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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s Past Issues MCS 1996 Issue 1 中美高等教育办学效率之比较
Issues Past Issues MCS 1996 Issue 1 中美高等教育办学效率之比较
中美高等教育办学效率之比较
一、问题的提出
二、办学体制与办学效率
三、教师工作量与办学效率
四、教师评估与办学效率
五、结束语
【注 释】
二、办学体制与办学效率
三、教师工作量与办学效率
四、教师评估与办学效率
五、结束语
【注 释】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已引起世界各国的瞩目。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专业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人才，尤其是高级人才的短缺，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目前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能适应市场经济体系运作的人才更是严重匮缺。如对中国人民银行系统中行长教育程度的调查表明，市级以上银行行长中具有本科文凭的仅占11％，初中以下程度的占18％，县级支行行长中有本科以上资格的只占3％，初中以上的竟占23％，上海外贸系统专业人员中能掌握一门外语的只占26％。[1]
培养高级专业人材的任务是由高等院校来承担的。中国的高等院校如何满足社会对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已成为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通过兴办新的大专院校，扩大招生及增加新专业学科等途径，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上已有了长足的进步。从1981年至1995年间，高等院校的总数由七百多所增至一千多所，在校学生人数也由一百二十八万增至二百六十万左右，高校教师人数由二十五万增至四十万左右。[1] 但是，高等教育仍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与其他国家相比也有很大的差距。中国每万人中只有大学生六十人，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每万人中大学生约一千人的比例，甚至低于某些发展中国家。[2]
由国家投资兴办新的大学来解决人才匮缺的问题，固然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 实际上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办学的主要形式。但在现阶段要想快速地兴办新大学，不仅经济负荷甚大，而且学校质量也难以保证。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动社会办高等教育及充份发掘现有高校的办学效率，是发展中国高等教育的比较确实可行的方法。本文试图通过中美高等教育效率的分析比较，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出一些建议和设想。
二、办学体制与办学效率
中国高等教育由中央和地方两级管理。中央一级的高等教育管理机构有国家教委和中央政府国务院属下的各个部委。地方级高等教育管理机构包括省（市）级政府中的教委及与教育有关的厅局。在现有的一千多所高校中，国家教委直接管理三十六所最具实力的大学，中央各部委所属有二百八十九所高等院校，其余的为地方高等院校。
除极少数近年建立的私立大学以外，上述一千余所高等院校全为政府所办。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由政府包办高等教育的国家。这种单一的办学体制已成为制约高等教育办学效率的重要障碍。政府包办高等教育造成经费的来源单一与短缺，使许多高等院校面临生存危机。尤其是近年来随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规划和发展逐步由中央向地方转化，更造成高校经费紧张。
以部属高等院校为例。由于政企分离的政策，中央部委的管理职能发生变化，从一些部委中分化出许多独立核算的专业公司或企业集团。国家对各个部委的投资方式也由拨款改为贷款。这样，部委所能控制的非经营投资，包括教育经费，大幅度递减。据中国国家教育中心对三十四个部委所属的二百一十八所院校的统计，与1985年相比，部委1990年对所属院校的投资总额平均下降26.6％。有三分之一的部委的教育投资下降50％以上。在1991─1992期间，中央各部委对教育投资的计划数只相当于1986─1990期间投资完成数的76％。加之近年物价上涨等因素，不少部属院校已是带赤字运转。一些院校甚至为筹措教职员工的工资而发愁。[3] 生存不易，谈何发展？
