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李洪林从国民党特务眼皮子底下脱身奔赴延安，在徒步千里之后，最后一站90里路，走的特别快，虽然冬季白天很短，但下午太阳还没落山就到延安了。到达心目中的圣地，李洪林难掩喜悦，他用一首五言诗表达自己的心情：朝发甘谷驿，暮见宝塔山，辗转三千里，毕竟到延安。

斗转星移。六十余年后，在人生长途上跋涉了无数个千里之后，已经耄耋之年的李洪林，把心中最神圣的角落，留给了史学家陈寅恪。他钦佩陈寅恪具有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将其视为知识分子学习的榜样。

在他遽归道山之际，最令笔者怀想的，是其作为体制内笔杆子的风范。那是一种直面现实而又文采风流的境界，重温李洪林在思想解放年代的笔耕业绩及其晚年心路，不能不令人油然而生“空余高咏满江山”的浩叹。

会忏悔的笔杆子

李洪林也曾经说过大话、假话、空话。

李洪林晚年回忆，1958年那种疯狂的“大跃进”，自己也是坐在办公室里鼓气煽风的“理论家”之一。当时，他“最尖端”的作品，是1959年给《红旗》杂志写的一篇社论：《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文章的背景是，1958年，为了钢产量翻一番（从五百三十五万吨升为一千零七十万吨），发动九千万人上山，砍光森林烧炭，砸了铁锅炼“钢”，庄稼熟了烂在地里没人收，还叫农民“放开肚皮吃饭”。本来，这种“革命浪漫主义”已经斫丧了国家元气，弄得人困马乏并且开始挨饿。然而在这种困境下，1959年中共中央又订出个一千八百万吨的钢指标，这在当时是绝对不能实现的空想。然而李洪林仍然受命写出这样一篇“鼓劲”的社论。

这是一篇很多年后让李洪林想起来就心中有愧的文章。当时的他远离现实，坐在办公室里，在稿纸上把那“十分”、“十二分”和“二十四分”的“辩证关系”演绎得头头是道。

不过李洪林很快就在现实面前睁开了眼睛。

当时的李洪林，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这是一个小小的秀才班子，主任是陈伯达，副主任是胡绳和田家英，他们都是毛泽东的秘书。这个单位虽然“级别”很高，但并不是中共中央的职能部门，没有行政性的任务，也没有下级对口单位，只接办毛泽东所交代的社会调查和理论研究方面的任务。

政治研究室编印一个只向毛泽东和中央反映情况的半月刊，叫做《思想界动态》，由李洪林负责编辑。有一次中央办公厅转来一个材料，是武汉华中工学院一个学生张治水写给毛泽东的一封长信。此信全面批评了“三面红旗”（即“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反映了民不聊生的情况，并对毛泽东略有微词。信写的很恳切，希望中央能够纠正这些错误。

李洪林觉得必须让毛和中央看到这封信。他认为，毛泽东一贯重视调查研究，这个材料他不会置之不理。于是把信登在《思想界动态》1959年第14期上。那时中央正在庐山开会。《思想界动态》送到庐山，正是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信批评“大跃进”，而后者借机发起“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时候。这一期《动态》来到庐山，正好撞到枪口上。

因刊登张治水这封信，李洪林被指控为“配合”彭德怀反对三面红旗，“向党进攻”。在经历了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狂风暴雨般的批判后，他被“下放”到农村去“劳动鍜炼”了。

党把李洪林“下放”，是为了改造他的右倾，不料，李洪林却被可怕的现实教育得更加右倾了。

他亲眼看到了农民怎样在人民公社里痛苦地煎熬。1962年春天，李洪林参加田家英领导的湖南调查，他被分在宁乡调查组，去一个炭子冲大队，这是刘少奇的老家。眼前的农民，普遍家徒四壁。在一家农民的锅里，李洪林一行人看到的“饭”是“米糠”煮青杏，所谓“米糠”乃是粉碎了的稻谷壳，并不是碾米时的副产品米糠。

李洪林执笔写作了炭子冲大队的调查报告。尽管右倾批判言犹在耳，但他已顾不上这些指控，而是如实地把这种人间地狱的惨状都写出来了。田家英很欣赏这篇调查报告，不料报告却引发了上面的震怒。

田家英把上面的责备独自承担了，使李洪林躲过一劫。但李洪林的思想从此彷徨，对现实走上怀疑之路，并深切认识到，“左比右好，左比右安全”。

短暂而辉煌的岁月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是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时期。李洪林回首一生，认为只有这短暂的几年，才是自己作为笔杆子而不曾虚掷年华的岁月。

