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中叶中国的三年大饥荒时期，四川省是死亡人数最多的地区，多数研究者认为，四川省死亡人数在1,000万到1,200万之间。之所以发生如此巨大的灾难，除了全局性的因素外，四川的特殊性在于：从1949年中共建政伊始到“大跃进”期间，四川的粮食征收量和外调量均为全国最高，而农民的口粮标准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笔者认为，由于统揽地方大权的李井泉不遗余力地追随毛泽东的“大跃进”路线，顽固推行极左政策，加上中央对四川的粮食等农产品外调施加了强大压力，甚至不惜以四川农民的生命为代价，结果把素有“粮仓”盛名的四川变成了大饥荒的重灾区。 

一、四川省粮食高征购、高外调格局的形成  

    四川素称“天府之国”，历来是粮食富裕地区并有大宗粮食出省。8年抗日战争时期，四川一省总计供应军粮1,200万吨以上，占国民政府统治区军粮的三分之一[1]。实际上，所谓的“天府之国”，仅指成都平原一带，其面积为2.36万平方公里，仅占四川全省土地面积的4.2%，省内其它地区均为丘陵、山区和高原，农耕条件不好甚至很差。近代以来，四川人口迅速增加，人均粮食占有量不高。[2]1950年，四川省的农业人口为5,336万，耕地面积为10,537万亩，人均耕地不足2亩，大大低于全国人均耕地水平；其中，生产四川人主食的稻田面积人均仅1亩，当时平均亩产只有179公斤。[3]而建国初期高层执政者对这些情况并未加以关注。 

    1949年底，共产党占领四川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征粮，主政西南的邓小平以强硬手段组织了这场运动。当时，有进入四川的60万共产党军队、近百万投降的国民政府军队以及50万旧政权的公职人员需要吃粮，当局既无财力也不打算通过市场渠道购粮，而是采用大规模的无偿征收获得粮食；在旧的金融体系崩溃、新政权白手起家的情况下，粮食成了硬通货，所以征粮实际上也是新政权的原始积累。 

    1950年1月，200万人的征粮工作队进入全川各地乡村和城镇，以征收1949年公粮的名义，开始全省范围的强制性征粮，随即便发生了大规模的“土匪叛乱”，征粮队遭到武力抵抗，许多县城被围困。关于这场“叛乱”，官方宣称乃国民党残余势力所为，实际上主要是农民及各种地方势力的自发反抗。农民之所以抵制新政权的征粮行动，是因为国民党政府早已收过1949年的公粮，新政权其实是对农民重复征收，而且征收的数量大大高于国民党政府。当年川南行政公署政策研究室的一份报告真实地记载了这一事实：1950年1月起才征收1949年的公粮，比正常情况下晚了4个月，这时“农村粮食确已短少”。按上级下达的指标，川南区1949年度公粮负担为42.5万吨大米，以全区农村人口约1,000万，人均负担42.5公斤，加上“地方附加粮”10公斤，实际达到50公斤以上；当地农村大米人均产量只有150公斤左右，公粮征收占到平均产量的30%以上，这一征收量比国民党执政时期高30%到50%。[4]以大大高于旧政府的标准重复征收前一年的公粮，又完全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自然会引起反抗。虽然官方宣称征收对象主要是地主富农，然而，当地主富农的粮食被收缴一空后仍然不能完成征粮指标时，征收范围便扩大到包括贫雇农在内的所有农民。 

    征粮开始后的一个月内，全川暴动的农民达到数百万之众，政府随即动用武装力量强力镇压。在重庆的中共中央西南局要求各地以坚决“剿匪”来保证征粮任务的完成，到1950年底，全川公粮入库约200万吨。[5]这些粮食可供至少1,000万人一年之需，大大超过当时四川200万军队和公职人员的当年需求。这一时期，公粮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1950年的国家财政预算中公粮收入占41.4%[6]；四川的公粮收入则占当年财政收入的60%以上[7]，成为政府的主要财源。 

    在剿匪和征粮高峰的1950年春夏之交，川南区[8]全区饥民达200万之众，占当时全区农业人口的20%，“饿死人的事情到处发生”。[9]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对剿匪和征粮的态度十分坚决。川南区因征粮进度相对缓慢，邓在大会上对川南区负责人李大章、杜义德点名批评，迫使李大章等人一再做检讨。川南饥荒发生后，李大章等一再向西南局反映困难，并指出是征粮过多等原因所致[10]，结果邓小平对李大章十分不满。[11] 

    1950年3月，政务院决定四川外调20万吨大米，以支援华东地区特别是上海市，西南局遂责成川东、川北、川南三个行署立即筹集发运，直至当年6月政务院电令停调。重复征收1949年公粮大获全胜之后，四川省的公粮征收量逐年递增，1952年达到389.2万吨，比1950年的征粮数几乎翻了一番，足以供2,000万人吃一年。四川省的粮食高征收和大量外调的格局从此形成。 

    1952年底，四川合省，邓小平到中央工作，将接力棒交给了李井泉。李井泉以激进著称，在不择手段方面与邓小平的作风投合，因而被邓看重，李对邓则几近崇拜。在粮食问题上，李井泉在邓小平主政期间形成的格局上变本加厉，将政府高征收、农民低消费和大量外调步步推进。 

