请你们明察。审讯者说:人证俱在,还要明查,分明是你抗拒交代。审讯者旋即想起了捆绑吊打的办法,说道:看来,不给点厉害你是不会招认的。来人,用鞭子给我抽!”站立两旁的民兵立即用棕箩索织成的粗鞭子,使劲往邓保民被五花大绑的身体上毒打猛抽。当时正是7 底,气候炎热,邓保民只穿了一件白衬衣,抽一下,衣服上就是一道血印子。邓保民大喊冤枉。民兵们说他顽固,打耳光,揪耳朵,邓仍然不肯屈招。于是民兵们将邓双手反绑,吊在屋梁上,见邓仍旧不招,于是有人就抱住邓的身子往下猛拽。邓实在受不了这等毒招,只好违心地大喊,“我交待,我交待…”。民兵将邓从屋梁上放下后,邓保民有气无力地说:队’……”。审讯者又问:还有哪些人参加?”邓保民只是摇头,回答说:不晓得还有哪个参加。”他当时想的大概是:我已经被人乱咬,命在旦夕,决不能再害别人。有人立即大喊:邓保民耍赖皮,不老实,再吊。邓保民又一次被悬空吊起来,紧追硬逼。他忍住疼痛,咬紧牙关,嘴唇咬出血来,什么也不说。如此折腾了大半天,他硬是不开口攀咬,民兵只好将他从梁枋上放下来,手镣脚铐加诸其身,将邓关在大队部。第一次批斗就此结束。

        196884 蛇湾大队决定再次批斗邓保民,派民兵去提押邓。这个民兵手拿一把明晃晃、亮铮铮的大马刀来到监押房,然后把马刀斜靠在墙壁上,去开邓保民身上镣铐的锁。邓保民料定:此次批斗,肯定有去无回;不能不讲良心乱讲一气,害了别人;但如交代不出,不是被打死,就会被丢到蛇湾水厍里去喂鱼。想到此处,邓觉得不如破罐子破摔,杀死一个够本,杀死两个赚一个,反正死也要找个垫背的。他看准了民兵斜靠在墙壁上的那把马刀,等民兵把脚镣手铐打开的一刹那,立即跨前一步,夺过马刀,向民兵背上猛砍。那位民兵急忙躲闪,刀砍落空。邓保民杀人心虚,夺路而逃,跑到村外的水井边,碰上该队贫协主席邓成茂4岁的小儿子邓四清立在田圹上看别人在田里抓泥鳅,邓保民横下一条心,手起刀落,把邓四清的脖子砍去半边。邓四清血如泉涌,当即死亡。人们见状急喊:邓保民杀人了!”“地主子弟造反了!”“黑杀队杀来了!”  ……一时喊声四起,惊天动地,乱成一团。人们马上手提大刀、梭标、鸟铳、扁担、锄头,从四面八方涌来,邓保民走投无路,跳到一条小溪涧里,但溪水太浅,淹不死人。邓保民站立溪中,被团团围住。人越来越多,喊打喊杀,没多久,邓保民就被乱刀砍杀于溪内。

    人们余怒未尽,高声大喊:大家不要散伙,还要到邓保民家里去算帐。大家立即成群结队、气愤愤的向邓保民家里走去。邓保民的家离大队部较远。那天早晨,他的二女儿邓爱华和往日一样去大队部给爸爸送饭,在回家的路上听说今天要开会斗她爸爸,便急忙跑回家告诉妈妈唐桂姣。唐心情紧张,一边叫邓爱华继续到会场听消息、看动静;一边揣测着斗争大会的结果,忐忑不安地带着另外三个子女在家里静候消息。不久,邓爱华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回来,泣不成声地告诉妈妈:“不好了……,爸爸杀…杀人了!”唐桂姣大吃一惊:“不可能,他怎么会杀人?你是从哪里听来的?听清了没有?”邓爱华说:“是真的,他用马刀把贫协主席的儿子砍死了。好多人都拿起扁担、梭标去追赶,只要追上,爸爸就活不成了。妈妈,我们怎么办?怎么办?赶快逃走吧!”唐桂姣由惊诧转为平静,说道:“你爸爸闯大祸了,杀人是要偿命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只怕你爸爸的一条命还抵偿不了,我们全家都有危险。逃走,逃到哪里去?如何逃得脱,到处都在抓黑杀队’,到处都有岗哨,走了抓回来处理更严重。现在唯一的办法是老老实实的坐在家里,等他们来了,我们母子全家一齐拜跪在地,认 罪、求情,看能否赦免。”

        唐桂姣刚做好安排,追杀人马就来了。有人高叫:邓保民的臭老婆滚出来!唐桂姣闻声,立即手牵着两儿两女走到屋前的禾场坪,战战惊惊地一字排开,勾头跪地。唐桂姣刚准备抬头、认罪、求饶,几只梭标便凶狠地向她的胸膛猛刺,话未出 声,鲜血四溅,她立即倒卧在血泊之中。可怜的、逆来顺受、与世无争的苦命女人,就这样告别了人间,与丈夫一起走上了黄泉路,时年45岁。面对如此凶残的杀人局面,孩子们被吓懵了。邓爱华毕竟年长几岁,她硬着头皮,流着热泪匍伏在地,沉痛地对大家说:爷爷、奶奶、叔叔、伯伯们,兄、弟、姐妹们,我爸爸杀了人,犯了死罪,他死有余辜,杀人偿命,现在我妈妈也死了,如果两条命赔偿还不够的话,我愿意把我也赔进去,弟弟、妹妹年龄还小,不懂事,请饶了他们吧,我给你们磕头啦!看到那杀人流血的可怖场面,又听了小姑娘悲戚的苦苦哀求,有人同情了,有人流泪了,有人后退了。这时却有人大喊:“杀了我们贫下中农子弟,10个地主崽子也赔不起,对阶级敌人绝不能心慈手软!”那人说罢,盯准匍匐在地的邓爱华的颈项,举起马刀就砍,可怜少女那长满秀发的头颅只连着一点点皮肉未脱落下来,殷红的血柱从断了的颈项中喷出好远好远。这时,邓家剩下的两男一女三个孩子像木偶一样跪拜在地,脸色惨白,涕泗横流,全身抖动的象筛糠一样。要不要崭草除根?要不要全家诛灭?那些杀红了眼的民兵们,深感地主子弟留不得,留下来定会后患无穷。他们立即向三个手无寸铁的小孩子动手,有的用马刀砍,有的用梭标捅,有的用扁担打,有的用石头砸。旁观人群有的啧啧叹息,有的怒骂,一时间人声杂乱,飞血如雨,不一会,3个孩子全躺在血泊之中,禾场坪中只剩下5具还在抽搐的尸体和满地流淌的鲜血。有人当场清点“战果”:邓保民的“臭老婆”唐桂姣( 45岁),二女儿邓爱华(18岁) 大儿子 邓超雄17岁) 小女儿 邓立华9岁)小儿子邓少雄 7)……

