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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过期期刊 MCS 2008 Issue 3 “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缘起和运作
期刊 过期期刊 MCS 2008 Issue 3 “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缘起和运作
“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缘起和运作
一、创办“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历史背景和信念基础
二、“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简史
三、“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核心执业理念
四、前苏联阵营的干扰、抹黑和威胁
结语：远未完结的自由事业
【注释】
二、“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简史
三、“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核心执业理念
四、前苏联阵营的干扰、抹黑和威胁
结语：远未完结的自由事业
【注释】
“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是从西欧向前苏联阵营各地播报新闻的私营广播机构。“自由欧洲电台”面向苏联的卫星国，而“自由电台”则面向苏联各地。后来两台合并，改名为“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它已经存在了半个多世纪，曾获得许多国家领导人、政治人物和政治组织的高度赞誉。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说：“在黑暗的年月里，是自由电台告诉了我们真相。”波兰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说：“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在导致共产主义灭亡方面，其重要性可比太阳之于地球。”爱沙尼亚总统伦纳特·梅里甚至提名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作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者。土库曼斯坦民主发展党领导人写信给该电台土库曼语部：你们的节目“走进土库曼人民家里，照亮了他们通往民主发展的道路。你们已经在历史上争得你们的位置，一个将被金字写就的位置。愿上帝赐予你们持久的健康和成功”。土库曼斯坦一个民主组织的16个成员曾写信给美国国会和“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在共产极权政权继续审查和严格控制媒体的今天，自由电台是支持土库曼斯坦民主的唯一的冠军。”他们希望该电台继续扩大广播范围，以便帮助他们在土库曼斯坦建立一个文明民主的政府系统。他们还呼吁，应授予“我们共和国能够授予的最高荣誉”，“以最高的方式确认自由电台在土库曼斯坦建立民主和全体人类价值过程中付出的努力”。
介绍过“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英文书籍其实并不少[1]，但迄今为止，中国人对“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了解却非常有限。有关这家电台的中文资料，无论纸质出版物还是网上文字，莫不东抄西凑。撇开重复的内容不计，介绍该电台的中文信息总共不超过2千字，而且这有限的文字中主要还是官方的攻击性宣传。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称，“自由电台”是“以赞助叛逃到西方的苏联人为幌子”组建的，“为了使两个电台‘更符合美国的利益'……两电台脱离美国情报局，改为国会直接拨款”，“几十年的事实已经表明，两家电台没有辜负美国政府的‘厚望'”。然而，究竟为什么“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受到那么热烈的欢迎，它又是如何组建并运作的？笔者作为中国新闻业人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博士，在北京做过5年记者，也在北大新闻学院任教数年），深知中国新闻界、新闻学术界和新闻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对“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所知甚少，因此萌生了向读者介绍这家电台的兴趣。恰好在德国柏林市一位朋友家中偶然发现了一本英文的《自由的信息：近半个世纪对土库曼斯坦的土库曼语广播》，此书乃该台土库曼语部2001年为庆祝“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开播50周年而选编的一本文章和资料汇编，适合写作本文的需要，遂决定择要介绍该书中的资料，结合其它方面的信息，为读者提供一幅真实的图景。
一、创办“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历史背景和信念基础
1945年纳粹德国投降前后，西方与苏联之间弥漫着浓郁的亲善气氛。5月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天，英国首相丘吉尔致电斯大林，表达出一种希望共同走向和平光明未来的良好愿望。但是，数日后的5月12日，丘吉尔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表示对欧洲局势感到十分忧虑。他说，苏联曲解了“雅尔塔会议”的决定，不仅在广大占领区维持庞大的军事实力，而且在这些国家里施展伎俩，制造隔离，一道铁幕即将被拉下。次年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敦市发表演说：“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后面，有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非亚——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当时丘吉尔所不知道的是，苏联在东欧各占领国设法扶持亲苏共产党政权、排斥民主制度的作法乃策划已久的部署。早在二战中期，苏联就已经在莫斯科挑选训练未来的各国代理人了，随着苏军攻入东欧，这些政治代理人就被带到各自的祖国，开始在苏军坦克刺刀的扶持下建立亲苏政权。若干年后，在经过苏联训练的、从莫斯科被派回东德建立政权的东德共产党干部中，有一位出于良知，不满苏联操控东德政治的列奥哈德·沃尔夫冈曾详细介绍过一些这方面的情况。[2]
40年代末，丘吉尔忧虑和描述的铁幕已变为现实。不仅电网、武装巡逻、地雷、岗楼实实在在地把西欧与中、东欧分开；更重要的是，共产主义政权的信息垄断和媒体审查制度，已经彻底切断东欧国家与外界的自由信息交流。Robert Holt在他的《自由欧洲电台》一书中指出：“在任何国家，共产党一旦攫取权力，立即做四件事：消灭一切政治反对党和建立一党独裁；组建秘密警察系统；设立宣传部；最后，用铁幕将这整个系统围起来。四件事先干哪件后干哪件，没有定规，但是四件事互相依赖，抽走任一个，全部系统就受到威胁。它们是共产主义这所房子的四面墙。随着这四个机构的建立，苏维埃化的过程也就开始了。”该书作者认为：“苏维埃‘新’社会的建立靠两种手段，一是强迫和恐怖，二是宣传。若强迫和恐怖手段起作用，结果必然是无例外地全部归顺统治者。若是宣传手段起作用，结果必然是信息的垄断，进入人民手中的任何一点信息都被当局控制。报纸、学校、电台、书籍，一言以蔽之，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一切事关人民知情权和思想的东西都被套上笼头。”
创办“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出发点，就是打破以苏联为首的欧洲各共产党国家建立起的这种信息垄断。“自由欧洲电台的使命很简单，就是告诉真相，向听众提供客观、真实的新闻、信息、评论和讨论。对于他们的现实处境，他们需要形成健全的判断。对自由和独立的渴望，他们需要明确的意识。”“自由欧洲电台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打破新闻、信息的垄断。凡共产党控制的国家，都不遗余力地实现这种垄断。自由欧洲电台需要及时播出铁幕后面每分钟发生的新闻和共产党媒体的报道。这对铁幕后面的国家的编辑、作家和研究人员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完全生活在当地官方媒体的欺骗宣传和自己的想象之中。”
这项服务于铁幕背后听众的使命，缘于一个坚定的信念，即《世界人权宣言》的第19条：“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如今这句话被制成装饰性的匾额，悬挂在布拉格市中心“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总部大楼二层的墙壁上。自由表达观点和自由获得信息不仅是人类应该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而且也是其他政治权利的根基。凡享有这项基本权利的人，也能享受所有的其他权利；而那些被政府剥夺了这项权利的人们将发现，所有的其他权利也被侵犯了。
