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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过期期刊 MCS 2008 Issue 4 陈伯达与“文化大革命”
期刊 过期期刊 MCS 2008 Issue 4 陈伯达与“文化大革命”
陈伯达与“文化大革命”
一、陈伯达与“文革”运动发起之关系
二、“文革”前期陈伯达的一些主要活动
三、与文革“极左派”从合作到分手
四、1970年庐山会议上的蒙难者
五、陈伯达的“莫须有”罪名
六、陈伯达：一代党内知识分子悲剧的缩影
【注释】
二、“文革”前期陈伯达的一些主要活动
三、与文革“极左派”从合作到分手
四、1970年庐山会议上的蒙难者
五、陈伯达的“莫须有”罪名
六、陈伯达：一代党内知识分子悲剧的缩影
【注释】
陈伯达这个名字与中共的发展史和“文革”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现今40多岁以上者都不会感到陌生。陈伯达在“文革”初期曾被周恩来誉为“我们党的最好的理论家”，周称赞陈是“最善于发挥、善于阐明毛泽东思想，使我们得到很多好处”的中共理论权威。[1]陈伯达曾是毛泽东长年的“笔杆子”，“文革”之初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中共“九大”上陈伯达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位居第四，其个人政治生涯达到顶峰。然而，在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陈伯达竟然被毛泽东翻手打为“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随着林彪的倒台，陈伯达又成为“林陈反党集团”的要犯。1972年的[中发]25号文件的说法是：“陈伯达长期为刘少奇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出谋划策……帮助刘少奇篡党夺权”；陈还伙同林彪“结成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长期进行地下秘密活动，大搞阴谋诡计，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陈伯达是反党乱军，挑动武斗的罪魁祸首，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是国内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帝、修、反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然而，中共粉碎“四人帮”后，陈伯达却在特别法庭上被当作“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被控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反革命宣传煽动和诬告陷害罪”，因此被判刑18年。陈伯达的罪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治环境的变化而不断“与时俱进”，以致于达到荒谬可笑的地步。是耶非耶？陈伯达的人生经历了如此巨大的曲折跌宕，历史对陈伯达应该作出什么样的评价呢？
改革开放迄今已历30余年，国内外有关“文革”的研究也积累颇多，但有关陈伯达在“文革”中角色的研究，似乎仍然没有什么进展，已有的文字无非是重复官定结论，老调重谈。然而，在对陈伯达案的审判上，官定结论几乎可以说是荒谬之极，漏洞百出，完全经不起任何推敲。由此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历史学家为什么不对此案作深入的研究，发掘出历史的本来面目呢？了解陈伯达在“文革”中的真实角色，不仅可以帮助重新判断此案，而且有助于深入对“文革”的研究。
一、陈伯达与“文革”运动发起之关系
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作为中共高层官员，陈伯达无可逃避地卷进这一政治斗争的漩涡。这场斗争之惨烈，时间持续之长，范围波及之广，以及影响之深远，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用“浩劫”一词来形容毫不为过。陈伯达晚年的悲剧也根源于此，值得人们分析思考。
对于毛泽东为何要发动“文革”以及这场运动的前景为何，规模将有多大，陈伯达在“文革”刚开始时并不甚了解。此时的陈伯达还沉浸于他的“电子中心论”之中，希望借发展电子工业提振中国的工业化。“文革”的爆发打断了陈伯达的思考，他被动地卷进了“文革”运动。在这方面，有几件事应予澄清。
其一，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密谋阶段，陈伯达被排除在外。当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上发表时，陈并不知到其来由为何。当时负责《红旗》杂志的陈伯达还“嘱咐过《红旗》不要转载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2]于是，《红旗》杂志按照陈的意见始终未转载姚的文章。
其二，当江青策划“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时，陈并不知情。直到该纪要出笼之后，陈伯达才参与作了一些修改。据参加该纪要起草的刘志坚回忆：“陈伯达到后，江青就主持讨论修改问题，并问陈伯达：‘老夫子，叫你写一下，你写出来没有？’陈伯达拿出他写好的几张纸，谈了修改意见。”[3]这些意见并非陈的发明，不过是体现了毛泽东的意图。陈伯达回忆说：“我按毛主席的意见，做了些文字修改。这个文件毛主席自己改了几次，文件反映了毛主席当时的一些思想”。[4]
其三，陈伯达虽参与了“五·一六通知”的文件准备，但这是奉命行事。据王力回忆，毛泽东要求陈伯达起草这个文件，陈找了王力，参加人还有康生、吴冷西、姚溱。后来，“通知”实际上是由上海的起草小组负责，由江青主持，陈伯达参与。草稿“主席每天都有修改，改的稿子每天送到上海交张春桥，再交我们讨论……毛主席每天都有新的思想，新的观点，后来五·一六通知上那些黑体字，都是毛主席亲笔加的。有些虽然不是黑体字，但问题提得很尖锐的，也是他加的。”[5]陈伯达自己也说：“这个稿子后来在杭州会议期间大部分被毛主席改写了。”[6]
其四，1966年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决定重新组成“文化革命小组”，陈伯达虽担任组长，但该机构的实际权力在江青手中。当时，周恩来几次与陈伯达谈话，要求陈伯达出任“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只是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的理论家、笔杆子，将毛泽东的话语系统化、理论化乃陈伯达的本行，但陈本人却缺乏组织和行政能力，不适于做这种工作。陈伯达多次推辞，最后周恩来不得不说：“你还是共产党员，难道中央不能安排你的工作吗？”此后不久，毛泽东回到北京，陈伯达“又向他提出，我是个‘书生’，担任不了这个职务。毛主席说，你可把‘书生’两个字去掉。这样，我就只好担任了。”[7]于是，陈伯达不得不服从中共的组织纪律，硬着头皮接下了这个费力不讨好的工作。这个小组名义上在政治局常委管辖之下，实际上只对毛泽东一人负责。从这个小组的组成即可看出毛泽东的真实用意：“文革小组”的副组长是江青、张春桥，顾问是康生；“文革小组”的组长既要有一定的地位，又不能喧宾夺主、刚愎自用，搅了毛泽东安排江青施展拳脚的舞台、脚本，所以，陈伯达名为组长，但起主导作用的却是副组长江青。也难怪陈伯达后来自嘲，自己不过就是个“小小老百姓”、“刘盆子”而已。
从“文革”发起过程的实情来看，陈伯达原本并不属于毛泽东和江青特别属意的那个上海文人小圈子，只是受命参与了一些有关文件的后期制作。陈伯达既非“文革”的主导者，也未发挥关键的无可替代的作用。作为中共中央的理论权威和“笔杆子”，陈伯达实际上是勉为其难地卷进这场运动之中，被毛泽东所利用，由此欲罢不能、越陷越深。
二、“文革”前期陈伯达的一些主要活动
究竟陈伯达在“文革”前期中扮演过什么样的角色，后来对他政治定罪所使用的理由是否都正当，这是官史学者往往竭力回避的问题，而本文则试图通过回顾“文革”前期一系列事件中陈伯达的所作所为，来分析究竟应当如何客观地认识陈伯达的“罪责”。
1．“文革”初期的《人民日报》夺权事件
“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是“文革”早期最重要的一项任务，而掌握舆论工具更是“夺权”的重中之重。1980年底“四人帮”和林彪集团的“两案”审判中，陈伯达的一项重要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指的就是“文革”初期陈伯达于1966年5月31日率领工作组进入《人民日报》夺权和6月1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炎黄春秋》2006年第6期发表的余焕椿的“陈伯达是怎样在人民日报夺权的”一文，依然重复官方老调，将陈伯达当时的作为视为陈的个人行动，声称“一夜之间《人民日报》便落入陈伯达之手，成为中央文革呼风唤雨、制造混乱和草菅人命的工具”。这一说法显然是背离历史事实、有失公正的。
事实上，“夺权”的精神来自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刚刚通过的“五·一六通知”，而派人到《人民日报》夺权则源于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这三个政治局常委的决定。5月30日，刘、周、邓联名给毛泽东写信，说明向《人民日报》派遣工作组的必要性。信中说：“两个月来，《人民日报》的威信大大下降，对党和国家造成不利的影响。由于报社编委会不能改变现在的局面，许多人要求中央派工作组去。我们今日开会讨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的直接领导下，掌握报纸每天的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在京工作组人员拟于5月31日即进报社工作。”毛当天批示：“同意这样做。”[8]
5月31日，在中南海怀仁堂的工作组全体会议上，邓小平讲了话，批评《人民日报》跟不上中央的步调，许多重大问题都是《解放军报》先报道云云。然后，邓宣布向《人民日报》派工作组，由陈伯达负责，并对该报的工作作了具体指示。[9]显然，陈伯达到《人民日报》的所为，不过就是执行刘、周、邓三人的决策而已。后来官方评介这段历史时，居然置历史事实和因果关系于不顾，将所谓的“夺权”罪责栽到陈伯达一个人头上。
至于《人民日报》被夺权后发表的那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事前虽来不及报送远在杭州的毛泽东过目，但都送给在京的几位政治局常委审阅，他们均未提出任何异议。这表明，刘、周、邓等人对此社论都持赞同态度。实际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提法，早被中共领导人们多次使用，并非陈伯达的独创。中共党史专家王年一在评论此事时指出：“周恩来还在公众场合两次以肯定的语气提到这篇社论。”[10]如果说安排《人民日报》的夺权和发表这篇社论属于“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那么，毛、刘、周、邓等几人决定夺权，刘、周、邓批准发表此社论，难道不更应被追究此罪？当然了，中共的喉舌们和当年负责“两案”的特别法庭审案者，也不过是奉命患“选择性失忆症”罢了。
2．“文革”初期撤销“工作组”
“文革”初期，由于大专院校的学生率先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起来“造反”，一时间全国上下一片混乱。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按中共惯用的办法，派出工作组，试图把“文革”运动纳入自己能够控制的轨道。然而，派驻工作组进入大专院校收效并不明显，工作组成员们自己也难以掌握复杂多变的运动走向，往往无所适从，结果导致了工作组与学生之间的严重冲突。如何对运动加以引导，中央内部出现了较大的分歧。6月11日胡克实传达刘少奇的指示时说：“在北京以2个月左右时间来搞夺权，这是新的反右派斗争，在局势明朗的情况下，党团组织可以及早改组，即整党整团。要抓工作队，政策还是要注意，对问题较少的干部要帮助，无非是检讨，尽量不至掉进3类，内外有别要注意。”[11]但陈伯达却在7月13日、19日和22日的中央会议上3次提出撤出北大工作组。[12]现在没有证据证实陈伯达的这一主张是否出自毛泽东的授意。陈伯达垮台后，他的这个主张被解释成试图挑起“文革”初期的动乱。事实上，派出工作组和撤销工作组都是中共中央的集体决定，并非陈伯达一人所能左右。陈后来回忆说，“那时，如果不撤消工作组，事情是否就能好一些呢？恐怕很难说。当时工作组已经把许多学生和教师定为‘右派’、‘反革命’。不撤消工作组，那就是回到1957年‘反右运动’的状况，不允许群众批评领导，一批评就说人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给定为‘右派’、‘反革命’。”[13]
3．对各地“造反派”夺权的态度
毛泽东在1966年12月26日庆贺自己73岁生日时说了一句震惊四座的话：要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实际上是毛要在党内开展全面夺权的信号。事后，王力、关锋等几位“秀才”仔细琢磨了毛的意图，起草了1967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此文号召“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以王洪文为代表的上海“造反派”随即掀起了“上海一月风暴”，夺了上海市委的权。然而，陈伯达却“擅自在北京庆祝中央给上海贺电的大会上讲了不同的提法”，“陈伯达说上海自下而上的夺权，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群众组织只能监督，不能夺权”；“毛主席马上知道了，马上开了个会批评陈伯达，支持上海。毛主席明确地批评了陈伯达。”[14]然后，王力和关锋起草了1月1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公开号召夺权，但陈伯达却未参与该文的写作，而是自己起草了另一篇《红旗》杂志社论“响应毛主席号召，到群众里面去”。在王力看来，陈伯达此文“不痛不痒”。由此可见，陈伯达在“造反”夺权问题上与毛泽东等人在认识上还是有相当的距离。陈伯达也明确反对“造反派”冲击《解放军报》和新华社。1月20日，陈伯达指示说：“《解放军报》只能由本单位革命派自己闹革命，外单位都不得冲，违犯者就会犯错误。”同一天，他还指示：“新华社是党中央重点保护单位，不能冲，谁冲后果由他负责。已进驻的社外人员，请他们先退出去，以后再说。”[15]当然，尽管陈伯达有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但他还是必需执行毛泽东的指示。
4．陶铸倒台谁之过？
当今的党史界将“文革”初期党内第四号人物陶铸的倒台归咎于陈伯达和江青的发难。更有甚者，还有人将这一斗争归结于陈伯达与陶铸之间的所谓“个人恩怨”。那时，毛泽东调陶铸到中央工作，希望陶铸成为斗争“刘邓集团”的重要人物，但陶铸的表现令毛泽东失望。据王力回忆：“这时主席定了开批评陶铸的生活会，历史学家不知道这个会。这个会在怀仁堂，总理主持，叫‘生活会’。这‘生活会’是政治局扩大会，是12月下旬开的……这个会明明白白地说批评陶铸，叫陶铸作检讨的会。这个会上的发言是一边倒，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一致批评陶铸。主要发言是陈伯达。”[16]王力在“文革”后的回忆中，将参与批评陶铸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姓名隐去，唯独点了陈伯达的名字，可能是因为陈伯达早已垮台。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一致”批评陶铸，其中当然也包括周恩来。显而易见，批判陶铸的指示来自毛泽东，陶铸的垮台乃毛泽东一手造成。
1967年1月4日，陈伯达在睡梦中被江青叫去，江要求陈将陶铸的“问题”向社会公布。王力提到，“打倒陶铸不是突然的，而这个公开宣布是突然的。”1月8日，毛泽东在开会时说：“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很不老实。”毛甚至说：“希望你们能开会把陶铸揪出来才好呢。”[17]然而，日后毛表面上又表示对陈伯达和江青打倒陶铸的不满。毛的这种两面派作法并不能真正掩饰他对陶铸先用后弃的意图。1967年9月，毛泽东亲自修改了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给陶铸作了政治定性。陈伯达在打倒陶铸一事上，看来更可能是被毛氏夫妇所利用。现在官史学者将陶铸的倒台归结为陈伯达的过错，实有失公允。
