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人们已经习惯于用“改革开放以来”这样的思维和视角来观察中国的大局，似乎当代中国的历史主要是从改革开放起步的。这样的视角带来了一个好处，那就是总能看到巨大的进步；它也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缺点，那就是把对成就的观感放大了。

1949年以后的中国，可以大致被分成两个30年。前30年的主题词是“革命”（从50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到60年代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后30年的主题词是“发展”（最典型的“理论”：“发展是硬道理”）。若把前30年和后30年隔离开来，官方媒体上所宣传的“成就”似乎是满顺理成章的。但是，把这前后两个阶段合起来看，结论就有所不同了。

对后30年官方最喜欢用的主题词是“改革开放”。如今，中国确实市场化了，也融入了国际一体化。这个成就该如何评价，要看从什么角度去观察。单看后30年，似乎居功甚伟；再看前30年，就不是那么回事了。1949年以前，中国不就是市场经济、对外开放的吗？经过“天翻地覆”的一大番“折腾”，60年后在经济体制上回归起点，该怎样赞扬这样的“成就”呢？其实，改革的对象并不是“革命”前的体制，而是“革命”后的体制。被改革的不正是“革命”的成就吗？改革的成功恰恰是对“革命”的某种否定，因此改革就其本质而言不过是补过之举。就好比一个管家擅自拆毁了主人的宅邸，而后又重新建造起来，其功何在？

前后两个30年的政绩悖论本属一目了然：如果改革是辉煌的，则“革命”何功之有；若“革命”不容贬低，改革又何来正当性？邓小平强调“不争论”，从根子上讲，其实是因为无法自圆其说，他并不知道该如何摆脱这样的悖论。就经济制度的建设而言，过去60年里历代执政者的政绩合在一起，至多是功过相抵。对邓小平个人而言，大体上也可以说是功过相抵，因为他本人正是“大跃进”的“副帅”[1]。当然，换一个角度，改革与“革命”其实也呈现出“统一”的一面，那就是“革命”建立了新型专制制度，改革则用经济体制变换来巩固这个制度，至于这个制度的主要受益者则往往把自己藏在“人民”的背后。

回望过去60年的历史，倘若拘泥于改革和“革命”的“成就”，自然就无法跳出其功过悖论。然而，如果是观察中国60年的发展，那么，无论是“革命”也好，“改革”也好，孰功孰过，似可搁置一旁。评价过去60年来中国的发展，要相对容易一些，也较少意识形态窠臼的束缚。即便在“革命”的狂飙年代，中国也是有发展的，从50年代以军事工业为重心的工业化，到70年代后期华国锋、李先念鼓吹的“十来个大庆”，都体现了一种发展轨迹。革命、改革、开放，都不过是手段而已，它们最终还是服务于发展。

然而，究竟如何评价中国60年来的发展，从不同角度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国防实力大增，都市建设超过纽约、伦敦，GDP总量位居世界前列，国家外汇储备世界第一，这是一类结论；贫富差距扩大，城乡差距扩大，生态环境恶化，则又是一类评价。为“党国”谋者称后一类问题为“代价”，乃“创造经济奇迹”的副产品。在一个权贵与民众关系明显日益对立的社会里，“党和国家”的“成就”就必定是民众的福祉吗？这是评价60年中国发展时必须回答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正视发展的正当性：为谁发展谁受益？

发展本身是不能自我正名的。发展有各种模式，自然也良莠不齐。若走上了畸形的发展道路，则走得越快、越久，损害就越大。这本来是常识性的道理。可惜的是，自从邓小平讲了“发展是硬道理”之后，全中国上下就基本上陷入了关于发展的认识误区。于是，发展成了掩盖错失的“金字招牌”，不管是什么样的工程、付出什么样的环境代价，只要戴上了“发展”这顶桂冠，就纷纷堂而皇之、无可质疑了。

发展毕竟只是一个过程，它本身不是目的。但在中国这却似乎颠倒过来了：过程成了一切，目的却变得微不足道了。这是中国过去60年来经济政策话语中的一个绝大错误（或许只在赵紫阳时代稍有纠正）。发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经济高增长吗？当然不是，增长不过是手段而已。发展的目的是增强国力吗？衡量发展成功与否的尺度是城市建设的豪华程度，或者建造航空母舰的能力吗？那是政府的目的，却不是国家的目的。

