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是如何推动的？——政治运动造就的恐惧和造假风

今天人们对于1958年“大跃进”的历史记忆，恐怕主要源于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经济闹剧。人们常常用领袖和群众共享“乌托邦式”浪漫主义理想来嘲讽当年不可理喻的那种狂热。这样的单一解释其实掩盖了更深层的原因：在不可理喻的“高指标”谎言背后，支配着人们荒诞行为的实际上是深植于内心的政治恐惧。

    为什么1958年的荒诞剧未遭到党内外有力的抵制？不少学者将原因归咎为1957年的“反右”，他们认为，“反右”运动消灭了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从而消灭了社会良知[1]。但这些分析忽略了1958年中国的政治气候。1958年是毛泽东继续强化阶级斗争的一年：在国际上，他主动向赫鲁晓夫“叫板”，挑起了关于“联合舰队”、“长波电台”的中苏论争；在台海关系上，他发动了“炮击金门”，制造出紧张的战争气氛；在中共党内，这一年是党史上整肃出“反党集团”最多的一年；在民间，1958年还有过一个与经济“大跃进”平行的“肃反大跃进”运动，在某些地区，甚至连中学生都无法幸免于“肃反”。由于内部档案的封锁和其它的一些原因，有关这一另类“大跃进”的论述，在以往的中共党史和中国当代史研究中被长期忽略。

    正是1958年这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才制造了一种弥漫于全社会的恐惧和“失语”，并迅速地扫除了党内外有可能反对“大跃进”的一切障碍。同时，中共原有的趋炎附势的政治文化及其对行政管理的影响，也被催化到了新的高峰，于是在高产指标上的层层造假和人人吹牛便蔚然成风。在这样的氛围里，如同经历了一场互相欺骗的催眠，全中国似乎一夜间全都失去了理性判断能力，转而相信共产主义福祉会瞬间降临。这就是经济“大跃进”得以顺利推行的政治社会环境。认识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大跃进”期间的一切荒谬以及大饥荒出现的必然性了。

一、为经济“大跃进”开道：“肃反大跃进”和其他形形式式的政治运动

    中共历史上有过多次“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以下简称“肃反运动”），比如20世纪30年代在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曾发生大规模残杀党和红军各级将领、普通士兵和工农大众的“肃反运动”，这些事件后来都被“平反”或认定为严重“扩大化”。中共1949年建政后仍然沿用战争年代急风暴雨式斗争模式来肃清（其实是制造）“敌人”，包括1955年7月至1957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即“肃反运动”）。需要指出的是，1957年底许多地区的“肃反运动”尚未结束，1958年中央又指示各地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一步展开内部“肃反”和社会“镇反”运动，“把全国每一个角落都打扫一下”。[2]于是，紧密配合形势需要的“肃反大跃进”便应运而生了。

    以山西省为例，根据最近发现的内部档案，太原市领导“肃反”的“五人小组”在3月31日至4月2日召开了“全市肃反工作跃进大会”；绝大多数单位的“肃反”负责人与专职干部皆认识到，在全面跃进的形势下，“肃反”工作也必须来个“大跃进”，否则就不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他们认为，“肃反”可以找到又好、又快、又省的办法，经过“整风”和“双反”，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大大提高，有了这些条件，“肃反”工作也可以来一个“大跃进”。[3]

    在“调查工作马不停蹄，定案工作人不停笔”，“要与时间赛跑”，“早上班、晚下班，牺牲工作日，一天当两天”等“肃反大跃进”口号下，太原市要求所有单位以一天半的时间拟定出“肃反工作跃进规划”，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保证措施”。太原市提出的办法包括：领导干部亲自动手，研究问题，审阅材料，指挥工作，亲自外出调查，甚至搞“肃反”“试验田”；各单位在调查上要相互协作，以达到又好、又快、又省地进行调查的目的；采用小型展览和群众诉苦的方法发动群众；流水作业，边调查、边讯问、边定案、边处理、边结束。[4]太原市委还明确提出，凡是在“肃反大跃进”中定的案件，将来都不要“复查”。[5]此外，该市还大力评选“肃反先进工作者”，“在当前肃反大跃进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我肃反干部的英雄气概，更广泛地开展学先进、赶先进、超先进的社会主义革命竞赛，进一步推动肃反工作全面大跃进，以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安全进行。”[6]“肃反大跃进”的领导者们不断指令基层进一步扩大“立案面”和“打击面”。例如，太原市邮电局因该局参加“肃反大跃进”的426人中绝大多数是20来岁的“新学徒”，实在“无反可肃”，因此在1958年底要求结束“肃反运动”。该要求被太原市委驳回，市委严令他们迅速“扭转‘无敌论’”，进行“补课”、“扭转局面”，其实也就是要求邮电局在20来岁的青年人中制造“现行反革命分子”。[7]

