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困境与可能的出路

近来浏览网上有关政治思考的文章，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呼吁中国应走民主宪政之路，且分析有理，建言有据。忧的是执政党对上述呼吁少有反应，更有不少论者公然祭起“文革”大旗来否定改革，以毛氏禁锢来否定邓氏开放。执政党大张旗鼓地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际，对此种谬论亦不作反驳。可见在建国60周年、改革开放已30周年的时候，中国确实是陷入了某种困境。因为执政党实行的是一种以党治国的理念和以党治国的体制，不妨称之为党国困境。这种困境困在哪里？以一个正摸着石头过河的人来打比方：他的右腿已经踏在了一块坚实的石头上了，而左腿还深陷在淤泥之中；一条腿已走到了现在，一条腿还停留在昨天；拔不出昨天那条腿，就无法走向未来。而拔不出左腿的原因，是因为过去的意识形态之鞋还紧紧地箍在脚上，脱不掉便迈不出步。当年的决策者不肯拔出那条腿，或许是因为前腿立足未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乃为大局稳定所计。可当改革的右腿终于迈出并且站稳了立脚点之后，却发现滞后的左腿难以拔出了。倒退虽不可能，前进也被死死拖住，于是便形成现在进退失据的局面。

    有一个说法深得我心，改革就是纠错。原来无错，何需改革？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立论，从权宜之计来看，减少了当年党内矛盾，有利于安定团结的局面。但从长远看来，却预留了一个矛盾：似乎改革开放和“四个坚持”都是合理的。现在回头再看，其实合理的只能有一个。如果“四个坚持”是对的，改革开放就是错的；如果改革开放是对的，“四个坚持”就是错的。这是邓小平这个伟大人物的历史局限。

    那种两者都对的官方认可，造成了现在的两难处境：既不能放弃由邓氏推动的改革开放，又不敢否定改革之前的毛氏道路。其结果使得改革派举步维艰，“文革派”却能捡起毛这根棍子对改革派口诛笔伐。而当局的态度甚至退到了党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认识之下，在中宣部掌控的所有媒体上，连讨论历史真相和反思文革都成了禁区。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在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某些人士对改革开放的攻击甚嚣尘上，把现实社会所有的弊病统统归之于改革开放。现在社会上的诸种不合理现象大多是领袖专制的后遗症，却被思想糊涂之士和别有用心之人当作民主政治的传染病来加以攻击。肯定毛，否定邓，已成为被极左派推动的一股思潮。

    毛泽东所发起的一系列以革命为名以整人为实的政治运动，可以被有些人认为是罪，也可以被某些人认为是错，但是绝不能被堂而皇之地认为是有功！如果对“文革”的否定在当政者的默许下被再次否定，那么中国极有可能再次落入“文革”的轮回。虽然中共官方已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活动中表现出清醒的肯定态度，但同时如果仍然未敢对改革开放的对立面做出清晰的切割与否定，那么事实上等于是在对改革开放的反对派授之以柄。

    我们已经看到和能够想象到中国政治体制的变化有三个台阶：阶级斗争和领袖独裁的过去；改革开放和一党治国的现在；深化改革与宪政民主的将来。我们现在正站在第二个台阶上。也正是在这个台阶上陷入了理论与现实的困境。在理论层面上，是改革开放和“四个坚持”双重合理的困境；形象地看，是前进与后退的劈腿。在现实政局中，是既得利益群体不愿放手，公民社会难以进入的困境；形象地看，是宪政要求与一党治国的劈腿。那么出路何在？在理论上，需要像30年前的真理标准讨论那样，再一次辨明是非。这就要求中宣部名副其实地成为中共中央的宣传部，而不是越俎代庖地成为社会言论管制部。而在现实操作上，要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在释权于众，归政于民进程的同时，尽最大可能减少既得利益群体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为避免剧烈的社会动荡，应采取有序淡出和逐步替代的办法，来防止前一政体的突然死亡。

