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责任

不久前，一位很有学问的老人到布拉格来探访我，我怀著钦佩之情倾听他的谈话。不久，我就听说他逝世了。他的名字叫做卡尔·波普（Karl Popper）。波普曾运用丰富的证据批驳过一种他称之为“全面社会工程”的现象。他用这个术语来描述这样的企图，即要在某种预先设想的意识形态基础上、完全彻底地把全世界变得更美好。这种意识形态自称弄通了历史发展的所有规律，并且概括、综合、全面地描绘了一种最终可以实现所有这些规律的过程。波普明确地指出，此类思考方式和行为，只能导致极权主义。

    我来自一个被共产主义统治了数十年的国家，基於个人的经验，我可以证实，波普爵士的看法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起初是一种自称为有关历史规律的科学理论，它后来导致了共产主义乌托邦思潮的崛起，这种乌托邦曾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地球上的天堂，但最终却产生了古拉格群岛，令很多民族遭受了无尽的痛苦和践踏。波普不赞成这种“全面社会工程”，他提出了另一种渐进式的方法，旨在逐步地、持续不断地改善人类共处的各种制度、机制和技术。他认为，在这种进程中，不可妄自地作出假设，以为我们已经弄通了世界上的所有事物，并因此自以为可以弄通所有尚待理解的事物，或者因此以为自己懂得如何去把握它们；相反，他指出，我们应当按照任何被证明是良好的、实际的、有必要和有意义的东西，来改善制度、机制和技术。

    在我国，由于有过共产主义的悲惨经历，于是有时会出现以下这种意见，即认为，如果可能，人们应该避免试图改变或改良这个世界，避免提出长远观念、战略计划或看法，因为这一类的设想或企图统统都被视为“全面社会工程”的一部分。在我国，这种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意见却显然是大错特错的。矛盾的是，这种意见与波普批评的那些人的观念有很多共通之处。波普从那些自信已经掌握了历史规律、并自认为正在运用这种历史规律的人身上，看到了一种宿命论。这种宿命论以一种奇特的理念形式出现，它认为，社会无非是一种机器，只要使它适当地启动，它就可永远自行运转下去。我反对“全面社会工程”；然而，我也拒绝给婴儿灌满洗澡水，而且，我绝不认为，人们应该放弃不断地寻找改善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的途径。这是他们必须做的，即使他们仅能在某一方面有所改善，即使他们总要不时地停下来、看看究竟他们试图推动的改变是否合适，即使他们必须随时准备着，一旦他们的努力被生活证明是错的，就应该予以修正。

    最近我的一位哲学家朋友试图说服我相信一种我从未否认的观点，即世界在其本质上是一种全面的实体，其中的一切都是互相关连的，我们在一个地方做的任何事，都会在另一个地方发生预想不到的影响，尽管我们可能看不到全部，新近的现代科学为此提供了丰富的证据。这位朋友的这席话，迫使我补充我所说的话、甚至波普所写的书。确实，社会、世界、宇宙自身，是一种无限神秘的现象，存在着数以亿计的神秘的内在联系。然而，明白这一切、并谦虚地加以接受是一回事，但自以为是地相信，人类或人类精神或理性可以完整地掌握和描述世界、并从这种描述中得出改善的看法──这却是另一回事了。意识到所有活动都有其内在联系是一回事，相信我们已完全弄通它却绝对是另一回事。

    我相信，政治家、科学家、企业家或任何人，都不应陷入这种徒劳的信仰，认为他们采取一次行动就能够全面地掌握世界。在寻求改善世界的过程中，人们必须万分地谨慎和理智，要一步一步地来，要时时注意每项改变实际上会产生的后果。然而，同时我也相信──这与波普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有点不一样──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也应该意识到，他们所能知道的只是所有全球性的互相联系的一部分；同时，他们应该在心中牢记这点，即在他们的知识之外，还有一种无限广阔的互相联系。我在所谓的高层政治领域的短暂逗留，使我一再相信，有必要采取这种态度。如果我们能够由头到尾、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更清楚地审视自己，能够看清楚超越我们暂时性的或集团性的利益之上的、那种更广阔的内在联系，那么，现在威胁世界的大部分危险以及它所带来的很多问题，都可以相对有效地得到解决。当然，这种意识绝不可变成自以为是的乌托邦信念，以为只有我们才拥有了解这些内在联系的整个真理。相反，这种意识应源自对这些内在联系及其神秘秩序的深刻而谦虚的尊敬。