         没有漏网的就好,只有一个最大的女儿远嫁东安去了,算了。大家可以放心了。”这些尸体怎么办?”邓保民的邻居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一家人都死光了,谁来给他们收尸?”有人说:到邓保民的自留地里挖个大坑埋了算了。又有人说:他一家死有余辜,谁愿意去给他挖坑、埋坟?邻居说:不埋也不行,俗谓春三、夏一、秋半天,过两天,这一片就会臭晕,谁还敢进这个村?况且,尸首摆在地上也吓人!有人想出了一个主意:那边山上有个岩洞,从未有人下去过,不如把那些尸体丢到岩洞里,既不要挖坑,也不会吓人,更不会散臭。大家都认为这是个聪明的好办法,于是众人一齐动手,抬的抬,拖的拖,杀人现场只留下一滩滩血迹。

        蛇湾大队杀了邓保民一家之后,又抓了一些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要杀。黄塘公社领导获悉后,一面派人下队劝止,一面将杀人情况上报,要求上级采 取紧急措施。在公社干部的劝阻下,该队又追杀一人,迫使一人自杀,共死9人。当时称为“八·四事件”,又叫“八·四血案”。此事成为邵阳县全县抓黑杀队的导火线。[6]

 

         3“群众运动天然合理”处处只闻杀人声

 

        “八·四血案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县,各地群众舆论大哗,县支左办负责人、县人民武装部政委柴德林马上召开紧急电话会议。他在会上说:阶级敌人杀了贫下中农,贫下中农起来杀死几个阶级敌人没有什么了不起,杀死不是白杀死了,大家不要大惊小怪。他反复要求干部学习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糟得很好得很的论断。他说:这是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是新生事物,是天然合理的。绝对不能向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泼冷水。这番话无疑是为“黑杀风”开了绿灯。

        当时正值全国“军管”,县、区、社都由武装部长掌权,生产大队也是民兵营长说了算。他们手捧德林赐下的尚方宝剑有恃无恐,一时间杀气弥漫,人心惶惶。一些在土地改革中上台斗过地主或分过地主房屋、田地、财产的人或与五类分子有过火磨擦的人,都如临大敌大都由地下搬到楼上并在楼门口准备了砍刀、棍棒、石块、尿桶和石灰、砂罐之类作为防卫武器。有的在要道上设关立卡派专人日夜防守盘查过往行人见生人就抓发现怀疑对象或打或杀;有的村庄集中起居,并派人去周边邻近各地探查消息以便早作准备。更多的大队为防止阶级敌人”“黑杀,将“地、富、反、坏、右”等“五类分子”及其子弟平时爱提意见不服领导的长期在外搞副业的人员以及有各种各样“问题”的人员全部集中起来办学习班,实行刑讯逼供,脚镣手铐,捆绑吊打,致伤、致残、致死抓“黑杀队之风愈演愈烈。

        “八·四血案”后,中和公社弄子口大队最早行动。该队党支书陈善劝、“文革”主任蒋金祥、治安主任陈春锦(注:陈春锦原是县公安局干部,曾因违法乱纪、逼死人命受到处分,于1962年退职回家)三人在一个军属家里喝酒,听一个女人说地主子弟陈法林、陈儒成(1949年参加人民解放军,1952年转业到甘肃省国营银光化学材料厂805厂,62年因病带30%的工资回乡)两人在打禾桶边起拱子(邵阳土话,即阴谋闹事之意),立即抓捕讯问,二人拒不承认欲阴谋起事。于是陈善劝等人率民兵将陈法林、陈儒成推到屋后山上,由治安主任持刀剖腹,未死,又用鸟铳将二人打死。此后又将从山西抓回的地主子弟陈儒林用乱棍打死。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该队先后共打、杀7人,迫使2人自杀,成了全县在抓黑杀队运动中杀人最早、死人最多的大队之一。[7]

        据塘田市区后来调查汇报:塘田市公社三角大队1968812 开大队党支部会,支书唐远亚说,当前阶级斗争极其复杂紧张,许多地方出现了‘黑杀队’。难道我们这里没有?石门片的唐宋保常跑东安,这股风就是从东安传来的,难道他没有问题?会议提出,把三角片的唐建勋、唐庭方抓起来审向。为统一思想,第二天又召开了各生产队长、共产党员、贫协和“造反派”负责人会议,统一分 工,抓人审向,方法就是捆绑吊打。唐建勋由于绳索吊断,重重地摔落在地上,头皮跌破,鲜血直流,不省人事。有人说:捉虎容易放虎难,不如弄死算了。于是指派了几个地主分子,将唐建勋抬到兔子山桐子坪大漏岩里活埋了。石门片的唐宋保被抓后遭酷刑吊打,供出黑杀队头目唐慧方,秘书唐岛生,还有出身不好的唐运阳、唐运生、唐方雄等;进一步逼供,又得到黑杀队要杀某某党员、某某干部、某某贫协等供词。820,该片即召开党员、干部、贫协和造反派”负责人会议,研究如何处理黑杀队成员,会议决定将这些人处死。821,由支委唐运雨主持会议,宣布唐岛生、唐运阳、唐运生死刑,立即执行。会后由民兵将三人押送到芙夷江畔,推入河中淹死。唐岛生是台胞林月竹生于台湾岛上的儿子,故名“岛生”,本想送回故乡成家立业,服务乡梓,谁知遭此横祸,死时年仅22岁。822,唐慧方、唐宋保也被推入河中淹死了。

        黑杀风越刮越凶,不少生产队干部组织农民到邻近市县抓本地在外工作的“五类分子”子弟。不少地方杀人后处理尸体的方式是往河里一丢了事。邵阳县处于资江上游,因此资江河下游河段的死尸日夜漂流不息,引起下游城市邵阳市民众极大震恐。

邵阳县“支左办”的军代表柴德林对杀人之风的蔓延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据邵阳县公安局罗金陵等人回忆:86,柴德林去电将部分徒步去韶山参观的政法干部紧急召回开座谈会。会上,柴介绍了抓黑杀队的情况后强调说:对死人问题你们不要指责不要追究责任更不要向群众泼冷水。”他说:这是群众运动群众专政。群众专政是新生事物是天然合理的”。他还说:贫下中农是最高人民法院打死几个阶级敌人算不了什么打死不是白打死了。他还要求每个政法干部去买一本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单行本,“好好学习好得很’和‘糟得很’的问题争当好得很’派而不要去当糟得很。他还提醒干部:如果你们去指责制止农民就会把你们也当成黑杀队’杀了或丢到河里去我也救不了你们。”他把全体政法干部分成8个小组下到各区社观阵。县公检法领导说:目前全县抓黑杀队抓出了几十个反革命组织线索你们下去也要查一查掌握一点情况不要让人将其杀掉以免断线不利于一网打尽。可是政法干部下去后只听一片杀人声任何劝止、忠告那怕说政策规定杀人权在省里”,都不起任何作用因为每个区社都由武装部长掌权而每个区社武装部长又都握有县“支左办”政委的尚方宝剑。在这种情况下政法干部实在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干着急。区社干部靠边站参加三支二军”的47军驻军部队多次派官兵下乡,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强调不准任意抓人、打人、杀人形左实右”,严防阶级敌人搅乱阶级阵线,都无济于事反而越杀越凶。到8月中旬乱砍滥杀之风更为严重许多地方见生人就抓有怀疑就杀。在这种混乱局面中,不少人乘机为非作歹,有公报私仇的有挟嫌报复的有趁火打劫的,形势混乱到了极点。[8]

