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作为一种文化

作为一个文人，鲁迅在中国当代人文思想史上一直占据着极为显赫的位置。这其中自然有政治上的原因，但也有复杂的文化因素纠缠于其中。本文仅就鲁迅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特殊关系，来考察一个也许被学界忽略了问题，即“鲁迅”作为一种文化，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一、毛泽东时代鲁迅的尊崇地位意味着什么？

    据说，毛泽东在1971年说了这样一段让人颇费猜想的话：“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学生。”[1]圣人者，思想导师、精神偶像之谓也。鲁迅的思想和精神对当代中国——特别是50、60、70年代的中国，确实有着巨大的影响，乃至在相当的意义上已经被“偶像化”了。毛泽东和鲁迅到底谁在这方面的影响更大——谁是“第一等圣人”，或许并不重要，但说他们二人在相当程度上共同打造了那个年代的中国文化，大抵不会太过。[2]如果回到“17年”和“文革”，看看那时的青少年所受到的思想教育，这点就一目了然了。

    那段历史可以大体分作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约是1957年“反右”运动之前。在这段时间里，从初中到高中的语文课本选择了不少鲁迅的作品，如小说《故乡》、《孔乙己》、《药》、《祝福》，杂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者的血”、“文学与出汗”、“‘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这些都是那一代中学生耳熟能详的篇章。当然，那时的中学生未必都能读懂鲁迅的作品，但鲁迅关于“改造国民性”的说法，他对“不觉醒”的人民大众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的“阶级观”，以及他不妥协的“韧”的战斗精神和“痛打落水狗”、对“敌人”决不宽容的主张，却一直哺育着那一代青年人，伴随着他们的成长过程。而毛泽东关于鲁迅那段盖棺论定式的评价，更是为一代学子所熟知：“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3]“伟大领袖”的高度称赞，无疑有助于那一代青少年把鲁迅偶像化。而经过官方特别选择的鲁迅作品和鲁迅思想，对他们更是具有无可置疑的经典性和神圣性，鲁迅的思想和好恶也很自然地成为他们判断是非的价值标准。

    在这一阶段，“毛泽东思想”似乎在社会上还没有普及，但各种政治运动却层出不穷，如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镇反”、“三反”、“五反”、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肃清胡适反动思想”运动、“肃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直到“百花运动”和“整风”－－“反右”运动。这一系列政治运动都以意识形态专政为目标，通过批判和斗争普及着“毛泽东思想”：政治是统帅，一切都要服务于政治，对形形色色“不拿枪的敌人”要斗争并无情打击，禁绝一切思想和言论自由，对知识分子进行长期改造，不间断地进行意识形态整肃，等等。

    在这一时期，鲁迅的那些被官方选择出来的“思想”，与上述意识形态基本一致，只有个别之处有所差异。例如，鲁迅的“改造国民劣根性”的想法，被官方的意识形态视为鲁迅思想的“局限性”，或是他尚未成为“共产主义战士”之前的思想。但总的来说，鲁迅在文学和文化领域是居于“领袖”地位的。其作品和文章虽经意识形态选择和诠释，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独立色彩，没有被完全整合为官方的意识形态。

    第二个阶段是从1957年“反右”到“文革”时期。之所以从“反右”运动划开，是因为自“反右”运动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开始在官方的意识形态宣传上逐渐突出出来。其间（1961年前后）经历了一个小小的曲折，到1962年以后，则变本加厉，直到整个“文革”时期进入了毛泽东的“神权”时代。这期间，先是“战天斗地的大跃进”和“反右倾”，1962年下半年起在全社会开展“阶级教育”、“向雷锋同志学习”、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大学毛主席著作”和开展“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再接下来就进入了“文革”。此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不但被完全神化，而且形成了具体、固定的表述：即毛泽东思想主要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是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到了“文革”初期，全国惟一的书店新华书店里，除了《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和各种选编本、《毛主席语录》、毛泽东像之外，只有少量马、恩、列、斯的书，连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鲁迅全集》和鲁迅作品的选编本都不见了。

    此时，“天是毛泽东思想的天，地是毛泽东思想的地”，鲁迅思想则从1957年“反右”运动前的相对独立意义被纳入毛泽东思想范畴，成了“毛泽东的鲁迅”。有意思的是，这时的鲁迅仍被高高地举着，他几乎成了惟一一个未被打倒和取缔的现代作家。在《毛主席语录》之外，未正式出版的《鲁迅语录》（大抵由一些“造反派”自己编选印制）合法地在社会上流行。在“牛鬼蛇神”的批斗会上、大批判文章里、打“派仗”的辩论场面上，除了“最高指示”，人们也广泛引用鲁迅的一些话。有此殊荣的，除了马、恩、列、斯之外，也就是他了。1972年后，经过官方严格编选的鲁迅的各种文集，配合“批林批孔”、“批儒评法”的斗争，开始陆续出版。这时的毛泽东是地道的“圣人”，而鲁迅则是“亚圣”，以“辅佐”毛泽东思想的形式，与毛共同统治着中国的文化和思想。例如，197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批孔反儒文辑》的“出版说明”写道：“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鲁迅在他战斗的一生中，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进行了坚决的不妥协的斗争。他的许多文章，深刻地剖析了孔子学说的反动性和虚伪性，揭露了从袁世凯到蒋介石等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者尊孔读经的反动实质，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给儒家思想以有力的批判和打击。学习鲁迅的这些文章，对于当前深入批林批孔，进行上层建筑包括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都有重大意义。”显然，鲁迅的精神和思想是被毛泽东思想和文革的意识形态笼罩着的，他对传统文化专制性的批判，被解释成了“批孔反儒”。

