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期刊 过期期刊 MCS 1999 Issue 4 二十世纪的世界与中国
二十世纪的世界与中国
人类的巨大进步
人类的巨大灾难
苦难重重的中国
    在即将结束的二十世纪中,人类取得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惊人的进步,但也经历过巨大的灾难。在此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之时,我们应当认真总结人类社会成功的经验,并汲取失败的教训,这样才可能在今后少走弯路、开辟出光明的未来。 

    在人类文明还未积累到足够程度的时代,人类历史呈现的是“弱肉强食”和“杀富济贫”式的循环。自欧洲的文艺复兴强调人本主义、宗教改革实行天人对话、启蒙运动倡导天赋人权、工业革命解放佃奴以后,人类的发展才迈入了现代化的进程。 

    人类在二十世纪中究竟取得了哪些进步?又遭受了什么灾难?而回顾中国过去这一百年的历史,又能得出什么经验教训呢?这就是本文要讨论的主题。 

人类的巨大进步  

    人类在二十世纪中取得了有史以来的巨大进步,主要表现是制度环境的改善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正象人都有弱点和原罪一样,人类至今尚未找到没有缺陷的个体与群体的生存方式。但在二十世纪中人类通过改善制度环境,大大改变了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类在“人权、自由、民主、法治”的旗帜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进步,特别是联合国的两个人权公约已成为大多数国家承认的普遍性原则。 

    制度环境的改善主要表现在,人类历经几千年的努力,终于建立了比较符合人性的现代经济、法律、政治制度。它为每一个人提供了平等的权利、创造了平等的机会,使人的聪明才智得到了更大的发挥。那些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的进步,并不是源于人性的改变,也不是说教与强制的结果,而是靠制度环境的改善。正象发展理论所指出的,在决定发展的“五因素”(即劳动、资源、资金、技术和组织)中,组织是关键性的。近五十年来,香港、台湾的长足进步和大陆的落后就是明证。 

    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空前的。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比以前更合理的制度环境下,创造发明层出不穷,物质财富大量涌现,“征服自然”已非梦想。人和自然的关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相当多的人享受到了现代物质文明的成果。而这些成果又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在全世界范围内扩散、发展。 

    在二十世纪里,科学技术的发展实可谓一日千里。从相对论、量子论的提出到原子弹爆炸、卫星上天、人类登月,从化学键、基因理论的提出,盘尼西林、去氧核糖核酸(DNA)的发现,到复制动物、试管婴儿的问世,从动力、喷气交通工具到无线电、收音机、电视,从电晶体的研制到电脑和网路革命等等,现代科技几乎渗透到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类的行为和思维。 

人类的巨大灾难  

    与此同时,在二十世纪中,人类也遭受了有史以来的巨大灾难,其主要表现就是法西斯主义的横行和共产主义的试验。 

    无独有偶,这两者都是以国家社会主义的名义出现,又都是企图以暴力手段改造人类和世界,却给人类和世界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使上亿人、十几亿人或因战争、迫害和饥饿而死于非命,或受尽恐怖的折磨和奴役。 

    不管希特勒怎么打着实现“高贵日尔曼”社会的旗号,还是东条英机如何鼓吹大和民族带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企图,由于都是赤裸裸地进行武装侵略,屠杀犹太人、中国人和其他不顺从的民族,这种极端民族主义构成的法西斯行径容易被人识破、激起公愤,故而其虽对人类和世界的破坏严重,造成五千万人以上的非正常死亡,但持续时间却只有几十年。 

    而共产主义试验就不同了。在资本主义的早期,一批理想道德主义者出于对社会公平的关怀而提出的社会主义思想是有进步意义的。本来,人类对现实不满而产生乌托邦理想是有积极价值的,但当将这种理想变成一种“乌托邦工程”去强行实施时,灾难便随之而来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即已将社会主义思想推向了极端,而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试验更给苏联和中国的人民和社会带来无穷的灾祸和苦难。 

