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Issues Past Issues MCS 2009 Issue 4 SSCI, Academic Freedom, and Tenured Professors
SSCI, Academic Freedom, and Tenured Professors
In some emerging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in order to improve their academic standing, the government specifies an officially recognized list of academic journals for academics to publish their works, such as the SSIC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e shortcomings of using such an officially sanctioned list, and argues that academic freedom and the tenure system that protects it are key to the development of ideas and knowledge. The inability to establish a tenure system in China may hurt its chance to create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当代中国研究》从1990年创刊起,已经20年了。从这一期起,我和几位新编辑接手编辑。一接手,就有一位在美国教书的朋友投来她和中国学者合写的一篇稿子。投稿不久,她又问我,她在中国的合作者想知道我们的刊物是不是SSCI刊物。SSCI(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是一家叫Thomson Reuters的公司经营的社会科学期刊索引。这一索引仅仅包括英文期刊,而《当代中国研究》这20年来,主要为以中文为写作形式的研究成果提供平台,故不在这一索引中。

有趣的是,在我们的编辑队伍里,有不少十分杰出的学者,从来不知道SSCI为何物!在亚洲新兴国家,如韩国,台湾,中国,政府会明文规定:教授只有在指定的期刊发表文章,才能得到奖励。而北美大学多注重期刊的质量和影响力,并不关心一本期刊是否属于某个索引。所以在北美的学者都不注意发表文章的期刊是不是SSCI名单上的。

为什么美国的大学不硬性规定一个期刊名单?主要是这样做弊大于利。因为没有一个期刊名单能完全体现所有学科的期刊的质量。美国的大学各自为政,每个系在学术评审时都会参考若干不同的刊物名单,无法统一。美国的大学之所以能这样放任自由还能保持其世界领先的学术地位,其原因之一,是美国大学的学术自由程度高,评审相对公正。而在“领导说了算”的国家,若没有一份固定的期刊名单,学术评审很可能难逃腐败侵蚀。

在这一意义上讲,新兴国家的政府规定一份期刊名单,对于提高本国的学术水平,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但这一做法也不无问题。国际学术期刊之所以能保持高质量,主要是靠匿名审稿制度。而这一制度,是靠学界的同仁的高度诚信,靠大家都遵守规则来维护的。现在有些新兴国家的大学为了提高发表文章数量,用各种窍门,似乎到了走火入魔的境地。令人担心会不会影响这一制度。

比如新兴国家的大学出高价请国际期刊总编来访,专门帮助这些学校提高发表文章的数量。我的一位同事,在管理学的一个一流学刊当编委,对如何发表文章有经验,就有好几所亚洲的大学请他去。还有一些新兴国家办的学刊,为了提高引用指数(这样就会被收入索引名单),在接受一篇稿件时,提出附加条件。向作者提供一个该学刊曾经发表的相关文献的目录,要求作者在被接受的稿件中引用,以提高该学刊的引用率。再如奖金制度的存在。许多新兴国家的大学设立奖金,在甲级刊物发表文章,奖励若干元,乙级刊物奖金递减。这一制度,比起由领导好恶决定教员的工资,客观了许多;但从长远看这一制度是否有利提高学术水平还值得探讨。科学的发展并不仅仅靠在指定期刊发表文章。例如美国的大学就并非依靠计件行赏的制度来达到学术领先的。

为什么美国的大学学术水平较高,学术领导相对不腐败呢?这又和美国的教授终身制有关。在美国大学教书的同仁都知道,得到终身教职(tenured position)不容易,它要求教授在学术上有一定的造诣。评审过程通常长达一年,要通过系、院、校三个评审委员会的匿名投票和系、院、校三级领导审批,最后再报校董会批准,可谓“过五关斩六将”。学术上没有成就,就评不上终身教职。评上之后,不发表文章就无法提级加薪。所以美国大学的教授,都有动力努力发表论文。有人会说,这不是和中国大学按照SSIC奖励教授发表文章一样了吗?其实不尽然。

历史上美国建立终身教职制度的目的,并不是要解雇学术上不称职的教授,而是要保护他们的学术自由。

要在学术上有所创新,学者必须能够对现有理论进行批判,必须能够挑战权威。教授必须有这样的安全感:可以和领导观点不一致而不会因此而丢掉教职。建立终身教职制度就使得教授的职位受到保护。正因为有这样的学术自由,他们敢于进行高风险的前沿研究,有利于科学进步;由于教授终身制和教授治校的根本理念,学者敢于批评校领导,这样有利于防止腐败。上百年来,美国学术界的共识是终身教职制度有利于学术发展。

没有终身教职就不可能有学术自由。支持这一结论的案例很多。在北非,一位公共卫生教授发现政府公布的婴儿死亡率低于实际,结果被解雇,并且被判刑监禁。在前苏联,生物学家李森科(Lysenko)在苏共支持下推行他的理论,凡是不同意他的观点的学者统统被整肃或淘汰。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治强压学术案例很多,例如1950年代对北京大学的马寅初教授的批判。近几年,类似的事件还在发生,例如北京大学新闻学副教授焦国标因批评中宣部被解职。

总之,在一个不鼓励、甚至不容许挑战权威的制度下,大学是不可能实行终身教职制度的。学术自由无法得到保障,对学术发展不利。当然,有些学者会说,我做的研究与挑战权威无关,所以我有足够的学术自由。这对许多专业(如自然科学或工程)的学者是可能的。但我们不应忘记,在毛泽东时代许多被迫害的学者, 都是离政治不能再远的自然科学家。今天,许多自然科学课题的研究还可能给研究者带来麻烦,如研究非典型肺炎或艾滋病。无论如何,有不得挑战权威的禁区,总是对学术发展不利,不定哪天你就得罪的你都不知道的权威,惹上麻烦。有学术自由的保障好比是买了保险。有了保险,无后顾之忧。在没有遇到麻烦的时候,保险用处不大,也经常被我们遗忘。但一旦我们的学术研究引起了争议,有了麻烦,有保险和没保险就不一样了。

可以说,学术自由、终身教职制度与学术质量有直接的关系。以上这些是我接手编辑时产生的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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