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大坝将给中华民族留下什么?

象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伴随着明显的生态和环境的恶化。近年来，虽然政府已经开始注意环境保护，民众也已经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环境污染对他们生存环境的威胁，但是，总体上来讲，今天中华民族对生态和环境的重视还是远远不够的。

    在今天的中国，也许大多数人能够直观地察觉出大气的污染或水质的恶化，可是对于经济社会活动如何威胁维系着人类生存的生态和环境系统，人们往往就难以从直觉中感受到；尤其是当这些活动的后果还未充份显现出来的时候，其潜在的负面影响就更容易被忽视。或许，这一方面是由于发达国家在保护生态和环境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还未能引起中华民族足够的警觉；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国内仍然存在着一种经济发展压倒生态和环境保护的倾向。

    然而，如果我们为了经济发展而忽视了生态和环境的保护，那么，我们就不但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而且会给今后的社会留下无穷的隐患。生态和环境不仅与现时人类的生存密切相关，而且维系子孙万代的福祉。近一、二十年来，各国的专家对自然界万物的多样性及其与生态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已经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并且意识到了推动生态和环境保护的紧迫性。所以人们说，二十一世纪会是“环境世纪”。但是，要真正保护好生态和环境，既需要科学真知，也需要政治远见，两者缺一不可。

    当中国即将迈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华夏大地上诸多跨世纪的工程中，有没有因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和政治远见、而可能对生态和环境造成重大威胁的呢？三峡大坝工程或许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如果说，保护环境是明智之举、要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而可能加剧环境恶化的事绝不可轻易开端的话，那么，三峡工程就是一件最不应该做的事情。为什么呢？前车之辙，后车之鉴，让我们看一看世界上其他大坝的建造对生态和环境的影响，并对比分析三峡工程的自然条件及其后效，得出上述结论就是很自然的了。

一、移民和古迹迁建投资过大

    兴建三峡工程时，有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完成艰巨的移民安置和古迹迁建任务?这是第一件令人担忧的事情。建造大坝的第一个步骤就是移民，第二个步骤则是迁建古迹。埃及和中国一样，都是文明古国，历史遗迹遍布各地。当埃及修建著名的阿斯旺大坝时，库区移民约十万人，仅及中国三峡工程移民的十分之一；即便如此，阿斯旺水库的移民和古迹迁建投资也超过了水电站本身的投资，占其总投资四亿埃镑的三分之一强，即一点五亿埃镑，按现在的价值计算相当于为每个移民花费人民币五万元。据估计中国的三峡工程需要移民约一百万人，若按埃及阿斯旺大坝的移民标准来算，那么三峡工程就需要五百亿人民币的巨资作为移民投资。在三峡工程预算中，如此巨额的移民开支是否已经落实?会不会因为资金有缺口、而把移民损失转嫁到库区移民身上?

    况且，用大量的资金补助库区移民，也许能安抚民心；但是，金钱却无法补偿三峡库区大量珍贵文物古迹的损失。驰名中外的古迹酆都鬼城、奉节白帝城、张飞庙、屈原祠、昭君故里等等将尽淹水底、荡然无存，堪称天下奇观的三峡优美景致也将大为逊色。这些不可补救的损失将如何估量?我们的后代会原谅吗?

二、移民后库区周边的生态和环境可能恶化

    即使按照三峡工程的移民方案，将百万移民就近安置下来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就算解决了；相反，更严重的生态和环境问题将由此而生。库区附近迁入百万新移民后，库区周围陆地上的人口密度不可避免地迅速增加，这么多的移民要生存，当地的耕地条件能够满足他们务农的需要吗?实际上，库区两岸都是海拔较高的山地，坡度险陡、土壤瘠薄，可耕地极为有限。在这样的山区里，一旦人口密度骤然过度增加，有限的耕地必然无法负担，这就会迫使新移民满山开荒。如此一来，自然植被的破坏必将加重，森林和草地的面积会迅速减少，水土流失也随之更加严重，紧接着就会出现水库淤积速度加快。一旦库区森林植被遭到破坏，生物种群的栖息地也会缩小，这样三峡地区的生态和环境条件就必然陷入到恶性循环之中。