 

       4. 野蛮残忍至极的杀人手段

 

         要了解1968年邵阳县抓黑杀队”这一滥杀运动的残酷性,还必须了解所谓“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杀人手段的残忍。当时常见的杀人手法有活埋、“ 铳决”[9]、石砸吊麻蛏(guai,去声,邵阳方言,将青蛙称作麻蛏)[10]耙(锄)头挖、捆绑沉河乱棍打死绳索勒死等方法,通常死后对尸体不加掩埋,甚至不许其亲属收尸。

       不过,在所有稀奇古怪的杀人手法中,上述几种还算比较“文明”的。以下各种让人在死前受尽各种折磨的杀人方法,则显示了杀人者的残酷阴暗心理

        擀面条

        黄亭市公社金锋大队一个学生在抓黑杀队期间去邵阳市办事被诬以为黑杀队搬救兵,民兵们强令其俯睡在木凳上背脊上横放一根铁棍铁棍两端各坐一人在其身体上压过来压过去,如同擀面条一样几百斤重的压力之下,只压得这位学生屎尿直流,骨头断裂而亡。

        铁丝穿脚筋

       长阳铺公社长阳铺大队下街生产队社员刘利民被诬为黑杀队在他家里挖地三尺寻找枪枝弹药和反革命罪证,并对刘的家人画地为牢白天不准出门晚上不准点灯。最后民兵用烧红的铁丝穿过刘利民的一双脚筋吊到门前阶檐梁上再活活打死。

        脑袋开花

        县五中学生邓爱毛被诬为黑杀队后,被人绑在学较的篮球架上再用带铁钉的木棒外包橡皮敲脑袋一敲几个洞一打一片红,杀人者将此方法命名为脑袋开花

        铁锤锤手臂

        小溪市公社山伏冲大队贫农社员罗顶名被诬为黑杀队批斗时民兵将他的手腕强按在青砖上再用油榨坊里捶枯饼用的两个大铁锤轮流捶打双手骨头被生生捶得粉碎,最后一锤送命。该公社梅洲大队地主子弟罗尧立被打成黑杀队被人用老虎钳子将手指夹粉然后将他杀死丢到河里。

        火烧

        黄塘公社合兴大队泥工师傅邓玉枚被打成黑杀队酷刑逼供上吊下烧,最后被活活烧死,场景极为残酷。

        烙铁烙

        国营河伯岭林场马头岭工区贫协主任罗顶有,系中共党员。“文革”初期曾担任过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1968728日,当地一伙人把他当成黑杀队成员捆绑吊打将其右臂打断后,又用柴刀把他的脊梁骨砍断,然后再将罗的左臂按在石板上用铁锤将骨头锤碎,再用烧红的烙铁在吕身上烙烙得流油冒烟,其状惨不忍睹。随后,这伙人把罗吊在树上,直至快断气时方才放下来,剥光衣服倒拖双脚丢到河沟里,再用乱石砸死。罗妻在当地无法生活,被迫将大儿子送人自己带着小女儿改嫁他乡。

        九公桥中学教师钟明良,家庭出身地主在“文革”中一度比较活跃。19689月,贫宣队(“ 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进驻学校,钟被诬为黑杀队关押了13关押期间受尽酷刑,先把他捆绑放在一间小屋里令学生们在楼上向他撒尿名曰坐尿牢。之后又把他双手向后反剪捆绑倒挂面向一盆大水绳索一松头即浸入水中呛水过一会儿再把绳头一拉使头部脱离水面如此拉拉放放多次反复 名曰顺手牵羊喝水。此外还用了荡秋千铁丝穿手掌等十几种酷刑。“贫宣队”中有人说他还有个漂亮的老婆不要放过他于是有人又想出了一个毒招用烧红的烙铁烙钟的生殖器,钟受尽酷刑而死时年34岁。

        脖子上挂水桶,肚子上压土砖

        罗城公社毛坪大队豺狗山生产队贫协组长、共青团员曾桂林24,“文革”初期担任过一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1968910被诬为黑杀队在大队关押24天。刑讯逼供中,民兵将曾桂林的双手反绑吊起来,再在其脖子上挂一桶水身上压几块土砖活活拷打致死。其双目失明的老父曾国奉不知儿子已被打死,摸索着将仅有的一只老母鸡杀了煮好来送饭。民兵们恶狠狠地把鸡夺过来倒在地上喂狗,老人想摸摸儿子的尸体都不获准,气得爬在地上咬土喊天。这伙人还把曾的家产抄劫一空把老人赶出家门,土改时分的房子也被人霸占了。

        五马分尸

        檀江公社税务干部蒋意兴,邵阳县水田公社人家庭出身地主 19688月被诬为黑杀队”揪回家乡批斗之后,再被押到一座竹山里由五个民兵分别将不同方向的五根竹子扳弯吊下来再将蒋的头、双手和双脚分别捆到五根竹子尖上然后五个人齐声高喊:一、二、三将绑了人的五根竹子尖同时放开蒋这个活生生的人当即被五根竹子的弹力撕成碎片。         

        以上记述的杀人手法,于史料而言绝非可有可无之闲笔。设若中国文明进步,这一页耻辱的历史或使国人产生自省之心。

        与人类历史上任何灾难一样,在受害者当中,女性所受的凌辱较男性更多。五丰铺公社板桥大队回乡女知青吕小苏家庭出身地主。本人长相姣好追求者甚多。但她心高气傲对本乡本土的人全不放在眼里高中毕业后与一个大学生恋爱,择日成亲。19688月新婚之夜,被本村一伙垂涎欲滴者诬为黑杀队从新房中抓出批斗毒打不屈被这伙人把衣服剥光并在其乳房和私处乱摸乱捏吕不甘受辱破口大骂流氓、畜牲不得好死。垂涎者脑羞成怒恶狠狠地说:我得不到的东西别人也休想得到。然后用铁丝穿其乳头丢到板桥水坝中淹死。黄塘公社有个妇女在邵阳市某小学当炊事员,只因家庭出身地主,被当成“黑杀队”揪回批斗,并要处死,她向打手们求情,说:我学校里床头的稻草中有个存折,存有几百元钱,请你们拿去,饶我一命。凶手们如莸至宝,立即奔赴学校,将她的宿舍进行大搜查,存折到手,立即返回,几个人对其实施轮奸后,说:此人留不得,活口祸害多。便偷偷地将她活埋了。

