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初阶论”看中国意识形态的转型－－兼论邓后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可能性

从传统的社会主义全能主义(Socialist totalitarianism)政治[1]向后全能主义(Post-totalitarianism)政治的过渡，是当代政治学研究中最具吸引力的课题之一。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以及由此引起的政治变化，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内容。

    在全能主义体制中，不仅权力高度集中，政权机器全方位地渗透和控制社会的每个细胞，使民众没有自主的社会活动空间，也不存在市民社会；而且这种体制也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政治”特色，通常以一种有乌托邦色彩的意识形态为一党制社会的整合基础，通过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高度社会动员和大众政治参与，来实现统治精英确定的政治目标。这种意识形态既是执政者权威合法性的来源，也是全能政治下社会共识与社会凝聚的基础，精英与一般社会成员均通过这种意识形态来了解生存的价值、形成政治使命意识。

    目前中国的变革过程采取了维新而不是激进的革命模式，这就决定了变革过程中政治权力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历史连续性。因此，中国当代的变革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原有意识形态极大的牵制和约束，必然会面临这样的矛盾：一方面，执政精英的权威合法性来源于原有的政治程序，因此他们必须依靠原来的意识形态论证其权威的合法性，这样，执政者政治行为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必然是强调对这种意识形态的效忠；另一方面，在后全能主义社会中推行市场化改革，本质上与旧的全能主义意识形态预设的“一大二公”的理想社会目标和教条相对立，因此，改革过程中如果仍然过份依赖旧的意识形态，就必然作茧自缚，甚至会被“原教旨主义”的保守派势力所攻击。这就形成了一种两难困境。

    正因为如此，考察、分析后全能主义政治在意识形态取向方面的这一困境，并进而研究执政精英面对这一矛盾所作出的选择，乃是分析后全能主义政治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视角。本文先考察中国大陆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左派政治势力在意识形态方面对执政的主流派的挑战；然后分析江泽民当局怎样通过“讲政治”来作最初的回应，继而又如何选择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这一意识形态；最后，通过研究中共的意识形态战略选择的演变过程，分析“初阶论”意识形态对未来政治发展的可能影响。这一研究对于认识中国后全能主义时期意识形态的发展演变、以及判断后邓时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前景，均具有重要意义。

一、九十年代以来左派对主流派意识形态的挑战

    要理解中国大陆的当代政治，尤其是理解围绕着意识形态问题而引发的种种政治现象，就必须充份研究政治生活中左派意识形态和政治势力的影响。

    众所周知，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列宁主义式一党制国家的政治中，相当于政治生命符号，因而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六四”以后，左派思潮一度成为强势意识形态，并形成两次活动期。这里讲的左派，是指那些以斯大林式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和意识形态为理论基础的政治势力。从政治理念上看，他们坚持改革前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主张据此改造社会；但经济改革在大陆已历经二十年，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他们顽强地坚持这种政治理念、信条、原则与制度结构，实际上是当今中国社会中的政治保守派，已经成为被改革的对象。所以，本文中提到的左派和保守派是同一所指。

    “六四”后左派势力在大陆政治生活中居于强势地位，他们当时接近决策中心，可与决策者通畅无阻地沟通；而原先体制内的开明派、自由派政治势力则失去了与决策中心沟通的机会和渠道。当时，左派势力采取主动的进攻性姿态，其第一次活动高潮是对自由派知识分子政治思潮的反向运动。以邓力群为代表的左派势力，突显其在传统官方意识形态上的正统性，取得了话语上的优势地位和政治资源；他们强调“反和平演变”和“阶级斗争”的基本目标，以此为反击自由派的理论基础，严厉抨击前任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但由于左派原教旨主义式思潮具有反对市场化改革的保守倾向，因此受到了邓小平的抨击，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讲话中提出，“中国要警惕右，但更主要是防止左”。

    此后，左派意识形态政治势力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退出了体制的核心。但是，他们仍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形成了自己的牢固地盘，有刊物(如《当代思潮》、《中流》、《真理的追求》等)、有理论、有写作队伍、有理论话语上的主动权。他们在社会上虽然影响力有限，但却拥有与其实际权力并不相称的上层关系网及沟通渠道，其对上层的影响力之大，绝不可低估；更重要的是，他们以官方意识形态的话语系统为其观点的论据，而中共的决策层一向把意识形态视为其政权的生命、始终高度重视，这样就令左派有机会对决策层不断、有效地施加影响。

    左派的第二次活动高潮则是从1995年上半年到1997年上半年。首先是以邓力群的观点为基础的左派万言书“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以下简称“国安万言书”)一文在社会上流传[2]，接着在1997年1月第二份万言书“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向与特点”和第三份万言书“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又相继在社会上流传，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反对邓小平改革的意识形态理论攻势。

