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进一步地确立了江泽民的核心领导地位，在台海危机期间主张对台采取强硬路线的乔石、刘华清、张震等人分别退出了中共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军委；十五大后，中共政治局常委内不再有军人代表，中央委员中军方所占的比例亦略为下降，且大幅度换血。中共权力结构的重组，为北京向“江八点”的温和基调回归，提供了较为有利的内部条件。 

    与此同时，两岸关系出现了进一步缓和的迹象。北京重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不再将台北要“停止在国际上制造分裂活动”列为恢复两岸协商的先决条件。台北则以“台湾加上大陆、才是中国”，凸显“一个中国”的原则，同时宣称，两岸协商的进行不应预设任何前提。在这一新形势下，两岸是否将在明年初恢复“海基”、“海协”两会的协商管道，甚至举行官方政治谈判，巳成为外界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本文主要分析中共十五大后两岸政治关系的互动。第一节对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在对台政策口径上所隐含的新意进行解析；第二节则回溯近期两岸关系渐趋缓和的过程和双方的策略考量；第三节进一步探讨两岸政治谈判的可能议题和妥协空间；在文章的最后，就中共十五大后两岸关系的互动，加以总结性的评估和预测。 

一、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所隐含的新意  

    中共十五大的政治报告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子题目，就两岸关系再次发表了纲领性的政策宣示。该部份篇幅约九百六十余字，远多于中共十四大政治报告的相关文字(约三百四十余字)[1]，说明在中共议事日程中台湾问题巳变得越来越重要。 

    十五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进一步确认了“江八点”在中共对台政策中的地位。台湾的行政院大陆委员会认为，十五大报告有关两岸关系的内容没有什么新意，较之“江八点”的政策基调，并没有太大改变。但大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却在十五大之后指出，江泽民政治报告中有关两岸关系的部份，对推动未来台海两岸的关系有实质性的助益，值得台湾方面好好研究。 

    那么，究竟中共十五大报告在两岸关系问题上有没有新意呢?其实，如果我们把“江八点”与十五大报告对“江八点”的引述细加对比，就会发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确实存在着微妙的差别，可能意味着中共对台政策的某种变化。 

    第一，十五大报告表达出比较明显的举行两岸政治谈判的意愿。 

    “江八点”第八条的说法是，“欢迎台湾当局的领导人以适当身份前来访问；我们也愿意接受台湾方面的邀请，前往台湾。可以共商国是，也可以先就某些问题交换意见，就是相互走走看看，也是有益的。”“江八点”发表后，因李登辉访美效应，中共对两岸高层互访不是语焉未及，就是预设诸多前提。[2] 在十五大前夕，中共宣传部副部长徐光春表示，必须在“一个中国”的原则及台湾方面有确实措施推动两岸关系发展这样两个先决条件下，两岸领导人互访才有可能进行，“互访才有实际意义”。[3] 如果就两岸领导人高层互访这一点来看，十五大报告并没有提到这个问题，自然看不出新意。 

    但是，十五大报告在扼要重述“江八点”的其它内容时，优先强调了“江八点”第三条有关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举行政治谈判的倡议。十五大报告不但“再次郑重呼吁”两岸先就正式结束敌对状态进行谈判，而且加重语气，“希望台湾当局认真回应我们的建议和主张，及早同我们进行政治谈判”。急切之情，溢于言表。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十五大报告在重申十四大政治报告和“江八点”有关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什么都可以谈的政策基调的同时，透露出北京对“一个中国”的原则，可能予以进一步的宽松铨释。 

    “江八点”第一条的原文是：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决不容许分割；任何制造“台湾独立”的言论和行动，都应坚决反对；主张“分裂分治”、“阶段性两个中国”等等，是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的，也应坚决反对。“江八点”的第二条则明言，“反对台湾以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为目的的所谓“扩大国际生存空间”的活动。[4] 

    但在十五大报告中，“江八点”的这些内容被浓缩为:要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反对分裂，反对“台独”，反对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这样，十五大报告就实际上将反对“分裂分治”的提法改变为“反对反裂”，似乎不再明确表明反对台湾“扩大国际生存空间”的立场。 