    邓小平到中央后任政务院副总理，是1953年开始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决策者之一。统购统销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剥夺农民来实现工业化，实际上是重蹈苏联建国初期余粮征集制的覆辙。实行统购统销后的1954年，四川商品粮征购[12]达到创纪录的487万吨（见表1）。虽然政府宣称，国家掌握粮食后，若农民缺粮国家会返销，以杜绝粮商投机，事实上，从1950年到1957年，四川省粮食返销的数量从未超过征购量的20%，少的年份仅及征购量的十分之一。政府所说的“余粮”，其实是农民赖以糊口的口粮。农民原以为，这些口粮只是交到国家仓库“代为保管”。然而，等到许多农民断粮之际，却不见国家“返销”，于是四川爆发了1949年以后的第二次饥荒。1954年春夏之交，四川多处“脚肿病”蔓延，连富庶的成都平原也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和“闹粮”骚乱。李井泉坚称，“肿病”是四川历来就有的“地方病”，而“闹粮”则是富裕农民煽动，要求各地实施镇压。温江专区逮捕了120多个带头闹粮的“反动分子”后，平息了骚乱。[13]那些为农民“叫苦”的干部和认为“脚肿病”是营养不良所致的医疗人员也受到了打击。 

    在逐年大幅增加粮食征购的同时，李井泉最大的“政绩”就是外调粮食——这是那个年代对中央的最大支持和贡献。从1953年开始，四川外调出省的粮食急速攀升，由1953年的52万吨增加到1957年的290万吨，7年间增加了5.8倍，成为全国粮食外调第一大省。1957年外调的粮食占全国各地外调粮食的三分之一，而且全都是大米小麦，调运范围扩大到全国十几个省和三个直辖市。四川的生猪、食用油等农副产品也大量供应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于是，中央对四川的粮食、食用油、生猪等农副产品严重依赖的局面就此形成。

     表1：1953－1962年四川粮食征购、外调和留粮标准

    说明：表中数字为按原粮折算的商品粮。四川调出粮食中包括调出省外和出口的粮食。征购和外调粮食均为细粮（大米、小麦），而农业人口留粮中则相当部分是杂粮。例如，1958年到1962年的农民留粮中，细粮只占30-40% 

    资料来源：中共四川省委研究室，《四川省情》，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84年出版，页559表； 许国璋，《四川农村粮食购销》，四川大学出版社（成都），1993年出版。
 
二、李井泉在大跃进中的恶劣表现及其背景  

    李井泉在粮食征购上对中央的特殊贡献，使其个人政治地位大大提高。1958年5月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李井泉和柯庆施、谭震林一起被提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了全国各省区第一书记中的拔尖人物。这一拔擢拉开了李井泉与其他省委负责人的距离，使四川省委成为他的一言堂。李井泉在政治上并不老练，理论水平也很低，毛泽东看重李井泉其人，无非是看重他能拿出大量粮食支援其他省市。这种看重对李井泉有如强烈的政治兴奋剂，自从在晋绥土改中犯极左错误受到中央的批评后，他的政治生涯还从未如此辉煌过，于是他对毛的崇拜和追随之决心前所未有地坚定起来。 

    另一方面，李井泉与邓小平的个人关系也日益密切。1952年四川合省，邓小平推荐李井泉为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1956年邓小平担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后，开始参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重大决策，并被毛泽东有意作为接班人培养。邓对李井泉的信任和支持也强化了李井泉的地位，促使李井泉全力以赴地为中央效力。李井泉在“文革”中承认，他对邓一直有好感。邓到中央工作后，许多重大事情李都是先向邓汇报，然后按照邓的意见行事，“特别是干部问题上，常和他商量，再报中央”。邓对四川的工作也“给予了不少支持和指示”[14]。按照李大章的说法：“李井泉每次到北京开会，一下飞机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邓小平家里”。1959年3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表示，“计划工作我亲自挂帅，邓小平当参谋长”，李井泉由此认定，邓已被毛选为接班人。邓小平获毛泽东的信任，担当了“大跃进”操盘手的角色（后来他也不得不承认，那时候头脑很热），李井泉在“大跃进”期间的狂热，与邓不无关系。1958年底邓小平与杨尚昆、李井泉一起到贵州省视察，视察期间李井泉打电话给在成都主持工作的省长李大章，要求在四川建设1千万亩万斤田，这与邓小平在贵州宣传“少种、高产、多收”有关。 

