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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过期期刊 MCS 1996 Issue 2 中国的国防战略和亚太地区安全
期刊 过期期刊 MCS 1996 Issue 2 中国的国防战略和亚太地区安全
中国的国防战略和亚太地区安全
关于中国的国家安全观与国防战略
中国国防战略与军事工业
中美军事关系1980─1989
中俄军事交易1989─1994
【注 释】
中国近年来国防经费的增长和从俄国的武器进口引起了国际舆论的极大关注，这给“中国威胁论”增添了不少例证。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中国近年来的军力扩展标志着中国对外政策开始出现明显的扩张主义倾向，而这种倾向将对亚太地区安全产生极大的影响并加剧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
国际舆论对中国军队发展的关注是值得重视的。中国近年来在经济发展和对外军事政策上确实有了引人注目的变化。但大部份中国威胁论的论点只是集中于中国军费的增长和武器的进口，而缺少从中国国家安全观，国防战略的角度对中国近年来政策变化的研究。所以这些分析的结论大多是中国大量进口武器将对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产生负面的影响，中国军事能力的大幅度提升将使中国在领土争端上更倾向使用武力。在我们看来，这种观点过于简单化。问题在于军事能力的增长是否就意味着中国在对外政策上就更有扩张倾向和更容易卷入武装冲突？如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看，特别是从其历次参加战争和卷入军事冲突的情况来看，中国的政策并非取决于其领导人对中国军事实力的看法，而是取决于其对国家根本利益的认识，对当时国内外政治环境和军事情况的评估。中国与其它国家一样，从来都是把军事行动当作一种实现国家政治目标的手段而服务于国家总的战略和政策的。所以仅从中国军力的消涨来判断中国是否会用军事手段解决争端，中国参加或卷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显然不足以说明问题。比如说，中国参加朝鲜战争时军事能力并非在强盛时期，而是新国家刚刚成立和从三年内战中解脱出来，极需休养生息。按照军事常规，中国根本不应参战。而从中印，中苏，中越边境冲突的时机看，中国的军事能力也不能说明其参战的原因。由此可见，对中国国防现代化，武器进口将给亚太地区安全产生的影响必须要作全面的分析。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将要分析中国国防战略，军事工业的发展与武器进口的关系，以此来观察中国国防现代化可能对亚太地区安全产生的真正影响。我们对一九八○年以来的中美军事合作和最近几年中俄军事关系特别是中国进口俄国先进军用飞机和海军装备将作特别的分析。
关于中国的国家安全观与国防战略
一个国家的国家安全观应包括该国对战争与和平的根本看法，也包括其对世界政治，军事关系和国家安全的分析和认识，从而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国防战略，决定国家资源的配置。而国防战略是国家安全观的一重要组成部份。我们对中国国防战略的分析就要从国家安全观开始。
中国国家安全观在一九四九年后曾有过三次重要的变化。从一九四九年到七十年代初中国一直认为自己的安全受到严重的外部威胁。这种威胁主要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六十年代末开始，来自苏联的威胁则成为主要的考虑。在此认识基础上，中国决策者就决定了以开发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为优先，做好战争准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同时，认识到自己相对来说不发达的工业基础和科技水平，和相对来说比较充足的人力资源，中国一直强调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的军事思想，强调在战争中人的决定因素超过武器的决定因素。从有代表性的“大三线”建设上也可以看出国家经济建设计划受到了国家安全观的决定性影响。在此背景下，中国国防工业的发展被给予了最优先的考虑。从五十年代开始，中国的整个国防工业在苏联的大力帮助下从起步到体系建成，其中包括核武器的发展，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标志着中国国家安全观大转变的开始。尽管苏联的军事威胁依然存在，中美和解意味着来自西方的威胁已经大大减轻了。而毛时期的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主张也逐渐被新的估计所代替。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对峙所产生的僵持局面和“多级世界”的出现使中国开始相信战争是可以避免的。毛死前所推动的外交政策改变，特别是对美和解标志着国家安全观的转变。毛死后中国所实行的开放政策实际上也是毛时期外交政策变化的一种延伸。中国终于认识到要利用有利的外部国际环境来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虽然也包括国防现代化，但其重要性却大大减低了。不过一九七九年的中越边境战争是一个重要的插曲。中国认识到其军事装备和军队质量上的严重问题，但是经济建设的考虑把解决这个问题的日程无限期的推后了。邓小平一九八五年在军委扩大会上的讲话中表示：“……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我看，到本世纪末我们肯定会超过翻两番的目标，到那个时候我们经济力量强了，就可以拿出比较多的钱来更新装备。可以从外国买，更要立足于自己搞科学研究，自己设计出好的飞机，好的海军装备和陆军装备。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1] 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做出了对军队的大调整，实施了像裁军一百万和调整军费等政策。然而这些政策并不说明中国决策层对军队发展不重视，而主要是战略重点的变化。八十年代中苏和解的趋势证明了新的国家安全观是正确的，中国的外部威胁基本上消除了。用中国自己的话说，中国已认识到其外部环境已是一九四九年以来最好的情况，这给予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同时中国也认识到国际间的竞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转变为经济实力的，科学技术的竞争。在这种新的认识下，中国国家安全的新理论出台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综合国力理论”和“大战略理论”。这两种新理论是紧密相联的。
综合国力论的中心观点是：国际间的竞争已从政治军事为主的角逐转为经济和科学技术领域等多方面的综合竞争，军备竞赛与核威慑已被国家间以科技为先导，经济为基础，政治，军事等方面为保障的综合国力的竞赛所代替。苏联在两个超级大国间的竞争的失利实际上正是其在综合国力竞争上的失利，但美国也在这场竞争中大伤元气。在下个世纪，综合国力将成为国家力量对比的重要标志。[2] 这种观点强化了中国决策者对集中发展经济，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的决心。中国高层领导人接受了这个理论。邓小平特别提出科技也是生产力就反映了这个认识。一九八六年制定的发展高科技的规划也体现了这种认识上的转变。在“八六三计划”的十个重点高科技项目中国，至少有六个与国防科技有关。中国军事科学院在一九八七到八八年完成了“二○○○年的中国国防”的综合研究。这个研究结果为决策者提供了一九四九年以来最全面，详尽，并有深度的综合分析。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国防战略的重心转到了在现代条件下的战争准备，而传统的“人民战争”思想已被放到次要的地位了。而国防工业发展的也转为以科技发展为中心，高科技的应用与新军事装备发展为重点的战略。另一方面，与发展综合国力相联系，“大战略”的理论也开始在中国国防战略上占了主要地位。“大战略”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应该成为冷战后国际上的“主要力量”（MANJOR POWER）。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国必须制定而且遵循一个整体战略，其中包括：要从全局和长远的观点来考虑自己的政策；应更积极主动的去争取自己的国家利益回答战略挑战；应认识到海洋和空间的战略重要性；必须认识到高科技和高产业是综合国力的基础；中国对其在国际竞争中取胜的战略要更新。中国决策者应在此大战略的基础上来制订各具体政策目标。[3] 比如在地区安全问题上，中国必须认识到在亚太地区海洋争夺的两个战略重点：一是围绕着日本海的战略旋涡，一是围绕着南中国海的战略旋涡。而围绕着两个战略旋涡，中国都有与周边国家尚未解决的领土问题。特别是在南中国海，其海底资源和地理位置对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性都不可低估。因此中国目前的国防战略重点应以海洋为中心。大战略的强调者进一步指出国际经济重心在明显向亚太地区转移。因此中国应该抛弃陈旧的“大三角”关系的观念，而认识到亚太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要促成建立一个对中国国家利益有利的亚太新秩序。在此认识的基础上，中国应把国家安全与经济建设联系起来看，主动加入国际经济竞争，把战略重点集中到亚太地区。同时中国应该把其国防战略的重点从陆地防卫转到空防海防，从陆权国家向海权国家发展，因此发展远洋海军和空军力量与核威慑能力应成为战略重点以能更好的保卫中国的国家利益，而在国防军事发展上应达到新的平衡：包括海军与空军的平衡，核武器与航空母舰的平衡，制空权与制海权的平衡。[4]
