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

李先生去世了，理論界為此下半旗也不為過──我認為。

　　中國的理論界是一條大戰線，後來同時也成了一個大產業。

　　靠這條戰線或這個產業而升官，或發財、或出名的人，多如牛毛。毛澤東本人最初就是靠寫這種文章發跡的。陳伯達、胡喬木、張春橋、姚文元，還有鄧力群，都是其中的弄潮兒。他們的理論，有的危言聳聽，有的枯燥乏味，有的盛氣凌人，有的拐彎抹角，共同擔負著「神」一般的使命──讓「理論」去「掌握群眾」，從而變成「物質的力量」。他們的宗旨，本來就是希望人們越來越糊塗，或者越來越瘋狂，反正必須越來越聽話。

　　李洪林和這些名人不一樣。他研究理論，不是為了「神」，而是為了自己和別人，所以他不斷提出疑問，撥開迷霧，讓自己也讓人們看清楚，想明白。

　　一九七九年初中共中央開過一次理論務虛會，出席者不下一百人。全體會只有兩次，一頭一尾。開幕時由耀邦傳達中共中央的決定，要求理論工作者「放」──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解放思想，不設禁區。閉幕式則急轉直下，由鄧小平亮出殺手鐧，設下了四個不得妄議的禁區，即所謂「四個堅持」。他用賴以替黨維穩的「四個凡是」，取代了正在給黨惹麻煩的「兩個凡是」，儘管他並沒有完全擋得住解放思想的潮流。

　　除開這一放一收的一頭一尾，全是小組會。我和李先生編在同一個組。我們組的第一次會，召集人剛問「誰發言？」，話音未落，就有人應聲而起：「我有個問題……」。

　　他就是李洪林。他說：現在有兩個歌，一個《東方紅》，一個《國際歌》。這個說「從來沒有救世主，全靠我們自己」；那個說毛澤東是「我們的大救星」。兩個歌打架，咱們得研究研究，這是怎麼一回事？

　　李先生娓娓道來，侃侃質疑，使我茅塞頓開，如觸電然。

　　原來對神聖不可侵犯的教義是可以懷疑的，原來懷疑就是覺醒的起點！

　　務虛會後，理論工作者頭上懸著四把劍。李先生堅持理論的良心和理性，繼續向國人提出了非弄個水落石出決不罷休的疑問：我們堅持什麼樣的社會主義，我們堅持什麼樣的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堅持什麼樣的黨的領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