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的外贸体制改革是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目前，原来的计划型外贸体制已逐渐转换为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外贸体制。汇率的统一、“浮动”以及国际收支经常帐户的人民币自由兑换，也体现了这个体制转换的进展。深入了解中国旧外贸体制的弊端，分析现行外贸体制的状况，将它的运行与市场经济相比，会有助于总结外贸体制改革的经验，启发下一步外贸体制改革的思路。本文首先简述中国旧外贸体制的形成和它的运行机制，并以图解分析其特性及与物价、汇率和财政等方面的互动关系；再综述外贸体制市场化的过程和进展，并与市场经济下外贸体制的运行机制作一比较；最后指出深化外贸体制改革的重点，希望对研究外贸体制改革和决策有一些参考价值。 

一、计划外贸体制的形成、运行及其缺陷(1949－1978)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外贸体制是以指令性计划为基础的外贸国家统制，外贸的所有权、领导权和经营管理权统统集中于中央政府，并依国家计划和对外政策统一进行外贸活动。 

1. 外贸国家统制的形成 

    1949年后，政府立即接管了官办私营的进出口企业，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国营外贸公司，由中央政府的贸易部统一管理。1950年规定，各地外贸管理局是各口岸管理进出口贸易的行政机构，各贸易公司必须服从该机关的领导。同年12月又公布了《对外贸易管理暂行条例》以及其他一系列法令，很快就把全国的外贸管制起来了。 

    1950年中国的私营进出口企业共4600家，从业人员3.5万人，资金1.3亿元，营业额约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一半。当时，除国家所需的工业、军用器材以及统购统销物资由国家直接经营外，其余进出口商品仍由私商经营；同时，国营公司也委托私商代购代销。那时，对苏联东欧的贸易占全国外贸总额的86％，但1951年11月，贸易部却规定私营进出口商不得直接与苏联东欧贸易。从1953年下半年起，外贸部又逐步加强对私商的利用和限制，逐步停止了对私营进出口商的批汇，规定进口基本由国营公司统一经营；取消进口货物的自由市场，私营公司只能接受国营公司的委托、“代理进口”；由于主要农副产品已被国家统购统销，私营公司的出口货源逐步缩小。到1955年，私营进出口额在全国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下降为8％。1956年，又对私营进出口商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 

    这样，进出口业务经营权全部收归外贸部所属的国营进出口公司，出口按计划收购，进口按计划拨交，外贸利润全部上缴，盈亏由财政统负，外汇被完全垄断、分配给国营公司。虽然此后外贸的国家统制随着国民经济体制的调整也经历过几次变动，但这些变动并未改变国家统制的性质。 

2. 计划外贸体制的运行及其缺陷 

    这一外贸体制实质上是以指令性计划为中心的国民经济统购统销制度在外贸领域的延伸，是中央集权型的外贸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外贸业务依国家编制的统一计划进行，外汇使用由国家统一分配，进出口企业由国家设立和统一管理，外贸物资由国家统一调拨和收购，外贸财务由国家统收统支，外贸盈亏也由国家统负，外贸收购和销售价格由国家统一制订，进出口经营实行严格的国家统制，各外贸专业总公司及其所属口岸分公司统一负责进出口贸易的谈判、签约、履约等业务活动。[1] 

    这种外贸体制以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为其生存基础，适应早期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贸易，保护国内经济免受国际竞争的压力。也只有在经济发展缓慢、进出口商品少、外贸关系狭窄的条件下，这种集权管理才行得通。它通过计划价格，割裂国内外的价格联系；通过“以产定销”、“以进定出”，根据进口的外汇需要量来组织出口，进出口主要是为了通过国际市场调剂余缺。 

    众所周知，这套体制运行效率低下，弊端丛生。首先，外贸计划的制定盲目粗糙，计划指标缺乏依据。在社会化大生产中，经济关系错综复杂，外贸更是如此，它涉及到国内国际的资源供给、生产结构、技术变化、市场供求、货品质量、成本价格、金融环境，甚至政治、军事局势等，其中的变量不计其数。仅靠一些外贸计划人员，根本无法掌握这些瞬息万变的信息。更何况计划人员的素质低下，计划管理手段落后，外贸计划必然与现实脱节，无法实现其预设的优化目标。 