二、“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简史
基于上述背景和信念，1949年，美国成立了国家自由欧洲委员会。这是一个受美国国务院支持的，以促进中东欧自由民主为宗旨的私营机构。该委员会认为，面向不存在自由媒体的苏联控制区，应该建立能够替代自由媒体发挥作用的媒体机构。“自由欧洲电台”便是这一思路的体现。1950年7月4日，一个新生的国际广播电台——“自由欧洲电台”开始播出节目，目标地区是东欧的共产党国家。首次播出时间仅30分钟，发射机功率为7.5千瓦。发射基地位于西德曼海姆市以北15公里，莱茵河右岸，原是一个旧的空军基地。1952年，“自由欧洲电台”更大功率的发射机在葡萄牙的Gloria建成并投入广播。起初，“自由欧洲电台”播出的节目在纽约制作，不久整个制作机构全部迁到了德国南部的慕尼黑。1952年，电台的办公建筑完工，临近著名的慕尼黑英吉利花园。电台的运作受美国广播理事会监督，该理事会有9名成员组成，由美国总统任命，负责监管美国政府支持的所有非军事国际广播。他们不仅过问编辑方针，也提供保护，以防来自美国政府的、可能危及电台独立性的行为。
“自由欧洲电台”时常给那些来自苏联占领区的知名流亡者提供讲坛，但是又与流亡者个人和组织保持一定距离，以使电台的独立性和多样化不受影响。该电台与英国广播公司（BBC）和美国之音（VOA）的运作模式有根本的不同。BBC和VOA采用的是“代理人”模式，即由电台本部的职员写稿，但实际上这些职员对广播的目标国家之状况并不甚熟悉。而“自由欧洲电台”则采用“替代型”模式，技术设备依靠美国，而节目制作则依靠难民中的人才，以确保所播内容接近“地气”。BBC和VOA主要是播报国际新闻，而“自由欧洲电台”则重视广播的目标国家的当地新闻。
“自由欧洲电台”1950和1951年的一个政策手册里列出了可以采用的4种报道手法，以使那些被奴役的人民的道德天空不致坍塌，并进而激发他们的不合作精神。其一，不断提醒听众，统治他们的是外国势力的代理人。这些代理人并不是他们民族利益的代表者，而是苏俄帝国主义的统治工具。其二，告诉听众，共产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在道德和精神上是空虚的；作为经济制度，在物质建设上它根本是无能的，它无力为工人阶级提供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其三，令人信服地展示西方高超的技术、丰富的资源和强大的军事实力，并不断强调西方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努力，帮助他们获得自由。希望就在眼前，自由必胜。其四，将目标国家官方的丑陋作法，特别是它的迫害行径，以及其国内的矛盾冲突曝光，让这些国家的民众了解真相，也令制造迫害的官员感到恐惧。
1957年1月，上述政策实行了6年之后，“自由欧洲电台”的高层决定发表一项报告，进一步明确该台的角色：报道真实、客观的新闻；确保听众对自由的活跃向往；提供多样的自由民主形式，以自由世界的成就激发听众的灵感，从而使其更有效地谋划自己奔向自由的事业。为实现此项目标，“自由欧洲电台”必需做到以下3点：首先，不可自以为合法地直接扮演为自由奋斗的角色。不谋划大型活动，不操纵人民的行动，也不忠告听众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其次，小心谨慎地努力为被奴役的人民提供有关他们国家的现实情况，以及来自自由世界的消息。而且应以冷静和可以接受的方式对这些事件加以解释。对实际的政治运动要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第三，在电台播报的分析中，注意力要聚焦于长远的前景、潜在的可能性和未来或可能出现的问题上。
“自由电台”原名“解放电台”，1953年3月1日在慕尼黑的Oberwiesenfeld开始播音，目标地区是苏联各地。最初的播出语种是俄语和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主要语言，如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土库曼语和乌兹别克语。第一次播音时间不到10分钟，苏联立即加以干扰。开播第五天，即1953年3月5日，恰逢斯大林去世，该台为听众提供了许多他们渴望了解的内幕消息。
1956年苏联坦克镇压了匈牙利革命。“自由欧洲电台”因被指控煽动匈牙利革命而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后来美国国会、德国政府和欧洲委员会的调查解除了这项指控。经历了波兰和匈牙利1956年的事件后，“解放电台”考虑改名，当时提出来供选择的有“国际信息电台”、“灯塔电台”以及其他听起来更中性的台名。但一些人坚持认为，应该改名为“自由电台”，因为“解放电台”这个名称带有攻击性，令人联想起解放苏联，曾引起许多听众的误解，也容易给苏联及其仆从国的舆论攻击提供口实，而“自由电台”这一名称就避免了这些问题。此外，自由一词还回荡着法国人民反独裁暴政的理想主义的声音，在苏联人心目中能产生积极的联想。俄语里也有自由一词，但在苏联这个词已成为禁忌，特别是在赫鲁晓夫当局镇压了匈牙利革命之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采用了“自由电台”之名，而苏联媒体对此横加斥责，那么，这些官方媒体岂不是等于在不断地提醒其本国听众，他们所缺乏的东西正是自由。1959年5月，“解放电台”更名为“自由电台”。果然，电台更名后，那些咒骂它的媒体提及“自由电台”时，就不得不小心地冠以“所谓的”这一形容词。“自由电台”通过对听众的采访和听众来信发现，新台名得到了普遍的肯定。不只是俄国听众欣赏电台的新名字，一位乌克兰消息提供者在报道中也说：“感谢你，自由电台”。电台名称的变化在其他播出语种中也显示出同样的效果。唯有土耳其语部继续用Azadlik一词，因为这个词不仅有“解放”的含义，也包含有“自由”的含义。
在美国，50年代里公众对“自由欧洲电台”的支持不断增长。1950年，艾森豪威尔将军发起了公众资助“自由欧洲电台”的运动，号称“自由十字军”运动。这项活动一直持续到1965年。每年公众的自愿捐款接近1百万美元。然而，这些捐赠仍不足以支撑起电台面向广大地区的运作。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决定，政府将公开继续资助这项事业，美国国会无一人反对。1959年，在西班牙的Playa de Pals又建成一座新的大功率发射台，播出能力进一步增强。对于“自由电台”的听众来说，这是一个理想的发射短波信号的距离。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报道了1956年的波兰事件、1968年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和1980年代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这些报道使铁幕后的听众了解了共产主义制度的暴虐，唤起和整合了苏维埃帝国范围之内从60年代兴起、1989-1991年胜利的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
1973年至1976间，这两家电台重组，组合成“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这是一个私营的非盈利组织，由美国国会出资，理事会由美国总统任命。1975年它开播对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节目。原先，“自由欧洲电台”拒绝对苏联这三个加盟共和国广播，因为其章程规定只面向对苏联的卫星国；而“自由电台”也拒绝广播，因为它只对苏联广播。
1989年冷战结束，该电台的命运成为华盛顿政治家讨论的一个热点。1991年，经总统特别委员会确认，“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将继续开办，以支持中欧、东欧、前苏联地区新国家正在进行的自由民主事业。在各个播出国家的首都，“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开设了办事机构，并建立起一个庞大的自由投稿人工作网。第一个这样的办事机构于1989年开设于布达佩斯，次年是布拉格和华沙。现在，这样的办事处已增加到20个，从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到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从莫斯科到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提供多样化的观点，为前苏联、东欧和部分中东国家提供客观、及时的新闻和分析性信息。
1993年，美国的国防和外交事务拨款大减，“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预算也大幅度降低，从每年2亿多美元降到7,500万美元，对匈牙利和阿富汗的的广播即因预算不足而停播。于是，该台开始尝试自给型经营模式。1994年，捷克语部和波兰语部从慕尼黑迁往布拉格和华沙，这是走向自给型广播电台的第一步。1994年7月4日是美国独立纪念日，也是“自由欧洲电台”开办44周年纪念日，美国总统克林顿接受了捷克总统哈维尔和捷克政府的好意，决定将整个电台迁往捷克。在慕尼黑运作45年之后，“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总部于1995年迁至布拉格。3月10日，该台在它的新家――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议会大楼开始播音。至6月，该台整体搬迁完毕，土库曼语部是最后一个结束在慕尼黑广播的部门。迁到布拉格之后，该台在它的整个播出地区继续保持着25个支局，并有上千名保持常规联系的地方自由撰稿记者和偶尔供稿的人，电台总部有22个部，每周播出时间超过800小时，其网站的月访问量超过500万人次。
