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适逢中共建政60周年，按中国的干支纪年，正逢一甲子。中共正为自己开列长长的庆功清单，欢呼自己为中国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评价中共建政60年的成就可以选择多个角度，但我想，还是要回到中共革命的初始目标――“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来考量，因为这个口号既是曾经风靡世界的所谓“共产主义理想”，也是中国共产党用来标示自身具有前所未有的政治正确性与道德高尚性的革命目标，更是中共建政全部合法性所在。

         从1949年开始，中共执政的60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1949－1978年，这个阶段充斥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私有经济）、“反右”、“大跃进”、三年大饥荒，城市数千万青年“上山下乡”，直至“文化大革命”――这段时期，中共以暴力革命消灭了有产阶级，用政治暴力强制推行各种社会改造，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有近亿人在这30年内失去生命，数百万个家庭遭覆巢之痛。

         1976年毛泽东死后，中国面临艰难困境。用中共自己的话来总结，当时中国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这才有了邓小平推行的经济改革。由于中国政府掌握国家资源的分配权力，其行使权力的过程又不受任何社会监督，这场“改革”最后演变成一场以权力市场化为手段，官僚集团大肆掠夺各种公共财（包括民财）的过程。

        可以说，中共执政60年完成了一个历史轮回：以暴力消灭有产阶级始，以权力制造暴富阶级终。

        从“四大家族”到今天的150万个暴富家庭

         60余年以前，中共挟百万大军，挥师南下攻占长江天堑，以军事上的胜利将蒋介石逼至台湾岛，取得了政权。不过，人们不应该忘记中共宣传战的威力：几乎从蒋介石1927年取得国民政府领袖位置开始，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巧取豪夺、疯狂聚敛的传说就不绝于缕，这种传说不断消蚀着蒋氏国民政府的合法性。据说，“四大家族”一说最早是由中共第三任总书记瞿秋白提出，经过坊间不断润色，形成了一句顺口溜：“蒋家的天下陈家的党，宋家的姐妹孔家的财”。这四大家族到底聚敛多少？至今只有两个数据，一是陈伯达在1948年间所写“中国四大家族”一文中指称四大家族借抗战为名，聚敛了多达200亿美元的财富；二是杜鲁门的一段著名痛骂：“他们（指宋子文、孔祥熙等人）都是贼，个个他妈的是贼（They're thieves, every damn one of them）……他们从我们给蒋送去的38亿美元中偷去了7.5亿美元。他们偷了这笔钱，而且将这笔钱投资在巴西的圣保罗，以及就在这里，纽约的房地产。”陈伯达那篇“中国的四大家族”在当时堪称雄文，暗合《孙子兵法》那句“凡善战者，攻心为上”。凡读了这篇文章的人，对罔顾民瘼，汲汲以聚敛为务的蒋氏国民政府莫不痛恨莫名，齐刷刷地将自己的支持献给了许诺要建立一个“消灭阶级、人人平等”的新中国的共产党，导致无数进步青年投奔“革命队伍”。

         如今60年过去，在前30年的“民主主义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中，中共用暴力消灭了有产阶级，成为掌权者；在后30年的“改革”中，掌权者通过“权力市场化”让自己变成了暴富阶级。暴富到什么程度？我在“改革30年：国家能力的畸型发展及其后果”（《当代中国研究》2008年第4期）一文里，引用了三组数据：第一组是2007年攀升至0.48的基尼系数；第二组亦来自国内，引用了赵晓2006年10月19日发表在其博客中的“寻租资本在毒化社会机理——盛世危言之民生篇”一文征引的资料，“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 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中的数据：截至2008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其中有 2,932人是高干子女。”[69]  第三组数据来自波士顿咨询公司（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这个报告说，中国的150万个家庭（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0.4%）占有中国财富总量的70%――这还只计算了存款、 股票等公开的金融资产，未计算灰色收入[2  这些钱是怎么来的？主要来源就是，当权者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通过大量寻租活动，或者通过市场化变现为金钱，其手段与我10余年前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里揭露的大同小异。