        在这场屠杀当中,人性中最阴暗的丑恶被激活了,一些生产大队的干部与民兵不仅以杀人为乐,还要凭借其淫威制造骨肉相残的人伦惨剧。长乐公社新石村的罗光楚1949年以前教私塾为业,抗日战争时期曾当过两年保长土改时家庭成份划为“小土地出租”。“文革”中他被人诬指为黑杀队”,虽受尽各种酷刑,直至皮裂骨折筋断,奄奄一息,仍然不肯招认这一莫须有的罪名。该队干部将其做铁匠的儿子叫来,说:你父亲是黑杀队员’现行反革命分子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能不能与他划清界线?看你把他如何处理?小铁匠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强忍悲痛横下心来,在众目暌暌之下噙着满眶热泪把垂死的老父亲往肩上一杠走到小河边狠心往河里一抛让其父亲随波逐流而去。双清公社比田大队刘家生产队张南卿(中农成份)被诬为黑杀队员”后,受尽酷刑,干部们强令张的两个弟弟将张丢到老煤窑里窒息而死。这种逼迫亲人下手杀亲人的方式可谓丧尽天良,既使生者蒙受丧亲之痛,还要让他们承担巨大的道德心理压力。

        小溪市公社活水坑大队生产队长蒋柳桥贫农。“文革”初期因参加名叫资江烽火的群众组织,于1968912被诬为黑杀队,在公社机关被加上脚镣手铐关了一个多月1970年的一打三反中又被关押批斗用铁钉鞋掌嘴用扁担砍腰只打得他遍体鳞伤痛不欲生被迫悬梁自缢死后被定为“畏罪自杀”,说他不如一条狗,并强迫其家属扎个草人将蒋生前的衣裤套到草人身上挂上畏罪自杀不如一条狗”的牌子批斗三天三夜。

         绝大多数死者在被处死之前,都遭受过非人的侮辱。小溪市公社活水坑大队贫农社员王有柱,因参加资江烽火群众组织被诬为黑杀队,被捕入监,反铐背包狱99夜,因其屎拉在监狱角落里,被看守按住头,踩住脚,逼着把粪吃掉。还有人被酷刑折磨得自杀以明无罪。下花桥区出现一条“打倒毛主席”的标语,被诬 学区主任邹仕楚所为,因他出身地主而被怀疑,饱受酷刑,邹受刑不过,被迫拿菜刀当众剖腹,让人看自己“心是红的还是黑的”,肠胃流了满地,气绝身亡。

    在抓黑杀队的过程中,刑讯手段之残忍,杀人手段之惨无人道,真是不胜枚举,也卒不忍闻。对出面制止或提出不同意见者,杀人者均说是“阶级立场不稳”,与黑杀队同罪,因此丢命者大有人在。这样一来,谁也不敢过问,任凭暴行泛滥。人们私下形容当时的杀人狂潮:杀猪要扯税票,杀牛要经批准,只有杀人和杀鸡一样,想杀就杀。干部是背起包袱下乡,勾起脑壳(低头)走路,吊起脑壳呷饭(意谓命悬一线),日夜提心吊胆。这确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

 

       5. 塘田会议,智勇陶柏荣制止杀人风

       “黑杀风”延至8月下旬资江河里漂浮的死尸接二连三死状甚惨,两岸观者云集居于资江下游的邵阳市自来水厂的抽水机莲蓬头也被死尸堵塞水质腥臭。市民逾半月不敢饮用自来水,民众哗然。当时邵阳市既是行署、地委驻跸之地,也是市委、市政府所在地。地区民政部门组织了一些小船沿河捞埋尸体每具尸体工费10加草席一床裹埋。市公安局也以同样方式派人沿河捞尸运到郊外掩埋。邵阳市民怨鼎沸:真是黑了天了!(暗无天日之意)”

         这时,一个邵阳地区人民不应忘记的人出现了。824解放军47军国防线路施工大队副政委陶柏荣率139师施工连经衡阳、邵东、到达邵阳县境内驻扎在塘田市区国防线路增音站。塘田市杀人风甚炽,风声渐传至陶柏荣耳朵里。某一天,陶柏荣听说又有人被当成黑杀队打死了,接着看到一队农民气势汹汹地手执各种武器,将被捆绑成一串的多个人往河里推。经询问方知是当地“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在处死黑杀队员”面对如此血腥的混乱局面地方当局居然装聋作哑,无人过问。陶柏荣出于人的良知,毅然冲破军队不介入地方“文革”的禁条,挺身而出迅速赶到到塘田市区委机关找到区武装部长肖长青和靠边站的区委书记宁 三人交流情况后商定立即采取紧急措施由部队出面47军师政委的名义召集区、社机关全体干部和各大队主要领导三级干部紧急大会。825上午与会人员全部到齐区礼堂座无虚席由陶柏荣政委做报告。陶政委重点强调社会主义法制观念狠批乱抓、乱打、乱杀人的无政府状态。他明确指出,乱杀人是极其错误的是违法犯罪必需立即制止;真正有罪之人也应该交由人民政府依法处理;今后谁再乱杀人不管他出身如何都要追究法律责任以命偿命。陶柏荣要求所有与会人员散会后甄别所抓人员,有问题的上交其余的全部释放。陶柏荣作报告时正气凛然,态度果敢坚定话语掷地有声震慑力极大。当时全国“军管”,军队威信极高,他那句以命还命,使那些杀人者意识到后果严重。陶柏荣考虑到全县类似的问题可能极其严重自己又军务在身便以师政委的名义与县支左办柴德林政委通了电话通报了塘田紧急会议的情况并要求县领导迅速采取果断措施坚决刹住乱杀人之风绝不能任其继续蔓延危害人民。[11]

        “塘田会议”使炽热的杀人之风得到遏止,并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93,邵阳县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及全体官兵迅速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塘田会议”为榜样进一步研究制止乱杀人问题,会上做了4决定:一,严格依法办事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和秩序;二,严禁随意抓人杀人;三,区、社不准介绍(本地干部、民兵等)到外地抓人;四,一切在押人员立即无条件释放真正有罪的送县军管小组处理。但因紧接着又大刮所谓的红色政治台风”,“清理阶级队伍”,杀人风”与“刮台风同时并进直至10月,肆虐近5个月之久的黑杀风”才算基本平息下去。