1996年7月4日是“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创办46周年，也是《美国独立宣言》发表220周年，当时的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访问了该台，并对广播听众发表了演讲。她说：“40年来，自由欧洲电台通过播出铁幕外世界的消息和传播自由、民主、人权、法制的信息，来揭开谎言和独裁者欺骗的面纱。现在，自由欧洲电台又有一个新的急迫的使命，那就是通过自己的新闻广播，在那些自由媒体过去一直是沉默不语的国家推动独立媒体的建立，强化民主的基础。美国将通过支持自由欧洲电台，继续展示其推动民主化的承诺。”
今天，“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节目已明显不同于冷战时期。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节目覆盖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的多样化。该台人士指出：“我们只做那些我们播出国家的国内媒体做起来很困难，或者几乎不可能做的事情。由于我们有巨大的工作网络和众多的信息提供者，我们能为听众提供更具深度和细节的采访，而不仅仅是粗略的新闻提要。我们各部门分工合作，其工作效力远远大于简单相加。我们是如何工作的？可以举一些例子。比如，我们播出地区某国家一位高级官员访问另一个播出国家，如土库曼总统访问乌兹别克，我们电台的土库曼语部和乌兹别克语部两部分享同一个新闻源，在深度信息和分析方面互相帮助，其报道效果超过这两个国家国内媒体所能达到的深度。我们的南斯拉夫语部对前南斯拉夫国家播出，在科索沃危机期间，该部加班加点工作，作为一个信息处理中心，为其他语种部门提供了大量的新闻和分析。而俄语部在阿尔巴尼亚、布鲁塞尔和华盛顿，甚至科索沃，都部署着记者，即便俄罗斯媒体故意漏掉或忽视了某些观点或新闻，我们也会确保将各种观点送达听众。”“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新闻和时事部是一个功能强大的新闻中心，从全球各地传来的信息都在这里处理，然后提供给播出部。作为协调机构，该中心还从各语种播出部搜集新闻，并将这些新闻散布到其他地方。
三、“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核心执业理念
正如James Critchlow在《头脑之洞电台》一书中所作的比喻，“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通过“在听众头脑中挖洞”，40年后终于看到了苏联共产帝国的解体。该台员工凭借的当然不是纳粹的“谎言重复百遍就是真理”，也不是中共对媒体要求的“党性高于人民性”，而是切实、严谨、理性、一丝不苟的新闻业纯正行业理念。
下面笔者摘引该台有关行业理念的三份文件，由此可知“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成功既非偶然，亦非侥幸。
1、“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使命声明书
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至今仍然坚持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使命与信念：基于坚信民主的第一需要是信息充分和公民社会，通过传播真实的信息和观念以推进民主的价值和制度。在近半个世纪代理广播的经营中，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有五个目标：第一，提供国内和地区事关民主和自由市场成功转型问题上至关重要的客观的新闻、分析和讨论。第二，通过传播民主价值，帮助强化公民社会。第三，通过在各群体之间推进互信，努力抵制民族和宗教的不宽容。第四，给当地媒体提供范式，帮助训练、提高其职业主义水准和独立性，可能时与当地媒体经营部门发展伙伴关系。第五，寻求在播出地区国家与世界上已经建立起的民主政体之间培育更为紧密的关系。本台的22个部根据各地条件施行这些原则。在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一些节目播出国，本台与政府和当地记者有极其良好的工作关系。但是在其他情形下，本台必须面对官员的憎恶和刻意在当地记者中制造的孤立，这些差别体现在特别服务节目的制作中。但是，在所有这些多样性之中，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一直坚持其基本使命：在他们能为自己和他们的国家作决定的情况下，帮助人民创造条件，争取自由。
2、“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新闻术语
新闻：有关当下事件或情况的事实；客观的，无观点；无观点暗示；无甚至最轻微的观点暗示的可能。
新闻提要：那些重要的新闻报道的一句话预告。通常在节目的开头播出，但也可能在稍后或最后再次播出。
分析：对新闻事件的解释，可能包括那些帮助听众理解复杂事态或其影响的背景信息。
评论：专家们关于新闻事实的思想或观点。他们是具名的，而且他们提供的材料被明确指明属于观点之列。
社论：一家电台或报纸在某一问题上的官方立场。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不播社论。
现场声音：不是播音人发出的声音。它可能是某政府官员、政治人物、新闻事件现场见证人，或新闻现场的某一背景声音，如武器开火。
人民的声音：在关系到他们自己的问题上的公众观点的一个样本。新闻人收集许多样本，稍后选择有代表性的一个或数个播出。
3、“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新闻业行为准则
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所有记者和新闻撰稿人都必须遵守下列原则：
（1）准确
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记者必须尽最大努力，确保广播内容事实准确。在新闻事实的重要细节上可能存在怀疑和争议的情况下，信息则必须建立在至少有两个独立来源的基础上。基于谣传或者不确实信息的节目内容不得播出。事实差错须在广播中尽早更正。
（2）公正
消息必须有利于提高对新闻事件和问题的理解，并能够在清楚的、无曲解或偏见的实际语境中加以报道和讨论。在所有问题上，必须准确并以平衡的方式报道相反的或不同的观点。若某团体或个人的观点对于平衡节目很重要，但他们拒绝发表评论时，应在播出中指出这一点。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必须独立于播出地区的任何政党、执政的或反对的机构或组织、政治移民组织、商业或其他特殊利益组织或宗教团体，并且不赞成或提倡任何特殊的政治、经济或宗教观点。
（3）分析、评论和社论
所播内容应当包含有背景信息和解释的元素，以帮助听众更好地理解被报道消息的意义和作用。在实际报道中，记者不得夹进个人的观点或判断。分析用的原始素材要标示清楚，以便从新闻报道和评论中区分出来。分析中要为听众提供某问题和事件的背景资料、解释和权威的不同观点，但须声明不是作者个人的看法。分析先于评论。如此清楚标示出来的评论，内容是分析性的，语调是公正的，但体现的是作者个人在特定问题上的判断或观点。
（4）谦和、恭谨的语气
播音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平静和谦和的语调，并以身作则，成为文明、理性话语的典范，尊重任何人的人权。播出内容不得包含对任何人或机构的宗教、民族、社会经济或文化轻蔑，遵守共同的礼仪和情趣。播出内容不得包含可能被解释为煽动暴力的材料。在骚乱或其他紧张情势下制作节目，必须平衡和确实。
（5）避免提倡
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支持民主国家共享的民主和人权。然而，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不提倡采纳特别的政策和立法，也不赞成或反对任何通过选举或通过任命产生的职位的候选人。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支持所有民族的自决权，如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赫尔辛基最终决议书》中所宣示的那样。然而并不提倡或赞成分裂主义或分离主义事业。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支持任何人以符合国际认可的形式旅行和迁徙的自由，然而，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广播并不煽动背叛或鼓励移民。
（6）职业伦理行为