三、水库淤积构成严重威胁

    如果花了巨额投资、淹没许多著名古迹、造成严重的生态和环境恶化，而换来的只是一座短命的水库，那么，这样的工程简直就无异于劳民伤财了。水库寿命的长短主要取决于水库淤积的速度，这也是世界上任何大坝工程管理者都担忧的关键性隐患。在埃及的阿斯旺大坝每年约有一点三亿吨泥沙淤积在水库内，如此规模的淤积量已经导致水库有效库容明显下降，水利工程效益大大降低；中国的三峡水库一旦建成，据测算每年泥沙总量为五点二亿吨，是阿斯旺大坝的四倍，但三峡水库的死库容却仅为阿斯旺大坝库容的八分之一。显然，泥沙淤积对三峡水库的威胁甚于阿斯旺大坝。

    国内有关专家早就注意到，山坡崩塌是三峡地区频繁发生的自然现象之一，库区内两岸有二百多处潜在的塌方隐患。并且，在三峡地区还曾发生过五点一级的地震。这样，地震加上塌方也很可能造成水库的严重淤积。

    面对防止水库淤积和延长水库寿命这一难题，三峡工程设计者提出的设想是，“汛前将坝前水位降到死水位附近，汛期以极大的流量放水冲沙，类似于天然河道的情况，汛后再在库内蓄留清水。”在逻辑上和现实中，这种设想的可行性有多高呢?

    其实，三峡工程关于放水冲沙的设想是令人怀疑的。因为，通过泄洪所能冲走的只是可在水中悬移的粉沙，但却很难排出在库底推移的粗沙。埃及尼罗河携带的泥沙主要是粉沙，尚且造成阿斯旺水库的严重淤积；而长江三峡的泥沙主要来自四川盆地的粗沙和细砾，它们不是在江水中悬移、而是在江底推移的。即使三峡工程的设计者保证要以“极大的流量”在汛期冲沙，坝前的库水又如何能把沉积在面积广大的库底的粗沙细砾冲泻一空呢?更何况地震及塌方所造成的水库淤积，分布在库区上游地段，又以岩石块、碎石渣为主，不可能通过泄洪把它们排除掉。

四、防淤和防洪无法两全

    三峡水库能够保证防洪、航运、防淤等诸项目标都顺利实现吗?修建三峡工程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要防洪。众所周知，汛期到来时大型水库可以蓄留洪水、延滞洪水的下泄，因此才能够起到防洪的作用；如果如前所述，水库在汛期大开泄洪道，听任洪水汹涌而下，那么下游的洪水就会和没有这座水库时一样。

    三峡工程将如何兼顾防淤和防洪呢?当人们质疑水库的淤积问题时，三峡水库的捍卫者用汛期泄洪来解释；当人们怀疑水库大坝过高，有种种风险时，设计者又以需要蓄洪防洪来辩护。然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破绽就显露出来了。既然三峡水库要靠汛期大量泄洪来防止泥沙淤积，那么事实上就不可能在汛期蓄水防洪；如果三峡水库要在汛期蓄洪，就必须减少汛期库水下泄量，那么，汛期江水带来的大量泥沙就无法排出水库，因此，水库的严重淤积就无法避免。简言之，三峡水库不可能在防洪和防淤之间求得两全其美，若要防洪，则水库淤积，若要防淤，则下游将遭洪水的威胁。

    实际上，由于下游的洪水灾害比水库淤积要明显易见，水库的管理者为了避免公众的批评，一般会倾向于重防洪而轻防淤，其结果将是，水库泥沙日益淤积而难以排除，再加上塌方造成的砂砾堆积，最终淤积沙石的分布越来越广，并沿江上溯、直达重庆。那样，三峡水库的寿命将迅速缩短，改善航运会成为泡影；更严重的是，不但三峡水库防止下游洪灾的能力大大缩小，而且这个水库可能造成上游地区新的水灾隐患。