        制止杀人的陶柏荣是个有胆有识、谋大事不拘小节的人物。数年后,陶柏荣转业到邵阳市,有死里逃生者登门求见,感谢他的救命之恩他才将自己当时所冒的风险说了出来:那次我也犯了个冒充师政委的错误因为县里也是团级都是同级他会听我的吗?幸好当时不戴军衔使我冒充成功回部队后我还向师领导作了检讨得到了师首长的谅解和支持才侥幸过了这一关。”

        1974年,地、县联合调查团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摸底,结果如下:全县在抓黑杀队运动中,共抓了11,177人,关押7,781人,私设监狱702处,自制镣铐1,587付,被打死、杀死322人、逼迫自杀669人,共计死亡991人;另有113人致残。

 

       三、1970年滥杀风再度兴起

 

        塘田会议后,大部分地区的黑杀风开始平息。但由于极左路线盘根错节,根深蒂固,有人怕留下活口遭报复,务求斩草除根,不留后患。据塘田市区了解,该区在会后又追杀了30多人,其他各地也有追杀现象。有的地方则等待时机,准备新账老账一起算。在1969年的斗、批、改又叫“三分之一”,因为全县的斗、批、改运动计划分三批搞完)运动和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又相继发生了捆绑吊打和刑讯逼供等死人事件。

 

     1.邵阳县革委会主任汪某的“七杀令”

         1970年春,全国根据上级的统一部署广泛开展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一打三反运动,具体到邵阳县,就成了抓“黑杀队的继续。这一年的农历正月初八日邵阳县召开3,000人的干部大会县革委主任、人武部部长某在会上声色俱厉杀气腾腾地说:这次一打三反’,就是要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那些污泥浊水、资产阶级毒瘤也就是那些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以及有各种各样严重问题的人全部、干净、彻底地清查出来该抓则抓该关则关该判则判该杀则杀以免他们一有风吹草动就跳出来兴风作浪危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没。对于这些危害社会的残渣余孽和害群之马绝不能心慈手软要下狠心将他们一网打尽斩尽杀绝。”紧接着,注主任一连喊了“杀杀杀杀杀杀杀”等七个“杀”字,说要杀出全县城乡一片红要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邵阳县全境立即陷入一片惊惶恐怖之中。

        据原和平公社党委书记陆古成回忆会议当晚,该社即有7人被吓得自杀身亡。他的回忆足以佐证当时的恐怖气氛:此时县里正筹建氮肥厂,向和平公社布置红砖生产任务,陆古成不该在电话里询问,红砖的价格是按市场价还是按调拨价?结果被县革委会主任在全县电话会上大骂特骂,说他算资本主义帐,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要查他出身九代,并撤职查办。后来,县委果然派出专案组对陆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和工作经历明查暗访,彻底调查,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查出来。但陆古成为避祸,就此辞职,远走高 飞。[12] 

 

        2. “学习班”成了阎王殿

       一打三反运动分为农村、县城两大块。县直属机关集中财贸、工交、卫生、农、林、水系统干部举办所谓三清三反学习班即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学习班地址选在靠近县人武部紧邻芙夷河畔的原县一中校舍。抽调一百多名干部组成专案班子再选拔177名贫下中农代表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同时参加。“造反”起家、红得发紫的县革委常委黄明宣负责全盘操作。办学习班前培训骨干时,政委强调:怀疑就是对象交代就是证据”,“箩索就是逮捕证吊断箩索数现钱。”他还告诫大家:林副统帅指示文化大革命有大战役小战役文战役武战役配合进行现在是200拼刺刀的时候了不要心慈手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给他们以致命的打击。”他的行动口号是:领导者威风凛凛,指挥者杀气腾腾执行者步步扣紧搞得他们昏昏沉沉。”

         学习班一共开办了3先后有两千多人参加由黄明宣一手操作。黄仍然沿用抓“黑杀队刮台风”那一套极左的高压手段动用了集中国酷刑之大成的40多种刑罚(详见附录1半数以上人受过多种酷刑3人被逼死41人被毒打致残。群众如此描述这学习班:“四门紧闭站双岗中间流动背起枪大房子设刑场小房子搞审判大礼堂设法场进了一中无有好下场。”在严刑逼供下,学习班的人当中有82%的人被打成贪污、盗窃分子、反革命、或其他坏分子。

        九公桥粮站保管员王克俊60。在学习班期间,他经受了21种刑罚9次昏死坐黑牢长达一年多被毒打致残。后查证落实只有34元钱账目不清。

        黄亭市粮站会计罗庆云家庭成份中农红旗公社红旗大队人原怀疑他是只大老虎”,车轮战术轮番轰炸两天两夜间用尽各种刑罚。罗实在无法熬下去,趁上厕所时用剃须刀片割颈自杀死后,学习班立即召开大会说罗以自杀向党“示威”,对抗运动是自绝于人民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还举办了罗的罪行展览会”从国库取钱取粮派专车从他家里把稍值钱一点的东西包括他妹妹用作嫁妆的被褥全部拉到县城塘渡口做罪证展览。更让人奇怪的是,罗死后一年多,即197134县人保组、军管会还发出“联合通知”罗庆云遵纪守法老实改造争取成为新人。杀人者的草菅人命与漫不经心由此可见一斑。

        李根银下花桥区医院革委会副主任复员军人共产党员。19703月作为积极分子和接班人来参加学习班。只因在一次夜晚巡逻放哨时说了一句,听说中央来政策了,松了”,就被扣上动摇军心”的帽子成了“运动的绊脚石”批斗3次后交附近的沙坪大队农民监督改造。李实在想不通割颈自刎。死后被定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不准家属收尸不准埋棺材不准亲友吊唁。当地群众将李的遭遇编成顺口溜:头天是红人,二天是罪人,三天是死人

        国营五丰铺林场工人莫益成,1968年秋刮台风时被打成炮打三红的“坏头头”,已经被整过一次。1970一打三反中又被说成是贪污盗窃分子,新帐老帐一起算。时值严冬,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学习班强迫他脱光衣裤,在雪地里接受批斗。这天其妻分娩,无人照管,婴儿被活活冻死。

        学习班的“经济帐”算得更加离奇古怪,旷古未闻:厨师尝菜的咸淡炊事员吃锅巴酿酒工尝酒,药剂员检药、煎药养路工坐车值班员睡公铺屠业员扣秤以及出身不好的教师家属按当时的政策享用四属户照顾粮、公费医疗与粮食补差等等都要按工龄长短累进计算高价退赔。一个区机关的炊事员因吃锅巴、尝菜,共计退赔1,630一个屠业员卖肉扣秤加罚款共9,999因为考虑到上万元就是死罪,人被杀之后就无法收退赔款了。甚至连教师星期天休假也要罚1.3元钱一天,理由是农民没有星期天(注:当时视工厂所有制不同,学徒工一个月1820元,工人一个月3236元)