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工作人员和节目、出版物的供稿人，在所有行为中都应保持最高的职业伦理水准，特别要谨慎避免任何利益冲突，或因此出现在播出地区内外任何个人、机构、政治或商业利益的关系之中。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员工和供稿人决不可滥用其公众人物的身份或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良好声誉，以谋取个人利益。
四、前苏联阵营的干扰、抹黑和威胁
“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自开办之日起，就成为苏联极权统治集团的心腹大患，被视为“声音入侵”。几十年来，苏联为抵御这种“声音入侵”投入了惊人的开支。BBC曾估计，苏联干扰西方电台的费用每年高达9亿美元，合6亿英镑。1990年，戈尔巴乔夫的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在苏共第28次大会上说，过去20年间，与西方意识形态冲突的支出已达7,000亿卢布。
同时，苏联阵营还全力对“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工作人员抹黑，从土库曼语部遇到的种种情况可有所了解。土库曼语广播建立于1952年，次年3月1日开播，每日播出节目30分钟，原属该台中亚土耳其斯坦语部。土库曼语的开播内容是这样的：“亲爱的听众，今天解放电台第一次对土库曼人民播出节目。我们终于有了我们自己的声音。我们知道，斯大林的政治恐怖使你们在我们的母国沉默。但是在国外我们可以无恐惧和障碍地说话。我们的任务是让你们听到信息，你们在苏联听不到的那些信息。”1972年11月1日该电台的土耳其斯坦语部一分为三：土耳其斯坦-1播出乌兹别克语和维吾尔语节目（1978年3月维吾尔语广播停播）；土耳其斯坦-2播出土库曼语、吉尔吉斯语和塔吉克语节目；土耳其斯坦-3用哈萨克语播出。3个部各自每天播出15分钟节目，合在一起是原中亚地区的节目播出量。独立的土库曼语部成立于1978年，每天15分钟节目。此后十多年，土库曼语部广播增加到每天首播两小时，重播两小时。虽然土库曼语每天的广播时间很短，仍然引发了苏联媒体的批评炮火。土库曼语部有3位元老，即阿拉木拉特、穆拉特和阿曼。二战前这3人都曾蒙受苏联制度带来的灾难，战争期间和战后又同样倍受磨难，后来这3人流亡国外，成为一个流亡政治组织的成员。40多年里，他们为“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和土库曼语部的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土库曼人民称他们是“自由的信使”。而苏联及土库曼政府却假借土库曼人民的名义，长期污蔑攻击他们，甚至胁迫其仍在国内的亲属出面攻击他们。这样的手法在中国的“文革”期间屡见不鲜。
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苏联加紧了针对土库曼语部的反宣传。苏联土库曼的两家日报《苏维埃土库曼斯坦》和《土库曼火花报》指控“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记者是“卖国者”，谴责土库曼语部工作人员否认苏维埃政府的成就，对土库曼斯坦共和国和苏联不怀好意。1983年，《苏维埃土库曼斯坦》报刊载了一篇文章题为“狗叫挡不住大篷车（The Dog Barks but the Caravan Moves on）”，谴责“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和其他西方电台企图以无线电破坏共产主义事业。
1982年，土库曼苏维埃国家电影厂针对“自由电台”拍摄了一部影片，片名为《卖国者》。二次大战期间，不少土库曼士兵为祖国献出了生命，但也有一些土库曼士兵被纳粹德国俘获后成为其合作者。这个影片故意把所有为“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土库曼语部工作的人都描写成卖国者。影片借一个演说人的口说：“自由电台，在最残酷的意识形态敌对中心，坐落在慕尼黑，穿过英吉利花园。这儿，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控制下，为金钱而工作的造谣者们，向四面八方散布谎言和诽谤。很明显，‘自由’的雇佣军已经习惯以叛卖为职业。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被打扮成编辑的穆拉特和阿曼、库尔德兄弟。不久前，他们是德国党卫军中的一员。现在，他们正努力把自己装扮成战士以引人注目。但是他们对谁战斗？对他们的祖国，被他们背叛和出卖的祖国！”1985年，苏维埃土库曼国家电影厂摄制了另一部针对“自由电台”的影片，这部片子引用穆拉特在土库曼斯坦的母亲的话说：“我们托付过你保卫我们的祖国，但是你不成功。你虽然是我儿子，但是我恨你。”他的兄弟则说：“你散布谣言，诽谤我们美好的生活，我们可爱的苏维埃国家。打住吧！不然你就不再是我的兄弟。”阿拉木拉特的兄弟说:“我以我全家的名义谴责他。我的兄弟是一个孤魂野鬼，被国家厌弃。我不希望他有任何好事。”
除了采用抹黑手段之外，苏联当局甚至还使用过暗杀手段来威胁“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工作人员。1954年11月，“自由电台”阿塞拜疆语编辑部主任Abo Fatalibey被谋杀，据推测可能是苏联杀手所为。此前两个月，白俄罗斯语编辑部作家Leonid Karas的尸体在伊萨（Isar）河里被发现，警方怀疑是被扔进河里淹死的。1959年，电台自助餐厅的盐瓶里发现了被人投放的毒品阿托品。事后证实，投毒者是一个来自奥地利的捷克外交官。最古怪的事故发生在1977年9月，Georgi Markov是为“自由欧洲电台”撰稿的保加利亚人，当他步行穿过伦敦滑铁卢大桥赶赴约会时，大腿后部被一把雨伞的尖端碰了一下，4天后他神秘死亡。英国政府高级秘密化学细菌战研究中心的报告确认，Markov系“被用蓖麻毒素不合法地杀害”。蓖麻毒素是一种高致命性化学品，杀手通过伞尖的触碰将一个携带蓖麻毒素的微型金属丸置入其大腿的皮肤里，然后毒发导致死亡。1981年2月21日，位于慕尼黑的电台总部捷克斯洛伐克语新闻编辑部外，被人引爆了一枚10到15公斤重的塑料炸弹，数名工作人员被炸成重伤。警方确认，爆炸系由欧洲一个臭名昭著的恐怖组织所为，其幕后指使者是苏联集团内几个国家的秘密机构。
结语：远未完结的自由事业
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一些乐观的美国政治家曾经考虑如何为“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善后。可是人们很快就发现，旧的新闻审查者下台了，新的新闻审查者，如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又在那些前苏联阵营的国度里浮出水面。在原苏联境内，对新闻的垄断和审查，对“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记者的迫害仍然存在。2006年9月19日，在土库曼斯坦还发生过“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记者Muradova女士被谋杀于监狱内的惨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当天严词谴责加害Muradova女士的行径：“采用暴力手段让记者保持沉默是令人无法接受的罪行。它伤害了个人，侵犯了言论自由这一基本人权，也损害了整个社会。社会需要依赖各类媒体来做出明智的选择。”土库曼斯坦连年被国际记者组织列为新闻检查最严厉的国家之一，其总统尼亚佐夫1991年当选，1999年宣布自己为终身总统，自称为“土库曼之父”，时常以攻击性的口吻提起“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据纽约“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资料，尼亚佐夫每天亲自审批当地主要日报的头版文章内容，这些报纸通常会在显著位置登载他的照片，而该国国营电视台的新闻主播每次广播前都要宣誓，若有污蔑国家、国旗或总统的报导，舌头就会烂掉。
看来，“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工作还得继续下去。而在亚洲大陆的东端，冷战并没有真正结束。“六四”之后组建的、帮助中国听众了解国内真相的“自由亚洲电台”，至今仍被中国政府称为“敌对电台”、“美国反共反华工具”，不能在中国境内设立记者站或派记者进入中国大陆采访；同时，与苏联一样，中国对该台的播音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电波干扰，以破坏收听效果。
历史会记住这些曾经为传播自由声音而奋斗过的电台，以及为此牺牲的英灵。
【注释】
[1] 例如，1958年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出版了Robert Holt的《自由欧洲电台》，1983年布拉格人出版社出版了Sig Mickelson的《美国别的声音：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的故事》，1986年美国的“人权观察”出版了Ludmilla Alexeyeva的《美国对苏联的广播》，1995年美国大学出版社出版了James Critchlow的《头脑之洞电台：自由电台》，1997年美国的西拉库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Michael Nelson的《黑色天空的战争：冷战中的西方广播战》，1998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George Urban的《自由欧洲电台和民主的追求：我在冷战中的战争》，1999年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Gene Sosin的《自由的火花：一个自由电台工作人员的研究报告》，2000年美国肯塔基大学出版社出版了Arch Puddington的《自由的广播：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的冷战胜利》。