解决教育经费短缺有两条途径。第一是要改变政府作为教育经费唯一来源的状况。在近十年的教育改革中，这一状况确实有了极大的改善。随着高校校办企业的建立和发展，以及自费生制度的引进和推广，高校的经费来源已基本由单一化变为多源化。据估计，目前高校经费预算中只有50％左右来自政府，30％来自学费，20％左右是校办企业的利润。[1] 与美国大学教育经费来源所占比例比较，两者已十分接近。据美国教育部教育统计国家中心（NCES─National Center of Educational Statistics）最新统计，1991─92年度，美国大学教育经费的三大来源是政府拨款（包括联邦，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学费和学校创收（Sales and Services）。对公立大学而言，这三者在经费中所占比例是52.9％（其中联邦政府10.6％，州政府38.3％，地方政府3.7％）、17.1％和23.2％。对私立大学而言，三者所占比例为18.5％（其中联邦政府为15.3％、州政府2.5％，地方政府0.7％）、40.7％和23.3％。[4]经费多源化的改革在中国高校中已开了一个很好的势头。
解决教育经费短缺的另一条途径是改变政府是唯一的办学主体的状况。而在这一途径上，中国政府几乎是一步未迈。自1993年在上海出现了第一家由国家教委批准颁发大专文凭的私立大学以来[5]，私立大学的发展是步履艰难，发展缓慢。政府对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权久久舍不得松手。反而以政府政策法令（如不准外资独立办学，不准以盈利为目的办学等）束缚了私人，企业或社会团体办学的热情。
如前所述，目前世界上政府包办教育，尤其是包办高等教育的现象非常罕见。在发达国家，私立大学在国家高等教育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再以NCES的1991年统计资料来看，在美国三千五百所大学中，公立大学有一千六百多所，私立大学（包括盈利性、非盈利性及宗教团体所属大学）共一千九百多所，占55％强。从学生人数来看，1991年秋季，公立大学招生一千一百三十多万人，私立大学招收学生三百零四万九千多人，占全部大学生的21％左右。在美国大学中工作的八十二万六千多教师中，五十八万多人在公立大学，二十四万五千多（约31％）在私立大学就教。[4]
从历史上来看，美国高等教育在1970─1980年代有一较大增长，学生人数由1972年的九百二十一万多人增至1982年的一千二百四十二万多人，10年间增长了35％。80年代至90年代增长比较平缓。1992年的在学人数为一千四百四十九万多人，与1982年相比，增长17％。[4] 在这两个阶段的增长中，公立大学固然扮演了“主力军”的角色，但私立大学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如72、82及92三年，公立大学在学人数由七百零七万多人增至九百六十九万多人，进而增至一千一百三十八万多人。增幅分别为37％（1972─82）及27％（82─92）。同年度私立大学的在学人数由二百一十四万多，增至二百七十二万多，进而增至三百一十万多。增幅为27％（72─82）及11％（82─92）。[4] 尽管增幅不及公立大学，但也吸收了很大一部份学生。由此可知，象中国那样，当公立高等院校数目增长57％，在学学生人数增长98％的同时， 而私立高等教育却呈零增长的状况，只能说明私立大学作为发展高等教育的资源完全尚未开发。
基于以上的对比，我们觉得在社会办大学的方面，中国的潜力极大。所以，政府方面要下决心卸“包袱”，将现有大学分别处理，国家只负责少数水平最高的大学，其余则下放给下级政府机构去办，或转公立大学为私立大学。各省市，部委也要集中力量办好少量高等院校，采取各种形式把高校的办学权交付出去。另一方面，要制定教育法令鼓励兴办私立高等院校。用各种政策吸引企业或法人，境外私人或社会团体及国内私人和社会团体办大学，争取民间办高等教育的比例有一个较大的增长。
三、教师工作量与办学效率
如果说前面所讨论的办学体制是制约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宏观和外部因素的话，教师工作量则是制约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微观和内部因素。以国外的标准来衡量，中国高校教师工作量有极大的潜力可发挥。
中美两国教师工作量的不同首先反应在学生与教职员工的比例上。以双方可比的公立大学为例，1992年，美国公立高等院校在校学生为一千一百三十八万多人，教职员工（包括行政人员、教师、教学辅助人员、及勤杂人员）一百七十八万多人，生、教比为6.4。[4] 中国高校的这一比率就低得多。尽管没有全国性的统计数字，我们仍可从几个个别的院校观其大概。如华东师范大学在校学生十四万多人，教职员工三千九百多人，生、教比为3.58。[6] 陕西师大在校学生一万一千一百多人，教职员工三千三百多人，生、教比为3.29。[7] 在上海地区的五十所高等院校中，在校学生总人数十一万六千多人，教职员工总人数为六万九千多人，生、教比更降低至1.68。[8] 可见中国高校的生、教比大大低于美国高校。