    不管鲁迅的思想是处于“相对的独立意义”状态，还是在毛泽东思想的“笼罩”之下，它都是中国的意识形态严密统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要说有什么人敢公开挑战他的思想，就是在一些问题上表现出与他们思想的不同，也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这种惩罚有时甚至要以生命为代价。毛泽东的名字高高耸立于上，鲁迅的名字列于其侧的第二阶，共同构成了一种思想和话语的绝对霸权。当然，其时鲁迅早已去世多年，毛泽东拉出鲁迅来作为意识形态专政的工具，与鲁迅本人并无关系。但是，我们仍然应当思考这样几个学界无法回避的问题：鲁迅被毛泽东特别选中，是否源于鲁迅的精神和思想中某些方面与毛泽东特别契合？这种从精神到思想的绝对霸权和长时间的严密统治，对中国整整一代人的思想、心理和治学方面到底会有什么影响？不管一个人是肯定鲁迅还是否定鲁迅，鲁迅都与毛泽东一样，在中国当代文化中成为一个巨大的存在，这一无法回避的存在之文化意义究竟为何，难道不是一个重要而长期被回避的课题吗？

二、“文革”一代对鲁迅的热爱和崇拜：变态的文化现象

    人的诸多需求当中，对知识、文化、思想的追求，维系着他的精神生命，否则他可能会感到生命的茫然，精神的虚空。若这种寻求答案的精神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就成为“精神饥渴”。人的“求知”的欲望还与另一种欲望，即实现自己本真生命的欲望，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人不会心甘情愿地总在欺骗和谎言中生活，否则他一定会有一种心灵、思想与生命脱节的茫然和恐惧感。祥林嫂到生命要终结时还在追问灵魂的有无，阿Q临枪毙时还在想“过20年又是一个”，这些文学表达都说明，再愚昧的人在潜意识里也会通过他特有的方式，追求灵魂在生命中的统一，试图努力把握自己的生命形态。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早就说过，最令人绝望的是“他不得不选择做一个并非自己本身的人”，“与绝望相反的则是一个人能够自由地成为他自己”。真实地面对自己的生命，真实地面对生命活动着的整个外部世界，在自己所实际经历的生活中找到自己精神的落脚点，对人是极为重要的事。

    然而，这一切对于60、70年代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少年一代来说，都成了“奢侈”。当他们落入巨大的恐惧或政治热狂中时，可能暂时意识不到这些；可是一旦稍微平静下来，作为人的这些基本欲望就要复苏。于是这些复苏的欲望就碰到了毛泽东思想及其意识形态专政的铜墙铁壁。毛泽东思想是高度政治化的意识形态，它的概念和说教无比权威、无比神圣。但是，它们高高在上，并不能与人们的个体生命发生多少联系。即便人们“斗争”了，“造反”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了，“斗私批修”了，可是，这些政治行动最终并不能帮助个体的生命解决精神需求，更无法通过这些行动使他们“成为自己”。相反，越是深入这些闪着耀眼光圈、摸不着、碰不得的“意识形态”，他们仿佛离自己的生命越来越远，更无法看到生命的实在意义了，更感到人生旅途的困惑和茫然了。另一方面，这一切无比权威、无比神圣的意识形态统治又如铁桶般禁锢着他们，使他们接触不到一点外部世界，马、恩、列、斯的书不但相隔，又似乎太过“深奥”。正是在这种隔绝了一切知识信息和精神源泉的恐慌和饥渴中，人们与鲁迅相遇了。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体验。下面引几位作家、学者的回忆。

    “1968年冬天，一场政治灾难突然袭击我时，我几乎不知所措。……我独自在一间简陋的农舍里，忍受着愤激、无望和孤寂的折磨。我需要精神支柱。……当时我的手头上还有一本群众组织编辑出版的《鲁迅语录》，很厚，达500多页。我是那样珍爱这本小书，竟然剪下了一个笔记本的硬纸封面，把它改装成‘精装本’，使它免受损害。每天，当‘革命群众’到农田干活去的时候，我便从褥子底下拿出它来，通过它，去拜谒那个伟大的、睿智的、雄强的灵魂。……当我读到先生一些精辟透彻、酣畅淋漓的论述时，多想用笔把这些段落画下来，可是在当时我的家信也已受检的情况下，我不能这样做，我担心他们会从中知道我‘顽固不化’的‘活思想’。不能标记下来，又惦念着，寻味着，这种隐蔽的欣喜，在我悒郁的感情中，算是难得的一点亮色。”[4]