    其次，无法保证计划的准确传递执行。即便编制出来的外贸计划十分完善，由于计划的多级传递和执行主体各自对计划的理解不同，计划在传递和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失真，层次越多，失真度就越大。而且，计划的传递和执行主体常常各自具有独立的利益，只有当计划与它们的利益吻合时，它们才可能比较积极、准确、及时地传递和执行计划；否则，这些主体则不按计划办事，“计划外购买”、“计划外销售”、“不符合计划渠道的经营”等是常见现象。若为了克服此种情况，再设置重重叠叠的督察机构，以监督计划的执行，又必然造成行政手续繁多，信息传递缓慢，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遏制等一系列严重问题。 

    再次，外贸计划面对着时刻变化着的国际市场，本身却呆滞僵化、缺乏内在的自动反馈调节机制。市场的特徵是无时无刻不在运动，而计划的本质则是根据过去的情形设定计划指标，指标本身具有时滞性，一旦确定就要以不变应万变。因此，外贸计划常常不是外贸活动的有效指南，相反，却屡屡成为外贸活动的阻滞障碍。 

    仅就调剂国内供求余缺这一最低等的功能而言，集权的外贸体制也力不从心。因为，即使计划人员能根据计划，准确地判断国内某些商品的剩余数量、品质、产地等，也不了解这些剩余在国际市场上的需求、价格如何；即使知道按计划要求，国内市场需要什么、需要多少，也无法确知国外供应这些需要的最合适渠道和价格。硬要把僵化呆板的国内计划与随时灵活变动的国际市场匹配起来，其结果必然是矛盾重重，漏洞百出。 

3. 计划外贸体制运行的图解 

    如果用简单的图解来分析和解释，计划贸易体制运行机制的缺陷便能一目了然。 

    假设中国有若干种出口商品，每一种出口商品有不同的换汇成本，即每一美元的出口商品以人民币计算的国内收购成本。以图一的纵坐标(OY)表示换汇成本，而以横坐标表示出口商品的数量，这里用以美元计算的外汇收入表示。这样，出口商品A的数量是(OA)，A的换汇率是OYa，出口的数量(国内生产的剩余部份)可换来的外汇总额是((OA)x(a'))，a是在OA的中点，aa'=OYa,也就是出口OA数量的平均换汇率。OA换汇总额是EOAA'，其面积等于(OA)x(OYa)。依此类推，出口商品B的出口量是AB，换汇率是OYb＝bb'。商品A的出口量和换汇率可以中间线aa'做为代表，(a'a)x(Oa)=(OYa)x(OA)；B的出口量、换汇率可以bb'代表，等等。连起a',b'，……n'等中点，我们即可得到一平滑的出口线EE'。这也就是表示，A是换汇成本最低的、最具比较成本优势的出口商品，B是次优的等等。 图一 出口线(EE')图示 

    至于在指令性计划经济的贸易体制下，到底出口多少则由计划进口的需要决定。计划进口的指标是根据各部门国内计划投资和预测消费的需要而决定的，不受汇率的影响，因此是一垂直线，即图二中的从X(M)到M的垂直线。欲完成计划的进口量，须使用OX(M)数量的外汇；要支付这么多的外汇，即须出口OX(M)。如此，出口所得外汇总是等于进口所需外汇，保持“进出平衡”。 

    在这种情况下，“平衡”的汇率应是OP，因为在这个汇率上出口盈利(EPQ)和亏损(QE'P')正可两相抵消，而不需要国家财政的补贴，出口盈利EPQ＝OPQX1} (出口OX1}所得人民币总量)－OEQX1} (出口OX1}的换汇成本总数)。同样，出口亏损QE'P'＝X1}QE'X(M) (出口X1}X(M)美元所需的国内收购换汇成本总数)－X1}QP'X(M) (出口X1}X(M)美元所换来的人民币总数)，即单位出口换汇成本低于官定汇率(OP)的都可赚钱，单位出口换汇成本高于官定汇率的便都赔钱(均以人民币计算)。 