    需要分析的是，这一变化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中共对台北有关“一个分治的中国”、“主权共享、治权分属”等新的折衷提法，留下了磋商的余地？还是纯属“技术”原因，仅仅是为了在冗长的十五大报告中浓缩文字，故而无法对台北的“翻新花样”一一予以拆解？要了解这一点，应当再观察一下最近中共在其他场合的相关表态。 

    实际上，无论是十五大期间中共海协会长汪道涵对江泽民报告内容的阐述，还是1997年9月底中共外长钱其琛呼吁两岸应就政治谈判的程序性安排展开蹉商时，都未明确批判台北有关“两岸分治”、“扩大国际生存空间”的言行。汪道涵所强调的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钱其琛则只是重申，中共将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坚决反对台湾独立、“两个中国”等各种形式的分裂活动，坚决反对台湾通过公民投票、走向独立的图谋。[5] 由此来看，北京对台湾的“分治论”和“国际生存空间论”略而不批，似乎并不是无意的疏忽，而是隐含着某种政治玄机。 

    如果我们进一步对比北京在台海危机期间的政策宣示，还可以发现近来北京对台政策弹性调整的脉络。1996年1月30日，中共总理李鹏在纪念“江八点”发表一周年的谈话中，并未将“分裂、分治”予以区隔，而是视它们为同一概念，李鹏并且将批判的矛头集中针对所谓的“隐性台独路线”，亦即“分裂分治论”和“对等实体论”。李鹏在谈话中先是重申，中国人民不但反对任何“台湾独立”的言行，也同样反对“分裂分治”、“阶段性两个中国”等违背“一个中国”的言行；他继而又强调，台湾当局所谓的“两岸分裂分治”，是鼓吹中国的主权巳经分裂，海峡两岸是“两个对等且互不隶属的政治实体”，巳各自成为“独立的国际法人”，是鼓吹台湾参加联合国、或参加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搞“双重承认”。当时李鹏的结论是，不管花样如何翻新，但万变不离其宗，台湾当局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就是搞“台湾独立”。[6] 

    由于台北坚持“在两岸分治的基础上追求中国的未来统一”，采取推动务实外交和改善两岸关系两手并举的既定政策，如果北京将“分治论”和“国际生存空间论”视同台独，予以严批，两岸显然谈不起来，也无从结束敌对状态。但是，从北京在台海危机期间对台“文批武吓”，中经危机过后对台采取“冷处理”策略，到十五大报告“郑重呼吁”展开两岸政治谈判，可以看出，中共“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政策基调虽未改变，但在策略上却因时而异、不断调整。现在，中共的对台策略不但巳经回到了“江八点”的政策框架，而且比“江八点”更具弹性和可操作性。 

    至于北京是真想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与台北协商其国际空间问题，还是想绕过这一歧见，营造两岸和谈的气氛，在“三通”问题上寻求突破，还有待观察。但无论如何，中共十五大报告在对台政策宣示上的弹性处理，显然有助于促进两会协商的全面恢复以至于两岸政治谈判的启动，这可以说是十五大报告较“江八点”更为高明之处。但是，十五大报告的这一新意，似乎并未引起外界的广泛和充份的注意。 

二、两岸政治关系改善的契机  

    1996年台湾总统大选后，两岸关系曾一度出现过改善的契机。当时，北京敦促台湾当局以实际行动缓和两岸关系；李登辉则表示，要兑现其在选举期间有关“改善两岸关系是当选者当务之急”的承诺。随后，李登辉在五月廿日总统就职演说中，只提“分治”，不提“分裂”；肯定台湾不走“台独”路线，两岸都追求统一；对高层互访不再预设具体的前提条件。李登辉的这一立场得到了北京官方学者的正面评价。[7] 

    但是，因为李登辉在演说中表示，还要继续推动务实外交，而且回避“一个中国”的原则和两岸之间的“三通”问题，北京高层对此极为不满。所以，北京在台湾选完总统后，对台北有关恢复海基、海协两会协商、举行高层互访的提议，一概予以“冷处理”；同时致力于对台进行经济诱控和外交封锁。与此同时，台北则继续追求务实外交，并先后推行“戒急用忍”的大陆经贸政策和以总统扩权及冻省为核心的修宪政改，淡化“一个中国”原则对台湾内政改革和外交拓展的束缚，节制两岸经贸交流的过程。两岸政治关系的持续低迷及其在外交战场上的拉锯争夺，不但阻碍双方经贸交流的发展，导致彼此经济资源的消耗，而且使台北和北京的既定政策面临调整的压力。 