总的说来，中国国家安全观和国防战略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有了很大的转变。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总体估计决定了从准备战争到主要致力于经济建设的转变。而对建设综合国力的强调提到了战略性的高度。高新科技发展成为国防建设的中心部份。新的“大战略”强调了亚太地区在全球政治经济上的重要地位以及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中心地位。而且表现出更公开的对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和更明确的对中国强权地位的追求。这个对中国内外关系的重新定位是中国国家总战略的基础。我们因此才能更好的理解中国当前的国防战略和军事工业的发展。
中国国防战略与军事工业
中国的国防战略，根据中国军事科学院的解释，是指导国防建设和保卫国家安全，维护国家主权的全局性方略。[5] 近年来，中国军方的战略的重点已从准备打大规模的陆地防卫战争转到了建立现代化的国防力量来遏制侵略，并且进一步发展为建立现代化的灵活反击能力，能够“打胜小战，遏制中战，避免大战，确保安全”。[6] 强调发展针对中国周边地区发动有效的有限度的局部战争的军事能力。用江泽民的话来说，“我们一定要打赢现代条件下的高技术局部战争。”[7] 根据这种新的国防战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作用显得更为突出了。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当时的海军司令，现任中央军委付主席刘华清上将就明确强调了海军发展的重要战略意义，其中包括海洋作为战略空间的重要性和海军作为国家战略工具的重要性。在对海湾战争的分析中一位海军副司令特别提到这场现代战争给予中国军队的重要启示，其中包括海军要担负日显重要的保卫国家领土完整和领海安全的任务，因此一定要具备全面和立体作战的能力，海军必须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上逐步建成高质量的远洋海军（BLUE WATER FORCE）。[8] 与此同时，海军二○○○年的发展规划正式通过。根据这个规划，中国海军的发展重点集中在增强近海作战能力，包括发展可以进行主动性攻击任务的军舰，潜艇，飞机，组建有效的海军陆战队。总之，中国海军已被赋予了完全不同于传统的近海防御任务的新型海军职能，其中特别包括了增强在像南中国海地区的作战能力。
国防战略的转变也表现在中国军队的整体结构的改进方面。从八十年代裁军一百万开始，中国军队作了结构调整，包括分离组建了专门承担对内任务的武警部队，对大军区的调整，战略导弹部队的独立成军。新的军事结构更强调集成化的统一指挥，控制，通讯（C3I），特别是强调要具备快速有效的应付局部冲突的能力，比如新组建了高质量的快速反应部队。另一方面，国防工业，军事装备更新换代，以及军火采购也被纳入新国防战略的总框架内。核武器对保护中国战略利益的威慑作用虽仍然存在，但中国军方也认识到核武器的威慑和打击能力在最可能出现的小规模武装冲突上的作用是很有限的，而有效的常规武器在这类低强度的局部战争中的作用仍是决定性的。
综以上分析，中国近年来国防战略上的重点集中在海空军的发展上，像新式潜艇，导弹驱逐舰的服役，运用新遥感技术的雷达和电子装备，空中加油技术，新一代空对空，空对地，舰对空导弹的研制生产都是最新的发展。中国海军新一代的江卫（JIANGWEI）级导弹护卫舰和鲁沪（LUHU）级导弹驱逐舰，改进后的旅大（LUDA）级导弹驱逐舰都已开始装备先进的电子通讯设备和防空或反潜攻击装置，并具有舰载直升飞机的能力。这体现了海军开始承担新的国防战略任务。海军已从原来的辅助陆军变为基本上独立承担战略任务，特别是准备应付中国认为最可能遇到的有限的局部战争。这同时也证明中国的造船工业和海军装备生产已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但这是否能说明中国国防工业的能力已可以满足中国国防的需要呢？这就要对中国军事工业的发展有一个简单扼要的回顾。
中国国防工业是在苏联帮助下建立起来的。而整个设计、生产、装备系统都是属于苏联体系的。在过去的四十几年中，中国国防工业满足了中国军队的基本装备要求，而且在核武器和运载工具的发展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总的说来，除了在创始阶段的五十年代很大程度上依赖苏联的帮助外，中国的国防工业基本上是在沿着自力更生的方向发展的。中国国防工业的发展有三个阶段，一是使用混合武器的时期，武器基本上是来自缴获的日式、美式装备，没有自己的武器设计生产系统，这种情况是在抗日战争和三年内战的历史上形成的。二是苏联装备阶段，这也是中国国防工业打下自己基础的时期。三就是模仿，仿制直到自己设计制造的阶段。这第三阶段开始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期，但是一直到六十年代中期，中国国防工业才开始提供陆军大部份装备。而海空军装备的国产化则要晚到七十年代中期。在一九六○年，中国制定了其国防工业发展的指导方针：“发奋图强，自力更生，突破尖端，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积极发展喷气技术以及无线电电子科学，建立现代化的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9] 其中自力更生的指导方针特别在中苏交恶苏联撤走专家和终止援助项目的情况下成为核心原则。从此之后，这个方针基本上保持了下来。比如在一九六七到一九八二年间，中国的军事工业能力增长了四倍，但军火进口仅增长了不到百分之四十。同时，在中国仿制，自制军事装备的比例上可以看出中国国防工业自力更生的发展情况。在中国进行第一次核武器实验的一九六四年，在九十五种主要武器装备中，百分之四十三是仿制的，百分之五十二是自己设计自己生产的。但十年之后的一九七五年，中国自己设计和生产的武器装备已基本上达到了自给自足的程度，其中百分之七十一的主战坦克，战车，百分之七十五的军用飞机，百分之八十九的舰艇，百分之九十六的工程机械，百分之九十七的火炮，和百分之百的枪械，通信，防化装备，舟桥器材都是中国自己设计自己生产的。[10]
但自力更生的方针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中国国防工业产品数量上的增长并未与质量上的提高同步，中国国防工业在质量方面显然不能满足现代条件下中国军队的装备要求。国防工业在战略目标和满足军事能力之间的差距是很明显的。特别是考虑到在可见的将来外敌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很小而海空间的小型冲突的可能性较大的情况下，中国军队需要的是灵活反应和高质量能速战速决的打击能力。而目前中国国防工业所能提供的这方面能力是很不足的。邓小平就特别指出中国军队在应付现代条件下战争的能力上的差距。军方在对海湾战争的讨论中也承认了这个严重的问题。[11]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对策至少应有两条：在短期目标上，军事装备的不足可以通过进口国外先进武器来弥补。但有几个限制因素决定这种政策不可能解决整个问题。首先是超出承担能力的经济价格问题，比如说，要把中国军队提升到先进国家军队的水平，一九八六年的计算是如能建成有效的威慑力量对付苏联就需要六百五十亿美元，而达到与西方先进国家相似的军事水平要两千到四千亿美元。[12] 另一重要因素是中国能在多大程度上放弃其一贯坚持的自力更生的原则而接受军事装备上对外国的依赖。人们对五十年代中国同苏联不愉快的军事合作至今仍记忆忧新，这使得中国在与外国军事合作方面不得不谨慎从事。而在长期目标上，整体增强国防工业的基础实力和提高科技水平需要很长的时间周期，目前国家财政情况又限制了国防工业在近期内得到大量政府投资。因此，比较可行的应变政策是致力于中长期国防工业的发展的同时结合进口一些最需要的先进武器和军事技术。而这些进口必须是有明确选择的，集中于那些瓶颈和关键领域的，而且要遵循“进口─消化─转产”的战略考虑，进口高新技术，谈判生产许可或联合生产，联合研制开发。并非一般的采购。中国与美国与俄国的军事合作则体现了这种政策的实行。
中美军事关系1980─1989