    事实上，官定汇率并不是总是定在设想的“平衡”汇率上，因为政府还要考虑其他因素。例如，国内通货膨胀会使所有出口商品的换汇成本(换汇率)相应升高，新出口线便提升到E1}E1'}(图二)。但政府为了维持国内价格的稳定，不愿贬低汇率，因为货币贬值会提高进口物价；故仍维持原来(现已高估)的官定汇率。因此，很多出口商品便有亏损(Q1E1'P'>QE'P')，近少数出口商品有盈利(E1PQ < EPQ )。净亏损(Q1E1'P－E1PQ1)便须由财政补贴。 

    由于出口须达成外汇指标以保证完成进口任务，即便是亏损很大的商品也要继续出口。因此，维持高估汇率的结果不是造成外贸逆差，而是增加财政补贴，以至于造成财政赤字。当财政对外贸的补贴过大时，政府才不得不考虑贬低币值。但贬值只是调节外贸对财政亏盈的影响，并没有增加出口的作用，因为出口指标是根据进口计划需求而定的，并非由市场决定，不随价格、汇率、国际市场需求和国内生产能力而变动。 图二 计划贸易体制运行图解 

    进口方面情况也相似，进口总量由计划决定，汇率的贬值虽增加了进口所需的人民币数量，但以外汇(美元)计算的计划进口额并不会因进口品在国内涨价而减少，只是造成人民币和财政支出的增加。但如果贬值的汇率是“平衡汇率”，则无论是以人民币或外币计算，出口的总收入和进口的总支出都是相等的，即“进出平衡”。在国际收支上则维持着“自力更生”、不需外资流动调剂，这是相当僵化的静态经济。 

    如果是根据市场经济下的价格而计算，可能EE'线内的商品次序要改动(即比较成本的次序改动)，而EE'线的坡度高低亦会不同。在市场经济中，换汇成本高于“平衡”汇率的商品不会出口，因为那是赔钱生意。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平衡汇率不是指“财政平衡”的汇率，而是指维持进出口的“贸易(或国际收支)平衡”汇率，它的变动可以调节市场上的进出口数量和外汇收支，如果国际贸易发生不平衡现象，也会有外资的流动调补，不一定要常常变动汇率。 

    计划经济下价格、工资受到管制，又存在各种财政补贴，所以，根据计划价格算出的换汇成本并不能反映真正的供需情况，也不能代表各出口商品的真实成本和资源的相对稀少性。这时，可以说汇率是“国内财政的调剂价格”，这与市场经济下的汇率作用是全然不同的。七十年代后期，中国大陆刚开放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的代表与中国管理外贸外汇的官员讨论问题时，双方对价格、汇率等概念的理解常常大相径庭，彼此沟通困难，颇费唇舌，因为当时中国大陆的计划经济与大多数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南辕北辙的。那些只听说过计划经济的中国官员不仅不懂市场经济，而且也不了解增加出口会带动经济增长和外资流入[2]。 

4. 计划经济下封闭式重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失败 

    中国的外贸与发展战略、政策的选择，带有发展中国家的特点，例如，要从保护主义下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转换到出口导向的开放式工业化战略[3]。但中国与其他实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又有很大不同，中国在发展初期采取了指令性计划经济和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经济的封闭程度远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亚洲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的发展战略，都是在工业化初期一方面利用丰富和廉价的劳动力优势，一方面适应国内外市场需要，优先发展消费品，这样很快地便从保护下的“进口替代”而转为外销主导的工业发展；出口增长带来了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收入的增长，因而国内市场扩大了，资本积累也增加了；便可以利用已经在发达国家普及的技术，发展资本或技术密集型工业，如钢铁、造船、化工等；也可利用进口原料、部件建立加工工业，如合成板、家庭机电用品，简单的电子产品等，所需设备则由轻工业出口换汇来支付。这样的工业化过程是以国内外市场需求为导向，从加工简单消费品出发，向原材料和机器制造工业发展(即“后向联系”)，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地实现工业化。因为每一阶段新的工业发展都有需求方面的市场诱导和供给方面的生产“比较优势”，国内资源的配置和使用便符合经济效益，不会因产销不对路而库存积压，更不会造成长期的短缺经济。

    而中国大陆的重工业化发展战略则是从“供给”出发，由原材料和重工业设备制造业向消费品工业一层层地发展，其理由是先发展机器制造工业，才能建立需要这些机器的工业(即“前向联系”)。可是这样的发展不能保证上游工业的产品就一定在下游产业找到市场；同时，这种战略假定经济是封闭的，没有外贸，否则可以从国外进口设备，并不一定非得优先发展重工业。实际上，中国大陆当时采取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不完全是从经济角度考虑的，这与毛泽东急于在国际共运乃至世界上称雄有很大关系。 

