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七十年代末期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化。尤其是近几年来，市场经济为中国人民所带来的丰富的物质生活更是举世瞩目。社会日益开放，经济更加活跃，那么，教育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怎样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适应和发展的呢？以经济效益为目标的市场经济又是如何影响教育的呢？遗憾的是，当中国政府正竭力为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而煞费苦心时，经济的发展便占据了头等重要的地位，而教育则不幸地成了一个“被遗忘的角落”。许多有识之士惊呼中国正面临着灾难性的教育危机，但苦于缺乏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哀叹“心有余而力不足”。中国教育的危机在哪里？症结何在？本文将主要分析和讨论中国办学的多元化发展过程与问题，以求抛砖引玉。 

（一） 

    要深入了解中国办学的多元化发展，摸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民情的教育发展道路，我们必须分析中国教育发展的社会、经济和历史背景。总体上来说，中国教育的基本国情是人口众多，人均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经济、技术发展水平较低，人均GNP仍居世界后列；同时，学龄人口压力大，教育总规模为世界首位，但可供利用的教育资源却十分有限，加上日益显著的区域经济和教育的二元化结构，给教育的大面积、全方位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具体而言，中国的人口形势十分严峻。1949年中国人口为5.4亿，目前已达12亿左右，几乎增长了一倍半。在经历了50年代和60年代两次生育高峰以后，中国人口正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形态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形态过渡。但据保守估计，如果90年代的育龄妇女生育率维持在千分之二点一的自然更替水平以下，2000年时的中国人口也将达到甚至突破13亿左右。目前，全国7─12岁的小学适龄人口为1.2亿，但至2000年将上升到1.36亿以上。整个九十年代，每年入学的小学一年级新生将高达2100万─2500万人，相当于加拿大或澳大利亚的全国人口总数。预计人口增长给教育带来的沉重压力将延续到2010年左右。而且，在九十年代每年新进入就业年龄的人口达2000万以上，也使中等及中等以上的教育，尤其是职业技术教育和其它非正规的成人教育面临着严峻的挑战。[1] 

    从经济方面来说，近年来得益于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的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在1994年，人均GNP约为400美元，但仍远远低于许多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居于世界后列。由于自然条件、地理位置和历史的原因，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教育发展水平不平衡，差异很大。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开发特区，及大、中城市与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老、少、边、穷”地区之间，人均国民收入的差距高达3─5倍，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也达2─4倍。当发达地区新兴的富裕阶层纷纷将子女送入雨后春笋般兴起的收费昂贵的“贵族学校”的时候，对许多偏远地区的儿童来说，即使享受完整的小学义务教育也是一种奢望。东部少数发达的省、市已在规划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而西部少数省、区尚未完成初等教育阶段的普及。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坚持发展与改革教育政策，并努力推行基础教育的全面普及，各级各类教育取得了进展。据1992年的统计[2]，全国共有小学712973所，在校生12201万人，全国适龄儿童的入学率为97.2％，小学生考试的全科合格率为78.9％，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全国小学毕业生的升学率为79.6％，13─15岁学龄人口的初中毛入学率为71.5％。但是，仍有占全国人口2％的121个相对贫困县的适龄儿童入学率不足90％。而且，每年约有2.2％，200余万小学生缀学，并成为新生的文盲；部份地区的小学生留级率超过5％，甚至高达10％，既不利于人才的培养，也造成惊人的经济和教育资源的浪费。每年全国16岁人口的初中学生毛完成率只有55％左右，并有约5.7％的初中生因家庭经济困难和学习困难而失学。这些辍学的青少年由于缺乏系统的职业技术教育无法顺利地进入就业市场，因而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全国每年未升入高一级学校的小学和初中毕业生达1250万，而在同龄人中能接受系统的高中阶段职业技术训练的只有12％，非常不利于中国劳动者文化技术素质的提高。师资队伍虽然在数量上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但质量偏低，严重影响教育质量的提高。目前许多在职的专任中小学教师仍未接受师范教育的最基本的训练。据估计[3]，1993年全国约有13％的小学教师不合格，约40％的中学教师不合格。初中教师中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只占55.6％。另外，据1990年的人口普查，中国仍有文盲1.8亿，占15岁以上人口比例的22.3％。根据国际统计资料[4]，在世界123个国家和地区中，15岁以上的人口文盲率我国居第50位，比斯里兰卡、缅甸、和越南等国还高。我国90％以上的文盲分布在农村地区，70％是妇女，而边远山区的文盲率更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数。 