    在同一时间，江苏省也发动了“肃反大跃进”。江苏省委在所有基层单位中对141万人展开第四次“肃反”，其规模比第一、二、三次“肃反”的总和“还要大一倍以上”。在这次“肃反大跃进”中，据说收到揭发检举材料“40余万件”；通过全省范围的大抄家，共搜出“反动证件”31,000余件；成千上万的干部群众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例如，江苏省如东县从1958年2月开始“第二次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接着是“第三次”、“第四次”“肃反”，到1959年5月还组织了“第五次肃反”。该县在仅17,000人的掘港镇就“查出”了1百多名“坏分子”，逮捕了65人。[8]仅从1961年10月后江苏省对1958至1960年间受批判处分的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党员的甄别平反来看，人数便达21万余人；此外还平反了受批判处分的群众22万9千余人，错案比例达到98%以上。[9]由此可见“肃反大跃进”制造出来的冤案数量之大。

    其实，在大跃进年代里，山西和江苏两省并不是最狂热的省份，其它省的情况更为严重。例如，据薄一波在20世纪80年代的回忆，1958年秋，河北徐水县宣布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推行了“全民肃反”，自上而下地分配指标，到处抓“坏人”和“消极份子”，“限期完成，送去劳改”。[10]又如，1958年在云南、广东等地都有过“肃反大跃进”的衍生物，即“司法（政法）大跃进”。丁抒指出：在云南省的“政法大跃进”中，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4个县共逮捕了2千人，“平均12户人家就有1人被捕。”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在1958年内大搜捕了4次；“对于有反对大跃进的言行、又不够逮捕条件的人，……送公安部门办的‘学好队’，全县有183人进了‘学好队’”。而广东省汕头市推行“司法大跃进”的口号是“清除18害”。4月的一个夜里，该市突袭逮捕了数千人，塞满了公安局。一天下半夜，那些未经审判的被关押者被麻绳捆绑，3个人一串，赶上卡车，送到粤北山区的锡矿、硫磺矿做苦工。几个月后，那些服苦役的“犯人”被带到“革命法庭”，一一宣判。一位20岁的青年因一年前被定作“右派分子”，遂被宣布为“反革命”，不容答辩便被判了4年刑。“大跃进”之前，法院系统虽然时时听命于当地党委，但形式上仍然在运作；而“大跃进”期间按照办案要“多快好省”的要求，“全国有相当一部份基层人民法院，甚至少数中级人民法院、个别高级人民法院与公安、检察机关合并了，法院的工作实际被取消。……有的地方甚至实行检察长、公安局长或法院院长，检察员、公安员或审判员可以互相替代的所谓‘一长代三长’、‘一员代三员’的工作方法，一个案件从侦察、起诉到审判，由一个人包到底。……有的地方把案件交给行政机关派出的工作组、工作队去办。事后，写成判决书，送法院盖个章、办个手续就算完事。”到了1959年1月，律师制度正式取消。此后，民众就生活在不受法律保护的社会中，一旦被诬、被冤、被捕，那就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有蹲在监狱中盼天亮。[11]数年后公安部长谢富治透露：“1958年这一年，就捉了XX人，是大镇反以后捕人最多的一年，捕了一些可捕可不捕的人和不应该捕的人。”[12]虽然笔者未能掌握所有省份“肃反大跃进”的准确数据，但读者从上述资料中可以看出，“肃反大跃进”的可怕浪潮当时的确席卷全中国城乡大地，深入到每个角落，这场政治打击运动无疑在社会各阶层制造出深深的恐惧。恰恰是这种政治气氛保证了荒唐的经济“大跃进”未遭受任何抵制地蔓延开来。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次政治运动中，未成年的中学生也成了打击对象。在“大跃进”祸害最深，大饥荒持续最长的四川省，1958年春天曾开展了一场在中学生中“肃反”和“反右”的“中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于四川省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未能取得让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立大功”的“成就”，李井泉便创造性地在中学生中推动了1958年的“肃反”和“反右”运动。由于“反右”运动余波荡漾，人们普遍心有余悸，运动的发动者即使想“引蛇出洞”也困难重重。尤其是对这些只有16到17岁、平时忙于做题、背书、打球的孩子，要让他们“放出反动言论”，显然并非易事。于是，在李井泉的指导下，各级干部施以欺骗诱惑、挑逗暗示、误导唆使等全套功夫来拖人下水。从1958年1月25日起，在成都市集中了该市全体高中应届毕业生2,980人，进行为期3个多星期的集训。事先，主办者对孩子们“按进步、中间、落后、反动”4类作政治“排队”；然后信誓旦旦地宣布，“这次社会主义教育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是反右”，还以动听的“党给青年指出了前进的方向，党从来没有让青年去上当”的“贴心话”，来教唆被归为3类、4类的高中生，让他们“大胆地放，坚决地放，彻底地放”。[13]一旦这些孩子中了“引蛇出洞”之计，懵里懵懂地讲出了一些主办者们需要的话，便风云突变，组织对这些孩子们的大规模的“批斗会”，给他们套上“反动分子”的帽子。这一运动由成都市推向整個四川，從重庆、绵阳、广元、自贡、內江一直到达縣、涪陵、温江、泸州等地，連甘孜、涼山等少数民族地区也未能幸免。据后来统计，全川各地划为3、4类的少年超过3,200人，占当年全省高中和中专1万名应届毕业生的30%以上；有一个县甚至把运动扩大到初中学生里，造出了全川最年幼的“反党分子”－－年仅13岁！被迫害者不仅永久失去了升学的资格，不少人还被逮捕劳教，至少成为长期的“群众专政”对象。1978年以后走上文坛的周克芹和贺星寒当年是四川省农业专科学校和成都市第九中学的优秀生，1958年被这两个学校分别宣布为“坏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政治上遭受20余年的摧残，“文革”后两人都不幸在创作旺盛的中年相继早逝。