    重工业所需资本大，容纳就业少，对处于工业化前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加快发展重工业可能得不偿失，会造成消费品工业投资不足，以至于消费品短缺甚至通货膨胀。改革以前的中国长期存在着消费及生活水平低下，就是这一发展策略的必然结果。同时，由于重工业发展中缺乏市场引导，也造成了投资和资源利用的低效率。到了七十年代末期，虽然中国大陆终于建立起了一套门类比较齐全的重工业体系，可以关起门来“夜郎自大”，大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了，但一旦打开国门，就暴露出这个工业体系结构扭曲、产品落后、技术停滞、效益低下，完全无法支持中国的现代化，更谈不上到国际市场上与新兴工业化国家竞争了。中国最后还是不得不借助发达国家的现代技术设备，改造重工业，重建轻工业，而这样做的前提之一就是必须改变外贸方针、改革外贸体制。 

二、中国外贸改革过程的分析(1979－1995)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才认识到，外贸的作用绝不仅仅限于调剂国内市场的余缺，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沟通国内市场同国际市场的联系，从而使资源能在国际范围内得到合理的配置，即“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按比较优势更有效益地配置资源、促进经济增长；此外，外贸还能使国内企业在国际竞争中提高素质。要让外贸发挥这样的作用，就必须改革服务于计划经济的外贸体制。同时，自从五十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国的主要贸易夥伴已经变为市场经济国家，1979年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占全部贸易的87.8％，只有改革贸易体制，采取接近市场经济与国际规范的制度，才能更好地参与国际贸易体系。 

    中国的外贸体制改革是改革开放的焦点，因为它一方面要适应和满足对外经济开放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要配合、甚至领先于国内其他部门的改革。可是，外贸也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一部份，它的改革不能不受总体经济和其他部门改革进程和深度的限制，外贸部门的改革与其他方面的改革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例如外贸企业扩大经营自主权时，就无法大幅度地超越其他国营企业自主经营的程度；一般企业实行企业承包制时，外贸企业也不得不采取承包制。又如，物价改革会影响出口换汇成本和国内产品与进口商品的竞争能力，财税改革会影响进出口价格、盈亏与补贴，金融改革会影响对进出口贸易的资金融通及财务成本。因此在研究外贸体制改革时，必须注意到大经济环境各方面的改革。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改革外贸体制将减少计划和政府管制，扩大市场及价格机制，从而有利于调整工业结构，让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机会。而那些落后的、依赖政府的过度保护才能生存的企业，则被暴露出来，只有通过对这些企业关停并转，才能扫除有效利用资源的障碍。这是中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留下来的“遗产”，大多数实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没有这样的麻烦。如果实行市场经济体制，那么外贸不仅是国家之间互通有无的工具，而且是帮助一个国家走上正确的“择优选择”的工业化道路的有效机制。 

1. 外贸体改的过程与措施 

    过去十五年来外贸改革的成就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 外贸体制的改革 

    外贸经营体制已从国家垄断经营模式转变为多层次和多形式的外贸经营，较好地调动了地方、工业主管部门和工商企业发展外贸的积极性。外贸计划范围大幅度缩小，1985年起经贸部不再编制、下达外贸收购计划和调拨计划；国家只下达出口总额指标的指导性计划，和属于列名管理的主要商品数量指标的指令性计划；除少数大宗商品和成套设备由经贸部下达计划由指定公司经营外，其余进口不再下达计划。1994年起，取消了指令性计划。 

    (2) 外贸企业的改革 

    外贸企业的经营已大体上从垂直向下的指令性管理及全系统统负盈亏，转变为企业自负盈亏。1987年采取过自上而下的指令性承包措施，即“条条”承包；1988年在全国实行以地方承包为主体的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即所谓“块块”承包，并试行轻工、工艺、服装三个行业的外贸企业自负盈亏经营；1991年起取消国家的出口财政补贴，实行外贸企业的全面自负盈亏承包经营责任制；1994年取消了外贸承包责任制，实行外贸企业自负盈亏，使外贸(特别是出口发展)摆脱了国家财政的制约，促使外贸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适应国际市场激烈的竞争。

