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林先生走了，他留下的话题并未结束。

作为体制内官员，李洪林曾经担任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大半生从事理论工作，在那篇脍炙人口、引发巨大争议的《读书无禁区》发表之前，就已经撰写过多篇理论文章。他曾经出版《理论风云》一书，自评“《理论风云》在许多方面的论述，仍然谨守马克思主义的窠臼，没有什么创见”，“这本文集确实谈不上有什么‘理论’，因为所谈都是常识，并无创见，只不过别人尚未说出来的时候，我把它说出来罢了”。

如果以客观的标准来评论，让李洪林名声鹊起的数篇文章，谈及的问题都是常识，谈不上有多么深奥的理论。

例如，1979年1月26日，时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主任李洪林，在理论务虚会上做了《领袖和人民》。他发言说：“在社会主义社会，要求人民都用封建社会忠于皇帝的标准去对待无产阶级领袖，这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吗？符合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吗？如果把这个原则应用于共产党内，要求每个党员都忠于党的领袖，这符合共产主义政党的纲领和组织原则吗？显然，根本都不符合。”“从历史观来看，《国际歌》和《东方红》就是不一致的。一个说‘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一个说‘他是人民大救星’。还有一首歌，叫做《大海航行靠舵手》，其中说：‘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革命人民离不开共产党。’歌颂党和人民的鱼水关系，当然是好的，但是它把鱼水关系完全弄颠倒了。人民居然成了‘鱼’。其实人民已经存在很久、很久了，而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则是最近几十年的事。如果党是‘水’，那么1921年以前，几万万人民岂不是都变成干鱼了吗？”进而，李洪林推导出结论，“不是人民应当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必须忠于人民”。后来，这篇同名文章刊发在《人民日报》上。

个人忠于领袖，是专制主义的统治逻辑。按照现代政治的逻辑，国家领导人的合法性，都必须得到人民的认可。因此，国家领导人才要宣誓，捍卫和效忠宪法，对人民效忠。李洪林所说的，不过是构成现代国家的基本前提。

再比如，在《读书》创刊号刊发的《读书无禁区》中，李洪林提出，法律没有限制人民读书自由，人民也不是“阿斗”，不需要别人来代替人民作出决定。把“禁书”作为一项政策，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目的是愚弄人民。“我们并没有制定过限制人民读书自由的法律。相反，我们的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有从事文化活动的自由。”

人民爱读什么书，那是人民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李洪林的主张，不过是公民最为基本的权利。更不必说，李洪林先生为了追求政治正确，在可以理解的时代气候下，仍然主张少量管制。到今天看，这篇文章已经“过时”。

再比如，李洪林主张政治体制改革，他曾说，“‘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中国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党内外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声音也越来越强。如今，历史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积极稳妥地实现和平转型，走上人类共同趋向的宪政民主大道，符合全社会的利益，也符合执政党的利益。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不管是否被看成‘挑战’，实际上都是难得的‘机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清醒的当政者应该是明白的。”

相对于李洪林先生作为官员享受到的待遇而言，更多商人和普通民众承担了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实际后果，他们生存压力巨大，在重税下苦苦支撑。因此，民众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渴求由来已久，而且有着更多的切肤之痛。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李洪林先生宣讲的常识不仅引发了巨大反响，而且几乎起到了几乎是立竿见影的效果：《领袖和人民》引发了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现象的批判与反思，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后，他收到大量的读者诉冤的来信，集中起来之后，他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简明介绍了信中所述的问题，并把那些申诉信一起送了上去。邓小平阅后批示：“请胡耀邦同志处理。”随后，胡耀邦雷厉风行，批示公安部批示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普查，凡因反对林彪、四人帮而入狱者，一律平反，并限期报告处理结果。最终，使得200多件冤案因此平反。胡耀邦后来告诉李洪林，“你救了好几百人啊！”《读书无禁区》发表后颇受争论，但是在知识界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至今，它已经和《读书》杂志一起，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历史记忆。

中国社会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陷入了常识匮乏的蒙昧状态。而之前的历次政治运动，对民众留下了太多的历史欠债。时至今日，这些欠债并未完全还清。亿万民众心口的创伤，精神上的痛楚，并未因为时间的流逝而真正平息。在非正常的年代里，正是因为反智主义的猖獗，才有了李洪林谈及常识的珍贵价值，李洪林先生的思想开放性才难能可贵。更重要的是，他谈及常识时冒着相当大的政治风险，显示出理念人的道德勇气和责任担当。正因如此，作为一个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他得到了全社会的普遍尊重。

斯人已逝，但常识依旧匮乏，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常识的普及仍然是中国知识人的重要职责。李洪林先生未竟的事业，需要后辈的接力传承。如果有一天，类似李洪林先生这样有理论思考能力的人，在理论建树和思考时不用冒风险，不用拿出巨大的勇气，在常识和ABC一类的问题上耗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不用面对非正常的争议和挫折，那时的中国，才是真正的现代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