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的崩塌改变了分割达四十年之久的欧洲大陆，此后的十年里东欧经历了一场大转型。现在，欧洲的中心已经东移，包括瑞典、德国、捷克共和国、奥地利、斯洛文尼亚、波兰、匈牙利甚至部分意大利在内的中欧再次成了欧洲的中心，而德国的首都迁到柏林就是欧洲中心东移的一个象征。十个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注意力已从过去的面向莫斯科变成了现在的面向布鲁塞尔，这些国家现正在申请加入“欧洲联盟”。 

十年来东欧国家的成就  

    虽然英国和瑞典花了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民主制度，德国的民主制度也是二战后在西方盟军的占领下才得以巩固的，但处于后共产主义阶段的那些欧洲国家的新政权，却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他们在短短的十年中就建成了正常的民主制度。在过去的十年里，这十个新的民主国家通过选举至少更换过一次政府，在有的国家则是两次。例如，在匈牙利和波兰，1990年人民选举出了反共的政府；但前共产党人展现出了他们一贯的特点──“一旦当过一次机会主义者，就永远是机会主义者了”，他们又以社会民主党人的面貌再次赢得了选举；接着，这些前共产党人又在下一次选举中被中间偏右的政党击败而下台。 

    在所有这些国家，选民们都始终拒绝接受任何非民主的政策或政治主张。例如，在匈牙利，伊斯特万.祖卡(Istvan Csurka)的激进的右翼政党就无法赢得足够的选票，因而在议会中得不到任何席次；1998年秋季，斯洛伐克的选民也在选举中拒绝了弗拉基米尔.麦恰尔(Vladimir Meciar)，他虽然曾引导这个国家和平地与捷克分离，但却紧接着显示出反民主的倾向；在拉脱维亚的公民投票中，民众也拒绝了某些人提出的不让大多数俄罗斯裔居民成为拉脱维亚公民的建议。只有在罗马尼亚，投给五花八门的反民主的政党的选票总数开始接近给那些在民主选举中胜选、但对民主政治的信任略显暧昧的政党的票数。 

    经济转型的代价确实相当大，在那些市场经济被扼杀了四十多年之久的国家中建立市场经济，当然比在一个市场制度发育良好的国家里应付一场经济萧条要难得多。不过，经济转型的代价其实是被大大地夸大了的。在指令性经济的年代里，短缺现象频繁发生，民众没有个人选择的机会，一个人要得到某些利益就必须行贿或凭借党政干部才有的特权。那时，普通老百姓学会了改善家庭生活的自救之道，比如后院种植或家庭生产、在地下经济中兼职工作等；这些技能帮助老百姓度过了经济转型时期的生活难关。 

    现在，在原由共产党统治的东欧的大多数国家，通过“试错法”而推行的经济转型都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九十年代初，大多数国家都曾出现过国民生产总值下降、通货膨胀严重的局面，但现在这一状况已被完全扭转过来了。波兰和斯洛文尼亚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它们1990的水平，捷克、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不久也将如此；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莎尼亚经历过严重的经济失调，但现在经济都开始增长；只有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还未出现持续的经济增长。所有这些国家今后的经济前景都比十年前要好得多，因为，目前在真实的市场价格信号、进口货物和消费者自由选择的作用下，经济效率开始支配经济发展了。 

    以前的那些多民族国家的共产党政权解体后，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族群更同一的国家，这消除了那里长期以来潜藏着的政治冲突来源。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是通过一次“天鹅绒”般的“离婚”而完成的，完全没有流血冲突。在拉脱维亚和爱莎尼亚，居住在那些的俄罗斯裔居民的政治态度相当温和，远不象那些住在莫斯科的、自命为拉脱维亚和爱莎尼亚俄罗斯裔居民代言人的政治人物之态度那么激烈；多数住在波罗的海国家的俄罗斯裔居民认为，他们在波罗的海国家的生活前景比与俄罗斯联邦统一到一起要好得多。在这些中、东欧国家，现在少数族裔只占各国人口的一小部分，他们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已不复存在。在七个后共产党国家，一项名为“新民主化国家政治晴雨计”的调查发现，在1992年大约有百分之四十的人认为少数族裔是社会秩序的威胁，而到了1998年仍有这种焦虑的人已减少到百分之二十五。[1]