在七十年代中期，中国开始从西方的军火进口和军事合作。最早的这类交易涉及谈判购买罗尔斯罗依斯飞机发动机，旋风式垂直起落战斗机，几种型号的法国军用直升飞机，几种德法合制的航空武器系统。总的说来这个时期中国武器采购基本上是试探性的，范围也很有限，重点放在关键技术进口转让上。但成效不大。而中美军事合作的起步则要晚一些，从美国防部长布朗一九八○年访华才开始。在此之前，卡特政府的政策是在中苏之间尽量保持一种平衡关系。所以尽管对中国的贸易禁制解除了，但中美贸易关系改变的幅度并不大。在美政府内部对推进中美军事合作在大三角关系上特别是美苏关系上可能产生的影响上有分歧。同时华盛顿对其盟国表示美政府并不反对他们向中国出售军火，只要出售的武器是防御性的，并且不要对台湾及美在亚太地区其它盟国造成直接的威胁。美国对自己与中国的军事交易则处于较低的政策考虑中。但就在这背景下发生了苏联入侵阿富汗和美苏关系的恶化，这成为了推进中美军事合作的助力。中国已在美商业部的商品出口控制条例上从V类国家变为P类国家。这种限制放松已允许中国购买美国非杀伤性的军事装备。布朗的访问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打开了中美军事合作的大门。在同年中国国防部长耿飙对美的回访中，中国提出了五十项中国有兴趣购买的武器清单。而布朗在耿飙结束访问前通知中国方面美国已同意其公司企业向中国出售辅助性的军事装备。美国务院与商业部也制定了新的对中国出售军产品的贸易规定，明显放松了对中国武器出口的限制。不过中国最后的购买单上仅包括一些通讯设备，大宗交易并未出现。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当时对自己武器系统的改进方向和技术引进重点还未拿定主意。另一个重要的政治原因是美国仍向台湾出售武器，中国因此对与美继续发展军事关系持保留态度。
里根政府继续放松了对中国军事出口的管制。一九八二年中美达成第二个公报，限制了美对台湾军事出口在防卫水平上。这给中美军事合作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在此之前的一九八一年黑格国务卿访问中国时宣布了美国准备售与中国进攻性武器，而美国务院也把中国从武器禁运的名单上抹掉了。在这种发展势头下，一九八四年终于在美国对外军售法案中规定了中美可以在政府与政府的渠道中进行军事设备硬件和技术交易。尽管里根政府内部在对中国出口诸如核技术，反潜技术，电子战争，情报收集等方面依然有争议，在防御性武器系统和技术出口上的规定更加放松，这方面的出口许可审查也基本上通行无阻。在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六年间，中国从美国通过政府和民间商业渠道谈判和购买了几笔小额军事装备，但所有这些交易都低于美对中国出口许可批准的限额。[13] 其中主要有五千多万美元的军事航空装备用来改进五十架中国空军歼─8飞机的空中能力，这项交易包括55套航空系统，辅助装备和人员培训，中国还从商业渠道购买了价值一亿美元的二十四架S─70C2军用直升飞机，海军装备包括五座通用电气公司的可用于装备新型驱逐舰的LM─2500燃气轮机发动机，MK─46鱼雷，在导弹方面，中国进口了I─TOW反坦克导弹和小鹰对空导弹，陆军装备方面则包括提升中国炮兵雷达和火器装备的九千八百万美元的交易。但总的说来，中国与美国的军事交易是小规模的。这主要是经济原因造成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最后因价格原因取消了关于歼─8改进的合同。但另一根本原因是中国军事技术上的需求必须要和进口装备一致。所以在中国希望进口的清单上占主要位置的都是中国认为在国防现代化上提升军事能力最重要的技术和装备，比如电子通讯技术，航空发动机，导航设备，夜战装备，空中支援能力等。而这些要求在美能提供的项目上不是价格太高就是内容不合适。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这段时间内只购买了美国政府批准许可的百分之十七。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暂时终止了中美间的军事交往。但与此同时，中俄（苏）之间的军事关系开始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
中俄军事交易1989─1994
中俄（苏）恢复军事交流开始于戈尔巴乔夫一九八九年对中国历史性的访问，从此中俄（苏）关系全面改善。而这种双边关系的新发展又正好处于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因天安门事件而降到最低点时。这也是中国转向苏联（俄国）寻求国防现代化的帮助的原因之一。在此之后国际地缘政治上发生的剧烈变化。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瓦解，给中国对外关系增加了全新的变数。中国在此情况下认为与目前对中国不构成直接威胁的俄国发展关系显然可以给中国提供更多的活动空间。总的说来，中国近年来经济上的飞速增长，国防预算的增加，中俄军事关系的发展，特别是苏联解体后大量俄国先进武器装备低价出现在国际军火市场上为中国大规模购买俄国武器和军事装备提供了最佳条件。过去几年里，中国大量购买了俄国武器。这可以说是继五十年代进口苏联军事装备系统以来中国第二次武器进口的高潮。但与前次进口最大的不同是这次是针对性，选择性很强的军事装备进口。其中包括一些引人注目的可能会改变地区军事平衡的新式武器，比如中国购买了第一批二十四─二十六架先进的苏─27远程战斗机，而第二批苏─27的购买正在谈判中，中国据信还进口了二十四架米格─31截击机，十架伊留申III76远程运输机，二十四架米─17直升飞机，以及数目不详的米格─29截击机和苏─24强击机。中国并且在与俄国谈判合作设计生产新一代的中国主战歼击机。据说中国也购买了一批KA─27反潜直升飞机，一百台基洛夫RD─33飞机发动机（用于装备米格─29）。中国还与俄国谈判进口一百五十套可进行多弹头攻击的S─300空防导弹系统。俄国还向中国出售了图22逆火式远程轰炸机。中国还准备购买四百辆左右的T─72主战坦克和七十辆新式装甲运兵车。中国海军并与俄国达成协议购买四艘基洛级常规潜艇，该种潜艇发动机噪音低，攻击威胁大。中国并且直有兴趣购买前苏联的航空母舰。但谈判购买未成功。据中国军队内部报导，如果不能购买合适的航母，中国准备下决心自己设计制造。除了进口大量的俄国武器装备外，中国更致力于购买俄国军事技术，比如电子导航，巡航导弹技术，反潜技术，以升级提高中国国防工业水平。俄国总统叶利钦在对中国访问时特别提到中俄之间可以在军事交往上取得更大的进展，包括大量购买俄国先进武器和俄国帮助升级改造中国在五十年代在苏联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国防工业体系。在这次访问中，中俄除了初步解决了边境争端外还签订了二十四项各类合作协议。中俄并草签了军事谅解备忘录和制定了共同发展军事与技术合作的原则。中国与俄国正在几项关键的技术转移，技术升级，合作研制，合作生产的项目上进行谈判。最引人注目的是合作生产装备中国空军新一代的战斗机。俄国提出的合作项目介于米格─29与米格─31之间，而中国提出的计划是在歼─10的基础上发展新一代战机。据现在的合作意向，新式战机将在五年内试制发展成功而俄方将提供主要的技术和与米格─31相近的飞机发动机。中国也提出要合作生产米格─31战机，在中国贵州飞机厂装配并将部份飞机反销到俄国。这项合作如能进行，将有一千五百名左右的俄国工程技术人员到中国工作，这将极大的帮助中国的航空工业。而新一代米格─31将纳入中国空防和空军系统，担负空中预警和战斗任务。事实上，这种军事技术人员的交流已经在进行中，大量俄国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已在中国工作，据信在一九九一年已有一千多名俄国工程技术人员在中国工作。中国也派出了三百名技术人员到俄国学习。据俄国国防部的消息，这些中国技术人员大都集中在俄国航天军事工业中心，如莫斯科、萨马哈、亚赞、和萨拉托夫。[14]
中国最近的大规模从俄国的武器进口和军事合作反映了中国近期调整过的国防战略与军事发展目标。其中最主要的是提升海空军作战能力，看来这主要是针对南中国海和台湾问题的，因为这两个最可能引起军事冲突的问题都需要中国海军和空军有效的军事行动的能力。
结 论
综上所述，中国国防现代化和对外军事合作，武器进口都基本上决定于中国的国家安全观和国防战略。从一九七○年开始，中国对自己的国家安全环境作出了新的评估，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新的国防战略和军事发展目标。一九八○年以来, 中国在发展综合国力，集中致力于国家经济发展的大战略目标下，国防现代化的速度，重点领域都在对国内外环境，财政资源，所需军事能力等方面都作出了统筹考虑和必要的调整。在这个基本认识上，下面我们总结中国对外军事关系和武器进口的政策。
首先，中国的军事进口是有很强的目的性和高度选择性的，既不是大批量成系统的进口，也不是仅仅购买便宜货。中国主要的武器进口和军火交易都是中国国防战略和军事任务所最需要的。而这些进口或者是将有效的增强军事力量以完成战略任务（如各种型号的新式导弹和飞机），或者是将帮助关键军事技术的转移（如导航，海军和炮兵武器系统）从而迅速提升国防工业水平的，或者是在买方市场上发现购买所需军事装备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如最近俄国武器的购买机会）。第二，中国在军火交易中对于军事技术的获取和与外国合作生产有最大的兴趣。从一九七○年与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的合作生产飞机发动机到最近与俄国谈判合作生产米格─31都是很好的例证。这种形式的合作显然是中国对外军事交易的重点。第三，中国认识到其在高科技领域与发达国家的明显差距，因此给予中国武器系统在“质”上的发展以优先的考虑。但高科技武器依赖于外国也给中国相当大的压力，因为这与其一贯的自力更生的政策相矛盾。所以中国只能视武器进口为一种必需的手段和途径，而对进口的范围、形式、公开性都要有通盘的考虑。中国因此也很注意其武器进口来源的多样化，其武器来源遍及美国、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以色列、俄国等。中国将在可能的条件下继续进口她认为必需的先进武器，但这种进口要为中国经济财政能力所能承担和能与现有武器系统兼容。