         这三组数据由于我在为BBC写的评论“中国政府已蜕变成自利型政治集团”（2009年1月18日）中加以引用，因而广泛流传于网络之上。广东《时代周刊》6月25日以“权威报告指中国财富加速向少数人集中，亿元户91%是高干子女”再次引用了这些数据，导致“亿元户当中91%是高干子女”这一结论不胫而走，从而证实了中共牺牲了数千万人生命打造的“革命”，其全部意义就是先用暴力将别人的钱抢过来，变成“公产”，再用权力将“公产”化为私产，通过巧取豪夺使当权者成为暴富者。这个数据实在太具有杀伤力了，党的最高喉舌《人民日报》终于忍不住出来“辟谣”了，于8月6日发表一篇“人民时评：吸引眼球的未必都是真相”，让《时代周刊》报导中出现的全国政协委员蔡继明出面否定他所引用的资料。而赵晓文章所引资料，因其引证时说明是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最新一份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报告”，引用者与这四个单位均在国内，于是由上述4个单位中的“中宣部政研室有关负责人”出面否定本单位从未做过这类研究。而赵的文章发表于将近3年以前，网上亦多有流传，如果他引用的数据为假，这3年当中这4个单位为什么一齐保持沉默？只有波士顿咨询公司因为地处美国，为中国政治权力鞭长莫及之处，近期内可能该公司也无大笔中国业务可做，因此中国政府无法挟制该公司出面澄清数据错误（象2006年5月迫使安永公司出面承认其公布的中国银行系统坏帐数据高达9,110亿美元是个错误一样），《人民日报》也就只好暂时放这家公司一马，避而不提了。

        政府可以否定亿元富翁中高干子弟占91％这一具体数据，但无法否定特权阶层占有大量社会财富与收入差距过大这一社会现实，因为这一现实每天都在刺激着中国的民众。如今，中国的社会结构依然是底层人民占83％以上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人民依然处于无权状态，官吏的贪污腐败比60年前更上一个台阶，社会总体失业率也并不比60年前有多大改善，农村照样存在8千万左右的“三无”农民（无地可耕、无业可就、无处可去）而这些事实本身就否定了中共革命的正义性、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并揭示了共产主义理想的虚幻性。中共牺牲了成千上万人生命，在中国彻底打破了存在数千年之久的社会秩序，其结果只是将原来居于社会边缘的部分无产者（即毛领导的革命队伍中的骨干成员）送上了统治宝座，让红色权贵取代了原来的统治阶级，真是“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与当年国民政府的专制相比，中共政府的极权体制更为苛酷。

    如果要说有今天的中共政府与当年的国民政府有什么不同的话，大概有这么几点，第一，国民政府时代，能够出国“在纽约置办房产”的必须是高级权贵，而如今的中低级官吏也享有此等特权。比如，加拿大据说是容留了近半数中国通缉的外逃官员，这些被通缉官员中，有不少不过是处级、科级而已。这表明，因为“经济发展”使蛋糕做大之后，统治集团当中可以切到蛋糕的人多了一些。第二，当年由于新闻管制远比今天松驰，许多相对独立的媒体（其中也有中国地下党领导的）还颇受读者欢迎，嘲讽蒋介石的文字不时出现报端，因此国民政府的“四大家族”一般是闷声发大财，未闻孔二小姐之类在《中央日报》或者其它媒体上发表长篇文章说，“我所有的钱全是凭自己能力挣来，与父辈荫庇无关”。而今天不同，前中国总理李鹏之女李小琳在其父亲的老地盘电力界经营多年，荣登中国电力界“一姐”宝座，居然借助党的媒体喉舌宣称，对她来说，“能力之外的资本等于零”（《环球人物》2009年16期封面故事）――沾了便宜还拿中国民众的“能力”大大涮了一把。第三，国民政府时期，官员们还要表面上顾及“理义廉耻”，不便在政府机关办公室里堂而皇之地“性骚扰”， 用私囊（哪怕是贪污得来）养个小妾或外室，也只能悄悄地做。如今则不同了，办公室里的“潜规则”已经普及，上级官员将下属发展为“情人”、或把情人安排成下属，然后“堂堂正正”地提职重用，既不影响“官声”，也不耗用私财。比如，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情妇刘红薇便长期身兼上海市财政局长与税务局长两职，双方结成了很铁的腐败同盟。所以，研究贪官的情妇现象，现在成了研究中国腐败的一个重要“课题”。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官方严加管制的现代史研究目前也有松动，已经有人论证“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并未捞取巨额财富，以前陈伯达的上述说法是因为国共对峙的关系，带有敌视意义。这真是应了那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如今由于中国权贵阶层积累的财富远远超过了当年国民政府的“四大家族”，为了不让民众产生联想，连历史也“与时俱进”地做了相应调整。