[2] 列昂哈德·沃尔夫冈（Leonhard Wolfgang）是一位德国共产党员的儿子，纳粹上台后到苏联寻求避难，在苏联为德国共产党移民子女所办的学校中接收教育。1939年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后，在苏联的德国共产党移民失去了被利用的价值，许多人被送往哈萨克斯坦，有些人甚至被处死或送往集中营。年青的列奥哈德·沃尔夫冈则比较幸运，被送往一所苏联的党校培训。1945年4月30日，23岁的他作为苏联派往东德苏占区的接收干部，跟随他的上司、后来的东德共产党总书记乌布利希，由苏军运回柏林。1948年，由于不满苏联傀儡乌布利希事事秉承莫斯科旨意、阻挠东德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列奥哈德·沃尔夫冈离开了东德，到南斯拉夫寻求政治避难。他的书《革命的儿子》（Child of the Revolution）之英文版1980年由Henry Regnery公司出版，书中第七章题为“跟随乌布利希回柏林”(With Ulbricht to Berlin)，介绍了当时他们是如何建立各级政府的。
介绍过“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英文书籍其实并不少[1]，但迄今为止，中国人对“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了解却非常有限。有关这家电台的中文资料，无论纸质出版物还是网上文字，莫不东抄西凑。撇开重复的内容不计，介绍该电台的中文信息总共不超过2千字，而且这有限的文字中主要还是官方的攻击性宣传。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称，“自由电台”是“以赞助叛逃到西方的苏联人为幌子”组建的，“为了使两个电台‘更符合美国的利益'……两电台脱离美国情报局，改为国会直接拨款”，“几十年的事实已经表明，两家电台没有辜负美国政府的‘厚望'”。然而，究竟为什么“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受到那么热烈的欢迎，它又是如何组建并运作的？笔者作为中国新闻业人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博士，在北京做过5年记者，也在北大新闻学院任教数年），深知中国新闻界、新闻学术界和新闻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对“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所知甚少，因此萌生了向读者介绍这家电台的兴趣。恰好在德国柏林市一位朋友家中偶然发现了一本英文的《自由的信息：近半个世纪对土库曼斯坦的土库曼语广播》，此书乃该台土库曼语部2001年为庆祝“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开播50周年而选编的一本文章和资料汇编，适合写作本文的需要，遂决定择要介绍该书中的资料，结合其它方面的信息，为读者提供一幅真实的图景。
一、创办“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历史背景和信念基础
1945年纳粹德国投降前后，西方与苏联之间弥漫着浓郁的亲善气氛。5月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天，英国首相丘吉尔致电斯大林，表达出一种希望共同走向和平光明未来的良好愿望。但是，数日后的5月12日，丘吉尔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表示对欧洲局势感到十分忧虑。他说，苏联曲解了“雅尔塔会议”的决定，不仅在广大占领区维持庞大的军事实力，而且在这些国家里施展伎俩，制造隔离，一道铁幕即将被拉下。次年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敦市发表演说：“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后面，有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非亚——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当时丘吉尔所不知道的是，苏联在东欧各占领国设法扶持亲苏共产党政权、排斥民主制度的作法乃策划已久的部署。早在二战中期，苏联就已经在莫斯科挑选训练未来的各国代理人了，随着苏军攻入东欧，这些政治代理人就被带到各自的祖国，开始在苏军坦克刺刀的扶持下建立亲苏政权。若干年后，在经过苏联训练的、从莫斯科被派回东德建立政权的东德共产党干部中，有一位出于良知，不满苏联操控东德政治的列奥哈德·沃尔夫冈曾详细介绍过一些这方面的情况。[2]
40年代末，丘吉尔忧虑和描述的铁幕已变为现实。不仅电网、武装巡逻、地雷、岗楼实实在在地把西欧与中、东欧分开；更重要的是，共产主义政权的信息垄断和媒体审查制度，已经彻底切断东欧国家与外界的自由信息交流。Robert Holt在他的《自由欧洲电台》一书中指出：“在任何国家，共产党一旦攫取权力，立即做四件事：消灭一切政治反对党和建立一党独裁；组建秘密警察系统；设立宣传部；最后，用铁幕将这整个系统围起来。四件事先干哪件后干哪件，没有定规，但是四件事互相依赖，抽走任一个，全部系统就受到威胁。它们是共产主义这所房子的四面墙。随着这四个机构的建立，苏维埃化的过程也就开始了。”该书作者认为：“苏维埃‘新’社会的建立靠两种手段，一是强迫和恐怖，二是宣传。若强迫和恐怖手段起作用，结果必然是无例外地全部归顺统治者。若是宣传手段起作用，结果必然是信息的垄断，进入人民手中的任何一点信息都被当局控制。报纸、学校、电台、书籍，一言以蔽之，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一切事关人民知情权和思想的东西都被套上笼头。”
创办“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出发点，就是打破以苏联为首的欧洲各共产党国家建立起的这种信息垄断。“自由欧洲电台的使命很简单，就是告诉真相，向听众提供客观、真实的新闻、信息、评论和讨论。对于他们的现实处境，他们需要形成健全的判断。对自由和独立的渴望，他们需要明确的意识。”“自由欧洲电台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打破新闻、信息的垄断。凡共产党控制的国家，都不遗余力地实现这种垄断。自由欧洲电台需要及时播出铁幕后面每分钟发生的新闻和共产党媒体的报道。这对铁幕后面的国家的编辑、作家和研究人员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完全生活在当地官方媒体的欺骗宣传和自己的想象之中。”
这项服务于铁幕背后听众的使命，缘于一个坚定的信念，即《世界人权宣言》的第19条：“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如今这句话被制成装饰性的匾额，悬挂在布拉格市中心“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总部大楼二层的墙壁上。自由表达观点和自由获得信息不仅是人类应该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而且也是其他政治权利的根基。凡享有这项基本权利的人，也能享受所有的其他权利；而那些被政府剥夺了这项权利的人们将发现，所有的其他权利也被侵犯了。
二、“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简史
基于上述背景和信念，1949年，美国成立了国家自由欧洲委员会。这是一个受美国国务院支持的，以促进中东欧自由民主为宗旨的私营机构。该委员会认为，面向不存在自由媒体的苏联控制区，应该建立能够替代自由媒体发挥作用的媒体机构。“自由欧洲电台”便是这一思路的体现。1950年7月4日，一个新生的国际广播电台——“自由欧洲电台”开始播出节目，目标地区是东欧的共产党国家。首次播出时间仅30分钟，发射机功率为7.5千瓦。发射基地位于西德曼海姆市以北15公里，莱茵河右岸，原是一个旧的空军基地。1952年，“自由欧洲电台”更大功率的发射机在葡萄牙的Gloria建成并投入广播。起初，“自由欧洲电台”播出的节目在纽约制作，不久整个制作机构全部迁到了德国南部的慕尼黑。1952年，电台的办公建筑完工，临近著名的慕尼黑英吉利花园。电台的运作受美国广播理事会监督，该理事会有9名成员组成，由美国总统任命，负责监管美国政府支持的所有非军事国际广播。他们不仅过问编辑方针，也提供保护，以防来自美国政府的、可能危及电台独立性的行为。
“自由欧洲电台”时常给那些来自苏联占领区的知名流亡者提供讲坛，但是又与流亡者个人和组织保持一定距离，以使电台的独立性和多样化不受影响。该电台与英国广播公司（BBC）和美国之音（VOA）的运作模式有根本的不同。BBC和VOA采用的是“代理人”模式，即由电台本部的职员写稿，但实际上这些职员对广播的目标国家之状况并不甚熟悉。而“自由欧洲电台”则采用“替代型”模式，技术设备依靠美国，而节目制作则依靠难民中的人才，以确保所播内容接近“地气”。BBC和VOA主要是播报国际新闻，而“自由欧洲电台”则重视广播的目标国家的当地新闻。