这样看来，中国对外军事合作仍将是有限的，有高度选择性的，和来源多样化的。中国近年来大规模的军事装备进口也并未改变中国传统的国防工业自力更生发展的一贯方针。除此之外，中国军事进口的前景还将为几个重要因素所限。
首先，中国非常有限的财政资源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国防现代化的需要是一重要的制约因素。考虑到中国规模庞大的军队和所需改进的众多领域，近年来国防预算的增长仍然远远不够满足其需要，而中国几年来高过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也实际上抵消了大部份的国防预算的增长。在此条件下，大规模进口武器是不现实的。正如英国学者，中国国防问题专家吉拉尔德塞高尔（GERALD SEGAL）所指出的，买一批苏─27是一回事，特别是当其价格是那样低，而购买一个现代化的海军则完全是另一回事。[15] 同时也必须考虑到进口的军事装备要和中国现有的武器系统相兼容配合需要大量的训练和一个相当长的适应过程。
其次是外部环境的制约。比如说，尽管俄国国防工业急于出售武器和军事产品以求生存，俄国政府不大可能让商业利益损害其国家安全利益。俄外交部已经在出售给中国先进的海军装备上表现出对中国海军增强力量后可能对亚太地区海上安全产生的影响表示了忧虑。而且双方在合作生产军用飞机上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在如何分配合作项目上的争议仍未解决。俄国希望大部份配件在俄国生产然后运到中国装配，而中国则坚持主要在中国生产。由此可见，不同的国家利益的考虑仍将在中国与外国军事交易中起重要作用。
在我们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作出几点关于中国武器进口，对外军事合作的总结。
（1）中国国防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政策目标，而非短时期能实现的急迫之举，所以中国在这方面的努力一直是基于整体性的考虑，而非仅在于局部性的改进。
（2）尽管中国近年来进口了大量先进武器，中国与其潜在的对手，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军事技术上的差距仍然存在，这种差距也许要到下个世纪中国拥有经济能力和技术水平以能大幅度提升其军事能力才能逐渐消失。
（3）基于外部条件的考虑，中国很可能在西方和俄国因国家安全，地区战略平衡的原因采取控制措施之前继续致力于进口其特别需要的外国武器和先进的军事技术。
（4）但总的说来，中国依靠大规模进口武器来实现其国防现代化的可能性很低，所以中国的武器采购仍将是选择性很强的和集中于最急需的武器和技术。
（5）考虑到中国以我为中心自力更生的传统国防政策，以及俄国政治局势上并不确定的因素，中俄军事合作的前景也是不确定的。所以中国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发展有选择的军事合作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最后，中国国防现代化，军事技术的改进，和军事力量的增长并不仅是中国自己的事，与中国经济发展将对亚太地区以至国际经济产生影响一样，这种发展将要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安全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对待广泛流传的“中国威胁论”和那些具体的有争议的地区安全问题，有几个严肃的问题需要考虑。中国武器进口和对外军事合作应被放到正确的角度来认识。正如我们讨论过的，中国国防现代化的目标，重点，方式，和速度是为中国国家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和大政策目标所制约的。考虑到中国的整体工业水平和目前的经济能力，迅速的军事装备现代化的可能性基本上不存在。特别是考虑到在亚太地区几乎所有国家不论大小都在不同程度上进口武器，提升国防水平和增强军事能力，其中包括台湾和韩国两个可用于军事装备进口的财政资源超过中国的对手，关于中国进口武器将彻底改变亚太地区战略平衡的说法是不准确的。退一步说，即使中国的军事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是否中国就更倾向于使用武力解决领土争端，比如南中国海的争议，仍然没有一个简单的确定的答案。正如一位西方中国问题专家指出，毫无疑问中国将更强大，毫无疑问中国军事能力也将大大提高，但真正的问题是中国将如何认识自己的国家利益和政策目标，如何评估自己的内外环境和国家能力，如何运用这些增强的国家能力包括军事能力来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来实现自己的国家政策目标。[16]
如我们所分析的，中国关于建设综合国力的大战略思想把发展经济放在首要的目标上。中国一定会尽量在这方面集中自己的资源和发展努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将在用军事手段解决争端的问题上非常谨慎小心。但另一方面, 中国在涉及国家主权的台湾问题上和与其它国家在领土争议上的立场将仍是比较坚决而且少妥协性的。所以在特别的环境下用军事手段来解决那些中国战略家和领导人认为非常重要的争端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在亚太地区安全问题上，特别是在“中国威胁论”上，有一个为大部份人忽视的角度是“观念误差”（PERCEPTION─MISPERCEPTION）问题。或者说就是“夸大威胁，过度反应”的问题。这是指不管中国本身行为的真正目的和内涵如何，其它国家，特别是中国邻国对这种行为的评估，宣传，和由此而产生的政策行为（针对中国的或在中国看来是针对她的）和中国对这些政策的反应都将对地区安全产生巨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关于中国武器进口军事威胁的宣传和渲染，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反应，诸如该地区大部份国家大量进口武器的行为，将对中国对地区安全的认识观念上再产生影响从而促其做出更直接的政策回应。这种观念解释和政策反应上的相互作用可能将亚太地区推向新的军备竞赛而加剧在地区安全上的紧张局势。因此，过份强调近年来亚太地区的军事进口和中国的军事实力增长对促进地区安全于事无补。我们应认识到当一个国家感到她的安全受到威胁时采取预防措施是可以理解的，但当一个国家感到其它国家错误的认为她会威胁到邻国时她会采取对应的措施也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在这样的观念误差的情况下，和平解决争端的可能性却会大大降低。另人遗憾的是，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上，这也许就是无人愿意见到但大家都在促成的不幸的现实。
【注 释】
[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28─129页。
[2] 《综合国力论》，70─71页。
[3] 《大战略与列国纷争》，15─16页，290─293页。
[4] 《世界的裂变与弥合》，326─327页。
[5] 《战争与战略问题研究》，236─237页。
[6] 《战争与战略问题研究》，262─263页。
[7] 《中国能否打赢下一场战争》，7页。
[8] 《简氏情报评论》，1993年2月号，81─85页。
[9] 《国防资源的逆向开发》，197页。
[10] 《国防资源的逆向开发》，199页。
[11] 《国际战略研究》，北京，1993年2期。
[12] 《经济学人》，1986年5月16日，32页，《东北亚研究》，1988年3月号，37页。
[13] 《亚洲调查》，1987年6月号，1989年6月号。
[14] 《远东经济评论》，1993年7月8号，24页。
[15] 《简氏情报评论》，1992年8月号，416页。
[16] 《生存月刊》，1994年2期，57页。
【参考文献】