    三峡水库截留蓄水后，库尾将紧逼重庆。按照三峡工程设计者的估计，“三峡水库的总库容量为二百亿立方米，仅为坝址年径流量的百分之四，”如果长江上游地区遇到较大洪水，而三峡水库又严重淤积，那么，重庆等上游沿江城市将出现洪水倒灌、淹没城市，构成这些地区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水灾隐患。

五、水库本身造成生态和环境的恶化

    人们往往以为水电工程不会造成污染，但从近三十年来世界上各国大坝建筑的历史来看，就可以知道，这种看法并不正确，因为，水力发电本身或许不会直接造成污染，但为了水力发电所修建的水库却可能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例如，巴西政府耗费七点五亿美元的巨资，在亚马逊河上修建了巴尔比纳(Balbina)大坝，该水库淹没了两千三百六十平方公里的森林。被淹没的林木腐烂时使库水严重酸化、缺氧，并释放出大量有毒的硫化氢和甲烷气体。结果，污染的库水不仅腐蚀破坏水电站的涡轮机，而且造成大量的水生生物和鱼类死亡，使库内水质恶化发臭。

    修建大坝、利用水力发电，不仅有可能造成新的污染源，而且还会把一些可贵的、可再利用的资源变成濒危资源或使之灭绝。在美国，近五十年来修建的大坝给河流、海口、海湾、三角洲等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例如在哥伦比亚河流域，由于建坝造成鲑鱼量减少，据美国鱼类学会估计，近一半的鲑鱼种类因此而消失，还有近四分之一近乎灭绝。

    中国的三峡库区内目前已有污染源七十三个，废水总排放量每年达九点七五亿吨。大坝建成后库水流速降低，将造成重金属等有毒污染物累积、沉淀于库内，加剧库水的质量恶化。

    大江滚滚东流去，这不息奔腾、流入大海的江水世世代代为人类造福，人类往往视之为自然之赐。长江这世界第三大河流滔滔不绝地注入河湖沼泽，以它那巨大、天然的能量养育着沿江两岸人民的生息繁衍，长江流域的三角洲、河口海湾、滩涂等许许多多大自然的生命过程都依赖于它的哺育，长江就是这一切自然万物赖以生存的源泉。一旦这个源泉遭到污染破坏，势必殃及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并延祸子孙万代。

六、大型水电工程未必是“经济起飞”的灵丹妙药

    修建大坝，利用水力和能源促进经济发展，是人类的一种期望，但人们常常高估了水库的经济效益。美国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期间，由政府投资，在田纳西河流域修库筑坝，开发水力资源，试图获得发电、灌溉、航运、防洪和旅游等各项效益，进而带动整个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在这十一万平方公里的流域内，三十年间建起了数十座水电站，后来又在七十年代扩建了火电厂和核电厂，在该流域形成了一个以电力为中心的综合网。但是，这样优越的条件并不必然保证当地经济加快发展。

    事实上，仅凭其充沛的电力，田纳西河流域的经济不但没有“起飞”，相反却落在了邻近地区的后面。1975年，田纳西河流域内的年人均收入虽然比1933年增长了百分之七十五，但仍然仅及全国平均数的百分之七十七；而1933年人均收入与该流域相当的邻近地区，1975年的人均收入却比1933年增长了百分之九十，明显快于田纳西河流域人均收入的增长。

    由于大型水电工程的实际经济效益可能大大低于预期设想，当年花费的巨额投资就会长期无法收回。三十年代在田纳西河流域，为了改善该流域的航运条件而花费了大量投资。但是，因为当时未能正确地估计将来货物运输结构的变化，误以为水运条件改善后水运收益必然迅速增加；结果事与愿违，花了这些投资并没有带来相应的收益。由于后来该河的货运遇到了公路和管道运输的激烈竞争，水运收益增长很慢。结果，当年用于改善该流域航运条件的大量投资经过了漫长的四十年后，到1975年才得以收回。同样，用于整个流域的防洪投资为二亿八百万美元，也是四十年后才收支平衡。美国政府和民间原先期望田纳西流域成为一个样板、以便在其他流域推广，这个设想最后被证明只不过是“乌托邦"。

