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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卢雪松事件看“新极权主义”的组织与思想控制
一、卢雪松被“停课”:校方闪烁的态度和“悄悄”的处罚
二、“卢雪松停课事件”:“组织上”与网民在互联网上的较量
     “思想控制”和“组织控制”是极权主义的两大支柱,“以组织来控制思想”更是极权主义的特色。但在极权主义的不同阶段,这两种控制的表现方式不尽相同。徐贲先生以“新极权主义”来指称1989年之后“力图通过策略调整而继续存在下去的中国式后极权主义”,这个看法非常值得重视。从“以组织来控制思想”这个极权主义传统来观察“新极权主义”的脉络和纹理,有助于认识极权主义的当代演变。本文以2005年夏的“卢雪松事件”为例,分析“新极权主义”下“组织系统”的运作以及它如何对“思想控制”产生作用的。 
一、卢雪松被“停课”:校方闪烁的态度和“悄悄”的处罚 

    卢雪松是吉林艺术学院的年青女教师,1996年从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到吉林艺术学院戏剧学院任教,担任《中国电影史》和《传播学》课程的教学任务。据她自己介绍,在2003年到2005年的聘任期内,除了完成教学任务外还发表了5篇学术论文,与他人合著1部专著,并获多项奖励。 

    2005年5月17日,卢雪松正准备去教室讲课,途中被吉林艺术学院戏剧学院(以下简称“戏院”)的党总支书记(以下简称“支书”)拦住。“支书”向她宣布,她被“停课”了。卢雪松追问“停课”的原因,“支书”提到,卢雪松不久前在课堂上放映过胡杰导演制作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这部纪录片“不符合中央对历次政治运动的书面决议,不符合教育部对高校教师授课的要求,我们不认可”。卢雪松当时表示,不能同意这样的决定和解释,并要求“支书”出具书面的“停课”决定,但她的要求被拒绝了。卢雪松被“停课”后,“支书”再也没有找过她,其他“领导”也无人出面“帮助”或“教育”她。卢雪松觉得,她在《传播学》课程中增设了“传播价值论”等章节,其中关于“自由”和“正义”的内容还未来得及与同学们充分讨论交流,于是她只能把有关讲义整理出来,在“早晨上课前发给了大家,并附上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卢雪松被停课后,数次给吉林艺术学院校党委书记(即卢雪松所称“总院书记”或“校书记”,以下简称“书记”)写信,前两封似乎都石沉大海了。她2005年6月上旬写给“书记”的第三封信发出后仍未得到回应,6月16日卢雪松把这封信以“一位大学女教师在被停课处罚后写给校书记的信”为题,贴到自己平时经常去的一个小网站──“孔夫子旧书网”上。卢雪松在说明中提到,自己“因在课堂上及课后与同学们探讨《寻找林昭的灵魂》纪录片等历史文化问题,被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告发,故而被学校停课”。为此卢雪松曾多次找这位“书记”。她写道:“面对我的是匆匆的身影和躲闪的眼神。总院书记的表情模糊,态度倒坚决:学校同意基层对你的停课处理,这只是初步的处理,没有写成书面的必要;进一步的处理要校党委讨论,校党委很忙,何时讨论无法确定。” 

    “戏院”的“停课”决定存在着许多程序上的漏洞。首先,突然中止教师正在讲授的正式课程,本应有充足的、公开的理由,还应当事先与教师商量,可是“戏院”在向卢雪松本人宣布之前未打“招呼”,所做的解释也含混闪烁,无法令人信服。其次,中途决定停掉一位教师的课程,这是一个行政处罚手段,应由行政系统负责人(院长)而不是“支书”宣布。“戏院”让“支书”出面,无非是“点”出了此事件的“思想”性质。再次,中途停掉一位老师的课程,这在大学里无疑是一件大事。为了证明此决定的权威性和合理性并体现此决定之慎重和严肃,有必要采用正式的书面通知,这不仅可给卢雪松本人一个正式的解释,也能向校内师生提出一个合理的交代。然而,“戏院”的“支书”在宣布此决定时却选择了与任课教师仿佛是在“路上”偶尔遇见、口头通知的方式,而且事后也拒绝出具关于“停课”的书面决定。这些看上去充满了脱节、“漫不经心”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值得分析的现象。 