几年时间里，李洪林的生命爆发出耀眼的光华。在1979年的理论务虚会上，他做了题为《领袖与人民》的发言，提出“不是人民应当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必须忠于人民”的观点，在党内引起强烈反响，这次发言直接促成了张志新的被平反。他写作的《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信仰危机说明了什么》一系列文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85年，三联书店出版一套《研究者丛书》，第一辑即是李洪林的文集《理论风云》，收录了这几年间他发表的文章。因为这些文章和它的作者早就受到最高层的“关注”，所以此书刚一出版，就从某高层领导那里传来如是评语：“没有理论，只有风云”。

李洪林晚年坦诚，这句评语可谓中肯，因为自己的文集确实谈不上有什么“理论”，因为所谈都是常识，并无创见，只不过别人尚未说出来的时候，自己把它说出来罢了。他并认为，这本当年曾经被官方目为离经叛道的文集，事后看来还是太左了。

虽然自承缺乏创见，但李洪林认为这本书仍有三点新鲜之处：一是把毛泽东还原为人，直呼其名，这在当时是个大胆的突破。二是介绍所选文章的写作背景和所引发的明争暗斗，让人看到思想解放面临的重重阻力。三是选了文化大革命前他写的两篇文章，以反省自己曾为左的路线涂脂抹粉并曾蛮不讲理批判别人的劣迹。

也在这一时期，李洪林写下了他最有名的《读书无禁区》一文，而正是这篇文章，重温之下，让人倍感当年体制内笔杆子的流风余韵。

1979年春天，三联书店创办《读书》杂志，找李洪林约稿。他写了一篇《打破读书禁区》，引起编委们的兴趣，决定以其做《读书》杂志创刊号的开篇文章，并将文章标题改为更有力的《读书无禁区》。

这篇文章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共鸣。“读书无禁区”五个字，从此成为《读书》杂志的旗帜。

尽管文中的一些语汇略显陈旧，但是，隔着近40年的时光看过去，《读书无禁区》中的一些思想仍具启发意义，比如：

——把书店和图书馆的书封存起来，到别人家里去查抄图书，在海关和邮局检扣图书，以及随便把书放到火里去烧，放到水里去煮，所有这些行动，显然有一个法律上的前提：人民没有看书的自由。什么书是可看的，什么书是不可看的，以及推而广之，什么戏是可看的，什么电影是可看的，什么音乐是可听的，诸如此类等等，人民自己是无权选择的。

——我们并没有制定过限制人民读书自由的法律。相反，我们的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有从事文化活动的自由。读书总算是文化活动吧。

——群众愈没有文化，就愈容易被人愚弄，愈容易服从长官意志。所以封建统治者都要实行文化专制主义，要开列一大堆“禁书”书目。其实，“禁止”常常是促进书籍流传的强大动力。因为这种所谓“禁书”，大半都是很好的书，群众喜爱它，你越禁止，它越流传。所以"雪夜闭门读禁书"成为封建时代一大乐事。如果没有“禁书政策”，是不会产生这种"乐事"的。

——毛泽东同志在二十二年前批评过一些共产党员，说他们对于反面东西知道得太少。他说：“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46页)毛泽东同志特别警告说，对于反面的东西，“不要封锁起来，封锁起来反而危险。”

连反面的东西都不要封锁，对于好书，那就更不应当去封锁了。特别值得一说的是，《读书无禁区》那行云流水般的文本风格与清新严密的逻辑，在今日笔杆子们的笔下，已然成了微量元素。难怪在许多论坛上，《读书无禁区》仍然被人们津津乐道。在“水木清华”的一个读书论坛上，有人在原文后留下这样的感言：“我把琴盖合上，此曲已成绝唱。”

庾信文章老更成

李洪林性格倔强。他在美国的一位朋友回忆，有一次，在美国学会开汽车的李洪林驾车与朋友从纽约布鲁克林到法拉盛，遇到别人违反交通规则在他边上超车，李洪林绝不退让，70多岁的他竟与对方拼超车而有惊无险。

晚年的李洪林，在思想的战场上同样不肯退让。

他痛感“斗争文化”给中华民族造成了空前绝后的精神世界的内伤，它抽掉了几乎所有中国人的脊梁骨，消灭了几乎所有中国人的独立人格。斗争哲学给所有的中国人提供了两种选择：或是斗人，或是被斗。

他反对被一些官员所艳称的新加坡模式，认为新加坡地处两洋航运枢纽，得天独厚，曾为英国殖民地，受现代文明熏陶多年，法制完备，经济发达，居民素质较高，生活较富裕。在这种条件下，当政者只要严格依法办事，不胡作非为，它的政治生活就能平稳运行。而十几亿人口的中国，饱受几千年专制统治，至今还有几千万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很多民众有冤都找不到申诉的地方。这样一个大国，如何能与新加坡模式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