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在經濟，公共政策，和科技等等方面均展現出其獨特的發展模式，因而不得不針對其由來已久的人口問題及政策進行一次全面的回顧，探究與討論。

首先，中國政府於2015年宣佈允許由執行近四十年的一孩政策轉向二孩政策；第二，許多陳年軼事及現時狀況均驗證目前中產階層及富人不斷的遷移至發達國家，包括北美洲，歐洲和澳大利亞，等地區；第三，醫藥及醫療科學和人工智能的發展徹底改變了老齡人口的日常生活及醫療照顧方式。

所有這些方方面面的改變及進步都需要針對中國人口的現狀及問題再一次的不僅重溫，探討，同時更深入的分析和科學論述。我們借此機會更近一步的再次由科學角度考慮下列幾方面的問題：

當代中國的人口有那些問題？人口成長是問題嗎？如果它是問題，是由於人口數量太大引發的嗎？抑或是因為生育率太高，死亡率太高？或者是年齡結構，諸如勞動年齡人口，老齡人口，退休人口，學齡人口，軍人年齡人口，等等的，不均勻年齡分佈，性別比的失衡（包括出生嬰兒性別比），婚姻狀況，教育普及情況，健康狀況，流動人口及移民的起源地，城鄉人口分佈，少數民族的分佈，生殖健康情況和提供的有效服務狀況，食物，飲水，和其他重要必需品的提供情況，各種自然資源的浪費情況及其清除能力，一般環境污染情況。

新的二孩政策影響力？它對生育率的影響力如何？它是否能夠有效的減緩人口老齡化？它是否能改變人們的生育養育觀？中國人口的遷移對全球造成那些影響？目前遷移到發達國家的中產階層及富人的數量有多少？此類移民現象對中國大陸及移入國的經濟，政策和文化等方面影響有多大？科技發展如何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產生影響？何種影響？尤其在醫療科學方面的發展有那些具體的影響？人工智能及機器人的發展如何影響改變對中國老齡人口的照顧及看護？

總結，上述這些新問題又如何影響中國的人口變化，同時我們又應當提出何種有效政策？

除了上述這些急於解決的問題外，我們就此人口特刊非常歡迎作者們針對過去，目前，及未來人口的發展方向對中國的影響提出見解。

此特刊共分為英文及中文兩部分，英文特刊共有七篇已於元月發佈，目前發佈中文八篇。

第一篇由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宋健探討两孩政策对中国生育率的影响。

中国生育率的下降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的共同影响，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超过了计划生育的影响。两孩政策会以何种方式对中国生育率产生怎样的影响？文章从终身生育率和时期生育率两个角度进行了分析，发现两孩政策在个体层面增大了妇女的生育自由度，有助于延缓出生队列妇女终身生育率的下降态势。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作用机制有可能会在两孩政策环境下发生改变，但这一改变可能需要一定时间来显现。研究还发现两孩政策对于人群的二孩出生有着显著的影响，但对时期生育率的提升似乎作用有限。

第二篇由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杨博和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李树茁從人口转型与政策调整的视角探討中国性别失衡及其治理的变动机制。

兩位作者从中国人口转型和人口政策调整视角切入，结合人口统计数据和政策文本以及媒体资讯，探讨性别失衡在人口增长率下降、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城镇化等人口转型过程中的变动机制，分析性别失衡治理在生育政策调整、老龄政策调整和城镇化政策调整中的变动机制。研究发现，人口出生率下降加重了过剩男性的婚姻挤压；由于家庭婚姻成本对家庭养老资源的分流，人口老龄化加重了家庭经济负担，性别失衡后果在代际间出现扩散；城镇化和城乡人口迁移扩大了性别失衡的地理空间，城乡社区将共同面临性别失衡问题。生育政策调整推动了治理的产生，成为治理的驱动力；老龄政策催生了治理的老龄服务导向，推动治理向社会治理发展；城镇化政策则将性别失衡农村治理推向性别失衡城乡统筹治理。

第三篇由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王建平和葉锦涛探討中国外迁移民何去何從。

作者們指出全球化时代，人口迁移已经成为最普遍的全球化表现形式。当前，人口的国际迁移已经成为现代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成为全球经济和发展议题中的重要内容，人口的国际流动既能反映社会发展，也能折射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改革开放四十年年以来，中国产生了一个数量庞大的富人群体，同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中国国民外迁的能力和倾向也不断上升。本文对当前中国国际外迁人口的规模、流向、构成和变化等基本现状和主要特点进行分析，同时梳理和审视了接收中国移民的传统大国的相关移民政策，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接收国家和地区的移民政策是如何影响中国国际外迁人口的流动。