5．陈是“二月逆流”中反对老帅们的主将？
所谓“二月逆流”是指1967年初在中央政治局于怀仁堂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一些老帅和国务院副总理与“中央文革”成员们的争论。陈伯达在怀仁堂的那次会议上并未发言，事后也未向毛泽东告状。以致于江青事后曾说过，政治局中只有谢富治的立场是坚定的，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在路线斗争中动摇。此次事件发生后立即被指责为“二月逆流”，当时毛泽东是全力支持“中央文革”的。为了维护“中央文革”的地位，毛泽东自己主导了对几位老帅们的批斗。毛还发出狠话：“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18]于是，几位老帅和副总理们“靠边站”了，江青等人更加有恃无恐。
然而，到了1971年林彪死后，毛为了拉拢军队的老干部，又改变了对此事的说法。该年11月14日，毛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时谈及“二月逆流”，他说：“‘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有气，发点牢骚。”[19]毛泽东这句话似是而非，既有谎言，又避重就轻。首先，当时与军队的几位老帅和国务院的几位副总理发生争执的，并不是林彪，而是江青、张春桥这些毛泽东倚重的极左派；其次，陈伯达虽然参加了那次会议，但他并不是几位老帅们发泄不满的主要对象，叶剑英等人因当时江青未出席怀仁堂的会，乃借着批评陈伯达来表达对“文革”运动的不满；再次，毛泽东所说的“五·一六集团”是更晚一些时候才出现的事，几位老帅怎么可能在半年前就对尚未发生的事展开斗争呢？因此，王力认为，“一字不提老帅们和副总理们是对付江青的，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实在是个不小的失误。”[20]
6．反对冲击军队
“文革”初期，林彪主张军队“不介入”地方的运动，但毛泽东数次接见各地“红卫兵”，对军队构成了强烈的冲击。1967年1月21日，毛泽东明确指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21]陈伯达则反对“造反派”冲击军队。1966年11月军事院校的“造反派”围攻国防部，陈伯达在8日发表了一份书面讲话。其中提到：“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大道理管小道理。这是毛主席经常说的。今天的事不管你们有这样或者那样，一千条或一万条道理，但是比起冲进我们无产阶级神圣的国防部来，你们的各种道理都站不住脚了。……希望你们立即离开国防部。”[22]不久，他又对第二军医大学的“造反派”讲话：“你们要准许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要给改正的机会。……你们也不一定打倒邱会作同志，打倒了他就不能工作了。让邱会作在工作中改正错误。……我也是保徐向前和邱会作的，……斗刘志坚我也不赞成。”[23]
为了防止军队陷入无休止的混乱，1967年1月25日，“林彪同徐向前、陈伯达、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共同商议后，拟出7条规定，当天送给毛泽东。”[24]这个命令送到“中央文革小组”讨论时，江青等人强烈不满，而陈伯达则站在林彪、徐向前一边。时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回忆：“陈伯达把文件塞到我口袋里，对我说：‘已经通过了，你快点走吧’。”[25]这实际上可以被看作是陈伯达不希望江青等人再借机生事，以免夜长梦多。1971年陈伯达遭到批判时，江青1月3日在华北会议上讲话说，1967年那个阻止“造反派”冲击军队的文件，“是陈伯达这个王八蛋反对文化大革命，和几个老总压着林副主席要文化大革命刹车，逼着林副主席搞了几条。”[26]由此可见，在“中央文革”内部，因为陈伯达反对“造反派”的极端行为，曾试图让“文革”刹车，他与江青、张春桥等有某种程度的对立。也可以说，江青的这个讲话道出了陈伯达倒台的远因。
7．反对“血统论”
“文革”初期，北京一些中学流行起“血统论”思潮，宣扬“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股思潮实际上是毛泽东与中共推行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上产生的反响。这一思潮的泛滥对整个社会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似乎“红五类”的子女们天生优秀，可以继承“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黑五类”则天生下贱，注定要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陈伯达对此坚决反对。在1966年10月16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在题为“两个月来运动的总结”的讲话中，将这股思潮称为“反动的血统论”。他强调指出，血统论“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不久，由陈伯达主管的“两报一刊”在1967年元旦社论进一步指出，“封建地主阶级宣扬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就是这样的血统论。它是彻头彻尾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27]在中共高度强调“阶级出身”的年代，陈伯达能严厉批判血统论，遏制这股思潮的泛滥，确属难能可贵。
8．对华北地区混乱局面的干预
“文革”初起时，许多地区的派性斗争不断，武斗不止，一些地区的“造反”组织甚至私设公堂，关押、殴打所谓出身不好之人，造成许多地区动荡不安。陈伯达曾多次指示解散非法关押人的场所，取缔这些私设的公堂，释放被关押人员。1966年11月，由陈伯达直接起草，北京市专门发出通告，要求立即制止这种行为。1967年8月6日谢富治在给林彪的信中说：“中央决定陈伯达负责解决华北地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由谢富治、郑维山协助，建议华北地区担任三支两军任务的海、空军领导同志参加。”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批示“同意”。8月9日，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周恩来和康生宣布了中央的分工决定：周恩来管中南和西北，陈伯达管华北，康生管东北，江青管华东和西南。周恩来在会上说：“作这样的分工，是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推动形势发展，实现毛主席争取明年春天或稍晚些时候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1967年底，经中央安排，陈伯达等人到河北一些地方视察，以促使河北地区结束两派武斗和无政府状态，建立政权机构“革命委员会”。陈伯达行前曾向毛泽东请示并得到批准，周恩来亦曾给予指示，并对其行程做了安排。[28]陈伯达此行在制止武斗和稳定局势方面颇有成效。原北京军区负责人李雪峰回忆：“陈伯达来河北，基本解决了河北安定团结的问题，使河北省顺利成立了河北省革命委员会。”[29]不过，在当时极为复杂混乱的局面下，陈伯达在解决棘手问题时也有一些偏差，主要是站在北京军区立场，压制了一些反对北京军区和河北省军区的“造反”组织。1970年，陈又第二次赴华北视察，目的是解决华北地区的经济协作问题，调查解决当时钢铁等大型企业原料紧张、生产效率不高等问题。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参加了这次视察。[30]
然而，毛泽东发动对陈伯达的批判时，竟然罔顾事实，指责陈是华北地区的“太上皇”。陈伯达的两次华北之行，事前都曾向毛泽东和中央请示，事后也都作了汇报，可毛却抵赖说，“中央没有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对于毛的反复无常，中央高层其它成员均假作不知。毛泽东之所以不承认中央曾经安排陈伯达分管华北地区的决定，一方面是为了给陈伯达罗织罪名，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对北京军区大改组寻找理由。
9．负责陆定一专案组构成“诬告陷害罪”？
“中央专案组”是“文革”初期成立的审查迫害高级干部的机构，直接对毛泽东负责。据王力回忆：“专案组机构的成立开始于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成立一个处理彭、陆、杨这几个人的机构，……一个是彭真的组，由周总理亲自负责，一个组是康生负责，一个组是陈伯达负责。”[31]吴法宪晚年的回忆录也有记述：“每个专案组的领导都分为两层，最上一层是中央文革碰头会负责，但是实际上掌握着中央专案组工作的是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四个人，……主管陆定一专案的是陈伯达，我和谢富治是陆定一专案组的成员。”[32]陈伯达在自己的回忆中没敢提到周恩来负责审查迫害高级干部的“中央专案组”，他小心地写道：“我的记忆，专案的事，都是江青总管，有时，她在形式上也开过一些会，但她说了算。我管的陆定一的案子，就是江青分配的。”[33]中共在1980年的“两案”审判中给陈伯达定的“诬告陷害罪”，主要就是指陈伯达负责陆定一专案组一事。那么，周恩来负责彭真专案组，难道就不属于“诬告陷害罪”？若周恩来无罪，则陈伯达的“诬告陷害罪”据何而立？
其实，打倒“彭罗陆杨”是毛泽东为了打倒刘少奇等人所安排的一项“战略部署”。1966年5月24日，中共中央的中发［66］278号文件称：“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停止和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和杨尚昆四同志职务问题的决定已经下达。会议决定，中央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进一步审查彭、陆、罗、杨四同志的反党活动和他们之间的不正常关系。……陆定一同志的妻子严慰冰，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在文化革命的问题上，陆定一的立场和观点是同彭真完全一致的。陆定一垄断中央宣传部的工作，打击左派，包庇右派，替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很显然，陆定一被打倒以及受迫害，主要责任在毛泽东，陈伯达并非“诬告陷害”陆定一的元凶。陈伯达被打倒数年之后，1975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的中发［1975］25号文件将陆定一定为“内奸嫌疑、叛徒、阶级异己分子”，并宣布并把陆定一“永远开除出党”。这也证明，陆定一冤案乃毛泽东一手造成，将这个冤案算到陈伯达头上，实乃嫁祸于人。当然，陈伯达在陆定一一案中也有其应负的责任，但陈不应承担最主要的责任。
三、与文革“极左派”从合作到分手
江青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个“打手”，“文革”中其权势如日中天。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起初到处发表讲话，不遗余力地为毛泽东的“文革”吹喇叭抬轿子，也点名批判一些老干部，致使一些老干部被无情批斗，甚至被捕关押。这无非是按照毛泽东的政治路线行事，陈伯达自己并未主动提出任何新的主张。同时，陈伯达也曾在力所能及时保护和关照过一些老干部，如周扬、胡乔木、胡昭衡等。“文革”结束后，这些老干部曾以不同的方式向陈表示善意。周扬还于1982年4月23日在自己的家中接待了正在服刑中的陈伯达，两人叙谈长达4小时。[34]陈伯达在运动中对江青执意打倒的一些老干部伸出过援手，这是陈伯达后来不见容于江青的一个重要原因。
陈伯达虽然贵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但在小组内却是个傀儡，副组长江青常常颐指气使，盛气凌人地压在陈伯达的头上。陈伯达回忆说：“文革小组如开会，江青总是继续瞎想瞎说，并且说了就算，跟她不能讨论什么事。这种会开下去，只能使她可以利用小组名义，把小组当作她独立的领地，继续‘独裁’，胡作非为。”[35]陈伯达曾想起草一个中央文件，将“中央文革小组”规定为在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下的工作机构。其本意是想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行为有所约束，即对江青有所约束，使得“中央文革小组”不能擅自作主而必需向中央请示。此举惹恼了江青，江青从此对陈伯达怀恨在心。陈伯达说过：“我只有不肯召集小组单独开会的这点本事，可以对付一下江青。”由于他不再单独召开“文革小组”的会议，而是参加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江青为此曾多次大骂陈伯达，陈伯达甚至萌生了辞去“文革小组”组长的想法。[36]林彪知道了陈伯达这一想法后，对陈伯达说，“你不占住这个位子，她（指江青）就会上来，祸害的人会更多。”[37]陈伯达于是打消了辞职不干的念头。
随着“文革”运动造成的混乱日益加剧，陈伯达与江青等人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分歧。1966年11月上海发生了“安亭事件”，陈伯达向滞留安亭的工人发去电报，强调搞好生产是大道理，要求工人迅速返回工作岗位。陈的电报受到了毛泽东、江青、张春桥的批评和否定。1967年初，上海发生了“造反派”夺上海市委权力的“一月风暴”。陈伯达在有关会议上明确表示了反对意见，认为自下而上，只能监督，不能夺权，结果再次受到毛泽东、江青、张春桥的批评和否定。[38]
1968年1月29日，陈伯达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写了一封很重要的信。陈伯达在信中说：“我觉得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大力发展电子工业，大力发展现代化的电子技术、电子器材的工业。发展现代化的电子工业设备，不仅是电台设备的需要，而且是一切工业、交通部门的需要。大量的事实说明，现代化电子工业的发展，将促进我们的工业大跃进，将是在我国进行人类历史上新的工业革命的出发点。采用现代化电子技术能够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产品质量，而且能够大大节约原材料，这是符合社会主义经济的增产节约的要求，同时是实现主席历来提出的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一项具体措施。对国防工业来说，无论海、陆、空军都必須大力发展现代化的电子装备。国防工业，在这方面可能而且必須作为先导，对整个工业、对整个国民经济起带头作用。”“这个问题是否可由科学部门、国防科委、计划部门和工业部门召集一个专门会议，考虙一个方案，统一部署，做出计划。可由国防科委及国防工业部门，先开会，后提问题和方案。请主席批示。并转给聶荣臻、李富春两同志参考。”王年一指出：“陈在1963年就提出过大力发展电子工业的意见，说明他具有远见卓识。在1968年‘天下大乱’之时又提出，而且郑重地写信向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提出，说明他勇敢和睿智。他提出的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发展战略问题。他的意见，当时没有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不予重视，下面是不好办的。”[39]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陈伯达力图促使毛泽东将工作重点转向发展生产和科学技术，与他1969年初起草“九大”报告稿时提出“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的看法，彼此呼应。这种观点也表明，陈伯达在思想和政治路线上与“文革”极左派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陈伯达倒台后，因这封信的内容而遭到严厉批判。中共中央1971年1月26日发出的“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声称，陈伯达的主张是“公然同毛主席的‘以钢为纲’的方针相对抗”。