    我国当前正在进行一场有关知识分子角色的辩论，涉及的内容包括他们如何重要或者如何危险，有关他们的独立性的程度，有关他们应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介入政治。在某些时刻，这场辩论变得混乱，部分是因为，“知识分子”这个词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这场辩论与我以上谈到的问题有密切关系。请容许我先尝试着给知识分子下个定义。在我看来，一个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个人，概括地说，他或她一生都在致力于思索这个世界的事物及其广泛的背景。当然，知识分子并非唯一做这种事的人，但他们是以专业的态度来做的，也就是说，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阅读、教授、写作、出版、向公众发表演说。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使他们更能够接受比较具有普遍性的问题；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导致他们对世界事务和前途抱有更广泛的责任感。

    如果我们接受对知识分子的这种定义，那麽我们就不会因很多知识分子做下了伤害世界的事而惊奇。由于对整个世界怀有一种兴趣和日益强烈的责任感，知识分子经常受到诱惑，企图去掌握整个世界，想全面地解释世界，并对世界上的各种问题提供普遍性的解决办法。没有耐心和出现精神短路，是知识分子倾向於提出全面意识形态和屈服于极具诱惑性的“全面社会工程”的一般理由。不少独裁者、甚至一些恐怖分子──从德国的前赤军旅到柬埔寨的波尔波特──最初不都是知识分子吗？我们还经常可以看到，很多知识分子因为幻想着自己有一把消除人类苦难的、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钥匙，而始终无法站起来反对专制主义。“知识分子的出卖”这句话，正是用来形容这种现象的。

    但如果以为，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会服从乌托邦主义或“全面社会工程”，那将是愚不可及的。过去和现在都有大批的知识分子做了我认为应该做的事：他们意识到世界事物那更广阔复杂的背景，因而以更富全球性的角度来看待事物，承认全球性的神秘本质，并谦逊地听从于它。这些知识分子对世界所怀有的、日益强烈的责任感，并没有使他们认同某个意识形态，而是使他们认同人类、认同人类的尊严和人类的前景。这些知识分子建立了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他们服膺宽容，与邪恶和暴力作斗争，推广人权、提倡它们的不可分割性。一句话，他们代表着“社会良心”。当地球彼端一个不知名的国家的人民遭灭绝或儿童挨饿时，他们不会坐视不理；他们也不会对全球暖化或眼看下一代将过着难以忍受的生活而漠不关心。他们关心远方的原始森林的命运，关心人类是否会在不久的将来摧毁所有无法再造的资源，也担心广告、消费主义和电视上的血腥暴力故事最终是否会导致人类走向彻底的白痴状态。

    那麽，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又如何呢？我的看法很简单，看到鼓吹乌托邦主义的知识分子时，我们应该抵制他们的迷人呼叫。如果他们进入政坛，我们更不要相信他们。另一种知识分子──那些更留心于世界事务的人，那些以人性看待世界、并且怀有日益强烈的责任感的人，那些为所有美好的事物而奋斗的人──对这类知识分子，我们应屏息聆听，无论他们是独立的批评家，拿著一面必要的镜子审视政治和权力，还是直接介入政治。那些因信奉乌托邦主义而伤害世界的知识分子，和关心世界、代表着“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是两种彼此很不一样的角色。我们不应把后一类知识分子看作只可在大学或媒体立足，而禁止他们涉足政治领域；相反，我深信，越多这种人直接介入政治，我们的世界就会越美好。

    那些全部身心都置身于政治当中的人，往往被政治的本质所引诱，因而把注意力集中于与下次选举有直接关系的短期问题，而不是数百年后要发生的事情。政治的本质迫使这些政治家们追求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不是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的利益；政治的本质也迫使政治家们讲一些人们喜欢听、而不是人们不大愿意听的话，甚至使政治家们对待真理本身也会十分小心翼翼。但政治的这种本质，绝不是拒绝知识分子在政治中占一席地位的理由，这反而是一项挑战，即要尽可能多地把知识分子吸引到政治上来。毕竟，在决定全球性互相联系的文明的命运时，有谁比那些最强烈地意识到这种互相联系的人、那些最关心这种互相联系的人、那些对整个世界怀着最负责态度的人更有资格呢？

【编者注:这是捷克总统哈维尔1995年3月31日在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的演讲。黄灿然译。本刊获准发表此篇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