    毛泽东在“大跃进”中重用邓小平，邓小平则把毛的意图传达给李井泉，李井泉便义无反顾地忠实执行——这是解读“大跃进”中李井泉狂热表现的一个关键点。 

     1、 1959年“纠左”时期李井泉的有恃无恐 

     针对“大跃进”期间出现的乱子，从1958年底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庐山会议前半段的大半年时间里，中共中央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研究对策，提出了“压缩空气”，出台了一些初步“纠左”的措施。尤其是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传达后，全党上下形成了一种“纠左”的气氛。后来的中共党史教科书称，这段时间里毛曾经主动“纠左”，多次对“大跃进”初期的激进行为提出过批评。“文革”时期“造反派”曾把李井泉在这一时期的极左表现视为对抗中央和毛泽东的重大劣迹。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毛在其认定的“大跃进”路线上从未动摇过，他的所谓“纠左”不过是在党内众多异议和基层情况恶化的压力下以退为进的韬晦之计，这也是他屡试不爽的政治韬略。而李井泉自从成为政治局委员后，有了更多的与毛直接接触的机会，通过毛的一些“交底”的话，再通过邓小平这条线的沟通，李井泉比党内许多人更了解毛的真实意向和思路，所以才胸有成竹地加以发挥，无所顾忌地变本加厉。 

    例如，1958年底，四川的干部中反对浮夸蛮干的呼声不小。1959年1月25日，李井泉一到北京，毛便对他说，“最近空气不好”，“可以告诉下面，不要泄气，原来规定的任务要完成”，“死了一些猪，没有预料到，也死了人，但往常也死”。毛还说，汉口会议就提出要“压缩空气”，已经压了两个月了，“要继续鼓干劲”。毛的所谓“空气不好”，显然是对当时“纠左”的大气候的不满。李井泉心领神会，立即用电话将毛的谈话传达到省委，巩固“跃进派”的阵脚。几天后，李井泉又电告省委，要肯定1958年的成绩、批判对1959年任务的怀疑情绪。李说：“主席提出四川粮食要搞到1,500亿斤”（7,500万吨）。[15]其实，当时四川根据层层虚报“落实”的1958年粮食产量仅4,000万吨（后来统计是2,245万吨）。2月下旬，四川省委召开市、地、州委书记会议，落实毛提出的7,500万吨粮食产量的任务，会上把李井泉提出的建设1,000万亩万斤田的计划分摊到各地。有人在会上公开质疑万斤田，李井泉怒斥：谁怀疑万斤田就是观潮派、算账派，“就不是共产党”。3月中旬，四川省委在重庆市召开万人大会，提出“把全省千万亩万斤粮竞赛活动推向高峰，为力争全省全年产粮1千5百亿斤而战”。李井泉在会上强行要求各级干部对高产指标立军令状。 

    此刻，所谓毛泽东进一步“纠左”的第二次郑州会议开过不久，四川发生的这些用强迫命令硬性摊派高产指标的事，其实来源于毛泽东本人的指令。毛泽东给李井泉露底、“加担子”，是因为毛明白李的忠诚；毛既需要四川的大量粮食，也需要有李井泉这样的左派为其冲锋陷阵，以打压和制衡反对意见；毛尽可以在其他人面前唱几句低调，但对李井泉却“高标准、严要求”。李井泉当然也理解毛的困境，很明显，“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危局对始作俑者毛泽东十分不利；为了表示对毛的忠诚，李井泉一方面不惜一切代价地调运粮食等农产品为毛解困，一方面大唱高调为毛助威。就在毛泽东告诉他“空气不好”的时候，李给省委传话说，“北京副食品供应紧张得很，每个人一个月9两肉，每天3两菜，王府井百货大楼副食品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罐头”；他要省委发个通知，“动员下面多调点出来”。省委随即发出通知，规定农村当年必须按每10人交售75公斤以上毛猪一头，才能按规定标准吃肉。[16]而农民如此交售生猪之后，就几乎无肉可吃了。 

    1959年3月的中央上海会议期间，李井泉继续扮演着“勤王”的角色。毛在会上问李，去年粮食棉花公布的数字都减下来了，你们的粮食是多少？李说可能是900亿斤差一点，800亿斤肯定是有的，大概比去年增加70%。毛再问，你们明年搞多少，李说原来准备搞1,350亿斤，争取1,500亿斤。毛又问在座各位，麦子“搞1万斤行不行？”云南省委书记回答说“再好也不过1,000斤”。李则说，“高产田搞个万把斤有可能”。 

    农家出生的毛泽东，其内心不可能相信万斤田，但他相信，只有用高指标才能逼出他想要的“高产量”，李井泉深知其意。李井泉面临的真正压力是必须大量外调粮食。他深知自己的地位是建立在粮食之上的，多外调就必须高征购，要高征购就必须高估产，而高估产则必须有高指标，高指标则只能依赖大干劲——或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雄心大志”。看似豪情万丈，实则残酷无比的“大跃进”，其简单的内在逻辑就是如此。李井泉后来也承认了这个事实。[17]。 

    正因为如此，了解到毛泽东真实想法的李井泉，对1958年底、1959年上半年中央有关“纠左”的决定不屑一顾。1959年初，中央要求根据八届六中全会的要求整社、遏制浮夸平调风等。而李井泉却对省委其他负责人传话说，“不要把整社看成是了不起的事情”，这些问题（指浮夸风等）“大体上都解决了，做些自我批评就行了”。在1959年2月底到3月初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整顿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话”方针，要求下放权利到生产队、实行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等等。李井泉声称：不落实高产指标就不下放权利，什么都由你了，还要共产党干什么？4月由毛泽东提出的所谓的“算账”运动，主题是肯定“大跃进”的成绩，清理退赔平调的财产，落实“十四句话”，李井泉却将其变成一场批“右倾”思想、查瞒产私分、整基层干部的运动。 

