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五大前瞻分析

引言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预定于一九九七年下半年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无疑将确定中国在邓小平之后的政治方向，并将重新构建高层政治权力。有的论者甚至认为，这次代表大会将开始一个“江泽民时代”。其实，中共十五大特别引人注目，与其说是因为它将开启一个新的时代，不如说是因为它在旧时代结束之际充满了不确定性: 没有了超级政治强人的主导，高层权力将如何分配? 没有了邓小平，中国共产党将往何处去?邓小平时代人亡政息，中国将往何处去? 虽然北京一再宣传目前的中共领导核心是如何稳定和如何有权威，但是，中共十五大之前的中国政治舞台，很明显充满了变数。一方面，社会矛盾在积累，对外关系也有麻烦，香港的回归则会给这个舞台增加一批全新的演员; 另一方面，邓小平时代的大幕终于缓缓落下，剧情的发展似乎告一段落，高层权力面临重新结构，谁知道下一幕会是什么样子呢?

    本文将对中共十五大作出前瞻性的分析，并重点回答三个问题:

    第一，中共十五大可能确定一条什么样的政治路线?

    第二，中共十五大上的人事变动可能包括什么内容?

    第三，围绕这样两个问题，十五大前后的中共高层权力斗争会是什么状况?

    为此，下面的各节将首先研判中共十五大的议程，接着透视新的政治路线形成的迹象，然后转而讨论人事问题和权力架构，特别是讨论江泽民的地位是不是已经完全巩固，有什么挑战者可能威胁江泽民。在检视上述权力斗争的发展脉络之后，我们转而透视社会矛盾，观察社会层面的矛盾和高层的权力斗争之间的互动。

一、政治路线、修改党章与人事变动:十五大的三项议程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全国代表大会是全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一般应该五年举行一次。在毛泽东的年代，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常常不能如期举行。从毛泽东第一次主导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即一九四五年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起，到一九五六年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间相隔了十年。八大在中共历史上是一次正规化和制度化程度甚高的全国代表大会，但是却没有完全贯彻毛的意志。虽然八大决定实行年会制，即每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但是很快毛就推翻了八大决议，直到一九六九年才召开九大，其间相隔十二年。毛在临终之前还主导了中共十大(一九七四年)。此后，华国锋在一九七七年提前召开十一大，试图为华国锋时代的来临奠定基础。不过，这并没有能够阻止一个重大变化: 一九七八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主导了中国政局。

    在邓小平时代，中共基本上按照五年一次的规定如期举行全国代表大会，分别在一九八二年、八七年和九二年举行了十二大、十三大和十四大。不过，在十二大和十三大之间，为了加快领导层年轻化的速度，中共还在一九八五年举行了一次全国代表会议，改选中央委员会及其领导机构。在筹备十三大的时候，也曾有意在十四大之前举行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同样是为了加快更新中央委员会及其领导机构的组成。不过，也许由于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而发生了整个最高领导层的变动，后来没有把这一设想中的全国代表会议纳入实际政治日程。

    从历史上看，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一般有三项主要议程: 一是制定党的路线，主要是通过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政治报告和大会对之的讨论审议而实现; 二是产生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主要是选举产生党的中央委员会; 三是修改党的章程，通常有全面修改和部份修改两种方式，在毛时代还会特意安排修改党章的报告以解释、说明修改意图。一九八五年的全国代表会议，不叫“大会”而叫“会议”，主要区别即在于: 其议程仅仅是产生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而并不审议党的路线和章程。中共七大和八大的议程都比较繁复一些，在政治路线之外还包括了对一些诸如军事工作、经济工作等具体事务的报告和讨论。但是，这都不是主要议程，在后来的代表大会都被涵盖在有关政治路线的议程之中了。

    根据目前情况，大体可以断定，中共十五大应该也不外乎上述三项主要议程。其中修改党章一项，就整个邓小平时代来看，在党代会议程上的重要性有所降低。在毛时代，特别是在毛统治的后期，政治路线频繁更动，因此几乎每次党代会都要依据新的政治路线来修改党章。到了邓时代，基本方针确定之后，就没有大的改动。因此，在十二大上大修了党章之后，十三大和十四大都没有再对党章进行全面修改，而是仅仅修改了一些具体条文，特别是修改了那些与组织制度和权力架构相关的条文。总的说，修改党章这项议程，不过是其他两项议程成果的表现，是一个合法化的手续而已。

    这一次，修改党章在议程上会不会占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呢? 这要看党的路线和权力架构会不会出现重大变化。在党的路线出现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党章可能全面修改，也可能就修改党章专门作出报告; 而如果党的高层权力架构出现重要变化，比方说流传中的恢复党主席制，这都是可以通过部份修改党章条文来处理，应该不会专门就此作出报告。后面的分析将指出: 估计中共十五大不会对政治路线作出重大修改，而权力架构的改变则可以通过技术性处理而实现。因此，在中共十五大上，党章修改的议程将仍然不会占很重要的位置。

    所以，中共十五大最重要的议程，将是两项: 第一，审视邓小平时代的政治路线，确定新的跨世纪路线与方针; 第二，产生新的中央委员会及其领导机构，并确定九八年初第九届全国人大上将要产生的新的政府人事组成，从而重新分配政治权力。这两方面，就是整个中共十五大的意义所在。

二、确定邓后的政治方向:从邓小平理论到江泽民时代?

