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虚假的历史

本期刊发的文章，多触及中国现代史中的大问题与大事件。其中几篇聚焦于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解构虚假的历史，因为这是中国重组政治生活的认识前提。

    张伦的“知识分子，权力和民主──后毛时代以来的民主话语和实践”一文，将已经快被国人淡忘了的一段历史──80年代的启蒙进程──重新呈现在读者眼前。80年代民主话语的兴起与主流知识分子群体的自我定位和历史解读有直接关系。历经90年代以来民主话语的低落，回首往事，却发现今天中国知识分子应当讨论的政治问题，其实与100多年前士人的议论依旧相似。与当下中国流行的“经济发展决定论”不同，张伦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了中国制度变迁所面临的挑战：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事实上不再有“皇帝”或“准皇帝”式的人物主导国事，随着国家逐渐走向现代化，中国政治中可能从此不再存有“王位”；然而，“王位”的消失本身，并不会自然解决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重组，在昔日“皇帝”或“准皇帝”权威的巨大“空位”里，只有民主才能整合各种利益、完成政治生活的重建、赋予人民以真正的自由和权利。作者的结论建筑在深刻的历史感之上，而在中国，要正确认识历史，就必须解构虚假的历史。

    这期作者的另几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已经被蓄意弄得面目全非的毛泽东时代。毛泽东的党内权威建立于延安时代，在“文革”时期终于达到了举国每日颂祷“万万岁”的高峰，这个过程正好伴随着对知识分子的打击逐步升级直到几乎“消灭”知识分子的地步。知识分子地位的沦落恰恰是毛登上“神坛”的前提，自比“秦皇汉武”的毛泽东早就明白这一点。王来棣的“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戴煌的“永念慎之兄”，都提供了认识的线索。

    出于现实需要，官版的中国现代史有颇多失实之处，对文化大革命的解说和认识，或可视为其中之最。对这场人类历史上亘古未有的浩劫，官版正史一直采取一种“皇帝圣明，只是奸臣蒙蔽圣聪”之类的解释，将责任主要归于已经死亡的林彪与政治失败者“四人帮”。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以及“文革”中毛以革命的名义制造的无数冤魂，更重要的是对中华民族的摧残，一直是讳莫如深的话题，悬为言禁。80年代出生的青年一代，对“文革”的认识多与真相相去甚远。尤为可叹的是，近几年在“新左派”的刻意误导下，“文革”居然被描画成理想主义年代。不死的“毛泽东”在90年代重回民间充份表明，当官方对社会的历史灌输缺乏最起码的真诚时，民众扭曲的认识会如何反弹。

    本期单正平的“文化大革命：神权政治下的国家罪错”，首次正面提出了“文革”是毛时代的国家罪错。作者指出，在文革（包括反右）时期，具有政治色彩的不同类型和程度的犯罪，都与国家有关，而非一般的自然人的刑事犯罪。“文革”中最严重的犯罪之一是对任何违背领袖意旨和意识形态教旨的人，如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等，凌辱虐待最后处以极刑。其他类型的犯罪，如抄家或打砸抢、对所谓“地富反坏右”家庭成员的集体屠杀等，其施行者固然是“红卫兵”或“造反派”等“革命群众”，但此类行为总体上是受国家最高领导人指导的，服从于最高领导人通过国家机器的策划、动员和部署。从1963年开始，宣传机器就为阶级斗争、兴无灭资、批判封资修做舆论准备了。因此，“文革”中发生的种种暴行，与党和政府多年的指示号召有直接关系，虽说是“奉旨”行事，但却是通过国家机器对人民施以体制性暴力，这类犯罪真正的主要责任人是国家而非个人。国家罪错的主要表现是政府与国家首脑对那些犯罪行为的指使、煽动、鼓励和纵容；即使行为者没有接受国家的直接具体的行动指令，但国家通过意识形态宣传和全面广泛的政治动员，实际上或者直接鼓动或者默许（包括对大面积普遍性的犯罪行为免予追究处理）了这些行为。

    已有的“文革”研究大多还只限于史料的整理，始终没有人将“文革”的政治责任提高到国家罪错这点来认识。单正平的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判断。也许，有了这一认识，“文革”研究可以有所突破，对“文革”的反思也能找到一个经得住历史洪涛冲刷的支撑点。

    没有一个明智的国家会让自己的国民对本国的历史懵然无知。若用伪造的“历史”代替真实，逃避承担历史罪错的责任，其实是对民族的犯罪。重新认识中国近现代史，其实就是重新寻找建设未来中国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