    中国之所以会陷入关于发展的认识误区，首先是因为政治和文化精英传统地误导国民。中国习惯于在词语系统里混用政府和国家，百年前皇上称“朕即国家”，现在则经常讲“党和国家”。两种说法殊途同归，都把国家机器(the state)与由国民组成的社会(country)混为一谈了。由此又进一步混淆了“国家”利益（在中国多半是“党和国家”的利益）与国民利益之别。这样的混淆对统治者是十分重要的，它引导着国民把统治者的目的当成了国民的目的，把本应为国民而存在的国家机器变成了国民献身的对象。上世纪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初期，因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导致连续三年的全国性严重饥馑，但毛泽东宁可听任数千万农民饿死，也不愿停止耗资巨大的原子弹、长程导弹研制；为了“两弹”所需，政府耗用了大量黄金储备，代价是粮食进口的减少和更多农民的饿毙。这样的发展过程，站在统治者的立场，自然是“国力增强”；若站在当时濒临死亡的农民的角度，结论正好相反。

如果跳出上述观念误区，以国民为国家(country)之本（这种现代政治意义上的理解与儒家传统文化中的“民为贵”、“以民为本”完全是两回事），把国民的需要视为国家的终极需要，那么，一个国家的发展就只有一个目的，那便是能真正服务于它的大多数国民。由此出发，国民如何从发展中受益，才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道路优劣正误的唯一标准。谈到发展的受益者，当然不能只看占人口很小部分的个别社会群体，而要看占人口大多数的社会群体如何受益。对这一点，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新马克思主义，都是赞成的。既然中国的社会主义“牌坊”依然矗立，那么，谈到发展应当令社会的大多数人受益，当局对这一点大约也不便否认。

从一个长时期来看（比如中国的过去60年就是一个不算短的历史阶段），经济增长得快一些，所谓国民收入的“饼”做得大一些，那么，让大多数人从中获益，自然就比较容易。也就是说，一般而言，经济高增长持续得越久，越容易实现国民收入的公正分配。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并非必然性。世界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表明，发展的果实大部分落入谁的袋中，是一小部分权贵成为主要获益者，还是大多数国民都成为主要获益者，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政治与社会结构的进步与落后，而不取决于经济增长的快慢。

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经济发展，对它的认识就必须跳出单纯的增长率比较观。经济增长率比较高，这并不能自动证明发展模式的正当性；只有当经济增长伴随着国民收入的公正分配，这样的发展才算是具有正当性的良性发展。这里所讲的国民收入的公正分配，指的是占人口大多数的社会群体与少数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逐渐缩小。世界上有过不少这样成功的例子，如战后的日本以及阿根廷、智利、台湾、以色列等。

“中国模式”：高速增长造就贫困社会

搁置关于GDP数据“水分”的辨析，如果就用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计算，从1953年到2007年，54年内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平均增长10.1%[2]。可以大致上说，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差不多维持了一个甲子（尽管期间有过经济危机，如“三年困难时期”），在世界史上实不多见。有此条件，加上中国标榜是“社会主义”制度，那么，国民收入的公正分配和社会均富似乎便应该是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但是，事实上中国的发展却产生了完全相反的结果，即学者们通常所说的，衡量居民收入分布状况的基尼系数骤然上升到最高点，这意味着收入差距快速拉大，快速发展的果实被少部分人摄夺。

然而，高增长下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过去60年来这究竟是一幅什么样的图象？似乎很少有人从动态上作过定量分析，因此也就没有比较确切可靠的判断和结论。基尼系数是个统计上的相对数，不能直观地说明权贵阶层到底获益多少。事实上，在中国这始终是个谜。中国的国家统计局多年来刻意回避对高收入阶层的财产和收入统计，在城市里，官方数据只反映职工家庭以工资为主的收支状态。众所周知，对那些以权致富的人来说，看他们的工资单是毫无意义的；工资单外那些逃避所得税的灰色收入，才是他们财富的来源，更何况他们还有大量的公费消费（从宴请、公车到出国旅游）。既然官方统计机构不愿意统计富裕群体的真实收入，我们就只有从收入分配的另一端，看低收入社会群体的收入状况。这同样可以对全局作出判断，也就是说，虽然不能准确得知富裕群体得到了多少，却可以从低收入群体那里得知，国民收入中多大一块与他们无关。

