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能主义时代的来临: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各阶层政治态势与前景展望

近几年来，中国出现了一系列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从而把世纪之交的中国引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由于邓小平和陈云、王震、李先念、彭真这些革命老人相继去世，由革命元老主导中国政治生活的历史时代终于结束了；对香港回归的处理，反映出中国领导者力图从意识形态理念之外的民族主义情感中，寻找维持民族凝聚力和国家权威合法性的新的资源；中共十五大后，江泽民在党内和最高决策层的地位进一步稳定了，他通过重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中国更大幅度的市场化改革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便利，从而使主政者不再受传统意识形态教义的约束，有可能走活经济改革的棋局。可以认为，“六四”后中国一直面临的那种充满着意识形态冲突的、复杂而又飘忽不定的时期，已经大体上结束了，中国出现的新局势意味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必要对中国中长期的政治发展动向重新评估、并提出展望。

    本文考察近几年来和今后若干年内，中国主要社会群体和阶层的观念心态和政治态度演变的基本走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今后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趋势的基本判断。笔者的主要观点是，随着意识形态引发的政治冲突正逐步淡出，一方面，邓后的中国面临着改革史上新的发展机遇，但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监督机制的缺失和改革过程一些深层次的矛盾的不断积累，有可能出现转型期的“软政权化”与“分利集团化”[1]，并由此引发新的困局，这种基于改革综合症引发的矛盾和困局，将使中国再次面临新的两难选择。

后全能主义时代的来临

    笔者认为，七十年代末期，中国从改革前的全能主义体制 [2]进入了“全能主义体制下的新政时期”，近20年后正当此世纪之交的年代，邓后的中国实际上开始向具有中国特色的“后全能体制”（Post-totalitarian regime）转变。从政治学角度来看，这种“后全能体制”(或称之为“后全控体制”)可以被理解为现代化中的新权威主义政体的一种特殊类型，其基本特徵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后全能体制”的社会是一种有限的多元化社会。在“全能体制”下，国家具有广泛而深入的、对社会基层组织细胞和个人的政治控制力和动员力，社会是高度一元化和板块化的，自主性的社会组织和多元化社会活动几乎完全无法存在。而在“后全能体制”下，经济市场化逐步形成了非政治领域内的自主性社会空间，国家的政治控制的范围逐渐缩小，仅局限在与国家和政权安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领域。目前，在中国不仅出现了经济领域内的多元化，而且在非政治领域内，在政府认为不影响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的前提下，也已经出现了有限的多元化，作为“第二社会文化”的文化、教育、娱乐、学术研究、非政治性社团等，与政府主导的“第一文化”平行地共存。这些自主性社会组织和活动的发展将形成某种网络，从而产生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兴的健康而又充满活力的市民社会，它是处于国家控制力之外的、体制外的自组织系统。

    其次，在“后全能”时代，政体的实效合法性已经取代乌托邦平均主义的理念而成为国家认同和社会聚合的基础。全能主义政体的意识形态是以平均主义的目标理念作为社会整合的基础的。而具有中国特色的“后全能体制”却扬弃了教条主义意识形态所代表的具有乌托邦色彩的“政治神活”，而力求以“经济实效性”来获得国民对政权的认同，国家机器和压制型权威则被用作政治整合的后盾。虽然官方意识形态仍然保留着社会主义的基本符号体系，具有整合中共组织、凝聚党内成员的象征性作用，但其意识形态的符号内涵已经不再具有原来的共产主义目标意识。

    第三，“后全能体制”一方面继承了全能体制下执政党的国家动员力这一传统资源，作为实现现代化的权威杠杆，从而保有较强的推动体制变革的动员能力和抵御非常事件及危机的动员能力（如在1998年的抗洪抢险中）；但另一方面也承袭了全能体制下社会监督机制不足的缺陷，而这种缺失所引起的弥散性腐败和社会无序化，又可能反过来蚕食这种国家的动员能力。