    从台北方面来说，“戒急用忍”政策与民间工商团体“在商言商”的现实取向有明显的差异，大企业家王永庆、张荣发等人均公开反对此一限制两岸经贸交流的政策。在反对“戒急用忍”、争取工商界人士的支持方面，民进党内许信良等人所主张的“西进政策”，以及新党的开放两岸直接“三通”的主张，亦有异曲同工之妙。 

    台北追寻务实外交，固然有其民意基础；但如何在务实外交的拓展和两岸关系的改善上，寻求最佳的平衡点，却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问题。民进党主流派强调的是，台湾的当务之急是要争取独立的外交主权、寻求国际支持、维护台湾的安全，而不应随中共的音调起舞、看中共的眼色行事。新党认为，片面追求务实外交会影响两岸关系的正常发展和台湾安全。而国民党的外交政策，则介于新党与民进党主流派的政见之间，主张拓展务实外交和改善两岸关系这两手并举。但在两岸政治协商管道闭塞的情况下，这两项政策实际上是互相抵触，无法兼容的。 

    两岸政治关系的紧张，使台北既无法采纳“政经分离”、开放“三通”的合理经贸政策，也无法有效解决其国际生存空间问题。为此，从恢复两会事务性协商管道开始，进而举行两岸政治性会谈，巳成为台北在总统选举后所刻意宣示的一项政策。 

    从北京方面来说，举行两岸政治谈判，将台湾问题纳入一个中国的轨道，本来就是中共孜孜以求的目标。台海危机后，中共之所以一度对台北的和谈姿态采取“冷处理”策略，似乎主要是基于以下四个方面的考量。首先是因为，北京在李登辉访美后曾单方面宣布中止第二次辜汪会谈，并大举批李，其既定立场已鲜明表达；若在李登辉高票当选总统后，中共马上无条件恢复两会协商，不但有失面子，而且无异于承认军事演习“前功尽弃”。其次，北京巳经不再满足于以往“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两会事务性协商模式，但又对台北是否愿意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与其进行政治性会谈，颇表怀疑。再次，台海危机期间，“江八点”的弹性基调受到了中共内部强硬派的批评，因此在中共十五大权力结构重组告一段落之前，北京也无力在对台政策上作出宽松性的调整。最后，香港回归为中共提供了对台进行外交和“三通”攻势的有利条件，使其可以先在这两个方面求得突破，再与台北进行正面政治交锋。 

    然而，中共的对台“冷处理”策略，毕竟只是权宜之计；其最终目的仍是等待有利时机、把台北逼上政治谈判桌。为此，中共虽然将反对“台独”、促进“三通”列为一九九七年年对台政策重点，但亦宣称，要为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举行两岸政治谈判创造条件。[8] 

    1997年初，北京开始对恢复两会协商的条件作出微妙调整，从强调台湾应“应停止在国际上制造分裂活动”[9]，转而强调“只有台湾当局取消一切对两岸经济合作和直接三通的人为限制，才能为两岸恢复会谈营造适当的气氛”[10]，这一说法的转变透露出，只要台北愿意在开放“三通”问题上作出让步，北京也可能同意恢复两会协商。同年三月，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也将两岸谈判的障碍归结为“台湾不提一个中国和国家统一”，而不再强调台北应停止在国际上搞分裂活动。[11] 

    1997年4月，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庆平率团访问大陆后，两岸的政治关系出现了进一步解冻的迹象。大陆海协会副秘书长刘刚奇于八月间应邀到台湾参加学术会议，与陆委会副主委吴安家、海基会秘书长焦仁和会面晤谈。与此同时，副总统连战多次对外表示，台北追求统一，可与大陆谈判“一个中国”、“三通”及外交休战的政治议题。[12] 大陆的台湾事务官员则表示，只要台湾认同“一个中国”的原则，则两岸可暂不讨论“一个中国”的内涵；如果台湾愿意，亦可在以后的协商中加以讨论。汪道涵有关“主权是不可以分割的、但可以共享”的说法，与台北陆委会有关“主权共享、治权分属”的新提法，实际上已经表现出双方认知上的交集。 