[1]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军备控制与裁军白皮书》，一九九五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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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袁明主编，《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重庆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9] 周建设着，《国防资源的逆向开发─中国军转民问题研究》，湖南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国际舆论对中国军队发展的关注是值得重视的。中国近年来在经济发展和对外军事政策上确实有了引人注目的变化。但大部份中国威胁论的论点只是集中于中国军费的增长和武器的进口，而缺少从中国国家安全观，国防战略的角度对中国近年来政策变化的研究。所以这些分析的结论大多是中国大量进口武器将对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产生负面的影响，中国军事能力的大幅度提升将使中国在领土争端上更倾向使用武力。在我们看来，这种观点过于简单化。问题在于军事能力的增长是否就意味着中国在对外政策上就更有扩张倾向和更容易卷入武装冲突？如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看，特别是从其历次参加战争和卷入军事冲突的情况来看，中国的政策并非取决于其领导人对中国军事实力的看法，而是取决于其对国家根本利益的认识，对当时国内外政治环境和军事情况的评估。中国与其它国家一样，从来都是把军事行动当作一种实现国家政治目标的手段而服务于国家总的战略和政策的。所以仅从中国军力的消涨来判断中国是否会用军事手段解决争端，中国参加或卷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显然不足以说明问题。比如说，中国参加朝鲜战争时军事能力并非在强盛时期，而是新国家刚刚成立和从三年内战中解脱出来，极需休养生息。按照军事常规，中国根本不应参战。而从中印，中苏，中越边境冲突的时机看，中国的军事能力也不能说明其参战的原因。由此可见，对中国国防现代化，武器进口将给亚太地区安全产生的影响必须要作全面的分析。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将要分析中国国防战略，军事工业的发展与武器进口的关系，以此来观察中国国防现代化可能对亚太地区安全产生的真正影响。我们对一九八○年以来的中美军事合作和最近几年中俄军事关系特别是中国进口俄国先进军用飞机和海军装备将作特别的分析。
关于中国的国家安全观与国防战略
一个国家的国家安全观应包括该国对战争与和平的根本看法，也包括其对世界政治，军事关系和国家安全的分析和认识，从而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国防战略，决定国家资源的配置。而国防战略是国家安全观的一重要组成部份。我们对中国国防战略的分析就要从国家安全观开始。
中国国家安全观在一九四九年后曾有过三次重要的变化。从一九四九年到七十年代初中国一直认为自己的安全受到严重的外部威胁。这种威胁主要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六十年代末开始，来自苏联的威胁则成为主要的考虑。在此认识基础上，中国决策者就决定了以开发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为优先，做好战争准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同时，认识到自己相对来说不发达的工业基础和科技水平，和相对来说比较充足的人力资源，中国一直强调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的军事思想，强调在战争中人的决定因素超过武器的决定因素。从有代表性的“大三线”建设上也可以看出国家经济建设计划受到了国家安全观的决定性影响。在此背景下，中国国防工业的发展被给予了最优先的考虑。从五十年代开始，中国的整个国防工业在苏联的大力帮助下从起步到体系建成，其中包括核武器的发展，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标志着中国国家安全观大转变的开始。尽管苏联的军事威胁依然存在，中美和解意味着来自西方的威胁已经大大减轻了。而毛时期的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主张也逐渐被新的估计所代替。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对峙所产生的僵持局面和“多级世界”的出现使中国开始相信战争是可以避免的。毛死前所推动的外交政策改变，特别是对美和解标志着国家安全观的转变。毛死后中国所实行的开放政策实际上也是毛时期外交政策变化的一种延伸。中国终于认识到要利用有利的外部国际环境来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虽然也包括国防现代化，但其重要性却大大减低了。不过一九七九年的中越边境战争是一个重要的插曲。中国认识到其军事装备和军队质量上的严重问题，但是经济建设的考虑把解决这个问题的日程无限期的推后了。邓小平一九八五年在军委扩大会上的讲话中表示：“……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我看，到本世纪末我们肯定会超过翻两番的目标，到那个时候我们经济力量强了，就可以拿出比较多的钱来更新装备。可以从外国买，更要立足于自己搞科学研究，自己设计出好的飞机，好的海军装备和陆军装备。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1] 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做出了对军队的大调整，实施了像裁军一百万和调整军费等政策。然而这些政策并不说明中国决策层对军队发展不重视，而主要是战略重点的变化。八十年代中苏和解的趋势证明了新的国家安全观是正确的，中国的外部威胁基本上消除了。用中国自己的话说，中国已认识到其外部环境已是一九四九年以来最好的情况，这给予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同时中国也认识到国际间的竞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转变为经济实力的，科学技术的竞争。在这种新的认识下，中国国家安全的新理论出台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综合国力理论”和“大战略理论”。这两种新理论是紧密相联的。
综合国力论的中心观点是：国际间的竞争已从政治军事为主的角逐转为经济和科学技术领域等多方面的综合竞争，军备竞赛与核威慑已被国家间以科技为先导，经济为基础，政治，军事等方面为保障的综合国力的竞赛所代替。苏联在两个超级大国间的竞争的失利实际上正是其在综合国力竞争上的失利，但美国也在这场竞争中大伤元气。在下个世纪，综合国力将成为国家力量对比的重要标志。[2] 这种观点强化了中国决策者对集中发展经济，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的决心。中国高层领导人接受了这个理论。邓小平特别提出科技也是生产力就反映了这个认识。一九八六年制定的发展高科技的规划也体现了这种认识上的转变。在“八六三计划”的十个重点高科技项目中国，至少有六个与国防科技有关。中国军事科学院在一九八七到八八年完成了“二○○○年的中国国防”的综合研究。这个研究结果为决策者提供了一九四九年以来最全面，详尽，并有深度的综合分析。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国防战略的重心转到了在现代条件下的战争准备，而传统的“人民战争”思想已被放到次要的地位了。而国防工业发展的也转为以科技发展为中心，高科技的应用与新军事装备发展为重点的战略。另一方面，与发展综合国力相联系，“大战略”的理论也开始在中国国防战略上占了主要地位。“大战略”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应该成为冷战后国际上的“主要力量”（MANJOR POWER）。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国必须制定而且遵循一个整体战略，其中包括：要从全局和长远的观点来考虑自己的政策；应更积极主动的去争取自己的国家利益回答战略挑战；应认识到海洋和空间的战略重要性；必须认识到高科技和高产业是综合国力的基础；中国对其在国际竞争中取胜的战略要更新。中国决策者应在此大战略的基础上来制订各具体政策目标。[3] 比如在地区安全问题上，中国必须认识到在亚太地区海洋争夺的两个战略重点：一是围绕着日本海的战略旋涡，一是围绕着南中国海的战略旋涡。而围绕着两个战略旋涡，中国都有与周边国家尚未解决的领土问题。特别是在南中国海，其海底资源和地理位置对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性都不可低估。因此中国目前的国防战略重点应以海洋为中心。大战略的强调者进一步指出国际经济重心在明显向亚太地区转移。因此中国应该抛弃陈旧的“大三角”关系的观念，而认识到亚太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要促成建立一个对中国国家利益有利的亚太新秩序。在此认识的基础上，中国应把国家安全与经济建设联系起来看，主动加入国际经济竞争，把战略重点集中到亚太地区。同时中国应该把其国防战略的重点从陆地防卫转到空防海防，从陆权国家向海权国家发展，因此发展远洋海军和空军力量与核威慑能力应成为战略重点以能更好的保卫中国的国家利益，而在国防军事发展上应达到新的平衡：包括海军与空军的平衡，核武器与航空母舰的平衡，制空权与制海权的平衡。[4]
