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公元2016年，是中国共产党宣布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也是其宣告结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Modern China Studies特组织编发“文革特刊”以资纪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9月底在北京宣告成立，风雨苍黄，至今已经一甲子又六年了。文革十年，不过其存在历史之六分之一弱七分之一强，而文革之地位和意义，却远非这个时间比例所能揭示。简言之，文革之起源，推诸1960年代初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线索清晰；推诸大跃进大饥荒时期，脉络昭然；推诸三反五反整风反“右”时期，方法类似； 推诸延安时期，理路依旧阴影长在。以此论之，则文革之起源，不仅涵盖所谓建国前十七年， 亦可溯之毛泽东权威之形成时期。 文革之后果和影响，反面看，莫过于对于毛时代闭关锁国政策的否定，确立改革开放，使得中国走上了工业化和市场化的道路，回归了国际大家庭；正面看，则继续毛主义的一党专政局面，重申四个坚持，回到了中共八大后和文革前的政治格局。正反两方面的结合， 也就是邓小平时代的确立。以此论之，邓小平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最后和最大的受益者。

而邓小平时代的逝去，并没有宣告文革的完全消失。相反，直到今天， 无论是官方意识形态，还是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都可以看到文革的影响。

所以可以说，文革研究上限可以溯及中共建国，下限可以延伸至当下，是当代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主要脉络和核心。然而，文革研究的历史和现状都是令人无法满意的。

虽然自不量力，编者不能不对国内外文革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略作粗率的回顾。必须注意的是，所谓“文革研究”，其本身很难界定，是一个有不同立场的意识形态的话语。本文所讨论的文革研究，是基于学术立场的理解，虽然学术研究也不可能完全摆脱政治立场而存在。文革伊始，西方学术机构和个人已经开始收集文革的材料，美日欧的学者也对文革的起因和个别运动以及现象进行研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囿于时间和材料的局限，一时难以看清庐山真面目。“九一三”事件之后，国内的一些知识分子也开始对文革进行反思和批评，但其主要思路还是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批判毛主义。真正开创文革研究，甚至可以说，开创当代中国研究的，当属马若德先生（Roderick MacFarquhar）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卷本（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 volumes），影响深远，至今不息。而后一批中青年学者对于文革的机构事件人物都有专门的研究。在中国，昙花一现的八十年代出版了不少了探索文革反思文革的著作，其中高皋和严家祺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为第一本文革专著，印书超过一百万册，流传最广；而王年一的《大动乱的时代》历经数版，学术性最为同道赞许；1989年“六四”之后，几乎万马齐喑，文革成为研究的禁区，有关事件、人物，只能逐字逐句引述官方的论调；而官方的口吻，有时甚至在中共1981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立场上倒退。虽然如此，仍有少数学者和对文革研究有兴趣的人孑然独行。

1990年代末以来，随着互联网的推行，一大批文革亲历者和研究者抓紧时机，从各方面推动了文革研究。首先当然是材料的收集和整理。以宋永毅为代表的学者搜集了有关文革的现存资料，并加以电子化，为文革研究做了基础性的工作。一方面，官方出版了不少党国领袖的传记和回忆录，这些材料可以用来互相校正、补注。另一方面，文革亲历者，如所谓“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幸存者，此时多数已经出狱，他们从1980年代后期起着手回忆录，对于文革很多重大的、关键的事件和人物提供了极其珍贵的材料，理清了不少线索，提出了新的甚至是挑战性的观点。同时，重要人物身边的家属和工作人员，也以自己的角度为文革研究提供了有时或不可缺甚发人深省的素材、脚注和旁白。一些地方性的文革亲历者，以及大批普通的参与者，尤其是知青和红卫兵，基于各种不同的目的，编写了不少回忆录和材料。其次，文革研究在多个方面或事件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如林彪事件，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康生、叶剑英、陈伯达等人物研究。突破性的进展，并不表示学者们达成了基本共识，更多的表现在分歧和争论，这是学术研究的必经之路。更为重要的是，文革研究已经有了多学科的参与，研究主题也多样化，不再局限于政治史和经济史，也不再囿于上层和精英以及重大事件。社会史、文化史、性别研究、微观史都开始初步地拓展开来。