    “1969年，我去了北大荒农场。在我能带走的不多书籍中，鲁迅先生的作品几乎占了一半。在那周围没有更多书籍，也不允许读其他书籍的荒芜的原野上，在寒冷而漫长的冬季的火炉边，鲁迅先生是一个幸存者，在身边陪伴我们渡过了那么艰难的岁月。我有一本红皮的《鲁迅语录》，是‘文革’中不知哪一派摘录下来作为战斗武器的，这时也成了我的宝贝，其中那些警句我至今都能背诵下来。‘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忠厚是无用的别名’，‘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流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在铲地休息的时候，在麦田管小麦，在颠簸的爬犁上，在水利工地……我心中默念着这些警句，翻来覆去，滚瓜烂熟，却从来不觉得乏味，好像其中有无数道看不见的放射线，透视到我的灵魂里去了。有的后来成了我的人生宗旨和信条。”[5]

    “有些篇章无法连续读下去，因为读一句就有各种思想涌来。有些话一经接触便像砸进大脑的钉子，再也无法忘记。……今天的年轻人已经很难设想，当一种建立在自己人生体验基础上的思想因为意识到它的‘危险’而自我压抑的时候，当某种想法得不到阳光下的语言表达而又迫切地想要表达的时候，如果发现一些能够表达自己思想的现成语句，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兴奋！这一切，我从鲁迅的作品中得到了，是他促使我进一步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现实、思考历史、思考人、思考自我和思想本身。……我喜欢思想，同时也害怕思想。而鲁迅把我从恐惧中部分地解救了出来。……因为作为抽象存在的鲁迅是被权威认可的，而他的思想竟然与我的想法如此贴近！在鲁迅那里，我找到了自己的声音，面对鲁迅，我不再彻底地处于孤独当中，是他使我在暗地里对自己的思想感到理直气壮。”“读鲁迅著作的感觉之所以特别好，还在于我可以公开地阅读它。我再也不必像地下党一样读书，而是可以公开地把它摆在枕头旁边，把它带到实验队的屋子里，而且可以高声朗读而不必害怕让什么人听到。……”[6]

    “在我阅读的全部历史中，差不多有22年，这两位大师（另一位指曹雪芹）的书籍，总是与我的行李，背囊，吃饭的搪瓷盆，粮票，菜金在一起。那些日子里，我发配到修建铁路新线的工程单位劳动改造，差不多走遍大半个中国。幸好，即使在最为严峻的‘文革’岁月里，这两位大师也不在禁绝之列，于无奈的孤独中，只有阅读他们，是惟一的慰藉。”[7]

    这一类的回忆性文字非常之多，本文自然不必一一列举。这些回忆清楚地告诉我们：第一，鲁迅的书在当时是除了毛泽东的书（当然也包括马、恩、列、斯的书）之外，几乎惟一可以合法接触的读物。在“不允许读其他书籍的荒芜的原野上”，人们在鲁迅那里得到了精神寄托。第二，显然，毛泽东思想的一统天下并不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反而加重了那种“精神荒原”之感。这时，与鲁迅的相遇正好帮助他们解决了可怕的精神饥渴、贫瘠和孤独。于是鲁迅的作品和思想就成了他们“精神的支柱”，他们的灵魂也迅速为鲁迅所占有。第三，这些回忆文字的作者有的是“知青”（其前身是“红卫兵”），有的是过去政治运动的罹难者（例如“右派”），这原本存在着巨大思想隔膜的两代人却通过鲁迅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各自都在鲁迅那里找到了精神的慰藉。

    由此可以发现，当时人们选择鲁迅，并不是在大量图书、资料、知识和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有各种参照情况下的自由选择。在铁桶般封闭的文化环境下，他们除了阅读毛泽东的文字，就只能选择鲁迅了。这其实是别无选择下的“选择”。另一方面，这确实又是一种带有主动性的选择。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他们不能不读一些毛泽东的文字，但不读鲁迅是可以的（不选择不等于可以怀疑）；然而，他们根据自己的精神需要选择了鲁迅，这其实也意味着对毛泽东的某种精神“逃离”。