    一位叫做“道德底线”的网友点出了“戏院”这种做法的由来:“有了书面决定,那就是把柄,那就是证据,卢雪松可以拿着它去告学校以及做行政复议之类的抗争,那学校可就麻烦了。卢雪松要告学校,必须要经过行政复议,不经复议,法院是不会受理的。而复议,必须要有行政行为才可以。没有停课通知,你根本就没办法申请行政复议。所以,你也没有办法提出诉讼。” 

    这种做法显然与1978年到1988年间的“后极权主义”以及此前的极权主义完全不同。1978年以前,一个人的“思想问题”会招致杀身之祸,林昭就是一例,因“异端思想”而丧命的人可被列成长长的名单,如遇罗克、张志新、李九莲、王申酉等。那时“思想异端”者被隔离或收审期间,当局还组织群众揭发批判。而在“后极权主义”时期,一个人若被视为“思想认识有问题”,“组织上”通常会在比较公开的范围内安排批判讨论,包括尽量说服当事人认识自己的“错误”。80年代初文学界出现过关于朦胧诗的“三个崛起”之争,其中孙绍振的文章在发表之前被人送给某位“主管”诗歌的官员。该官员的指示是:“先发表,然后再组织批判。”这表明那时的意识形态主管官员对自己的举措还是颇有信心、理直气壮的。从“卢雪松停课事件”可以发现,尽管坚持思想控制这一方针几十年来前后一贯、并无变化,但现在的具体做法变了。首先,因“思想罪”而被处极刑这一页是翻过去了,毕竟以往许多杰出人物的生命和鲜血是触目惊心的。其次,对卢雪松的处理试图用一种完全不公开的方式,自然是为了避免舆论的关注,也是防止校方在可能的公开争议中陷入被动。再次,对卢雪松事先不告知,事后不陈述,似乎讲不出多少决定“停课”的道理。与“后极权主义”时期相比,现在“省略”了一个对当事人的“说服教育”过程,不再想坐下来认真地劝其认错。最后,“组织上”也放弃了在卢雪松的学生当中“肃清影响”或“流毒”。由此看来,“新极权主义”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它不能在民众面前拿出一套比较完整的、经得起辩驳的和有说服力的措辞。不管是“三个代表”也好,还是诸如此类的其他说法也好,都很难为广大民众认可,更谈不上让民众通过这些表述与执政党产生共识,加强信任。正因为在意识形态话语方面不便多加讨论,于是“新极权主义”下打击“思想逾界者”的主要手法就变成了直截了当的行政处罚──离职、离岗,令其失去生活来源。 

    “书记”对卢雪松所说的“同意基层对你的停课处理”这句话的含义是,“停课”的决定并非他本人的意图和作为,是卢雪松所在的“基层”( “戏院”)的决定,现在事已至此,似乎他也无能为力。这一托辞还表明,“总院”负责人中无人愿意站出来为此事负责,他们都想躲在“学校(领导)”这个抽象名义的背后逃避责任。另外,在“书记”的心目中,校内各级党组织任意干涉学术行政管理是天经地义的,而且“下级”党组织宣布的事,“上级”(包括学术行政主管)则不必过问。本来,大学应该实行以学术科研为主体的院长负责制,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能不能放关于林昭的纪录片,也应由学术行政管理部门作出仲裁。但吉林艺术学院的这起“停课”事件表明,“党组织”的权威事实上凌驾于学术行政的权威之上,前者吞噬了后者,这才发生了学校的党组织“代表”学术行政管理机构径直决定一位老师能否继续教课。而且,当“书记”说“同意基层对你的停课处理”时,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细节:对卢雪松宣布“停课”决定的“支书”固然是“书记”的“基层”下属,他们作为同一个党组织的成员,“上级”默许“基层”的决定似乎还说得过去;但对这个“支书”的决定,吉林艺术学院校方的学术行政主管并不非得默认不可,至少也有过问、讨论的权力,可这一层被“书记”随随便便地就搁置一旁了,仿佛在大学里就只存在着党的“基层”和“上级”组织的权威,而学术行政管理系统的权威不过是个摆设。 