         “五鬼”依旧闹中华

     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为什么成为地球上的落后国家？为何从乾隆时期的“天朝上邦”沦落到连日本这种蕞尔小国都敢任意欺负的地步？从鸦片战争开始，这个问题让几代中国精英尤其是知识精英想烂了脑袋仍是众说纷纭。“五四”时期，持改良主义的“教育救国论”者有一个前提性共识，认为当时中国的弊端在民品劣、民智卑。胡适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了“五鬼闹中华”之说，认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五鬼”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敌人”，只有用教育才能将其消灭[1]――仅凭这一点，今天我们中国人可以到联合国申请一顶“长期反贫困战略思想”原创者桂冠，因为今天风行世界的反贫困理论，讲来讲去，无非就是要国家加大教育投入，让穷人通过大学这一“培育中产阶级的摇篮”，脱贫进入中产阶级行列。

         不过，胡适的“五鬼闹中华”之说实在是生不逢时，当时就有梁漱溟等人认为他是在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作辩护，因为这五大仇敌之中缺了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这三者――毛泽东后来将这三者概括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毛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以推翻这“三座大山”为己任，宣称只要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这“三座大山”，建立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贫穷、疾病、愚昧、腐败等一切便迎刃而解了。至今为止，中共官史还是如此书写：“毛泽东一生是伟大的一生。最能说明毛泽东一生丰功伟绩的是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当年批评胡适说的“‘五鬼’是中国落后之因”没抓到根本，我也赞成，因为“五鬼”确实是社会病的表现，并非病源。但今天的社会现实也让人们对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充满疑惑：

    1949年中共确实将帝国主义赶走了，但1978年又以“引进外资”的名义让“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回来了”――不过，“帝国主义”之名已经弃而不用，而转用“外国资本”或者“跨国公司”等词。尽管工人们仍然需要在“血汗工厂”辛苦工作，但在外商面前，中共政府官员确实“站起来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来投资，先拿买路钱来”！那么多的外商贿赂中国官员，国家商务部那条粗粗的寻租腐败链条就是中国官员在“帝国主义”面前站起来了的标志。

封建主义的特质是专制，毛建立的“新中国”是比专制更坏的极权政体，邓小平时代是后极权，今天是新极权。如今之中国，与封建王朝时代一样，当官的仍然要“为民作主”，国人依旧是子民，完全没有政治权利，不可擅自结社，文字狱更是屡兴。相比之下，封建王朝倒还相对自由些。比如自宋代就有的行业协会便是真正的民间组织，朝廷从未派官员去担任会长；明代的复社这个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比之今日杨子立的“新青年学会”要成熟百倍，而且经常干预朝政，未闻被朝廷取缔，或将其领袖以“成立非法组织”之名投入监狱；即使在“反动”的国民政府统治时期，除了《中央日报》是党的喉舌之外，民间办报还是主流，国民党也未敢宣布所有媒体必须是党的喉舌……凡此种种，真让人疑惑，封建专制这座大山是搬走了呢，还是以更沉重的形式压在中国人民头上？