    为什么他们会选择鲁迅？我以为，与毛泽东相比，鲁迅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鲁迅所讲的都是人生，是如何做人，所面对的都是具体的社会和人生现象，体现了难能可贵的“真实”。读鲁迅的书，你时时可以感受到鲁迅说的每一句话都发自肺腑，是属于一个活生生的个体生命。无论是他的思想还是感情，是冷辟、决绝、激进的理性分析，还是无奈、孤愤、绝望、多疑、虚无的情感抒发，都源于他生命的真实感悟。只有这种“真实”才能让人们看得见，摸得到，获得具体的感知——感受到一个真实的生命与读者的生命的呼应和接通。这绝对是人们无法从毛泽东的文字那里可以得到的，甚至也是从他们正经历着的现实社会、人生里无法体验到的——因为那现实的人生早已被“革命”虚饰和板结了。

    其次，鲁迅的书（哪怕仅仅是些“文辑”、“语录”），在毛泽东思想之外给他们提供了另类思想和思维方式。例如，他要人们“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反对“瞒和骗”；他憎恶奴性、卑怯、麻木、虚伪、健忘、圆滑、自欺欺人，等等。他认为，中国的希望在于“改造”这些国民的“坏根性”。从他的书中，可以感受到一种强大的自我、自主和宁折不弯的人格力量。这一切在毛泽东思想的天地里是找不到的，却隐隐同人们的生命感受有所呼应，这无疑会让他们感到格外美好、亲切，并激发对自身的某种信念。

    第三，鲁迅无论谈论什么问题都有特属于他的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准确、冷峻、一针见血的剖析，嘻笑怒骂，说古论今，既有丰富的知识和意象，文字更是如投枪、匕首，精炼泼辣，凌厉无比，富于杀伤力，读来十分痛快淋漓。抛开其思想内容不说，就是这种知识的丰富性，这种深刻、独到和“表述方式”的个人性本身，就极富艺术魅力，让人于意识形态统治所造就的极其板结的思想之外，感到耳目一新，感受到情感和思想的巨大冲击力量。

    最后，鲁迅对传统文化的专制性和“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总使人对当下的人情世态产生诸多感受、联想和共鸣。比如，自欺欺人、卑怯、麻木、妄自尊大、讳疾忌医、奴隶式的顺从等等，这些“劣根性”可以说触目皆是。而最有意思的是，过去这些“劣根性”被鲁迅深恶痛绝，不断由此叹息中国人的“不幸”和“不争”，而今却被披上“革命”的华衮，成了“最美好”的“无产阶级品质”加以宣扬。而另一方面，鲁迅式的人格和精神在实际生活中又遭遇到压抑和控制，这种强烈的对比，不能不使许多人从中有所憬悟，并对他们所处的社会和时代产生置疑。

    总之，鲁迅给他们提供了毛泽东话语世界之外的许多另类知识和思想、另类思维和价值理念，以及另类的表述方式。鲁迅的文字包含着超越政治意识形态的、属于一个独特生命的真实和真诚，有富于魅力的真思想，有同人们的生命感悟相呼应、相对接的东西，正是这些唤起了人们的自我意识、对生活的感知力和信念，让他们未泯的良知不再受孤独和绝望的折磨，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支撑了他们渴望用思想和情愫慰藉的心灵。所以，他们对鲁迅有着由衷的敬爱、感激和亲近之情。这一点也不奇怪，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都知道这确实是那个时代的特殊文化现象。

    然而，也正是由此让我们同时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悲悯之情，甚至某种疑虑。应该说，这并不是一种正常的文化现象。在20世纪的60、70年代，在人类早已经确立了现代人文体系的时代，当时的人们只能接触到毛泽东话语世界外的鲁迅，不要说中国之外的现代文明接触不到，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中国现代已经有过的文明诉求、学术研究也与他们隔绝。这样的坐井观天，这样荒芜的文化沙漠，不会让他们的视阈过于狭隘、偏枯吗？而尤为严重的是，由于精神的过度饥饿、思想的过度贫穷和他们对精神支柱病态性的强烈追求，使他们对鲁迅产生的那种几乎近于神灵般的崇拜和生死相依的精神依恋，本身就是一种变态的文化现象。没有以知性为准的探索、怀疑精神，只有高山仰止和对“心灵哺育者”的感恩之情，只是以鲁迅的思想印证自己思想的真理性，把鲁迅的思想看成了对自己生命的“救赎”和“灵魂的超度”[8]。于是，他们还没有从毛泽东的话语世界中彻底走出，又不可避免地陷入了鲁迅的话语世界。这两个“话语世界”都“不容置疑”，如此，他们能从信仰的世界走进知性世界吗？此种卑微的心理和可怜的精神状态，不是又预示了另一个危机吗？[9] 更何况，那些“哺育”他们的“鲁迅思想”，还大都是根据意识形态需要选编的“语录”和文章，其中突出的都是鲁迅对“敌人”不讲任何宽容的“斗争精神”。这样一种学习和片言只语式的掌握，到底能给他们带来多少真正有益的营养，值得怀疑。当然，这不能怪他们，这是那个病态的时代造就的病态文化现象。然而，病态毕竟是病态。这个事实首先需要正视。