    实际上，除了“肃反运动”之外，1958年的中国还发动了一系列名目众多的其它政治运动。据一位当年的西南师范学院学生回忆，“1958年大跃进，政治运动不断，月月有运动，大运动套小运动，一个运动还未结束又来新的运动，上课、求学，反而被踢到一边，好像读大学就是专门搞政治运动，兹列举如后：大兴农田水利运动、‘双反’运动、第二次‘反右’运动、勤工助学运动、爱国卫生运动、交心运动、拔白旗运动、吆麻雀运动、大战红五月运动、反坏运动、全民皆兵运动、‘四红’运动、大炼钢运动、大战三秋运动等，还有一个夭折了的学生公社运动，共计15项之多。”[14]西南师范学院只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普通一角而已，借一斑以窥全豹，可以看出，这一连串政治运动加剧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恐惧感，使人们的精神面貌迅速地变得怯懦、卑下、猥琐和沉沦。

二、扫除“大跃进”的党内外障碍

    毛泽东要通过“大跃进”在短短数年内便实现经济上“赶超英美”，从而夺得领导国际共运的话语权，就必须扫除党内外的各方障碍，而采用的方法还是他擅长的政治运动。1958年上半年毛在党、政、军、工会及民主党派等各方面发动的政治运动，就是他为发动经济”大跃进”所做的一系列准备。

    首先，毛致力于扫除党中央领导机构和政府部门内的障碍。他在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大批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人，掀起一股批判周、陈等人推行的1956年经济政策的“反冒进”浪潮。周、陈、李、薄等人在政治压力下不但一再检讨对“1956年建设跃进”的“方针性错误”，还主动为1958年“一天等于20年，半年超过几千年”的“大跃进”大唱赞歌。[15]然而，毛对这些“右倾分子”并不放心，于是在随后的八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林彪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增补为政治局委员。得到提拔的柯、李、谭三人马上就成了“大跃进”最热衷的吹鼓手和三年大饥荒的制造者。此外，毛还设立了中共中央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等领导小组，通过这些党务部门直接指挥政府机构的日常工作，在经济建设上架空了周恩来领导下的国务院。

