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关于抗战期间中国历史与文学的研究有两个基本特征，一、遵循战争和政治形成的地理框架，按照根据地、大后方和沦陷区三大区域划分研究对象所属的问题领域；二、基本判断这一时期历史与文学的发展趋势是一种转折样态，比如政治上国共两党形势的改变，整风对中共组织与思想的改造，全国性的文学与文化的政治化，一种已在延安生长起来的体制化倾向等。本辑呈现的篇论文无意挑战上述研究范式与论断，事实上这些研究，除了两篇关于旅行写作的论文，都是在根据地、大后方和沦陷区的框架下讨论各自的具体问题。但我们认为各个区域的内部不是均质的，区域内部各地方有其独特的现实和问题传统，进一步的研究需要呈现被整体化的区域叙述遮隐了的东西。旅行写作因其跨界和流动特征，自然地将不同区域的问题带到某一大的话题之下，牵连出全国乃至国际性议题。同时，关于转折的讨论也有待进入那些转折之所以能够发生的机制中，在这个层面上我们能看到战争之前现代中国的种种传统，塑造了抗战中人们选择和行动的逻辑。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的崛起是此时段的一个重大现象，对后世有极深远的影响。关于抗战中的中共很关键也非常敏感的一个话题，是整风运动。国内外学者关于整风的讨论虽已不少，但也应承认我们对于这个牵涉广泛、影响深远的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换洗运动，了解的还非常有限。本辑贡献的赵诺的文章《整风运动的地方实践：中共太行根据地整风之研究，1942-1945》正是在这一状况下，把注意力放在抗战期间中共太行根据地，以一手之档案史料，结合部分已刊史料，以太行整风最主要的三期党校整风班为线索，对太行根据地的整风运动做一具体研究，试着真正从内部来观察此期中共整风运动的地方实践，将整风运动研究逐渐实相化。我们可以看到，不同于延安整风，太行的地方党没有中央的绝对权威，因此太行地区的整风实际上需要、并也建构起了太行根据地政治上的法理秩序。

    在现代中国历史中，“干部”一词借自日语，它一开始主要出现在政党语汇中，抗战期间这个概念开始普遍流行于大众舆论。与此相关的是，不少此前与政党组织毫无关系的人受到组织收编，成为政党干部的一员，这当中诸多奔赴延安的作家的表现与表白最为研究者所关注，这些人身份和写作的变化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转折的象征。范雪讨论何其芳、卞之琳、艾青三位诗人延安旅行的文章，考察了诗歌遭遇延安时的种种变与不变，这当中的问题并非纯文学立场或作家独立性能够覆盖，她认为新诗在其开端时刻即已存在的三种传统，才是左右了诗人遭遇延安时刻的不同态度的机制。

    三位诗人的延安行是抗战期间千千万万文化人迁徙的沧海一粟，动荡的旅程和路上见闻也成为抗战期间文化产品内容上的一大特征。当然，这些旅行不止发生在中国国内，也不都是被迫而为。在抗战尚未结束的1945年夏天，郭沫若受到苏联科学院的邀请，前往苏联做了五十天的参观和访问。王璞关于郭沫若此行及其写作的文章，将对象放在二战结束之际整个全球态势动力场中讨论。他认为“观光”涉及到了对世界的再想象，对文化、政治和社会变革道路的再理解，对自我、国族和国际关系的批判性反思。郭沫若的乌托邦描写说明对苏联模式的接受制约了左翼文化人对社会主义的想象，但也隐含着此刻中国主体性和苏联道路的拉锯。

    抗战期间是地方力量与地方意识被格外彰显的时期。本辑有两篇关于地方性言论的研究，它们都说明了在全国抗战的大环境下，地方性言论虽能保有一些区域性的传统的惯性，但已被深深带入国家整体的问题格局里。妥佳宁讨论顾颉刚等人抗战期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等相关边疆民族言说的研究，展现了我们了解很少，但相当重要的世界，即内蒙古自治运动与伪蒙疆政权的历史与相关言论。妥佳宁认为战前内蒙古自治运动的自发性，与建立伪蒙疆政权过程中日本对民族主义的煽动与利用，构成了当时内蒙古问题的内外双重因素。在这一背景下，与战前业已形成的绥蒙垦殖观念密切相关的顾颉刚的言论，在否认民族存在的同时无意间为专制文化作了辩护。但与此同时的马天鹤等人的蒙汉同源论，则是国民党的官方意识形态下刻意无视少数民族自身文化，以汉文化为中心大力推行的同化政策。李松睿关于老舍的文章观察到以北京地方特色为主要风格的老舍的作品，在抗战初期特意回避了北京方言和北京风俗等地方特征。这个安排与老舍对抗战中中国人新形象的关心相关，地方特征过于明显的作品被认为无法满足鼓励全国抗战的需要。

    在沦陷区文学研究中，对落水文人的评价仍然敏感。李国华关于周作人的文章提出道义和事功是周作人1933年前后针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形势日趋严峻时，表达现代知识分子的承担意识而使用的重要概念范畴。不过，在落水以后，周作人讨论道义之事功化的问题，因为历史语境已变，历史的走势也与周氏所料不同，便从承担的表达转为实际上的自我开脱。周作人试图从理论上寻找自己面对家国问题时的通路，但结果是此路不通；晚年的回忆录写作更透露出他对道义之事功化的提法并不是真正相信的，对于家国的罪感浮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