    “书记”的另一句“托辞”也同样值得注意:“进一步的处理要校党委讨论,校党委很忙,何时讨论无法确定。”从“停课”之日到“书记”对卢雪松说话之时已过去了两个多星期。面对学校里发生了教师因授课内容“政治”上有“问题”而被“停课”这样少有的大事,主要负责抓“思想工作”的“校党委”本应抓紧“处理”,还有什么比本校教师“出了重大思想问题”以致于必须“停课”这种事更为重要的呢?“总院”为什么和“戏院”一样,想要回避、躲闪和拖延,而不能理直气壮地、公开地、直接地指出该教师的“错误”呢?这种表面上的迟钝和麻木所反映出来的是这套机器的执行者们内心的理亏。 
二、“卢雪松停课事件”:“组织上”与网民在互联网上的较量      

  卢雪松的信在“孔夫子旧书网”上贴出后,引起了反响,但这个网站主要是旧书友们交流的地方,影响并不大。随后此信被人转贴到了其他网站,最后转到了国内乃至国外学者经常光临的思想学术网站“世纪中国”(贴出时间是2005年7月21日)。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随即在网站上贴出了“保卫灵魂自由的姿态──读吉林艺术学院女教师卢雪松给该院刘书记的一封信”(2005年7月23日),傅国涌先生很快也写下了“‘让灵魂自由地站起来’:卢雪松老师的选择”(2005年7月25日)。由此各大网站包括一些报纸(如上海的《东方早报》、北京的《新京报》和广州的《南方都市报》等)都参与了“卢雪松停课事件”的讨论。很难想象,在林昭或张志新被杀害的极权主义时代,她们遭遇的残酷迫害会在全国范围内引发声援和抗议。 

    在网友们热烈的讨论、分析和声援当中,卢雪松写下了她的第二篇公开信“我等待着一场愉快的谈话”。此信于2005年7月29日在“燕南网”发表,“世纪中国”随即登出,第二天便被置于“世纪中国”网站的首页,该网站还发出“在线讨论”的邀请,并约请卢雪松参加讨论。据笔者后来得知,此时一些媒体的记者也赶赴长春,采访“卢雪松事件”。 

    卢雪松在7月29日的这篇公开信和7月31日写的“送给我的一位‘学生’的三句话”中,提到了学生中的“告密者”。她表示:“我被告发的内容是从我和班上一个女生的私人交流扯出来的,我想这无非是同学间的恶性竞争”(见其7月29日公开信);“该书记说这交流是被另一个同学反映上来的”。由此看来,当卢雪松面对面与一位女学生谈话时,还有另外一个学生在旁边,“告发”更可能是“第三者”所为。声援卢雪松的网民对“告密者”表达了切齿痛恨,很多人也谈到了自己曾遇到的被“告发”的经历。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教授还专门写了“告密者和告密奖励者──对卢老师的一点回应”一文。

    吉林艺术学院校方及其“组织”上的人们可能从来也没有想到,自己“悄悄”地处罚卢雪松的行为居然会突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并掀起了轩然大波。在铺天盖地的网络话语的力量面前,校方这些长期习惯于在“组织上”这面大旗严严实实的保护下在校内神气活现的人们,一转眼间就颜面尽失、威风扫地。他们当然非常不习惯这种从未有过的难堪局面,尤其不愿意接受“组织上”败在公众舆论面前这样的结果。于是他们开始行动了。 