经济增长只有显著地提升占人口主要部分的社会群体的生活水平，才算是符合社会公正的增长。中国社会中，占人口主要部分的社会群体是农村居民。上世纪50年代后期的制度，在历史上第一次把他们整体地变成了中国社会的“下等国民”。改革30年后，他们的活动自由增大了，但由现存制度规定的社会经济地位仍未改变，无论是在社会福利分配、还是在子女的社会经济权利方面，农村居民时时处处都体验着“下等国民”的苦楚。到2007年，农村居民总人数为7.28亿，占全国人口的55%。可以说，这个“下等国民”群体收入水平的提升幅度，是衡量中国发展模式正当性的一个重要指标。那么，持续半个多世纪的经济高增长给他们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笔者取过去50年全国农村家计调查中调查户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数（1957年为70.86元，2007年为3,223.85元），扣除50年来农村消费物价上升的影响，结果发现，50年内农民的消费水平年平均增长3.27％。[3] 换言之，纵观50年，农民消费水平的增长仅及国民经济增长率的三分之一。如果说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一段时期内低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生活水平的增加，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仍然远远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这就是个大问题了。这个反映国民收入分配结果的数据说明：中国的发展模式事实上有目的地造成了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社会群体收入的相对低下；长期以来，这个群体只能占有经济快速增长的果实的很小一部分，于是全社会的收入差距必然越来越大。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被证明是背离社会公正的。在这里还需要补充说明三点。第一，上个世纪80年代前半期的农村改革曾经一度让农民受益，当时他们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曾明显缩小。现在所看到的巨大的收入差距，乃是过去20年中骤然加大的，因此格外触目惊心。第二，过去10多年来，这7亿多农村人口的消费能力，其实在相当大程度上还是靠另外1亿多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勉力积蓄才得以维持。若没有那1亿多进了城又苦干苦熬、省吃俭用的农民工对家乡亲族的贡献，这7亿多农村人口的消费能力就更加可怜了。第三，这样低的消费能力，还是中央政府近年来对农村实行了诸项“多予”、“少取”政策[4]的结果。由此可见，这些政策显然未产生多少效果；然而，若没有这些政策，农村居民的经济状况就更加糟糕了。

假如中国发展模式的国民收入分配是公正的，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笔者按照这个假设所作计算的结果如下：假如农民的人均收入能与经济同步增长，那么2007年他们的年生活消费支出将是目前的2.7倍，达到人均8,705元（这个估算尚未考虑物价因素），接近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水平。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令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制订部门头痛不已的“国内需求不足”问题，其实是发展模式、经济社会制度以及经济社会政策的综合产物。既然国民收入分配长期保持不公正的状态，最后就必然制造出多数国民贫困、消费能力低下的社会结果；而这样的结果又反过来遏制经济的正常增长，迫使政府不得不进一步依靠公共工程和房地产泡沫来维持畸形的增长格局。于是，“国内需求不足”与畸形增长方式互为因果，构成了中国经济走不出的“闭环”。

也许有人会说，50年里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年平均增长3.27％，不管怎么样也算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事实：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在发展，恐怕没有哪个国家民众的消费水平50年当中零增长的。那么，中国农村居民50年来的这种消费水平增长到底慢到什么程度呢？上述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增长率只是一个动态概念，要判断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究竟如何，就必须作横向比较。若把农民的消费水平与城市低收入群体或富裕群体的消费水平对比，可能得出的结论会见仁见智。一个比较简单而有说服力的办法，便是将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作国际比较。