陈伯达是党内最重要的理论家，“九大”报告的起草由他牵头。陈回忆说：“‘九大’前，原来决定要我和张春桥、姚文元共同起草报告稿，我不愿同张、姚等人合作。起草人名单，是我列在前面，就自己着手。”当时，陈伯达刻意撇开张春桥和姚文元，在林彪的首肯下自己单独起草。陈伯达起草的报告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因此与江青、张春桥等人发生了激烈争论。陈伯达批评张、姚另行起草的报告草稿是主张“运动就是一切”；而张、姚则批判陈是“唯生产力论，是搞修正主义”。面对这一原则性的争论，毛泽东站在张、姚一边，否定了陈的稿子。[40]毛甚至说，帝国主义的本性不会改变，陈伯达的本性也不会改变，批评陈总是把经济放在首位，而不是把毛的“继续革命论”放在首位。
特别要指出的是，陈伯达在中央会议上批评张春桥、姚文元的报告稿时说：“还是要发展生产，搞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尽搞运动、运动，像伯恩斯坦说的：运动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在当时政治背景下，这句话份量很重，不单单是批判张、姚，而是党内高层内部对长期占主导地位的依靠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治国的毛泽东错误路线的第一次严肃批判。正如高文谦所述，此话“戳到了毛泽东的痛处。毛大为恼怒，狠很批了陈伯达一顿，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否定了你的报告，你陈伯达不到半个月就反攻了。”此后中央专门开会，对陈伯达作了言词激烈的指责和批评。[41]
实际上，正是这次冲突，使毛、陈关系从此难以弥合。现今中共官方仍然声称，林彪、陈伯达等人与江青等人之间的矛盾，是两个“反革命集团”之间的矛盾。事实上，林彪、陈伯达等人与毛泽东及其亲信“四人帮”之间的对立，其实质是以发展生产为主要任务，还是主张政治运动就是一切。这是两种政治理念、两种治国方略之间的对立，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是大非。如果说发展生产的主张可以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那么毛泽东死后中共的改弦更张岂不是失去了正当性？如果说打倒“四人帮”之后中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施政方针是正确的，那么毛泽东率领“四人帮”坚持“继续革命”的主张就是错误的，而批评这种错误的陈伯达就不应该被扣上“反革命集团分子”的帽子。现在看来，虽然当时陈伯达遭到批判，但他的主张对后来者不无激醒作用。
四、1970年庐山会议上的蒙难者
中共“九大”后，林彪、周恩来的势力有了很大增强，原“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虽然大都升为政治局委员，但他们的行情却日显低落。江青的“中央文革小组”日益虚名化，这个江青藉以称王称霸的“衙门”未能以中共中央的常设机构保留下来。“文革”初期的“造反”夺权基本停止了，政局趋于平稳，工农业生产逐步恢复，于是处置中央日常事务的主要权力到了周恩来的手中，由周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下，陈伯达这个“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主动削弱“中央文革”的地位，限制了“中央文革”的作用。这是陈伯达与江青为首的“文革”极左派最后决裂的标志。陈伯达回忆说：“‘九大’结束后，她（江青）还要用‘中央文革’的名义重新发表她在上海的那个‘座谈会纪要’，‘要大家学习’。文件送到我处，我写上‘凡是中央文革小组文件都必须由毛主席批’，毛主席一见文件，就把‘江青同志’四个字勾掉了。”[42]有一段时间江青等人在北京的“市场”日显萎缩，他们不得不时常呆在上海。
江青等人面对这种被冷落的局面表现出强烈不满，于是江青拉着张春桥、姚文元，不时抵制周恩来领导的中央工作，采取各种手段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从1969年底到1970年5月，江青曾4次出面召集部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发泄对“九大”后中央工作的不满，其中有两次集中攻击周恩来，不仅历数周恩来历史上的“罪行”，而且联系周在“文革”中的种种严重错误，甚至诽谤周的人格和品质。[43]江青的活动受到军委办事组的抵制，林彪指示黄永胜、吴法宪直接向毛泽东报告江青的言行，并请邱会作向周恩来通报情况。[44]当周恩来受到江青攻击时，林彪曾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不怕得罪毛与江。江青攻击周恩来未获成功，便改由张春桥出马，把矛头转向了林彪。张春桥在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时，故意将林彪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和“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一语删去。此举引发了军委办事组对“文革”极左派的强烈不满。[45]
这就是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之前双方的位势。在林彪与江青的摩擦当中，陈伯达选择站在了林彪一边。以往大陆官方和学者通常把陈伯达对林彪主张的支持说成是陈“投靠”林彪，这种说法歪曲并篡改了历史。当时，陈伯达放弃毛泽东、江青这最安全可靠的“政治保护伞”，而“站队”到林彪阵营，政治风险是显而易见的。但陈伯达宁肯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也要如此做，说明他的选择不是简单的个人地位、利益上的考量，而是因为他的政治理念和林彪相通，有相当的共识。同时，在政治关系方面，陈伯达与林彪可能都认为，这次庐山会议是个机会，中央应该对江青、张春桥等人有所约束和批评。当然，由于江的毛夫人之特殊地位，批评的矛头不能对准江青，只能指向“文革”极左派的第二号人物张春桥。
1970年夏，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于8月21日抵达庐山，陈伯达当天下午就拜访林彪，谈了一个多小时，商讨了如何批评张春桥。[46]全会开会前，林彪特意去见了毛泽东，向毛表示要在会上讲讲话。当毛泽东知道林彪就宪法修改草案一事的争执欲批评张春桥时，毛表示：这不是张的意见，是江青的意见，是江青在背后搞的鬼。你可以讲，但不要点张的名字。于是，林彪在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了长篇讲话，这篇看似吹捧毛泽东“天才”的讲话，暗藏的玄机却是对张春桥的严厉批评。为了配合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陈伯达连夜布置秘书查找马恩列斯关于“天才”的语录，临时拼凑了几条恩格斯和列宁的语录，并请中办主任汪东兴安排打印分发。在华北组的讨论中，陈伯达发言说：“十一中全会公报上就是这样写的：‘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是宣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公报，但是竟有人说这些话是一个讽刺。……吴法宪同志说过一句很好的话，就是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这是绝对办不到的。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已经觉悟了的全国人民，很快就识破这种虚伪、阴谋诡计。”[47]陈伯达的发言和后来华北组的2号简报犹如一颗重磅炸弹，震撼了与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矛头指向张春桥。当全体与会者得知林彪讲话中所指的“坏人”就是张春桥时，顿时群情激愤，各组愤怒声讨张春桥之声不绝，张春桥等人顿时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陷入了随时可能的灭顶之灾。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容易理解，在当时的中国政治舞台上，盲从毛泽东的习惯势力是多么的强大，要想扭转占据主导地位的错误路线是多么的困难。直接对抗毛泽东既定的大政方针是根本不可能的，只能采取一种迂回曲折的方式，在对毛泽东表示充分拥护和对毛的既定方针予以抽象肯定的前提下，设法否定其具体政策和贯彻该政策的核心人物。这也是彭德怀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写意见书时的策略，彭只敢对农业生产的具体问题提意见，但表面上仍然表示拥护“三面红旗”。同样，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陈伯达的讲话都表示拥护毛泽东，也未否定“文革”，但他们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话语，集中批评顽固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路线的主要代表张春桥，实质上是对毛路线的釜底抽薪。
毛泽东当然很清楚，批评张春桥其实就是批评张所代表的毛式路线，绝非林彪、陈伯达与张春桥之间的个人意气之争。所以，毛在批示“批陈”问题时写道：“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了。”毛所说的“反九大”，其实就是指党内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希望以发展生产为主要任务的主张。后来，毛泽东在1971年8月的南巡讲话中明确表示，“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是反我。”[48]毛泽东在坚持“文革”这个问题上是一步都不退让的。张春桥是毛泽东和江青发动“文革”的骨干人物，对张的批判就意味着对毛所发起的“文革”的不满和清算。陈伯达曾经是“文革”派阵营里的大将，如果说他在“文革”初期跟随毛泽东和江青积极参与“文革”运动是其一生的污点，那么此时的陈伯达无疑已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反省，试图与江青、张春桥等“文革”极左派划清界限，站到了反击“文革”极左派张春桥的最前沿。这一举动应当得到历史的公正评价和肯定。
庐山会议上面对汹涌澎湃的“反张”声浪，张春桥已无路可退。江青带着张春桥、姚文元闯到毛泽东住处“告御状”。张、姚二人各自抱住毛的大腿放声大哭，把毛的裤子都弄脏了。张、姚表示，现在各组都在”揪人”，连华东组也要揪人，而且要追查后台。[49]毛泽东明白，在“反张”“揪张”的背后，隐藏的是中央委员们对“文革”的不满和对“文革”极左派的仇恨。于是，毛泽东在8月25日的中央常委扩大会上大发淫威，下令中央全会休会，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制止继续“揪张”，同时责令陈伯达请假检讨。经过5天的思考，毛泽东写下了他的又一张“大字报”－－《我的一点意见》。毛抓住陈伯达编辑的几条恩格斯、列宁关于“天才”的语录，将陈伯达的言行上纲上线，指陈伯达“欺骗了不少同志”，并且言过其实地说，“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毛甚至指责陈伯达“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参加庐山会议上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里，参与“倒张”的人极多，包括汪东兴这个毛身边的红人，但毛不能发动一场对大多数中央委员的全面斗争，也不能与林彪翻脸，否则“九大”以来他苦心经营形成的“团结”就荡然无存了，于是他选择了陈伯达作为打击对象，以儆效尤。然而，毛又不便把问题挑开，直截了当地指斥陈伯达反对“文革”，于是毛便用强词夺理的手法，抓住所谓陈伯达“鼓吹天才”之论大事批判。其实，“文革”之初，毛就完全认可了把毛吹捧成“四个伟大”的宣传口径，他从来不反感对自己的各种吹捧。但这一次，为了批判陈伯达，毛突然装出一副他似乎从来就厌恶吹捧的姿态，并藉此大肆发挥。世界上是否存在“天才”，原本是个可以讨论的话题，毛却故意将其政治化，似乎谁鼓吹了“天才论”，便是犯下弥天大罪，成了“反党”、“反革命”。日后，毛泽东甚至将“天才论”归结为“反革命政变的理论纲领”。
当然，仅仅因为陈伯达支持和鼓吹了“天才论”，就立刻把他彻底打倒，毛也明白这毕竟难以服人。陈伯达侍奉毛泽东凡33年，是毛多年来依赖的理论家、“笔杆子”，一生中为毛起草、撰写了大量文章、文件，这些过往经历是难以抹煞的。于是，毛一方面在庐山会议之后当面对陈伯达假惺惺地说，“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甚至在陈伯达离开之际还握着陈的手说，“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50]；另一方面，又密召置散已久的叶剑英赶到庐山，担任“陈伯达专案组”的特别顾问，专程去福建、广东收集陈伯达的“历史问题”，为彻底打倒陈伯达做准备。[51]与此同时，毛以批判陈伯达为名，开始了削弱林彪手下的军委办事组、对北京军区领导班子“大换血”等一系列行动。首先，毛泽东指示召开“华北会议”和军委扩大会，严令北京军区深揭狠批陈伯达的所谓“罪行”。毛利用38军写的揭发陈伯达的材料，指责陈伯达是华北地区的“太上皇”，再以此为借口，对北京军区开刀。江青亲自与会，将北京军区负责人的言行上纲上线。她信口开河地说：“北京军区也是企图挟天子令诸侯，搞政变夺权，谋害毛主席。”[52]此语道出了毛泽东对北京军区领导班子“大换血”的真实目的，即用自己信任的人来控制住北京军区，从而保证自己的安全。1970年底，通过召开“华北会议”，原本与陈伯达毫无关联的北京军区政委兼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雪峰和北京军区司令郑维山两人被无端撤职，李雪峰和郑维山莫名其妙地与陈伯达一起被打成了所谓的“陈李郑反党集团”。北京军区负责人被换成毛泽东信得过的李德生和纪登奎。陈伯达则在庐山会议后不久即遭软禁，1971年林彪死亡后被关进秦城监狱，其罪名也从党内矛盾上升为了敌我矛盾。
五、陈伯达的“莫须有”罪名
1971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其第一部分题为“陈伯达的反动历史”，主要内容包括“家庭出身和入党前的个人历史”、“和国民党军阀张贞的关系”、“被捕叛变”、“失掉党的关系问题”、“托派问题”、“在天津工作时的错误和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陈翻案的问题”、“写反共文章”、“里通外国嫌疑”；第二部分题为“投靠和追随王明、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主要内容有“追随王明，鼓吹‘国防文学’和‘国防哲学’”、“一贯投靠和追随刘少奇，是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秀才和头面人物”；第三部分为“对抗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党乱军，阴谋篡权”，主要内容有“大派工作组，又把自己装扮成反工作组的英雄”、“陈伯达是萧华、杨、余、傅、王、关、戚、‘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进行的几次突出的反党阴谋活动”、“陈伯达借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机会，炮制了一个继承刘贼唯生产力论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反无产阶级专政的，分裂党的黑纲领”、“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的阴谋活动”；第四部分为“投靠王明、刘少奇，招降纳叛，搞独立王国”。[53]正如王年一所指出的：“这个材料，若干问题符合事实，许多问题不符合事实，在某些问题上混淆是非。铺陈了许多不实之词和陈伯达在历史上交代过的问题。”“揭发批判陈伯达的‘大方向’掩盖了不实事求是。”“批陈颇多牵强附会，……人为地制造了纠纷。”[54]
随后，中共中央在1973年召开的“十大”上给陈伯达正式定性为“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开除陈伯达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这些罪名完全是“莫须有”的欲加之罪，迄今为止，中共也未拿出任何像样的证据证实这些罪名。
事实上，陈伯达一案是毛泽东一手制造的冤案。而这个冤案又连带着产生了一系列冤案：李雪峰日后被定为“林陈反党集团”首要份子，被开除党籍，押送安徽六安劳改；郑维山也被撤销职务，送到安徽某农场劳动改造；中办副主任王良恩则被诬为林彪死党，含冤自杀；连庐山会议上的“华北组二号简报”都被定性为“反革命简报”，大批干部被迫做检查，并受到“造反派”的围攻批判。