官僚资本主义这座大山的变种，较之当年国民政府时期的四大家族尤甚。所有与公共事业及资源相关的企业，全由国有企业经济寡头垄断，价格听凭垄断企业说了算，政府偶尔召开的听证会权当走过场；非国有经济部分的企业主则必须与政府官员结成利益同盟，手握资源分配大权的官员们成了“造就国王的人”，官商结合已经算是“良性发展”，渐成潮流的官黑结合才是民众生活的真正威胁。比如，重庆前公安局副局长文强这种警界实力派人物，庇护当地20多位黑道富商长达十几年，硬是古为今用地将昔日的袍哥文化演绎成了今天的红色政治文化。这种官黑资本主义较之当年的官僚资本主义不知恶劣了多少倍。国有资产流失的秘辛无人过问，工人随便给点钱算买断工龄，生活无着没人过问。我写此文时，吉林通化钢铁厂事件余波尚在，河南林钢硝烟再起，中共革命曾经依赖的主要社会基础――“工人阶级”――早已被迫抛弃“解放全人类”这个伟大目标，只能苟且地保住饭碗，甚至被砸了饭碗依旧怀念当年那个“伟大”的党和领袖。

60年后看中国，党的“丰功伟绩”并未驱走“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等“五鬼”。

    贫穷从未离开过中国。中国人均GDP早在2003年就超过1,000美元，2008年中国人均GDP首次突破3,000美元。短短5年之间人均GDP涨了两倍，国家统计局宣称中国已经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但众多国民却未必分享这种喜悦，反而感觉度日艰难，从未“小康”。在言论“相对自由”的互联网上，许多人表达了对国家统计局所公布数字的质疑：我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准真的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这种由统计局统计出来的数据是真实的吗？我们大多数人的收入为何比人均收入要低呀？网友们由此还发明了一个网络新词：“收入被增长”。最后国家统计局不得不被迫回应种种关于“收入被增长”的质疑。

    姑且将收入是否增长这一点放置一旁，中国事实上还存在数以几亿计处于赤贫状态的穷人。为了“大国崛起”的面子，减少中国的贫困人口与政府财政负担，中国政府将农村贫困线设定为每人每年683元人民币，这样一来，中国只有约8,000万左右的贫困人口。[2]而按照世界银行设定的贫困线标准（每日每人1美元，每年约为2,500元人民币），中国的贫困人口应为3亿。[3]

从“东亚病夫”到疾病大国：从上世纪初开始，中国的仁人志士一直深为“东亚病夫”这一称号感到羞耻。1933年东北运动员刘长春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被中国视为雪耻之举。自中共建政以来，举凡建立低水平的公共卫生系统、开展金牌体育无不是为雪“东亚病夫”称呼之耻。奥运金牌之梦倒是因为不计成本地“举国投入”圆了梦，成了世界第一的金牌大国（有“一枚奥运金牌7亿元”之说），但公共卫生系统的建立却乏善可陈，各种疾病开始蔓延。以下仅列举中国卫生部及其它政府部门公布的统计数据：

    中共建政后的前30年曾消灭了梅毒与血吸虫，现在这两种病又卷土重来。1993年，中国每10万人当中的梅毒病发个案仅有0.2例；到2005年这一比例上升到每10万人当中有5.7例，但中国病毒学专家认为这一数字被严重低估。梅毒母婴传染率在1991年到2005年之间，平均每年增速高达70%以上。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如上海、北京、广东、海南和浙江，梅毒案例最多。[4] 被称为“瘟神”的血吸虫病曾在中共建政前十余年得到控制，毛泽东为此专写的那首“送瘟神”词曾脍灸人口。但从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洞庭湖区与鄱阳湖区防治血吸虫的血防系统崩溃，血吸虫病又卷土重来。目前全国受血吸虫病威胁人口达6,500万人，血吸虫病人高达80多万。[5]

    其它各类疾病的人数同样惊人：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将超过1千万人，感染人数在亚洲位居第2位，在全球居第14位。[6]结核病患者数量居世界第二位（结核菌感染者4亿人，结核病患者500万人）[7]，此外还有3千多万乙肝患者、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8] 高污染导致癌症村遍布全国的报道更是时常见诸报端[9]，污染受害者走投无路的绝境，让人读后顿生窒息之感。

