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无禁区，禁区冲破待后辈再起；理论有风云，风云际会推中国前行”，2016年6月1日晚，李洪林先生去世的消息传来。那本是一个忆起不堪回首之悲的时节，洪林先生的去世，更让各种前因后果的场面不断在脑海中闪回，万千感慨，且凝成这幅挽联。

《读书无禁区》，洪林先生的扛鼎之作，在1979年4月出版《读书》第一期面世，一时举国传诵。其时，我是川东北一所区乡中学迎接高考的应届生，“闲书”是不能不看的，也偷读过一点“禁书”，但洪林先生所言的“看书的民主权利”，却是我闻所未闻的认识高度。几个月后，我在上海复旦大学读到了这篇文章，心中的酣畅难以言表。“读书无禁区”的名言，既帮男女老少的读书人挣脱心锁，更是对当局者的诤言。

接着，又读到了洪林先生在1979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在这篇文章中，他批评了共产党是“当然领导”和“绝对领导”的观点，指出人民是最后的选择者。连同他当年早些时候发表的“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试图诠释一个改革而开放的“四项基本原则”，深受追求思想解放的人们的欢迎，也不可避免地触怒了意欲将“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棍子的朝中人。

很多年后，从洪林先生的回忆中，我才得知局外人无法了解和想象的信息，那些观点主张如何影响了众多人的命运，那些文字如何在矛盾的力量博弈中发挥巨大的杠杆作用。

张志新，文革的质疑者、毛泽东的批评者，被判处死刑、临刑前还惨遭割喉。洪林先生1979年初在理论务虚会上的发言，也成为她平反的促进因素。洪林先生以“领袖和人民”为题的发言，直指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新制造的对当时领导人华国锋的个人迷信，提出“不是人民应当忠于领域，而是领袖必须终于人民”。洪林老师的发言随同理论务虚会的简报发到各省，主政辽宁的任仲夷正在讨论给张志新平反的问题，相持不下的观点有了新的论据：“李洪林的发言比张志新厉害多了。如果张志新不能平反，那么李洪林就该枪毙；如果李洪林的发言是正确的，张志新就必须平反”。中国妇女杂志编辑从辽宁组稿回来，告诉了李洪林这个故事。

另一个故事则是胡耀邦告诉李洪林的。1980年，“领袖和人民”在人民日报上正式发表。那是人民日报最有权威性和公信力的年代，几百万份报纸有数以千万计的读者，包括因为批评林彪、“四人帮”而遭殃的政治难民，乃至以“恶毒攻击”罪而被判重刑的囚犯。这些读者在劳改农场或监狱中偷偷给人民日报写信，又经过各种办法带出去投递，到了李洪林手上，各色信纸早已经揉得乱七八糟、信封也在时时藏匿和辗转中变得十分破旧。1978年以来，李洪林不断发表批左和反思文革文章，就陆续接到的零星的求助信，他不敢怠慢每个受难者的期待，只有自己修书一封并把来信一起寄给所在省委，从后来当事人的反馈中，他得知有的冤案因此迅速平反。但现在面对这一大堆求助信，尤其是那么多定案、服刑人员的申诉，也远远超出他这个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的能力啊！想来想去，他决定给邓小平写信，告诉他即使在文革结束几年之后，还有不少人因为反对林彪四人帮而服刑，并附上那些申诉和求助信。邓小平阅后，批了几个字：“请胡耀邦同志处理”。胡耀邦马上请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普查一次，凡因反对林彪四人帮而坐牢的一律平反，并限期报告结果。几个月后汇总，全国有200多桩这类冤案平反。那时胡耀邦已经不再兼任中宣部部长，一次他回到中宣部，说:“你做了一件大好事！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救了好几百人啊！”李洪林才知道这个结果。

而更加难以估量的，是洪林先生这些思想和文字，在那个转折年代风云变幻中，如何和他的同志们形成合力，怎样助我这样的年轻人和后来者开始独立思考、上几代人冲破思想牢笼，如何推动和协助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人做出开明的选择和决定，让中国社会在前行中尽量趋利避害。

越来越清楚的是，经历了短暂的高歌猛进后，洪林先生和他的同志们越来越被视为异己。他们被批评为“和党分道扬镳”，先后遭到各种整肃。李洪林先是被接任中宣部长的邓力群组织批判，1984年被逐出北京，接纳他去福建的项南1985年被借“晋江假药”案中箭落马，李洪林难以实现对那东南一隅的图报之心。