即使这样，文革研究的现状还是无法令人满意的。在中国，文革研究基本上还是一个禁区，有关档案至今仍不开放，研究成果几乎无法在国内发表出版。在国外，学者们的研究往往是单打独斗，侧重自己的兴趣和专长，并没有涌现文革研究有影响力的团队。从研究成果看，文革的主要脉络虽然清晰，但高屋建瓴影响深远的的文革史著作屈指可数，多数研究还是处在收集材料，理清事实和细节的过程；其次，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依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应用；此外，国内外研究机构和学者之间的合作和互动还远远不够；最后，文革研究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概括、范式或者理论？既然文革和毛主义不仅仅是中国的，那么，文革研究就理所当然地能够讨论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范式或者理论，这些范式和理论，不仅能够涵括中国的经验，也能诠释世界其他地区的经历。目前看来，我们离这个目标还很远。

马若德先生经我们邀请，慷慨地将其在日本《思想》杂志发表的关于文革的文章英文原文交由本刊发表（《思想》发表的是根据英文原文翻译的日文稿），令人欣喜。马先生把中国传统社会还原成一个铁三角。官方以儒法为主体的意识形态和官僚体系构成三角形的两腰，底边则是掌握武器的军警，两腰的顶点便是象征专制皇权的皇帝，三边包围的则是百姓。这个铁三角的社会结构和秩序，亦被毛时代的政权继承。马先生在其文章中便创造性地以铁三角来解释1949年后的一些列包括文革的政治运动，并对习近平上台以来的反腐做了形势分析。

九十一岁高龄的李洪林先生，多年来一直反思文革和当代中国历史，此次他将自己编写的文革编年史交给本刊发表，其中不乏睿智，为本刊增色不少。李老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经历了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和理论争论，他熟谙中共的理论，以过来人的身份，通过理性的思考和时间的沉淀，和我们分享了前辈的心得，难得之至。本期编辑途中，惊闻李老仙逝，同仁不胜悲痛哀悼。斯人虽逝，风范长存。

本期的作者当中不乏研究文革的著名学者和后起之秀。宋永毅以其特有的热情别出心裁地从另一个角度讨论了毛、林分道扬镳的原因：林彪的“接班人”林立果锋芒毕露，招致毛的嫉恨和疑虑。宋永毅认为，这一“接班人”的“接班人”之争是毛、林分裂的焦点所在。刘健则分析了“粉碎四人帮”这一事件，指出华国锋采取的行动违反了中共的党章和党内程序，因而是“华国锋阴谋篡党夺权”。申晓云梳理了不同方面的史料，讨论了“陶铸事件”，认为毛泽东是迫害陶铸的罪魁，江青为主要打手，周恩来则扮演了“幕后操手”的微妙角色。

地方和边远地区的文革是此次特刊的另一个重点。Dong Jo Shin把视觉移到吉林延边的文革，分析了毛远新如何介入并主导延边的文革，延边文革一方面为毛远新自己成为东北王争取了政治资本，一方面打击破坏了了朝鲜族在当地的话语权，留下了长期的阴影。林玉凤和雷凯斯则从反殖、反国民党、和文革的延伸三者结合的角度来分析澳门的“12.3”事件，对于文革研究和澳门历史都有积极的贡献。何蜀先生从自己参与的亲身经历，亲切回顾了国内文革研究二十年来的人、事、以及现状，其中提及不少默默无闻的文革研究者，值得我们的尊重。李少民则从文革中一个“美术兵”的身份，分享了当年美术和政治是如何搅在一起，形成了当时特有的“无产阶级文化艺术”。关智英（Seki Tomohide）梳理了近二三十年来日本的文化大革命研究的成就，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大家或有所启迪。卢敏玲则评论了何蜀的近作《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指出该书是迄今为止关于重庆武斗最为详实的历史记录，再现了了群众派性组织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分化重组的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文革中的派性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