原教义式的左派政治势力的消退

    后邓时代中国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原教义式的左派已失去了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力。在改革前的全能主义政权(Totalitarian Regime)里，革命的意识形态是政权的生命，它不但曾支撑过一代革命者为之奋斗终生的理想和价值，而且也是政权合法性的精神柱石，还是镇压政权反对者的政治威慑手段。因此，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尽管改革开放政策已实行了多年，主政者仍然保留着左派保守势力的政治地位，并容忍和接受左派势力的言论及活动，这始终是中国改革早期阶段政治的一个重要特色。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提法，体现的就是源于革命传统的意识形态原则和社会控制方面的政治功能。

    左派政治势力之所以在中国大陆政治生活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力量，不仅因为它是与革命时代的政治观念密切结合的政治势力，还因为主政者将左派保守势力视为抵制自由派势力的重要平衡力量。例如，在“六四”事件中，当中共政权面对自由派的政治挑战而承受着巨大压力时，左派意识形态就发挥出压制反对者的作用，而左派政治势力在事件后也极为活跃地维护这个政权的安全。江泽民提出“讲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对左派势力的政治姿态，以表明技术官僚出身的当政者并没有忽视正统意识形态。

    近年来，老一代中共领导人相继退出了政治舞台，这一现象最重要的政治意义在于，长期以来深深影响着中国政治生活的左派政治势力，从此失去了他们的政治依托。以务实为最大特色的邓小平虽然不属于左派，但他具有元老革命家的象征性，又是利用左派维持政治平衡的主要操纵者。因此，邓小平本人的逝世进一步削弱了左派势力在党内的地位。邓小平时代的结束，实际上标志着那些力求托庇于革命元老政治的左派政治势力，将不再是中国大陆政治生活中一个值得重视的因素。邓死后原教义式的左派意识形态和政治势力就处于不断消退之中，无论是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还是海外人士都可以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

    只有在知识分子中的西化派、自由派对执政党的政治权威和合法性提出重大挑战的情况下，左派思想和政治势力才可能被重新启用。但由于作为左派势力对立面的西化派、自由派力量在“六四”后明显减弱，而后来在市场经济强大的世俗化力量影响下，知识分子中的自由派又日益温和化，其直接冲击政权的可能性甚为微小。这又反过来决定了左派在政治平衡上的重要性降低了，其东山再起并重获用武之地的机率相对较小。

知识分子的温和化与新的分化

    过去几年里中国的知识分子政治上已趋向温和化，但由于社会矛盾不断扩大，最近知识分子中又出现了新的分化。

    在八十年代的后半期，知识分子中的自由派(包括西化派)渐渐主导了思想文化界，其主要原因是，改革前中国封闭锁国近三十年，改革开放后大量涌入的西方先进文化产生了强大的示范效应，使相当多的青年知识分子相信，只有彻底地改变政治体制，中国才可能摆脱现实困境、并跻身于现代化国家之林。而文化挫折感产生的焦虑情绪，以及对文化大革命中专制主义的沉痛反省，则是自由派中形成激进的西化思潮的潜意识原因。“六四”政治危机标志着自由派中的激进西化思潮达到了高潮。“六四”后，自由派受到了压制，并被剥夺了在社会上公开发言的机会，但它仍然是一股在知识分子中富于力量的政治潜流，“六四”后不久出现的苏联东欧的剧变，对当时受到压制的自由派思潮是很大的鼓舞。

    但是，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后，自由派思潮开始温和化了。其表现是，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认为，目前在政治保守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不但对自己有利，同时也对国家、民族有利。一位曾参与“六四”抗议签名、事后受到整肃、后来又经商成功的上海的知识分子就曾表示，“目前中国这样的发展很好，美国对中国也不要逼得太厉害，一切都会水到渠成”。1992年后这类思想倾向在大陆的知识分子中颇具代表性。这种温和化有两方面的原因，即相当一部份自由派知识分子成了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以及经济市场化过程中自由派知识分子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世俗化。

    中国的市场化过程也是一个各社会集团争相占有权力、地位、名望、财富等稀缺资源的“分利”过程。1992年邓讲话之后，中国就进入了一个“全民赚钱”的时代。与其他社会阶层相比，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知识和能力，是一种比较容易在分利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资本”。所以，在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利益分化的过程中，知识分子阶层是得利者阶层；而知识经济的兴起，更加速了这一趋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由派知识分子中最具活力的一些人物，在非政治的民间活动空间里发现了前所未有的获取经济利益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新机会。甚至有相当一部份从牢狱中出来的政治精英几年后也成了成功而富有的知识型企业家。在“六四”时期，大学里的知识分子与大多数市民的生活水平是相当接近的。但自从1992年以来，他们的境遇远优于一般市民阶层，通过出国留学、下海经商、选拔当官、留校升迁等途径，他们已经获得了相当多的既得利益。