    第二次左派思潮活动高潮的出现，与经济改革日益深入并引发了经济结构变动和一系列深层次社会问题有关。从“国安万言书”这份最具代表性的左派文件来看，左派政治势力的主动出击之举，是有相当充份的理论准备的，其理论攻势具有以下几个新的特点。

    第一，搬出传统的官方话语系统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提出了以下观点。首先，抓住市场化改革导致国有经济比重下降、而私有经济比重上升这一现象，认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动摇了，这威胁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削弱了党的地位与无产阶级专制的基础”；接着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经典原理，提出在九十年代“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了比以往更坚实的基础，认为正在形成的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必然、而且已逐步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他们不仅力图寻找自己的政治代表，而且还会直接进入地方各级领导班子和政协，问鼎政治，同时也正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向社会主义进攻”；其结论是，经济与社会结构的上述变化直接导致了执政党组织的弱化并与工农大众疏离，“一旦风波来临，再想改变这种情况，就可能来不及了”，中共就会如同苏共在1991年的“八月事件”中那样孤立无援。这套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说法，具有相当大的反改革煽动力。

    第二，该文引用了大量数据和具体材料作为立论依据，以增强其说服力。普通学者绝不可能收集到这些显然取自高层党政机关内部文件的资料。例如，该文列举了全国县一级人大、政协机构中的私人企业家的比例，以及全国政府官员各年犯罪人数统计，还提出了“占银行存款人数2％的富人拥有全部存款总额的80％”这样一些颇耸人听闻的数据(虽然其可信度有待查证)。

    第三，“国安万言书”一反过去左派那种“意识形态上天然地具合法性、俨然代表最高政治权力”的角色定位，而是先肯定江泽民在执政党内的最高合法地位，然后以替“执政党的安全”(即江泽民体制本身的安全)着想为出发点，在文中暗示，江体制面临的真正危险并非来自左派、而是来自市场经济和自由派意识形态结合而成的强大的“新生资产阶级势力”，左派认为，这股势力从右面对江体制与执政党的权力地位构成了威胁，并指称这才是以江泽民为首的主流派所面临的真正的政治挑战。该文进而隐晦地表示出与主流派结合成政治联盟、共同维系“国家安全”的愿望。这种政治策略使得该文体现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说服力与温和性，缓冲了其明显的传统意识形态的攻击性。

    必须承认，若仅从其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正统性、数据丰富、定位恰当这三大特点来看，这份“国安万言书”是迄今为止左派理论水平最高的精心之作，连自由派人士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当时，这篇文章很快在北京及全国各地流传开来，它虽然未在知识分子中赢得多少支持者，却在离休干部、下岗失业员工和改革过程里的失利者中引起了相当大的共呜和反响，不少读过该文的离休老干部都对其抱肯定态度。一个长期受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并以此为政治思维话语的人，对该文所采用的理论逻辑系统是极为熟悉的，很容易受其思维导向的引导。更何况欣赏该文的多数人的自身利益在改革中也受到一定的影响，对改革中出现的消极现象深感不满，这份“国安万言书”对他们有吸引力是毫不奇怪的。

二、“讲政治”:江泽民回应左派挑战的最初选择

    自从中国大陆开始经济改革以来，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不同利益集团的出现、各地经济差距的拉大、社会失范、官员贪污腐败之风的盛行、失业与下岗人数增多、国有企业不断萎缩等等。到了九十年代的改革中期阶段，所有这些问题相互影响，产生了一系列导致日益严重的社会冲突和政治动荡的潜在性不稳定因素。在邓小平即将退出历史舞台、而江泽民的权力地位尚未巩固的时期，面对上述种种的不稳定因素，江体制对社会政治的整合能力尚未成熟，左派的挑战对政治局势的影响力自然也就相对地显得突出了。

    “六四”以后，左派已经形成并充实了自己以斯大林主义的经典理论为基础的意识形态解释框架，并据此抨击时政、试图影响政治动向。体制外和海外的自由派、民主派，对这些社会问题也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解释框架，他们把从贪污腐败到分配不公等现实生活与改革中出现的消极问题，归结为政治改革未与经济改革同步所致。而执政的以技术官僚为基础的主流派，则奉行在意识形态上“不争论”的方针；同时因长期缺乏创新意识形态理论的兴趣，而未发展、形成自己的与时局演变相对应的操作性意识形态(Operative ideology)，结果无法对变化中的时局和已出现的大量社会矛盾作恰当的解释；这样，他们面对左派主动的前所未有的理论挑战，一时显得相当被动。

    应特别指出的是，从左派思潮第二次高潮的情况来看，当政者面临的最大社会矛盾是如何对待“国有企业”的问题。大陆的改革进入中期阶段以来，可以说，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不仅构成了引发社会动荡的最大的矛盾焦点，也是导致政治冲突的关键所在。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国有企业大幅度亏损，政府面临着两难困境:如果继续通过国家银行对国有企业投放贷款，无休止地“输血”，不但将与事无补，而且必然导致越来越严重的通货膨胀；如果对国有企业进行民营化改造，则又恰恰“应验”了左派关于“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指责，给保守派留下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口实，在后邓时代面临左派的严重挑战。所以，自1994年以来，执政者始终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左右徘徊、举棋不定，没有作出明确的选择。