2007年中国农村居民的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为3,223.85元[5]（根据笔者多年研究中国统计数据的经验，国家统计局的这个调查数据常年存在着系统性高估），人均日消费是8.832元，按当年汇率折算，相当于1.162美元。这个消费水平到底是高还是低呢？按照世界银行关于全球生活贫困线的标准（人均日消费低于1.25美元）[6]衡量，2007年中国农村居民的人均日消费支出尚处在全球范围的贫困线标准以下。也就是说，总体上平均而言，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居民到2007年仍然属于在贫困线上下挣扎的贫困人口。当然，其中有一部分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这同时也表明，还有相当大规模的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远低于全球的生活贫困线，属于赤贫状态。需要指出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其他贫困人口多在非洲等地的经济停滞或战乱国家，唯独中国的数亿农村贫困人口与“经济建设上的辉煌成就”并存。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结局，并非中国的经济停滞不前，而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国的增长和发展背离了社会公正。

这里以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为证，说明这个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很少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受惠。但农民并非唯一未受惠的群体，在城市中还有大量城市贫民（包括1亿多农民工、数千万下岗职工等）同样处于相对贫困状态。这两个群体（扣除农村居民当中的高收入家庭）的总人数即达8亿多人，占全国总人口的六成。如此庞大的低收入人口的存在充分显示，中国如此持久的高增长不是带来社会的相对均富，相反却造就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贫困社会；与此同时，也造就了一个仅占人口极少数、但家庭财富规模大大超过西方国家中上阶层平均水平的权贵阶层。从这个贫富现象的背后，足可挖掘出撰写巨著的丰富材料。在这篇短文里，笔者不打算进一步剖析下去了，只想指出一点：中国的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公还有另外一个“中国特色”，那就是在短短的20多年里，从计划经济下个人收入相对平均的状态下，权贵们在几乎没有任何祖产的情况下，突然暴富起来，其富裕的速度令西方那些数代传承、逐渐积累财产的富人们瞠目。考虑到中国的贫富差距几乎是从零起点起步，短短20余年便达到了世界上几乎最严重的程度，可以说，制造极度的贫富差距乃是中国发展模式中与高增长并肩的第二大特征。

这使笔者想起一件不无相关的往事。40多年前，在中共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高潮年代，中国官方曾经搜集了日本等国左翼留苏学生的文章或言论，编成了一本文集，题名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然而，那时的苏联，远比今日的中国要“干净”得多。如今，倘若有外国的左派编类似的一本书，搜集中国的社会不公、伦理败坏、道德沦丧、色情泛滥诸多政治社会弊端，冠之以《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大概比当年中共编的那本更有说服力。

“增长挂帅”：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歧途

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在中国的海外宣传当中，最常被夸耀的就是经济的高增长。似乎经济发展在中国的全部含义就是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增长速度的提升。然而，很少有人认真思考过：经济发展就等于经济增长吗？经济增长快就等于经济发展的成功吗？我认为，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应当都是NO。那么，究竟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中国已经发展了60年，我们似乎还没弄清楚这方面的ABC；或者说是当权者们引导着民众回避这样的思考。

在任何一个具有市场经济基础的发展中国家里，经济发展必然会自然地表现为一定的经济增长。需要指出的是，良性的经济发展必然兼顾社会公正，但一个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的政府可能排除社会政策方面的考量。我们可以根据对一个国家发展过程的综合考察，识别其经济发展的正当性，但我们无法单纯从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率的高低来判断其增长的正当性。更何况，在一个实行集权政治的共产党国家，经济增长并非经济活动的自然结果，而完全可能是各级政府营造出来的，因此高增长未必代表着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把抵拒政治进步视为“中国特色”的一大“亮点”，那么，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率就必然是这个“特色”的另一大“亮点”。

实际上，在集权的共产党国家里，由于政府可以集中国民经济的各种资源，所以，要造就出政府需要的经济增长，从来就不是难事。斯大林时代如此，毛泽东时代如此，中国改革以后也还是如此。改革以后的中国，经济增长仍然是各级政府的中心工作，而企业的日常运营（不管是本国企业还是外资企业），也离不开政府官员的“关怀”。因此，无论怎样“市场化”，中国的经济整体上仍然属于政府主导型经济，只是不再依靠计划经济管理体系罢了。用一个比喻，市场体系本来应该扮演的角色是“看不见的手”，那么，在市场体系下的经济增长则像是林中生长的蘑菇，没有人能准确预见它在何时长到多大；而在改革后的中国，“市场体系”被无数只各级官员们“看得见的手”掐得死死的，这些“看得见的手”代替“看不见的手”，把经济增长变成了任意摆弄的假山盆景。