    最为典型的是李井泉对毛泽东1959年4月29日党内通信（又称“六条指示”）的公开“对抗”。“文革”初期这是李井泉恶名昭彰的罪行之一。其实，这是一桩冤案。从表面上看，毛泽东的这封信可谓彻头彻尾的右派言论，如称高产指标是“吹牛而已”，“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收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其时，李井泉正在四川强制推行“高度密植”，鼓吹实现千万亩万斤田，假话、高调、强迫命令猖獗一时。如果毛的这封信被传达下去，对他相当不利。然而李井泉却胸有成竹地要求下级对毛的这些指示“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以免产生“消极情绪”；虽然毛泽东要求将信一直发到生产队，但李井泉却自行规定只准发到县委，口头传达到公社，随后把文件全部收回。他坚称，省委强制推行的“高度密植”没有问题，1,000万亩万斤田不仅要继续推行，今后每年还要增加500万亩。[18]经过李井泉“统一思想”后的一些省委干部自然也就有恃无恐了。省委书记廖志高5月16日在传达毛泽东“六条指示”的全省电话会议上说，“主席提出的六个问题，大家必须好好看，才能正确领会。……我们看主席的指示，不要单看他的某一句话，孤立地去看某一句，好像是泄气了。不是，他的精神是为着继续鼓劲。”他逐条对毛泽东的话做“积极理解”：关于密植，毛泽东说，“不可太稀，不可太密，……有的干部和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要密是不对的”。廖志高解释说：“这是不是主席反对密植呢？不是，要搞清楚，他首先说不可太稀，第二才说不可太密，他不是反对密植的。”关于生产指标，毛泽东说：“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指标，只讲现实可能性。……去年实际只有300斤的，能增产一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800斤、1,000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有何益处呢？”廖志高解释说：“我们怎么能够不要指标呢？实际上主席的指示里也是讲指标的。他说去年亩产实际只有300斤的，今年能够增产100斤、200斤就很好了，这不是指标？”“他的指标幅度还不低，300斤增产100斤就是增产百分之三十几，增产200斤就是增产百分之六十、六十几，这是多大的增产？”[19] 

    廖志高敢于如此解释毛泽东的话，是因为掌握了李井泉提供的背景信息。在向地委书记传达时，温江地委书记宋文彬读了毛的信后宣称自己是“悲观派”，廖志高便向他交底说，主席这样写，是因为“北京有冷空气，主席有压力”，暗示毛所写的并不是真心话，宋听后吓得赶紧作检讨。在5月16日的全省电话会议上廖志高更是公开讲：“现在一些省份，增产不多的，为什么增产不多？……就是受了一些冷空气的侵袭，这些思想上、政治上的冷空气一来，他们就抵挡不住，或是错误地领会中央的一些指示。”廖志高是李井泉的亲信，他的这些话当然是从李井泉那里听来的。李井泉了解到上层的反对声音和毛泽东的被动处境；更重要的是，他知道毛绝不会善罢甘休，一定要按既定目标干下去。所以李井泉要下面的干部明白这一点：“主席的方法论就是，当他看准了一个目标，就一定要下决心搞下去，气魄很大，莫可阻止，无论如何也要搞下去”，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粮食毛猪调出去，对那些关了食堂闹粮的，“饿死都不要管他”。[20]李井泉对中央的“纠左”指示置若罔闻，坚决抵制。例如，5月7日，中央发出“农业五条紧急指示”，要求将大部分猪下放给生产队和个人饲养，恢复社员的自留地等。李井泉完全不理。5月26日，中央在关于夏收分配的指示中规定，将口粮分配到户，社员参加公共食堂自愿。全国许多省份的公共食堂一哄而散，而四川省委却规定，不能将粮食分到户，强迫农民留在公共食堂。6月11日，中央再次发出通知，允许社员自养家畜家禽并归个人所有，恢复自留地，其产品属个人所有等，而且要求“用布告形式向群众公布”。四川省委仍然不理不睬，不给农民留一线生机。 

     2、庐山会议后李井泉的狂热 

    1959年夏，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突然变脸，发动了对1958年底以来的“冷空气”的总反击。此时，彭德怀的信不过是他借题发挥的口实而已。毛所要打击的，不是“军事俱乐部”的区区几个人，而是党内对他的“大跃进”路线持异议者，批判彭德怀不过是敲山震虎罢了。于是，自1959年初以来便坚决顶住“冷空气”的李井泉，不仅被证明为有“先见之明”，还在政治上赢了分。1960年初，他在部分地委书记的一次座谈会上表示：主席说，去年5、6月中央发的一些东西是有消极作用的，可见我们当时从积极的方面去领会是正确的。主管宣传的省委书记处书记阎秀峰曾因阻止报道郫县红光公社的万斤田消息而挨了李井泉的骂，被下放到红光公社蹲点。这时阎也口服心服地说：“李政委看问题很深，许多事情过后才看出他是正确的。”[21] 