    当然，不能单纯以知识分子在分利化过程中的优势地位来解释自由派的温和化。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有机会在市场化过程中获得大量利益，例如，一些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知识分子目前的生活水平就仍然处于相对清贫的状态。但是，即使是那些生活相对清贫的知识分子，其政治态度也温和化了。其原因在于，市场化过程开启了观念的世俗化过程，并极大地消解了人们一度相当执著的政治激情。这里讲的世俗化(Secularization)，是指人们的价值标准与思维方式的一种转变过程，即从视道德原则、主义信条、理论、意识形态理想为“神圣”的执著型信仰，转变成主要以市场交换中的功利实效为立身行事和价值取舍的标准。这种现实功利取向的世俗化消解了许多知识分子以往追求的理想、信仰及其他信念，在它瓦解人们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仰时，也同时瓦解了人们对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的道德激情，而这种道德激情本是自由派的政治与社会批判意识的最为重要的精神资源。

    经济市场化导致的文化价值上的世俗化过程，给中国的执政者带来了出乎其意料的政治果实，即“六四”后中国大陆本来已出现了左派与自由派的两极化张力，但此后这两股势力的立场却逐渐向中间靠近，两者之间潜在的对抗态势明显地缓解了。这正是促成当今中国大陆政治格局稳定的重要因素。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近两年来在经济和社会层面出现了一系列明显的问题，如失业、下岗、国有资产的流失、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股票市场风险增大、农村摊派的盛行、以及弥散性腐败的日益明显化等。1992年后曾持续多年的上述知识分子的温和化趋势发生了新的变化，近两年内在敏感的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从温和、中间的立场向两极移动的政治动向，知识分子中新的分化又开始了。

    这种新的两极化趋势的特徵是，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右翼和左翼从不同角度对现存体制持批判态度，而一部份有既得利益的中间派知识分子则坚决支持主政者。在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现在其右翼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其体制外的反对派立场，同时在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左翼中也有相当一部份人对中国目前的局势抱批判态度。后者为社会上日益严重的腐败和两极分化痛心疾首，他们认为，中国当今的知识精英、经济精英与暴发致富的权贵精英正在进一步结合、捞取个人财富，使中国的改革日益陷入困境。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式的弱肉强食主义已成为支配这些精英阶层立身行事的基本原则，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多数已沦落为特权者的帮闲文人。与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右翼坚持西化的立场不同，一部份自由派的左翼进一步向左转、与几年前曾被知识分子主流嗤之以鼻的新左派相结合，代表改革中失利者的利益而呼吁公平正义，这些向左转的知识分子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平民主义(Populism)和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可以肯定，如果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这种左翼社会思潮将会在青年一代中进一步扩散。

    而在另一方面，1989年后新形成的知识型企业家阶层则越来越倾向于肯定现存秩序下的社会分化的合理性，他们与部份中间派知识分子(即温和化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相结合，在体制外形成了一股支持现存体制的新的社会力量。他们认为，目前中国的贫富分化过程是现代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企业重组和股份化过程中的“不公平”，将由于资源的市场化合理配置而最终达到“结果公平”。一位北京的知识份子企业家就曾提出，“公有制实际上就是毫无指望的‘无人所有制’，国有资产‘流失’到民营企业家手中，而民营企业家本人与其家庭可能消费的部份，充其量只有其中的千分之一。而他们会精打细算，根据市场规律合理地配置其余的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资源，把它们用来创造就业、发展生产，这才是对社会负责。”这些人比较关注市民社会的出现，但也与地方官员过从甚密，有的人只须打个电话、就能约见县级乃至省级官员、共议商务。由于建立了这种与官员的私人交往关系，不少知识型企业家认为，当今中国大多数的地方各级官员，是中共建国以来最热心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技术官僚。