1979年11月，王良恩被“平反”，恢复了名誉。1979年12月6日，中共中央93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宣布，平反所谓的“华北山头主义”。1980年9月22日，郑维山的问题得到了解决。1982年4月1日，中共中央宣布撤销了当年专案组给李雪峰的定性，恢复了李雪峰的党籍，同时为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2号简报”平了反。显然，毛泽东钦定的所谓“陈李郑反党集团”纯属子虚乌有。
1980年，中共在审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时，对陈伯达案的处理颇费了一些周折。“文革”开始时，陈伯达作为“文革小组”组长，紧跟毛泽东为“文革”作了大量工作，当属“江青集团”；但陈伯达后来幡然悔悟，毅然与“文革”极左派分手，与林彪联手打击“文革”极左派，由此似乎又可把陈伯达归属为“林彪集团”，何况毛泽东早就将陈伯达打成“林陈反党集团”的要员。然而，陈伯达并未参与“林彪集团”的所谓“阴谋”，据此，将陈伯达归于“林彪集团”也甚为牵强。最后，中共只好把陈伯达这位反江青“文革”极左派的人物硬塞进“江青集团”，如此做为实在是个天大的笑话。由于毛泽东安在陈伯达头上的“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这些罪名实在荒诞无稽，中共在1980年的“两案”审判中，不宜再用这些罪名，于是便给陈伯达罗织了新的罪名：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究竟这些罪名是否成立，有必要加以辨析。
首先，陈伯达“积极参加”了哪个“反革命集团”？陈在“文革”前期参加了“中央文革碰头会”和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前者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办事机构，而后者是中共中央的权力核心，中共似乎不能把这两个机构定性为“反革命集团”。何况，陈参与“中央文革碰头会”是周恩来推荐和毛泽东任命的，除非把毛、周视为那个所谓的“集团”的头目，否则，陈“积极参加”这两个机构的工作是无罪的。陈还有一个身份，即中共“九大”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此罪何在，恐怕审理陈案的特别法庭也不知道。毫无疑问，当时给陈伯达定罪时，中共中央的手法与毛泽东并无不同，仍然是诬陷。
其次，陈伯达是否以及如何“阴谋颠覆政府”？陈伯达唯一公开表示反对的，只是江青、张春桥等“四人帮”，那是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发生的事。现在既然“四人帮”被视为“反革命集团”，那么批判他们怎么能被判定为“阴谋颠覆政府”？如此给陈伯达定罪，岂不是置“特别法庭”于“反革命集团”的同谋地位？何况，陈伯达在“文革”中既非最高决策者，也不是某项政策的独家执行者，他的所作所为大多是秉承毛泽东的旨意，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如果他的这些经毛泽东授意、中央批准的行动属于“阴谋颠覆政府”，作如此判定难道不是影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集体试图“阴谋颠覆政府”？显然，这条罪名是极为荒唐的。
第三，何为陈伯达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陈伯达作为中共宣传机构的负责人，按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旨意掌控全国舆论的宣传工作，包括撰写有关文件、社论、评论员文章，指导广播电台、报刊、杂志等宣传事宜。如果这些工作确属“反革命宣传煽动”，那岂不是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本人的直接指控？
陈伯达的最后一项罪名是所谓的“诬告陷害罪”，主要是指他担任陆定一专案组负责人一事。这个专案组是毛泽东在1966年制造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案之后成立的，功能是为中央搜集陆定一的“罪证”。当然，由于陈伯达参与了此专案工作，因此他负有不可逃避的工作责任。然而，专案组是陆定一垮台后才建立的，陆案是获罪在前、取证在后，陈伯达负责的是后半段搜集罪证阶段的工作。就此而言，他负责的专案组或许有“陷害”之举。但是，在陈伯达开始管理专案组之前，给陆定一定罪的人，难道不是陆案当中最主要的犯罪嫌疑人？这些嫌疑人当中，当然毛泽东是首要成员，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参加并批准给陆定一定罪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们，也负有比陈伯达更直接重大的“诬告陷害”之罪？正如吴法宪后来回忆道：“‘文化大革命’中，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受迫害问题上，毛泽东及周恩来应当负主要和直接的责任。毛泽东是决策者，而周恩来是主要执行者。”[55]从现实来看，既然毛泽东、周恩来等对“诬告陷害”陆定一负主要责任的人物都“没有责任”，陈伯达又何罪之有呢？
以上辨析表明，1980年中共中央对陈伯达的审判和判决，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完全站不住脚。指出这一点的意义不仅在于说明，陈伯达的判罪确属中共中央在1980年制造的冤案，而且还表明，这种制造冤案的制度和机制仍然被视为正当。
六、陈伯达：一代党内知识分子悲剧的缩影
陈伯达是中共党内一位有才气的知识者，在文学、史学等方面都颇有造诣。他曾是3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发起者，40年代《评〈中国之命运〉》的作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共同纲领》的草拟者，50年代《毛泽东选集》的编纂者，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撰写者，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主要起草者，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社会科学界的首席代表，等等。作为党内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陈有过一段辉煌的岁月。他对毛泽东与中共的理论贡献非一般人所能比拟。就个性而言，陈伯达有其善良、厚道之处，但也存在着懦弱、屈从的弱点。这是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共性。无论陈伯达身居显位之时，还是身陷囹圄之后，他已习惯于时刻唯党是从，唯毛是从，这是典型的御用文人的思维和行为特征。
作为党内的高层理论干部，陈伯达的思想相对来说较为开放。50年代初，他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主张，这一看法曾被毛泽东所认同，确定为中共的一项方针，但并未长期贯彻。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陈伯达未写过文章，而且在毛泽东面前否定了新华社关于北京大学“右派猖狂进攻”的报道[56]，似乎陈内心并不赞同“反右”这种做法。在起草中共“八大”的决议时，陈伯达提出将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可惜不久即被毛泽东否定。陈负责起草过刘少奇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对中共在“大跃进”期间所犯错误做了深刻的总结。1963年，陈伯达提出，应当以电子技术为核心，发动中国新的工业革命。但这个设想在1965年的中央常委会上被短视的邓小平否定。1968年1月29日，陈伯达再次给毛泽东等写信，提出应当大力发展电子技术和电子工业，却未得到毛的重视，陈倒台后这一主张还遭到严厉批判。
陈伯达曾试图调和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矛盾。1964年底，毛与刘就“四清”问题发生了严重争执，毛对刘已极为不满，甚至下了倒刘的决心，并让陈起草有关文件。据王力回忆：“陈伯达对我说，主席要整少奇，怎么办？他说少奇同志是很纯的共产主义者，现在主持中央工作，整他，对党对国家不利。”王力建议陈伯达出面请彭真和陶铸向刘少奇作工作，请刘向毛作个检讨。刘马上向毛作了检讨，毛也暂时压下火气，并向陈伯达表示不整刘少奇了。[57]一年之后，刘少奇仍然在劫难逃。对此事，毛多年后在庐山会议上还耿耿于怀，指责陈伯达在毛、刘之间搞投机。
毛泽东以“文革”划线，凡支持和拥护“文革”运动者都得到信任和重用，凡消极对待或反对者都受到无情的贬抑、批判甚至迫害、打倒。当陈伯达为毛卖力地支持“文革”时，他受到了毛的重用；当陈对“文革”消极之时，就面临毛泽东的冷遇；而当陈伯达不愿继续与江青等人为伍，对“文革”极左派反戈一击时，就被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打倒了。陈伯达一生侍奉毛泽东的功劳、苦劳都远大于张春桥、姚文元这些“文革”新贵，但一旦他触及毛泽东的“文革”底线，就遭到毛毫不留情地的打击和迫害。毛泽东在政治和人事上一向无情无义、刻薄寡恩，从陈伯达的命运中可见一斑。虽然晚年遭到不公正待遇，但陈伯达仍然表示：“毛主席老了，思维不正常了，才会这样。他过去不是这样的。……他给过我很大的帮助。还是要念及他的过去。”[58]如果历史地看待陈伯达的“文革”命运，即便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陈没有倒台，一旦“文革”结束，新上台的政治家对“文革”清算时，陈伯达依然逃不脱为毛泽东政治殉葬的命运。这正是中共党内知识分子的悲剧，陈伯达就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注释】
[1] “周恩来接见北京各院校7千余名师生员工的讲话”，1966年10月18日，见宋永毅主编的《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2003年。
[2] 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修订版，第259页。
[3] 刘志坚，“动乱之初的经历和遭遇”，见《风雨征程》，国防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转引自余汝信的“到底是林委托还是毛委托”，见《百年林彪》，明镜出版社，2008年出版。
[4] 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259页。
[5] 《王力反思录》下卷，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584－587页。
[6] 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260页。
[7] 陈伯达，《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81页。
[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61页。
[9] 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273页。
[10] 王年一，“‘文革’漫谈”，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6年10月号。
[11] 《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宋永毅主编,2003年版
[12]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第37页。
[13] 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283页。
[14] 《王力反思录》下卷，第797－798页。
[15] 《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宋永毅主编，2003年版。
[16] 《王力反思录》下卷，第673－674页。
[17] 《王力反思录》下卷，第677－678页。
[18]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181页。
[19] 《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宋永毅主编，2003年版。
[20] 《王力反思录》上卷，第246页。
[2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197页。
[22] 《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宋永毅主编，2003年版。
[23] 《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宋永毅主编，2003年版。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2003年版，第1475－1476页。
[25]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10月，第828页。
[26] 参见董保存的《庐山会议余波》。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198页，毛泽东曾对江青在华北会议上的讲话作如下批示：“可作内部材料保存。”
[27] 《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宋永毅主编，2003年版。
[28] 王保春、王文耀，“陈伯达的第一次华北之行”，《党史博览》，2006年第5期。
[29] 舒云，“九届二中全会后的李雪峰”，《党史博览》，2005年第2期。
[30] 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337页。
[31] 《王力反思录》下卷，第726页。
[32] 《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698页。
[33] 陈伯达，《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第94页。
[34] 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431－434页。
[35] 陈伯达，《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第87页。
[36] 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306页。
[37] 转引自程光的“1970年庐山会议背景的研究”，见《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下册，香港田园书屋，2007年3月版，第617页。
[38] 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307页。
[39] 王年一，“‘文革’漫谈”，《二十一世纪》，2006年10月号。
[40] 陈伯达，《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第113－114页。
[41] 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361页；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明镜出版社2003年4月出版，第270－271页。
[42] 陈伯达，《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第114－115页。
[43] 《周恩来年谱》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7年5月出版，第367页。
[44] 《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755页。
[45]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286页。
[46] 叶永烈，《陈伯达传》，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679页；参见徐景贤的《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1月出版，第201页。