工作量的不同也反应在高校教师的工作内容上。在美国的大学中，教授一般是集教学、科研及服务工作于一身。即除教学之外，教授仍负有做实验、发表论文、指导学生、参予学校行政事务、提供对社区或专业团体的服务等工作。而在中国的高校中，教学和科研通常是由两组不同教师来承担。在国家教委所属院校、中央各部委所属院校及省市重点高校中均有专门的科研编制。在高等院校中的研究人员不承担和承担极少量的教学工作。对他们的研究工作也没有严格的数量和质量的要求。而承担教学工作的教学人员则不从事科研工作。对他们教学工作的评定也尚未形成客观有效的方法。近年来由于在晋升及职称评定中偏重科学研究成果，更导致了高校教师中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不少教师在评上副教授或教授后就放下教鞭，成了不教的教授、不讲的讲师。教学和科研职能的分离不仅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也不利于教师更新知识内容，在教学中向学生介绍本学科的前沿知识。
中美高校教师工作量的不同又反映在高校中学生管理工作的职能上。中国高校尚未实行指导教师制。教师一般不参予学生管理工作。大学中另有庞大的学生管理人员。在大学校一级的行政体系中，设有学生处、学生工作部、共产主义青年团委员会、德育教育研究室及心理谘询辅导中心等机构。在院或系一级的行政机构中，除主管学生工作的行政干部外，另设一至二名青年团分团委书记和副书记。同时配备若干名辅导员和班主任。这一批学生管理干部约占教师人数的四分之一，形成大学中教学、科研、管理人员三足鼎立的局面。
反观美国的高等院校中，学生管理是学校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主要职能是为学生提供服务。但美国大学的学生管理工作，机构相对简单。如美国大学在校一级设有独立的学生事务处及其下属各办公室（如膳宿管理、法律顾问、心理谘询与就业、学习辅导等）。在院系一级不另设专职的学生管理行政人员。学生管理的很大部份工作，如奖学金、助学金的发放、学生投诉的处理及优秀学生的提名及选拔，都是由各学院中三至五名教授所组成的学生事务委员会处理。教授在这类委员会中的工作是他们服务的一部份。并不因此而减少对他们在教学和科研方面的工作量要求。美国大学普遍实行的指导教师制，由每位教授负责指导数名学生的学业，这也是推行了选课制及学分制以后的中国大学可以借鉴的。
综上所述，中美大学中教师工作量的比较表明，即使不考虑建立新的高等院校，通过提高教师的工作量，现有高校在提高办学效率，发展高等教育方面也是大有潜力。美国关于教师工作量的研究表明，一般大学教师平均每星期工作五十三个小时。其中三十小时教学，八小时科研，七小时行政事务，另有八小时用于其他与工作有关的活动，如提高业务水平，指导学生团体的活动，校外谘询服务，或从事“第二职业”等。公立的研究性大学的教授，每周平均工作时间更增至五十七小时。其中教学二十五小时，科研十六小时，行政事务八小时，其他与工作有关的活动八小时。[9] 中国方面尚未有相应的数据报导。但据我们在中国高等院校的经历及观察，我们不认为中国高校的教师在工作上花费了与他们美国同行所花费的相同的时间。
不过，在考虑增加工作量的同时，不可忽视增加教师待遇的问题。中国教师待遇长期偏低，使不少大学教师不得不另谋生路，在专职工作之外寻求第二职业，以兼课或兼职来弥补本职收入的不足。所以“中国大学教师工作量不足”可能成为一个假象，遮盖了许多大学教师超负荷运转的真实情况。如果不考虑这样的背景，一味强调提高教师的工作量，很可能会以牺牲教师的实际利益为代价。较为妥善的办法是把教师校外兼职兼课的活动纳入大学教育的体系。譬如，大学可以成立“成人教育部”和“终生教育部”，提供社会所需的服务。所得收入用于提高教师的待遇。这样教师的个人利益和发展高等教育不仅不相冲突，反成为相辅相成的部份。
我们认为，如果中国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溶教学、科研及管理三支人马为一体，取消中国高等院校中的研究职称与研究编制，使专职研究人员重拾教鞭；精简现在的学生管理机构与体系，让更多的教师负担学生管理的职能；在不影响教师利益的前提下提高教师工作量，中国高等教育的办学效率将可明显提高。
四、教师评估与办学效率
效率离不开评估，要提高大学的办学效率，一个对教师工作表现的客观准确的评估方法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一方面，可能中美两国都还没有找到很好的答案。
中国高等院校目前尚未形成比较有效的教师工作表现评估系统。对大学教师教学、科研、服务的全面评价工作尚未展开。部份大学运用问卷方法收集学生对教师教学工作的评估。但问卷的设计及反馈信息的收取和积累尚未标准化。对科研工作的评估比较重数量的统计，而对质量（如论文发表刊物的水准）没有相应的要求。教师参予学生管理工作或社会服务现在都未成为评估的内容。由于评估方法的主观性及随意性，一些教师急功近利，热衷于出版学术价值不高但市场看好的论文或着作；一些教师不愿教学，尽可能把教学时数降至最低水准；一些教师不愿参予学生管理或社会服务。评估的不完善影响了高校的办学效率。