    在外贸财务改革方面，外贸企业财务上同中央主管部门脱钩，地方外贸公司的进出口盈亏由地方财政自负。1984－1986年期间，实行了核定出口成本，增盈分成、减盈自理的办法；1987年起改为实行出口奖励办法，考核指标为出口收汇、综合出口成本和利润总额，出口奖励金用于企业及职工福利和基金。 

    (3) 放松外贸管制 

    经营权下放后，出口的采购已不再是统购统销了；在推行出口承包制、取消出口补贴、实行出口企业自负盈亏的基础上，中央主管部门放松了出口管制，除少数大宗的、资源性的和敏感性的出口商品仍统一经营外，多数出口商品已分散经营。在进口方面，除了少数有关国计民生的、大宗的、敏感性的重要商品和国际市场供求有限、有配额的商品外，大部份进口商品已开放经营，实行代理制；1992年又决定逐步取消对少数进口商品的财政补贴，进一步减少指令性计划进口(目前已减至进口总额的20％)，并减少许可证进口范围；现已取消了1751种进口替代商品清单，以后不再编制这种清单，在两三年内，许可证进口商品范围将减少三分之二。 

    (4) 价格机制和宏观政策的运用 

    由于计划经济的萎缩和市场经济的渐进扩大，已经可以使用经济杠杆、透过价格机制而对外贸进行间接调控。在外汇汇率和外汇管理方面，人民币汇率长期高估的现象曾形成了较严重的贸易扭曲，导致产品出口不如进口、外销不如内销、国产不如进口；从1979年以来，实行了官方汇率和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复汇率制，以及外汇的差别留成，然后局部地引进市场机制，人民币官价几次大幅度贬值；最后于1994年汇率并轨，取消外汇留成制而达成单一可浮动汇率制。这些调控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扩大出口。 

    在关税方面，通过1991－1993年连续三次削减税率，使现行的关税平均水平基本上恢复到了1987年的情况；关税的设定不再以保障财政收入为主要目的，而是更多地考虑如何调节进口；进口关税额占进口额的比率逐年下降，开始发挥价格调节的作用。据估计1992年的实际保护率最低为－8％，最高为92％，平均保护率为46％，离散度为0.8；比1989年的实际保护率之幅度、平均水平和差异程度有显著降低，但与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则仍然较高；同时，简单平均关税率高于加权平均关税率，这说明关税结构仍然不合理，某些商品的关税率还是太高。[5] 

2. 改革的效应 

    经过十五、六年的改革，中国的外贸体制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市场化了，这明显地促进了贸易额的加速增长，进出口贸易结构逐渐合理化，已愈来愈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纺织品及其他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出口迅速增加，表明中国正在利用它的丰富劳动力和廉价工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成份较大的商品的进口显著增长，则表明中国正以进口来弥补其资本短缺和技术落后。这些都显示比较优势在起作用，而且这一作用将随着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入而逐渐扩大。 

    中国的外贸体制改革主要是从以前的指令性计划的进出口管理与国营贸易为主的体制，转换到以市场调节、多层次多部门的外贸企业自主为导向的体制。 图三 市场导向外贸体制宏观运行的示意图解 

    目前，进口体制已主要是代理制，由进口使用单位付进口商品的国际价格加上交易成本(包括代理费)，委托进口公司进口，进口公司不再按行业实行垄断，而是由多个拥有进口权的中央级外贸公司、地方外贸公司及企业代办进口。进口单位必须考虑其进口成本(包括关税)，要比较国内同类同质产品的价格，这样，国际价格和国内价格得以接轨。如果国外价格相对于国内价格上升，则进口量会减少；如果国外价格相对国内价格下降，进口量就会增加；不再出现以前那种不管价格多高、也按既定的进口计划和外汇调拨计划进口，而盈亏由国家财政承担的现象。 

    因此，在新体制下，进口线已不再是一条毫无弹性的垂直线，而是如图的M线是向右倾低的(见图三)。假如国内国外价格均不变，则进口数量主要是受汇率高低(OY垂直轴)的影响，在较高外汇价格的情形下，进口量就会较少；在较低的外汇价格情况下，进口量就会增加，因此在这一静态的假设下，进口线(如M)是向右倾斜的。 