    中共十五大是一个没有邓小平的大会，因而将为邓小平时代在中国的终结盖上最后的正式标记。既然邓小平时代结束了，那么，第一，是不是一个新的时代就随之开始了呢? 如果是，那么，第二，这个新的时代具有什么新的内容和特徵呢? 进一步，第三，这些新的时代内容需要中国共产党采取什么样的新路线和新方针呢? 更进一步，第四，什么样的领导阵容才能贯彻新的路线和方针从而适应新的时代呢? 相信中共十五大就将围绕这四个要害问题展开，并将最终回答这四个问题。第二和第三个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中共领导层在邓后寻找路向的问题; 第四个问题，其实就是高层权力重新分配的问题。合起来，可以回答第一个问题: 十五大究竟仅仅是结束一个旧时代呢，还是会开始邓后的新时代?

    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后，北京方面就有人断言，所谓的“江泽民时代”已经拉开了帷幕，他们并认为，中共十五大将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启，而这个新时代就是所谓“江泽民时代”。那么，中国政局是不是已经开始了或者将要开始一个“江泽民时代”? 中共十五大会不会是这个“江泽民时代”的开端? 决定答案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实倒是这样一个问题: 究竟所谓的“江泽民时代”可能是个什么样的“时代”? 换句话说，江泽民采取什么样的路线和政策，对于能不能开启一个“江泽民时代”，至关重要。

    我们知道，中共建政以来，如果以个人名义指称，不外乎经历了“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毛泽东有他系统的治国思想，对那思想是褒是贬则是另外一个问题。邓小平并没有系统的思想，只有一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邓小平时代的路线却很清楚、很坚定，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政治高压下推动经济市场化。中间有一个华国锋，他的方针看起来似乎是清楚的，就是凡事按毛泽东的老办法去办。这其实并不清楚，因为老办法总会遇到新问题。结果，华国锋当权时间短暂，很难当得一代之名。面对邓后时代，江泽民准备采取什么样的路线和方针呢? 可以断言，如果他的路线和方针能够解决问题，则“江泽民时代”就会来临; 否则，根本谈不上“江泽民时代”。

    从上面的政治遗产看，江泽民的路线选择至少有三种。一种选择，是“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主义”。简单地说，就是放弃邓小平的经济市场化政策，重新回到“你穷我也穷”的平均主义，再次试图建立以领袖个人崇拜为特点的共产党全面高度集权，并以强势意识形态控制来迫使人们接受这种集权与贫穷。经过二十年改革，中共党内主张这条路线的力量已经不大了，剩下的代表人物如邓力群等虽然还有影响，但是也在逐渐退出政治舞台。不过，邓小平式经济改革所产生的负面效应，特别是官员腐败、分配不公等问题的恶化，却有可能为这条路线的还魂提供社会和群众基础。同时，邓小平在意识形态上所采取的回避态度，使邓小平路线缺少理论上的合法性，使改革基本上没有触动传统的共产主义政治文化，从而为左派路线以各种面目再次出现留下了足够的营养和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江泽民可以选择“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主义”，以实现个人集权和稳固中共政权。

    不过，毛泽东路线的一大特点，或者说实现毛泽东路线的一个重要条件，应该是毛泽东本人这样的“克里斯玛”(charisma)人物的存在。这是江泽民以及邓小平之后其他中共高层政治人物在政治上所不具备的。而没有这样的“克里斯玛”，不可能控制中共党内在改革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广大干部阶层，更不可能控制广大群众。因此，虽然毛主义有它生存的空间，但要成为中共的主导政治路线，还是可能性甚低。

    中共十五大的第二种路线选择，是“打倒邓小平的邓小平主义”。这就是说，对邓小平的政治遗产，采取当年邓小平对待毛泽东政治遗产的办法。邓小平主义不是讲实事求是吗? 真要实事求是，邓小平的许多做法也就应该重新审视了。比如说，要不要至少搞一点儿渐进的政治改革? 甚至，要不要重新评价“六四”? 概括地说，这条路线将继续坚持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同时推进邓小平不愿意实行的政治改革，通过部份地否定邓小平而坚持邓小平那种“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寻求稳定”的政治路线。这是政治收益很大的一条路线。但是，相应地，这条路线的政治风险也很大。从目前中共高层在政治上的脆弱和谨慎态度来看，中共十五大采取这一路线的可能性也是很低的。

    此外还有第三种选择，就是“比华国锋高明的华国锋主义”。所谓“华国锋主义”，就是继承前任，不过这回不是继承毛泽东而是继承邓小平; “比华国锋高明”，就是不象华国锋那样拘泥于前任，而是善于修补调适、左右平衡。其实，说白了，如果不从邓小平前进一步，要修补邓小平路线就只能从借鉴毛泽东的角度来修补了。于是，政治还是高压，不过多加一点儿意识形态，多树几个有点儿温暖的模范典型; 经济还是开放，不过多照顾一点儿落后地区，多打几个太碍眼的腐败官僚。总之，能稳定就成。这就很有点儿象当年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时代”: 稳定第一，而当局也居然颇有几分不计代价维持稳定的能力。这几年看下来，江泽民确实要比华国锋手段高明许多，他要开启这样的一个“江泽民时代”，至少还是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做得到的。至于这段时间是多长，要看社会矛盾等其他因素的发展。不过，可以断言的是，这样的时代在今天的中国是不可能象当年勃列日涅夫在苏联那样，一直延续十七、八年的。