美国对高校教师工作的系统评定至少可以追溯到1916年当研究人员试图回答“大学教授一周应该工作几小时”这问题时。[10] 1958年，联邦政府通过国家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MB， Office of Mangement Budget）要求公立大学雇员报告他们在工作上所花费的时间与努力（“Time─and─Effort Reports”），以向选民说明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投资是赀有所值。1982年，仍为同样的目的，联邦政府修订了通知（OMB， Circular A─21，revised August，1982），要求公立大学报告雇员与工作有关的活动（Personnel Activity Report）。美国大学的行政人员和教授都不满意政府的这一指令。并非他们反对评估，而是他们认为评估方法没有反映出大学学术工作的特点，重视数量而忽视质量。不少学者近年来试图制定一个更准确有效的、兼顾了数量和质量两方面标准的方法来评估教师的工作。[11]
尽管美国的教师工作评估方法并不完善，所建议的方法尚在试点阶段，其结果尚不太清楚。美国大学在几十年的评估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问卷的设计、数据的收集和处理、评估结果的解释和应用，都形成了一套较为严密的体系。在这一领域，美中两国的教育研究者应可以携手合作，制定出一套适合各国国情的评估方法来，使评估工作成为提高办学效率的有力杠杆。
五、结束语
近年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已引起世界各国的瞩目。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专业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人才，尤其是高级人才的短缺，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目前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能适应市场经济体系运作的人才更是严重匮缺。如对中国人民银行系统中行长教育程度的调查表明，市级以上银行行长中具有本科文凭的仅占11％，初中以下程度的占18％，县级支行行长中有本科以上资格的只占3％，初中以上的竟占23％，上海外贸系统专业人员中能掌握一门外语的只占26％。[1]
培养高级专业人材的任务是由高等院校来承担的。中国的高等院校如何满足社会对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已成为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通过兴办新的大专院校，扩大招生及增加新专业学科等途径，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上已有了长足的进步。从1981年至1995年间，高等院校的总数由七百多所增至一千多所，在校学生人数也由一百二十八万增至二百六十万左右，高校教师人数由二十五万增至四十万左右。[1] 但是，高等教育仍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与其他国家相比也有很大的差距。中国每万人中只有大学生六十人，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每万人中大学生约一千人的比例，甚至低于某些发展中国家。[2]
由国家投资兴办新的大学来解决人才匮缺的问题，固然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 实际上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办学的主要形式。但在现阶段要想快速地兴办新大学，不仅经济负荷甚大，而且学校质量也难以保证。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动社会办高等教育及充份发掘现有高校的办学效率，是发展中国高等教育的比较确实可行的方法。本文试图通过中美高等教育效率的分析比较，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出一些建议和设想。
二、办学体制与办学效率
中国高等教育由中央和地方两级管理。中央一级的高等教育管理机构有国家教委和中央政府国务院属下的各个部委。地方级高等教育管理机构包括省（市）级政府中的教委及与教育有关的厅局。在现有的一千多所高校中，国家教委直接管理三十六所最具实力的大学，中央各部委所属有二百八十九所高等院校，其余的为地方高等院校。
除极少数近年建立的私立大学以外，上述一千余所高等院校全为政府所办。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由政府包办高等教育的国家。这种单一的办学体制已成为制约高等教育办学效率的重要障碍。政府包办高等教育造成经费的来源单一与短缺，使许多高等院校面临生存危机。尤其是近年来随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规划和发展逐步由中央向地方转化，更造成高校经费紧张。