“自由欧洲电台”1950和1951年的一个政策手册里列出了可以采用的4种报道手法，以使那些被奴役的人民的道德天空不致坍塌，并进而激发他们的不合作精神。其一，不断提醒听众，统治他们的是外国势力的代理人。这些代理人并不是他们民族利益的代表者，而是苏俄帝国主义的统治工具。其二，告诉听众，共产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在道德和精神上是空虚的；作为经济制度，在物质建设上它根本是无能的，它无力为工人阶级提供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其三，令人信服地展示西方高超的技术、丰富的资源和强大的军事实力，并不断强调西方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努力，帮助他们获得自由。希望就在眼前，自由必胜。其四，将目标国家官方的丑陋作法，特别是它的迫害行径，以及其国内的矛盾冲突曝光，让这些国家的民众了解真相，也令制造迫害的官员感到恐惧。
1957年1月，上述政策实行了6年之后，“自由欧洲电台”的高层决定发表一项报告，进一步明确该台的角色：报道真实、客观的新闻；确保听众对自由的活跃向往；提供多样的自由民主形式，以自由世界的成就激发听众的灵感，从而使其更有效地谋划自己奔向自由的事业。为实现此项目标，“自由欧洲电台”必需做到以下3点：首先，不可自以为合法地直接扮演为自由奋斗的角色。不谋划大型活动，不操纵人民的行动，也不忠告听众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其次，小心谨慎地努力为被奴役的人民提供有关他们国家的现实情况，以及来自自由世界的消息。而且应以冷静和可以接受的方式对这些事件加以解释。对实际的政治运动要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第三，在电台播报的分析中，注意力要聚焦于长远的前景、潜在的可能性和未来或可能出现的问题上。
“自由电台”原名“解放电台”，1953年3月1日在慕尼黑的Oberwiesenfeld开始播音，目标地区是苏联各地。最初的播出语种是俄语和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主要语言，如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土库曼语和乌兹别克语。第一次播音时间不到10分钟，苏联立即加以干扰。开播第五天，即1953年3月5日，恰逢斯大林去世，该台为听众提供了许多他们渴望了解的内幕消息。
1956年苏联坦克镇压了匈牙利革命。“自由欧洲电台”因被指控煽动匈牙利革命而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后来美国国会、德国政府和欧洲委员会的调查解除了这项指控。经历了波兰和匈牙利1956年的事件后，“解放电台”考虑改名，当时提出来供选择的有“国际信息电台”、“灯塔电台”以及其他听起来更中性的台名。但一些人坚持认为，应该改名为“自由电台”，因为“解放电台”这个名称带有攻击性，令人联想起解放苏联，曾引起许多听众的误解，也容易给苏联及其仆从国的舆论攻击提供口实，而“自由电台”这一名称就避免了这些问题。此外，自由一词还回荡着法国人民反独裁暴政的理想主义的声音，在苏联人心目中能产生积极的联想。俄语里也有自由一词，但在苏联这个词已成为禁忌，特别是在赫鲁晓夫当局镇压了匈牙利革命之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采用了“自由电台”之名，而苏联媒体对此横加斥责，那么，这些官方媒体岂不是等于在不断地提醒其本国听众，他们所缺乏的东西正是自由。1959年5月，“解放电台”更名为“自由电台”。果然，电台更名后，那些咒骂它的媒体提及“自由电台”时，就不得不小心地冠以“所谓的”这一形容词。“自由电台”通过对听众的采访和听众来信发现，新台名得到了普遍的肯定。不只是俄国听众欣赏电台的新名字，一位乌克兰消息提供者在报道中也说：“感谢你，自由电台”。电台名称的变化在其他播出语种中也显示出同样的效果。唯有土耳其语部继续用Azadlik一词，因为这个词不仅有“解放”的含义，也包含有“自由”的含义。
在美国，50年代里公众对“自由欧洲电台”的支持不断增长。1950年，艾森豪威尔将军发起了公众资助“自由欧洲电台”的运动，号称“自由十字军”运动。这项活动一直持续到1965年。每年公众的自愿捐款接近1百万美元。然而，这些捐赠仍不足以支撑起电台面向广大地区的运作。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决定，政府将公开继续资助这项事业，美国国会无一人反对。1959年，在西班牙的Playa de Pals又建成一座新的大功率发射台，播出能力进一步增强。对于“自由电台”的听众来说，这是一个理想的发射短波信号的距离。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报道了1956年的波兰事件、1968年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和1980年代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这些报道使铁幕后的听众了解了共产主义制度的暴虐，唤起和整合了苏维埃帝国范围之内从60年代兴起、1989-1991年胜利的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
1973年至1976间，这两家电台重组，组合成“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这是一个私营的非盈利组织，由美国国会出资，理事会由美国总统任命。1975年它开播对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节目。原先，“自由欧洲电台”拒绝对苏联这三个加盟共和国广播，因为其章程规定只面向对苏联的卫星国；而“自由电台”也拒绝广播，因为它只对苏联广播。
1989年冷战结束，该电台的命运成为华盛顿政治家讨论的一个热点。1991年，经总统特别委员会确认，“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将继续开办，以支持中欧、东欧、前苏联地区新国家正在进行的自由民主事业。在各个播出国家的首都，“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开设了办事机构，并建立起一个庞大的自由投稿人工作网。第一个这样的办事机构于1989年开设于布达佩斯，次年是布拉格和华沙。现在，这样的办事处已增加到20个，从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到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从莫斯科到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提供多样化的观点，为前苏联、东欧和部分中东国家提供客观、及时的新闻和分析性信息。
1993年，美国的国防和外交事务拨款大减，“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预算也大幅度降低，从每年2亿多美元降到7,500万美元，对匈牙利和阿富汗的的广播即因预算不足而停播。于是，该台开始尝试自给型经营模式。1994年，捷克语部和波兰语部从慕尼黑迁往布拉格和华沙，这是走向自给型广播电台的第一步。1994年7月4日是美国独立纪念日，也是“自由欧洲电台”开办44周年纪念日，美国总统克林顿接受了捷克总统哈维尔和捷克政府的好意，决定将整个电台迁往捷克。在慕尼黑运作45年之后，“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总部于1995年迁至布拉格。3月10日，该台在它的新家――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议会大楼开始播音。至6月，该台整体搬迁完毕，土库曼语部是最后一个结束在慕尼黑广播的部门。迁到布拉格之后，该台在它的整个播出地区继续保持着25个支局，并有上千名保持常规联系的地方自由撰稿记者和偶尔供稿的人，电台总部有22个部，每周播出时间超过800小时，其网站的月访问量超过500万人次。
1996年7月4日是“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创办46周年，也是《美国独立宣言》发表220周年，当时的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访问了该台，并对广播听众发表了演讲。她说：“40年来，自由欧洲电台通过播出铁幕外世界的消息和传播自由、民主、人权、法制的信息，来揭开谎言和独裁者欺骗的面纱。现在，自由欧洲电台又有一个新的急迫的使命，那就是通过自己的新闻广播，在那些自由媒体过去一直是沉默不语的国家推动独立媒体的建立，强化民主的基础。美国将通过支持自由欧洲电台，继续展示其推动民主化的承诺。”