         县中医院一位姓肖的煎药工62在学习班上有人质问他说:你天天帮病人煎药药中有红枣、桂圆、党参、当归等补药你就没有呷过一点?”肖答:中药配方有一定的份量哪个敢乱动。”主持人大喊:不老实吊起来。”肖老头怕吊打,心想好汉不吃眼前亏就承认尝过一些甘草、党参。主持人追问:究竟呷了多少?”答:两三片吧!”片、钱在邵阳话中发音相近。主持人又问:一天三钱是不是?”老肖心想只要不吊打三钱就三钱,于是回答说。肖老头从事煎药工作共10年,最后由主持者算帐:一年365一天31年就是10多斤10年共1百多斤甘草、党参各半,按市场高价计算共140多元。结果硬逼肖如数退赔。

        更奇怪的还有:受害者被抓,要出抓人费被看管,要出看守费被调查,要出脚步费被审讯,要出烤火费被吊打,要出手续费;连头戴高帽,身穿白褂颈挂黑牌都要按制作成本和加工费,高价算钱。这笔钱没人能够逃交,有的交钱赎人有的从工资中扣除,还有的在平反复职的补助费中扣除,并说这是照章办事”。有个人被关押35,各项费用105.6要家属交钱赎人。还有个人被打死要家属交300元领尸,死者家贫交不出,妻子被活活气死,最后还是他人帮忙将房屋发卖交了钱才把尸体领回去。有个现役军人回家探亲,看到如此情形,说了句如此搞法不符合党的政策”,立即被戴上破坏运动的帽子坐牢数月被毒打致残,还被罚跪喝尿。

        教师虽然未参加学习班但也有470人被抓斗审批241人惨遭毒打7人被迫自杀。学校并没有什么经济问题,黄明宣等人便挖空心思亮出高招”:凡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教师,没有资格享受公费医疗和粮食补差,要按高价退赔;其家属在农村按四属户(即干部家属、职工家属、教师家属和军属)吃照顾粮的要按自由市场的价格退赔差价星期天未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的教师要退赔一天的工资。长乐公社的周凤翔因此退赔314王玉清退赔787赵碧霞退了402双江公社的郭雄退赔医疗费290退粮食补差款90元。当时小学教师的月工资高的为48低的仅32几年不吃不喝也难交完这些退赔账。[13]

 

    3.农村深挖“反革命集团”

         农村的一打三反以深挖反革命集团为主。据县公安局统计在抓黑杀队一打三反运动中,全县共挖出“反革命组识”98成员744蔡桥公社有13个大队,其中10个大队挖出了“反革命组织”:黄亭市公社茶铺大队打出了5个“反革命集团”。 

          在这些案件中,河伯公社的“五洞反革命集团案”可算是惊天冤案。详情如下:

    此案缘起19688月大抓“黑杀队”之时。当时五洞大队分为两派,互相攻击。有人说地主子弟陈良柱在邻近的东安县打工,抄回了刘伯温的《烧饼歌》和《五公经》,并且秘密传播,这在当时属大逆不道的反革命言行。大队干部即据此罗织了以地主子弟陈良柱为首,地主分子陈夷如为后台的反革命集团案,陈良柱被惨杀。两个小小的生产队,折腾得昏天黑地,神哭鬼嚎,县里马上派人帮助破案。在办案过程中,该专案组负责人、县公、检、法军管小组侦破组长陈某某,利用手中的权力,以做思想工作、与所谓反革命分子划清界线、积极检举揭发为由,对该队反革命分子陈时元年轻貌美的妻子廖某某威胁利诱,逼迫成奸,而对其夫陈时元则严刑吊打,酷刑问罪,百般折磨致死,廖女被陈霸占长达7个多月。在此期间,陈某廴发现有谁议论其男女之事,就给谁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捆绑吊打,酷刑逼供,投入监牢。结果风言风语越来越多,“反革命集团”也越滚越大,最后在五洞大队100户人当中竟有96户半成了“反革命”,占96.5%其中这“半户”指陈时元被当作“反革命分子”长期关押致死,其妻廖某某既被陈长期霸占,便被排除在“反革命”之外。这个反革命集团中计有30人被严刑拷打逼供,18人被逮捕入狱,最长的坐牢28个月,最短的也坐了8个月;7人被判刑,刑期短的判了4年,长的判了20年,其中6人致死,5人致残。这就是五洞反革命集团案中的杀夫奸妻案。由于“反革命分子”特多,本队的社员要分散交外队管制、监督,同时还要请外队人到本队来当队长。

    这一耸人听闻的冤案从1968年抓黑杀队开始,于1969年“斗、批、改”当中定案,当地干部、群众受苦之深,冤屈之重,罄竹难书。此案虽经受害人(即被该干部霸占的陈时元之妻廖某某)多次反映上诉,又经正县级离休干部张必烈等3人查证核实,但因派性干扰等种种原因,直至80年代末全案才获平反,而后,当事人陈某某已死,只好不了了之。[14]

黄塘公社有8个知识青年参加修水轮泵站非常卖力,被群众誉为八大金刚。因8人特别团结,有人便怀疑他们可能有不轨行为,公社一打三反办”旋将其定为反革命组织,名称就是八大金刚。抄家时抄出一张8合影照片,以此为反革命集团的“证据”,又将一首自勉诗说成是反动纲领,一张寿筵入席名单说成是反革命组织成员名单。在如山铁证面前,这8个人被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结果查了半年,什么“反革命活动”都未查出来。谷州公社的3个下乡知青因晚上喜欢聚在一起散步谈心,也被怀疑是搞反革命活动,画地为牢,惨遭横祸。

    那时整人的花样百出,什么残酷,什么刺激“新鲜”,就用什么。在运动中,双清公社双龙大队院子生产队贫农张自卫被指控为“与反革命有牵连”,遭到种种酷刑均不肯“认罪”。有人便想出一个毒招:让张屁股半蹲双腿微屈如同打拳的坐桩一般脚板下各放青砖一块双膝上再各放土砖一砣屁股下面的土地上插梭标一柄标尖向上,对准屁股脖子吊在一根垂直的箩索上再用两根稻草把两个大姆指吊起来名曰“练功桩”,两分钟不到人就昏厥。