    执政者之所以无法作出明快决断，其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开始后中共在意识形态方面一直未能解决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教义与市场化现实走向之间的矛盾。就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原则而言，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本质特徵必须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从八十年代以来，官方一直回避意识形态讨论，只是以“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一提法，给非公有制(包括私有制)经济以“可以局部存在”的合法性。可是，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民营与集体经济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已开始超过国有企业的比重，官方原有的“公有制主体论”在理论上的缺陷日益明显。因为，按照“公有制主体论”的逻辑，只有当国有企业的比重大于民营和集体企业时，大陆的经济社会制度才是社会主义制度；一旦非国有企业的比重超过了国有企业的比重，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变质了。

    左派的万言书正是利用了“公有制主体论”的弱点，指称当今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造成国有经济小于非国有经济的结果，因此已危及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既然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共产党政权的柱石，因此，市场化必然严重威胁共产党的政权。

    江泽民对左派的这一挑战的最初应对是强调要“讲政治”。1995年9月27日，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召集人会议上，江泽民提出，“领导干部要讲政治，这里说的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感性。”他还引述了邓小平1986年的话，“要防止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西方敌对势力要西化、分化我们，要把他们那套民主自由强加给我们，我们不讲政治行吗？”在同年11月18日与国防大学学员座谈时，他又正式提出，“讲政治是十四届五中全会的一个重要精神，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任何时候都要讲政治。”[3]

    此后，在1996年1月24日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代表座谈会上，江又进一步提出要划清七种界限，即“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与私有化的界限，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议会民主的界限，辩证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界限，学习西方先进东西与同崇洋媚外的界限，健康文明生活方式与消极颓废生活方式的界限”。在这次讲话中，他还提出，“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换取经济一时发展。”[4] 在此后半年中，他在中央纪委、军队、公安与教育各方面的重要会议上，多次重申了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等基本观点。

三、“讲政治”的意识形态策略的政治成本

    江泽民的“讲政治”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应当如何判断江泽民的“讲政治”论呢？有的海外学者认为，江泽民的“讲政治”表明，他在政治上开始向左转；有人则认为，江历来是左倾的，他提出“讲政治”则进一步表明，他试图以左的思想主导施政方针。这样的看法似乎过于简单化了。

    从中国大陆当时的政治背景来分析，江提出“讲政治”有多种原因。首先，不少地方的各级党组织在市场化过程中忙于经商，其政治功能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以致于中央有可能变成缺乏地方基础的空架子，“讲政治”论有重整党的基层组织系统之意图。其次，“讲政治”论强调了江泽民在政治体制中的权威性与合法性，既然“讲政治”，就要求各级干部一切听从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这对巩固以江泽民为首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是有利的。第三，也可能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即“讲政治”论实际上是对左派1995年“万言书”的一种政治回应，其策略是，通过重申认同基本的正统原则，来证明自己在政治上的正统性，从而避免受到左派的攻击。

    “讲政治”论以防止“西方敌对势力要西化、分化我们”为主旨，江泽民提出要划清的七种界限中，第一条就是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这显然是一种反右的政治态势。正是通过这种反右的态势，江泽民表现出自己与前两任总书记的根本区别，即自己在政治上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从而可以减少左派利用市场化产生的各种问题对他进行攻击的借口。在他的党内权威地位和政治资源尚待巩固之时，尽可能减少左派反对势力的攻击，无疑是十分重要的策略。技术专家出身的江泽民对左的意识形态理念，并没有表现过真正的兴趣。他在后邓时代即将到来的有限时间内，希望通过发出自己的声音来表明自己原则上的正统性，可以被看做是一种政治上的防护性动作和举措。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中国的社会主义一党政治体制中，江泽民比前两任总书记更谨慎，更重视在新旧政治势力之间维持平衡。但是，任何一种政治主张和策略都有其政治成本，可能令左派感到满意的，却无法让社会各阶层都同样满意与支持。

    如果从政治学的角度来分析“讲政治”论，可以发现以下一些问题。首先，“讲政治”论没有明确的参照系和内涵。江泽民提出要划清七种界限，第一条就是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然而，却没有明确怎样界定马克思主义。因此人们就无法了解，“讲政治”到底是要讲“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要讲“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一步看，这“七个界限”只涉及主流派与右派之间的界限，却没有涉及主流派与左派之间的界限，例如，没有提及要划清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的界限。