    四川传达贯彻庐山会议精神时的发明―“政治测验”[22]，是李井泉广为人知的又一劣迹。实际上这件事他也是“正大光明”地干的。四川省向地厅级干部传达庐山会议精神的会议一结束，省委便于9月6日给“中央和主席”报告了会议（包括“政治测验”）的情况：“看来先测验一下，对了解干部思想态度和进一步彻底解决干部思想很有好处”。李井泉后来还当面向毛汇报了此事，“主席表示赞同这个办法”[23]。 

    在这一时期，李井泉的情绪十分亢奋，整治农民的种种恶行则登峰造极。庐山会议后由于工业和基本建设的“大跃进”，职工人数迅速膨胀，吃供应粮的人暴增，国家对粮食的需求日甚，中央对四川粮食的依赖也越来越大。而四川省的做法是：不惜一切代价，把农民手中的粮食“一网打尽”。对这个被称为“先下手为强”的“经验”，廖志高有一说明：“经验证明要及时完成征购任务，稍微放松一下就要发生问题。全国都这样，这一条经验北京会议叫做‘先下手为强’，收起来以后不及时完成征购任务，以后就不好办了，又要反瞒产了，又要突击了，再用三倍四倍五倍的力量还是完不成任务，那实在很被动”。[24]按照李井泉给毛泽东的保证，四川省1959年粮食产量预期达到6,750万吨，按30%的最低征购标准，需征购2,000万吨以上。而事实上这年四川全省粮食的真实产量只有1,582万吨[25]，全部收光拿尽也无法满足征购任务。当时，四川省各级政府知道自己的估产有水分，但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的政治恐怖中，各级干部为了求生存－－其实被逼得没有选择余地，到了收割稻谷季节，许多地方组织武装民兵把守收割现场，稻谷收割下来后直接送进国家粮库，连晒干风净都顾不上，有的地方连种子都不留给农民。李井泉后来辩解：“1959年粮食征购数量超过以往任何一年，而且入库很快，对于我们判断当时的粮食情况起了诱惑作用。1960年春我们发现粮食问题严重的时候，在党代会上提出分配中央增加的销售指标，有的地委表示不要，也增加了我们对全省缺粮不是普遍的严重错觉”。[26]李井泉只讲了一半事实，却故意漏掉了另一半事实，即这一切都是在“反右倾”的政治恐怖下发生的。 

    1959年四川的实际粮食收购量达到601万吨，占总产量的49%（见表1）。需要说明的是，征购的粮食主要是大米和少数小麦、玉米等，而留给农民的口粮中则绝大部分是以红薯为主的杂粮。四川人的主食是大米，通常占粮食消费量的60%以上，只要有大米，四川人是不愿吃其他“杂粮”的。从1957年到1961年，四川省的稻谷产量减少了一半多，而征购比例却越来越高，1959年甚至达到总产量的70%。（见表2）1959年四川省农村人均留粮为139公斤（见表1），其中稻谷为42公斤（见表2）；1960年人均留粮为130公斤（见表1），其中稻谷仅38公斤（见表2）。这些数据指的是“原粮”，即尚未加工的稻谷，若换算成大米，分别只有29.4和26.6公斤[27]。也就是说，1959年四川省农民平均每天只有80克大米，1960年平均每天只有73克大米。1959年底，四川大部分地区都断了粮，主管粮食工作的省长李大章承认，有的地方把萝卜都折算成粮食，每天也只有2、3两（16进位旧秤，不到100克），“没有细粮了”。[28] 

表2：1953－1961年四川省稻谷产量、征购及农业人口占有量

    说明：表中数据为原粮，即尚未加工成大米的稻谷。农村人口人均占有量＝（产量－征购量）÷农村人口。 

    资料来源：《四川省情》页561表；《四川省志·农业志》表1-2、3-4。 

     把农民逼上死亡绝路的另一个原因是不许他们各自在家煮食。庐山会议后，坚守公共食堂成为重大政治原则问题。毛泽东下令，把贵州省将粮食全部收归食堂、干部掌握吃饭大权的“经验”推向全国，“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四川省委提出的口号是，“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李井泉要求把公共食堂“办得像连队伙食团一样”，以“不参加就会饿死”的严酷现实迫使农民服从干部的指挥。但到了1959年底，大部分食堂都因断粮停伙，勉强维持的食堂也只能供应不足以维持生命的菜汤之类；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不得不设法在家里煮点填肚子的东西吃，然而却被扣上“破坏公共食堂”的罪名遭到严厉禁止。当时，武装民兵在农村昼夜巡查，发现煮食者即砸锅掀灶、没收食物，施以残酷体罚；而政府返销的一点点粮食则多半被干部侵占。如此农民只剩下死路一条。 

    从毛泽东1959年4月29日的党内通信可以看出，他对农村的实际情况完全了解，而他却执意要让这一切继续下去。这只能使人得出如下结论：毛泽东认为，牺牲农民的利益乃至生命，是快速实现工业化所不可避免的事，如同打仗会有牺牲一样，建设也必须要有人付出牺牲。他的“哲学思想”历来如此，并被党内不少人奉为致胜之道。对李井泉的“打肿脸充胖子”，毛泽东心里也是有数的。李井泉在“文革”期间的检讨中说：1959年冬季他到中央开会，曾向毛泽东反映困难，“主席毫不迟疑地说，给你们增加20亿斤销售指标”。接着周恩来与李井泉商量此事，李井泉还要硬撑，说只需要10亿斤，总理给他增加到12亿斤。[29]这12亿斤粮食如果及时发出（粮食就在四川各地的国家仓库里），本可挽救无数农民的生命，但李井泉竟然以“保护干部的积极性”为由扣住不发。他后来承认：“直到1960年春，才把新增的销售指标发下去，但是已经迟了，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后果”[30]。 