三、当年人们从鲁迅那里学到了什么？

    那么，在这种对鲁迅的热爱和崇拜当中，人们究竟学到了什么呢？

    一位学者曾这样回忆“文革”中鲁迅对他的影响：“当文革期间，没有什么更多的书可读的时候，鲁迅的杂文却成了文化大革命中除了《毛泽东选集》之外的最有力的战斗武器，那时的鲁迅在我们心中则是一个尖锐犀利、充满战斗激情的斗士形象。当然，他的老到、尖刻和冷峻，也成为那个时代的一种深刻战法。这个其貌不扬但又高大伟岸的小老头成为我们一代人的精神偶像。在那个弥漫着战斗硝烟的严峻阶级斗争的年代里，读‘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样的文章，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来说，无疑是太深奥了一些。但是，那‘痛打落水狗’的战斗主旨，也还是略通一二的，尽管这种误读扭曲过我们的灵魂，但它毕竟为我们以后更深刻地认识鲁迅提供了一个参照系。”[10]“文革”期间这位学者只是个“十几岁的少年”，还没有产生上面说的那些青年的“精神追求”。他也并未说那“最有力的战斗武器”和“一种深刻战法”在“文革”中是怎么发挥作用的。

    但是，我们可以从另一篇回忆中看到当时鲁迅精神的影响：“1966年8月18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北京101中学的红卫兵从天安门游行归来，激情满怀地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革命大事业！怎么干呢？斗坏人！于是，一群红卫兵狂叫着，把出身于旧军阀家庭，因画过裸体像，又因有‘侮辱女同学’等罪名判过刑的老师陈宝坤揪了出来，从腰上解开牛皮武装带，劈头盖脸地抽了上去，打得半死之后，又将他扔进学校莲花喷泉池里。遍体鳞伤的陈老师在污泥中挣扎着，全校红卫兵与师生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观着，一群十多岁的孩子围着池边狂喜地笑着，一边叫嚷着‘造反有理’、‘痛打落水狗’，一边扔石块。就在陈老师拼命地躲开水花，咬着牙抓住荷花池栏杆的刹那间，‘通——’一块大石头砸在他身上，‘通’——又一块大石头重重地正好落在了他的腰部，他刚刚触到栏杆的手松开了，‘通’——像一块大石头，一下扎到了水中，当他沉于水底时，水花息了。这正是下午4时14分（请永远记住这历史的一刻），他死在围观的人群心满意足的目光下，死在一片欢乐的狂呼声中。……”[11]

    这些“少年屠夫”们兴高采烈地虐杀他们老师时狂呼的口号，一句是毛泽东的“造反有理”，另一句就是鲁迅的“痛打落水狗”。鲁迅的“痛打落水狗”正是“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篇文章的主旨。按这篇文章的精神来看，似乎不能说“少年屠夫”们是“误读”。可以这样说，鲁迅的“‘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想法和“痛打落水狗”的精神，与毛泽东的“造反有理”、“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话，以及毛写过的，把阶级敌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以及“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的思想，是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的。这些主张就成了“文革”期间“红卫兵”肆意作恶的重要精神资源和思想依据。也许有人会说，鲁迅是对“敌人”说的，可是“造反派”们却把“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指向了群众。确实，鲁迅是对“敌人”说的，然而，只要“造反派”认定了一个“敌人”，然后遵循鲁迅的逻辑，凡是“敌人”就要无情打落水里，“又从而打之”，这样的“鲁迅精神”本身不正是鲁迅所提倡的吗？于是，谁被判定为“敌人”（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所有被称为“牛鬼蛇神”的，都是“文革”中被指定的“敌人”），“革命造反派”就有权利、也有义务以“革命的名义”对他们进行肆无忌惮的虐杀。毫无疑问，这一逻辑是相当可怕的。任何人只要被任意地判为“敌人”，谁都有合法和道义上的依据加以摧残，而这样的举动居然都成了“革命行为”。无论是鲁迅的年代，还是“文革”前、“文革”中，都有无数这样被判成“敌人”的无辜者成了“革命”的刀下冤魂。

    当然，人们从鲁迅的思想中还领悟到另外一些精神。王富仁回忆说：“在那个时候，我属于所谓‘根红苗正’的少年。我出生贫农。父亲1938年入党。……我也‘红’过，初小时，当少先队小队长，初中时当中队长、大队长。但到读了鲁迅作品，不知为什么竟变了，政治上是越搞越糟。在那时入团入党是要找支部书记谈话的，那叫汇报思想，靠拢组织。……我觉得这有点滑稽。……《鲁迅全集》里没有找领导谈话时说的那套语言，中国书我读得少，见了领导不知说什么好。……当时我就知道《鲁迅全集》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反而把我可能有的‘锦绣前程’给毁了。但我没有后悔过，因为我觉得有些人活得怪没有意思，活得巴巴结结的，唯唯诺诺的。鲁迅虽然一生不那么顺，但活得却像个人样子。……我喜欢鲁迅，就喜欢他说的不是假话大话，说的不是专门讨人欢心的话，虽然当时年龄还小，懂得的事理不多，但这点感觉还是有的。”[12]王富仁更多感受到的，是鲁迅“不说假话大话，说的不是专门讨人喜欢的话”的品格。这品格使他抵御了当时惯说“假话大话”、“讨人欢心的话”的恶劣社会风气。这恶劣的社会风气当然都是毛泽东的意识形态专政造成的。