[47] 《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宋永毅主编，2003年版。
[48] 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出版，第99页。
[49] 《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800页。
[50] 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375－376页。
[51]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302页。
[52] 陈先瑞，“批陈批林期间的北京军区”，《百年潮》，2000年第5期。
[53] 《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宋永毅主编，2003年版。
[54]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345－350页。
[55] 《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978页。
[56] 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149页。
[57] 《王力反思录》下卷，第574－575页。
[58] 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403页。
改革开放迄今已历30余年，国内外有关“文革”的研究也积累颇多，但有关陈伯达在“文革”中角色的研究，似乎仍然没有什么进展，已有的文字无非是重复官定结论，老调重谈。然而，在对陈伯达案的审判上，官定结论几乎可以说是荒谬之极，漏洞百出，完全经不起任何推敲。由此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历史学家为什么不对此案作深入的研究，发掘出历史的本来面目呢？了解陈伯达在“文革”中的真实角色，不仅可以帮助重新判断此案，而且有助于深入对“文革”的研究。
一、陈伯达与“文革”运动发起之关系
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作为中共高层官员，陈伯达无可逃避地卷进这一政治斗争的漩涡。这场斗争之惨烈，时间持续之长，范围波及之广，以及影响之深远，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用“浩劫”一词来形容毫不为过。陈伯达晚年的悲剧也根源于此，值得人们分析思考。
对于毛泽东为何要发动“文革”以及这场运动的前景为何，规模将有多大，陈伯达在“文革”刚开始时并不甚了解。此时的陈伯达还沉浸于他的“电子中心论”之中，希望借发展电子工业提振中国的工业化。“文革”的爆发打断了陈伯达的思考，他被动地卷进了“文革”运动。在这方面，有几件事应予澄清。
其一，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密谋阶段，陈伯达被排除在外。当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上发表时，陈并不知到其来由为何。当时负责《红旗》杂志的陈伯达还“嘱咐过《红旗》不要转载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2]于是，《红旗》杂志按照陈的意见始终未转载姚的文章。
其二，当江青策划“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时，陈并不知情。直到该纪要出笼之后，陈伯达才参与作了一些修改。据参加该纪要起草的刘志坚回忆：“陈伯达到后，江青就主持讨论修改问题，并问陈伯达：‘老夫子，叫你写一下，你写出来没有？’陈伯达拿出他写好的几张纸，谈了修改意见。”[3]这些意见并非陈的发明，不过是体现了毛泽东的意图。陈伯达回忆说：“我按毛主席的意见，做了些文字修改。这个文件毛主席自己改了几次，文件反映了毛主席当时的一些思想”。[4]
其三，陈伯达虽参与了“五·一六通知”的文件准备，但这是奉命行事。据王力回忆，毛泽东要求陈伯达起草这个文件，陈找了王力，参加人还有康生、吴冷西、姚溱。后来，“通知”实际上是由上海的起草小组负责，由江青主持，陈伯达参与。草稿“主席每天都有修改，改的稿子每天送到上海交张春桥，再交我们讨论……毛主席每天都有新的思想，新的观点，后来五·一六通知上那些黑体字，都是毛主席亲笔加的。有些虽然不是黑体字，但问题提得很尖锐的，也是他加的。”[5]陈伯达自己也说：“这个稿子后来在杭州会议期间大部分被毛主席改写了。”[6]
其四，1966年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决定重新组成“文化革命小组”，陈伯达虽担任组长，但该机构的实际权力在江青手中。当时，周恩来几次与陈伯达谈话，要求陈伯达出任“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只是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的理论家、笔杆子，将毛泽东的话语系统化、理论化乃陈伯达的本行，但陈本人却缺乏组织和行政能力，不适于做这种工作。陈伯达多次推辞，最后周恩来不得不说：“你还是共产党员，难道中央不能安排你的工作吗？”此后不久，毛泽东回到北京，陈伯达“又向他提出，我是个‘书生’，担任不了这个职务。毛主席说，你可把‘书生’两个字去掉。这样，我就只好担任了。”[7]于是，陈伯达不得不服从中共的组织纪律，硬着头皮接下了这个费力不讨好的工作。这个小组名义上在政治局常委管辖之下，实际上只对毛泽东一人负责。从这个小组的组成即可看出毛泽东的真实用意：“文革小组”的副组长是江青、张春桥，顾问是康生；“文革小组”的组长既要有一定的地位，又不能喧宾夺主、刚愎自用，搅了毛泽东安排江青施展拳脚的舞台、脚本，所以，陈伯达名为组长，但起主导作用的却是副组长江青。也难怪陈伯达后来自嘲，自己不过就是个“小小老百姓”、“刘盆子”而已。
从“文革”发起过程的实情来看，陈伯达原本并不属于毛泽东和江青特别属意的那个上海文人小圈子，只是受命参与了一些有关文件的后期制作。陈伯达既非“文革”的主导者，也未发挥关键的无可替代的作用。作为中共中央的理论权威和“笔杆子”，陈伯达实际上是勉为其难地卷进这场运动之中，被毛泽东所利用，由此欲罢不能、越陷越深。
二、“文革”前期陈伯达的一些主要活动
究竟陈伯达在“文革”前期中扮演过什么样的角色，后来对他政治定罪所使用的理由是否都正当，这是官史学者往往竭力回避的问题，而本文则试图通过回顾“文革”前期一系列事件中陈伯达的所作所为，来分析究竟应当如何客观地认识陈伯达的“罪责”。
1．“文革”初期的《人民日报》夺权事件
“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是“文革”早期最重要的一项任务，而掌握舆论工具更是“夺权”的重中之重。1980年底“四人帮”和林彪集团的“两案”审判中，陈伯达的一项重要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指的就是“文革”初期陈伯达于1966年5月31日率领工作组进入《人民日报》夺权和6月1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炎黄春秋》2006年第6期发表的余焕椿的“陈伯达是怎样在人民日报夺权的”一文，依然重复官方老调，将陈伯达当时的作为视为陈的个人行动，声称“一夜之间《人民日报》便落入陈伯达之手，成为中央文革呼风唤雨、制造混乱和草菅人命的工具”。这一说法显然是背离历史事实、有失公正的。
事实上，“夺权”的精神来自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刚刚通过的“五·一六通知”，而派人到《人民日报》夺权则源于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这三个政治局常委的决定。5月30日，刘、周、邓联名给毛泽东写信，说明向《人民日报》派遣工作组的必要性。信中说：“两个月来，《人民日报》的威信大大下降，对党和国家造成不利的影响。由于报社编委会不能改变现在的局面，许多人要求中央派工作组去。我们今日开会讨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的直接领导下，掌握报纸每天的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在京工作组人员拟于5月31日即进报社工作。”毛当天批示：“同意这样做。”[8]
5月31日，在中南海怀仁堂的工作组全体会议上，邓小平讲了话，批评《人民日报》跟不上中央的步调，许多重大问题都是《解放军报》先报道云云。然后，邓宣布向《人民日报》派工作组，由陈伯达负责，并对该报的工作作了具体指示。[9]显然，陈伯达到《人民日报》的所为，不过就是执行刘、周、邓三人的决策而已。后来官方评介这段历史时，居然置历史事实和因果关系于不顾，将所谓的“夺权”罪责栽到陈伯达一个人头上。
至于《人民日报》被夺权后发表的那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事前虽来不及报送远在杭州的毛泽东过目，但都送给在京的几位政治局常委审阅，他们均未提出任何异议。这表明，刘、周、邓等人对此社论都持赞同态度。实际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提法，早被中共领导人们多次使用，并非陈伯达的独创。中共党史专家王年一在评论此事时指出：“周恩来还在公众场合两次以肯定的语气提到这篇社论。”[10]如果说安排《人民日报》的夺权和发表这篇社论属于“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那么，毛、刘、周、邓等几人决定夺权，刘、周、邓批准发表此社论，难道不更应被追究此罪？当然了，中共的喉舌们和当年负责“两案”的特别法庭审案者，也不过是奉命患“选择性失忆症”罢了。
2．“文革”初期撤销“工作组”
“文革”初期，由于大专院校的学生率先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起来“造反”，一时间全国上下一片混乱。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按中共惯用的办法，派出工作组，试图把“文革”运动纳入自己能够控制的轨道。然而，派驻工作组进入大专院校收效并不明显，工作组成员们自己也难以掌握复杂多变的运动走向，往往无所适从，结果导致了工作组与学生之间的严重冲突。如何对运动加以引导，中央内部出现了较大的分歧。6月11日胡克实传达刘少奇的指示时说：“在北京以2个月左右时间来搞夺权，这是新的反右派斗争，在局势明朗的情况下，党团组织可以及早改组，即整党整团。要抓工作队，政策还是要注意，对问题较少的干部要帮助，无非是检讨，尽量不至掉进3类，内外有别要注意。”[11]但陈伯达却在7月13日、19日和22日的中央会议上3次提出撤出北大工作组。[12]现在没有证据证实陈伯达的这一主张是否出自毛泽东的授意。陈伯达垮台后，他的这个主张被解释成试图挑起“文革”初期的动乱。事实上，派出工作组和撤销工作组都是中共中央的集体决定，并非陈伯达一人所能左右。陈后来回忆说，“那时，如果不撤消工作组，事情是否就能好一些呢？恐怕很难说。当时工作组已经把许多学生和教师定为‘右派’、‘反革命’。不撤消工作组，那就是回到1957年‘反右运动’的状况，不允许群众批评领导，一批评就说人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给定为‘右派’、‘反革命’。”[13]
3．对各地“造反派”夺权的态度
毛泽东在1966年12月26日庆贺自己73岁生日时说了一句震惊四座的话：要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实际上是毛要在党内开展全面夺权的信号。事后，王力、关锋等几位“秀才”仔细琢磨了毛的意图，起草了1967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此文号召“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以王洪文为代表的上海“造反派”随即掀起了“上海一月风暴”，夺了上海市委的权。然而，陈伯达却“擅自在北京庆祝中央给上海贺电的大会上讲了不同的提法”，“陈伯达说上海自下而上的夺权，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群众组织只能监督，不能夺权”；“毛主席马上知道了，马上开了个会批评陈伯达，支持上海。毛主席明确地批评了陈伯达。”[14]然后，王力和关锋起草了1月1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公开号召夺权，但陈伯达却未参与该文的写作，而是自己起草了另一篇《红旗》杂志社论“响应毛主席号召，到群众里面去”。在王力看来，陈伯达此文“不痛不痒”。由此可见，陈伯达在“造反”夺权问题上与毛泽东等人在认识上还是有相当的距离。陈伯达也明确反对“造反派”冲击《解放军报》和新华社。1月20日，陈伯达指示说：“《解放军报》只能由本单位革命派自己闹革命，外单位都不得冲，违犯者就会犯错误。”同一天，他还指示：“新华社是党中央重点保护单位，不能冲，谁冲后果由他负责。已进驻的社外人员，请他们先退出去，以后再说。”[15]当然，尽管陈伯达有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但他还是必需执行毛泽东的指示。
4．陶铸倒台谁之过？
当今的党史界将“文革”初期党内第四号人物陶铸的倒台归咎于陈伯达和江青的发难。更有甚者，还有人将这一斗争归结于陈伯达与陶铸之间的所谓“个人恩怨”。那时，毛泽东调陶铸到中央工作，希望陶铸成为斗争“刘邓集团”的重要人物，但陶铸的表现令毛泽东失望。据王力回忆：“这时主席定了开批评陶铸的生活会，历史学家不知道这个会。这个会在怀仁堂，总理主持，叫‘生活会’。这‘生活会’是政治局扩大会，是12月下旬开的……这个会明明白白地说批评陶铸，叫陶铸作检讨的会。这个会上的发言是一边倒，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一致批评陶铸。主要发言是陈伯达。”[16]王力在“文革”后的回忆中，将参与批评陶铸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姓名隐去，唯独点了陈伯达的名字，可能是因为陈伯达早已垮台。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一致”批评陶铸，其中当然也包括周恩来。显而易见，批判陶铸的指示来自毛泽东，陶铸的垮台乃毛泽东一手造成。
1967年1月4日，陈伯达在睡梦中被江青叫去，江要求陈将陶铸的“问题”向社会公布。王力提到，“打倒陶铸不是突然的，而这个公开宣布是突然的。”1月8日，毛泽东在开会时说：“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很不老实。”毛甚至说：“希望你们能开会把陶铸揪出来才好呢。”[17]然而，日后毛表面上又表示对陈伯达和江青打倒陶铸的不满。毛的这种两面派作法并不能真正掩饰他对陶铸先用后弃的意图。1967年9月，毛泽东亲自修改了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给陶铸作了政治定性。陈伯达在打倒陶铸一事上，看来更可能是被毛氏夫妇所利用。现在官史学者将陶铸的倒台归结为陈伯达的过错，实有失公允。
5．陈是“二月逆流”中反对老帅们的主将？
所谓“二月逆流”是指1967年初在中央政治局于怀仁堂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一些老帅和国务院副总理与“中央文革”成员们的争论。陈伯达在怀仁堂的那次会议上并未发言，事后也未向毛泽东告状。以致于江青事后曾说过，政治局中只有谢富治的立场是坚定的，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在路线斗争中动摇。此次事件发生后立即被指责为“二月逆流”，当时毛泽东是全力支持“中央文革”的。为了维护“中央文革”的地位，毛泽东自己主导了对几位老帅们的批斗。毛还发出狠话：“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18]于是，几位老帅和副总理们“靠边站”了，江青等人更加有恃无恐。
然而，到了1971年林彪死后，毛为了拉拢军队的老干部，又改变了对此事的说法。该年11月14日，毛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时谈及“二月逆流”，他说：“‘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有气，发点牢骚。”[19]毛泽东这句话似是而非，既有谎言，又避重就轻。首先，当时与军队的几位老帅和国务院的几位副总理发生争执的，并不是林彪，而是江青、张春桥这些毛泽东倚重的极左派；其次，陈伯达虽然参加了那次会议，但他并不是几位老帅们发泄不满的主要对象，叶剑英等人因当时江青未出席怀仁堂的会，乃借着批评陈伯达来表达对“文革”运动的不满；再次，毛泽东所说的“五·一六集团”是更晚一些时候才出现的事，几位老帅怎么可能在半年前就对尚未发生的事展开斗争呢？因此，王力认为，“一字不提老帅们和副总理们是对付江青的，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实在是个不小的失误。”[20]