     3、 李井泉的顽固人为延长了四川的饥馑死人之灾 

     1960年底中央下达“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这是“大跃进”运动的重大转折。此后毛泽东节节退守，直到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被迫表面认输。在这场退却战中，李井泉的顽固延长了四川的灾难。 

     上述“紧急指示”下达后，全国各地的公共食堂土崩瓦解，只有李井泉还在咬牙坚持。毛泽东当然不愿放弃公共食堂这一“伟大实践”，1961年春毛还要求中央和各省领导到下面调查，希望发掘出一些有利于他的消息。毛把希望寄托在李井泉身上。1961年5月6日，毛给李井泉以及正在四川简阳县调研的中央农工部长陈正人写信，以少见的迫切语气说：“井泉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31]与此同时，邓小平也打电话给李井泉，转告了毛的要求[32]。当时李井泉正在竭力挽救公共食堂，省委派出了大批工作组，以不参加食堂便不分粮食相威胁，拼命维系公共食堂的生存。接到毛和邓的指示后，李井泉立即赶往他亲自抓的“先进单位”南充地区火花公社和内江县。5月11日李向毛写信报告：垮台的食堂不到四分之一，70%的食堂多数群众要求继续办下去。[33]这也许是毛期待已久的最好消息，毛泽东立即批准将李的报告通报全国。然而，毕竟“大跃进”的大势已去，连毛泽东都无力挽回，李井泉就更独木难支了。1961年6月下发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60条）规定，粮食一律分配到户，是否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自己决定，并要求“原原本本向每个社员传达”。李井泉这才放弃了抵抗，于是全川的公共食堂一哄而散，但仍然比全国解散食堂较晚的地区迟了半年。 

     “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还有一道“最后防线”，即坚持不改变农村的所有制即基本核算单位。他顽固地认为，公有化程度越高，便越能提高生产力。1953年以后，他力排众议，最终将农民集中到“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把全体农民变成了丧失私有财产和人身自由的“准农奴”，继之而来的便是大饥馑和农村人口的大规模饿死。尽管毛泽东闯下一场弥天大祸，但他还是不肯认输。1961年，全国很多省份都实行了事实上的包产到户，毛还是坚持要以生产大队（相当于今天的行政村范围）为基本核算单位。李井泉与毛泽东声气相通，死死咬定以大队为核算单位不松口。虽然中央的“60条”规定以生产队（相当于今天的村民组）为核算单位，李井泉却故意曲解“60条”的文件精神，硬说在四川省生产大队就是基本核算单位。毛泽东对此则一直佯作不知。在这个问题上，李井泉发明了他所谓的“膝盖说”。他声称，以大队为核算单位是“腰”，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是“腿”，我们则是把核算单位放在“膝盖”上，即仍以大队为核算单位，但下放一部分权力给生产队。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后，全国统一实行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李井泉仍然坚持在每个公社留一个大队为核算单位。“文革”时期，李井泉在批斗的压力下，曾于1967年底写检讨书就此“认罪”；但到了1972年他的处境好转后，又写了一份对过去检讨的“声明和更正”，全盘翻案。他辩解说：1961年毛主席在做最后结论时的一次小会上说，一般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超过30%；我主张一个公社留一个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只占全部大队的10%，我就没有什么错误。[34] 

    “大跃进”大势已去，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李井泉的“分散主义”受到众多指责，他不得不在各大区书记参加的小会上认错，此时毛泽东不但不保护李井泉，反而出面指责他。李谈到对毛的“六条指示”有抵触时，毛泽东表示，“六条指示就是针对你们来的”。毛接着说：“我过去在延安说过，猪碰到壁也还回头，可是现在有些人不如猪，碰了壁还不回头。”李井泉确认，这个比猪还“蠢笨”的人就是自己。[35] 

三、四川农民成为中央政策的牺牲品  

     1960年初，中央恢复了各大区建制，李井泉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升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当时中央继续重用李井泉，是因为需要四川的粮食，李井泉对此心领神会。1959年，四川粮食外调达238.7万吨（见表1），邓小平因此表扬李井泉“贡献大、风格高”。然而，1960年春，四川各地农村因饥饿而广泛出现浮肿病，食堂断炊，大量死人的可怕消息已部分传到省委，李井泉也开始感到问题严重了。1960年4月，刘少奇携夫人到成都，省委书记廖志高向刘汇报说：今春以来全省140个县发生浮肿病和妇女病，约有100万人，其中成年男子占70%，最严重的专区是雅安、乐山、涪陵和江津，死人已不可避免；原因之一是征购多了，1959年的粮食产量实际上没有原先估计的多，比1958年落实的产量还少，即便把蔬菜折成粮食计算，也大大低于原先估计的数字。据作者掌握的材料，这是四川省委首次正式向中央汇报四川的实际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四川省委此时已经知道发生了大规模的饥荒，也预料到还会继续饿死大批人。他们向中央报告灾情的目的，显然是希望中央明白四川的困难，减轻四川外调粮食的压力，从而降低死亡人数。 