    改革开放受到诸多左派攻击的原因是社会不公，而社会不公恰恰是因为既得利益群体不愿放弃现有地位才形成的。但是，过去穷人革命推翻富人统治的暴力方式既不可行又不现实。于是，选择只剩下两种：一种是坚决不改，能拖到哪一天算哪一天；另一种是设计一条渐进之路，让既得利益者基本保住现有利益，但是阻断这种利益获取方式的世袭延续，同时让弱势群体逐步改善其生存环境和社会地位，在这一、两代人逐渐退出社会舞台的将来，让下一、两代人在公平公正的场地上去进行他们的政治竞争、制度完善和对执政者的选择。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未来，我认为，与其坚持到底，不如光荣引退。既然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为何不能由人民来决定它的去留？关键是秩序与步骤，应当制定一个还政于民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孙中山以国民党治国，有一个从军政、训政到宪政的明确进程表。共产党为国家民族计，是否也应该对此有所设计呢？

    30年来，中国在政治上的进步不可否认，从几乎等同于君王世袭制的领导干部终身制，进步到领导干部退休制；并从前任对后任的直接指定，进步到了隔代指定。这已和同样声称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朝鲜和古巴不可同日而语了。更上层楼，应该是党的领导的党内选举制—－不是形式上的选举，而是真正的选举。再进一步，则应该是国家领导人的全民选举。

    从人生看，政治的改变有时很慢；从历史看，朝代的书页却翻得很快。秦始皇想建万年基业，却没有料到秦朝二世即亡。列宁和斯大林为巩固政权无所不用其极，但没有想到苏联只有70年的寿命。和它们相比，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在可以预见的时段里看来会比苏联长寿，但也是因为有了改革开放才能比较顺利地走到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28年，是不断革命、运动人民的历史；后32年，逐渐端正了执政党的位置，才是关心人民发展经济的开始。为了自己的革命理念不惜掀翻了天下重来一遍的毛泽东，也不会想到他的帮派队伍在他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就被颠覆，而他的“文革”路线仅仅过了两年就改弦更张了。“文革”中常说的那句话：“让无产阶级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现在想来是完全不靠谱的荒唐话，就像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用一个三级跳就能跨进共产主义天堂那样不切实际。况且从经济制度上来看，江山已经变色，没变的只是党国体制而已。像毛那样的政治巨人倾半生之力来“反修防修”，到最后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谁又能将身后的政治格局控制千秋万代？一个人做不到，一个党同样也做不到。真正能做到的，不过是与时俱进而已。

    现在的中国，即使不是大部分人，也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理论尚有可取之处，作为建设理论则基本是空想，而在实际操作中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专制者和专政主义的工具。共产主义的国家形态，在它的策源地已经倾覆；其他勉力支撑的几个样板根本谈不上成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是因为引进了资本主义的主要因素才得以改善和发展。如果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人有什么必要非得坚持它直到永远？现在许多左派一口咬定普世价值是由西方舶来因而不适合中国国情，那么同样从西方舶来的马克思主义怎么就成了中国人永世不可离开的革命圣经呢？没了它好像就要亡党亡国，实在有点危言耸听。

    与其坚持一党永治，不如让人民择善而从。如果它真是好东西，相信将来人民还会选择它。人民需要的，只是幸福而自由的生活，而不是某个特定的主义或特定的领导集团。正如过去的人不能决定现在的是非，现在的人也不可能决定将来的是非。现在党的政治局不可能决定30年后的政治局人选和方针政策，那么为什么不能看远一点，对民意、对世界潮流、对现代政治走向乐顺其行呢？如果要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执政党，首先要让某种预置的和特定的意识形态与党分离，使党真正地成为为民执政的党，而不是挟民服从的党。然后逐步替换，让此党自然完成历史使命，避免剧烈的和暴力的政局替换。党要管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理念。但党的领袖对人民的承诺是一回事，全党上下能否不出腐败、清正廉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是另一回事。只有单方面的承诺，没有另一方面的制约，不可能培育出一个完善的公民社会。毛泽东之所以能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就是因为没有社会监督和权力制衡，才使得所有飘在空中的好话落到地上都变成了坏事。