    这批知识型企业家对中国的现状和前景抱着相当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治稳定高于一切，任何对这种稳定的破坏都是对民族不负责的。他们也相信，中国目前选择的模式是国家进步之希望所在，由于二十年来国力的增长，国家已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源来应付可能出现的危机和困难；并且认为，温和的知识分子、知识型企业家以及新一代的技术官僚这三种社会力量的结合，将能共同支持目前的后全能主义体制，使中国在经济市场化过程中逐步为实现政治民主和社会进步创造必要的经济基础。

新一代青年的非政治化与再政治化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都出现过青年反抗运动对当局的冲击，“五四运动”后中国早期的现代化过程中也可观察到这一点。青年时代是人的一生中最富于理想和政治激情的时期，教育使青年人对社会政治有更多的了解，所以，“大学是思想反叛者的温床”。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以及青年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的挫折，往往是形成青春反叛性的社会基础。当社会处于转型或危机时期，心态活跃而又敏感的20至30岁的青年，具有其他年龄段的人所没有的特殊的政治参与热情和社会鼓动性，其中又以大学生最积极。这种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反抗运动，很容易发展成广大民众积极参与的社会性政治抗争运动，从而冲击当局，以至于出现频繁的政局动荡，甚至由此而引发出革命。

    然而，1992年以来在中国大陆的青年学生当中似乎观察不到此类反抗活动。在校大学生群体中，虽然仍有一些理想主义者，但大学生的主体已经变得看重功利和实效、而不重视理想和精神，对社会及政治问题的关注也少了。根据一项调查，目前中国绝大多数的大学生不知道八十年代颇为出名的几位“青年领袖”的名字，但却都知道歌星中的“四大天王”。与此类似，今天大多数中国大陆的中学生甚至不知道“四人帮”成员的名字。在一所职业高中的某班级所做的调查发现，多数人居然不知道韩国和南朝鲜是同一个国家，相当一部份人也不知道希特勒是法国人还是德国人。

    因此，有人曾经说，如果把“六四”时期的青年一代与这一代青年相比，可以发现，这两者在思想情趣、价值观念、人文关怀等方面，几乎是“两个民族”。“六四”时期的一代青年是高度政治化的，有很强的政治使命感，言必谈政治，具有泛道德主义的政治参与激情；而当今的新一代青年则是高度非政治化的，对政治非常冷淡，缺乏政治激情，有明显的世俗功利性和个人中心意识，除了“三星(歌星、球星、影星)”之外，其他则知之甚少。

    目前，青年一代与“老三届”这代中年人之间，在价值观方面的断层和代沟就更大。一位参加过1976年的“四五”事件的中年知识分子，曾形像地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既没有老师、也没有学生的一代”。其含义是，现在40多岁的中年知识分子是文革中插队落户的一代，他们对政治和社会的体认不是老师教育的结果，而是在文革时期实际的生活苦难中“无师自通”、直接体验的结果，因此他们与自己的老师(一代在五十年代受苏式教条思想影响而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的僵化思想完全格格不入；可是，当这些担任着大、中学老师的中年知识分子面对着九十年代的学生时，却发现这些学生在观念世俗化的强大潮流影响下，对一些老师关心国事的观念并不十分认同，这两代之间的沟通有明显的困难，已经存在着巨大的代沟。类似的情形也在文坛中出现了，有一份调查显示，当今中国新生代作家的观念和行为方式与文坛的传统正出现某种断裂，被调查的所有新锐作家都认为，他们的写作基本上没有被活跃于五十至八十年代的上一代作家所引导。[3]

    现在，曾经具有使命感的一代人已进入中年，政治参与热情已不如当年；而那些正处于最具有社会鼓动力的年龄段的青年人，却没有上一代人那样的政治参与热情。如果社会矛盾不进一步激化，那么青年一代有可能不再是引发社会运动的“雷管”。这正是视政治稳定高于一切的主政者求之不得的。