    出口线仍是EE'，随换汇成本上升而上升；但与过去不同的是，经过人民币几次贬值及最后并轨后，已取消了出口补贴；企业自负盈亏，已不再出口那些成本高于汇率的、会赔钱的产品，而必须设法出口具有比较优势(即换汇成本低的)的商品。因此，在平衡汇率(OP)上，进出口均为OX(M)，没有贸易差额和亏损，也不需财政补贴，主要根据国际价格和比较优势组织外贸活动。这样，在生产和消费方面，资源得到了最佳配置；外贸也与财政脱了钩；汇率变动开始发挥调节进出口的作用。 

    同时，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战略已不再是单纯的“自力更生”；引进外资成为一个重要政策；因此，国家就不一定要努力维持“进出口平衡”，因为可以用流入的外资购买机器设备(如图所示)。进口线因有外资流入而由M1移至M2，进口值便也由OX(M)移至OS，X(M)S便是利用外资所作的进口，这样虽然有贸易入超，但因外资流入增加了外汇供给，国际收支仍可维持平衡，汇率仍可维持稳定。 

    如果国内发生通货膨胀，物价水平的上涨幅度高于主要贸易对象国的物价上涨时，出口成本会增加，整个出口线(EE')便向上移，出口额减少，外汇收入也减少；而在进口方面，因国外货物较为便宜，进口线则向右移动，若汇率不变，则进口需求就超过OS，因此便会有更大的入超(读者可自画两线便知)；这就要向国际贸易基金举借短期贷款，或动用外汇储备。如长期持续地保持较大的贸易入超，外汇储备便会继续减少，原来的平衡汇率已不再平衡，这时便需要考虑本国货币的贬值，或允许汇率真正地浮动。 

    当然，目前中国的外贸体制仍保留有相当的计划和管制成份，并不象上图所示的那样简单，但这图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以市场价格机制为主导的外贸体制，是如何在宏观方面进行调节的，中国的外贸体制改革也正是朝着这一模式转变。 

三、今后深化外贸体制改革的重点  

    中国的外贸体制经过了十五、六年的改革，已达到相当程度的市场化，但尚未成为全面的市场导向。目前，市场竞争性的供需关系还不能有效地决定进出口商品的成本与价格，资源的配置利用仍未达到符合比较优势和产业结构优化的状态。这当然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但就外贸体制而言，也还是有深化改革的必要。深化改革的重点应放在下面几项： 

1. 汇率的调节 

    1994年汇率并轨后，取消了外汇留成，中国宣布要实行单一浮动汇率制，这是符合市场机制原则的；但实际上1994年后中国的汇率却很少浮动，仍然是维持“固定汇率”。近几年来，中国的通货膨胀率远远高于中国的主要贸易对手国，如美国、日本、香港等。仅1994、1995两年，中国大陆的工业品出厂价格就上涨了37％[4]，这一通货膨胀率是同期美国的6至7倍，而人民币汇率还是维持不变，呈明显的高估状态。 

    虽然因为外资大量流入中国大陆，外汇储备大幅度上升，支持了高估的汇率，但这高估的汇率是否已经对出口竞争力造成不利影响，则值得研究。1996年中国大陆的出口总量基本持平，可能就是一个苗头。如果中国政府担心汇率浮动会引起投机和动摇对人民币的信心，则可以试行“爬行式的贬值”，贬值的程度以能维持出口竞争力为原则。从长期来看，调整汇率的基本目标应该是，提高生产及销售出口商品的效益、减少产销的成本。 

    当然，调整汇率也要选择时机。在通货膨胀率较高的时候贬低汇率，可能会助长物价上涨。目前，中国大陆的物价上涨率已经下降到一位数，如果这个势头继续一些时候，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这就会是一个调整汇率的大好机会。汇率调整的幅度，应大致以中美物价水平相对上涨程度为依据。 

    汇率调整会产生什么影响呢？首先，在出口方面，它会提高企业出口的积极性，减少财政的出口退税负担；出口增加了，当然会增加外汇收入；同时还可带动国内生产增加，工人就业机会增多，加速资金流动、减少三角债、提高企业偿还贷款的能力。 