    2005年7月31日中午12点49分,在“燕南网”傅国涌先生文章的下面出现了一个网名为“卢老师的学生”的跟贴:“……你被停课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你劝同学退党,并且捏造很多污蔑共产党的事情,你给了同学一本很反动的书籍,内容就是反对共产党的,然后你劝她退党!她回家以后就吓哭了,不知道怎么做,才会去找学校的党组织解决问题。这是我们──你教过的孩子们都知道的事情。现在看着你在网上无理取闹,我们真的不能眼看着学校和同学受到侮辱而不理,所以,劝你停止你的无理取闹,安静的想想自己究竟错在哪里。也奉劝那些不知道事情真相的人,不要参言此事!这是我们学生和老师之间的事情,希望大家不要再瞎搅和!道听途说的人,没有发言权!!!!”这篇跟贴虽然用的是“学生”的名义,却露出了居高临下教训人的官式口吻。诸如指责卢雪松“无理取闹”,以及“道听途说的人,没有发言权!!!!”之类的话,其实很象是吉林艺术学院校方的看法,至于“奉劝那些那些不知道事情真相的人,不要参言此事”这样断然的警告,就更接近该校校方那种“权威”式口气,完全不象一个在校大学生的言谈。 

    刻意打击卢雪松的“黑手”不仅伸到了燕南网这样的大网站,还出现在一些个人的“博客”上。有网友指出,在他的“博客”里出现了这样的字样:“势利的‘公共知识界’:第一,您并不清楚真实内幕,卢雪松是一名XXX分子,向学生散布九聊(\楷体{编者按:应为“九评”,但此处为了不被过滤删除,写成“九聊”})共产党信息。第二,党组织已经对其进行劝解,无效才这样做的。第三,您未经吉林艺术学院法人同意擅自在互联网上进行曝光,你等着坐到被告席上去吧。”这段话的第二点显然是公开撒谎,因为卢雪松被停课前以及停课之后校方从未找她详细谈与此次“停课事件”相关的任何事。从这样的谎言可以遮掩校方的行径这一效果来判断,谎言的制造者应该是校方人员或其授意之人。这段话的最后一句显然是针对卢雪松的公开威胁,这就更露出了发言者的马脚。 

    这天下午15点08分,“世纪中国”论坛上出现了一份网名为“gggg”的跟贴。它针对原定于8月2日晚间举行的“卢雪松停课事件”的在线讨论提出:“尊敬的世纪中国论坛:请不要做出盲目的举动,请尊重每个单位的权利,不要在没有事实依据的前提下妄对别人(或单位)评论,请取消明天的讨论! 一位关心你们网站的人。”其口吻完全是官方的。 

    紧接着,一则署名为“吉林艺术学院发言人”的贴子“关于吉林艺术学院卢雪松停课情况的公开说明”,于次日首先出现在一些个人的“博客”和一些网站的BBS上面。这份“说明”上贴“燕南网”的时间是8月日上午10点47分。在这份声明的最后有这样的语句:“希望各方面人士在发表自己的言论前,首先要了解事实的真相,这样才能真正对个人、对组织、对社会负责。”这种语气照例是“组织上”惯用的,然而,“说明”的起草人显然昏了头,居然以一个学院的“组织”名义向全社会发号施令起来。难道全中国关心此次事件的民众都必须对吉林艺术学院这个“组织上”负责吗? 

    2005年8月1日16点整,网名为“枯瘤”的网友在“世纪中国”论坛发贴,怀疑这份“公开声明”的真实性。结果,45分钟以后,吉林艺术学院校方作出了反应,于16点46分正式将这份“声明”贴到吉林艺术学院网站的首页上。校方的这一举动不仅证明了它确实发出了这个“说明”,而且也让人联想到与这个“说明”内容相关的其他匿名贴子的真正出处。 

    许多网友对“吉林艺术学院发言人”这个身份提出了强烈置疑。为什么该校“校党委”、“校党委办公室”或“校长办公室”不愿意直接出面,却要采用一个法律上并不能代表该校当局的“发言人”这样的名义?为什么要把校方人员所有的面孔都深深地镶嵌在一堵厚厚的“无名氏”墙壁背后?为什么故意使用匿名、甚至伪造的身份在互联网上威胁恐吓网民? 