    其次，经过了17年的改革岁月，多数民众对左的意识形态教条已经产生逆反心理，江泽民提出的缺乏限定条件的“讲政治”论，极易被误解为江体制在左派影响下要走向与邓小平的“讲经济”不同的政治思路。用中共理论家邢贲思的话来说，这样就会在社会上形成第三代领导与第二代领导之间出现“断裂”的印象，有可能导致一系列意想不到的政治后果。缺乏明确理论坐标的“讲政治”论，导致社会各阶层对执政者的疏离，在一般民众、知识分子、海外人士、在华商人中，产生了新的疑虑。人们自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后邓时代即将来到之际，江泽民是不是已经向左转变，并倾向于与改革潮流背道而驰的左派？邓小平历来更多地是讲经济，江泽民却强调讲政治，是否正在修正邓小平的方针路线？当时，在国内相当一部份知识分子当中，已出现对江泽民的疏离感；在北京和上海，人们在私下言谈中也确实流露出一些不满情绪。

    再次，“讲政治”论受到体制内要求进一步经济改革的政治家的质疑。更重要的是，当时，国有企业的改革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在这样的情况下，“讲政治”论也使执政者作茧自缚，不敢对必要的向市场机制的转轨作出及时的承诺，使国有企业的存在问题变得日益严重。

    最后，海外的自由派利用“讲政治”论未划清与左派的界线这一点，对江进行了抨击。海外的一些自由派持不同政见者，原来就对江泽民取代赵紫阳深为不满，在江提出“讲政治”论后，就预言江泽民将在后邓时代向左派靠近。例如，苏绍智在1996年9月的香港《争鸣》杂志上撰文指称，“主流派及其首领江泽民没有自己的理论主张，邓在，群雄敛容，邓后，江泽民可能在马列主义原教旨主义派的紧逼下，也在自己‘左’的本质的发作下，大幅度向左转”。苏氏还进而指称，“原教旨主义者在邓小平后期曾有过几次著名的出击，对当政的江泽民影响颇大，江泽民也讲过两种改革观(资产阶级的改革观与社会主义的改革观)，江泽民在1991年7月1日作过反对和平演变的报告，被邓力群吹捧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显然，“讲政治”论政治上的分寸确实是很难把握的。它有可能被左派利用，便于左派提出“是要资本主义的改革还是社会主义改革”的问题；但如果陷入左派的这一逻辑圈套，市场化经济改革的基本方向就必然被动摇，这时，党内主张坚持市场化改革道路而反对江泽民的“保守”倾向的各种力量就可能结合起来，这也是江本人决不愿意看到的。

四、邢贲思的“坐标论”及其主要内容

    1996年6月6日，邢贲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以下简称“坚持”)。邢贲思是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求是》的主编，是一位资深的中共理论家，现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他的这篇长文实际上为江泽民提供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策略，受到了江泽民的高度重视。1996年6月9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该文，在大陆的思想理论界和政界中引起相当大的反响，成为大陆理论界的一件大事，知识分子中对此文议论热烈。

    邢氏在“坚持”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他的“坐标论”观点。他指出，如果要“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不能以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一时一地某些具体结论为坐标或判断标准，而应该以当代中国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即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唯一坐标。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处的时代离当今现实已经相当久远，绝不可以要求他们为一百年以后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列宁也不可能承担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在他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全部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除按劳分配，没有其他分配形式。而社会主义社会不需要市场经济，连货币都是多余的。实践证明这是不适用的。”“而邓小平理论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科学地阐明社会主义社会中商品经济、市场机制、货币流通都是必不可少的。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则回答了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与巩固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因此，只能以邓小平的理论而不是其他理论作为理论正确与否的坐标。”

    这一“坐标论”的政治意义在于，正当在野的左派以马克思列宁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为根据、接二连三地攻击执政的主流派的市场化政策时，“坐标论”从理论上驳斥了左派的立论依据。1997年7月29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了一篇对邢贲思的专访，在专访中邢贲思更明确地说明了他当时提出这一观点的现实政治背景。当记者问到去年发表上述理论长文是出于什么动机时，他回答道，“当时江泽民同志在几次重要会议上提出，要划清七个重要界限。国防大学要我讲课时提出，军内找不到人来谈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后来我就想讲当前所谓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用一个什么东西作一个参照系。如果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的理论观点来作参照系，那么最后反到我们自己的头上了，因为马克思没有讲市场经济啊。这样划分的结果，把我们自己划到反马克思主义这一边了。在当代讲马克思主义，不以邓小平的理论来作参照系，最后一棍子就打到我们自己头上，这正是一些思想僵化保守的人们所欢迎的。所以起初我们讲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这个问题，他们拍手称好。在他们看来是时候到了。按他们的逻辑，前一段时期反马克思主义太厉害了，他们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那一套，僵化的。所以我们这些就被他们划到反马克思主义一边。”