         抓经济问题,整人整得更惨。例如,和平公社新河大队张十延是个祖传牙医技术好,医德佳很受人欢迎。他与生产队签订合同外出镶牙按规定缴款。运动中说他在外搞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赚钱盖新房将其关押批斗,其所有财产包括新砌的房屋在内一律没收充公。小溪市公社文昌大队赤脚医师简雪波,在运动中被指控为“有经济问题”新生的资本主义典型,被关在大队部办“学习班”后来惨死在被关押的小屋里。河伯岭林场马头岭工区妇女主任邓细妹怀有5个月身孕 一打三反中遭诬陷强迫她脱光衣裤坐在装满水的大澡盆里名曰坐水牢”,最后被活活折磨而死。陈勋尧是河伯公社上阳大队19生产队人贫农,曾贩卖过几疋土布1970一打三反中被当作投机倒把分子批斗背脊骨被打断睾丸被捅烂疼痛难忍上吊自尽。死后当地干部不准家属哭不准送葬还要在棺材上贴上反革命分子陈勋尧死鬼灭魂的字条勒令他儿子陈上喜照着念念完后还要高喊打倒反革命分子陈勋尧的口号。谢习之乃九公桥公社湘河大队人贫农篾匠,1962年起外出搞副业3每年按规定缴款投资未欠集体分文。1970年搞一打三反,“县革委会”工作组进驻该队将他定为“资本主义典型”算了3剥削帐:3年中先后带徒弟6每人每年算雇工剥削1803,24060%退赔,计1,944元;在外给人打晒簟936每床暴利0.5468元;在新宁县花500元买了一座旧屋架子回家修屋剩余部份木料做了4副棺材出卖2230重罚500元。3项合计2,916,责成立即退赔。谢思量全部家当也没有这个数被逼悬梁自尽。刘再兴是新建公社新民大队团支部副书记贫农,回乡知青,因爱提意见被人怀恨在心。一打三反时被诬为反革命关入烤烟房打得遍身鳞伤他咬破手指写血书说自己不是“反革命”。被释放后的一天刘正在理发被人叫去大队部一个多小时以后被吊死在梁上不但无人追查其死因,反而将其宣布为“反革命”为其画相供大队和生产队批斗。

        以上只是少数几例。全县农村的一打三反历时一年,共有19,721人受到迫害,其中贫下中农17,016人,约占受打击人数的90%6,417人被关押15,340人被打成“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定性金额123万多元抄家1.6万户抄走各项财产无数307人被迫害致死91人被打成残废不少人被整得倾家荡产、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这是邵阳县继抓黑杀队刮台风的又一次浩劫。

 

     四、充满荆棘的冤案平反之路

与其它地方相比,邵阳县的政治运动的残酷与多发均属罕见。但这些运动早已使当地政界的人际关系异常复杂,形成一个个利益死结。1974年试图平反冤案而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勇者杨荫甫还因此蒙受不白之冤。在这种局面下,当全国大多数地区的冤假错案已经平反时,只有邵阳县还徘徊在历史罪错的阴影之中。

      1. 1974年冤案调查,查冤案者反蒙冤

1973年杨荫甫任邵阳县委书记时,曾经给邵阳县带来过一缕短暂的春风。杨荫甫是河北省滦县人,19493月随军南下,历任邵东县区委书记、县公安局长、县委书记。“文革”初被打倒,下放到农场喂猪。19729月,调邵阳县任县革委副主任,19737月改任县委书记。这种经历使杨荫甫与邵阳县的政治势力无任何利益关系,能够比较客观地看待当地的政情。更重要的是,从1968年抓“黑杀风”以来,一直在邵阳县主政的柴德林此时退居二把手位置。
    
荫甫履任之后,发现邵阳县的极左问题极其严重,在“抓黑杀队”等各项运动中死人上千,仅次于以滥杀闻名于世的湖南道县,遗留下来的政治恩怨更是纠结牵缠,民怨郁积。这些情况使杨荫甫寝食难安,他多方奔走,获地区领导批准,组织联合调查团,第一次大胆地摸了这个极左路线的“老虎屁股”。当时确定的调查措施及后续措施有二:第一、对农村组织地、县联合调查团,分期分批调查摸清抓黑杀队的死人情况,再依法处置;第二、对机关单位清队中被错误地开除的干部适当收回,重新安排工作。但一则由于当时全国的政治大气候仍然是极左当道,二则因为邵阳县的极左路线一向较其它地区更甚,多年的政治斗争使利益关系盘根错节,情况格外复杂。杨主持的调查处处受到掣肘。

19744月,由100余名干部组成的调查团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对全县自1968年以来黑杀风前后所发生的滥杀事件,包括刮红色政治台风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在内,做了一次全面调查。197451日,中共邵阳地委正、副书记,邵阳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等地方军政要员齐集邵阳县委,听取调查团的汇报。一条条人命、一桩桩血案,使得领导们喉哽鼻塞,热泪盈眶,一致表示要坚决落实党的政策,纠正极左遗患,地委将从财政上予以大力支持。中共邵阳地委还以14号绝密文件向中共湖南省委及中共中央汇报。

    同年5月,调查组把抓黑杀队一打三反中使用过的刑罚,筛选、汇集成72种,再用一尺见方的硬纸板,用漫画形式绘制成“72种刑罚图”,公开展出。结果大受欢迎,大家一致要求由县总工会牵头,组织汇报团,带着“72种刑罚图”层层上访,既向各级领导机关详细汇报、展出,又能收到较好的直观效果。

     7月初,5人汇报团组成,由张介山、尹邦宋负责,从地、市到省,层层组织大中型汇报会,场场爆满,反响极为强烈,纷纷要求将责任人绳之以法。时任湖南省副省长的孙国治表示:问题一定要彻底解决。汇报团于14日到达北京后,找到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文革”接待站,该站人员听说是汇报一个县的情况,十分热情,由站领导亲自听取汇报,整整听了一天,边听、边问、边记, 非常认真负责。接待站负责人最后表态:一个县死了那么多人,那个主要领导是要负责任的,我先给你们省里打个招呼,要他们调查处理上报,再将你们的汇报材料整理成书面文件,上报党中央,请你们先回县里等候消息。谁知汇报团回县后左等右等,什么消息也没有等到。这期间发生了一件怪事,“72种刑罚图”被人从北京的招待所偷走了,据说至今还收藏在邵阳县公安局的档案柜里,当作一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重磅炮弹,准备秋后算账用。

         1974年冬,冤案调查工作有了眉目,被错误开除的职工也收回了300多人(不到被错误开除总人数的三分之一)。然而,全国批极左的大气候却转了向,左祸又成熊熊之势。于是,在邵阳一种说法占了主导地位:调查黑杀队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是为牛鬼蛇神翻案;杨荫甫是反党乱军的派头头、派书记。于是,以贫下中农为名的告状信不断向地委、省委飞去。19755月,没有地方势力根基的杨荫甫被迫调离邵阳县。这项意在寻公义、正人伦的调查,也为杨此后的仕途埋下了“地雷”,成为他后来屡屡挨整的主要原因。1976年冬,四人帮被粉碎。这本来是给极左路线的当头一棒,在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时,省委向邵阳县这个文革重灾区派出了工作组。但该工作组却依靠邵阳县委坚持极左路线的原班人马,给反极左的原县委书记杨荫甫硬戴上四人帮黑干将的大帽子。他们声称:1974年杨荫甫在邵阳县的所作所为,是向‘四人帮’提供进攻中国共产党的黑炮弹,就是篡党夺权,就是为地、富、反、坏、右翻案,做了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从此,杨荫甫成了邵阳地区的头号清查对象,后被撤职,留党察看两年,调省医药工业研究所守大门。邵阳地委同时还宣布:将1974年杨荫甫主持的有关抓黑杀队等的调查报告、领导讲话、工作简报、统计数字及其他一切有关资料,通统作废并彻底销毁处理。结果,凡是参与或支持地、县联合调查团调查过黑杀队的人,都成了杨荫甫之流四人帮的残渣余孽,遭批斗、拘捕,甚至被投入监牢。笔者亦是其中之一。