    只要执政党的权力和地位不受制约，那么立党为公就必然成为一句虚言。只要入党能为当官开一扇方便之门，而社会又处在官本位状态，那么入党这个行为就必定是为己谋利的成份大于为民服务。只要入党和升官都是由内部、由上级指定而不是由外部、由下层选举的，那么可以想象被指定的官员首先是对上、对内负责，其次才会对下、对外负责。这就是广大人民群众无力改变党的执政地位，但又无法完全相信党的执政理念，并且也无法监督和修正党的执政行为的原因。现在党的理念是执政为民，但执政和为民二者是不可能自然相等的。一个众所公认的事实是，执政党的官员中除了少数具有圣人品质的人能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之外，大部分属于凡人的官员首先考虑的是利己，然后才会去利人。这正是执了政的人不肯让别人去执政的利益所在。只要一党执政的前提存在，入党是为利益而不是为理想也就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情形下，入党做官，首先成为一个利己行为而不是利他行为，而且因为只有一党执政，此种自利行为不会得到有效监督。而党这个平台就是一部分人优先获利的温床而不是全体公民公平的赛场。我相信，战争年代入党的人也许是为了理想献身的居多，他们有些人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来参加革命的；但建国后在以党治国的优越地位下，献身的理想被晋升的考虑所取代，申请入党的人们拴在裤腰带上的不再是脑袋，而是钱包了。

    如果认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永远不变的一党执政，那么只有这一党完全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才可能是真正为了人民的。除此之外，无论是党的宣传，还是党的承诺，都不能保证它首先不是一个自利的利益集团。现在被执政党所强调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真正的关键之处只在于一点，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对于执政党来说，这是改革的底线，无论怎么改，也不能把党的领导地位改掉。而且有党对全社会的控制，便于保持目前的稳定状态。执政党最耽心的是，一旦放权，天下大乱。这不能说只为一党之计，也有为国为民保持稳定的考虑在其中。但是改革推进到了一党执政这道门坎就无法迈步，并且这道铁门永远也不想打开的话，实际上改革就走到了尽头；而开放，就是你只能看着世界在变，自己家里却不能再变了。这就是真正的党国困局。执政党的最高领导人未必意识不到，但他们受到方方面面利益的牵扯，欲动不能，欲不动也不能。

    作为一个关心国事的公民，我在这里提出两个走出困境的思路，仅供党的、国家的领导和关心国事的人们参考。如不可取，也算是抛砖引玉。

    思路一：党员民选。

    既然害怕多党制引起乱局，必须保持一党治国的国体，那么就必须让执政党真正来自于民，服务于民，才能长治久安。这就要求改变目前党员由党组织自身来选择和发展的方式，而改为党员由所在支部范围内的群众选举，并由选民监督。执政党各级官员由党员选举并受党员监督。群众对于他们不满意的党员有罢免权。而党员对于他们不满意的官员有罢免权。这种办法可以真正保持党员的人民性，同时也保证了党的人民性。如果人民依然认为共产主义是奋斗目标，则共产党的名称不变。如果人民不再这么认为了，则可在适当的时候为党改一个更切合实际的名称。

    思路二：停止发展党员，逐渐融党于民。

    由于执政党已经单独执政60年这个现实，在其他现有的党派并不具备执政实力与经验的条件下，从突然换由其他党执政可能引起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计，在相对长的一段时间内依然只由执政党掌政，担任各级国家和地方职务的执政党官员依旧行使其职权直至退休；但从此不再发展新党员，后继的各级官员，均由所在范围内的民众选举补充，逐步有序地完成从一党政府到多党政府或民选政府的平稳过渡。当所有共产党员因自然规律而不是政治斗争退出历史舞台时，也就是执政党光荣宣布已经完成了为人民打下江山并把江山交给了人民的历史使命，这个党的生命不是因为政治斗争而结束，而是自然地融入了人民之中。