    邢贲思敏感地意识到，江泽民在“讲政治”论中提到的要“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由于没有提出以什么作为划界的标准，就极易被左派所利用。更具体地说，如果仍以马克思的原话或列宁的经典著作来判定什么是社会主义体制，那么，推行市场经济，尤其是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民营化改造，就必然会被左派攻击为“反马克思主义”，也就是邢氏所说的“一棍子打到我们自己头上了”。邢文发表后也确实受到了左派的严厉攻击，指责他是搞“新的凡是论”(即凡是邓小平说过的都是对的，而不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邢氏是1978年中国大陆理论界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实践派”的主要人物，左派此刻则“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利用邢氏主张的"实践标准论”来批判他。

    邢贲思在“坚持”一文中，对“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作了三点概括，即“一个精髓”、“一个本质”、“一个核心”。所谓的“一个精髓”，即“解放思想，实是求是”，打破习惯势力与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显然是针对左派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刻舟求剑”的保守态度而言的。“一个本质”是指“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邢氏认为，只有发展了生产力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东西就要坚持。这是针对左派“只讲社会主义原则、而不讲实现社会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而言的。至于“一个核心”则是指“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他提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核心部份”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不能一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就忘掉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从表面上看，邢贲思对邓小平思想的三点概括并无新意。他的“坚持”一文的真正意义其实不在这三点概括上，而是在于，他以文章的形式向江泽民作了一次理论性奏议，建议中共决策层在确定意识形态转型的方向时，可以强调以邓小平思想为坐标，如此则不仅有利于反击左派从传统意识形态出发的攻击，而且有利于维持政权的稳定和经济改革的推行。

五、把“讲政治”引导到“捍卫邓小平理论”的新定位

    邢贲思的“坚持”一文实际上帮助江泽民将“讲政治”论重新定位，作了必要的补充解释。他在该文中对江泽民的“讲政治论”的意义作了相当程度的限定。他一方面认为，“江泽民同志最近多次讲到讲政治的重要性，(这是因为)确有少数领导干部对政治有所忽视”；但另一方面，他又把“讲政治”解释成是为“讲经济”服务的，是从属于“讲经济”的。他特地引用了江泽民1996年3月3日在中央宣传工作坐谈会上的讲话[6]:“江泽民同志说，我们要求领导干部讲政治，绝不影响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更没有任何意思要以政治代替经济，恰恰相反，是为了创造更充份的条件与更强有力的政治保证，确保全国人民一心一意地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任何时候不能动摇的。总书记的话可谓掷地有声”。

    邢氏在他1997年与记者的谈话录中说明了上述说法的政治背景[5]。他说，“江泽民同志提出要讲政治，有人就利用了这一点，(他们)认为邓小平只讲经济，把第三代领导人与第二代领导人对立起来，从而达到他们批邓的根本目的。再加上江泽民提出七个界限，一时好像山雨欲来风满楼，有人以为时机到了。......我当时已经隐隐约约感觉到有人利用我们讲政治、要划清七个界限，来造谣、煽风点火、进行挑拔。所以这事关重大，因为这是要否定邓小平理论。......我认为新的社会主义观和传统的社会主义观的根本区别，前者是突出经济，后者是突出政治。好像一字之差，这是一个根本转折。我理解的讲政治是针对有些地方的同志，和个别领导同志，对政治方面的问题有所忽视而言的。不是从根本上，从理论上来强调讲政治。如果是这样，那又是一个大倒退。”

    邢的这一段话清楚地表明，他意识到，江泽民以“讲政治”来作为回应左派意识形态理论挑战的选择，尤其是划清七种界限中的“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界限”的提法，是有缺陷的，很容易被左派利用；人们会误以为江与邓不同，江以讲政治作为自己的施政基础，而邓则是以“讲经济”作为自己的政治基础，这样就可能把江泽民和邓小平对立起来，对江泽民的政治地位将十分不利。所以，邢氏在“坚持”一文中特别强调，江泽民的“讲政治”与邓小平的“讲经济”并没有任何根本的冲突，“讲政治”并不是要用政治来代替经济，从而保持了江的说法与邓理论的一致性，避免“讲政治”论为左派所利用，并为进一步的经济改革留下合法性空间。

    邢贲思本人认为，他的“坚持”一文在思想理论界的作用有两点。其一是，强调“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要以邓小平的理论为坐标”；其二是，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说法，即“江泽民同志提出讲政治，最重要的就是捍卫邓小平理论”。把“讲政治”论引导到“捍卫邓小平的理论”，确实是邢贲思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意识形态对策建议。倘非如此，那么“讲政治”和“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界限”，就会自然而然地被认为是以马列毛的经典原理及传统的意识形态教义作为标准。

    可以认为，邢贲思的“坚持”一文，对江泽民重新调整自己的操作性意识形态选择，及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与建议。《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对邢贲思专访时，曾提出，“有一种说法认为，您的‘坐标论’与江泽民同志在5月29日中央党校的讲话里关于‘在当代中国坚持邓小平的理论，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判断，有异曲同工之处。”邢当然不便公开承认总书记的党校讲话是受其影响或异曲同工，所以，他的回答是，“不能完全这么讲。我的‘坐标论’源出于江泽民同志在1993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认为我们党在理论上取得的最大收获，是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然而，邢贲思在这次专访结束之前，说了这样一段话，“小平同志逝世以后，悼词写得非常好。这次总书记在中央党校讲话也明确提出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这是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关键所在。”邢的这段话或许可被视为他的文章对中央决策产生了实质性影响的一个暗示。