    其次，在进口方面，进口的资本货物会涨价，有减少进口和压缩盲目投资的效果；同时，还可刺激国产品的销售，减少积压。当然，零部件、原材料进口品的涨价，会使最终产品的价格相应地上涨，但这也应被视为一个淘汰低效益企业的机会，它有利于促进落后企业的关、停、并、转。因为进口在中国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很小，汇率贬值所引起的物价水平上涨可能不会太大。另一方面，因汇率贬值，同等数量的进口所能回笼的通货也增加了，可以加快货币回笼，有抑制通货膨胀的效用。 

    第三，在非贸易外汇的使用方面，汇入中国的侨汇可能减少或不增加；但实际上因为国内出现过通货膨胀，国外汇款人也有可能增加外汇汇款额，这会有一些“时滞”。短期内侨汇还是可能减少或不增加，但侨汇在中国的总外汇收入中比重很小，影响极为有限。中国的旅游业现在正处于不景气状态，汇率贬值会使平均每位国外游客的外汇支出减少，但又可使国外游客人数增加，总的旅游收汇还是可能上升，这对旅馆、餐饮业营业的回升大有助益。中国大陆还可以象世界各国那样，征收旅馆和餐馆税，比如税率可先定为3－5％，因为这是国际上的通常做法，国外游客不会有太多怨言，这样的税收可以增加外汇和财政收入。 

    第四，汇率贬值对外国人的投资会起刺激作用，因为外资在中国国内支付的费用较前合算，而外资公司的出口所得人民币亦较过去为多，会鼓励外资公司扩大出口。 

    第五，在外债方面，汇率贬值能刺激出口增加，而因此增加外汇收入，这会加强中国的外债偿还能力，也有利于借新债。但汇率贬值后，借了外汇贷款的企业则需以较多的人民币购买外汇偿债，可能需要增加财政补贴，但相应的补贴数也不会大于贬值后减少的出口补贴。 

    总之，中国现行的高估汇率早晚是要调整的，因为实行了通货紧缩政策，近期将是调整汇率的最好机会。这一调整将会促进出口，增加外汇收入，刺激疲软的经济回升；而对物价水平和国际收支的冲击，也比过去常用的松动银根的办法更为和缓。同时，汇率的贬值将向国际社会有力地表明，中国的经济体制正在继续朝市场经济转轨，对汇率的管制越来越少；通过汇率贬值来刺激出口、抑制进口，比用行政手段管制进口、以财政退税鼓励出口更为合理，也可以有效地减少中美之间因中国维持各种非贸易壁垒而日益增加的贸易摩擦。 

    但在调整人民币汇率时，必须同时注意不要让通货膨胀露头。配套的措施可以包括，第一，控制财政赤字，加强税收管理，也应考虑增加新税种(如旅馆、餐饮业税等)；第二，控制银行贷款，加强银行总行对分行的控制，减少地方当局和企业对银行信贷业务的干预，特别是要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贷款，而对流动资金贷款及出口信贷则可稍稍放宽一些，要利用利率政策增加储蓄，约束投资和信贷，例如可以保持中长期投资贷款的高利率。 

2. 继续放松进出口管制 

    管制进出口数量是一种行政性干预，是违背市场化和经济效益原则的措施。近年来，虽然中国逐渐弱化了进出口许可证制，但在现行的进口管理体制中，行政手段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进口许可证须层层审批，政出多门，手段繁琐，政策透明度差；从中央有关部委到地方政府，对进口商品均制定了若干限制，尤其是有关机电产品进口的规定更是名目繁多，障碍重重。 

    同时，由于这种行政管制的存在，各部门与各地区从本位主义出发，必然要争进口额度和外汇使用权，结果造成进口商品结构不合理，外汇使用有相当大的盲目性；一方面导致重复引进、设备闲置、经济效益低下，另一方面又使得急需进口的商品受到种种限制，而不能及时组织进口。此外，由于进口审批的随意性很大，也很容易滋生营私舞弊和腐败现象。进口许可证制度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最大障碍，逐步取消进出口许可证制，以及其他非价格性的干预，应该是今后外贸体制改革深化的重点。 

3. 外贸企业的深入改革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有企业的改革一直进展缓慢。国有外贸企业的活力不足，始终是外贸体制改革中未能解决的难题，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国有制度有关。其主要原因有四个。 