今天，“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节目已明显不同于冷战时期。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节目覆盖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的多样化。该台人士指出：“我们只做那些我们播出国家的国内媒体做起来很困难，或者几乎不可能做的事情。由于我们有巨大的工作网络和众多的信息提供者，我们能为听众提供更具深度和细节的采访，而不仅仅是粗略的新闻提要。我们各部门分工合作，其工作效力远远大于简单相加。我们是如何工作的？可以举一些例子。比如，我们播出地区某国家一位高级官员访问另一个播出国家，如土库曼总统访问乌兹别克，我们电台的土库曼语部和乌兹别克语部两部分享同一个新闻源，在深度信息和分析方面互相帮助，其报道效果超过这两个国家国内媒体所能达到的深度。我们的南斯拉夫语部对前南斯拉夫国家播出，在科索沃危机期间，该部加班加点工作，作为一个信息处理中心，为其他语种部门提供了大量的新闻和分析。而俄语部在阿尔巴尼亚、布鲁塞尔和华盛顿，甚至科索沃，都部署着记者，即便俄罗斯媒体故意漏掉或忽视了某些观点或新闻，我们也会确保将各种观点送达听众。”“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新闻和时事部是一个功能强大的新闻中心，从全球各地传来的信息都在这里处理，然后提供给播出部。作为协调机构，该中心还从各语种播出部搜集新闻，并将这些新闻散布到其他地方。
三、“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核心执业理念
正如James Critchlow在《头脑之洞电台》一书中所作的比喻，“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通过“在听众头脑中挖洞”，40年后终于看到了苏联共产帝国的解体。该台员工凭借的当然不是纳粹的“谎言重复百遍就是真理”，也不是中共对媒体要求的“党性高于人民性”，而是切实、严谨、理性、一丝不苟的新闻业纯正行业理念。
下面笔者摘引该台有关行业理念的三份文件，由此可知“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成功既非偶然，亦非侥幸。
1、“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使命声明书
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至今仍然坚持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使命与信念：基于坚信民主的第一需要是信息充分和公民社会，通过传播真实的信息和观念以推进民主的价值和制度。在近半个世纪代理广播的经营中，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有五个目标：第一，提供国内和地区事关民主和自由市场成功转型问题上至关重要的客观的新闻、分析和讨论。第二，通过传播民主价值，帮助强化公民社会。第三，通过在各群体之间推进互信，努力抵制民族和宗教的不宽容。第四，给当地媒体提供范式，帮助训练、提高其职业主义水准和独立性，可能时与当地媒体经营部门发展伙伴关系。第五，寻求在播出地区国家与世界上已经建立起的民主政体之间培育更为紧密的关系。本台的22个部根据各地条件施行这些原则。在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一些节目播出国，本台与政府和当地记者有极其良好的工作关系。但是在其他情形下，本台必须面对官员的憎恶和刻意在当地记者中制造的孤立，这些差别体现在特别服务节目的制作中。但是，在所有这些多样性之中，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一直坚持其基本使命：在他们能为自己和他们的国家作决定的情况下，帮助人民创造条件，争取自由。
2、“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新闻术语
新闻：有关当下事件或情况的事实；客观的，无观点；无观点暗示；无甚至最轻微的观点暗示的可能。
新闻提要：那些重要的新闻报道的一句话预告。通常在节目的开头播出，但也可能在稍后或最后再次播出。
分析：对新闻事件的解释，可能包括那些帮助听众理解复杂事态或其影响的背景信息。
评论：专家们关于新闻事实的思想或观点。他们是具名的，而且他们提供的材料被明确指明属于观点之列。
社论：一家电台或报纸在某一问题上的官方立场。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不播社论。
现场声音：不是播音人发出的声音。它可能是某政府官员、政治人物、新闻事件现场见证人，或新闻现场的某一背景声音，如武器开火。
人民的声音：在关系到他们自己的问题上的公众观点的一个样本。新闻人收集许多样本，稍后选择有代表性的一个或数个播出。
3、“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新闻业行为准则
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所有记者和新闻撰稿人都必须遵守下列原则：
（1）准确
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记者必须尽最大努力，确保广播内容事实准确。在新闻事实的重要细节上可能存在怀疑和争议的情况下，信息则必须建立在至少有两个独立来源的基础上。基于谣传或者不确实信息的节目内容不得播出。事实差错须在广播中尽早更正。
（2）公正
消息必须有利于提高对新闻事件和问题的理解，并能够在清楚的、无曲解或偏见的实际语境中加以报道和讨论。在所有问题上，必须准确并以平衡的方式报道相反的或不同的观点。若某团体或个人的观点对于平衡节目很重要，但他们拒绝发表评论时，应在播出中指出这一点。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必须独立于播出地区的任何政党、执政的或反对的机构或组织、政治移民组织、商业或其他特殊利益组织或宗教团体，并且不赞成或提倡任何特殊的政治、经济或宗教观点。
（3）分析、评论和社论
所播内容应当包含有背景信息和解释的元素，以帮助听众更好地理解被报道消息的意义和作用。在实际报道中，记者不得夹进个人的观点或判断。分析用的原始素材要标示清楚，以便从新闻报道和评论中区分出来。分析中要为听众提供某问题和事件的背景资料、解释和权威的不同观点，但须声明不是作者个人的看法。分析先于评论。如此清楚标示出来的评论，内容是分析性的，语调是公正的，但体现的是作者个人在特定问题上的判断或观点。
（4）谦和、恭谨的语气
播音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平静和谦和的语调，并以身作则，成为文明、理性话语的典范，尊重任何人的人权。播出内容不得包含对任何人或机构的宗教、民族、社会经济或文化轻蔑，遵守共同的礼仪和情趣。播出内容不得包含可能被解释为煽动暴力的材料。在骚乱或其他紧张情势下制作节目，必须平衡和确实。
（5）避免提倡
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支持民主国家共享的民主和人权。然而，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不提倡采纳特别的政策和立法，也不赞成或反对任何通过选举或通过任命产生的职位的候选人。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支持所有民族的自决权，如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赫尔辛基最终决议书》中所宣示的那样。然而并不提倡或赞成分裂主义或分离主义事业。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支持任何人以符合国际认可的形式旅行和迁徙的自由，然而，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广播并不煽动背叛或鼓励移民。
（6）职业伦理行为
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工作人员和节目、出版物的供稿人，在所有行为中都应保持最高的职业伦理水准，特别要谨慎避免任何利益冲突，或因此出现在播出地区内外任何个人、机构、政治或商业利益的关系之中。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员工和供稿人决不可滥用其公众人物的身份或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良好声誉，以谋取个人利益。
四、前苏联阵营的干扰、抹黑和威胁
“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自开办之日起，就成为苏联极权统治集团的心腹大患，被视为“声音入侵”。几十年来，苏联为抵御这种“声音入侵”投入了惊人的开支。BBC曾估计，苏联干扰西方电台的费用每年高达9亿美元，合6亿英镑。1990年，戈尔巴乔夫的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在苏共第28次大会上说，过去20年间，与西方意识形态冲突的支出已达7,000亿卢布。
同时，苏联阵营还全力对“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工作人员抹黑，从土库曼语部遇到的种种情况可有所了解。土库曼语广播建立于1952年，次年3月1日开播，每日播出节目30分钟，原属该台中亚土耳其斯坦语部。土库曼语的开播内容是这样的：“亲爱的听众，今天解放电台第一次对土库曼人民播出节目。我们终于有了我们自己的声音。我们知道，斯大林的政治恐怖使你们在我们的母国沉默。但是在国外我们可以无恐惧和障碍地说话。我们的任务是让你们听到信息，你们在苏联听不到的那些信息。”1972年11月1日该电台的土耳其斯坦语部一分为三：土耳其斯坦-1播出乌兹别克语和维吾尔语节目（1978年3月维吾尔语广播停播）；土耳其斯坦-2播出土库曼语、吉尔吉斯语和塔吉克语节目；土耳其斯坦-3用哈萨克语播出。3个部各自每天播出15分钟节目，合在一起是原中亚地区的节目播出量。独立的土库曼语部成立于1978年，每天15分钟节目。此后十多年，土库曼语部广播增加到每天首播两小时，重播两小时。虽然土库曼语每天的广播时间很短，仍然引发了苏联媒体的批评炮火。土库曼语部有3位元老，即阿拉木拉特、穆拉特和阿曼。二战前这3人都曾蒙受苏联制度带来的灾难，战争期间和战后又同样倍受磨难，后来这3人流亡国外，成为一个流亡政治组织的成员。40多年里，他们为“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和土库曼语部的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土库曼人民称他们是“自由的信使”。而苏联及土库曼政府却假借土库曼人民的名义，长期污蔑攻击他们，甚至胁迫其仍在国内的亲属出面攻击他们。这样的手法在中国的“文革”期间屡见不鲜。