    校方的这份“声明”中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第一,绝口不提有关林昭的纪录片一事。互联网上对卢雪松的第一波声援热烈讨论了这部纪录片,声援者们介绍了这部纪录片在民间放映的情况以及报纸、杂志上的相关评论,以及关于该片导演、独立制作者胡杰的报导。校方显然是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不敢再就这个纪录片多谈一个字。第二,刻意回避涉及那个向校方“告发”卢雪松老师的学生。显然也与互联网上卢雪松声援者对“告密者”的强烈抨击有关。第三,高调“披露”了一些情况,以便恐吓封堵所有声援卢雪松的声音。 

    吉林艺术学院的“说明”这样写道:“该院辅导员和党总支负责同志发现有名学生(预备党员)思想消沉,情绪低落,并流露出退党的思想倾向。经过党组织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该同学提高了觉悟,向组织反映卢雪松在课后向其传播法轮功组织有关诬蔑、歪曲、诋毁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材料,并向数名学生介绍有关退党的网站”。 

    应当指出的是,该“说明”竟然公开使用目前媒体管制中按照官方要求必须过滤掉的“敏感词”,是非常罕见的现象。自从1999年中国开展了对“法轮功”的大规模“批判”、“肃清”之后,“法轮功”这样的词是严禁在媒体上出现的,除非是官方“组织”的批评文章。至于“退党”一事,官方则指其为“谣言”,当然更不会介绍此事与“法轮功”有关。在中国人们根据常识可以判断,涉及到这等重大事情的字眼,除非由最高当局发布,其他机构是不敢轻易进入禁区的。吊诡的是,吉林艺术学院这个很小的单位居然敢公开使用高度敏感的禁用词,还事实上介绍了官方极力否认的事。果然,有网友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疑问”,大意是这样做是不是“违反了组织纪律啊”?或许,该校在当局默许下,用“公布”与“法轮功”相关的材料为“杀手锏”,以封杀网民对卢雪松的声援。 

    尽管这份“说明”使用了一个“吓人”的罪名,互联网上还是有人站出来为“法轮功”成员说话。8月1日下午5点多署名为“韩牙”的网民在一个小网站上贴出了一篇文章,标题为“我们现在如何救济卢雪松”。特别需要提到的是,该文中用“带着红字”来形容被“污名化”的卢雪松的处境。这篇声援文章第二天(8月2日)在“天涯”、“燕南”、“世纪中国”等网站广泛传播。在情形最为微妙的时刻,这篇文章起到了非常关键的平衡作用。 

    8月2日晚原本是“世纪中国”关于“卢雪松停课事件”的在线讨论时间,由于上述官方“说明”产生的压力,这次在线讨论不可能举行了。但这天晚上还是来了很多网友,发了许多帖子。当晚10点12分,“燕南网”首先贴出了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的“请吉林艺术学院不要再制造一个‘有害的先例’”一文,给了人们很大的鼓舞。 

    紧接着,“凯迪网”的“猫眼看人”贴出了一份署名为“道德底线”的文章,题为“一位网友与卢雪松的见面记”,其中所透露的信息令人感到沉重。8月2日下午3点,这位网友与卢雪松见了面,回家后写了这篇文章当晚就贴了出来。文中谈到,卢雪松原来雇佣的“保姆吓跑了”,“她(指卢雪松──笔者注)目前情况很困难(如何困难我不能说,没经过她的同意我不能说,以免给她带来进一步的困难)”。这说明某种不该降临的事情已经发生。 

    8月12日“世纪中国”网站上署名为“mountains”的网民发贴:“据可靠人士透露的可靠消息,卢雪松目前已被取保候审限制自由,生活陷入困境。”然而卢雪松究竟有何罪名却始终不祥。看来,就在吉林艺术学院校方贴出其“说明”之时,处理这个事件的“党组织”已经为专政机器所取代,前者退场,后者出场。据悉,卢雪松老师目前仍处于“取保候审”期间,未恢复上课。 

    用专政部门来对付教师和学生“私下交流”中出现的“思想问题”,我们似乎在“新极权主义”下又看到了林昭事件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