2009年7月河南民工张海超剖胸验肺之举[10]，让国人既震惊又伤感，殊不知那只不过是全国64万尘肺病人当中的一个而已。据CCTV报道，全国有1,600万家有毒有害企业，受到职业病危害人群2亿人，其中农民工占大多数。[11]

我已经不忍心再列举更多的疾病数据了。这些疾病的蔓延既与中国那种饮鸩止渴的发展战略有关，也与中国公共卫生投入严重不足有关。如果说失去社会公正是中国底层人民为经济发展付出的代价，那么失去健康则是全体中国人为经济发展支付的代价。面对政府的“面子”――那一块块昂贵的奥运金牌，与民族的躯干――国民的健康，任何政府都应该惦量出二者孰重孰轻。中国近年不厌其烦地讨论中国的崛起，但如果考虑到中国的社会现状，讨论如何才能让崛起不至于成为一个自慰之梦，可能更为现实。

愚昧：从阿Q到今日愤青。衡量一国国民的愚昧通常有软硬两套标准：硬指标是国民受教育程度与文盲率；软指标是国民的素质，比如对历史与现状是否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对权力的态度是盲目服从还是保持一定的独立，对外来文明是开放接受还是盲目排斥等。中共统治60年正是世界各国大幅提升本国国民教育程度的60年。中共比较乐于纵向比较，总说自己与国民政府时期相比，国民教育程度提高了多少、文盲率又下降了多少；但如果横向比较，则乏善可陈，与台湾、香港两地都相差一大截。从国民素质来看，现阶段的民智自然要比毛时代开化得多，但阿Q精神却仍然表现为不少国民尤其是愤青的精神特质――所谓阿Q精神，其实就是民族失败主义和盲目的民族自大狂相结合的产物。前者是百余年沦为落后民族的深重屈辱，后者则来自于五千年文明的骄傲。这种极度的失败感与骄傲感的结合，使愤青在遭逢到的各种屈辱面前逐渐失掉正视现实的勇气，甚至企图用荒唐的方法来掩盖自己的屈辱，麻醉自己的灵魂。比如，明明是本国政治所造成的社会弊端，却硬被他们说成是外国资本的压迫。毫无疑问，愤青现象是被统治者不自觉地成为中共意识形态思想俘虏的可悲现象。这种“愤青”现象产生的根源是中国的意识形态教育，它标识着中国人政治理性的成熟还需要假以时日。

贪污腐败已经天怒人怨。全国县处级以上官员犯罪率逐年上升。据统计，2003年至2008年，全国共查处县处级以上官员共计2万余人，[12]其中有35位省部级高官。[13] 政治领域（买官卖官）、公共采购领域（如中国的土地批租）、医疗卫生领域和司法这四个领域既是腐败高发领域，也是导致各种社会矛盾产生的主要领域。一组数据表明，公务员群体尤其是法官群体成了犯罪率最高的社会群体：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4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200，比普通民众的犯罪率高一倍；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5/100，其犯罪率则是普通民众的6倍。[14]司法腐败表明中国的政治腐败已经烂到了根子上，无药可救。

扰乱。这扰乱在今天的内涵远比国民政府时期要丰富，既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国民与政府之间缺乏互信这种社会信任的缺失，也表现为因各种恶性刑事案件频发引起的安全感下降，更表现为每年数以十万计的社会反抗。作为中国人的悲哀在于，目前从生活环境、工作环境到居住环境，没有一样堪称安全。2008年震惊世界的“三鹿毒奶粉事件”，只是掀开了中国食品安全隐患的一只角。但中国政府目前只在意防范社会反抗，前两者引发的问题已不在政府考虑之列。