    然而，近两年来，中国已开始面临越来越多的新的社会问题，有明显的迹象表明，社会矛盾可能扩大。据一些学者估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失业高峰已经到来。城市里有1，600万新增劳动力和3，000万下岗人员，再加上1.3亿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在非农产业就业，全部劳动力的27.8％处于失业或闲置状态。这种情形将可能因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出现而进一步加剧。大量城市和农村游民的出现，将会对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产生严重的冲击。如果社会矛盾出现进一步激化的趋势，青年一代的上述心态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导致青年一代的再政治化趋势。事实上，这种从非政治化向再政治化发展的趋势已经在某些大学生中出现。

    从政治学研究的角度来看，目前青年一代的再政治化，明显地不同于八十年代所出现的、以政治浪漫主义和以西化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激进自由主义的政治化；一些后现代主义的、左翼社会主义和平民主义的理念将会在这个新思潮的形成中起到以往所没有的作用；此外，电脑时代的到来、国际信息传播方式的革命、新一代的个人主义价值观，都将对这种新的政治化的风格产生影响。

劳工阶层诉求的基本方式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面临一系列新的困难，多数企业的经济效益下滑，国有部门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失业和下岗，国有企业工薪阶层中的相当一部份人的生活水平持续下降、成为经济改革中的失利者阶层。中共“十五大”后，国有企业的资本重组及民营化过程可能加快，这会使失利者的队伍进一步迅速扩大，加剧上述的困难局面。目前，由于居民购买力下降，消费品市场已经出现了萧条迹象。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威胁下，中国实行货币不贬值的政策，将对出口产生不利影响，并进而影响到经济发展。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已进入了一个受诸多不利因素影响的敏感时期。与此同时，因腐败而导致的社会不满也与日俱增。由于农村地方干部的贪污腐败和不合理摊派，以及沿海和内地经济差距的扩大，在农村已经产生了强烈的社会不满情绪，这在内地尤为严重；在城市里，经济改革和企业重组中出现的权钱交易行为严重地侵占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同样引起了日益强烈的社会不满。有不少人认为，如果现在再发生1989年那样的学生运动，由于民众对现状的不满比“六四”时期更为强烈，因此将会更积极地参与其中，继而加剧社会动荡，重演苏联东欧那样的巨变。

    如果分析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史和国民的政治文化特点即可发现，中国的基层民众缺乏自发组织政治运动的传统，只有当知识分子到工厂农村去、运用某种意识形态理念和口号、从政治上动员基层民众时，基层民众才可能被组织起来，对当局提出各种政治诉求，形成民众的大规模政治参与运动。“六四”事件就是一个以激进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为核心的、以民主政治口号为聚合点的、遍及全国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抗争运动，这种运动构成了对政治权威的冲击。

    然而，如上所述，中国大陆的市场化已经引发了分利化和思想观念的世俗化趋势，无论是自由派知识分子还是左派知识分子，目前多数都已失去了对各自意识形态的献身激情。而且，事实上他们既没有“到民间去”的主观愿望，也没有这样做的机会和条件。在当今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多生活在相对封闭的大学校园内，很少有机会到工厂或农村去接触普通劳工阶层。这种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分层化和阶层隔离，使城市知识分子很难通过与基层民众的接触，来切身体验基层民众的感受和诉求。

    现在可能对基层民众进行政治动员的，主要是那些生活在社会中下层的小知识分子或“边缘知识分子”，这些人读书不多、地位较低，受尽地方上贪赃枉法的小官吏的欺侮，对目前基层民众的切身困苦有直接体验，心里充满了不平之气。然而，这些人往往会简单化地解释复杂的社会问题，并倾向于用一些大众化口号来鼓动民间自发的社会抗争运动，其影响力会局限在局部地区，很难造成“登高一呼、全国响应”那样的效果。只有在上层发生重大政局变动并失去了对社会的有效控制的情况下，这些“小革命家”才会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从目前情况看，这些介于城市知识分子和基层民众之间的“边缘人”，还不大可能充当中国政治抗争运动的主角。