    从更广泛的角度看，两岸关系的解冻和政治谈判条件的渐趋成熟，与中台美三边关系的互动亦有很大关系。台海危机后，华府多次重申“一个中国”政策，表示不支持台独和台湾加入联合国；美国对两岸政治接触的态度，亦由八十年代的“不介入、不鼓励、不调停”，转为希望两岸和平协商、解决争端，鼓励台北与北京通过谈判、解决其外交空间问题。新任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陆士达甚至认为，李登辉1995年的访美之行是一项“严重的错误”。[13] 

    美方态度的转变，使台北对两岸政治谈判的态度渐趋积极。另一方面，江泽民访美前后，中美关系逐渐加温。中共外长钱其琛和美国国务卿欧布莱特在1997年4月和6月间先后表示，北京“巳使美国正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要求”，美国将与北京进行有关台湾问题的实质内容对话。[14] 并且，中美建设性战略夥伴关系的建立亦使北京认为，有必要通过两岸政治谈判，终结敌对状态，防止台湾问题国际化，将台湾海峡排除于《日美安保防卫条约》所界定的“周边有事”地区之外。 

三、两岸政治谈判的议题和妥协空间  

    如果两岸在1998年春天举行政治谈判，其主要议题可能包括结束敌对状态、开放直接“三通”、解决台北的国际空间问题、“一个中国”意涵的重新铨释等四项，其中前两项议题似乎较易于达成共识。比如，北京可以宣布只要台湾未公开走向独立，就不对台使用武力；台北则可相应开放两岸“三通”。但因受后两项议题的牵制，解决前两项议题也不是一件易事。 

    就结束敌对状态而言，台北于1991年正式结束“动员戡乱时期”后，巳排除对大陆使用武力的可能性。而北京从九十年代起，亦将对台用武的前提限定于台湾独立或外力涉台，而不再将使用武力作为防止台北长期拒和的手段。[15] 台海危机期间，中共举行多次军事演习的目的也是在于“防独”，而不是“促统”。台北对中共武力防独的底线自然很清楚。所以国府在大力拓展务实外交的同时，制定了“国家统一纲领”。而民进党之所以宣称，即使上台执政、也没有必要宣布独立，就是估计到，台湾只要未进入所谓的“显性台独”，北京就不至于断然决定用武力迫和、促统。 

    另外，从中美“联合公报”和《日美安保防卫条约》的内容看，如果大陆在台湾未公开抛弃“一个中国”的立场并走向独立的情形下，而贸然对台使用武力，那么，美方出面干预、维系台海和平的可能性较大。但如果台湾先宣布独立，招致中共动武，则美方是否会改变“一个中国”的立场、出面支持台湾，就很值得怀疑了。因此，从中台美三边关系的互动来看，两岸不是没有可能就“台湾不独立、大陆不动武”达成某种共识或默契。 

    就第二项议题而言，促进两岸“三通”，是北京的一项重要政策目标；而台北在这方面则长期实行“导禁兼施”的策略，不愿意无条件开放“三通”，丧失手中的经济筹码。但在北京的“三通”攻势和台湾民间压力的推动下，过去十年中两岸经济、文化交流仍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展。特别是香港回归后，两岸实际上巳经实现了定点“三通”。 

    台湾政治民主化的深入发展，使在野党派和民间利益团体的意见得到了更多的表达机会。众多工商界和文化界人士，出于推动和扩大两岸经济、文化交流的现实考虑，成为支持两岸“三通”、改善双方关系的利益团体，进而影响到“戒急用忍”政策的有效实施。 

    目前台北之所以不愿意开放直接“三通”，主要是担心台湾安全没保障，以及北京以中央对地方的态势推动“三通”。台湾行政院陆委会副主委高孔廉曾表示，两岸现阶段从事政治谈判，最重要的议题是结束敌对状态、签署和平协定，接着才能谈“三通”。[16] 