    当然，上述分析有两个前提: 一个是社会矛盾在中共十五大之前没有爆发; 另一个前提是，在中共十五大上，目前的中共所谓“第三代领导集体”没有重大改变。那么，进一步的问题就是: 这两个前提在中共十五大前后的中国现实政治中会不会成立? 换句话说，一个是高层权力的重新分配问题，要点是: 十五大上江泽民地位是否稳固? 另一个是广泛的社会政治矛盾问题，要害在于，十五大前中国会否突然爆发一定规模的社会动荡? 现在就让我们转而研究这两个问题。

三、“江核心”保卫战:权力重新分配的轴心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其实，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 干部一旦确定，政治路线也就被决定了。也许，经我这样修改之后的“毛泽东思想”，更能揭示政治游戏的本质。权力的分配，从来都是政治的中心问题。如前所述，十五大的“重头戏”，就是产生新的中央委员会及其领导机构，重新组建高层领导格局。那么，这次大会在权力分配上可能会出现什么状况呢?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现有权力格局会发生重大改变吗?

    与那种把江泽民地位作为既定前提的分析不同，这里的轴心问题显然还是江泽民的地位是否稳固。当然，与几年前相比，江泽民的地位今天已经大大稳固了。但是，面临中共十五大的权力重新分配，尚无法断言江泽民已经全盘掌握了这次大会和这次权力分配的主导权，而只能说他有比较大的机会，正在争取尽量大的胜算。只有在中共十五大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才可能断言江泽民的地位是否真正巩固。而从现在起半年左右的时间，恰恰正是检验江泽民地位是否稳固的最为严峻的时期。所以，中共十五大的权力分配，并非是由江泽民一手掌控的“江核心封官图”，而勿宁说是一场决定江泽民本身地位的“江核心保卫战”。

    以下，我们从五个方面来研究这一问题: 第一，谁能主导中共十五大的权力分配? 第二，江泽民在做什么样的努力? 第三，有什么力量可能挑战江泽民? 第四，有没有出现反江泽民联盟的可能? 第五，李鹏的出路会产生什么政治后果?

谁来主导权力分配?

    五年一次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权力分配的最为重要的正式场合;大会上产生的人事安排，则是中国最为重要、规模最大的一次权力分配。这次十五大，不仅将重新产生党的中央委员会，而且将在紧接大会之后的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决定党的最高领导人;这次大会的人事布局，不仅关乎党的各首脑机构，而且必须同时决定次年换届的政府人事。

    这样重要和大规模的权力分配，以往都是在强力政治人物的主导下运作的。前有毛泽东，后有邓小平，都曾经一言九鼎，决定中共的最高权力分配。而这次十五大的一个特别之处就在于，目前还看不到有这样的政治强人能够主导这一轮权力分配。这就产生两个问题: 第一，在十五大之前还不到一年的这段时间里，会不会产生出一位政治强人，有足够能力主导十五大的人事安排? 第二，如果没有这样的主导人物，中共十五大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重新分配高层权力?

    一个明显的质疑是: 难道不是江泽民在主导十五大的权力分配吗? 要弄清这个问题，先必须明确两点，第一，所谓的“主导”，是指能够作主，能够贯彻自己的意图; 第二，我们谈论的只是最高层的人事安排。在最高层人事问题上，有没有人能够在十五大上基本贯彻自己的意图? 我认为，虽然江泽民正在强化自己的政治能力，他在一般人事安排上的影响力近两年来有明显增加，但他目前还不具备主导最高层人事安排的能力。有传言说，去年夏天的北戴河会议，因为在高层人事问题上不能达成共识，所以只好暂时放弃这一议程。即使这个传言不尽属实，十四届六中全会却也透露了一点玄机，这次会议并没有象外界所预料的那样出现任何重要人事变动。种种迹象都在表明，迄今为止，中共高层在有关十五大的高层人事问题上，尚未形成共识。与这种正式决策过程迟迟没有登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非正式政治领域却暗潮汹涌，不同的高层政治人物和派系都早已经开始热身，在为十五大的权力重新分配而抢占有利地形。结论很简单: 这说明江泽民到目前为止还不能主导十五大的高层权力分配。

江泽民的舆论先行和人事“抢滩”

    但以上结论并非意味着，江泽民没有努力争取这样的主导地位。从舆论上看，江泽民已经占尽先机，试图在十五大前形成明显的优势，以主导十五大的路线确定和权力分配。可以说，通过舆论控制以掌握十五大的政治主导权，正是江泽民在目前阶段上主要的政治战略之一。过去一段时期以来，围绕江泽民的宣传造势这么集中，政府对舆论的控制和利用这么强势，可以说是“文革”以来所罕见。这一方面固然可以防止出现所谓错误的舆论导向，以造成社会不安甚至动荡，那会给江泽民增添意外的政治麻烦; 而另一方面还可以形成所谓“马太效应”，显示自己的优势地位，利用台湾政治中常说的那种“西瓜靠大边”的心理，最大幅度地吸引更多的力量支持自己。