    因此，笔者认为，改革所引发的各种瓶颈效应、软政权化、分利集团化、以及由此导致的“转型综合症”，会不断产生零星、局部、小范围、以具体问题和诉求为目标的社会抗争事件，这样的情形甚至可能延续很久。然而，这种不稳定与“六四”以前的局势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在今后的一段时期里，由于比较不容易出现知识分子通过自由派或左的意识形态动员基层民众的情势，所以不太可能出现农民和城市工人的大规模政治参与活动，如政治性罢工、工农的街头政治运动、建立工人农民的政治组织等。而代表工人农民等基层民众利益的民粹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下一世纪初则肯定会为部份青年知识分子所信奉和提倡。但在一个充份世俗化的时代，只要不出现全社会范围的矛盾激化，这种新左派意识形态尚不具备充份发育的社会条件和精神氛围。

有效监督机制的缺失：中国转型面临的深层矛盾

    综上所述，由于左、右政治势力对当局的挑战和压力弱于八十年代，邓后中国的主政者在政策方向上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如果能有效地防止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将下岗失业和农村吏治的弊端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同时加大反腐败的力度、并在建立民主制度方面迈出稳健的步伐，那么，在一定时期内或许不至于面临来自左翼和右翼政治势力的重大挑战。但是，在邓后的中国也存在着一种根本性制度缺陷，即有效监督机制的缺位，它与改革中出现的“软政权化”、“分利集团化”这些深层次矛盾相结合，可能导致渗透性、全局性糜烂，并产生未来的严重政治危机。

    这种根本性制度缺陷的长期存在有一系列原因。第一，“六四”事件后主政者为了防范激进自由派和政权反对者利用大众传媒和结社活动来挑战政治秩序，加强了对传媒和政治活动的控制。在当时的情况下，政府认为这种威权主义的举措是必要、合理的。但同时这些措施也使舆论和民间力量等最具活力的因素无法发挥有效的社会监督作用，客观上使不受监督的官僚及分利集团更加有恃无恐。

    第二，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以及二十年来经济的发展，使官员和分利集团利用制度上的缺陷及权力地位所提供的条件，有大量的机会来获取不当利益，各级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的腐败和不正之风逐渐变本加厉，这已是全社会有目共睹的事实。

    第三，在观念世俗化过程中，掌握道德批判话语权的知识分子也日益丧失了社会批判者的功能。相当一部份城市知识分子加入了改革和经济发展中的分利过程，成了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同时价值观世俗化的过程又使许多知识分子不再自觉地担负人类理想道德的守护者及社会批判者的角色。当局对传媒的控制也导致知识分子缺乏可靠的信息资源和渠道，不易对社会问题作独立、客观的判断。多数城市知识分子的个人利益得到了满足，使得他们抱有虚幻的乐观心态、心安理得地认为中国从此太平无事了。

    第四，当知识分子的主体不再构成有效监督机制的重要力量时，人数众多的城乡劳动阶层也缺乏自主地维护自我利益和对社会有效监督的传统和条件，因此也无法形成制衡腐败的社会力量。

    这样，中国的社会实际上是一个缺乏体内自动平衡机制的有缺陷的社会，是一个不具备自我警报系统的社会。长此以往，无疑充满了危机和陷阱。一方面，这个国家被弥漫于社会各层面的普遍腐败所侵淫，另一方面在这个缺乏必要的报警系统的社会中大多数人逐渐丧失了必要的敏感性、不自觉地以为社会现状总是处在安全系数以内。结果，隐含在社会中的种种严重问题和潜在的社会冲突被一再掩饰过去，直到某一时刻不可避免地突然爆发。

“危机论”与“条件论”：未来中国面临的两难选择

    一旦糜散性腐败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过去二十多年中通过改革和经济增长形成的“绩效”型合法性就会消逝，在这种情况下，失业、经济萧条或经济危机或其他社会经济问题都可能成为政治危机的导火线，而主政者将不得不在“危机论”和“条件论”之间面临两难选择。

    一方面，决策层中的一些人(可称之为新的“开明派”)会以危机为判断的出发点，提出以下的政治选择(可称之为“危机论”的政治选择)，即在全局糜烂型腐败引起的危机不断深化的情况下，既然中央政府已完全无力单独地清除这种腐败，那么就有必要动员传媒来作舆论监督的工具，并运用民间的力量参与反腐败，以完善长期缺失的监督机制。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危机，除此之外、别无他策；危机越严重，他们的开放传媒空间和自下而上的民主参与的决心也就越坚决。