    从1995年中期的“讲政治”论到1997年的中央党校讲话，江泽民在回应左派挑战的过程中，其意识形态对策的变化有清晰的轨迹。1997年5月2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学员毕业典礼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除了乔石以外的所有最高领导人均出席了这次会议，表明中共高层力求突显这次讲话所具有的政治意义。江泽民的这次讲话，可以视为一份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意识形态宣言，它确定了今后一个长时期里中共的理论方针和施政纲领，具有后邓时代江泽民体制的鲜明色彩。

    这篇讲话的特点之一，是明确宣布把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江泽民体制的旗帜。江泽民在讲话中指出，“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形像，旗帜就是方向，要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不动摇。全党在这个问题上要有高度的自觉性与坚定性。......邓小平理论就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它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和新经验。......在当代只有这个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离开本国的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对立起来，没有出路，坚持邓小平思想，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高举邓小平思想，就是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

    在邓小平逝世后，江泽民重申，要把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的思想作为自己的旗帜，这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邓小平与毛泽东不同，前者的思想与政策在过去二十年中给中国普通百姓带来了相当多的实惠、推动了国家的进步，而后者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大陆民众造成了巨大苦难。江泽民以邓小平思想为旗帜，就可以运用邓小平留下的相当充实的政治资源，来增强自己作为邓小平指定的继承人的合法性地位。从江泽民的这一表述中，也可以看出邢贲思所献之策(把“讲政治引导到捍卫邓小平的理论”)的影响。

    在过去多年中，虽然江泽民一直提到邓小平思想，但把邓小平思想强调到这样一个高度，则是过去所未有过的。与1995年以来江泽民的“讲政治”的意识形态选择相比，把邓小平思想提到旗帜的高度，就更明确地划清了主流派与左派在意识形态上的界限，并且争取到各阶层更广泛的支持。这次“五二九”讲话强调了江体制与邓体制的历史连续性与政治一致性，可以起到及时稳定人心、让人们对江体制放心的效果。中共的政治多年来反复多变，每一代领导人离开历史舞台之后，往往会出现对前人政策的重大变动，因而引起社会各阶层的不稳定感；而江泽民对邓小平旗帜的肯定，显然属于可以稳定人心、增强其权威资源的积极做法，就这点而言，确实显示出其政治上比以往更为成熟。

六、江泽民重提“初阶论”:其动机和作用的评析

    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的“五二九”讲话的另一个特点，是重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他提出，“确定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基础。是我们制定方针路线政策的出发点”。他还进而指出，中共建国以来历史上的种种失误，“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克服了超越阶段的错误主张与政策，又拒绝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的错误主张”。江泽民在讲话中还提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的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为什么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江泽民信任重用的李君如[7]使用了“危机压力”这一说法，来解释为什么江泽民要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李君如说，江泽民在党校讲话中提到了中国“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因为，“首先是国际国家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其次，世界范围内的科技革命与信息革命，将使中国更为落后；第三，十九年改革中显露出来的那些深层次问题和矛盾，如果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就可能出倒退，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改革就会失败。而前苏联国家一旦在改革中取得较大的转机，就会对我们国家的利益，对我们坚定社会主义信念造成很大的冲击。因此，中国人必须有一种很深的危机感才对。”[8] 李的这段话表明，江泽民体制确实面对着“只可进不可退”的危机压力，这就迫使江泽民必须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采取更大的动作。

    李君如又进而指出，“一方面，改革与开放已经到了成败在此一举的关键时期，要求改革必须有重大突破。另一方面，中国的思想理论界对目前形势与经济改革存在着左与右的两方面分歧，尤其是对所有制的结构与具体形式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一些观点较右的人认为，国有经济成份仍然过大，应充份发展非国有经济，也就是主张私有化；而左派则从马列的本本中找答案，在他们的文件中成段地引用马列着作，认为目前非国有制的成份已经太大了，并提出要不要以公有制为主体、要不要社会主义等问题。针对以上两种观点，李君如说，“中央的态度是，反对公开提出搞私有化。这些年来确有人主张搞私有化，这种主张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但另一方面，“也不同意回到国有制的老路上去。其宗旨是，对国有制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包括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的改革”。

    李君如的看法反映出一个实质性问题，即中国大陆的国企改革已经到了不能再拖的地步，亟需一种理论来为这类改革作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辩解。这种理论必须合乎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又要解决一个两难矛盾，既要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又必须肯定将社会主义制度改变成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市场型经济制度的政策；如果不能在理论上自圆其说，就无法既反对右派主张的“私有化”、又反对左派的向国有制倒退的要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就是一种满足上述需要的理论，它有助于既反右又反左，同时又可顺理成章地从事股份制、市场化经济改革。