6．反对冲击军队
“文革”初期，林彪主张军队“不介入”地方的运动，但毛泽东数次接见各地“红卫兵”，对军队构成了强烈的冲击。1967年1月21日，毛泽东明确指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21]陈伯达则反对“造反派”冲击军队。1966年11月军事院校的“造反派”围攻国防部，陈伯达在8日发表了一份书面讲话。其中提到：“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大道理管小道理。这是毛主席经常说的。今天的事不管你们有这样或者那样，一千条或一万条道理，但是比起冲进我们无产阶级神圣的国防部来，你们的各种道理都站不住脚了。……希望你们立即离开国防部。”[22]不久，他又对第二军医大学的“造反派”讲话：“你们要准许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要给改正的机会。……你们也不一定打倒邱会作同志，打倒了他就不能工作了。让邱会作在工作中改正错误。……我也是保徐向前和邱会作的，……斗刘志坚我也不赞成。”[23]
为了防止军队陷入无休止的混乱，1967年1月25日，“林彪同徐向前、陈伯达、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共同商议后，拟出7条规定，当天送给毛泽东。”[24]这个命令送到“中央文革小组”讨论时，江青等人强烈不满，而陈伯达则站在林彪、徐向前一边。时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回忆：“陈伯达把文件塞到我口袋里，对我说：‘已经通过了，你快点走吧’。”[25]这实际上可以被看作是陈伯达不希望江青等人再借机生事，以免夜长梦多。1971年陈伯达遭到批判时，江青1月3日在华北会议上讲话说，1967年那个阻止“造反派”冲击军队的文件，“是陈伯达这个王八蛋反对文化大革命，和几个老总压着林副主席要文化大革命刹车，逼着林副主席搞了几条。”[26]由此可见，在“中央文革”内部，因为陈伯达反对“造反派”的极端行为，曾试图让“文革”刹车，他与江青、张春桥等有某种程度的对立。也可以说，江青的这个讲话道出了陈伯达倒台的远因。
7．反对“血统论”
“文革”初期，北京一些中学流行起“血统论”思潮，宣扬“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股思潮实际上是毛泽东与中共推行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上产生的反响。这一思潮的泛滥对整个社会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似乎“红五类”的子女们天生优秀，可以继承“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黑五类”则天生下贱，注定要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陈伯达对此坚决反对。在1966年10月16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在题为“两个月来运动的总结”的讲话中，将这股思潮称为“反动的血统论”。他强调指出，血统论“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不久，由陈伯达主管的“两报一刊”在1967年元旦社论进一步指出，“封建地主阶级宣扬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就是这样的血统论。它是彻头彻尾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27]在中共高度强调“阶级出身”的年代，陈伯达能严厉批判血统论，遏制这股思潮的泛滥，确属难能可贵。
8．对华北地区混乱局面的干预
“文革”初起时，许多地区的派性斗争不断，武斗不止，一些地区的“造反”组织甚至私设公堂，关押、殴打所谓出身不好之人，造成许多地区动荡不安。陈伯达曾多次指示解散非法关押人的场所，取缔这些私设的公堂，释放被关押人员。1966年11月，由陈伯达直接起草，北京市专门发出通告，要求立即制止这种行为。1967年8月6日谢富治在给林彪的信中说：“中央决定陈伯达负责解决华北地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由谢富治、郑维山协助，建议华北地区担任三支两军任务的海、空军领导同志参加。”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批示“同意”。8月9日，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周恩来和康生宣布了中央的分工决定：周恩来管中南和西北，陈伯达管华北，康生管东北，江青管华东和西南。周恩来在会上说：“作这样的分工，是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推动形势发展，实现毛主席争取明年春天或稍晚些时候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1967年底，经中央安排，陈伯达等人到河北一些地方视察，以促使河北地区结束两派武斗和无政府状态，建立政权机构“革命委员会”。陈伯达行前曾向毛泽东请示并得到批准，周恩来亦曾给予指示，并对其行程做了安排。[28]陈伯达此行在制止武斗和稳定局势方面颇有成效。原北京军区负责人李雪峰回忆：“陈伯达来河北，基本解决了河北安定团结的问题，使河北省顺利成立了河北省革命委员会。”[29]不过，在当时极为复杂混乱的局面下，陈伯达在解决棘手问题时也有一些偏差，主要是站在北京军区立场，压制了一些反对北京军区和河北省军区的“造反”组织。1970年，陈又第二次赴华北视察，目的是解决华北地区的经济协作问题，调查解决当时钢铁等大型企业原料紧张、生产效率不高等问题。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参加了这次视察。[30]
然而，毛泽东发动对陈伯达的批判时，竟然罔顾事实，指责陈是华北地区的“太上皇”。陈伯达的两次华北之行，事前都曾向毛泽东和中央请示，事后也都作了汇报，可毛却抵赖说，“中央没有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对于毛的反复无常，中央高层其它成员均假作不知。毛泽东之所以不承认中央曾经安排陈伯达分管华北地区的决定，一方面是为了给陈伯达罗织罪名，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对北京军区大改组寻找理由。
9．负责陆定一专案组构成“诬告陷害罪”？
“中央专案组”是“文革”初期成立的审查迫害高级干部的机构，直接对毛泽东负责。据王力回忆：“专案组机构的成立开始于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成立一个处理彭、陆、杨这几个人的机构，……一个是彭真的组，由周总理亲自负责，一个组是康生负责，一个组是陈伯达负责。”[31]吴法宪晚年的回忆录也有记述：“每个专案组的领导都分为两层，最上一层是中央文革碰头会负责，但是实际上掌握着中央专案组工作的是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四个人，……主管陆定一专案的是陈伯达，我和谢富治是陆定一专案组的成员。”[32]陈伯达在自己的回忆中没敢提到周恩来负责审查迫害高级干部的“中央专案组”，他小心地写道：“我的记忆，专案的事，都是江青总管，有时，她在形式上也开过一些会，但她说了算。我管的陆定一的案子，就是江青分配的。”[33]中共在1980年的“两案”审判中给陈伯达定的“诬告陷害罪”，主要就是指陈伯达负责陆定一专案组一事。那么，周恩来负责彭真专案组，难道就不属于“诬告陷害罪”？若周恩来无罪，则陈伯达的“诬告陷害罪”据何而立？
其实，打倒“彭罗陆杨”是毛泽东为了打倒刘少奇等人所安排的一项“战略部署”。1966年5月24日，中共中央的中发［66］278号文件称：“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停止和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和杨尚昆四同志职务问题的决定已经下达。会议决定，中央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进一步审查彭、陆、罗、杨四同志的反党活动和他们之间的不正常关系。……陆定一同志的妻子严慰冰，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在文化革命的问题上，陆定一的立场和观点是同彭真完全一致的。陆定一垄断中央宣传部的工作，打击左派，包庇右派，替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很显然，陆定一被打倒以及受迫害，主要责任在毛泽东，陈伯达并非“诬告陷害”陆定一的元凶。陈伯达被打倒数年之后，1975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的中发［1975］25号文件将陆定一定为“内奸嫌疑、叛徒、阶级异己分子”，并宣布并把陆定一“永远开除出党”。这也证明，陆定一冤案乃毛泽东一手造成，将这个冤案算到陈伯达头上，实乃嫁祸于人。当然，陈伯达在陆定一一案中也有其应负的责任，但陈不应承担最主要的责任。
三、与文革“极左派”从合作到分手
江青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个“打手”，“文革”中其权势如日中天。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起初到处发表讲话，不遗余力地为毛泽东的“文革”吹喇叭抬轿子，也点名批判一些老干部，致使一些老干部被无情批斗，甚至被捕关押。这无非是按照毛泽东的政治路线行事，陈伯达自己并未主动提出任何新的主张。同时，陈伯达也曾在力所能及时保护和关照过一些老干部，如周扬、胡乔木、胡昭衡等。“文革”结束后，这些老干部曾以不同的方式向陈表示善意。周扬还于1982年4月23日在自己的家中接待了正在服刑中的陈伯达，两人叙谈长达4小时。[34]陈伯达在运动中对江青执意打倒的一些老干部伸出过援手，这是陈伯达后来不见容于江青的一个重要原因。
陈伯达虽然贵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但在小组内却是个傀儡，副组长江青常常颐指气使，盛气凌人地压在陈伯达的头上。陈伯达回忆说：“文革小组如开会，江青总是继续瞎想瞎说，并且说了就算，跟她不能讨论什么事。这种会开下去，只能使她可以利用小组名义，把小组当作她独立的领地，继续‘独裁’，胡作非为。”[35]陈伯达曾想起草一个中央文件，将“中央文革小组”规定为在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下的工作机构。其本意是想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行为有所约束，即对江青有所约束，使得“中央文革小组”不能擅自作主而必需向中央请示。此举惹恼了江青，江青从此对陈伯达怀恨在心。陈伯达说过：“我只有不肯召集小组单独开会的这点本事，可以对付一下江青。”由于他不再单独召开“文革小组”的会议，而是参加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江青为此曾多次大骂陈伯达，陈伯达甚至萌生了辞去“文革小组”组长的想法。[36]林彪知道了陈伯达这一想法后，对陈伯达说，“你不占住这个位子，她（指江青）就会上来，祸害的人会更多。”[37]陈伯达于是打消了辞职不干的念头。
随着“文革”运动造成的混乱日益加剧，陈伯达与江青等人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分歧。1966年11月上海发生了“安亭事件”，陈伯达向滞留安亭的工人发去电报，强调搞好生产是大道理，要求工人迅速返回工作岗位。陈的电报受到了毛泽东、江青、张春桥的批评和否定。1967年初，上海发生了“造反派”夺上海市委权力的“一月风暴”。陈伯达在有关会议上明确表示了反对意见，认为自下而上，只能监督，不能夺权，结果再次受到毛泽东、江青、张春桥的批评和否定。[38]
1968年1月29日，陈伯达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写了一封很重要的信。陈伯达在信中说：“我觉得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大力发展电子工业，大力发展现代化的电子技术、电子器材的工业。发展现代化的电子工业设备，不仅是电台设备的需要，而且是一切工业、交通部门的需要。大量的事实说明，现代化电子工业的发展，将促进我们的工业大跃进，将是在我国进行人类历史上新的工业革命的出发点。采用现代化电子技术能够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产品质量，而且能够大大节约原材料，这是符合社会主义经济的增产节约的要求，同时是实现主席历来提出的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一项具体措施。对国防工业来说，无论海、陆、空军都必須大力发展现代化的电子装备。国防工业，在这方面可能而且必須作为先导，对整个工业、对整个国民经济起带头作用。”“这个问题是否可由科学部门、国防科委、计划部门和工业部门召集一个专门会议，考虙一个方案，统一部署，做出计划。可由国防科委及国防工业部门，先开会，后提问题和方案。请主席批示。并转给聶荣臻、李富春两同志参考。”王年一指出：“陈在1963年就提出过大力发展电子工业的意见，说明他具有远见卓识。在1968年‘天下大乱’之时又提出，而且郑重地写信向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提出，说明他勇敢和睿智。他提出的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发展战略问题。他的意见，当时没有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不予重视，下面是不好办的。”[39]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陈伯达力图促使毛泽东将工作重点转向发展生产和科学技术，与他1969年初起草“九大”报告稿时提出“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的看法，彼此呼应。这种观点也表明，陈伯达在思想和政治路线上与“文革”极左派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陈伯达倒台后，因这封信的内容而遭到严厉批判。中共中央1971年1月26日发出的“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声称，陈伯达的主张是“公然同毛主席的‘以钢为纲’的方针相对抗”。
陈伯达是党内最重要的理论家，“九大”报告的起草由他牵头。陈回忆说：“‘九大’前，原来决定要我和张春桥、姚文元共同起草报告稿，我不愿同张、姚等人合作。起草人名单，是我列在前面，就自己着手。”当时，陈伯达刻意撇开张春桥和姚文元，在林彪的首肯下自己单独起草。陈伯达起草的报告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因此与江青、张春桥等人发生了激烈争论。陈伯达批评张、姚另行起草的报告草稿是主张“运动就是一切”；而张、姚则批判陈是“唯生产力论，是搞修正主义”。面对这一原则性的争论，毛泽东站在张、姚一边，否定了陈的稿子。[40]毛甚至说，帝国主义的本性不会改变，陈伯达的本性也不会改变，批评陈总是把经济放在首位，而不是把毛的“继续革命论”放在首位。
特别要指出的是，陈伯达在中央会议上批评张春桥、姚文元的报告稿时说：“还是要发展生产，搞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尽搞运动、运动，像伯恩斯坦说的：运动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在当时政治背景下，这句话份量很重，不单单是批判张、姚，而是党内高层内部对长期占主导地位的依靠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治国的毛泽东错误路线的第一次严肃批判。正如高文谦所述，此话“戳到了毛泽东的痛处。毛大为恼怒，狠很批了陈伯达一顿，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否定了你的报告，你陈伯达不到半个月就反攻了。”此后中央专门开会，对陈伯达作了言词激烈的指责和批评。[41]