    另一方面，决策层内必然还会出现坚持另一种政治选择的人，他们构成体制内新的“保守派”。他们认为，正因为腐败已经非常严重，如果动用传媒来反腐败，只会导致无数问题曝光而令政府进一步失去公众的信任，使社会不满进一步扩大，从而加速危机的到来。因此，他们的说法是，只有在政治较为清明、社会矛盾和缓时，开放舆论才有助于政治稳定；如果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就不能开放舆论及政治参与(这种观点可被称为“条件论”)；危机越严重，他们反对开放舆论的态度也越坚决。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在社会困境中出现的两种政治选择的对峙，已不再具有以往的意识形态色彩；这种政治对立与其说是基于不同的政治信仰，不如说是基于不同的利益考量及不同的摆脱两难困境的策略。可以想见，新“开明派”必然会如此反驳新“保守派”，即政治的清明不是政治开放的前提、而是开放舆论和推进民主化的结果，如果不实行大刀阔斧的政治体制改革，想单靠政府内部的整肃而从根本上消除腐败，无疑是缘木求鱼。另一方面，新“保守派”也会如此反驳，如果时局的批评者和政治反对者在政治上并不认同当局，在这种状况下开放政治参与，只能使反对派如虎添翼，在已经十分严重的社会矛盾中“火上浇油”，这样比缘木求鱼还要糟。

    在危机尚不太严重的时候，主张“条件论”的人会在决策层暂时占上风。然而，主张“危机论”的人们认为，由于有效监督的缺失已是一个积重难返的“顽症”，“条件论”拥护者的“保守治疗”只不过是“讳疾忌医”，其结果是造成社会监督机制继续处于缺位状态、而由此产生的上述矛盾将进一步激化，公众的不满会继续扩大，各种综合型社会弊病也会滋生蔓延，最后引发出更大的综合性并发症；那时，“危机论”的选择可能会赢得越来越多的人的支持而成为主流，但在社会矛盾已积重难返的情况下，开放舆论和政治参与确实可能起到“火上浇油”式的负效应，从而令中国难以对付日益深化的社会危机，面临“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腐(败)、一腐就放”的恶性循环。

    上述的两种政治选择的对峙，在清末的立宪运动中也出现过。1905年，袁世凯、徐世昌、载泽这些“权贵开明派”，就是根据“危机论”而主张立宪不可缓；而一些以前曾力主开放、当时却反对立宪的人，如孙家鼐、铁良等新的“保守派”，则“现实主义”地根据“条件论”提出立宪不可行。双方恰如两位面对急诊室内的重症病人而争执得不可开交的医生，以“条件论”为出发点的“保守派”医生认为，正因为病人重病在身、根本不具备动大手术的条件，只能“保守治疗”，而以“危机论”为出发点的“激进派”医生则认为，如此重症非动大手术不能起死还生。[4]

    正因为中国将来必然面临这种两难政治选择，所以，在目前政治相对稳定、社会大众和知识分子对当局的认同度还较高的时期，应不失时机地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有效监督机制，以免使中国陷入糜散性腐败的陷阱、因“急诊室悖论”而失去可行的政治选择。“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这一古训于当今政事启示良多。

【注释】
[1] 关于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软政权化”和“分利集团化”问题的讨论，可参见拙文“‘软政权’与分利集团化：中国现代化的两重陷阱”，刊载于《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1期。
[2] 这里讲的全能主义相当于英文的totalitarianism，该英文词往往被译为“极权主义”，本文则使用一个更具中性的、偏重描述性的“全能主义”的译法。全能主义政治形态的特点是，政权全方位地渗入社会最基层的细胞，没有自主的社会活动空间与市民社会，权力高度集中，以一种具有平均主义乌托邦目标的意识形态信仰作为一党制社会的整合基础，通过高度的社会动员和以意识形态导向为基础的大众政治参与、来实现国家精英所确定的政治目标。
[3] 上海《文汇报》，1998年8月26日。
[4] 关于这种在改革危机中出现的“急诊室悖论”，以及清末立宪中基于“危机论”和“条件论”而发生的政治分歧，可参见拙作《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中的激进与保守》(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即将出版)第十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