    与此同时，1958年5至7月，毛泽东通过彭德怀和黄克诚召开了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以汲取苏联军内朱可夫事件的教训为名，发动了“反个人主义”和“反教条主义运动”。这次军内整肃先打击总参谋长粟裕，后斗刘伯承、萧克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不仅把训练总监部的负责人萧克、李达和郭天民打成“反党分子”，还批判了李钟奇、吴伟、赵陵汉、叶楚屏、杨力勇、李文芳、王波、刘光第、王时彦等十多位将领。从此，毛泽东在军内也造成了人人战战兢兢的局面。

    然后，毛又整肃了总工会系统。1958年5至8月，中共中央安排召开了全国总工会系统的第三次扩大会议，批判提倡“工会独立性”的总工会主席赖若愚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党宗派活动”。除了主要领导人赖若愚、董昕遭到残酷斗争之外，经中央监委批准，陈用文、王榕、李修仁、吴平、邵井蛙、刘永生、刘健农、冯宿海、陶泊等十余名负责人均受处分。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秦达远还被划为“阶级异己分子”而遭逮捕。[16]

    对于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反复被整肃的民主党派，毛泽东仍然不放心。他发动了一场所谓民主党派“向党（共产党）交心”运动，又被称为民主党派的“自我改造大跃进”。1958年3月16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了一个“文革”红卫兵式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社会主义改造促进大会”，会上通过了给毛的效忠书：

    敬爱的毛主席：

    在中国共产党和您的英明领导下，我们国家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全国各方面出现了“大跃进“的新形势。我们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祖国的新形势的鼓舞下，社会主义觉悟有所提高。现在，进行根本的自我改造、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加强思想改造，已经成为我们一致的、迫切的要求。今天，我们以火一般的热情，在首都天安门前集会，一致通过了社会主义自我改造公约。我们向您保证：我们一定要在中国共产党和您的领导下，认真改造政治立场和思想意识，改进作风，交出心来，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贡献出全部知识和力量，为促进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

    谨致

    崇高的革命敬礼!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

     1958年3月16日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负责人李济深和沈钧儒还在“开会词”中作了肉麻的保证：“我们决心把民主党派成员的千颗心，万颗心，联成一颗心，把这颗心献给党，献给人民，献给社会主义！……我们请党、请毛主席、请全国人民作我们的监誓人，随时考验我们的忠诚和决心，督促我们向前再向前！跃进再跃进！”[18]

    批判了1956年的“反冒进”，毛泽东又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共上层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彻底驯服，处处唯毛的马首是瞻。但这还不够，为了让经济上的“大跃进”在各地顺利展开，毛又对省级干部中持不同意见者开展了整肃和清洗。于是，1958年成了中共党内揪出省一级“反党集团”（不是指个人）最多的一年，数量甚至超过了后来的“文革”。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1958至1960年间出版过5卷本的《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内部文件），共收集了党内13级以上高级干部中的“右派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材料285份，其中除了33个案例是1957年和1959年的，其他的252位“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全都是1958年定的案。这252位“右派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中，39人是省级高干，对他们的定性大多是“反党集团”。[19]除了各省市的“反党集团”，中央各部委中也揪出了不少“右派集团”和“反党反社会主义联盟”，其中包括中共监察部党组的王翰“右派反党集团”（1958年5月，王翰原任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监察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广播事业局以温济泽为首的“反党小集团”（1958年10月，温济泽原任广播事业局党组干事、副局长），中国人民银行的尚明、詹武、夏鸣“右派集团”（尚原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厅主任，詹原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国外业务管理局局长兼中国银行副总经理，夏原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国外业务管理局付局长）。这些“反党集团”的“罪行“有几个共同点：1、批评”肃反”和“反右”运动的扩大化；2、反对农业合作化的急躁冒进；3、对经济“大跃进”有异议，表现出“右倾”态度。“大跃进”失败后，在1962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上，与会代表谈到“大跃进”中的政治运动时纷纷表示：“实行了过火斗争，……在斗争中，一搞就找集团。”[20]这些“反党集团”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甄别和80年代的复查中全部获得平反，足见当年政治运动的错谬。如果浏览一下1958年的《人民日报》和各地省报的报道便会发现，那时隔几天就有“反党集团”被揪出来。在这种政治高压下，党内的有识之士只能噤若寒蝉。以后大饥荒的史实证明，凡是当年打省级“反党集团”最凶的省份，无一例外地成了“共产风”、“浮夸风”和“平调风”的横行之地，也是大饥荒中饿死人最多的地区。