    显而易见，目前中国的教育背负着沉重的包袱，面临着重重困难。人口基数庞大，整体教育水平低，两极分化明显。教师队伍现有的数量和质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经济和教育发展的需要。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教育的危机是长期以来历史、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诸方面的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

（二） 

    始于1979年的中国农村“生产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自主性，为生产力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中共于1984年作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决定，确定了“坚持改革开放”和“让一部份人和地区先富起来”的方针。于是，改革的面逐步由农村扩大到城市，并影响和深化到教育科技领域。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可以说是当代中国教育发展的里程碑。八十年代，中国推行全面普及基础教育的主要措施包括： （1）确立基础教育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把普及义务教育的责任和权力落实到地方各级政府；（2）改革基础教育经费筹措体制，在增加政府财政投入的同时，开征教育附加税，并发动企业和城乡居民集资办学、捐资助学、改善学校的校舍和教学装备，为教育体制的多元化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八十年代教育多元化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教育的地方化、自主化逐步增强，统一化、集中化逐步减弱。1986年成立的“国家教材审批委员会”，标志着以往由国家教委所指定的全国中小学统编教材、一统天下的时代已经结束。各省、市、地区、学校、甚至教师个人开始享有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学生的特点编制不同教材的自主权。自1988年以来，上海、浙江、广东、北京、四川和山西等地先后展开了“课程地方化”的改革，并根据各自不同的需要编写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教材和教学资料。据估计，目前全国中小学至少有八套不同的课程和教材。课程教材教法的地方化极大地调动了各地各级学校和教师的积极性、创造性，有利于中国教育因地制宜，向多元化多样化方向的发展。 

    1991年召开的第十四届中共中央全会明确指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在于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的多元化具有深远的意义。市场经济的一个根本特点在于资源的有效分配由市场供需机制进行调节。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了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随着全国指令性计划经济的削弱，中央集权也相应削弱，而地方经济自主权却逐步加强。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的教育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和挑战。具体而言，以下两项改革对办学的多元化发展起了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 

    1. 改革办学体制、办学主体多元化。 办学主体多元化是改变过去由政府单一主体包揽教育机构的状况，逐步形成以政府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新局面。九十年代，中国各级教育的办学体制改革发生了突破性的进展。目前已形成民办公助，公民合办，但以民为主，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以外的社会组织和个人自办，中外合资等多种办学形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办教育从无到有，得到了迅速发展。蓬勃兴起的民办教育改变了以往单纯由国家办教育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对教育的多方面多层次的需求，是教育事业的有机组成部份。 

    2. 改革教资体制，实行办学的多元筹资与成本份担。 长期以来，中国公共教育经费占GNP和政府财政收入的比例一直偏低，教育经费短缺一直是困扰中国教育发展的主要问题。80年代以来，在中国经济体制全面改革和高速发展教育的形势下，传统的高度集中的教育体制日益显示出弊端。一方面尽管政府一再强调增加教育投资，但财政体制改革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使政府财政难以继续单独支撑规模日益扩大的教育事业；另一方面，传统的依靠行政指令进行资源分配的方式，切断了教育与经济和社会的联系，学校普遍缺乏扩大自身教育资源和投资的机制。在市场经济的带动下，中国在90年代初步建立起了国家财政拨款为主，辅之以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收取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校办产业收入、社会捐资集资和设立教育基金等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1991年中国全国教育经费支出为731.5亿元；其中国家用于教育经费支出为599.5亿元，占GNP比例为3％。[7] 

（三）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人们习以为常的共产式平均主义逐步得到废除，竞争与效益受到日益普遍的重视，私有制具有了合法性，中央集权有所削弱，地方分权日益加强，社会整体和个人在越来越多的方面有了更多的选择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给教育领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使长期以来由政府包办的教育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方面为教育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对教育的正常发展形成了严重的冲击。近几年来民办学校的兴起和发展就比较突出地反映了市场经济对教育的影响，使中国办学向多元化方向发展迈开了崭新的步伐。 

    在中国，民间办学或称私人办学有相当悠久的历史。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墨子开始私人办学，即开创私学。至战国时期，由于官学的逐渐衰落，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和受教育需求的增加，私学更是进一步地盛行。据可考证的历史记载，仅孔子一人，先后曾带有弟子3000余人，其中杰出的即有72人。目前虽不能将当时的私学与现代教育中的私立学校相提并论，但中国古代的私学以及以后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盛行的私塾，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私学产生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它突破了中国“学在官府”的教育传统，开创了教育史上政府办学与非政府办学并行的先例。 