总的说来，中国国家安全观和国防战略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有了很大的转变。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总体估计决定了从准备战争到主要致力于经济建设的转变。而对建设综合国力的强调提到了战略性的高度。高新科技发展成为国防建设的中心部份。新的“大战略”强调了亚太地区在全球政治经济上的重要地位以及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中心地位。而且表现出更公开的对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和更明确的对中国强权地位的追求。这个对中国内外关系的重新定位是中国国家总战略的基础。我们因此才能更好的理解中国当前的国防战略和军事工业的发展。
中国国防战略与军事工业
中国的国防战略，根据中国军事科学院的解释，是指导国防建设和保卫国家安全，维护国家主权的全局性方略。[5] 近年来，中国军方的战略的重点已从准备打大规模的陆地防卫战争转到了建立现代化的国防力量来遏制侵略，并且进一步发展为建立现代化的灵活反击能力，能够“打胜小战，遏制中战，避免大战，确保安全”。[6] 强调发展针对中国周边地区发动有效的有限度的局部战争的军事能力。用江泽民的话来说，“我们一定要打赢现代条件下的高技术局部战争。”[7] 根据这种新的国防战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作用显得更为突出了。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当时的海军司令，现任中央军委付主席刘华清上将就明确强调了海军发展的重要战略意义，其中包括海洋作为战略空间的重要性和海军作为国家战略工具的重要性。在对海湾战争的分析中一位海军副司令特别提到这场现代战争给予中国军队的重要启示，其中包括海军要担负日显重要的保卫国家领土完整和领海安全的任务，因此一定要具备全面和立体作战的能力，海军必须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上逐步建成高质量的远洋海军（BLUE WATER FORCE）。[8] 与此同时，海军二○○○年的发展规划正式通过。根据这个规划，中国海军的发展重点集中在增强近海作战能力，包括发展可以进行主动性攻击任务的军舰，潜艇，飞机，组建有效的海军陆战队。总之，中国海军已被赋予了完全不同于传统的近海防御任务的新型海军职能，其中特别包括了增强在像南中国海地区的作战能力。
国防战略的转变也表现在中国军队的整体结构的改进方面。从八十年代裁军一百万开始，中国军队作了结构调整，包括分离组建了专门承担对内任务的武警部队，对大军区的调整，战略导弹部队的独立成军。新的军事结构更强调集成化的统一指挥，控制，通讯（C3I），特别是强调要具备快速有效的应付局部冲突的能力，比如新组建了高质量的快速反应部队。另一方面，国防工业，军事装备更新换代，以及军火采购也被纳入新国防战略的总框架内。核武器对保护中国战略利益的威慑作用虽仍然存在，但中国军方也认识到核武器的威慑和打击能力在最可能出现的小规模武装冲突上的作用是很有限的，而有效的常规武器在这类低强度的局部战争中的作用仍是决定性的。
综以上分析，中国近年来国防战略上的重点集中在海空军的发展上，像新式潜艇，导弹驱逐舰的服役，运用新遥感技术的雷达和电子装备，空中加油技术，新一代空对空，空对地，舰对空导弹的研制生产都是最新的发展。中国海军新一代的江卫（JIANGWEI）级导弹护卫舰和鲁沪（LUHU）级导弹驱逐舰，改进后的旅大（LUDA）级导弹驱逐舰都已开始装备先进的电子通讯设备和防空或反潜攻击装置，并具有舰载直升飞机的能力。这体现了海军开始承担新的国防战略任务。海军已从原来的辅助陆军变为基本上独立承担战略任务，特别是准备应付中国认为最可能遇到的有限的局部战争。这同时也证明中国的造船工业和海军装备生产已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但这是否能说明中国国防工业的能力已可以满足中国国防的需要呢？这就要对中国军事工业的发展有一个简单扼要的回顾。
中国国防工业是在苏联帮助下建立起来的。而整个设计、生产、装备系统都是属于苏联体系的。在过去的四十几年中，中国国防工业满足了中国军队的基本装备要求，而且在核武器和运载工具的发展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总的说来，除了在创始阶段的五十年代很大程度上依赖苏联的帮助外，中国的国防工业基本上是在沿着自力更生的方向发展的。中国国防工业的发展有三个阶段，一是使用混合武器的时期，武器基本上是来自缴获的日式、美式装备，没有自己的武器设计生产系统，这种情况是在抗日战争和三年内战的历史上形成的。二是苏联装备阶段，这也是中国国防工业打下自己基础的时期。三就是模仿，仿制直到自己设计制造的阶段。这第三阶段开始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期，但是一直到六十年代中期，中国国防工业才开始提供陆军大部份装备。而海空军装备的国产化则要晚到七十年代中期。在一九六○年，中国制定了其国防工业发展的指导方针：“发奋图强，自力更生，突破尖端，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积极发展喷气技术以及无线电电子科学，建立现代化的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9] 其中自力更生的指导方针特别在中苏交恶苏联撤走专家和终止援助项目的情况下成为核心原则。从此之后，这个方针基本上保持了下来。比如在一九六七到一九八二年间，中国的军事工业能力增长了四倍，但军火进口仅增长了不到百分之四十。同时，在中国仿制，自制军事装备的比例上可以看出中国国防工业自力更生的发展情况。在中国进行第一次核武器实验的一九六四年，在九十五种主要武器装备中，百分之四十三是仿制的，百分之五十二是自己设计自己生产的。但十年之后的一九七五年，中国自己设计和生产的武器装备已基本上达到了自给自足的程度，其中百分之七十一的主战坦克，战车，百分之七十五的军用飞机，百分之八十九的舰艇，百分之九十六的工程机械，百分之九十七的火炮，和百分之百的枪械，通信，防化装备，舟桥器材都是中国自己设计自己生产的。[10]
但自力更生的方针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中国国防工业产品数量上的增长并未与质量上的提高同步，中国国防工业在质量方面显然不能满足现代条件下中国军队的装备要求。国防工业在战略目标和满足军事能力之间的差距是很明显的。特别是考虑到在可见的将来外敌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很小而海空间的小型冲突的可能性较大的情况下，中国军队需要的是灵活反应和高质量能速战速决的打击能力。而目前中国国防工业所能提供的这方面能力是很不足的。邓小平就特别指出中国军队在应付现代条件下战争的能力上的差距。军方在对海湾战争的讨论中也承认了这个严重的问题。[11]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对策至少应有两条：在短期目标上，军事装备的不足可以通过进口国外先进武器来弥补。但有几个限制因素决定这种政策不可能解决整个问题。首先是超出承担能力的经济价格问题，比如说，要把中国军队提升到先进国家军队的水平，一九八六年的计算是如能建成有效的威慑力量对付苏联就需要六百五十亿美元，而达到与西方先进国家相似的军事水平要两千到四千亿美元。[12] 另一重要因素是中国能在多大程度上放弃其一贯坚持的自力更生的原则而接受军事装备上对外国的依赖。人们对五十年代中国同苏联不愉快的军事合作至今仍记忆忧新，这使得中国在与外国军事合作方面不得不谨慎从事。而在长期目标上，整体增强国防工业的基础实力和提高科技水平需要很长的时间周期，目前国家财政情况又限制了国防工业在近期内得到大量政府投资。因此，比较可行的应变政策是致力于中长期国防工业的发展的同时结合进口一些最需要的先进武器和军事技术。而这些进口必须是有明确选择的，集中于那些瓶颈和关键领域的，而且要遵循“进口─消化─转产”的战略考虑，进口高新技术，谈判生产许可或联合生产，联合研制开发。并非一般的采购。中国与美国与俄国的军事合作则体现了这种政策的实行。
中美军事关系1980─1989
在七十年代中期，中国开始从西方的军火进口和军事合作。最早的这类交易涉及谈判购买罗尔斯罗依斯飞机发动机，旋风式垂直起落战斗机，几种型号的法国军用直升飞机，几种德法合制的航空武器系统。总的说来这个时期中国武器采购基本上是试探性的，范围也很有限，重点放在关键技术进口转让上。但成效不大。而中美军事合作的起步则要晚一些，从美国防部长布朗一九八○年访华才开始。在此之前，卡特政府的政策是在中苏之间尽量保持一种平衡关系。所以尽管对中国的贸易禁制解除了，但中美贸易关系改变的幅度并不大。在美政府内部对推进中美军事合作在大三角关系上特别是美苏关系上可能产生的影响上有分歧。同时华盛顿对其盟国表示美政府并不反对他们向中国出售军火，只要出售的武器是防御性的，并且不要对台湾及美在亚太地区其它盟国造成直接的威胁。美国对自己与中国的军事交易则处于较低的政策考虑中。但就在这背景下发生了苏联入侵阿富汗和美苏关系的恶化，这成为了推进中美军事合作的助力。中国已在美商业部的商品出口控制条例上从V类国家变为P类国家。这种限制放松已允许中国购买美国非杀伤性的军事装备。布朗的访问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打开了中美军事合作的大门。在同年中国国防部长耿飙对美的回访中，中国提出了五十项中国有兴趣购买的武器清单。而布朗在耿飙结束访问前通知中国方面美国已同意其公司企业向中国出售辅助性的军事装备。美国务院与商业部也制定了新的对中国出售军产品的贸易规定，明显放松了对中国武器出口的限制。不过中国最后的购买单上仅包括一些通讯设备，大宗交易并未出现。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当时对自己武器系统的改进方向和技术引进重点还未拿定主意。另一个重要的政治原因是美国仍向台湾出售武器，中国因此对与美继续发展军事关系持保留态度。