    第一，外贸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经营机制完全没有形成，外贸企业作为商品经营者的地位还没有真正确立，缺乏内部机制和外部环境的配合。 

    第二，外贸企业虽然通过改革已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但仍受完成部份出口创汇任务的约束，而这又往往与提高经济效益的目标相矛盾；外贸企业是以外汇收入或出口额最大化为目标，而非以利润最大化为方针，这造成了片面追求考核指标而亏损连连，进而依赖银行贷款，使企业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 

    第三，外贸企业在经济市场化过程中，竞争意识、质量意识、销售观念、创新精神不强，不能主动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开发出口产品，调整出口产品结构的能力较弱，在国际国内市场疲软的情况下缺少灵活机动的反应。 

    第四，外贸企业运行机制中，缺乏责任明确、决策科学、反应迅速、协调一致的科学领导体制，其决策中常带有主观随意性，容易造成人为的大幅度亏损。 

    总之，外贸经营权虽然下放了，但在国有企业垄断外贸的体制中，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很难迅速改善。现在也许已到了允许成立私营进出口公司，以增加整个外贸部门的竞争活力的时候了。 

4. 价格及关税的调节 

    中国的价格改革尚不彻底，最近因为要控制通货膨胀，又对一些物价恢复了管制。这样，市场发育不够，价格成本也不能完全反映供需，这对出口结构优化是不利的。 

    最近，在出口方面，中国政府开始对初级产品的出口使用出口税调节国内外价格差异，而不再依靠政府直接干涉来限制资源性产品的出口。例如，在能源原材料如石油、煤炭等产品的出口上，因过去国内价格一向过低，出口远比内销有利，政府虽然开始逐步放开国内价格，但因价格一时不能完全市场化，仍需要对这些产品的出口征收出口税，以平衡内销与出口的收益，避免过多出口资源性商品。从短期来看，这样做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就长期而言，仍应逐渐提高国内价格至世界水平，从而逐渐取消出口税。实际上，让资源产品的低价格靠近合理的市场价格，也会有节制国内消费的作用，而这些产品的出口则可以由国外市场需求和国内供需来决定。但无论如何，残存的国内价格管制和财政补贴，均应尽速解除。 

    长期以来，中国的关税未能在国民经济发展及产业导向方面起到应有的调节作用，相反，关税政策更多地是考虑保证国家财政收入。最近几年中，虽几次调整关税，但关税水平仍然很高，关税的调节功能也未充份发挥。象关税这类价格性的调节，只有在进口的数量管制减至最低程度时，才可能充份发挥功能。因此，随着进口管制的继续放松，就要逐步地使关税率的水平与结构更合理化，降低关税水平，更公平地调整对各种产业的保护率。少用关税保护国内产业，可以使各产业在国际国内的市场竞争中，更有效地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生产效率。 

    如果能够实行上述的深化改革措施，则不仅会有利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重要的是，能因此更充份地通过国际分工与专业化的机制，使国内资源的使用更有效益；而建立了这样的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制度基础后，才可能推动持续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 

    *本文的研究得到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朱彤、吴孝田和盛斌三位先生的大力协助，特此致谢。 

【注释】
[1] 杨叔进(Shu-Chin Yang), Manufactured Exports of East Asian Industrialized Economies, 1994，pp.21－23.
[2] 杨叔进，《经济发展的理论与策略》，1989年再版，第203－206页。 
[3] 同注[2]，参考该书第一章。 
[4] 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6》，北京，1996年8月。 
[5] 盛斌，“中国工业的取向，保护结构和经济增长”，《国际贸易研究》，1996年第1期。 

【实况写照】

     我不还债奈我何
           翟权方
别看我欠了浑身债，八面来风我发了财； 
外来资金供我用，有钱我就能自在: 
官位步步升，轿车照样买； 
宴请日日有，楼房照样盖...... 
别看天天人逼债，我且稳坐钓鱼台； 
让我还债难上难，有人给我撑后台。 
踢破门坎来讨债，十趟八趟也白来。 
债主骂我是骗子，上司夸我有能耐。 
我不还债奈我何?! 现在到处债欠债! 
我不还债奈我何?! 得过且过多痛快! 

转载自《经济日报》，北京，1997年4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