由于这些内容我在过去多篇文章中均有分析。在这里我只分析“扰乱”之源头究竟在哪里。海外的中国研究圈经常盛赞中国的“经济奇迹”，但几乎完全忽视了中国的社会危机与“经济奇迹”的同一根源，即承担资源分配功能的中国政府既是经济奇迹的推手，又是社会矛盾的制造者。我曾在“改革30年：国家能力的畸型发展及其后果”一文中，很清楚地阐明了中国政府（包括地方政府）既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体，又是制造诸多社会矛盾与环境危机的根源，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体现于地产、矿产资源、金融、股市等几个特定领域。而中国的主要社会矛盾――农民反抗征地、城市居民反抗拆迁、全国各地城乡针对环境污染的社会抗争、血汗工厂劳工的反抗等均与上述经济增长方式有直接关系。不少行为恶劣的政府官员的所作所为就是中国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中央政府的政治承诺，如执政为民、追求社会公正、建立廉洁政府、人民当家作主、保护环境使中国可持续发展等，完全与其政治实践严重背离。人们看到的是民众生存权利被剥夺、社会分配严重不公、政府高度腐败、官员肆意为恶，环境严重污染、食品安全得不到保证，使得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政治信任流失殆尽。

乱之源及理乱代价

中共当年认为，“五鬼”非乱之源，乱之源乃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如今“五鬼”犹在，再加上前所未有的环境高度污染，乱之源为何？难道不是这个独裁政体以及这一政治体制养出来的自利型政治集团？令人绝望的是，目前还看不到改变这种体制的任何希望。政府对所有的不同声音（凡不合政府官员利益需要的意见均囊括在内）的打压极为严厉。于是，希望通过“民主革命蓝色运动”等敦促中共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郭泉，被当局以“颠覆政府”罪指控；即使是一直对政府抱有良好愿望，只从事公益活动的四川谭作人、北京许志永，也被当局控以莫须有的罪名。对良心犯与思想犯打击从严，正好与对贪官处理从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随着腐败蔓延，在中国，渎职侵权案件判处免予刑事处罚以及适用缓刑的比率，从2001年的52.6%上升到2005年的82.83%。

    60年过去，中共以“消灭阶级与剥削制度，建立人人平等的社会”为号召，最后却造就了一个贫富差距极为悬殊的身份型社会。在沧海桑田的60年变迁之中，中共政府与人民的关系陷入对立紧张状态。多年以来，中共总向国民灌输这样一个观念：共产党是中国、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利益的必然代表；近年来随着孔子学院的诞生，中国共产党又成了中华文明的代表。这多重代表的资格，其历史可追溯至中共诞生之日，后来又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煌煌宪法予以确定。但最近却被几位中共政府的基层官员不经意之间解构了。比如，河南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质问记者时那句著名的“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15]，等于承认了党与人民利益的完全分立；又如，湖南省衡山县店门镇长周建国在指挥拆迁村民住房时那句“我们只讲党性不讲人性，拆！”[16]，更是表明了在这个“人民共和国”里，人民的人权居于多么微末的地位。

    20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变。辛亥革命虽然使中国的道统、政统与法统三统齐断，但在民国时期，民间毕竟还保持了绅士阶层与某些传统道德基因，经济上仍然保留了私有制。而中共的统治不仅在消灭了绅士阶层的同时扶持了流氓无产者，横扫了民间的的传统文化，还彻底颠覆了经济秩序，将那种“把手伸进他人口袋”里的“水浒文化”合法化，60年前的“化私为公”与现阶段的“化公为私”都源于同一伦理。目前，中国民间那种“打土豪分田地的时候又到了”并非笑话，它表达了源于中共政治文化的那种民间意愿――将已经颠倒了的社会秩序再颠倒一次。

中国已经被彻底“革命”了一次，无非是上亿生命的付出，还会有无数生者几代的煎熬。中共现在最害怕的就是“革命”了。再来一次暴力“革命”，是中国将得以翻身，还是又一代“革命”精英的翻身，而国人则再次蒙难？中共的“革命”并没给中国带来真正的政治社会进步，如今富了起来的中共统治精英又全力防范“革命”，大多数国民则依然在“水深火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