实际上，正是这次冲突，使毛、陈关系从此难以弥合。现今中共官方仍然声称，林彪、陈伯达等人与江青等人之间的矛盾，是两个“反革命集团”之间的矛盾。事实上，林彪、陈伯达等人与毛泽东及其亲信“四人帮”之间的对立，其实质是以发展生产为主要任务，还是主张政治运动就是一切。这是两种政治理念、两种治国方略之间的对立，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是大非。如果说发展生产的主张可以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那么毛泽东死后中共的改弦更张岂不是失去了正当性？如果说打倒“四人帮”之后中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施政方针是正确的，那么毛泽东率领“四人帮”坚持“继续革命”的主张就是错误的，而批评这种错误的陈伯达就不应该被扣上“反革命集团分子”的帽子。现在看来，虽然当时陈伯达遭到批判，但他的主张对后来者不无激醒作用。
四、1970年庐山会议上的蒙难者
中共“九大”后，林彪、周恩来的势力有了很大增强，原“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虽然大都升为政治局委员，但他们的行情却日显低落。江青的“中央文革小组”日益虚名化，这个江青藉以称王称霸的“衙门”未能以中共中央的常设机构保留下来。“文革”初期的“造反”夺权基本停止了，政局趋于平稳，工农业生产逐步恢复，于是处置中央日常事务的主要权力到了周恩来的手中，由周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下，陈伯达这个“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主动削弱“中央文革”的地位，限制了“中央文革”的作用。这是陈伯达与江青为首的“文革”极左派最后决裂的标志。陈伯达回忆说：“‘九大’结束后，她（江青）还要用‘中央文革’的名义重新发表她在上海的那个‘座谈会纪要’，‘要大家学习’。文件送到我处，我写上‘凡是中央文革小组文件都必须由毛主席批’，毛主席一见文件，就把‘江青同志’四个字勾掉了。”[42]有一段时间江青等人在北京的“市场”日显萎缩，他们不得不时常呆在上海。
江青等人面对这种被冷落的局面表现出强烈不满，于是江青拉着张春桥、姚文元，不时抵制周恩来领导的中央工作，采取各种手段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从1969年底到1970年5月，江青曾4次出面召集部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发泄对“九大”后中央工作的不满，其中有两次集中攻击周恩来，不仅历数周恩来历史上的“罪行”，而且联系周在“文革”中的种种严重错误，甚至诽谤周的人格和品质。[43]江青的活动受到军委办事组的抵制，林彪指示黄永胜、吴法宪直接向毛泽东报告江青的言行，并请邱会作向周恩来通报情况。[44]当周恩来受到江青攻击时，林彪曾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不怕得罪毛与江。江青攻击周恩来未获成功，便改由张春桥出马，把矛头转向了林彪。张春桥在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时，故意将林彪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和“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一语删去。此举引发了军委办事组对“文革”极左派的强烈不满。[45]
这就是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之前双方的位势。在林彪与江青的摩擦当中，陈伯达选择站在了林彪一边。以往大陆官方和学者通常把陈伯达对林彪主张的支持说成是陈“投靠”林彪，这种说法歪曲并篡改了历史。当时，陈伯达放弃毛泽东、江青这最安全可靠的“政治保护伞”，而“站队”到林彪阵营，政治风险是显而易见的。但陈伯达宁肯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也要如此做，说明他的选择不是简单的个人地位、利益上的考量，而是因为他的政治理念和林彪相通，有相当的共识。同时，在政治关系方面，陈伯达与林彪可能都认为，这次庐山会议是个机会，中央应该对江青、张春桥等人有所约束和批评。当然，由于江的毛夫人之特殊地位，批评的矛头不能对准江青，只能指向“文革”极左派的第二号人物张春桥。
1970年夏，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于8月21日抵达庐山，陈伯达当天下午就拜访林彪，谈了一个多小时，商讨了如何批评张春桥。[46]全会开会前，林彪特意去见了毛泽东，向毛表示要在会上讲讲话。当毛泽东知道林彪就宪法修改草案一事的争执欲批评张春桥时，毛表示：这不是张的意见，是江青的意见，是江青在背后搞的鬼。你可以讲，但不要点张的名字。于是，林彪在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了长篇讲话，这篇看似吹捧毛泽东“天才”的讲话，暗藏的玄机却是对张春桥的严厉批评。为了配合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陈伯达连夜布置秘书查找马恩列斯关于“天才”的语录，临时拼凑了几条恩格斯和列宁的语录，并请中办主任汪东兴安排打印分发。在华北组的讨论中，陈伯达发言说：“十一中全会公报上就是这样写的：‘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是宣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公报，但是竟有人说这些话是一个讽刺。……吴法宪同志说过一句很好的话，就是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这是绝对办不到的。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已经觉悟了的全国人民，很快就识破这种虚伪、阴谋诡计。”[47]陈伯达的发言和后来华北组的2号简报犹如一颗重磅炸弹，震撼了与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矛头指向张春桥。当全体与会者得知林彪讲话中所指的“坏人”就是张春桥时，顿时群情激愤，各组愤怒声讨张春桥之声不绝，张春桥等人顿时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陷入了随时可能的灭顶之灾。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容易理解，在当时的中国政治舞台上，盲从毛泽东的习惯势力是多么的强大，要想扭转占据主导地位的错误路线是多么的困难。直接对抗毛泽东既定的大政方针是根本不可能的，只能采取一种迂回曲折的方式，在对毛泽东表示充分拥护和对毛的既定方针予以抽象肯定的前提下，设法否定其具体政策和贯彻该政策的核心人物。这也是彭德怀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写意见书时的策略，彭只敢对农业生产的具体问题提意见，但表面上仍然表示拥护“三面红旗”。同样，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陈伯达的讲话都表示拥护毛泽东，也未否定“文革”，但他们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话语，集中批评顽固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路线的主要代表张春桥，实质上是对毛路线的釜底抽薪。
毛泽东当然很清楚，批评张春桥其实就是批评张所代表的毛式路线，绝非林彪、陈伯达与张春桥之间的个人意气之争。所以，毛在批示“批陈”问题时写道：“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了。”毛所说的“反九大”，其实就是指党内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希望以发展生产为主要任务的主张。后来，毛泽东在1971年8月的南巡讲话中明确表示，“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是反我。”[48]毛泽东在坚持“文革”这个问题上是一步都不退让的。张春桥是毛泽东和江青发动“文革”的骨干人物，对张的批判就意味着对毛所发起的“文革”的不满和清算。陈伯达曾经是“文革”派阵营里的大将，如果说他在“文革”初期跟随毛泽东和江青积极参与“文革”运动是其一生的污点，那么此时的陈伯达无疑已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反省，试图与江青、张春桥等“文革”极左派划清界限，站到了反击“文革”极左派张春桥的最前沿。这一举动应当得到历史的公正评价和肯定。
庐山会议上面对汹涌澎湃的“反张”声浪，张春桥已无路可退。江青带着张春桥、姚文元闯到毛泽东住处“告御状”。张、姚二人各自抱住毛的大腿放声大哭，把毛的裤子都弄脏了。张、姚表示，现在各组都在”揪人”，连华东组也要揪人，而且要追查后台。[49]毛泽东明白，在“反张”“揪张”的背后，隐藏的是中央委员们对“文革”的不满和对“文革”极左派的仇恨。于是，毛泽东在8月25日的中央常委扩大会上大发淫威，下令中央全会休会，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制止继续“揪张”，同时责令陈伯达请假检讨。经过5天的思考，毛泽东写下了他的又一张“大字报”－－《我的一点意见》。毛抓住陈伯达编辑的几条恩格斯、列宁关于“天才”的语录，将陈伯达的言行上纲上线，指陈伯达“欺骗了不少同志”，并且言过其实地说，“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毛甚至指责陈伯达“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参加庐山会议上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里，参与“倒张”的人极多，包括汪东兴这个毛身边的红人，但毛不能发动一场对大多数中央委员的全面斗争，也不能与林彪翻脸，否则“九大”以来他苦心经营形成的“团结”就荡然无存了，于是他选择了陈伯达作为打击对象，以儆效尤。然而，毛又不便把问题挑开，直截了当地指斥陈伯达反对“文革”，于是毛便用强词夺理的手法，抓住所谓陈伯达“鼓吹天才”之论大事批判。其实，“文革”之初，毛就完全认可了把毛吹捧成“四个伟大”的宣传口径，他从来不反感对自己的各种吹捧。但这一次，为了批判陈伯达，毛突然装出一副他似乎从来就厌恶吹捧的姿态，并藉此大肆发挥。世界上是否存在“天才”，原本是个可以讨论的话题，毛却故意将其政治化，似乎谁鼓吹了“天才论”，便是犯下弥天大罪，成了“反党”、“反革命”。日后，毛泽东甚至将“天才论”归结为“反革命政变的理论纲领”。
当然，仅仅因为陈伯达支持和鼓吹了“天才论”，就立刻把他彻底打倒，毛也明白这毕竟难以服人。陈伯达侍奉毛泽东凡33年，是毛多年来依赖的理论家、“笔杆子”，一生中为毛起草、撰写了大量文章、文件，这些过往经历是难以抹煞的。于是，毛一方面在庐山会议之后当面对陈伯达假惺惺地说，“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甚至在陈伯达离开之际还握着陈的手说，“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50]；另一方面，又密召置散已久的叶剑英赶到庐山，担任“陈伯达专案组”的特别顾问，专程去福建、广东收集陈伯达的“历史问题”，为彻底打倒陈伯达做准备。[51]与此同时，毛以批判陈伯达为名，开始了削弱林彪手下的军委办事组、对北京军区领导班子“大换血”等一系列行动。首先，毛泽东指示召开“华北会议”和军委扩大会，严令北京军区深揭狠批陈伯达的所谓“罪行”。毛利用38军写的揭发陈伯达的材料，指责陈伯达是华北地区的“太上皇”，再以此为借口，对北京军区开刀。江青亲自与会，将北京军区负责人的言行上纲上线。她信口开河地说：“北京军区也是企图挟天子令诸侯，搞政变夺权，谋害毛主席。”[52]此语道出了毛泽东对北京军区领导班子“大换血”的真实目的，即用自己信任的人来控制住北京军区，从而保证自己的安全。1970年底，通过召开“华北会议”，原本与陈伯达毫无关联的北京军区政委兼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雪峰和北京军区司令郑维山两人被无端撤职，李雪峰和郑维山莫名其妙地与陈伯达一起被打成了所谓的“陈李郑反党集团”。北京军区负责人被换成毛泽东信得过的李德生和纪登奎。陈伯达则在庐山会议后不久即遭软禁，1971年林彪死亡后被关进秦城监狱，其罪名也从党内矛盾上升为了敌我矛盾。
五、陈伯达的“莫须有”罪名
1971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其第一部分题为“陈伯达的反动历史”，主要内容包括“家庭出身和入党前的个人历史”、“和国民党军阀张贞的关系”、“被捕叛变”、“失掉党的关系问题”、“托派问题”、“在天津工作时的错误和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陈翻案的问题”、“写反共文章”、“里通外国嫌疑”；第二部分题为“投靠和追随王明、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主要内容有“追随王明，鼓吹‘国防文学’和‘国防哲学’”、“一贯投靠和追随刘少奇，是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秀才和头面人物”；第三部分为“对抗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党乱军，阴谋篡权”，主要内容有“大派工作组，又把自己装扮成反工作组的英雄”、“陈伯达是萧华、杨、余、傅、王、关、戚、‘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进行的几次突出的反党阴谋活动”、“陈伯达借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机会，炮制了一个继承刘贼唯生产力论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反无产阶级专政的，分裂党的黑纲领”、“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的阴谋活动”；第四部分为“投靠王明、刘少奇，招降纳叛，搞独立王国”。[53]正如王年一所指出的：“这个材料，若干问题符合事实，许多问题不符合事实，在某些问题上混淆是非。铺陈了许多不实之词和陈伯达在历史上交代过的问题。”“揭发批判陈伯达的‘大方向’掩盖了不实事求是。”“批陈颇多牵强附会，……人为地制造了纠纷。”[54]
随后，中共中央在1973年召开的“十大”上给陈伯达正式定性为“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开除陈伯达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这些罪名完全是“莫须有”的欲加之罪，迄今为止，中共也未拿出任何像样的证据证实这些罪名。
事实上，陈伯达一案是毛泽东一手制造的冤案。而这个冤案又连带着产生了一系列冤案：李雪峰日后被定为“林陈反党集团”首要份子，被开除党籍，押送安徽六安劳改；郑维山也被撤销职务，送到安徽某农场劳动改造；中办副主任王良恩则被诬为林彪死党，含冤自杀；连庐山会议上的“华北组二号简报”都被定性为“反革命简报”，大批干部被迫做检查，并受到“造反派”的围攻批判。
1979年11月，王良恩被“平反”，恢复了名誉。1979年12月6日，中共中央93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宣布，平反所谓的“华北山头主义”。1980年9月22日，郑维山的问题得到了解决。1982年4月1日，中共中央宣布撤销了当年专案组给李雪峰的定性，恢复了李雪峰的党籍，同时为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2号简报”平了反。显然，毛泽东钦定的所谓“陈李郑反党集团”纯属子虚乌有。
1980年，中共在审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时，对陈伯达案的处理颇费了一些周折。“文革”开始时，陈伯达作为“文革小组”组长，紧跟毛泽东为“文革”作了大量工作，当属“江青集团”；但陈伯达后来幡然悔悟，毅然与“文革”极左派分手，与林彪联手打击“文革”极左派，由此似乎又可把陈伯达归属为“林彪集团”，何况毛泽东早就将陈伯达打成“林陈反党集团”的要员。然而，陈伯达并未参与“林彪集团”的所谓“阴谋”，据此，将陈伯达归于“林彪集团”也甚为牵强。最后，中共只好把陈伯达这位反江青“文革”极左派的人物硬塞进“江青集团”，如此做为实在是个天大的笑话。由于毛泽东安在陈伯达头上的“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这些罪名实在荒诞无稽，中共在1980年的“两案”审判中，不宜再用这些罪名，于是便给陈伯达罗织了新的罪名：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究竟这些罪名是否成立，有必要加以辨析。