    此外，这种手法也有可能帮助主政者在外事上比较顺利地推行自己的意图。因为海外对北京政局的了解，往往是透过中国政府的舆论宣传; 谁主导了舆论，海外就往往认为谁主导了全局。一九九六年以来，江泽民的重要政治麻烦，都是出在外边，包括对台、对美和对日关系。在十五大之前，还有香港回归这件大事。除去其他复杂的因素不说，外边不相信江泽民具有主导地位，因此缺少与之合作的意愿，也是产生麻烦的原因之一。李登辉明确这么说，美国总统克林顿也是这么想。通过对江泽民个人的强势宣传，能不能改善一点状况呢? 看来有效果。克林顿与江泽民最近达成明后年互访的意向，就应该是把江泽民地位稳固这个因素计算在内的。

    在“舆论先行以主导十五大”的战略之外，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政权主流力量，也同时在人事上逐步开始采取动作。这些动作的要义在于，在缺少高屋建瓴优势的情况下，为了争取未来高层权力分配的主导权，而着眼抢占滩头阵地，即抢占那些可以从此稳步扩大权力地盘的起点地界。

    北京和上海，就是中国权力战场上的这样两个“滩头阵地”。不久前，中共中央调福建省委书记贾庆林入京担任北京市最高领导，同时，上海市高层人事有所调整，形成了陆续向中央输送领导干部的态势。无疑，在未来的十五大上，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地方的主要领导人，都会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众所周知，政治局是中共的权力中枢。要主导中国政局，一个最基本、最能靠得住的“功课”，应该就是，一个席位一个席位地扩大自己在政治局的势力。看来，在政治局常委一级的人事不易摆平的情况下，江泽民和他的政治盟友目前正把工夫下在这一门“功课”上。

    中共十四大产生的中央政治局，包括两名候补委员，共有成员二十二名。过去四年中，去世一名(天津的谭绍文)，增补一名(上海的黄菊)，撤销资格一名(北京的陈希同)，总数还有二十一人。其中，十五大上肯定要出局的，应该首推杨白冰、邹家华和王汉斌。杨在十四大上即已失势，年龄更届七十六、七; 邹和王的年龄，今年也分别是七十一和七十二了。另外三位七十岁以上者，都是常委，即刘华清、乔石和江泽民。他们的动向，关系全局，就不是这么简单了。如果没有权力斗争上的大变数，则刘应该会退出一线了，江和乔则将连任。这样一来，现任政治局委员中续任者将有十七位，比例是很高的。

    如果“以江划线”，这十七位政治局委员中，亲江泽民色彩比较明显的有四位，即吴邦国、钱其琛、黄菊和温家宝; 而与江泽民合作关系比较好的则有丁关根、朱熔基、李岚清、李铁映、胡锦涛、尉健行、姜春云等七位; 反江态度明显的只有田纪云一人；但是与江泽民有权力竞争关系的则有三位强势人物，都是政治局常委，即乔石、李鹏和李瑞环。看起来，江泽民的力量还是相当强的。不过，问题在于，第一，越往常委层次，他的主导能力越差;第二，真正的“江派”人马并不是很多，那些合作者的态度是可以出现很大变化的。

    所以，江泽民要设法改变这种局面。他可能采取的一个对策，就是增加常委人数，改变力量对比。常委的可能人选，目前看来以丁关根、李铁映、李岚清、吴邦国和尉健行等为首。其中，有的人本来就亲江色彩很浓，有的则会因为得到提升而从合作者变为江派人马。第二个对策，当然就是在政治局的新增成员中保持自己的优势力量。我估计，十五大上将新增政治局委员至少四名，多则可能增加十名。结果究竟是多少，其中当然有个权力斗争的因素; 最后究竟是谁，就更是人事安排的焦点之一了。

    具有最高可能进入政治局的新委员，应该首推三人，即: 新任北京市委书记，接替黄菊的新任上海市委书记，接替刘华清的军委副主席。为了实现这一步，估计北京市和上海市在未来半年内还会有进一步的人事调整，以便新人到位。完成了这一步，这次人事抢滩才算真正胜利。其中，北京的调整应该顺理成章，没有什么难度了; 而上海黄菊的去向则会引人注目。

    在北京和上海之外，还有什么瞄准政治局的“滩头阵地”呢? 也许，天津市委书记的位子算一个; 新设立的重庆市，其市委书记的位子也算一个; 军队还可以增加一位政治局委员。而最具竞争力的，应该还是国务院将要增加的新任副总理，如果他们现在还不是政治局委员的话。看来，江泽民已经为其中很多位子准备好了自己的人选，只看最后能不能顺利实现他的设想了。

江泽民还有没有挑战者?