1978年以后,全国各地都在大力“拨乱反正”,“地、富”“摘帽”,“右派”“纠正”,彻底平反冤、假、错案。而中共邵阳县委反而利用清查”的机会,以积极参与并支持大乱邵阳县篡党夺权活动的罪名,多次下发文件,处理干部14人,其中撤职10人,党纪或政纪处分4,进一步制造出一批冤、假、错案。[15]

不过,杨荫甫主持的调查毕竟为邵阳县1968年抓“黑杀队”以来制造的各种冤假错案,留下了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这也是笔者写作此文、见证这段痛史的重要材料。

 

        2. 不彻底的平反冤假错案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邵阳县委挂出了落实政策领导小组的牌子,除了全国皆推行的“右派”“纠正”,“地、富”“摘帽”外,该地还有一项特殊任务,即对“文革”中抓“黑杀队”、刮台风清队一打三反中伤亡人员及财产损失作第二次调查摸底。这次的处理方法是:政治上平反,经济上适当补助,全县共补助22,080元。处理极不彻底,依然上访不断,鸣冤不止。

        19856罗安荣任邵阳县委书记他按照中共湖南省委(198512号文件的精神,决定对“文革”中抓黑杀队一系列乱杀人事件作第三次调查处理。当时,邵阳县的干部们因各自的利益关系,对处理“文革”中的各种乱杀人事件认识差异很大。有的重弹老调说,贫下中农杀死几个阶级敌人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搞,会影响大局,不利于安定团结;而有些出身较好的受害人亲属则扬言,政府不管自己管血债要用血来还,大有报仇血恨之势,如果任其发展,后果不堪设想。针对这种种思想情况,县委新班子以省委文件为依托反复强调:杀人是严重违法的犯罪行为,依法处理“文革”中的乱杀人事件,是伸张人伦,伸张正义、伸张法纪,伸张大是大非,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受害人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重大举措;“文革”中的乱杀人,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不能再用以牙还牙的方法来处理,只能在法律的基础上,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公平合理地解决。随后,邵阳县学习、借鉴了道县的经验,组织了230人的“专案班子”专门从事落实政策工作,对在抓黑杀队刮台风清队一打三反等运动中的死人问题,作第三次调查摸底。

经过这次调查,按照特殊情况,宽严适度的原则邵阳县重点立案查处乱杀人事件134;查处主要责任人280清查后定性处理242人(其中追究刑事责任的19起,责任人30人,纪律处分217其中开除党籍128留党察看63人);受处分人员中国家干部34开除出党11留党察看9人,农村党员受处分的208其中大队以上干部152定为杀人罪的117犯严重错误的19人;因主要责任人巳死或责任分散未立案查处的92起;对947位受害者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用县政府红头文件发平反通知书;对死者遗属按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常年分月补助,对致伤致残者发定期生活补助费,有房屋和财产损失的原物在的退原物原物不在或受损的折价赔偿,被迫外逃者照样安排田土山水以便其回乡安居乐业;对有特殊困难的遗属批准解决农转非710招工商户2人。原县委常委、县委副书记、县政协主席黄明轩原区委副书记蒋昭元属于“造反”起家的干部,按“清查三种人”的原则处理,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而在杀人事件中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柴德林政委,因邵阳县的干部民众对其怨恨颇深,无法立足,早于197712月调离了邵阳县,迁回其老家黑龙江省呼兰县。对其“文革”草菅人命之罪,有关方面并未给予任何处理。

         直至1987年底,对邵阳县始于1968年抓黑杀队”以来的系列杀人事件的追究处理才算基本告一段落。“文革”在中国的结束时间是1976年,而邵阳县平反“文革”期间大规模杀人冤案,却比“文革”结束晚了将近10年。在邵阳县,从冤案始直至平反,前后经历了八届县委领导,其间种种政治较量,的确耐人寻味。更令人不满的是,当年首倡调查“抓黑杀队的杨荫甫等一大批干部,曾因篡党夺权”罪名被撤职或遭党纪、政纪处分,他们至今未获任何甄别,更谈不上对他们落实政策。当时对他们作错误处理的文件,至今仍然保存在这些受冤干部的档案袋里。“文革”过去已30多年了,但在邵阳“文革”余毒至今依然存在。

 

注释:



[1]  《邵阳县志》第55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19936月出版。

[2]  粟红叶,“1951年春老邵阳县第七区抓黑杀队事件,作者手稿。

[3] 《邵阳县志》第129页,出处同注1

[4]  19744月邵阳地区、邵阳县联合调查团,《调查材料记实》。本文所引资料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出自《调查材料记实》。

[5]  19815月.因县属金江水厍占地矛盾长期难以解决,该队已由东安县划归邵阳县管辖,成为金江水厍管理区之一。

[6]  张介山,·四血案。作者手稿。

[7]  李进华,邵阳县文革黑杀风始末,载《为了邵阳的安宁》,中共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2005年出版。

[8] 罗金林,回忆 作者手稿。

[9]  “铳决一词系邵阳县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创造。调查组在邵阳县塘田市区发现一张布告xxx,男,现年38岁,家庭成份地主。一贯与贫下中农作对,现参加黑杀队,要杀害贫下中农。抓捕后顽固到底,拒不认罪,经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立即执行铳决。19688月x日。当问及铳决一词的来历时,有人振振有词地说:政府杀人用枪决,我们农民没有枪,只好用铳决了。

[10]  此刑详情如下:将人先紧紧捆成粽子形状再用长绳从桥上吊下去一放一提象吊青蛙一样,以折磨取乐。调查组发现的案例中,有用此法将人折磨够了后,再放到溪水里用撑船的篙竿(上有长长的铁尖)捅死。如邵阳县长乐公社贫农社员王青治即死于此刑。

[11] 陶柏荣,一件欣慰终身的事《邵阳晚报》200541910版。

[12]  陆古成,回忆 作者手稿。

[13]  出处同注6

[14]  张必烈等调查材料,五洞反革命集团案

[15]  出处同注6

 

附录1:一个学习班的40种刑罚

附录2:乱杀风中(非正常)死亡人员统计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