只要国民经济仍然由政府主导，而政府又把经济增长率设为必须达成的目标，就必然会出现所谓的“强制性增长”，即那种不从国民需要出发，而是以政府意志和政府形象为宗旨的盲目发展模式。实现这样的增长，或许可以说是政府(the state)的成就，但对社会(country)而言，它却未必是成就，相反却可能是不应支付的代价。

其实，这个问题在中国是老生常谈了。早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期，中国经济学界为了批判华国锋、李先念的那套“大干快上”的经济路线（邓小平当时也是赞成派）[7]，曾经开展过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那时就明确提出，生产的真正目的是满足人民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达到什么经济指标（如增长率或钢产量、石油产量多少万吨）。当时的批判有鲜明的政治背景，主要服从于陈云等人夺回经济决策权的需要。一旦华国锋、李先念让位，这场讨论也就悄然中止了。

在中共执政史上，前30年和后20年，大体上就是毛泽东时代和“六四”后阶段，“增长挂帅”始终是中国难以逃脱的宿命。唯独在80年代赵紫阳主管经济工作期间，大约可以说，是政府的经济工作方针最关心国民利益的时期，也是经济增长率最少干扰经济的正常发展的时期。到了90年代中、后期，由于政府把“下岗”当作提高“效率”的主要途径，于是便不宜再鼓吹企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这样，政府的“成就”就自然而然地重新转回到“增长”指标上来，再加上经济增长率被列入干部选拔任命的政绩考察目标，从此，“增长挂帅”观又重新占据主导地位，至今不坠。有了这样的制度基础，什么样的增长率造不出来呢？

抛开处心积虑地拔高增长率的地方干部不谈，仅就中央政府而言，追求高增长也是利益导向下的必然。首先，不管经济增长能否带给国民必要的获益，至少政府是有很大好处的，比如“国力增强、在世界上排名提前”之类，倘若有什么代价，那也是由民众承担的，中央政府并没有什么痛苦。其次，中央政府各部门都可以在高增长的旗帜下争得资源和控制权，所以高增长在中央政府内部是不会遇到抵制的。再次，如果发展经常会背离社会公正，政府宣传经济成就时便很难强调家家户户的幸福生活，于是就格外倚重经济增长率这样的单一指标，经济增长率就是这样与“社会主义优越性”、政治合法性融合为一体、难分难解的。

显然，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并非“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活动的自然结果，而是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增长便是政治成就、增长率决定升迁”的制度基础之上出现的政府活动之记录。在这方面，过分指责国家统计局是没有意义的，它不过是一个编制统计数据的执行机构；另一方面，无论国家统计局宣称它怎样改善统计方法，我们应该相信它将变成政治上独立于执政党和当局的纯粹专业机构，不再揣摩上意吗？

当然，对那些不真懂中国经济和中国制度特色的各国观察家来说，这种政治催动的GDP增长率经常会迷惑人。我多年来一再讲一个比喻，即中国经济增长8％其实只相对于美国经济增长2％，指的就是这个道理（当然，从宏观经济学来看，这样讲也有充分的理论依据）。[8] 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与其他国家不可比的根本原因是：民主国家政府的合法性来自选票，而不是经济增长率；而中国政府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特例，它既强行推动经济增长，又层层操纵增长率数据。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数据，第一是不可靠的，第二是具有不计代价、可能失大于得的特点。