里根政府继续放松了对中国军事出口的管制。一九八二年中美达成第二个公报，限制了美对台湾军事出口在防卫水平上。这给中美军事合作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在此之前的一九八一年黑格国务卿访问中国时宣布了美国准备售与中国进攻性武器，而美国务院也把中国从武器禁运的名单上抹掉了。在这种发展势头下，一九八四年终于在美国对外军售法案中规定了中美可以在政府与政府的渠道中进行军事设备硬件和技术交易。尽管里根政府内部在对中国出口诸如核技术，反潜技术，电子战争，情报收集等方面依然有争议，在防御性武器系统和技术出口上的规定更加放松，这方面的出口许可审查也基本上通行无阻。在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六年间，中国从美国通过政府和民间商业渠道谈判和购买了几笔小额军事装备，但所有这些交易都低于美对中国出口许可批准的限额。[13] 其中主要有五千多万美元的军事航空装备用来改进五十架中国空军歼─8飞机的空中能力，这项交易包括55套航空系统，辅助装备和人员培训，中国还从商业渠道购买了价值一亿美元的二十四架S─70C2军用直升飞机，海军装备包括五座通用电气公司的可用于装备新型驱逐舰的LM─2500燃气轮机发动机，MK─46鱼雷，在导弹方面，中国进口了I─TOW反坦克导弹和小鹰对空导弹，陆军装备方面则包括提升中国炮兵雷达和火器装备的九千八百万美元的交易。但总的说来，中国与美国的军事交易是小规模的。这主要是经济原因造成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最后因价格原因取消了关于歼─8改进的合同。但另一根本原因是中国军事技术上的需求必须要和进口装备一致。所以在中国希望进口的清单上占主要位置的都是中国认为在国防现代化上提升军事能力最重要的技术和装备，比如电子通讯技术，航空发动机，导航设备，夜战装备，空中支援能力等。而这些要求在美能提供的项目上不是价格太高就是内容不合适。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这段时间内只购买了美国政府批准许可的百分之十七。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暂时终止了中美间的军事交往。但与此同时，中俄（苏）之间的军事关系开始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
中俄军事交易1989─1994
中俄（苏）恢复军事交流开始于戈尔巴乔夫一九八九年对中国历史性的访问，从此中俄（苏）关系全面改善。而这种双边关系的新发展又正好处于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因天安门事件而降到最低点时。这也是中国转向苏联（俄国）寻求国防现代化的帮助的原因之一。在此之后国际地缘政治上发生的剧烈变化。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瓦解，给中国对外关系增加了全新的变数。中国在此情况下认为与目前对中国不构成直接威胁的俄国发展关系显然可以给中国提供更多的活动空间。总的说来，中国近年来经济上的飞速增长，国防预算的增加，中俄军事关系的发展，特别是苏联解体后大量俄国先进武器装备低价出现在国际军火市场上为中国大规模购买俄国武器和军事装备提供了最佳条件。过去几年里，中国大量购买了俄国武器。这可以说是继五十年代进口苏联军事装备系统以来中国第二次武器进口的高潮。但与前次进口最大的不同是这次是针对性，选择性很强的军事装备进口。其中包括一些引人注目的可能会改变地区军事平衡的新式武器，比如中国购买了第一批二十四─二十六架先进的苏─27远程战斗机，而第二批苏─27的购买正在谈判中，中国据信还进口了二十四架米格─31截击机，十架伊留申III76远程运输机，二十四架米─17直升飞机，以及数目不详的米格─29截击机和苏─24强击机。中国并且在与俄国谈判合作设计生产新一代的中国主战歼击机。据说中国也购买了一批KA─27反潜直升飞机，一百台基洛夫RD─33飞机发动机（用于装备米格─29）。中国还与俄国谈判进口一百五十套可进行多弹头攻击的S─300空防导弹系统。俄国还向中国出售了图22逆火式远程轰炸机。中国还准备购买四百辆左右的T─72主战坦克和七十辆新式装甲运兵车。中国海军并与俄国达成协议购买四艘基洛级常规潜艇，该种潜艇发动机噪音低，攻击威胁大。中国并且直有兴趣购买前苏联的航空母舰。但谈判购买未成功。据中国军队内部报导，如果不能购买合适的航母，中国准备下决心自己设计制造。除了进口大量的俄国武器装备外，中国更致力于购买俄国军事技术，比如电子导航，巡航导弹技术，反潜技术，以升级提高中国国防工业水平。俄国总统叶利钦在对中国访问时特别提到中俄之间可以在军事交往上取得更大的进展，包括大量购买俄国先进武器和俄国帮助升级改造中国在五十年代在苏联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国防工业体系。在这次访问中，中俄除了初步解决了边境争端外还签订了二十四项各类合作协议。中俄并草签了军事谅解备忘录和制定了共同发展军事与技术合作的原则。中国与俄国正在几项关键的技术转移，技术升级，合作研制，合作生产的项目上进行谈判。最引人注目的是合作生产装备中国空军新一代的战斗机。俄国提出的合作项目介于米格─29与米格─31之间，而中国提出的计划是在歼─10的基础上发展新一代战机。据现在的合作意向，新式战机将在五年内试制发展成功而俄方将提供主要的技术和与米格─31相近的飞机发动机。中国也提出要合作生产米格─31战机，在中国贵州飞机厂装配并将部份飞机反销到俄国。这项合作如能进行，将有一千五百名左右的俄国工程技术人员到中国工作，这将极大的帮助中国的航空工业。而新一代米格─31将纳入中国空防和空军系统，担负空中预警和战斗任务。事实上，这种军事技术人员的交流已经在进行中，大量俄国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已在中国工作，据信在一九九一年已有一千多名俄国工程技术人员在中国工作。中国也派出了三百名技术人员到俄国学习。据俄国国防部的消息，这些中国技术人员大都集中在俄国航天军事工业中心，如莫斯科、萨马哈、亚赞、和萨拉托夫。[14]
中国最近的大规模从俄国的武器进口和军事合作反映了中国近期调整过的国防战略与军事发展目标。其中最主要的是提升海空军作战能力，看来这主要是针对南中国海和台湾问题的，因为这两个最可能引起军事冲突的问题都需要中国海军和空军有效的军事行动的能力。
结 论
综上所述，中国国防现代化和对外军事合作，武器进口都基本上决定于中国的国家安全观和国防战略。从一九七○年开始，中国对自己的国家安全环境作出了新的评估，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新的国防战略和军事发展目标。一九八○年以来, 中国在发展综合国力，集中致力于国家经济发展的大战略目标下，国防现代化的速度，重点领域都在对国内外环境，财政资源，所需军事能力等方面都作出了统筹考虑和必要的调整。在这个基本认识上，下面我们总结中国对外军事关系和武器进口的政策。
首先，中国的军事进口是有很强的目的性和高度选择性的，既不是大批量成系统的进口，也不是仅仅购买便宜货。中国主要的武器进口和军火交易都是中国国防战略和军事任务所最需要的。而这些进口或者是将有效的增强军事力量以完成战略任务（如各种型号的新式导弹和飞机），或者是将帮助关键军事技术的转移（如导航，海军和炮兵武器系统）从而迅速提升国防工业水平的，或者是在买方市场上发现购买所需军事装备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如最近俄国武器的购买机会）。第二，中国在军火交易中对于军事技术的获取和与外国合作生产有最大的兴趣。从一九七○年与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的合作生产飞机发动机到最近与俄国谈判合作生产米格─31都是很好的例证。这种形式的合作显然是中国对外军事交易的重点。第三，中国认识到其在高科技领域与发达国家的明显差距，因此给予中国武器系统在“质”上的发展以优先的考虑。但高科技武器依赖于外国也给中国相当大的压力，因为这与其一贯的自力更生的政策相矛盾。所以中国只能视武器进口为一种必需的手段和途径，而对进口的范围、形式、公开性都要有通盘的考虑。中国因此也很注意其武器进口来源的多样化，其武器来源遍及美国、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以色列、俄国等。中国将在可能的条件下继续进口她认为必需的先进武器，但这种进口要为中国经济财政能力所能承担和能与现有武器系统兼容。
这样看来，中国对外军事合作仍将是有限的，有高度选择性的，和来源多样化的。中国近年来大规模的军事装备进口也并未改变中国传统的国防工业自力更生发展的一贯方针。除此之外，中国军事进口的前景还将为几个重要因素所限。