以部属高等院校为例。由于政企分离的政策，中央部委的管理职能发生变化，从一些部委中分化出许多独立核算的专业公司或企业集团。国家对各个部委的投资方式也由拨款改为贷款。这样，部委所能控制的非经营投资，包括教育经费，大幅度递减。据中国国家教育中心对三十四个部委所属的二百一十八所院校的统计，与1985年相比，部委1990年对所属院校的投资总额平均下降26.6％。有三分之一的部委的教育投资下降50％以上。在1991─1992期间，中央各部委对教育投资的计划数只相当于1986─1990期间投资完成数的76％。加之近年物价上涨等因素，不少部属院校已是带赤字运转。一些院校甚至为筹措教职员工的工资而发愁。[3] 生存不易，谈何发展？
解决教育经费短缺有两条途径。第一是要改变政府作为教育经费唯一来源的状况。在近十年的教育改革中，这一状况确实有了极大的改善。随着高校校办企业的建立和发展，以及自费生制度的引进和推广，高校的经费来源已基本由单一化变为多源化。据估计，目前高校经费预算中只有50％左右来自政府，30％来自学费，20％左右是校办企业的利润。[1] 与美国大学教育经费来源所占比例比较，两者已十分接近。据美国教育部教育统计国家中心（NCES─National Center of Educational Statistics）最新统计，1991─92年度，美国大学教育经费的三大来源是政府拨款（包括联邦，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学费和学校创收（Sales and Services）。对公立大学而言，这三者在经费中所占比例是52.9％（其中联邦政府10.6％，州政府38.3％，地方政府3.7％）、17.1％和23.2％。对私立大学而言，三者所占比例为18.5％（其中联邦政府为15.3％、州政府2.5％，地方政府0.7％）、40.7％和23.3％。[4]经费多源化的改革在中国高校中已开了一个很好的势头。
解决教育经费短缺的另一条途径是改变政府是唯一的办学主体的状况。而在这一途径上，中国政府几乎是一步未迈。自1993年在上海出现了第一家由国家教委批准颁发大专文凭的私立大学以来[5]，私立大学的发展是步履艰难，发展缓慢。政府对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权久久舍不得松手。反而以政府政策法令（如不准外资独立办学，不准以盈利为目的办学等）束缚了私人，企业或社会团体办学的热情。
如前所述，目前世界上政府包办教育，尤其是包办高等教育的现象非常罕见。在发达国家，私立大学在国家高等教育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再以NCES的1991年统计资料来看，在美国三千五百所大学中，公立大学有一千六百多所，私立大学（包括盈利性、非盈利性及宗教团体所属大学）共一千九百多所，占55％强。从学生人数来看，1991年秋季，公立大学招生一千一百三十多万人，私立大学招收学生三百零四万九千多人，占全部大学生的21％左右。在美国大学中工作的八十二万六千多教师中，五十八万多人在公立大学，二十四万五千多（约31％）在私立大学就教。[4]
从历史上来看，美国高等教育在1970─1980年代有一较大增长，学生人数由1972年的九百二十一万多人增至1982年的一千二百四十二万多人，10年间增长了35％。80年代至90年代增长比较平缓。1992年的在学人数为一千四百四十九万多人，与1982年相比，增长17％。[4] 在这两个阶段的增长中，公立大学固然扮演了“主力军”的角色，但私立大学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如72、82及92三年，公立大学在学人数由七百零七万多人增至九百六十九万多人，进而增至一千一百三十八万多人。增幅分别为37％（1972─82）及27％（82─92）。同年度私立大学的在学人数由二百一十四万多，增至二百七十二万多，进而增至三百一十万多。增幅为27％（72─82）及11％（82─92）。[4] 尽管增幅不及公立大学，但也吸收了很大一部份学生。由此可知，象中国那样，当公立高等院校数目增长57％，在学学生人数增长98％的同时， 而私立高等教育却呈零增长的状况，只能说明私立大学作为发展高等教育的资源完全尚未开发。
基于以上的对比，我们觉得在社会办大学的方面，中国的潜力极大。所以，政府方面要下决心卸“包袱”，将现有大学分别处理，国家只负责少数水平最高的大学，其余则下放给下级政府机构去办，或转公立大学为私立大学。各省市，部委也要集中力量办好少量高等院校，采取各种形式把高校的办学权交付出去。另一方面，要制定教育法令鼓励兴办私立高等院校。用各种政策吸引企业或法人，境外私人或社会团体及国内私人和社会团体办大学，争取民间办高等教育的比例有一个较大的增长。
三、教师工作量与办学效率
如果说前面所讨论的办学体制是制约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宏观和外部因素的话，教师工作量则是制约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微观和内部因素。以国外的标准来衡量，中国高校教师工作量有极大的潜力可发挥。