首先，陈伯达“积极参加”了哪个“反革命集团”？陈在“文革”前期参加了“中央文革碰头会”和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前者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办事机构，而后者是中共中央的权力核心，中共似乎不能把这两个机构定性为“反革命集团”。何况，陈参与“中央文革碰头会”是周恩来推荐和毛泽东任命的，除非把毛、周视为那个所谓的“集团”的头目，否则，陈“积极参加”这两个机构的工作是无罪的。陈还有一个身份，即中共“九大”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此罪何在，恐怕审理陈案的特别法庭也不知道。毫无疑问，当时给陈伯达定罪时，中共中央的手法与毛泽东并无不同，仍然是诬陷。
其次，陈伯达是否以及如何“阴谋颠覆政府”？陈伯达唯一公开表示反对的，只是江青、张春桥等“四人帮”，那是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发生的事。现在既然“四人帮”被视为“反革命集团”，那么批判他们怎么能被判定为“阴谋颠覆政府”？如此给陈伯达定罪，岂不是置“特别法庭”于“反革命集团”的同谋地位？何况，陈伯达在“文革”中既非最高决策者，也不是某项政策的独家执行者，他的所作所为大多是秉承毛泽东的旨意，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如果他的这些经毛泽东授意、中央批准的行动属于“阴谋颠覆政府”，作如此判定难道不是影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集体试图“阴谋颠覆政府”？显然，这条罪名是极为荒唐的。
第三，何为陈伯达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陈伯达作为中共宣传机构的负责人，按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旨意掌控全国舆论的宣传工作，包括撰写有关文件、社论、评论员文章，指导广播电台、报刊、杂志等宣传事宜。如果这些工作确属“反革命宣传煽动”，那岂不是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本人的直接指控？
陈伯达的最后一项罪名是所谓的“诬告陷害罪”，主要是指他担任陆定一专案组负责人一事。这个专案组是毛泽东在1966年制造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案之后成立的，功能是为中央搜集陆定一的“罪证”。当然，由于陈伯达参与了此专案工作，因此他负有不可逃避的工作责任。然而，专案组是陆定一垮台后才建立的，陆案是获罪在前、取证在后，陈伯达负责的是后半段搜集罪证阶段的工作。就此而言，他负责的专案组或许有“陷害”之举。但是，在陈伯达开始管理专案组之前，给陆定一定罪的人，难道不是陆案当中最主要的犯罪嫌疑人？这些嫌疑人当中，当然毛泽东是首要成员，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参加并批准给陆定一定罪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们，也负有比陈伯达更直接重大的“诬告陷害”之罪？正如吴法宪后来回忆道：“‘文化大革命’中，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受迫害问题上，毛泽东及周恩来应当负主要和直接的责任。毛泽东是决策者，而周恩来是主要执行者。”[55]从现实来看，既然毛泽东、周恩来等对“诬告陷害”陆定一负主要责任的人物都“没有责任”，陈伯达又何罪之有呢？
以上辨析表明，1980年中共中央对陈伯达的审判和判决，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完全站不住脚。指出这一点的意义不仅在于说明，陈伯达的判罪确属中共中央在1980年制造的冤案，而且还表明，这种制造冤案的制度和机制仍然被视为正当。
六、陈伯达：一代党内知识分子悲剧的缩影
陈伯达是中共党内一位有才气的知识者，在文学、史学等方面都颇有造诣。他曾是3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发起者，40年代《评〈中国之命运〉》的作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共同纲领》的草拟者，50年代《毛泽东选集》的编纂者，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撰写者，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主要起草者，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社会科学界的首席代表，等等。作为党内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陈有过一段辉煌的岁月。他对毛泽东与中共的理论贡献非一般人所能比拟。就个性而言，陈伯达有其善良、厚道之处，但也存在着懦弱、屈从的弱点。这是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共性。无论陈伯达身居显位之时，还是身陷囹圄之后，他已习惯于时刻唯党是从，唯毛是从，这是典型的御用文人的思维和行为特征。
作为党内的高层理论干部，陈伯达的思想相对来说较为开放。50年代初，他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主张，这一看法曾被毛泽东所认同，确定为中共的一项方针，但并未长期贯彻。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陈伯达未写过文章，而且在毛泽东面前否定了新华社关于北京大学“右派猖狂进攻”的报道[56]，似乎陈内心并不赞同“反右”这种做法。在起草中共“八大”的决议时，陈伯达提出将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可惜不久即被毛泽东否定。陈负责起草过刘少奇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对中共在“大跃进”期间所犯错误做了深刻的总结。1963年，陈伯达提出，应当以电子技术为核心，发动中国新的工业革命。但这个设想在1965年的中央常委会上被短视的邓小平否定。1968年1月29日，陈伯达再次给毛泽东等写信，提出应当大力发展电子技术和电子工业，却未得到毛的重视，陈倒台后这一主张还遭到严厉批判。
陈伯达曾试图调和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矛盾。1964年底，毛与刘就“四清”问题发生了严重争执，毛对刘已极为不满，甚至下了倒刘的决心，并让陈起草有关文件。据王力回忆：“陈伯达对我说，主席要整少奇，怎么办？他说少奇同志是很纯的共产主义者，现在主持中央工作，整他，对党对国家不利。”王力建议陈伯达出面请彭真和陶铸向刘少奇作工作，请刘向毛作个检讨。刘马上向毛作了检讨，毛也暂时压下火气，并向陈伯达表示不整刘少奇了。[57]一年之后，刘少奇仍然在劫难逃。对此事，毛多年后在庐山会议上还耿耿于怀，指责陈伯达在毛、刘之间搞投机。
毛泽东以“文革”划线，凡支持和拥护“文革”运动者都得到信任和重用，凡消极对待或反对者都受到无情的贬抑、批判甚至迫害、打倒。当陈伯达为毛卖力地支持“文革”时，他受到了毛的重用；当陈对“文革”消极之时，就面临毛泽东的冷遇；而当陈伯达不愿继续与江青等人为伍，对“文革”极左派反戈一击时，就被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打倒了。陈伯达一生侍奉毛泽东的功劳、苦劳都远大于张春桥、姚文元这些“文革”新贵，但一旦他触及毛泽东的“文革”底线，就遭到毛毫不留情地的打击和迫害。毛泽东在政治和人事上一向无情无义、刻薄寡恩，从陈伯达的命运中可见一斑。虽然晚年遭到不公正待遇，但陈伯达仍然表示：“毛主席老了，思维不正常了，才会这样。他过去不是这样的。……他给过我很大的帮助。还是要念及他的过去。”[58]如果历史地看待陈伯达的“文革”命运，即便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陈没有倒台，一旦“文革”结束，新上台的政治家对“文革”清算时，陈伯达依然逃不脱为毛泽东政治殉葬的命运。这正是中共党内知识分子的悲剧，陈伯达就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注释】
[1] “周恩来接见北京各院校7千余名师生员工的讲话”，1966年10月18日，见宋永毅主编的《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2003年。
[2] 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修订版，第259页。
[3] 刘志坚，“动乱之初的经历和遭遇”，见《风雨征程》，国防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转引自余汝信的“到底是林委托还是毛委托”，见《百年林彪》，明镜出版社，2008年出版。
[4] 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259页。
[5] 《王力反思录》下卷，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584－587页。
[6] 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260页。
[7] 陈伯达，《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81页。
[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61页。
[9] 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273页。
[10] 王年一，“‘文革’漫谈”，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6年10月号。
[11] 《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宋永毅主编,2003年版
[12]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第37页。
[13] 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283页。
[14] 《王力反思录》下卷，第797－798页。
[15] 《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宋永毅主编，2003年版。
[16] 《王力反思录》下卷，第673－674页。
[17] 《王力反思录》下卷，第677－678页。
[18]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181页。
[19] 《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宋永毅主编，2003年版。
[20] 《王力反思录》上卷，第246页。
[2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197页。
[22] 《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宋永毅主编，2003年版。
[23] 《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宋永毅主编，2003年版。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2003年版，第1475－1476页。
[25]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10月，第828页。
[26] 参见董保存的《庐山会议余波》。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198页，毛泽东曾对江青在华北会议上的讲话作如下批示：“可作内部材料保存。”
[27] 《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宋永毅主编，2003年版。
[28] 王保春、王文耀，“陈伯达的第一次华北之行”，《党史博览》，2006年第5期。
[29] 舒云，“九届二中全会后的李雪峰”，《党史博览》，2005年第2期。
[30] 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337页。
[31] 《王力反思录》下卷，第726页。
[32] 《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698页。
[33] 陈伯达，《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第94页。
[34] 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431－434页。
[35] 陈伯达，《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第87页。
[36] 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306页。
[37] 转引自程光的“1970年庐山会议背景的研究”，见《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下册，香港田园书屋，2007年3月版，第617页。
[38] 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307页。
[39] 王年一，“‘文革’漫谈”，《二十一世纪》，2006年10月号。
[40] 陈伯达，《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第113－114页。
[41] 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361页；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明镜出版社2003年4月出版，第270－271页。
[42] 陈伯达，《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第114－115页。
[43] 《周恩来年谱》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7年5月出版，第367页。
[44] 《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755页。
[45]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286页。
[46] 叶永烈，《陈伯达传》，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679页；参见徐景贤的《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1月出版，第201页。
[47] 《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宋永毅主编，2003年版。
[48] 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出版，第99页。
[49] 《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800页。
[50] 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375－376页。
[51]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302页。
[52] 陈先瑞，“批陈批林期间的北京军区”，《百年潮》，2000年第5期。
[53] 《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宋永毅主编，2003年版。
[54]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345－350页。
[55] 《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978页。
[56] 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149页。
[57] 《王力反思录》下卷，第574－575页。
[58] 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4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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