     然而，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之后，全国在政治高压下持续一个冬春的疯狂蛮干，已经把经济拖入绝境，全国性的大饥荒从农村蔓延到城市。中央政府所面临的已经不是死不死人的问题，而是死谁保谁的问题。四川省建国以来大量外调粮食的格局、四川众多的农村人口和偏远的地理位置，注定了这一地区将成为牺牲品。李井泉当年的秘书陈震寰回忆：中央向四川调粮，总书记邓小平、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都是打过招呼的，也可以说是下的死命令；邓小平到四川时曾说，调粮问题，四川还得调，死人也只能死四川的人，不能死北京、上海的人，否则国际影响就大了。[36]还有人回忆，周恩来、李先念也讲过类似的话。这些话在四川一些干部中流传，被万县地委书记燕汉民归纳为：“人死在山沟里，总比死在王府井大街上强。” 

    到1960年夏季，四川铁路、水路沿线的粮食仓库已经扫空，但中央从四川调粮的命令仍接连不断。主管粮食工作的省长李大章焦头烂额，私下里诉苦：“叫我从哪里弄粮食啊！”当时，一些长期靠四川调粮维持供应的城市和省份已经到了等米下锅的地步。1960年7月11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给李大章发来急电。电报指出，四川当月计划调出15万吨粮食，前10天只到位1.5万吨，“津、京、沪、辽不断告急，李先念同志务请你们支援”。此时李井泉正在北戴河开中央工作会议，在成都的省委干部情急之下准备了一份关于四川省本年度粮食情况的文件，请李井泉报告中央。7月22日，骑虎难下的李井泉给主管全国粮食工作的李先念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这几年外调增加多，并不是征购多，而是抽调历年的库存增加的。特别是因为去年征购多了，引起今年出现许多问题，如果增加外调，那省内的安排就毫无办法，因此，很有必要给四川缓和一下。外调粮食最好是28亿斤，最多不超过32亿斤。……我们能完成的数只能到此为止。”[37]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中央最后答应外调数为31亿斤。 

    1960年8月15日，中央向各省市区党委发出“中央关于确保完成粮食调运计划的指示”：“现在的安排是一个萝卜顶一个眼，任何一个调出地区稍一拖延，等待调运的地方马上就有脱销的危险。……时间紧迫，万万火急。”8月17日，四川省委通知全省各地：“克服一切困难完成任务，只能超过，不能短欠，时间也不能推迟”。调粮的命令落实到四川每个穷乡僻壤。一位当年的基层干部描述：大山深处的农民们为了运出一袋粮食，翻山越岭将麻袋背到山谷里的小溪边，绑到竹排上漂流到河里，再装小木船运到长江边的码头，最后装上大船运出省，一袋粮食还不够辗转运送的人吃，但即使有人饿死在运粮的路上，也没有人敢动一口运送的粮食。 

     到了1960年底，包括李井泉在内的所有四川省的领导人，对继续外调粮食的可怕后果都一清二楚了。温江地委书记宋文斌回忆，他曾在会议上问省委领导，你们到底给中央反映四川的困难没有？廖志高回答，怎么没有反映？连多调1亿斤粮食要多死多少人的话都讲了，中央还是要调。还有人回忆，李井泉一次在电话里为调粮和李先念争辩，说得都哭了，还发牢骚说：“你那里是国务院，我这里也是一个小国务院”。诸如此类的事，至今被为李井泉辩护的人广为引用，但他们却回避了李井泉曾顽固坚持“大跃进”路线直到最后的事实。 

     1960年底，四川农村进入了又一个死亡的冬季。12月13日，中央再次向四川发出调运粮食的紧急通知。省委决定调集150万“劳动力”，用3个月时间把160万吨粮食集中到水路、铁路沿线和中央指定的地方。根据省委的命令，各地市县成立了调粮指挥部，书记挂帅，“像指挥作战一样，保证完成任务”。由于饥馑，农村劳动力锐减，省委只能动员各地机关事业单位出人运输，于是许多地方学校停课、机关不上班，全部投入运粮，用鸡公车推、架子车拉、人肩挑背扛。四川农村最后一点维持农民生存的粮食被运走了，用中央领导人的话来讲，就是用四川农民的性命去换取那些中央认为应该活下去的人的命。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期间，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明朗写匿名信状告李井泉，历数其对抗中央“纠左”指示，搞“分散主义”的罪状，这是促使该会会期延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毛泽东所谓的“出气会”上，李井泉在四川组的检讨中流了泪还下不了台。邓小平当然清楚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所以他伸手救了李井泉一把。邓在自己家里将中央办公厅发到政治局常委的明朗的信交给李井泉看（这明显违反组织纪律），又亲自出面保李井泉。邓小平表示，会议不能继续这样开下去了，李井泉同志也不要继续检讨了，省委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邓还在毛召集的各大区书记会上建议：“这个会恐怕开到这里差不多，建议结束会议”，毛自然表示同意。[38]于是“出气会”随即结束。 