    自十九世纪中叶起，中国社会的门户逐渐开放，私立学校也逐渐兴起和发展。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使长期以科举考试为轴心的传统教育受到挑战，以科学技术为重心的“新学”得到传播，教育被视为发展经济、文化和军事以抗衡西方列强的一个重要途经。当时，各级各类私立学校纷纷成立，为传播先进的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私立学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占整个学校教育系统的比重很大。据统计，1947年全国有专科以上学校207所，其中私立学校79所，占总数的36.18％。有些地方私立高等学校比公立的还多。如西南地区刚解放时，公立高校有19所，而私立高校却有30所。上海市在1949年共有高校40所，而私立高校有30所，占75％。就中小学而言，1949年以后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统计，全国共有私立中等学校1467所，占中学总数的48％；仅京、津、沪、宁及武汉五市就有私立小学1452所，占五市小学总数的56％；私立中学439所，占中学总数的84％。[8] 

    尽管私立学校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但1949年后中国实行共产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私立学校作为私有制的一部份便逐步得到改造以至全面消失，从而形成了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长达三十多年的国家统办教育的局面。中共教育部负责制定全国的教育方针、政策和目标，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统一使用国家指定的统编教材并根据教育部颁布的统一教学计划和大纲进行教学。 

    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的变化，教育也象经济领域一样，在办学体制上呈现出了多元化发展的特点，非政府的民办学校开始兴起。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民办学校的发展已突破了八十年代主要集中在非正规教育、特别是职业技术培训等领域的特点。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与社会对教育多层次多方面的需求，民办学校出现了多层次的发展态势。目前中国的民办学校已扩展到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等各个层次。按照目前政府对民办学校的界定，民办学校是指除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事业组织以外的各种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个人，自筹资金、依法设立的实施学历教育的教育机构。据不完全统计[6]，1993年全国共有民办学校在校生1500万人，民办高等学校17所，非学历民办高等教育机构500所，民办中学851所，民办小学4030所，民办幼儿园16990所，且众多的民办学校正在申请筹建之中。 

    民办学校的迅速兴起和发展与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一方面，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结束了共产主义制度下的绝对平均主义。资本主义的效益和竞争机制得以引进并发挥作用，私有制得到恢复和肯定，调动了社会和个人的积极性。随着私有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出现了一批越来越壮大的由经商致富的中产阶级。他们忙于在商场拼博而往往无暇顾及子女的培养和教育；而且，由于中共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越来越多的家庭只有一个孩子，教育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独生子女的前途和家族的兴衰，因而产生了学校应为学生提供高质量、全面服务的需要；同时，经济改革使人们有了更大的自主权，私人办学便成为可能。而且，随着新兴中产阶级的发展，对私立学校需求量的增加，私人办学，尤其是为富有阶层子弟开办的“贵族学校”，也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事业。另外，日益增多的外事机构和外资企业的在华工作人员，其子女的教育问题和需要为单一的政府办学体制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为满足社会的需要，民办学校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便应运而生。另一方面，多年来中央集权的教育体制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为民办学校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创造了空间。首先，国家缺乏足够的资金满足全民接受各级各类教育（包括义务教育）的需要。近几年来，国家对教育的年平均投资为500亿元，学生人均仅四十元。因教育经费严重短缺，许多农村地区没有足够数量的学校或校舍接收更多的学生，使每年约有一半以上的农村学生没有机会继续初中和高中阶段的教育，更没有机会享受高等教育，严重影响全民教育水平的提高。[9] 而且，由于教育经费短缺，许多学校基本设施和设备陈旧落后，甚至缺乏应有的教学教具和实验仪器，限制了教学方法和手段，影响教学质量。教育经费不足使中小学教师长期以来工资待遇低，缺乏多渠道的在职培训机会，造成大量教师离职另求发展。正是在如此经济发展、社会需求、和教育需要等前提下，在中国消声匿迹了近四十年的民办学校象雨后春笋般迅速兴起和发展，并成为公办教育的一种重要补充形式。 

