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李洪林和胡耀邦本无历史渊源，也无私交。因为父亲文笔好，思想犀利而且超前，胡耀邦欣赏父亲的文章。粉碎四人帮后父亲写了一篇文章《科学和迷信》，当时《人民日报》没敢发，后来《中国青年》杂志复刊找父亲约稿，父亲就把这篇文章给了他们，他们给胡耀邦看，他拿红铅笔改了几个字，建议用“本刊特约评论员”名义刊发。因为这篇文章，胡耀邦知道了父亲，1979他将父亲调进中宣部，并且参加中央文件起草组。

　　1979年4月父亲围绕邓小平提出的四个坚持，写了《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人民日报》整版篇幅全文刊登，反响非常大。接着又写了第二篇《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日报》同样用整版篇幅发表了。《人民日报》出报当天，胡耀邦把父亲叫到他家里。父亲一进门，他说：“你又写了一篇好文章!”他很赞成父亲用三中全会精神解释四项原则，让父亲把四篇都写完。

　　70年代末父亲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的频率较高，都是批判“左毒”的，所以不少受害者希望父亲帮他们伸冤。那时父亲不断收到报刊编辑部转来的读者来信。父亲对这千里之外求救信，不敢有丝毫怠慢，他把每一封信都附上自己的信，一起寄到所在省委。父亲印象特别深的是黑龙江一个人，他一九五九年因为给彭德怀鸣不平而被判重刑，至今仍在狱中，家中只有老母一人，因思念他而病倒，他害怕今生再也见不到她了，所以请父亲搭救。父亲立刻写了一封信和这位读者的信一起寄给黑龙江省委，省委给他平反，他出狱回家和老母团聚了。1980年《人民日报》发表了父亲在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发言《领袖和人民》，文章传遍全国，更多的受害者给父亲写信，要求帮助他们伸冤。从这些信上可以看出，其实他们直接反对的不过是林彪和四人帮，这些信都是寄到《人民日报》转给父亲的。这些人在监狱或劳改农场，没有通信自由，都是偷偷写下，又通过千辛万苦辗转带到监外投递到邮局的。那些破旧信封，被揉得乱七八糟的信纸，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寄托着他们多么殷切的希望!父亲没有想到，自己写的文章和会议发言竟引起这样大的反响。面对一大堆信件，又都是已经定案并在服刑的“反革命罪犯”，显然不是转一转申诉信就能解决问题的。父亲就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说明现在有不少人因反对林彪四人帮而仍在服刑，并把那些申诉信附上送去了。邓小平阅后批了几个字：“请胡耀邦同志处理。”胡耀邦雷厉风行，马上指示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普查一次，凡因反对林彪四人帮而入狱者，一律平反，并限期报告处理结果。几个月后，结果出来了，全国有二百多桩这类冤案都平反了。这件事的处理过程父亲并不知道，后来是胡耀邦告诉父亲：“你做了一件大好事。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救了好几百人啊!”对此父亲非常欣慰，觉得不虚此生。他认为幸亏是邓小平亲眼看到这封信并且批给胡耀邦处理，胡耀邦又明确指示平反并且限期报告结果，所以才如此顺利地把那样多的人解救出来了，否则，凭父亲一介书生，也不可能有回天之力。

　 　胡耀邦作为把中国带出文革的疯狂，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深受人民的爱戴和尊重，在民众心中他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胡耀邦性格上的清纯和宽容，从人性上讲是优点，但作为总书记是弱点，是非常容易受伤的，父亲形容胡耀邦是胸无城府身无铠甲。胡耀邦非常看重父亲，但在父亲艰难的时候却没能站出来保护父亲。意识形态是非多，中宣部更被称为“是非之地”。邓力群入主中宣部后就开始收拾父亲，把父亲免职挂起来，不给事做，提出调动还不放，他前后五次组织召开中宣部全体人员大会，集中批判父亲。如此高级的权威机关，如此大规模的批斗，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恐怕是独一无二的了。那段时间父亲想找胡耀邦直接申诉，考虑再三还是作罢。父亲在中南海上班，早晨上班常在海边小路上遇见胡耀邦晨练，但是每次擦肩而过只是互相招呼一声，不曾多说一句话。父亲的想法是：不能给他添麻烦，使他难以裁处，而且有损自己的尊严。父亲后来决心自己救自己，和邓力群针锋相对，寸步不让。邓力群精心策划的五次批判大会，全部以失败告终，以至于外界传出父亲大闹中宣部的说法。

　　1986年父亲出席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意外地见到了胡耀邦，他在讲理论工作的“阻力”时，指出：这种阻力就是党的领导方面的干预。他说：“从党的领导方面说，对理论工作不重视，不正确的干预太多，是一种阻力。它妨礙社会科学的繁荣。比如，让一些理论工作者坐冷板凳，对他们指责过多，拿着棍子在头上摇晃……”，说到这里，他比较激动，从沙发上站起来举起一只臂膀作为棍子在头上摇晃。不过他摇晃了一阵又为打棍者开脱说：“没有打下来……”，父亲顶了他一句：“已经打下来了。”他一看是父亲，笑了笑说：“打破一点皮嘛!离很多人的头还相当远，但是威力所及，却可以引起脑震荡，使大家不敢讲话。”“打破一点皮”，虽然有点轻描淡写，但他毕竟否定了自己刚说的话，承认棍子是打下来了。父亲认为胡耀邦作为党的总书记，当场被人顶撞，毫不介意，并且立即纠正自己的说法，这种从谏如流的风格说明他心地光明，昭如日月。

　 　父亲说每次去胡耀邦家，都和朋友谈心似的，使人毫无拘束。父亲不愿占用他更多的时间，但他并不介意，他们很谈的来，每次谈的时间都比较长。他兴趣广泛，有一次提到《诗经》上的一个典故，父亲都为之语塞。胡耀邦“辞职”后父亲又被“免职”了。无官一身轻的父亲，几次想去看望他，但总是将欲行而踯躅：去跟他说什么呢?劝他放宽心，不必介意宦海浮沉?这种廉价的安慰，在这位改写了中国历史的伟人面前，能说得出口吗?尽管踌躇不前，父亲还是总想找个机会去看望他。1988年父亲在美国访问时写的《四种主义在中国》，由三联书店出版了，他请胡德平带一本给他父亲解解闷，并且打算等回北京时以此为由看望一下胡耀邦，谁知送书这件事竟是父亲和他最后一次“交往”，此后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