    “强势舆论”战略也好，“人事抢滩”战略也好，一方面都可以加强自己的权力基础，而另一方面则也可能授政治对手以柄，被指为“突出个人”和“拉帮结派”。问题只在于，江泽民会不会遇到这样的挑战者，强大到足以抓住江泽民的把柄而威胁江泽民的地位? 十五大上江泽民的地位稳不稳，归根到底，要看他还会不会遇到强有力的挑战者。

    目前流行的一种说法，认为目前中国根本就没有人想取江泽民而代之，因为高层领导人也都看到中国的问题积重难返，上了台也没有办法。我对这个说法甚为怀疑。一者，如果北京的政治家们果真都没有了对于权力和地位的向往，中国的事情恐怕也就没有那么棘手了。二者，中国所存在的问题，其实并没有那样悲观，经济在持续发展不说，就是其他方面也多有有利因素，至少不见得比当年“文革”结束时更加积重难返。腐败应该说是今日中国第一头疼问题了吧? 可是，古今中外，现成的治腐败的办法就很多，何况也不是想不出新办法来。要害在于领导人有没有胆识用这些办法，而不是没有办法可想。三者，在政治中，有没有办法治国，是一回事; 上台不上台，又是另一回事。没有什么治国能力的人，常常却能至高位而稳居之，这并非今天中国独有的新鲜事。好位我自居之，国家的问题嘛不妨走一步看一步。为什么今天中国的高层政治人物就偏偏“觉悟”那么高呢?

    类似的一种说法，则认为，江泽民将不会遇到挑战者，因为江本人的地位稳不稳直接关系中共政权稳不稳，而中南海诸公已经清楚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不会挑战江泽民的“核心”地位，以免把整个政权都搞“翻船”。这种观点认为，从维护整个政权的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中共高层应该不会在十五大前和十五大上出现严重的权力斗争。

    这牵涉到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的关系这等重大的哲学问题，争辩起来比较复杂。不过，看一眼历史事实，借助于常识性的判断，也许同样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比如说，我们看到，从华国锋到赵紫阳，哪一个最高领导人的下台不都震撼整个中共政权? 挑战者曾经因为这种危险而放弃行动吗? 从张春桥到邓小平到李鹏，哪一个曾经挑战在任者的领导人不认为自己才真正有能力捍卫中共政权? 毛泽东死了，中国没有江山易手; 邓小平死了，中共也没有面临明天下台的危险。常识让我们推出这样的疑问: 为什么江泽民就这么重要，以至整个中共政权存亡与否就看他是不是在位呢? 恐怕，连江泽民本人算在内，中国共产党的上千万党员，没有一个人会真正把共产党的命运寄托在江泽民一个人身上吧?

    上面的两种说法，都强调中共高层已经没有人“愿意”挑战江泽民。还有第三种说法，则认为没有人“能够”挑战江泽民。一些来自北京的声音说: 除了江泽民，还有谁有资格有能力坐那个位子呢? 这个说法，也与上面的说法一样让人怀疑。远的不说，仅仅七年多以前，又有谁会认为江泽民能坐上今天的位子呢? 即使江泽民通过七年多来的努力而确实显示了巩固权位的能力，积累了资格，可是，既然当年江泽民能够爆出冷门，今天中国政坛上那些文官武将们，怎么就忽然这样谦虚和驯服了呢?

    其实，只有说到“能”与“不能”，我们才真正开始触及问题的关键。我相信，有挑战江泽民的潜在意愿的人绝不在少，问题只在于他们有没有挑战的能力。从被冷冻和半冷冻的“前朝”改革派如赵紫阳、田纪云、胡启立、阎明复等，到在十四大上被江泽民收拾了的杨尚昆、杨白冰兄弟，从当年被江泽民挤在一边而现在又不得不让出总理位置的李鹏，到在十五大的权力重组过程中地位受到威胁的乔石、李瑞环，从不满江泽民“修正”邓小平路线的老邓人马，到希望全面将邓小平路线“拨乱反正”的邓力群一派，都可能成为反江泽民的重要力量。可是，在任何明显的行动之前，他们都不能不掂量一个问题: 江泽民毕竟已经积累力量达七年之多，自己有足够的能力真正成功挑战他吗?

    可是，无论成功与否，十五大都将是最后一个可以挑战江泽民的机会了。因此，在十五大前，那些挑战者的挑战意愿才会格外强，虽然他们的挑战能力并不一定较前而加强。究竟他们的挑战能力有多大? 可能要看他们是否能够结成牢固的反江泽民联盟。

反江联盟会不会形成?

    单个数算，江泽民的潜在挑战者之中，目前可能没有人具备能力真正构成对江的实际威胁。可是，种种潜在挑战江泽民的力量，会不会形成某种强大的反江联盟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也还不能不看一眼谁是潜在的反江力量。我看，最坚定并最热切要挑战江泽民的中共高层政治人物，可能首推杨尚昆、杨白冰兄弟。对别人来说，是不是反江，以及反江是不是成功，不过是权力大一点或小一点、在位多几天或少几天的问题; 而对杨家兄弟来说，则可能是在政治上或生或死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 问题还不在于十四大上的失权，而是在于一九八九年的“六四”镇压。这么个大案，中共当局在未来四、五年中一旦不得不采取重新评价的动作，究竟要谁来负起当时的责任? 江泽民经过“六四”而上台，多年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是明白这件事的爆炸性的，怎么能不为此事做一些准备? 届时，牺牲邓小平，会撼动中共国本; 李鹏呢? 其政治生涯则已经和江泽民体制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完全抛出李鹏，那将置江泽民于何地? 因此，当时直接掌握军队的杨家兄弟和已经因腐败而受审查的陈希同，就是最好的目标人选。