既然如此，该给中国现行发展模式下的经济增长打正分，还是负分，当然不能根据增长率的高低来判断，而是要看增长是否损害人类社会的各方面目标。毫无疑问，如果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对土地、矿物、环境、廉价劳动力等资源的剥夺，而权力和财产又集中在一小群权贵手中，那么，国民收入分配不公是必然的结果，这样的畸形发展显然走上了歧途。如果为了片面满足增长率，结果损害了环境、过度耗用了资源、形成闲置的基础设施或生产能力、让各地财政欠下巨额债务或让银行的坏帐倍增，这样的增长当然就不是多多益善。何况，在现存的政治社会结构下，增长很可能只给占人口一小部分的权贵阶层带来硕果。或许还可以这么说：政府让“增长挂帅”，其实是因为经济发展的结果在民生方面乏善可陈，只有老百姓不懂的增长率可以拿来炫耀；什么时候经济发展变成了“增长挂帅”，那这个阶段的经济发展必定背离了社会公正，走上了歧途。

不公正的发展之必然结局：经济结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困境

中国的发展为什么走上这样一条歧途？60年后看以往的发展，似乎已经到了不得不重新审视的时候了。这种反常的结果可以让人直观地想到，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从制度到政策，恐怕都应当作深刻的反思。否则，如此继续发展下去，中国将面临更大的困难，甚至是灾难。换个角度看，中国的发展出了大问题，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在中国，到底应该如何发展，自从邓小平关于“硬道理”的“金口玉言”之后，从来就没有在政策上、概念上真正厘清过，更从未允许过公开自由的讨论。

从发展模式的角度看，社会公正不是一面偶尔拿来点缀一番的彩旗，也不是一个用空话充填的宣传口号，它是一个关系到国运的政策目标，也是一个衡量发展模式优劣的标准，它甚至还制约着发展的路径与成败。所以，发展不能背离社会公正；社会公正是正常的发展模式里必须实现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观的核心要义是为谁发展、让谁获益，这体现了普世的人类价值观念，与科学其实没什么关系。用“科学的发展观”去替代“增长挂帅”，其实是文不对题，自然也无法从“增长挂帅”里解套。

谈到社会不公，学者们往往有一种误解，以为那是社会学家才关心的话题；或许还有人认为，只要不影响经济增长，社会不公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问题。其实，社会不公并不只对社会观念、公众舆论、社会结构变动等产生深远的影响，它同样可能改变经济的走向。那么，长期的社会不公、收入分配不平等，会对经济构成多大的威胁呢？威胁是明显存在的，能否看得清，取决于你的观察角度。也许，从企业的层面看，把员工的工资压到最低水平，把经理的报酬尽可能最大化，符合微观经济学的效率概念。从市场研究的角度看，无非是少关心低档商品的需求，多注意高档商品的开发营销罢了。但从宏观经济的层面看，长期的社会不公必然导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畸形化，它不可能不影响消费、投资的结构，进而改变国民经济的体质。

在这方面，“中国模式”提供了丰富的教训：权贵们的财富再多，他们的日常消费也无法支撑国民经济，何况他们最大的兴趣是到国外消费（或让子女在国外消费），或者是向国外转移个人财产；政府的能力再强，也无法强制贫困的多数人口为“国家”多消费，从而创造出政府需要的足够“内需”；为了保持经济增长，就只能过度依赖国际市场，但这又造成外汇储备过大，其风险与机会成本过高；若出口停滞、国内消费疲软，唯一的经济增长点就只剩下房地产和公共工程了，但房地产的过度炒作势必营造出极为危险的泡沫经济，令银行系统命悬一线；若盲目拉动经济，则通货膨胀会压缩绝大多数国民的消费能力，令“内需”进一步萎缩。

这种现象与60年代从拉美经济发展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依赖理论” (Dependency Theory)有某种相似性。左派的“依赖理论”曾经在西方社会科学界风行一时，它指出了拉美经济对美国过度依赖的特征。后来，东亚模式的出现从实证方面质疑了这一理论。如今，中国模式似乎给“依赖理论”的复活提供了最好的经验素材。如果硬要把“中国模式”归入东亚模式，那么，这一回“中国模式”作为东亚模式的异类，好象可以证明“依赖理论”同样适应于东亚的某些国家（如中国）。