    张长弓回忆过自己当年读鲁迅著作时的情况：因为沉迷于鲁迅著作，经常把鲁迅这样一些话话挂上嘴边，“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骂，敢打”。结果被周围人汇报上去，“领导就说，这个同志很成问题了，总爱提一些不同的主张，唱相反的调子，这都是看那种书所致。再这样下去政治不展开，学习不进步，就变成民主人士了。”[13]这是鲁迅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独立自主精神给他的影响。毫无疑问，这是与当时的意识形态专政、彻底消灭自我和个体人格的整个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根本对立的。

    另有一些青年也谈到自己从鲁迅那里所受到的启发：“即使他不是文学家，不是思想家，不是一切以‘家’为后缀的各种各样的干巴巴的怪物；即使他是市井无赖，是小偷强盗，是呼呼入睡于旮旯墙角的满身癞疮的乞丐，只要他能那样坦荡而无所顾忌地走着自己生命的行程，便是一条我可以为之倾心结交的好汉子，这样的人，少极了。所以鲁迅更少了。这便是鲁迅在我心目中异常异常珍贵的原因。人的本性应该张扬到一种无所不在、天马行空的境界，应该张扬到一种极限，……在中国，与旧势力的抗争，实际上是在与几千年的旧传统、旧观念宣战，也就是与整个社会宣战。作为一名斗士，他理应得到的是全社会的诅咒，不必指望别人的理解，更要警惕别人的布施，包括亲人的爱，便应该这样孤独地，一往无前地走向拼杀之地，走向死亡。——如果你打定主意，与你身边包围着的黑暗的一切斗争到底。”[14]这当然也不是对鲁迅的“误读”。这思想不但突出地体现在鲁迅早年的文章“摩罗诗力说”和“文化偏至论”中，也体现在他深层的人格结构中。

    无疑，这些都与毛泽东思想背道而驰。毛泽东虽然不只一次地说，他同鲁迅在精神上是相通的，他也不会不清楚鲁迅在“摩罗诗力说”和“文化偏至论”中表达的思想，但作为意识形态的毛泽东思想所张扬的，却是革命的集体主义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无我”精神，和建立在革命功利性基础上的伦理原则。毫无疑问，上文提到的“天马行空”、“无所顾忌”，要把个人的“意力”发挥到“极限”，做同“身边包围着的黑暗的一切斗争到底”的孤独的绝望的“社会斗士”，甚至认为不管是强盗小偷、市井无赖，只要表现出“无所顾忌”的“生命意志”，就是“可以为之倾心结交的好汉子”，把“生命意志”看成最具伦理精神的价值，属于完全抵制革命、抹杀阶级斗争思想的价值观，正是几十年“兴无灭资”的社会主义革命所极力铲除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思想”。这些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极端个人主义”，当然也与现代人文理念没有多少联系，然而，它们又确确实实与鲁迅的思想紧密相通。

    于是我们看到，鲁迅的“革命”思想、彻底斗争的思想和对“敌人”无情打击、决不宽容的思想，与毛泽东思想是“同构”的，就这样他与毛泽东一起打造着“文革”人格；但鲁迅的另外一些思想和人格，如不阿谀、不奉承，不卑屈，不说假话、大话，到什么时代都守护着独立自我人格的精神，以及极端个人主义、尼采式的“强人”、“超人”哲学等，又与政治意识形态对“驯服工具”的要求形成了突出的矛盾，也无疑是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神权的“解构”，并从相反方面做出破坏性的回应。

    如果是在一个思想多元的时代，各种思想的相互激荡自然是再正常不过的文化现象。但在高度集权的意识形态统治中，出现这种既统一又冲突，表面是一元化、实质是二元化，既同构又解构的情况，却是相当耐人寻味的。而尤其是上面谈到的鲁迅带给人们思考的几个不同于毛泽东的特点，以及一代青年是在怎样一种精神饥渴状态下与鲁迅相遇的，不但使鲁迅更具影响力（由于毛泽东思想的反人性，倘若没有强大的极权主义统治，可以说对普通人几乎不会有任何影响力），也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意识形态统治形成很大的冲击，这也许是毛泽东所始料未及的。