三、依靠酷刑、监禁与谎言炼成的“共产主义试点”

    论及“大跃进”时期全国性的“放卫星”和“高指标”，人们一定还记得毛泽东写于1958年7月1日的诗句：“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以诗观之，似乎当时全国人民真的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的情怀”。而历史真相是，这些浮夸的高产指标决不是出于大多数基层干部和民众的意愿，而是自上而下层层逼迫、个个被迫自欺欺人的结果。当然，浮夸的压力首先来自最高层，即毛泽东的野心和幻想。其次是一大批省级干部对上迎合毛的幻想，对下则运用各种血腥手段逼迫各级干部群众提出和“实现”幻想中的高指标。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之类献媚者更是千方百计地揣摸“圣意”，再加以“创造性的发展”，以达到自己飞黄腾达的最终目的。简言之，从毛泽东到基层干部，其实无人不知浮夸中存在着极大的欺骗，只不过“君”坚持自欺欺人的幻想，“臣”则上行下效地胡言乱语和自我催眠。

    从上到下的“真话禁忌”之形成，是各省大整“反党集团”、残酷打击讲实话的中下层干部群众的直接结果。以河南省1958年制造“潘、杨、王右倾反党集团”为例（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省委书记处书记杨珏和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被打成“反党集团头目”，潘被毛泽东在1958年的“八大”二次会议上直接免职），全省几个月内有10多万人挨整，“全省自上而下抓‘小潘复生’20万之多，其中厅局级干部18名，洛阳的王慧智曾被斗得神经失常。当时赵文甫书记总结说，批潘的大字报已达十几亿张。”[21]这些疯狂的做法使得人人自危，还导致100多人死亡。原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对该省政治运动和大饥荒的关系作了精辟分析：“河南省位于中国中原地区。在20世纪60年代，这里红旗举得最高，‘经验’出得最多，饥饿也十分严重。河南的饥荒是从政治运动开始的。1957年7万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占全国右派分子总数55万人的15%，也占河南省干部总数的15%。1958年又在党内开展了揭批‘潘杨王右倾反党集团’运动。政治运动造成了恐惧和狂热，造成了浮夸和残忍，也造成了一系列惨绝人寰的悲剧。”[22]

     在用政治运动保障经济“大跃进”的风潮中，基层的那些“卫星”和“高指标”往往是用拳头打出来的，有时还采用了撤职罢官、酷刑监禁乃至杀戮等逼人就范的手段。例如，在河北省徐水县这个毛泽东亲自树立的“共产主义试点”县（毛在1958年8月4日到该县视察时竟然说出了“你们这粮食吃不完，怎样办呀？”之类昏话），县委书记张国忠为了落实毛提倡的“密植”，把5个有不同意见的生产队长绑在树上接受现场斗争，先拳打脚踢，然后送去劳动改造，其中一人在3个月以后就死了。1958年徐水县共逮捕了4,643个不支持浮夸闹剧的干部群众。又如，甘肃省的饥荒在1958年春天就已经开始了，但省委书记张仲良睁着眼睛说瞎话，死死认定甘肃是“余粮省”，强制推行“高指标、高征购”；干部群众中谁不同意他的蛮干办法，省委就组织对这些持不同意见者的批判斗争，甚至把他们打成“反党分子”；结果造成甘肃省在连续3年的饥荒中饿死近百万人。再如，1958年上海市奉贤县委在深耕和兴修水利中公然提出，“不完成任务拿头来见”和“要用杀人之心去搞生产”的口号；于是在全县范围内普遍出现了捆绑吊打、乱罚乱关的现象，960余干部群众遭迫害致死，2,400多农民被送去劳改。[23]