和一个“殖民地企业”的瓜葛，或许最能戏剧性地说明理论的李洪林和政经的风云之间变幻的命运。1983年，李洪林对一个颇具争议性的中日合资企业做了调查。那个企业的前身是福建电子设备厂，以原有厂房设备作价入股，和日本日立公司合营，技术改造后增加150名员工，原来的12英寸黑白电视机产量从年产2.8万台翻倍到18万台，还年产14英寸彩色电视机20万台，质量也远远超出国家标准。但北京却给这个企业各种压力，其中最严重的指责是“殖民地企业”李洪林的调研报告还是引起国家计委一些官员的不满和告状，但实实在在地反驳了各种指责，不仅为那家企业、也为福建乃至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辩诬。李洪林由此再写了一篇“社会主义和对外开放”投稿给人民日报，被安排在中共12届3中全会开幕的日子以整版篇幅发表。据人民日报社长秦川说，习仲勋在会上说，“我们需要这样的文章”，国际媒体如路透社和日本《读卖新闻》在报道中说文章所传达的信息是捍卫改革开放。到了1987年夏，为中央北戴河会议决定清除“自由化分子”所准备的材料中，针对实在难以指摘的李洪林，只有写出一句“针对薄一波同志对福日公司的批评另做了一套调查”。由于主持那次会议的赵紫阳无心整人，除了吴祖光、王若水、苏绍智、张显扬等难逃一劫，李洪林等人的“处理”因赵紫阳在饭后转移会议议题而作罢。但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悲剧后，李洪林仍被莫须有的罪名身陷囹圄300多天。沧桑之后，90年代初，李洪林看到福日公司成立十周年的纪念册，首页上赫然印着的却是薄一波的贺词。

这些故事，很多年后才陆续知道。他很少说自己的经历，每次见面，无论群聚还是单聊，他喜欢分享和讨论的，多是所思所想。1985年洪林先生的《理论风云》一书问世时，还在读研究生的我斗胆应约，在一家新锐的主流报纸上发表了一块“豆腐干”，题目是“让我们一起重温”。今天，一个风雨如晦的六月之晨，只有我独自重温。重温他们在思想解放年代的声音和姿态，重温他们后来变化或不变的轨迹。他们中有的仍天涯飘零，很多已经风流云散。近年来“80年代”俨然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而无论是出版物还是殡仪馆的告别时的一纸生平，却过滤或遮盖了太多值得重温的内容。

2016年，洪林先生本来筹划一场庆祝。“金婚赠茂英”记录了庆贺的理由和他美好的期盼：驚鴻一瞥缔良缘，风雨同舟五十年。扶老挈幼手牽手，举案齐眉肩并肩。十年离乱苦相守，一堵牢墙两熬煎。含淚重逢憂变喜，以沫相濡酸亦甜。风云际会成青史，黄粱夢醒还家园。纸上揮毫虬龙走，书中漫步天地宽。莫愁歲月添白髮，自有童心乐天年。

他们是1966年“文革”前夕结合的。那时洪林老师上有父母，下有“右派”前妻诞下的4个未成年孩子。之后几经沉浮哀乐，家人之间的相互善待和尊重，在朋友之间传为佳话。而今年除夕之夜，茂英夫人突发脑疾，之后很快不治，这个巨大损失让洪林先生猝不及防：“当時我俩都庆幸五十年狂风暴雨都闯过耒了，今后该安享晚年啦！谁知最大的悲剧已经降临了！她连一句话都来不及说，就这样走了”。“风雨同舟五十年的终身伴侣突然被病魔夺走，这个致命打击，不但摧毁了我唯一的精神支柱，也摧毁了我的健康。……我不知道能不能闯过这一关。即使心理上能闯过，生理上也未必。因为我的身体已经精疲力尽，连走路都要坐轮椅了”

电话和微信中的话语，让我以为洪林老师完全被悲痛压垮了。5月3日，我再次去看他，的确身体已经被两个月前显著退步，双眼依然炯炯有神，格外明亮。那天他说的了好多话，开头都是他的本行，对社会主义实践和共产主义思潮的批判性思考等等，他苦于这些思考在出版和网络严管下很快被封杀，更苦于能否完成这些批判。他希望把这些未完成的理论思考移交。

最后，他话锋一转，到了我从事的领域：“还有一个课题，是妇女解放的底线，最后一个堡垒。这就是妇女的性权利。我这是外行话。这个堡垒不攻破下来，妇女没有解放。其他，就业，一夫一妻，都是一些关口，这是最后一个堡垒。别的（妇女解放话题）可以得到社会上多数人的同情，这个提出来会受到社会上的围攻。这个问题不解决，妇女解放这一步没走完。不把这个问题解决，这个堡垒摧毁，不然别人枪口一抬，你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