    现在再回到本文开头所提到的毛泽东的感慨。很难说毛泽东关于鲁迅是“第一等圣人”的感叹是因何而发；他是不是痛感于鲁迅对中国知识人的影响力超过他而“感慨系之”呢？不过，鲁迅可是经由他的“御批”“恩准”的，本是要鲁迅为自己的政治服务，然而鲁迅却不是“单面人”，而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毛泽东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他也收获了他不想收获的。这也算是历史的吊诡吧！

四、后毛泽东时代的“鲁迅文化”

    “毛泽东时代”结束后，一代青少年也长大了，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成了中国新一代的知识分子。“文革”的一个重要后果，是让一代从“文革”中觉醒的青少年迅速地逃离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但是，他们逃离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却并未逃离鲁迅；相反，他们与鲁迅更加亲近了。剥离了“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涂到鲁迅身上的政治釉彩，他们终于可以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了，这就是“立人”的鲁迅，“启蒙”的鲁迅，威武不屈、特立独行、始终保持自己人格尊严的鲁迅。想到“文革”时中国人的整体失落，想到在意识形态恐怖笼罩下的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所表现的怯懦和卑屈，他们更感受到鲁迅的“立人”思想与“改造国民劣根性”思想的价值，以及鲁迅作为一个“精神斗士”的伟大道德力量。于是，鲁迅更成了他们心目中的一面光辉旗帜，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惟一值得骄傲和珍惜的精神源泉。拜倒在鲁迅脚下，活在鲁迅的“精神谱系”中，守护鲁迅“圣人”和“精神之父”的地位，也就是守护“文革”后重新凝聚起来的知识分子的价值理想、人格尊严和伦理精神。保卫鲁迅的声名和荣誉，不允许任何人对他有任何污损乃至怀疑，似乎已经成了这些学人庄严的政治使命、学术使命和伦理责任。他们也把自己这种庄严的使命感赋予了时代和历史的意义。他们也许没有意识到，他们这样想和这样做，不但已经远远离开了学人应有的知性和怀疑精神，也将有意无意地把鲁迅设置为一道学术屏障，自己则成了“卫道者”和一种话语霸权。

    事实上，鲁迅作为中国社会和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期的人物，本身就交织着传统和现代文化的复杂纠葛。无论他的思想、思维方式，还是他的追求、选择、精神困惑和种种迷茫，包括革命对他的利用和改写，以及他与一代学人的关系，都包蕴着深邃的历史内容。可以这样说，“鲁迅”——这个引号中的“鲁迅”不只是鲁迅本人的情况，还包含着缠绕在他身上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复杂内容，在中国现当代史上，已经构成一种牵连深广、盘根错节的文化。如果用今天中国学人已经可以基本认同的现代人文理念来关照“鲁迅”，可能会提出大量饶有意义的思想史问题。

    上一世纪末，谢泳曾在一篇文章中，就鲁迅与胡适的对照提出了自己的“困惑”：“为什么鲁迅以反专制为基本追求而却总是被专制利用？”“鲁迅一直得到官方的首肯，而胡适却从来都是挨骂的。为什么新时代愿意用一贯反专制的鲁迅来作为自己的旗帜，却不用一直想做政府诤友的胡适呢？”“‘文革’时期鲁迅的书是他同时代作家中惟一没有被禁止的，也就是说我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人是读鲁迅的书长大的，可为什么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里，那些读过鲁迅书的红卫兵战士连最起码的人道主义都不懂，学生打死老师的事几乎天天都在发生，这一切是从何而来的呢？”[15] 这的确都是些重大的“困惑”，破解这些“困惑”，其实就是要破解笔者上文所说的“文化”。然而，谢泳这些“困惑”，在大多数学人、包括一些著名学者和“鲁迅研究”专家那里是不以为然的。他们或“顾左右而言它”，或以鲁迅被官方“歪曲”、“改写”来回避问题，或充满了“精神战士”般的义愤。在胡与鲁的对比中，则以简单的“补台”与“拆台”为标准加以褒贬。有人更把扬胡抑鲁看成（政治）“倾向性”问题，言外之意就是要政治出面加以干预。

    《收获》2000年第2期开辟了“走近鲁迅”专栏，并刊登了3篇文章，冯骥才的“鲁迅的‘功’与‘过’”、王朔的“我看鲁迅”、林语堂的”悼鲁迅“（这是林语堂1936年11月客居纽约时写的，次年发表于《宇宙风》杂志）。3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对鲁迅和围绕着鲁迅所形成的文化现象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文章发表后，首先在鲁迅故乡绍兴引起轩然大波。该市作协主席以公开信质问中国作家协会：“这次《收获》讨伐鲁迅，到底是出于怎样的考虑？作为我们协会主席和刊物主编的巴金知不知道这事？如果不知道，那么，这次‘倒鲁’是谁策划又代表了谁的旨意？用意何在？”他还要求中国作协机关报《文艺报》刊出这封公开信并作出答复。公开信首先刊登在《绍兴日报》，新华社就此事发了消息。绍兴市鲁迅研究会、绍兴市作协、绍兴市文联、绍兴市社科联几个单位还召开了“反对贬损鲁迅”座谈会。与会者表示：“作为鲁迅故乡的文学和社科工作者，我们有职责、有义务捍卫鲁迅精神，让鲁迅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中国作协虽未对公开信直接表态，但此后《文艺报》在“鲁迅是中国现代进步文化的代表”的大标题下发表了题为“鲁迅的革命精神不容亵渎”的“北京召开鲁迅研究热点问题讨论会”消息。至此，这一事件算是告一段落。