    “大跃进”时期还创造出一种逼迫讲真话的干部群众就范的所谓高产“辩论会”。河南省信阳地区的嵖岈山乡是全国率先建立人民公社的地方，现将该地1958年宣布小麦亩产12,000斤“高产卫星”之前的一场所谓“辩论会”实况摘录如下：“嵖岈山公社有一位叫刘金占的生产队长，在生产队长扩大会议上，听公社社长钟德清传达信阳地委会议的精神，当他听到明年小麦要亩产12,000斤时，他觉得太离谱，说：‘亩产12,000斤，是神仙也得累垮了，把牛皮吹炸才过瘾哩’。这一句话使他马上成了辩论对象。他被人拎着脖子拉到会场中心，站好，弯腰，低头，接受辩论。刘金占慌了手脚，忙说：‘老少爷们，别动手哇，你说说这亩产1万斤中不中？’没有人回答他，在会议主持人的发动下，人们不由分说，先是一顿拳打。不一会儿，刘金占鼻青脸肿。他吐了一口血水，有气无力地说：‘你们还讲不讲理呀，你们都是种地的，一亩能产这么多小麦吗？’也许是良心发现，参加辩论的人们退缩了，有的人找地方吸起烟来。见辩论会冷场，主持人急了，说：‘怎么？刘金占的反动言论你们还同情？谁不和他辩论，大家就和你辩论！’这么一说，人们不敢怠慢，又冲了上去，一边打一边说：‘这就是理！跟你就是不讲理！’刘金占的三根肋骨被打断了。主持人问：‘服了吗？’刘答：‘服了。’问：‘能打12,000斤吗？’答：‘真能打12,000斤。’辩论会就这样胜利结束。”[24]在“大跃进”时期饿死1百万人的信阳地区，先后有12,000人次因为怀疑那些“高产典型”而被“辩论”批斗。

    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对基层干部违法乱纪地用拳头打出高产“卫星”等情况是完全知情的，但他并未阻止。针对公社干部打人、捆人之情，他说：“打人、骂人、捆人，还有辩人，辩论成了一种惩罚。……已经打了，也不要到处泼冷水。以后不再打了，已經打了，改正了也就算了。因为他打人也是为了完成国家任务。”[25]在毛的纵容下，这种靠“抓阶级斗争”来放高产“卫星”的做法自然风行全国。

    显然，“大跃进”是一个严密控制不同意见、残酷镇压持不同意见者的过程。从“肃反大跃进”到高产“辩论会”的各种做法中可以看出，当时，说假话受鼓励，讲真话则立刻遭到严厉打击，在这样的政治气氛里，全国性的“放卫星”和“高指标”就这样产生了。可以说，在热火朝天的经济“大跃进”的背后，其实还有一个血雨腥风的另类“大跃进”，即严重加剧了全社会政治恐惧的“肃反大跃进”，一个大量揪出“反党集团”的“政治大跃进”，一个用拳头制造高产“卫星”的“暴力大跃进”。

四、鼓励谎言与无耻的政治制度乃灾难的根源

    如果进一步剖析政治运动和层层造假的关系，其实还可以看出，它们是深植于中共制度里的互为因果的痼疾。只要专制体制不变、政治运动持续不断，政治恐惧和政治投机就必然存在并受到鼓励。在这样的制度里，造假永远可以占便宜；而讲真话、做老实人却只能吃亏，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高潮中，刘少奇也是一个狂热的吹鼓手。当“大饥荒”出现后，他回湖南宁乡县自己的老家调查，耳闻目睹了农村的惨状，于是对“大跃进”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在报告中沉痛反思了“大跃进”的错误，并愤怒谴责了全党讲假话的风气。他当着毛泽东的面说了这样一段话：“过去，有些老实人说了老实活，吃了亏，而不老实的人却占了便宜。党内的这种情况，使一些干部产生了一种印象，似乎老实人总是吃亏，似乎手长一点，隐瞒一点，说点假话，总是占便宜。这种印象是不正确的，不正常的。在共产党内、在人民群众中，不允许滋长这种风气。要抵制这种风气，要对这种风气进行斗争。说老实话真的吃亏，说假话真的不吃亏吗？（毛泽东插话，总有一天要吃亏的。）我看，不怕吃亏的老实人，最后不会吃亏的，如果说是占便宜的话，他最后要占大便宜。因为老实人吃点亏，党内同志是看到的，人民是看到的。党和人民终究是会信任这些好同志的。怕吃小亏的‘聪明人’，不老实的人，最后要吃大亏的。因为你总是说假话，长期这样搞，党和人民就不会信任你了。……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应该注意，不要使那些说老实话，作老实事的人吃亏，要信任他们，表扬他们，对于那种说假话，作假报告的人，不要信任他们，要批评他们，必要的时候，要处分他们。只有领导机关和领导人采取这样的政策，在党内，在同志中间，那种不正常的印象才会改变过来，才会证明老实人并不吃亏，占了便宜、说假话的‘聪明人’是一定要吃亏的。”[26]这便是后来在“文革”中被大肆批判的刘少奇的所谓“吃小亏占大便宜”论。