七、迈入二十一世纪: 学会与大自然和谐共处

    人类社会对自然界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每过一个时期，人们就发现，自己对大自然的认识需要修正。就像人们最终认识到森林野火具有使森林再生的作用一样，近来人类也开始认识到，急流和洪水是使河流流域无数生物物种更新的自然力。可是，由于过去认识的局限性，人类已经采取了许多不当行动，造成了对生态和环境的严重破坏。现在，人类一方面正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另一方面则花费巨额投资去矫正过去不当行动的后果、以便恢复生态平衡、减少环境污染。所以，人类对大自然的认识是付出了重大代价的，今日被认为是征服、改造大自然的成功经验和伟大壮举，明日却要为之付出更大的代价来纠正这些“伟大工程”所产生的环境恶果。

    最近，美国在格兰大峡谷大坝(Glen Canyan Dam)所作的试验就是一例。该大坝建于六十年代，是科罗拉多河(Colorado River)上许多大坝中的一个，它把凶猛地泄入大峡谷的科罗拉多河拦腰截断，“高山出平湖”，从此改变了该河的流速和洪泛平原的环境。然而，河道的改变却殃及了河流中的鱼类，使得许多如弓背鲤一类当地特有的鱼种变为濒危物种。今年四月，美国内政部决定耗资四百万美元，在大坝上施行一项工程、开放三个泄水管道，以便模拟建坝前科罗拉多河的河道，这是部份地放弃了大坝的功能，但对抢救濒危的野生生物物种、恢复洪泛平原生态系统和大峡谷的自然景观却有重大的价值。类似的实验还将在美国其他大坝推行。

    目前正在进行的美国基士米(Kissimee)河工程则代表了纠正过去水利工程恶果的另一类试验。基士米河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中部，北连基士米湖、南抵奥基抽毕湖(Okeechobee)，原河弯弯曲曲全长一百六十六公里。为了防洪需要，从1962年至1971年间，美国工程兵花了整整十年时间、耗资三千万美元，将该河改直成九十六公里的渠道(人工运河)。但这一工程完工后，使一万四千英亩湿地消失，因而完全改变了该河流域的水文和洪泛平原生态系统，使植被、鱼类、鸟类等生物群落遭到严重破坏。此后的二十五年中，专家们反复研究了这个工程的教训，终于使美国公众、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下决心要恢复基士米河的自然河道系统。从1996年开始，将用十五年时间和四亿一千五百万美元投资，将通直了的渠道再改回原来弯弯曲曲的河道，以便恢复洪泛平原生态系统，拯救濒临绝迹的生物物种。

    这些教训值得中国的三峡工程设计者和管理者认真借鉴。中国的长江水流湍急，而激流这一特有的环境哺育了近百种特有鱼类；一旦这一特殊的水流生境因修建大坝而消失，将对这些鱼类的生存带来灾难性的威胁。难道我们在一方面想方设法抢救和保护长江中驰名世界的濒危物种白鳍豚、中华鲟的同时，另一方面又要人为地增加濒危物种，无所顾忌地破坏鱼类资源吗?

    人类对大自然的逐步了解是付出了重大代价的，他人的教训应该成为我们的良鉴。如果为了眼前的利益而主观臆断地“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最终必然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人类应该学会保护其赖以生存的大自然，与大自然和谐共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长江则是中华民族的大动脉，三峡工程就相当于在这大动脉上动刀子，这绝对是必须慎而又慎的事情。大自然将向人类的子孙后代揭示，三峡工程的代价是多么的昂贵，其后果将会是多么惨痛。若干年后，我们的后代会不会一面痛切地责备祖先今日的短视与无知，一面愤然地花费更多的投资去补救今日三峡工程造成的种种后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