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苏联加紧了针对土库曼语部的反宣传。苏联土库曼的两家日报《苏维埃土库曼斯坦》和《土库曼火花报》指控“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记者是“卖国者”，谴责土库曼语部工作人员否认苏维埃政府的成就，对土库曼斯坦共和国和苏联不怀好意。1983年，《苏维埃土库曼斯坦》报刊载了一篇文章题为“狗叫挡不住大篷车（The Dog Barks but the Caravan Moves on）”，谴责“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和其他西方电台企图以无线电破坏共产主义事业。
1982年，土库曼苏维埃国家电影厂针对“自由电台”拍摄了一部影片，片名为《卖国者》。二次大战期间，不少土库曼士兵为祖国献出了生命，但也有一些土库曼士兵被纳粹德国俘获后成为其合作者。这个影片故意把所有为“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土库曼语部工作的人都描写成卖国者。影片借一个演说人的口说：“自由电台，在最残酷的意识形态敌对中心，坐落在慕尼黑，穿过英吉利花园。这儿，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控制下，为金钱而工作的造谣者们，向四面八方散布谎言和诽谤。很明显，‘自由’的雇佣军已经习惯以叛卖为职业。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被打扮成编辑的穆拉特和阿曼、库尔德兄弟。不久前，他们是德国党卫军中的一员。现在，他们正努力把自己装扮成战士以引人注目。但是他们对谁战斗？对他们的祖国，被他们背叛和出卖的祖国！”1985年，苏维埃土库曼国家电影厂摄制了另一部针对“自由电台”的影片，这部片子引用穆拉特在土库曼斯坦的母亲的话说：“我们托付过你保卫我们的祖国，但是你不成功。你虽然是我儿子，但是我恨你。”他的兄弟则说：“你散布谣言，诽谤我们美好的生活，我们可爱的苏维埃国家。打住吧！不然你就不再是我的兄弟。”阿拉木拉特的兄弟说:“我以我全家的名义谴责他。我的兄弟是一个孤魂野鬼，被国家厌弃。我不希望他有任何好事。”
除了采用抹黑手段之外，苏联当局甚至还使用过暗杀手段来威胁“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工作人员。1954年11月，“自由电台”阿塞拜疆语编辑部主任Abo Fatalibey被谋杀，据推测可能是苏联杀手所为。此前两个月，白俄罗斯语编辑部作家Leonid Karas的尸体在伊萨（Isar）河里被发现，警方怀疑是被扔进河里淹死的。1959年，电台自助餐厅的盐瓶里发现了被人投放的毒品阿托品。事后证实，投毒者是一个来自奥地利的捷克外交官。最古怪的事故发生在1977年9月，Georgi Markov是为“自由欧洲电台”撰稿的保加利亚人，当他步行穿过伦敦滑铁卢大桥赶赴约会时，大腿后部被一把雨伞的尖端碰了一下，4天后他神秘死亡。英国政府高级秘密化学细菌战研究中心的报告确认，Markov系“被用蓖麻毒素不合法地杀害”。蓖麻毒素是一种高致命性化学品，杀手通过伞尖的触碰将一个携带蓖麻毒素的微型金属丸置入其大腿的皮肤里，然后毒发导致死亡。1981年2月21日，位于慕尼黑的电台总部捷克斯洛伐克语新闻编辑部外，被人引爆了一枚10到15公斤重的塑料炸弹，数名工作人员被炸成重伤。警方确认，爆炸系由欧洲一个臭名昭著的恐怖组织所为，其幕后指使者是苏联集团内几个国家的秘密机构。
结语：远未完结的自由事业
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一些乐观的美国政治家曾经考虑如何为“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善后。可是人们很快就发现，旧的新闻审查者下台了，新的新闻审查者，如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又在那些前苏联阵营的国度里浮出水面。在原苏联境内，对新闻的垄断和审查，对“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记者的迫害仍然存在。2006年9月19日，在土库曼斯坦还发生过“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记者Muradova女士被谋杀于监狱内的惨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当天严词谴责加害Muradova女士的行径：“采用暴力手段让记者保持沉默是令人无法接受的罪行。它伤害了个人，侵犯了言论自由这一基本人权，也损害了整个社会。社会需要依赖各类媒体来做出明智的选择。”土库曼斯坦连年被国际记者组织列为新闻检查最严厉的国家之一，其总统尼亚佐夫1991年当选，1999年宣布自己为终身总统，自称为“土库曼之父”，时常以攻击性的口吻提起“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据纽约“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资料，尼亚佐夫每天亲自审批当地主要日报的头版文章内容，这些报纸通常会在显著位置登载他的照片，而该国国营电视台的新闻主播每次广播前都要宣誓，若有污蔑国家、国旗或总统的报导，舌头就会烂掉。
看来，“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工作还得继续下去。而在亚洲大陆的东端，冷战并没有真正结束。“六四”之后组建的、帮助中国听众了解国内真相的“自由亚洲电台”，至今仍被中国政府称为“敌对电台”、“美国反共反华工具”，不能在中国境内设立记者站或派记者进入中国大陆采访；同时，与苏联一样，中国对该台的播音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电波干扰，以破坏收听效果。
历史会记住这些曾经为传播自由声音而奋斗过的电台，以及为此牺牲的英灵。
【注释】
[1] 例如，1958年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出版了Robert Holt的《自由欧洲电台》，1983年布拉格人出版社出版了Sig Mickelson的《美国别的声音：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的故事》，1986年美国的“人权观察”出版了Ludmilla Alexeyeva的《美国对苏联的广播》，1995年美国大学出版社出版了James Critchlow的《头脑之洞电台：自由电台》，1997年美国的西拉库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Michael Nelson的《黑色天空的战争：冷战中的西方广播战》，1998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George Urban的《自由欧洲电台和民主的追求：我在冷战中的战争》，1999年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Gene Sosin的《自由的火花：一个自由电台工作人员的研究报告》，2000年美国肯塔基大学出版社出版了Arch Puddington的《自由的广播：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的冷战胜利》。
[2] 列昂哈德·沃尔夫冈（Leonhard Wolfgang）是一位德国共产党员的儿子，纳粹上台后到苏联寻求避难，在苏联为德国共产党移民子女所办的学校中接收教育。1939年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后，在苏联的德国共产党移民失去了被利用的价值，许多人被送往哈萨克斯坦，有些人甚至被处死或送往集中营。年青的列奥哈德·沃尔夫冈则比较幸运，被送往一所苏联的党校培训。1945年4月30日，23岁的他作为苏联派往东德苏占区的接收干部，跟随他的上司、后来的东德共产党总书记乌布利希，由苏军运回柏林。1948年，由于不满苏联傀儡乌布利希事事秉承莫斯科旨意、阻挠东德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列奥哈德·沃尔夫冈离开了东德，到南斯拉夫寻求政治避难。他的书《革命的儿子》（Child of the Revolution）之英文版1980年由Henry Regnery公司出版，书中第七章题为“跟随乌布利希回柏林”(With Ulbricht to Berlin)，介绍了当时他们是如何建立各级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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