    这一说法1962年时得到了毛的表面赞同。然而，正因为刘在那次大会上对“大跃进”讲了一些不中听的老实话，使得毛泽东“龙颜不悦”，从此便对刘怀恨在心。1966年，“文革”开始，刘少奇成了全党全国最主要的整肃对象，刘的“亏”实在吃得太大了，他不但被斗被关，而且死无葬身之地。刘少奇极具讽刺意义的个人命运从反面揭示了中共制度的真实取向：说谎造假永远有利可图，而讲真话则一定会付出极大的、甚至是生命的代价。

     从1958年发生的“大跃进”直到今天中国的政治实践，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只要鼓励谎言与无耻的体制存在，政治恐惧和谎言假话就不会销声匿迹。

【注释】
[1]朱正，“1957：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消失”，载丁抒主编《五十年后重评“反右”：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田园书屋（香港），2007年。第280- 281页。
[2]中国科学院江苏分院历史研究所《江苏十年史（1949-1959）》，南京：1959年11月。第167页。
[3]“中共太原市委五人小组关于召开肃反跃进会议的报告”，载中共山西省太原市委员会五人小组办公室编《肃反工作资料汇集》，1960年，第250页。
[4]出处同上。
[5]“中共太原市委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定案工作的指示”，载中共山西省太原市委员会五人小组办公室编《肃反工作资料汇集》，1960年，第57页。
[6]“中共太原市委五人小组关于评选肃反先进工作着的试行办法”，载中共山西省太原市委员会五人小组办公室编《肃反工作资料汇集》，1960年，第65页。
[7]“中共太原市委五人小组办公室转发市委五人小组南城工作组关于对太原市邮电局要求结束肃反运动的检查报告”，，载中共山西省太原市委员会五人小组办公室编《肃反工作资料汇集》，1960年，第83-84页。
[8]转引自丁抒《人祸：“大跃进”与大饥荒》，九十年代杂志社（香港），1997年，第146页。
[9]高华，“大跃进运动与国家权力的扩张：以江苏省为例”，载《在历史的风陵渡口》，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第131页。
[10]《人民日报》，1985年1月27日。
[11]同注8，第146，152-153页。
[12]“1966年4月谢富治在中央（罗瑞卿）工作小组专门会议上的书面批判发言”，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大学服务中国研究中心（香港），2006年。
[13]王建军主编，《五八劫：1958年四川省中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记实》，成都：2007年（自费印刷），第29-34页。
[14]陶渭熊，“大跃进年代的‘运动大学’”, 《观察》2008年6月13日（http://www.cicus.org/info/artshow.asp?ID=49848）。
[15]周恩来在1958年5月17日大会上的发言。转引自林蕴晖，《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5-69页。
[16]见“中共中央批转对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的复查结论和报告的通知”（1979年9月19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大学服务中国研究中心（香港），2006年。
[17]载《今日新闻》（1958年3月17日）。
[18]出处同上。
[19]根据已知的现有资料，各地的“反党集团”如下：1957年12月，浙江省“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其成员包括省委常委、浙江省省长沙文汉，省委常委、浙江省副省长杨思一，省委常委、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彭瑞林，省委委员、省委财贸部部长孙章录等；1957-1958年，广东省“地方主义反党联盟”，其成员包括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广东省副省长冯白驹，副省长、省委书记、省人委党组副书记古大存，广州市委书记处书记吴有恒、钟明，副市长余美庆，统战部副部长兼侨务局长谢创，市财贸办主任古念良，市委副秘书长陈恩，市委办公厅主任王伯群等；1958年7月，河南省“右倾反党集团”，其成员包括：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书记处书记杨珏、副秘书长王庭栋等人；1958年1月，四川省重庆市“右派反党集团”，其成员包括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张文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匡时，市委宣传部马列主义教研组组长谢子等；1958年11月，四川省重庆市“反党联盟”，其成员有中共重庆市工会党组书记、重庆市工会主席张显仪等人；1958年2月，甘肃省“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其成员包括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孙殿才，前副省长陈成义（已亡），省委委员、银川地委第一书记梁大均，省人民委员会秘书长陆为公，民政厅副厅长刘余生，司法厅副