对“中国模式”可以有各种归纳，我对“中国模式”的总结是：一个国家的发展若长期背离社会公正，在经济规律的支配下，这种发展模式很可能最终陷入难以解脱的困境。此困境的根源就是长期收入分配严重不公造成的经济结构失衡。对中国这样的人口超级大国而言，难题还在于，一旦这样的经济结构失衡成为定局，是不可能像小国那样，用外贸来加以调节。在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里，常年有几亿劳动力只拼命生产却基本上很少消费，如何维持这样失衡的经济结构呢？托经济全球化之福，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中国一方面大量出口，一方面对发达国家大量放贷（表现为外汇储备急剧上升，成为世界第一），让西方国家的消费者帮助中国解决难题。可惜的是，中国的决策当局未能看明白，除非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都变成像欧盟成员国那样的关系（统一货币、取消关税、自由移民），否则，经济全球化也不能充当中国国内经济结构失衡的永久“救生船”。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资金流被迫调整，中国恐怕不能再指望继续用出口和放债来应付“国内结构失衡”了。

追根寻源，2008年到2009年的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中国其实是一个始作俑者。奇怪的是，中国的一些学者居然以为中国这种过度出口加过度放贷的经济结构标志着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而丝毫看不到其中孕育的严重危机。一种剥夺本国多数居民、却让外国居民受益的经济增长，难道可能持续不衰？这种经济成长模式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寄希望于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国民的过度借贷；换言之，西方人越肯花钱，中国的大多数老百姓越穷，中国的经济才能保持稳定。问题是，如果西方人不愿意再多借债呢？中国怎么办？至少从2009年夏美国的情形来看，美国消费者已经开始扭转借贷消费的不良习惯；欧洲和日本的消费者本来就不喜欢借债消费。于是，西方国家居民转向节俭，本来是有助于国际经济平衡的好事，但对中国来说却成了坏消息。中国是否能够进一步压榨本国劳动者、不断降低制造成本，从而吸引西方消费者呢？事实上中国的外资、私营企业已很难再降低成本了，而中国并非世界上唯一可以发展制造业的国度，发达国家市场的订单已经开始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由此可见，依赖过度出口来抵消因社会不公而造成的内需不足，只能是权宜之计，绝难长久。

“中国模式”内生的这个难题，从2009年开始将中国经济引进了左右失据、进退两难的窄胡同。不久前，有国内学者坦承：与出口直接相关的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到了“买不行、卖不行、不买不卖也不行”的地步；套用这句话，可以说，今天中国的宏观经济调节，也进入了经济增长“快不行、慢不行、不快不慢也不行”的状态。[9] 当然，主政者即便明白这一趋势，也未必愿意对公众和国际社会承认这一点。

对付社会不公问题，比对付宏观经济问题，难度或许要大百倍。几乎可以说，一旦社会不公成为定局，就很难找出速效的解决办法。既然社会不公是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以及诸多政策的综合性产品，那么，仅用几项小小的政策措施，或由政府从预算内“恩赐”一点失业保险、医疗保险方面的“好处”，就想根本上改变发展的社会不公性质，自然是缘木求鱼。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社会公正的实现或显著改善，往往不是统治精英恩赐的结果，而是社会进步状态下国民积极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压力的结果。换言之，民主是通往真正的社会公正的必由之途；排拒民主，则必然导致社会不公的固态化（也许这正是某些精英不愿明言的目的），或者社会不公的扩大化。虽然政治高压可以暂时压制因社会不公而产生的严重社会不满，但政治高压无法解决因社会不公而造成的经济发展困境，因此也就无法指望社会不满的自然消解。从这个角度来看，背离社会公正的发展模式最终必然把经济社会问题政治化，如此则解决发展难题也就不可能单纯从经济社会领域寻求出路了。

过去，政治学界从事政治发展研究的人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发展会诱导出政治上的进步。“中国模式”的发展表明，与经济发展会诱导出政治进步的预期相反，中国过去60年来的经济发展，其实本身无法直接带来政治进步或政治权力的分享；背离了社会公正的经济发展，孕育着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可以预见的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与政治冲突，如果不能化解在主动的民主化过程中，那么最终便会通过改变政治结构，来校正畸形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既是回望60年所得出的结论，也是从目前中国的发展模式里看到的演进路径。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