    显然，这种“神圣的捍卫”与学人应有的“为学”精神相悖谬。然而，这“悖谬”恰恰是“鲁迅”作为一种文化的组成部分。如果我们把属于鲁迅的思想加以拆解，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既是反专制的，又是专制的；他追求个性的解放、独立和自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专制性深恶痛绝，但同时他也把自己和自己的思想绝对化为一种神圣的价值；他站在“社会精英”立场，以“启蒙”意识（这“启蒙”意识与欧洲18世纪的启蒙精神并无共同之处）“改造国民劣根性”；他对异见、异端的决不宽容，他对民主、法治的坚决抵制，就源于此种思想。由此，他成了一个“彻底革命”的“精神斗士”。正是这种骨子里的专制性让他与共产党的社会大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重要的不是这种专制性指向谁，而在于这种绝对化思维。英国著名思想家伯林是这样评价这种思维的：“没有什么东西比这种信念更有害：某些个体或群体（或者部落、国家、民族、教会）认为，只有他、她或他们惟一拥有真理，特别是那些关于怎样生活、成为什么与做什么的真理；而与他们不同的人，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邪恶与疯狂的，因此需要抑制与镇压。相信只有自己正确，这是一种可怕而危险的自大：拥有看到惟一真理的灵眼，而如果别人不同意，错的只能是他们。这使得一个人相信对于他的民族、教会或全人世人类，存在着一个目标而且是惟一一个目标，只要这个目标能够实现，无论遭到多大的不幸（特别是就别人而言）都是值得的。……”[16] 的确，有这种思维在，就不会有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多元、法治这样一些人类的普适性价值，当然也不会尊重任何学术自由。

    鲁迅与包括胡适在内的自由知识分子在这些问题上的战斗，贯穿了他整个后半生。他的这些思想也直接表露在他早年的重要文章“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中。非常遗憾，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中国都笼罩在这种思维中。胡适们只是作为“另类”与这种主流思维进行着无望的斗争。那些“神圣的捍卫者”扮演的正是鲁迅式“精神战士”的角色。不过稍有区别的是，鲁迅作为“精神战士”，是特立独行、面向统治的权力，如今这些“精神战士”却是托庇于权势。仔细想来，“思想斗士”、“精神战士”这一类美丽的冠名，是挺可怕的。在人类的精神世界、思想世界，其实是不必“斗”也勿需“斗”的，它需要的是理性、研究、探讨、辩析，是锲而不舍、知难而进的知性精神。谁也不具有绝对真理性，谁也不应压服谁，谁也不神圣，惟一神圣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对任何“神圣之物”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

    中国的希望也许就在于我们彻底走出那种绝对化思维。

【注释】
[1] 引自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658页。
[2] 例如，北京大学学者钱理群就承认，在50、60年代，毛泽东和鲁迅就是他的两个“精神之父”（见钱理群的《压在心上的坟》，第3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出版）。
[3]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658页。
[4] 母国政，“小草仰望大树”，《当代作家谈鲁迅》，西北大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
[5] 张抗抗，“心灵的哺育者鲁迅”，载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编，《当代作家谈鲁迅》。西北大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
[6] 李新宇，《〈鲁迅的选择〉自序》，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
[7] 李国文，“我的阅读主张”，见《文学自由谈》，2004年第6期。这里有一点需要指出，《红楼梦》在“文革”的很长一段时间并未享受到如作者说的那种“特权”，只是到了“文革”后期，有了毛泽东“《红楼梦》也要作为一本政治小说来读”这样的话，始才开禁。
[8] 钱理群，“我与鲁迅”，《压在心上的坟》，第39页。
[9] 钱理群，“我与鲁迅”，《压在心上的坟》第48页。
[10] 丁帆，“‘费厄泼赖’的背后”，《21世纪：鲁迅和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11] 转引自钱理群“青春是可怕的”，见《压在心头的坟》。
[12] 王富仁，“我和鲁迅研究”，一土编，《21世纪：鲁迅和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13] 张长弓，“鲁迅使我敢于面对人生”，见《当代作家谈鲁迅》，西北大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
[14] 以上均见钱理群在“七、八十年代青年眼里的鲁迅”，《走近当代的鲁迅》，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15] 谢泳，“鲁迅研究之谜”，《胡适还是鲁迅》，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第19页。
[16] “关于偏见的笔记”，《自由论》，译林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第3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