     “七千人大会”后，中央对全国尤其是四川省饥荒的惊人情况有了更详细的了解，对强令四川调粮的后果亦有所反省，所以，1962年免除了四川省的粮食外调任务，同时向四川调入粮食。1962年，因为“大跃进”中止了，全国农村的经济状况明显好转。但四川省因为“纠左”迟缓，农民仍在饥饿中挣扎。例如，重庆市江北县1961年11月至1962年2月期间，农村有半数人严重浮肿，70%的劳动力不能出工；其中复兴区12,247个劳动力，能出工的不到1千人；这4个月里全县非正常死亡7,660人。[39]1962年3月31日，周恩来召集滇、黔、鄂、赣、浙、苏6省负责人共同听取李大章汇报四川省的粮食情况，要求这几年吃过不少川粮的长江流域各省支援四川；当时这6省负责人一致诉苦说拿不出粮食，周恩来最后下令长江流域各省马上支援四川5,000万斤粮食。[40] 

     综上所述，当年四川省大饥馑的根本原因在于“大跃进”运动。“大跃进”对四川农村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并断绝了许多农民求生的机会。从1958年到1961年，四川省粮食减产50%，1961年的水稻产量仅及全川军阀大混战的1932年的57%。[41]如此情势之下，饥馑本已不可避免，而高征购、高外调政策又加剧了这场灾难。 

【注释】  
[1]《当代中国的四川（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0年，第25页。 
[2]四川明末清初因战乱，全省人口一度降至60万左右。清代康熙年间推行“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政策，动员全国十几个省的移民到四川定居，导致长达百年的移民潮。清末四川人口增至4,800万，成为全国人口第一大省。1949年达到5,730万。见《中国人口四川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北京），1988年，第53－62页。 
[3] 四川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四川省志·农业志》，四川辞书出版社（成都），1996年，第20页、116页。 
[4]川南公署政策研究室，《关于1949年公粮负担重不重问题的研究》，1950年7月10日。 
[5]《当代中国的四川（上）》，第44页。 
[6]《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8年，第41页。 
[7]中共四川省委政策研究室，《四川省情》，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84年，第619页。 
[8]建国初四川省分为东、南、西、北四个行政区，每个行政区相当于省级区划。1952年底合为四川省。 
[9]见李大章、郭影秋、刘披云，《川南行政公署6月份工作简报》（1950年7月5日）。 
[10]出处同上。 
[11]邓小平和李大章都是四川人，同到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一起参加共产主义小组活动，有多年交往。但邓在主政西南期间看重了李井泉，看淡了李大章。 
[12]1952年以前只征收公粮，称为征收；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以后，农民除了交公粮，国家还要强制性购买他们的“余粮”，合称为征购。 
[13]见中共温江地委办公室，《温江区农村闹粮问题综合情况》（1954年8月1日）。 
[14]见《李井泉的检讨》（1967年10－12月）。 
[15]《李政委电话要点》（1959年2月2日）。 
[16]《当代四川大事纪要》，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91年，第135页。 
[17]原话为，“因为实行高指标，随之而来就是实行高征购。实际上我们要搞高征购，非搞反瞒产私分的斗争不可。”出处同注14。 
[18]《七个地委书记重庆座谈会记录》（1959年5月5日）。 
[19]廖志高，《在全省电话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5月16日）。 
[20]“李政委5月18日在温江专区各县县委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5月21日）。 
[21]“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革命造反派指挥部”编印，《李大章同志的检查和揭发检举材料》（1967年9月），第48页。 
[22]即先将彭德怀、张闻天、李云仲的信给到会者看，对“赞成”、“基本赞成”、“基本不赞成”、“不赞成”四项选择表态，以此划定左、中、右，然后才传达庐山会议决议。 
[23]出处同注14。 
[24]出处同注19。 
[25]出处同注3，第108页。 
[26]出处同注14。 
[27]稻谷因品种、成熟程度、水分、杂质含量、加工要求（加工成糙米或精米）及加工手段的不同，出米率的比例为65-75%，本文取平均值70%。 
[28]“省委12月30日电话会议上李大章同志关于群众生活安排问题的讲话”（1959年）。 
[29]出处同注14。 
[30]出处同注14。 
[3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9册，第484页。 
[32]出处同注14。 
[33]“李井泉同志5月11日关于农村公共食堂试点情况给毛主席的信”（1961年5月16日）。 
[34]李井泉，“声明和更正”（1972年9月30日）。 
[35]同注14。 
[36]陈振寰1954－1963年和1975－1977年两次担任省委主要负责人的秘书，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秘书局局长。 
[37]“转发李井泉同志给李先念同志的信”（1960年7月28日）。 
[38]出处同注14。 
[39]江北县人民委员会，“关于群众生活、疾病、死亡情况报告”（1962年3月20日）。 
[40]李聚奎，“关于三个省粮食汇报的情况”（1962年4月2日）。 
[41]《四川省志·农业志》，第112页，第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