    由于办学目的、服务对象、课程设置、和教学条件等方面的差异，民办学校也表现出多样化发展的特徵。基本而言，在基础教育阶段，目前中国的民办学校主要有以下两种类型： 

    （1） 贵族学校。 也称明星学校或精英学校。顾名思义，这类学校主要以少数有钱有势的家庭的子女为服务对象。学费昂贵，教育标准高，训练严格，师资力量强，教学条件优异。其中许多学校实行寄宿制教育。学校负责管理学生周一至周六的全部学习和生活，学生仅周末回家与父母相聚。作为中国的第一所贵族学校，四川成都的光亚小学比较具有代表性。该校于1992年成立时，声称聘有知名的中外学者担任教学和学校行政管理工作，并采用香港、台湾和西方国家先进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教学；英语作为日常教学和生活用语将使其小学毕业生达到大学毕业生的英语水平；所有教室配备钢琴、电视、摄影机以及电脑等。学生毕业后将有机会出国留学、进入省重点学校，或者直接进入美国的中学学习。学校收取一次性集资费22000元，第一年入学的学杂费为4200元，一年以后的学杂费为8400元。作为寄宿学校，光亚小学还强调学生必须严格遵守日常生活和学校秩序，培养和发展学生的独立能力。[10] 由于这类学校特有的新颖性和种种诱人的许诺，对新兴的富有阶级家庭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目前中国约有一百多万腰缠百万的富豪，以及成千上万经济条件优越的华侨和外国公民在中国进行短期或长期的经济和商业贸易。这些人渴望子女享受良好的教育并能支付庞大的教育费用。在这种两厢情愿的情况下，贵族学校迅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目前有40多所贵族学校，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和大城市。 

    （2） 普通民办学校。 普通民办学校占目前中国民办学校的绝大部份，主要分布在内地中小城市和偏远落后的农村地区，以服务中下等收入水平的家庭子女为主要对象。其收费标准、办学条件、以及教育教学内容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如四川巴中县的匡亮志民办初中每生收费仅70元，河南南乐县的国民中学收费200元，而上海普通民办学校的统一收费标准为：高中生2000元，初中生1600元，小学生1200元。[11] 有些学校，特别是农村地区的民办学校具有明显的补习学校性质，主要帮助高考或中考落选的学生复习备考，为升入高一级或重点学校作准备。这些学校的师资以具有丰富教学经验但年龄较大的退休和离职教师为主。有些学校以开设短期的单科辅导或特长训练班为特色，如英语班、电脑班、作文班、美术班等，基本上聘用学有专长的中青年教师兼职，使用租借的校舍和场地。一般而言，普通民办学校经费较少，规模较小，师资不稳定，办学条件较差，但在教学和管理上有充份的自主性和灵活性。 

    民办学校从刚刚兴起便引起了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密切关注和广泛议论。其中最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在于民办学校、尤其是贵族学校是否会造成和扩大教育的不平等现象。有人担心，贵族学校扩大了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使整个社会更趋于向两极化方向发展，其隔离式的贵族化教学会培养出脱离社会大众的特有阶层。但是笔者认为，不平等是竞争的必然结果，竞争有利于发展。民办学校不花政府一分钱，直接受教育市场调节，既满足了一部份人的需要，又有利于教育竞争，对社会有益无害；而且，不可避免地，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和健全，为满足社会各阶层的不同需要，各种类型和特色的民办学校将不断涌现，成为整个中国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有机组成部份。中国民办学校近年来的迅速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经济体制改革及教育体制改革的必然产物。它对中国教育的多元化与为社会提供多层次多风格的教育服务起着积极的作用。民办学校的兴起为中国的教育投资开辟了一条广阔的渠道，使教育经费不再只依赖于政府拨款，而且来源于社会、集体和个人。这既调动了社会办教育的积极性，也对缓解目前中国教育经费紧张状况起了积极作用。普通民办学校为农村落后地区的学生提供了继续求学与升学的机会。贵族学校也有助于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民办学校的兴起标志着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引入了教育领域，加强了教育与社会的关系。而且，民办学校在学校管理体制、课程设置、教师聘用、组织结构上享有较大的自主权，对公办学校的改革具有积极的启示，为中国的教育改革趋向于地方自主、效益与竞争、多样与选择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必须指出的是，整体而言，民办学校少于全国学校总数的1％。中国民办学校近几年的发展尚处于萌芽阶段，在进一部的健全和发展过程中仍有许多需要克服的障碍。尽管自1985年以来，中国政府为鼓励和保护社会团体和个人办学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条例，各地方也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了有关民办学校的地方性法规，但仍然缺乏一套对民办学校实行宏观监督和管理的教育法制体系，导致部份学校完全脱离国家教委统一颁布的教育教学大纲和要求，以升学考试为主要办学目标，削减非考试科目的教学，不利于学生身心（包括知识、能力、道德、社会交往、情感和身体等）的整体发展；更有甚者，以盈利为首要目的、置教育规律于不顾，严重影响民办学校的正常发展。另一方面，尽管学校内部实行自主管理体制，但学校与上级教育行政部门，与其他学校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再者，民办学校师资队伍以退休教师及兼职教师为主，缺乏应有的评聘标准，不利于师资的稳定和质量；而且大多数民办学校缺乏完善的校舍和教学设施，也无稳定的学校经费来源，影响教育质量。有鉴于此，中国政府尤其是教育立法部门必须作出进一步努力，为民办学校的健康发展创造更好的政策和社会环境。政府应该继续完善民办学校的法规建设，走依法治教之路。一方面从法律上明确民办学校的地位、学校性质与标准、财产属性以及政府和学校各自的权力、责任与义务等；另一方面加强对民办学校的监督、检查与评估。 