    台北一向担心，中共有意在国际社会制造两岸和谈的印象，以此解除台湾所企求的国际保护，阻止台北拓展外交空间。因此，台北自然希望将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列入谈判议程，甚至列入两岸和平协定的内容当中。根据陆委会主委张京育的说法，和平协定不应只限定于“停战协议”，而应该进一步规范两岸间的关系，包括台湾在国际间的活动也应受到保障。[17] 而大陆对台办系统的高层官员也曾经在内部会议上表示过，“台湾方面关心国际生存空间，两岸谈判可从这里谈起”。[18] 

    但是，虽然北京强调，只要是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什么都可以谈”，但是，在具体的谈判中，北京除了承诺“江八点”巳提出的，不反对“台湾同外国发展民间性经济文化关系”、允许台湾加入经济性国际组织外，是否愿意在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上作出新的让步，则还不得而知。而如果北京提出，台北可以用“中国台湾”的名义，加入国际组织，与北京的邦交国互设联络处或领事馆，则台北是否乐于接受，也是疑问。 

    在近年两岸外交拉锯战的过程中，台湾内部出现了一股“外交休兵”的呼声。1996年12月，国民党内部有些人曾考虑透过国家发展会议，提出突破两岸僵局的建议，即台湾可承诺在五十年内不碰触独立问题，并且不增加邦交国的数目，其交换条件是中共放弃武力攻台和打压台北的国际空间[19]。同时，新党以及民进党内以许信良为代表的非主流势力亦认为，台湾没必要花费大量纳税人的钱，去“养”二、三十个小邦交国，也不应该在加入联合国问题上下太多血本，而应该将主要精力放在加入国际经济性组织上[20]。 

    然而，“外交休兵”并非台湾朝野的主流看法。1997年9月李登辉出席巴拿马运河会议期间，宣称“中共(的压力)再大，也不会比我老爸大”[21]，强调台湾在建交国有限的情况下没本钱跟中共谈判，说明台北当局并不安于消极维持现有的外交格局。与此同时，行政院副院长章孝严也宣称，台北推动务实外交，目的在于“以战止战”；在回应江泽民十五大报告中有关两岸可先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展开结束敌对状态谈判的呼吁时，陆委会副主委林中斌亦强调，台北“一向有独立的外交”，“两岸应在面对分治的基础上务实进行交流与谈判”[22]。 

    但是，台北“以战止战”的底线究竟在哪里？台北的外交战要打到什么局面，才愿意“止战”？是象李登辉两年前所说的，等台湾有四十多个建交国时再谈，还是只要北京默认台北的现有外交格局、允许台湾加入国际性的经济组织，就可实行“外交休兵”？在这些问题上，台湾朝野政党内部以及政党之间并无一致看法，两岸能否就台北的国际空间问题达成协议，就更难说了。 

    最后，就“一个中国”的意涵而言，两岸能否就此达成共识的关键在于，双方能否就其各自的定义作出某种调整。近年北京对于“一个中国”的意涵，有较为宽松和较为严苛的两种不同的铨释。前者指的是，“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至于两岸统一后采取何种国号、国旗、国歌均可商量；后者则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或特别行政区。从“江八点”及十五大报告有关两岸关系部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词避而不用来看，北京很有可能以“一个中国”的宽松铨释，来与台北谈判统一后的政治安排。 

    另一方面，台北对“一个中国”的原则，亦有较为淡化和较为执著的两种处理方式。前者将一个中国的概念限定于历史同源和未来统一的含义，宣称中华民国的主权不及于大陆，不否认北京政权的正当性，与“阶段性两个中国”的说法极为接近。后者则宣称，“台湾加上大陆才是中国”，强调中华民国的主权及于大陆，目前的治权虽仅包括台、澎、金、马地区，但三民主义终将统一中国。前一种铨释不挑战北京的政治合法性，似乎较为友善；但因台湾走向独立的现实趋向明显大于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遥远目标，北京在“两害相较取其轻”的考量下，或许宁可接受后一种铨释。当然，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执著，无疑会影响到台北务实外交的拓展。 