    杨家看来是明白这一点的，至少有人在试图提醒他们这一点。去年春夏，香港有报导说，杨尚昆上书主张平反“六四”。后来，来港的杨尚昆之子杨绍明否认了这件事。经过这样一反一正，杨家至少应该注意到了这一点，“六四”的账，杨家可以去算，否则结果就可能最不利于杨家。而杨家目前没有权力，在这样的生死之争中就必然被动。如果十五大上形成有利杨家的权力格局的机会不大，则未来杨家总与“六四”联系在一起的机会就会相应增大许多了。

    既然关系生死荣辱，杨家就可能成为策划和促成反江联盟的重要能动力量。原因很简单，只有撼动江泽民的“核心”地位，才能翻新高层权力架构，给杨家以扶植有利自己的人选的最好机会。有趣的是，前不久，香港有亲中报刊报导，说江泽民在北戴河曾与杨尚昆密谈两个多小时，解释十四大上杨家失权完全是邓小平操控，而并非江泽民与杨家为敌。据说会见效果甚好，杨尚昆表示支持江泽民。依我的解读，就算有这样的会见，就算杨尚昆真的那样表态，也不能说明杨家真的会支持江泽民，而只能说明，江泽民也意识到了杨家作为反江力量的重要份量。也许他在作一些努力以化解僵局; 但是，在双方的权力、利益相互抵触的情况下，一场谈话能顶什么用呢?

    但是，杨家兄弟显然不可能再次成为政治上的前台人物了。他们会和什么人结盟来形成反江阵线呢? 赵紫阳是一个选择，不过赵甚至没有行动自由，只剩下象征性的力量而没有实际的政治权力了。宋平、邓力群等一系的力量不小，可是他们一向反对邓小平，而杨尚昆曾经是老邓的忠实“大管家”，本身资格又老到一旦得逞则足以做第二个邓小平，所以他们不会信任杨，和杨合作的可能也就很小。李鹏也很有力量，不过他的第一选择是维持现行权力架构，在江“核心”之下稳坐第二把交椅，不到绝路不会铤而走险的。

    如果没有什么“黑马”，剩下的选择就只能是乔石、李瑞环、田纪云等人了。我倒不是排除出现反江黑马的可能，而是既然属于黑马则我们现在就无从推测，所以无法谈论。乔、李、田在现政治局内都是非主流色彩比较浓厚的人物了，反江鲜明程度在政治局内应该分属第三、第二和第一名。他们如果和杨家兄弟合作，加上万里，并争取到军队至少一部份高层将领的支持，则挑战江的能量就不可低估了。问题是，这些人本来背景各异，流派分属，一般地合作也许没有问题，而要结合到一起进行挑战现行“核心”的大动作，属于高风险高收益之举，能不能相互信任就不晓得了。

    说到这里，一个大问题就出现了，如果有所谓反江联盟出现，究竟军队会不会支持它? 十四大后，杨家在军内几乎是被清洗的对象了，目前军队的掌权者会和杨家合作吗? 有消息说，刘华清和杨尚昆一度联络密切，被江泽民得知，江因此提出“讲政治”以告诫刘华清。这种消息，无从查证，故录以备考。不过，可以观察到的是，从今年夏天江泽民提出“讲政治”之后，有反江色彩的人似乎都比较低调，而江则一路掌握了舆论和决策的主导权。按道理，与主流派提高调门的战略相反，不到时机成熟，反江动作是不会浮上台面的。只有在接近决胜的时刻，才有比较多的可能观察到是不是确实有反江联盟，以及他们的力量究竟有多大。

安排李鹏去向是关键之一

    各种不同力量之间会否结盟而反对江泽民，一个关键因素是总理李鹏的政治出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务院总理任期不得超过两届; 而到一九九八年春天的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现任总理李鹏就已经完成了两届总理任期，依法必须卸任。然后，李鹏的出路是什么呢? 新任总理又将是谁呢? 这都是要在一九九七年下半年的中共十五大上就必须决定的重大人事问题。而这样的人事刷新，就构成十五大权力再分配的重要内容。许多人更关心新任总理人选，这是合情合理的;不过，依我看，李鹏的出路问题，却对于整个十五大的人事布局更加重要，甚至可以说是权力再分配的一个关键。搞得不好，甚至具有某种程度的爆炸性，对江泽民的地位构成不大不小的威胁。

    出现这个问题的前提，当然是宪法的限制。因此不能不更动现任总理的位置，是以前的高层权力安排中还没有出现过的问题，成了中共十五大上高层权力重新分配的一个特点。虽然中共一向并不太认真执行法律，但是，应当看到，它对法律严肃性的认识和态度，毕竟已经有了不小的进步。另外加上现实政治的因素，我们可以断言，中共将不会更改宪法或置宪法于不顾而延长李鹏的总理任期。因此，更动现任总理的位置，也就成为这次代表大会在重新分配高层权力的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个主要的制度性限制。

    既然这个制度性限制是第一次出现，为卸任总理安排位子也就是第一次成为问题。在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上，在李鹏之前曾经有过三位总理。三人的出路，却大不相同。第一位总理周恩来，直至逝世都在总理位上，不存在出路问题。第二位总理华国锋，则因为政治失势而让出总理位置，出路是从被架空到被废黜。第三位总理赵紫阳当年是更上层楼，离任后出任中共总书记，成为最高领导人; 至于后来的下台，则是在总书记位上的事情了。

    对李鹏来说，养父周恩来的路显然不通。一则，如前所说，宪法不可能修改这一规定;二则，李鹏目前身体健康，到一九九八年才满七十周岁。华国锋的路呢? 一则李鹏肯定不愿意走，二则也完全没有迹象表明他会在十五大上政治失势。象当年赵紫阳那样升总书记? 江泽民怎么办?