中美两国教师工作量的不同首先反应在学生与教职员工的比例上。以双方可比的公立大学为例，1992年，美国公立高等院校在校学生为一千一百三十八万多人，教职员工（包括行政人员、教师、教学辅助人员、及勤杂人员）一百七十八万多人，生、教比为6.4。[4] 中国高校的这一比率就低得多。尽管没有全国性的统计数字，我们仍可从几个个别的院校观其大概。如华东师范大学在校学生十四万多人，教职员工三千九百多人，生、教比为3.58。[6] 陕西师大在校学生一万一千一百多人，教职员工三千三百多人，生、教比为3.29。[7] 在上海地区的五十所高等院校中，在校学生总人数十一万六千多人，教职员工总人数为六万九千多人，生、教比更降低至1.68。[8] 可见中国高校的生、教比大大低于美国高校。
工作量的不同也反应在高校教师的工作内容上。在美国的大学中，教授一般是集教学、科研及服务工作于一身。即除教学之外，教授仍负有做实验、发表论文、指导学生、参予学校行政事务、提供对社区或专业团体的服务等工作。而在中国的高校中，教学和科研通常是由两组不同教师来承担。在国家教委所属院校、中央各部委所属院校及省市重点高校中均有专门的科研编制。在高等院校中的研究人员不承担和承担极少量的教学工作。对他们的研究工作也没有严格的数量和质量的要求。而承担教学工作的教学人员则不从事科研工作。对他们教学工作的评定也尚未形成客观有效的方法。近年来由于在晋升及职称评定中偏重科学研究成果，更导致了高校教师中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不少教师在评上副教授或教授后就放下教鞭，成了不教的教授、不讲的讲师。教学和科研职能的分离不仅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也不利于教师更新知识内容，在教学中向学生介绍本学科的前沿知识。
中美高校教师工作量的不同又反映在高校中学生管理工作的职能上。中国高校尚未实行指导教师制。教师一般不参予学生管理工作。大学中另有庞大的学生管理人员。在大学校一级的行政体系中，设有学生处、学生工作部、共产主义青年团委员会、德育教育研究室及心理谘询辅导中心等机构。在院或系一级的行政机构中，除主管学生工作的行政干部外，另设一至二名青年团分团委书记和副书记。同时配备若干名辅导员和班主任。这一批学生管理干部约占教师人数的四分之一，形成大学中教学、科研、管理人员三足鼎立的局面。
反观美国的高等院校中，学生管理是学校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主要职能是为学生提供服务。但美国大学的学生管理工作，机构相对简单。如美国大学在校一级设有独立的学生事务处及其下属各办公室（如膳宿管理、法律顾问、心理谘询与就业、学习辅导等）。在院系一级不另设专职的学生管理行政人员。学生管理的很大部份工作，如奖学金、助学金的发放、学生投诉的处理及优秀学生的提名及选拔，都是由各学院中三至五名教授所组成的学生事务委员会处理。教授在这类委员会中的工作是他们服务的一部份。并不因此而减少对他们在教学和科研方面的工作量要求。美国大学普遍实行的指导教师制，由每位教授负责指导数名学生的学业，这也是推行了选课制及学分制以后的中国大学可以借鉴的。
综上所述，中美大学中教师工作量的比较表明，即使不考虑建立新的高等院校，通过提高教师的工作量，现有高校在提高办学效率，发展高等教育方面也是大有潜力。美国关于教师工作量的研究表明，一般大学教师平均每星期工作五十三个小时。其中三十小时教学，八小时科研，七小时行政事务，另有八小时用于其他与工作有关的活动，如提高业务水平，指导学生团体的活动，校外谘询服务，或从事“第二职业”等。公立的研究性大学的教授，每周平均工作时间更增至五十七小时。其中教学二十五小时，科研十六小时，行政事务八小时，其他与工作有关的活动八小时。[9] 中国方面尚未有相应的数据报导。但据我们在中国高等院校的经历及观察，我们不认为中国高校的教师在工作上花费了与他们美国同行所花费的相同的时间。
不过，在考虑增加工作量的同时，不可忽视增加教师待遇的问题。中国教师待遇长期偏低，使不少大学教师不得不另谋生路，在专职工作之外寻求第二职业，以兼课或兼职来弥补本职收入的不足。所以“中国大学教师工作量不足”可能成为一个假象，遮盖了许多大学教师超负荷运转的真实情况。如果不考虑这样的背景，一味强调提高教师的工作量，很可能会以牺牲教师的实际利益为代价。较为妥善的办法是把教师校外兼职兼课的活动纳入大学教育的体系。譬如，大学可以成立“成人教育部”和“终生教育部”，提供社会所需的服务。所得收入用于提高教师的待遇。这样教师的个人利益和发展高等教育不仅不相冲突，反成为相辅相成的部份。
我们认为，如果中国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溶教学、科研及管理三支人马为一体，取消中国高等院校中的研究职称与研究编制，使专职研究人员重拾教鞭；精简现在的学生管理机构与体系，让更多的教师负担学生管理的职能；在不影响教师利益的前提下提高教师工作量，中国高等教育的办学效率将可明显提高。
四、教师评估与办学效率
效率离不开评估，要提高大学的办学效率，一个对教师工作表现的客观准确的评估方法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一方面，可能中美两国都还没有找到很好的答案。