    可以想见的是，这两个思路都会受到党天下思维者的激烈反对，这样不是取消共产党的统治了吗？我想反问一句，没有共产党统治的社会就那么可怕吗？如果认为没有共产党统治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那么就说明这种思维已经受到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固化。任何东西都有开始也会有终结。共产党在中国并不是从来就执政的，也不可能执政直到永远。我们的现在终将成为后人的过去。我认为更加重要的是，50年、100年或几百年后，人们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是把它看成一个为了人民解放而成立，在追求人民解放的过程中立下功勋也犯过错误，最终明智地改正了错误，真正用立党为公的精神完成了历史使命的人民的政党；还是为了人民的解放而成立，在追求人民解放的过程改变了初衷，把立党为公变成了立党为党，为了一党的利益坚持掌权决不放弃，直到引起剧烈的社会变动不得不失去政权的一个朝代。用历史的眼光看，到底哪一种结局更好呢？

    在已经不是君王世袭制和领导干部终身制的历史条件下，不做勇敢的改变，只能使执政党的集团利益一代又一代继续高居于民众之上，这是理想信念教育和道德劝诫都不能解决的问题。因为人的行为不是由主义决定的，而是由现实的制度决定的。而对于现在的当政者来说，维护现有特殊利益群体的地位尚可理解，人总会有自利之心。但是维护数十年后不知道是谁的特殊利益群体的地位而不肯改变，就未免短视并且缺乏现实的担当和历史的责任感了。

    共产党的一党执政，既是现在的稳定因素，也是未来的不稳定因素。出路是一党政局的逐渐弱化和公民社会的逐渐成熟。其实无论对人民做多大的让步，当政者和民众的地位都不会平等。当政者能够说了算的有很多：制度、法律、政策、與论控制与导向，但人民能说了算的，在民主社会里也仅只一件，就是他们手中的选票。如果连选举的权利也没有，那就只有听从或并不心甘情愿地听从，直到他们有一天不能再忍受，而党国也像清朝末期或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末期那样再也无法稳定。

    当年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历史状况，是中共建国30年来单向度的政治宣传对无产阶级革命神圣化和对资本主义制度妖魔化的结果。许多错误认识都源于这个思维定式。当时的全党全民虽然因为对“文革”的强烈不满而渴望变革，但举国上下的思想却很少能越出这一雷池。当政者提出“四个坚持”，是为了执政党地位的合法性，保证执政党地位稳定，才能有序并有效地领导改革开放。就当时国人和大多数党员的认识水平而言，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合法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是合法的，而资本主义是不合法的。那时的中国人已经喊了30年“毛主席万岁”，批了30年资本主义。如果一下子对毛泽东全盘否定，确实会让人觉得资本主义复辟了，从而引起思想混乱乃至社会动荡。但现在情况和环境都大大不同了，因为开放，因为改革的实践，人们逐渐认识到资本主义是人类必须经历的一个历史时期，所谓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不但是子虚乌有，而且中国从来就没有真正进入过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并非万恶之源，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在改革演进之中，它恰恰是改革开放所需借鉴的主要参照系。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执政党地位的合法性绝不仅仅来自于一场成功的武装革命，也绝不能只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不受检验的理论地位，而应该来源于人民的认可。所以执政党与时俱进地提出了“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如果这三点是执政合法性的基础，那么四项基本原则就不应该继续成为不可触动的党国信条。

    如果承认执政党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都在于民，而不在于党自身，也就不能因为目前正在执政就永远合理合法；只有人民通过选举认可它的执政地位，它才合法－－合民主政治的宪法，而不是皇权统治的家法。中国当代最大的政治死结，就是人民实际上不具有选择执政党和执政者的权利。这个结不解开，中国这座大厦的基础就是空的、不牢固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所说的发展，是一种不愿正视并解决基础问题的发展。开放的国际环境已经告诉我们这个基础的重要性，而我们只愿把楼盖高盖大，却不愿去纠正这个基础的不合理并加以改善。

    中国现政权对国家的控制，仅从控制这一点上来说，在现阶段基本维持了稳定，这种体制成功地使任何别的党派和社会群体都无法与政府竞争。但是政府不能因为没有一个暴力集团在造反就有恃无恐或高枕无忧。减压、转型，要优于简单地维持现状。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公民社会，把利益、责任，同时也把危险逐步转移到全社会，让社会共享、社会共担，从而和平、有序、平稳地过渡到一个宪政体制中去，这将是全民的福祉，同是也是执政党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