    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含义作了以下说明。第一，“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就生产力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就决定了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第二，“这样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第三，“在党纲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概念，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是第一次，邓小平特别强调，‘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的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学。’这就是说，......不能从这样那样的外国模式出发，不能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的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某些错误论点出发”。第四，“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一个伟大的创举，这就需要深化改革、解决体制转变中深层次的矛盾和关键问题。需要扩大开放，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可以发现这一理论命题的政治实质。首先，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出发，可以把左派政治势力的立场指为“超越阶段”。“初阶论”强调，中国目前的国情还相当落后，不能实行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那些政策，必须先完成其他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商品化、市场化和现代化；在这样的条件下，应当大胆地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些做法，特别是行之有效的管理经验、组织形式与市场机制；为此，要克服拒绝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左”的教条僵化倾向。通俗地讲，“初阶论”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补课论”。

    其次，“初阶论”认为，中国经济社会的落后状态将是长期性的、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是普遍性的，这样就为实行市场经济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时段和空间。邓小平说，这一阶段在中国要有一百年。由此可从逻辑上引出一个极为关键的结论，即只要这一阶段没有结束，就必须不断改革落后的经济体制，“大胆利用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与组织形式”(江泽民)。换言之，在邓力群这样的左派们的有生之年，是不能、也休想去实行什么“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至于到了下一世纪的中后期，中国结束了这个所谓的“初级阶段”之后，应该如何选择制度形式，那是子孙后代们的事了。因此，左派们把这个“初阶论”称为“以初级阶段为名、行资本主义之实”。由此可见，“初阶论”的政治意义是反左，其重点是针对那些“超越阶段”的“左”派观念。对此海外的一些学者似乎有一些误解。[9]

    第三，“初阶论”特别强调，这种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相当落后的状态，是所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未曾经历过的，自然他们也不可能在经典理论中分析讨论，更不可能提供现成的答案。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作意识形态的评判坐标。如果左派们要利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任何教条来指责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是缺乏论据的。这样，主流派就可以从根本上避开左派可能进行的任何攻击。

    由此可见，江泽民重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继“讲政治”之后作出的新的意识形态战略选择。“初阶论”不仅克服了“讲政治”论的政治被动性以及可能被左派利用的危险性，而且可被用来回击左派的政治挑战，它也提供了大刀阔斧地进行国企改革所需要的意识形态合法性资源。重提“初阶论”这一现象表明，江泽民在政治上比以前更成熟了，对在共产党体制下从事改革所必需的博奕特质有了更多的了解。“初阶论”被列入中共“十五大”的文件，具有重大的历史和政治意义。它表明，当政者可籍此在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合法性之间找到一个稳定的理论结合点。

结论：后全能主义时代意识形态转型的特点

    共产党国家的意识形态既是政权合法性的来源，也具有提供乌托邦式的“一大二公”的社会工程目标的功能。理解中国大陆政治的人都能认识到，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是共产党政权的生命；执政者要为其政策建立合法性，就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体系提供的概念、符号、理论来说明，为什么其政策是合乎而不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看一个中共政治家是否成熟、水平如何，并不是看他提出了什么别人未提过的新概念，而是看他是否能运用政治技巧，旧瓶中装新酒，在意识形态上自圆其说；只有如此，他才能取得政治上的合法性、正当性，才能居于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受反对派的致命攻击。然而，共产党国家传统的意识形态又是与市场化改革的总方向对立的。这种离不开意识形态合法性、又被意识形态所束缚的两难矛盾，是后全能主义政治发展面临的最关键的问题。

    从以上对江泽民体制选择“初阶论”的意识形态战略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后全能主义政治条件下，执政精英面对上述的意识形态两难矛盾，所采用的政治策略是，改变意识形态的内容和功能。后全能主义政治时代的意识形态，已经不再具有共产主义、平均主义的乌托邦目标，也不再以产生某种特定的乌托邦式社会工程的理念和信仰为其功能，它更不是执政精英和民众的信仰和价值观的基础。在后全能主义政治时期，意识形态的主要功能是，运用旧的意识形态理论、概念资源，从形式上论证执政者作出新的政治选择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而这种新的政治选择和方向，很可能与全能主义时代所追求的乌托邦式平均主义的目标和方向明显地不同，甚至于彼此对立或背道而驰。

    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大陆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对国有企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引起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自“六四”后到九十年代初期，左派意识形态一度成为强势意识形态，左派利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对以江泽民为首的主流派的政治正统性和意识形态合法性构成了新的挑战。在后邓时代即将到来之即，江泽民的权力地位尚未巩固，为了避免被左派找到攻击的口实，江泽民在1995年中期的意识形态策略选择是提出了“讲政治”论，以显示其政治上的正统性。但“讲政治”论没有突出邓小平理论这个标准，本身有缺陷，被误以为江在政治上向左派靠近。结果，一方面导致“讲政治”与邓小平的“讲经济”的对立；另一方面也作茧自缚，难以为势在必行的国企改革提供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依据。