    于是，只能在上述三条道路之外寻找位子了。当人大委员长? 按惯例恐怕是有些屈就，这是一个问题。二则，乔石岂不就一定要让位? 还有，无论怎么“橡皮图章”，人大毕竟还有些诸如投票之类的程序，多少代表一些民意。“六四”之后七年多来，李鹏的民望虽然没有继续降低，甚至还略有回升。但是，是不是受人大代表的欢迎? 相信连李鹏本人心里也敲鼓。如果真的有个三长两短的难堪局面，事情如何收拾? 而类似的出路，是接任政协主席。不过，上述三个困难，同样存在。

    为李鹏本人设想，最理想的出路应该是就任国家主席。一则至少在礼仪上更上层搂，也可以在最高领导人中维持排名次序第二的地位，面子上好看; 二则可以继续在最高领导层中名正言顺地分管外事，象当年李先念的先例; 三则会因此握有一定实权。但是，问题却又转回去了:江泽民是不是要出让一个位子?

    江泽民如果不想出让目前拥有的任何位置，就要另想它法。一个试探气球，就是恢复党主席制，增设几名副主席。一名副主席太少，会抢主席的实权或风光，所以应该是两名以上。李鹏就任排名第一的党副主席，会不会满意呢? 要害在于: 这名副主席是不是有实权? 如果没有实权，李鹏大约不会满意，而且可能会感到被架空，感到有政治上的危险，象当年的林彪; 如果有实权，从谁手里分出这部份实际权力来呢? 从党主席江泽民那里吗?

    李鹏的出路绕来绕去，最后都绕到了江泽民身上。让大位? 绝无可能。让手中的一个位子? “核心”地位会被削弱。让一部份权力? 也有同样的问题。这样，李鹏与江泽民的矛盾，有可能变得突出起来。李鹏政治实力很强，一旦成了没有“相”位的“过河卒子”，其挑战江泽民的战斗力不可低估。如果压李鹏接受人大委员长或政协主席的位子，则关系乔石或李瑞环的政治前景，在高层力量的合纵连横之间增加新的变数。总之，李鹏的出路问题，就这样直接关系到江泽民的“核心”地位是否稳固。“六四”当年，李鹏对江泽民入主中南海就不大服气，以至邓小平亲自出马单独晤谈软硬兼施才摆平这一局。现在，邓小平死了，江泽民要怎么样才能摆平李鹏呢? 有消息说，已经有人搜集和准备了有关李鹏及夫人的腐败案件材料，并且故意向李鹏透露这一动作。如果消息和材料属实，也许李鹏最终是不能不“顾全大局”而接受“党的安排”了。四、社会矛盾影响权力分配:底层与高层的互动

    如果单单着眼高层权力斗争的层面，应该说江泽民和他所代表的中南海主流派，已经在巩固权力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甚至可以说是正在逐步掌握在十五大上进行权力决战的较大胜算。但是，高层政治并不是孤立于社会矛盾之外; 如果单单就高层谈权争，视野不免狭隘，许多可能造成高层巨变的因素就容易被遗漏。事实上，社会矛盾常常足以影响、制约甚至决定高层权力斗争的节奏、格局甚至结果。所以，我们不能不把目光进一步放远到整个中国社会的矛盾这一层面。社会矛盾的爆发影响高层权力格局

    根据毛泽东的著名判断，中国社会的矛盾爆发自有其循环节奏，即所谓“七、八年又来一次”。一九四九年以来的历史，确实证明了毛的看法有他的道理。屈指算来，从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到预期的十五大召开之时，应该是八年多一些的时间。如果“七、八年又来一次”的规律仍然起作用，则一九九七年将是中国社会最可能爆发矛盾和乱子的时段。如果社会矛盾在这期间爆发了，出了乱子，必然会强烈地影响到中共十五大的权力格局。

    首先，社会矛盾一旦爆发，必将加剧高层的意见分歧，从而把中南海目前小心翼翼地希望能够维持的表面一致完全打破。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已经看到，北京高层存在着不同的政策取向，在经济改革、对外关系、政治稳定等重大问题上都时常有所表现。一旦出现了紧急情况，究竟如何对付，高层领导人之间怎么可能意见一致呢? 而在那样的时刻，一旦出现了意见分歧，又怎么可能象平时那样用拖延的办法来回避或弥合呢?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矛盾的爆发，必然造成“挑动领导斗领导”的客观后果。

    其次，社会矛盾的爆发，还会在高层产生“责任”问题，从而为反主流派提供发难的机会和借口。究竟谁要对这些矛盾的积累和爆发负主要责任? 当然应该是掌握实际权力的主流派。这时，权力就与责任成正比了。风平浪静的时候，谁坐的位子大，集中的权力多，当然谁就会在权力斗争中占据优势; 可是，有风有浪的时候，情况就有些不一样了，很可能是谁位高权重则谁的责任就大，大家的矛头也就会对准他。