中国高等院校目前尚未形成比较有效的教师工作表现评估系统。对大学教师教学、科研、服务的全面评价工作尚未展开。部份大学运用问卷方法收集学生对教师教学工作的评估。但问卷的设计及反馈信息的收取和积累尚未标准化。对科研工作的评估比较重数量的统计，而对质量（如论文发表刊物的水准）没有相应的要求。教师参予学生管理工作或社会服务现在都未成为评估的内容。由于评估方法的主观性及随意性，一些教师急功近利，热衷于出版学术价值不高但市场看好的论文或着作；一些教师不愿教学，尽可能把教学时数降至最低水准；一些教师不愿参予学生管理或社会服务。评估的不完善影响了高校的办学效率。
美国对高校教师工作的系统评定至少可以追溯到1916年当研究人员试图回答“大学教授一周应该工作几小时”这问题时。[10] 1958年，联邦政府通过国家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MB， Office of Mangement Budget）要求公立大学雇员报告他们在工作上所花费的时间与努力（“Time─and─Effort Reports”），以向选民说明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投资是赀有所值。1982年，仍为同样的目的，联邦政府修订了通知（OMB， Circular A─21，revised August，1982），要求公立大学报告雇员与工作有关的活动（Personnel Activity Report）。美国大学的行政人员和教授都不满意政府的这一指令。并非他们反对评估，而是他们认为评估方法没有反映出大学学术工作的特点，重视数量而忽视质量。不少学者近年来试图制定一个更准确有效的、兼顾了数量和质量两方面标准的方法来评估教师的工作。[11]
尽管美国的教师工作评估方法并不完善，所建议的方法尚在试点阶段，其结果尚不太清楚。美国大学在几十年的评估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问卷的设计、数据的收集和处理、评估结果的解释和应用，都形成了一套较为严密的体系。在这一领域，美中两国的教育研究者应可以携手合作，制定出一套适合各国国情的评估方法来，使评估工作成为提高办学效率的有力杠杆。
五、结束语
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呼唤着高等教育的发展。不过旧有的手段使高等教育的发展困难重重。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只有打破旧体制的限制，发动整个社会来办高等教育，同时改革学校内的旧体制，充份发掘现有大学的潜能，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才能突破其瓶颈，得以飞跃发展。
【注 释】
[1] 朱永新，“转型期的中国高等教育”，《教育研究》，香港中文大学 （印刷中）。
[2] 朱永新，“困境与超越：《当代中国教育述评》。”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0）。
[3] 郭礼华，“部属院校出路何在。”《内参选编》，48 （1995）。
[4] NCES （National Center of Educational Statistics），Digest of Educational Statistics，1994。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5] “上海教育卫生，体育事业蓬勃发展”，收入《上海改革开放风云录》一书。上海市人民政府编辑出版 （1994）。
[6] 《华东师范大学介绍手册》（1994）。
[7] 《陕西师范大学介绍手册》（1994）。
[8] 《今日上海教育》，上海市人民政府教育卫生办公室出版。（1994）。
[9] Mooney， C.T.（1990）.New U.S.survey assembles a statistical portrait of the American porfessoriate，The Chronical of Higher Education， 7， Feb.，A15─A19
[10] Birge， E.A.（1916）.How many hours a week should be required of teachers in a university？ Proceedings，XIV， Washington：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tate Universities
[11] Hensley，O.D.，& Cooper─fedler，P.A.（1993）. A characterization and analysis of faculty activity and productivity reporting systems in research university，paper presented at annual conference of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Administration Foundation，San Diego，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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