第四篇由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吴帆和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周苗合作探討家庭化流动是否提升了流动人口社区融合的主观意愿水平？

她們的研究研究利用2013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专题调查数据，探讨家庭化流动程度对流动人口社区融合主观意愿是否存在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数据显示，整体上流动人口社区融合的主观意愿水平比较低。但是，回归模型显示相比非家庭化流动，完整家庭化流动更能提升社区融合的主观意愿水平。机制分析则表明，家庭化流动之所以能促进流动人口社区融合的主观意愿，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家庭化流动的情感支持效应在发挥作用。研究分别从完善以流动家庭为单位的社会政策、发挥社区平台的整合引导作用两个方面探讨了政策启示。

第五篇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李竞博，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高瑗和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原新探討流动人口职业分布的群体差异。

他們依據户籍制度的城乡分割将流动人口分为乡-城流动人口、居民流动人口及城-城流动人口三类，研究发现：城-城流动人口职业选择状况优于乡-城及居民流动人口；影响乡-城流动人口、居民流动人口及城-城流动人口职业选择的因素不一，主要包括人口基本属性及社会属性。总体来看，限制城-城流动人口及居民流动人口职业选择的因素较少。而乡-城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的职业状况并未得到改善，劳动力市场存在某种隐形门槛限制乡-城流动人口的职业选择。

第六篇由西安财经大学统计学院韦艳，闫琪，和高迎霞依據陕甘新三省的调查发现探索丝路沿线省份健康扶贫的现状及挑战。

她們由《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中指出到2020年确保中国现行标准下的5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健康扶贫对于贫困地区人口发展和反贫困起着重要的作用。陕西、甘肃、新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核心省份，深度贫困地区居多，对其贫困问题的掌握对中国脱贫任务的实现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此文利用2017-2018年专项调查数据，对三个省区的健康状况、多维贫困及健康扶贫政策实施进行分析，并进行了家庭、地区的差异分析。研究发现，贫困户家庭健康状况指数显著低于非贫困户家庭，贫困户家庭的健康水平较低；三省区农户普遍存在多维贫困，对多维贫困贡献率较高的主要有健康状况、成人教育、厕所类型、做饭燃料等指标，贫困户家庭多维贫困的发生率较高；从区域差异来看，新疆地区基础卫生设施较差，农户健康水平较低。扶贫政策的制定应从多维角度出发，结合不同家庭、地区的贫困特征，做到精准帮扶；加快建立健康扶贫的长效机制，促进资源整合。

第七篇由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王广州探討中国生活不能自理老人总量与结构。

文章指出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家庭养老负担加重，养老问题日益突出，对生活不能自理老人总量、结构和变化趋势的判断是老龄问题研究的基础。此文利用全国人口普查、1%人口抽样调查和北京大学CFPS2010数据研究中国老年人口生活不能自理状况与特征，通过家庭亲子结构计算机微观仿真模型，预测未来生活不能自理老人的总量和变化趋势。研究结果表明， 2015年中国60岁及以上生活不能自理老人总量为576.49万人，占老年人口的2.60%，比2010年增加了53.14万。2015年中国生活不能自理老人中无配偶老人为305.46万人，比2010年增长了11%左右。在男性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中，无配偶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一，达到37.72%，而女性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中无配偶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二，达到64.48%。预计2050年中国生活不能自理老人总量将超过1450万，是2015年的2.5倍以上。2015年中国无子女生活不能自理老人总量在21.13万左右，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100万左右，人口规模将是2015年的4倍以上。2015年有一个存活子女生活不能自理老人规模超过100万，预计到2050年将超过500万，人口规模是2015年的5倍以上。

最後一篇由法國巴黎索邦(第一)大學巴黎地理學院的劉君雅，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唐代彪和鄧志松探討台灣都市化過程中的人口減少情況。

過去在傳統追求都市擴張的思維下，地區性「人口減少」的議題往往被忽略。在台灣，雖然總人口數上升，但這三十年（1980-2010）來有近一半的鄉鎮出現人口外移的情況。此文以人口達二萬人以上的都會鄉鎮為研究範圍，其中共有81個都會鄉鎮人口減少達10%以上。對此，我們試圖探討哪些因素是決定都會鄉鎮是否能持續成長的關鍵？結果顯示台灣都市化過程中的人口減少主要來自於鄉村地區的人口流失，並以卡方檢定及空間迴歸分析得出包括人口老化的增長速度、產業是否成功轉型、交通便利性以及鄰近效應等因素是決定一個都會鄉鎮是否能持續成長的關鍵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