    由于国际上大部份国家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代表性，台北近年来刻意淡化“一个中国”的原则，以凸显台湾的独立主权，争取国际承认。目前双方虽然都讲“主权共享”，但却有截然不同的含意。北京强调的是，“只有实现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才能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真正充份地共享伟大祖国在国际上的尊严与荣誉”。台北所谓的“主权共享、治权分属”强调的则是，在统一的目标达成前，双方各自作为主权独立的政治实体，通过平行代表和交叉承认的方式，分享国际空间；此处的治权概念，比中共“一国两制”方案中所许诺的高度自治权、立法权、司法权(包括终审权)还要广泛，实际上很难与主权这一概念区分开来。 

    所以，除非两岸在有关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上达成共识，双方对于“一个中国”的意涵，至多只能维持各说各话的局面。台北希望两岸达成“相互承认为中国的一部份、互不否认政权正当性”的共识，看来也难以为北京所接受。 

四、结论  

    中共十五大报告对台北“分治论”和“国际生存空间论”略而不批，呼吁推动两岸政治谈判，意味着北京一年多来所实行的对台“冷处理”策略巳告一段落，对台政策的基调已变得比“江八点”更为宽松。与此相对应，台北提出“一个分治的中国”、“台湾加上大陆才是中国”，也反映出对“一个中国”的原则的认可。未来两岸新一轮的政治互动，预示着双方有可能走出台海危机的阴影，恢复事务性协商，进而举行政治谈判。 

    在两岸政治谈判的议题中，结束敌对状态和开放两岸“三通”看来较易解决，但因在台北的国际空间和“一个中国”的意涵这两项议题上缺乏共识，对前两项议题的协议也会受到影响。两岸在“一个中国”、“主权共享”等文字上的交集，并不能保证双方就在台北的外交空间问题上形成共识。如果两岸谈判不能有效地化解彼此在主权问题上的歧异，双方仍继续进行外交拉锯战，那么，随着香港的回归效应和大陆经济、政治实力的增长，台湾的外交局面有可能进一步恶化。倘若如此，台北当局亦有可能铤而走险，不计两岸关系进一步恶化的政治代价，尝试用“中华民国”以外的牌子去拓展务实外交，以满足台湾社会对国际空间的需求。万一出现这样的局面，两岸关系将可能面临一场新的危机，而北京和台北近期所刻意营造的缓和气氛，也就有可能毁于旦夕之间。 

【注 释】 
[1] 纽约《世界日报》，1997年9月12日。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全文见《人民日报》海外版，1997年9月22日。 
[2] 详见林冈，“邓后时期中国统合的可能性”，《当代中国研究》(美国)，1997年第1期，第81页。 
[3] 纽约《世界日报》，1997年9月13日。 
[4] “江八点”全文见纽约《世界日报》，1995年1月31日。 
[5] 分见纽约《世界日报》，1997年9月15日、9月30日。 
[6] 李鹏谈话内容见《人民日报》海外版，1996年1月31日。 
[7] 纽约《世界日报》，1996年5月20日。 
[8] 中共台办主任陈云林在纪念“江八点”两周年座谈会上的谈话，见台湾《中国时报》，1997年1月31日。 
[9] 台湾《中国时报》，1997年1月2日。 
[10] 北京《人民日报》海外版，1997年2月2日。 
[11] 北京《人民日报》海外版，1997年3月8日 
[12] 纽约《世界日报》，1997年8月6日。 
[13] 纽约《世界日报》，1997年8月2日。 
[14] 纽约《世界日报》，1997年8月20日。 
[15] 如江泽民和杨尚昆在1990年先后表示，不放弃对台用武，是就台湾独立和外力侵入台湾而言的，见北京《人民日报》海外版，1990年3月12日，及台湾《中国时报》1990年9月25日。 
[16] 纽约《世界日报》，1997年8月9日。 
[17] 台湾《中央日报》，1997年8月17日。 
[18] 纽约《世界日报》，1997年10月3日。 
[19] 台湾《中国时报》，1996年12月16日。 
[20] 1995年5月本人与全美中国政治研究学会同仁访台期间，与新党立委李庆华和民进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陈忠信晤谈时，发现他们对台北外交策略的意见，极为相似。 
[21] 纽约《世界日报》，1997年9月12日。 
[22] 纽约《世界日报》，1997年9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