    再次，社会矛盾的爆发，还有一种“号令”的作用，可以把高层的许多权力斗争活动合法化，也可以把高层和社会各个层面的力量自然地结合到一起，从而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变高层不同派系之间的力量对比。比如说，我们上面谈到了“反江联盟”。有可能形成这种联盟的高层政治人物之间，平时如果相互走动、联系过于密切，那是不合乎中共党内生活的规则的，还不要说要这些人物相互之间推心置腹更难。可是，一旦爆发社会矛盾，高层人物要“串联”商议就很正常了，更不必费心去寻找共同话题以针砭时政和试探对方了。不满现状的人，在高层也好，在其他层面也好，要发泄不满、寻求改变或寻求联盟，平时恐怕都需要认真考虑时机问题。而一旦社会矛盾爆发，时机自然到来，这些人就很容易不约而同地走到一起。不满的社会组群和诱发动荡的因素

    总而言之，社会矛盾一旦爆发，它所产生的冲击力，一则足以改变高层权力格局，二则这样的改变似乎总的是对当权者不利。目前看，在高层，挑战江泽民的力量是相当分散和弱势; 但是，一旦社会矛盾爆发，则全局将发生不可预期的改变。那么，什么因素可能导致近期爆发或大或小的社会动乱呢? 以下不妨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个方面是: 看看有没有特别不满的社会阶层。我认为，四个社会组群目前最为不满。一个是国营企业的工人。由于国营企业的经营状况一直难以得到根本的改善，这一组群的经济状况在城市中已经沦为最差者。和经济改革过程中城市财富迅速增加的态势相对比，他们的相对贫困程度大大加剧。从“领导阶级”到“贫困阶级”，这一组群对现状和政府不满最甚。由于他们的集中程度高，又集中在城市，其不满一旦爆发则对现政权构成直接的撼动。所以，中国当局几年来一直在设法缓和其不满情绪。

    第二个处于持续的相对贫困中的巨大社会组群是农民。政府为了保持城市稳定，把国营企业亏损等因素产生的财政危机转嫁到农民头上，使得在改革早期获得巨大利益的农民，在改革后期越来越生计艰难。农民居住相对分散，又不象城市居民那样直接面对各级政府，不在政治中心，所以其政治不安不太直接威胁现政权的稳定。但是，农民人数庞大，如果任何政治不安出现星火燎原之势，则全国动荡。

    在这两个组群之间，是从农村来到城市寻求发展的所谓“流动人口”。他们背井离乡，谋生艰难，既不象城市居民有一定福利保障，又不象农民可以依靠家族和本土资源，生活最为动荡不安。他们在城市看到了比较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水平，物质欲望大大受到刺激; 又为城市人所白眼，精神痛苦压抑。而且，他们又很难为中共传统的组织方式所管理和控制。社会治安的恶化，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这一组群对政府和社会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一旦采取集体行动的方式爆发，则破坏力极强。

    第四个容易被忽略但是却非常重要的不满组群，是退休干部。他们的经济处境，同样处于持续的相对(甚至绝对)贫困化过程之中。一方面，退休工资的增长幅度，远远赶不上通货膨胀的增长速度; 另一方面，在位时的一些好处，现在基本上没有了。从思想上，他们又很容易对目前的官场现象产生反感。与前述几个组群相比较，这一组群并不习惯于在政治上沉默，也相互之间不那么隔绝。他们具有相当强的政治活动能力，可以积极表达自己的不满。这些人一旦有不安行动，则对各级政府的政策、人事等政治产出都影响甚为深远。

    据有关文件透露，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包括郊区各县、乡、镇、村在内的全北京市，已经总共发生了一千多起民众请愿事件。其中，主要人员是国营企业工人、农民和退休干部等三个组群，而老干部在很多这类事件中起了组织和带头作用。北京尚且如此，外地的情况可以想见。

    应该还有更多的组群，也在积聚不满。比如说，少数民族的问题，依然是一个危险的爆发点。不过，少数民族远离政治中心，其动乱一般不会直接影响高层权力格局。

    再一个方面，我们可以从引爆动乱的因素来分析。如果把上述的不满组群比为乾柴，什么事情最可能擦出火星呢? 我认为，第一应推通货膨胀。近年来，大城市通货膨胀率相对较低，而中小城市甚至农村的通货膨胀率却反而较高。这正是当局采取牺牲边缘地区而力保政治中心稳定这一战略的明显表现和后果。这成功地防止了社会不满在大城市急剧和爆发，以空间换取了时间。现在，为了迎接十五大，各地可能再次找到合法化的借口来实现自己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的这种冲动。这将导致全盘经济的“热度”上升，从而引发较高的通货膨胀，形成一个可怕的引爆点。一九九六年底举行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在努力压抑这种经济冲动，以堵死这种引发社会不稳定的可能，正表明了这种危险性的存在。

    第二个因素，是政府腐败。这不仅包括贪污腐化，也包括滥用权力。其直接刺激民众不满乃至动乱的可能，显而易见，此处不拟多用篇幅。

    还有第三类因素，不妨笼统名之曰“公共信号”。象敏感的政治纪念日，突发性政治事件(如保钓运动)等，都可以为民众提供一种机会，从而使他们在没有组织的情况下可以形成集体行动，诱发社会动荡，借机表达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