首先，中国非常有限的财政资源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国防现代化的需要是一重要的制约因素。考虑到中国规模庞大的军队和所需改进的众多领域，近年来国防预算的增长仍然远远不够满足其需要，而中国几年来高过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也实际上抵消了大部份的国防预算的增长。在此条件下，大规模进口武器是不现实的。正如英国学者，中国国防问题专家吉拉尔德塞高尔（GERALD SEGAL）所指出的，买一批苏─27是一回事，特别是当其价格是那样低，而购买一个现代化的海军则完全是另一回事。[15] 同时也必须考虑到进口的军事装备要和中国现有的武器系统相兼容配合需要大量的训练和一个相当长的适应过程。
其次是外部环境的制约。比如说，尽管俄国国防工业急于出售武器和军事产品以求生存，俄国政府不大可能让商业利益损害其国家安全利益。俄外交部已经在出售给中国先进的海军装备上表现出对中国海军增强力量后可能对亚太地区海上安全产生的影响表示了忧虑。而且双方在合作生产军用飞机上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在如何分配合作项目上的争议仍未解决。俄国希望大部份配件在俄国生产然后运到中国装配，而中国则坚持主要在中国生产。由此可见，不同的国家利益的考虑仍将在中国与外国军事交易中起重要作用。
在我们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作出几点关于中国武器进口，对外军事合作的总结。
（1）中国国防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政策目标，而非短时期能实现的急迫之举，所以中国在这方面的努力一直是基于整体性的考虑，而非仅在于局部性的改进。
（2）尽管中国近年来进口了大量先进武器，中国与其潜在的对手，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军事技术上的差距仍然存在，这种差距也许要到下个世纪中国拥有经济能力和技术水平以能大幅度提升其军事能力才能逐渐消失。
（3）基于外部条件的考虑，中国很可能在西方和俄国因国家安全，地区战略平衡的原因采取控制措施之前继续致力于进口其特别需要的外国武器和先进的军事技术。
（4）但总的说来，中国依靠大规模进口武器来实现其国防现代化的可能性很低，所以中国的武器采购仍将是选择性很强的和集中于最急需的武器和技术。
（5）考虑到中国以我为中心自力更生的传统国防政策，以及俄国政治局势上并不确定的因素，中俄军事合作的前景也是不确定的。所以中国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发展有选择的军事合作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最后，中国国防现代化，军事技术的改进，和军事力量的增长并不仅是中国自己的事，与中国经济发展将对亚太地区以至国际经济产生影响一样，这种发展将要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安全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对待广泛流传的“中国威胁论”和那些具体的有争议的地区安全问题，有几个严肃的问题需要考虑。中国武器进口和对外军事合作应被放到正确的角度来认识。正如我们讨论过的，中国国防现代化的目标，重点，方式，和速度是为中国国家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和大政策目标所制约的。考虑到中国的整体工业水平和目前的经济能力，迅速的军事装备现代化的可能性基本上不存在。特别是考虑到在亚太地区几乎所有国家不论大小都在不同程度上进口武器，提升国防水平和增强军事能力，其中包括台湾和韩国两个可用于军事装备进口的财政资源超过中国的对手，关于中国进口武器将彻底改变亚太地区战略平衡的说法是不准确的。退一步说，即使中国的军事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是否中国就更倾向于使用武力解决领土争端，比如南中国海的争议，仍然没有一个简单的确定的答案。正如一位西方中国问题专家指出，毫无疑问中国将更强大，毫无疑问中国军事能力也将大大提高，但真正的问题是中国将如何认识自己的国家利益和政策目标，如何评估自己的内外环境和国家能力，如何运用这些增强的国家能力包括军事能力来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来实现自己的国家政策目标。[16]
如我们所分析的，中国关于建设综合国力的大战略思想把发展经济放在首要的目标上。中国一定会尽量在这方面集中自己的资源和发展努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将在用军事手段解决争端的问题上非常谨慎小心。但另一方面, 中国在涉及国家主权的台湾问题上和与其它国家在领土争议上的立场将仍是比较坚决而且少妥协性的。所以在特别的环境下用军事手段来解决那些中国战略家和领导人认为非常重要的争端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在亚太地区安全问题上，特别是在“中国威胁论”上，有一个为大部份人忽视的角度是“观念误差”（PERCEPTION─MISPERCEPTION）问题。或者说就是“夸大威胁，过度反应”的问题。这是指不管中国本身行为的真正目的和内涵如何，其它国家，特别是中国邻国对这种行为的评估，宣传，和由此而产生的政策行为（针对中国的或在中国看来是针对她的）和中国对这些政策的反应都将对地区安全产生巨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关于中国武器进口军事威胁的宣传和渲染，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反应，诸如该地区大部份国家大量进口武器的行为，将对中国对地区安全的认识观念上再产生影响从而促其做出更直接的政策回应。这种观念解释和政策反应上的相互作用可能将亚太地区推向新的军备竞赛而加剧在地区安全上的紧张局势。因此，过份强调近年来亚太地区的军事进口和中国的军事实力增长对促进地区安全于事无补。我们应认识到当一个国家感到她的安全受到威胁时采取预防措施是可以理解的，但当一个国家感到其它国家错误的认为她会威胁到邻国时她会采取对应的措施也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在这样的观念误差的情况下，和平解决争端的可能性却会大大降低。另人遗憾的是，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上，这也许就是无人愿意见到但大家都在促成的不幸的现实。
【注 释】
[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28─129页。
[2] 《综合国力论》，70─71页。
[3] 《大战略与列国纷争》，15─16页，290─293页。
[4] 《世界的裂变与弥合》，326─327页。
[5] 《战争与战略问题研究》，236─237页。
[6] 《战争与战略问题研究》，262─263页。
[7] 《中国能否打赢下一场战争》，7页。
[8] 《简氏情报评论》，1993年2月号，81─85页。
[9] 《国防资源的逆向开发》，197页。
[10] 《国防资源的逆向开发》，199页。
[11] 《国际战略研究》，北京，1993年2期。
[12] 《经济学人》，1986年5月16日，32页，《东北亚研究》，1988年3月号，37页。
[13] 《亚洲调查》，1987年6月号，1989年6月号。
[14] 《远东经济评论》，1993年7月8号，24页。
[15] 《简氏情报评论》，1992年8月号，416页。
[16] 《生存月刊》，1994年2期，57页。
【参考文献】
[1]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军备控制与裁军白皮书》，一九九五年十一月。
[2] 军事科学院计划组织部编，《战争与战略问题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3] 黄硕风着，《综合国力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一九九二年。
[4] 《中国六次卫国战争》，香港文汇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5] 李义虎着，《破灭的神话─世界的裂变与弥合》，湖南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6] 晓兵、青波编着，《中国能否打赢下一场战争》，周知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一九九五年。
[7] 郗润昌着，《核后时代─大战略与列国纷争》，湖南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8] 袁明主编，《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重庆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9] 周建设着，《国防资源的逆向开发─中国军转民问题研究》，湖南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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