    在中共理论权威邢贲思的理论性建议的影响下，江泽民逐渐地重新调整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策略，把“讲政治”与坚持邓小平的理论结合起来，并进而在1997年的中央党校讲话、以及此后的中共“十五大”党纲中，前所未有地高度强调邓小平思想的旗帜意义，并重提中共“十三大”时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初阶论”确定了江体制与邓体制的政治连续性，增强了江的政治权威和合法性资源；它通过强调中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落后性，来论证广泛深入地引进发达国家(即资本主义国家)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必要性；它认定这一阶段将长达一百年，则更具有稳定人心的长期政治意义。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初阶论”一方面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系统内保持了逻辑上的自圆其说，使左派难以有可趁之机、无法进行理论挑战；另一方面，这一框架又为引入资本主义社会通行的市场机制和制度，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因此，“初阶论”不但使主流派在与左派政治势力的意识形态较量中取得了主动权，而且也满足了大陆知识分子和经济改革派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要求。这样，江泽民就在后邓时代赢得了极为关键的支持。

    “初阶论”与中国未来的民主政治会有什么关系？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中共“十五大”确立的这一意识形态选择，不但意味着今后若干年内江体制的巩固和政治稳定，而且，“初阶论”潜含的逻辑结构或许也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系统内论证中国建设民主政治的理论合理性。因为，运用“初阶论”的逻辑完全可以论证，按马克思的见解，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是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中国必须结束长期封建专制的历史，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完成的民主化。

    当然，这种“民主补课论”只是潜含在“初阶论”的理论逻辑框架中；在提出“初阶论”的中国现阶段政治决策者的思想观念中，并不存在这种“民主补课论”。但是，正是这种逻辑“同构性”，使得人们有可能在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民主化的条件逐渐成熟时，顺理成章地提出民主化的要求。但是，实现民主化尚须时间，也需要大陆内外的稳定环境，还需要一定的实验试点。同时，更需要让当政者真正意识到，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并不会影响政治社会稳定。或许，“初阶论”的这一潜在价值最终会被人们意识到并加以运用。对中国大陆近年来意识形态转型的研究，也许还能帮助政治学者发现中国后全能主义演变过程的一些具普遍性和规律性的特徵。

【注释】
[1] 在西方，Totalitarianism一般被译为“极权主义”。笔者认为，“极权主义”这一译名具有太多的冷战色彩，故在本文将之译为“全能主义”，这一译法更为中性、更具描述性。
[2] 《国安万言书》全文可参见《亚洲周刊》，1996年1月14日。
[3] 《人民日报》，1995年11月29日。
[4] 《人民日报》，1996年1月25日。
[5] 《中国经济时报》，1997年7月27日。
[6] 在江泽民1995年9月最初提出“讲政治”时，其内容中并没有这类内容，这段话实际上是江1996年3月对“讲政治”论所作的新的补充。
[7] 李君如是江泽民在上海任职时就相当重视的理论工作者。李1947年生于上海，原为上海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几年前奉调进京，现任中宣部理论局正局级副局长，着有关于邓小平理论的九部书着。他在中共“十五大”召开前的一段时期内，在《人民日报》等重要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学习并诠释江泽民“中央党校讲话”的文章，引起了广泛重视。可以说，李是当今中国大陆铨释江泽民意识形态理论的最重要的权威人士之一。
[8] “第三次思想解放：冲破姓公姓私的思想疑惑(记者对李君如的采访录)”，《中国经济时报》，1997年8月12日。该文是解释江泽民讲话的重要资讯，研究这一访谈录，可对江泽民的治国思想和意识形态战略有一个较为清楚的认知。
[9] 阶论”重新出台的情况下，海外一些报刊(如日本的《留学生新闻》，据说还有台湾的《中国时报》)发表了大陆留美学者崔之元先生与何频先生的对话录。在该文中，崔先生指出，重提“初级阶段论”不值得大家这样重视。他认为，“这一理论表明北京缺乏理论创新的勇气，只好采取退守防御性的说法”，是“北京缺乏自信”。崔的这一观点是可以商榷的。事实上，中国大陆的当代政治尚未脱离意识形态的深层约束，还是一种“后极权主义”的政治。只有了解中国当今的国情以及充满了矛盾的环境，才能明白“初阶论”这种政治理论的真正含义。崔先生还认为，“初阶论”不能算是邓小平的创造，而是苏联共产党提出的概念，因为前苏共总书记契尔年科就主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事实上，崔之元是把两种不同内涵的概念混为一谈了。众所周知，苏共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全没有推行市场经济的改革内涵；而邓小平的“初阶论”的宗旨，则是为在中国国情条件下推进经济市场化提供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两者是名似而实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