厅长王新潮，银川专员曹又参，交通厅副厅长林里，商业厅副厅长梁克忠，前文化局局长马济川等人；1958年3月，安徽省“反党集团”，其成员包括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省委委员、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检察长杨效椿，省委委员、省副检察长李锐，原省司法厅党组书记、副厅长陈仁刚等人；1958年4月，安徽省淮南市“反党集团”，其成员是中共淮南市委书记处书记夏际霞等人；1958年11月，安徽省蚌埠市“反党联盟”，其成员包括市委第二书记兼监委书记罗霞光，市委副书记王荣华，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杜宏本；1958年6月，广西省“右派集团”，其成员包括广西省委常委、广西省副省长陈再励，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长王梦周，省委委员、省委财贸部长廖原，省委委员、省委宣传部长骆明，省委委员、省委文教部长王浩，省委候补委员、自治区兵役局长廖联原等；1958年6月，青海省“反党集团”，其成员包括青海省委书记、省长孙作宾，青海省河南县委第一书记潘光亚，青海省妇联主任刘杰，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高继先等；1958年，河北省“反党联盟”，其成员包括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长刘洪涛及王葆真等人；1958年6月，福建省“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其成员包括福州市委书记黄国璋，省教育厅长林汝楠，晋江专区专员许集美，福州市委书记王一平等；1958年2月，贵州省“右派集团”，其成员包括省委候补委员、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州委书记处书记、副州长梁旺贵（侗族），黔东南自治州州委委员、州人民委员会秘书长冯兴谟（侗族）；1958年4月，云南省“反党集团”，其成员包括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长郑敦，组织部副部长王镜如，省委组织部组织指导处处长臧野农，省建筑工程局处长袁用之，云南省玉溪地委副书记全明，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谢加林，思茅地委书记梁家；1958年3月，山东省菏泽地委“反党集团”，其成员包括地委副书记兼专员扈国华，地委常委委员、宣传部长杜湘，地委常委委员、财贸部长王鲁光，地委委员、宣传部付部长褚连捷，地委委员、单县县委第一书记申云璞；1958年4月，山东省青岛市“反党集团”，其成员包括青岛市市委书记处书记孙汉卿，市委书记处书记矫枫，青岛市副市长崔介，市委委员、宣传部长孙朴风，市委文教部副部长余光前，国棉一厂党委书记王伟，《青岛日报》社总编辑顾膺等人；1958年8月，山东省“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其成员包括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卓如，省委候补委员、财贸部副部长张耀曾，省计委副主任郭士毅，省委委员、副省长袁子扬，财政厅厅长续中一，省计委副主任曹戎等人；1958年12月，山东省济南市“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其成员包括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第一书记王路宾，市委工业部副部长、秘书长、书记处书记张毅等人；1958年2月，辽宁省“反党集团”，其成员包括辽宁省监察厅长、党组书记张静超，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党组成员方一臣等人；1958年10月，辽宁省“右倾机会主义集团”，其成员包括省委书记王铮等人；1958年6月，福建省“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其成员包括原福州市委书记黄国璋，原省教育厅长林汝楠，原晋江专区专员许集美，原福州市委书记王一平等人；1958年8月，西藏“反党集团”，其成员包括西藏工委副书记范明，共青团西藏工委副书记梁枫，青藏公路交通运输管理局副局长、党委第二书记白云峰，工委办公厅副主任曾实等人；1958年4月，新疆“地方民族主义反党联盟”，其成员包括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赛甫拉也夫，自治区政府副主席伊敏诺夫，自治区常委艾斯海提等。
[20]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2006年，第201页。
[21]徐明，“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二十一世纪》（香港），1998年8月号。
[22]杨继绳，《墓碑：中国60年代大饥荒纪实》，天地图书公司（香港），2008年，第32页。
[23]同上，第473，477，112，709页。
[24]康健，《辉煌的幻灭—人民公社警示录》，中国社会出版社（北京），1998年，第380页。
[25] “1958年11月1日毛泽东在邯郸地区的谈话”，载《毛泽东思想万岁》（北京大学，1968），第176页。
[26]原载《毒草集》，北京：红代会清华井冈山兵团批斗刘邓战斗团，196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