（四）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的分配起基础性的作用。这一目标的实施，必将影响到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教育不仅要主动适应这一新的经济体制，而且必须在实行自身体制转轨过程中积极创新，逐步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并对政治体制改革起促进作用的新型教育体制。 

    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教育体制的一系列改革，中国教育在多元化、多样化、与多层次方面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初步显示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教育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社会经济转型的过渡时期，中国教育的发展和改革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和新的矛盾，其中主要表现有：（1）缺乏从体制上保证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在加速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部门热衷于经济开发，轻人力资源开发；重短期经济效益，轻长期性教育投资；干部升迁与经济发展挂钩，使教育为经济发展让位。甚至一些地方严重挤占、挪用基本的教育经费、教育场地和设施，以及长时间、大面积地拖欠教师工资。基础教育的地方负责与地方政府职能错位削弱了教育的战略地位，并威胁到维持教育的正常秩序。（2）缺乏从整体上协调教育体制和经济体制的配套改革。一方面，教育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使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优先向经济部门倾斜；另一方面，教育体制改革在处理政府、社会、学校和个人的关系上缺乏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独特机制。（3）缺乏效率与公平约束的教育投资体制，经费短缺与效率低下长期并存。近年来，教育投资已初步形成了财、税、费、产、社、基等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格局。但各级各类教育经费仍连年告急。而且，经费拨款及其使用普遍缺乏效率约束的机制，教师待遇偏低与师生比例的低水平还在继续恶化。 

    教育改革必须与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齐头并进。民主自由的政治体系将为教育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教育和科技的发展将为经济的发展由劳力密集型向脑力密集型过渡提供高素质人才和技术，而经济的发展又为教育的进步提供丰富的物质基础。彼此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市场经济下的中国办学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既是历史的必然也将是未来的趋势。为保障中国办学继续稳步地多元化发展，政府部门必须进一步在以下四个方面作出努力： 

    （1）改革教育管理体制。教育管理改革必须从单纯的职能下放转向决策权力的下放，使地方拥有更大的教育统筹决策的权力。以此来扩大学校面向社会办学的自主权，并逐步实现财产所有权和办学管理权的分离； 

    （2）改革办学体制。改变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办学体制进一步走向多元化，通过现有公办学校改制，大力扶持社会团体、私人、中外合作办学，形成政府、社会、私人多元化办学的新体制。 

    （3）改革教育投资体制。建立政府、社会、个人教育成本补偿为核心，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新体制。进一步推行非义务教育“学生收费，自主择业”的改革。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从长远利益出发，大幅度地增加教育投资。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12]，在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中，教育经费占国民总产值的平均百分比为4.4。而我国目前的公共教育经费约只有GNP的3％，低于刚果、坦桑尼亚、几内亚等国，这非常令人深思。 

    （4）加强教育立法，走依法治教之路，并切实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和《教师法》，保护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合法权益。政府对教育的管理要进一步由直接调控转向间接调控，应用法律、拨款、信息、规划、督导等手段对教育予以宏观调节。 

    中国教育的持续发展最终取决与全社会、全民族的共同参与和长期努力。中国社会的改革和开放为教育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必将使人才和知识受到应有的尊重、教育得到应有的重视。随着中国社会进一步的改革和开放，中国的多元化办学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注 释】 
[1]，[2]，[7] 胡瑞文：“八十年代中国教育的最新进展与九十年代展望”。上海智力开发研究所《中国教育背景报告》，1994年12月。 
[3] 孙绵涛，邓兵：“中国师范教育的发展与改革”。世界银行中国教育讨论会，1995年3月。
[4] 徐刚：“中国教育备忘录”。《北京青年》1994年第11期。 
[5] 马树超：“中国义务教育普及进展概述”。上海智力开发研究所《中国教育背景报告》，1994年8月。 
[6]，[11] 朱益明：“中国民办学校透视”。上海智力开发研究所《中国教育背景报告》，1994年8月。 
[8]，[9]，[10] 林静：“中国私立学校的发展与展望”。加拿大马吉尔大学，1995年12月。 
[12] 邓兵：“人力资源投资与中国的经济发展”。世界银行。1995年7月。 

【参阅文件】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5月2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1986年4月1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3年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