    这种试验贴着“公正、正义、为人民、为人类”的道德标签,极易在落后国家、特别是穷人中找到市场。但当试验行不通、人们产生怀疑时,稍有独立思想和不同意见的人,就会被视为“异己”、“反党”和“敌人”,而遭到一轮又一轮的清洗、迫害和屠杀。据可靠的统计,苏联在二十年代推行“共产公社”时即饿死一千多万人,而三十年代初期的强行集体化又饿死近两千万人,其他非正常死亡的人口也在两千万以上;而中国在“大跃进”失败后饿死的人口则达四千三百万,仅1949年至1979年间非正常死亡的人口就高达八千万人以上。一位柬埔寨华侨告诉我,金边原有人口六百万,波尔布特占领该市后,连赶带杀全市只剩下五万人。共产主义带给人类的灾难之惨烈、严重和长久,确实是二十世纪中绝无仅有的历史教训。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成长和制度演进的过程。二十世纪取得进步并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是靠全面割断历史、否定传统而完成飞跃的;相反,她们几乎全都是在不断改善制度环境的过程中取得了成功。而中苏两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却是用“乌托邦工程”构造一种违反人性、头脚倒立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这种制度的最大危害在于,它从根本上摧毁了进行试验的那些国家几千年来所积累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关系,甚至其社会的基础细胞。这也是苏东解体以后迟迟难以走上现代化轨道的根本原因。共产主义试验造成的恶性后果在下个世纪仍会不断地给人类带来麻烦和难题。 

苦难重重的中国   


    黄龙子在《老残游记》里说,世上的事情大多都是被那些有本领的人搞坏的。这句话对那些总想“拔苗助长”、“改造中国”的人来说,可谓警世之言。历史难道不正是如此吗?请看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史,各界代表、特别是知识界,充满了浮躁的赶超心态,一次比一次“左”倾,一次比一次激烈,却很少系统研究成功国家的基本经验以为借鉴。比如,许多激进的知识分子从理想出发,在大喊自由民主的同时却排斥私有产权、不懂得私有产权与自由民主之关系,即为一例。 

    孙中山先生创立了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在二十至三十年代,中国已有长足的发展和进步,这本预示着中华民族可望继其他后起之国、踏上现代化之途。可惜的是,这一进程却被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所打断。结果,中华民族失去了本世纪内最有希望成功的完成现代化的机会。1949年后,中国虽然独立了,但毛泽东一连串的共产主义试验,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是历史上罕见的摧残和社会政治的全面倒退;结果,不仅使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大大落后于周边国家和地区,而且遗留下一套阻碍实现现代化的制度环境。 

    正象俄国学者所分析的那样,马克思主义是对工业革命的反动,而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则代表了前工业社会和后农业社会的农民思想。他们推行的共产主义乌托邦都具有农业社会主义的特点,而反对的正是现代社会的基础。他们反对建立在私有产权、经济自由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而实行国有制、计划经济;他们反对建立在人权保障、法律秩序基础上的宪政民主,而坚持阶级斗争、一党专政;他们也反对建立在公民社会、开放社会基础上的多元文化,而将马克思主义、领导人的“主意”订为“国教”。所有进行这种试验的国家,无不出现以粗野代替文明、以落后批判先进、以无知当做有知、以谎言冒充真理的全面倒退的局面。 

    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试验,其落后、无知、野蛮、甚至残酷,都远远超过了苏东各国。毛泽东既照搬了斯大林模式,又延续了战时共产主义体制,还继承了东方专制主义的传统。他推行全盘公有化、计划经济,发动不断的阶级斗争,实行一党专政和领袖独裁,还建立起一个古今未见的“等级身份制”和“等级产权制”,将所有的组织和个人分成三、六、九等进行统治,并发展出具有“全能”和“依附”特点的“单位所有制”,建立起无所不包的宗法式人身依附关系。人们受到的愚弄和迫害,较之“通向奴役之路”和“动物公园”的描述不知严重多少倍。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说到底都是一个回到常识和主流的过程。中共的改革则更带有“将功折罪”的性质,因为它前执政的前三十年使中华民族遭到了从未有过的劫难。1989年民众“反腐败、反特权、争民主、争自由”的正义要求被压制后,问题和矛盾积累得更深了。中共若不能深化改革,甚至改组自身,恐怕天下大乱的日子就难避免了。中国一旦“天下大乱”,受苦的还是老百姓。要避免这种前景,唯一的出路就是一步步地推动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 

    近代出现的民主运动不同于历史上的革命,民主运动是一个争取人人拥有平等权利和机会的运动,而不是一个改朝换代、一部分人打倒另一部分人的运动。虽然中国距离一个现代化国家还路途遥遥,但是,不甘贫穷、追求富裕、反对专制、向往自由,是人类、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天性。任何国家欲汇入世界潮流,就不可避免地要完成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虽然它的实现要经历一个自然成长的过程,但它也是一个人人愿努力争取实现的过程。各国的国情虽然有异,但至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反其道而行之并取得成功的;逆流而动的政党、领袖迟早会被历史淘汰。 

    对中国人来说,二十世纪是个苦难的世纪。当我们步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只有认清潮流,坚持不懈,用水滴石穿的精神,促进中国全面的建设性的进步,促进中国制度的变革和平转型,促进中国出现一个现代化的未来,才能使我们的子孙在新世纪里不再遭受我们亲历过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