急起直追──在政治经济上赶上西欧国家   

    今天，中、东欧国家的多数民众常把目前的社会环境与共产党统治时期相比较。每个国家的大多数民众都认为，他们现在享有许多过去根本没有的自由。波罗的海国家的多数族群这么看，那里的俄罗斯裔少数族群也这么看；即使是在民主制度不完善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多数民众也这样认为。一项“关于自由的比较调查(Comparative Survey of Freedom)”发现，在捷克、爱莎尼亚、匈牙利、波兰和斯洛文尼亚这五个可能率先加入“欧盟”的国家，民众对他们所拥有的自由的评价分数几乎与在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以及英国相同，这些分数甚至高于希腊所得的分数。[2] 

    目前，还没有哪个后共产党国家已经达到了卢森堡和丹麦的生活水平。后者的生活水平在“欧盟”中是最高的，不过，“欧盟”现有的其他十三个成员国的生活水平也赶不上卢森堡和丹麦，希腊和葡萄牙的生活水平甚至只及卢森堡和丹麦的一半。显然，对捷克、斯洛文尼亚这样的国家来说，持续的经济增长将推动它们的生活水平超过目前经济最弱的“欧盟”成员国，这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而其他后共产党国家会紧紧跟上。既然后共产党国家的经济增长比市场经济国家要快得多，那么两者之间的差距就肯定会迅速缩小。 

    民众的健康状况是衡量民众享有的社会福利的标准之一。虽然，在共产党统治的四十多年中，社会成员的健康状况不断改善，但其速度远远落后于非共产党统治的中欧国家。比如，匈牙利落在奥地利后面；在东德，健康状况的改善也比在西德慢得多。尽管原共产党国家的制度转型最初对保健事业和健康水准构成了某种程度的干扰，但是，后共产党国家的民众健康状况已经开始追上、并且超过了市场经济国家。例如，现在捷克的婴儿死亡率(千分之六)就比某些“欧盟”国家还低，同时明显地低于美国的千分之八。 

    如果能在一夜之间就拥有美国式的生活水平、瑞典式的福利国家和英国式的民主政治，后共产党国家的民众当然会十分欢欣鼓舞。但是，在共产党统治下的生活经验教会了他们，要学会降低预期、保持耐心，换言之，即学会在沉默中忍受苦楚。这样的经历使得他们在转型期中也有充分的耐心。当问到中、东欧国家的老百姓，估计要多久才能达到令他们满足的生活水平时，一般人的回答是，“十年”，只有五分之二的人或者回答“不知道”、或者认为永远也达不到。当对老百姓提出“估计要多久其政府才能从整体上解决国家的经济问题”这样的问题时，民众的回答大体上也差不多，即一般人认为需要十年。 

    后共产党国家在转型中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摆脱过去四十多年的旧体制的遗产。四十年代后期，斯大林式的政权禁止了政党竞争；反对党的领袖或被拘押、或被流放国外、甚至被处死；无论是工会还是在大学、媒体当中，任命一个负责人的前提变成了服从党的路线(不管这个路线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修正改变)。结果，那时像政党、工会、甚至议会这样的政治代表制度被全面摧毁了。而今天，许多人仍然习惯性地怀疑这些基本政治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现在人们知道很多政党的名字，但从不投它们的票；而在现有政党中令他们真正喜欢的则很少。到了选举期，许多选民往往把选票随意地投给一些他们既不信任也不认同的政党。[3] 

    在共产党统治下，中欧国家原有的关于法治国家(Rechtsstaat)的观念(即国家依据法律授予的权利统治，而不是靠强权或意识形态统治（a state that rules by right, not might or ideology）)，被所谓的“社会主义合法性(socialist legality)”替代。于是，在法院的审判中，什么是“正确”的裁决要由党──国家来决定，有没有充分的证据就变得无关紧要。错综复杂的官僚机器集合了党的控制和卡夫卡式混乱的所有最坏的特点。社会成员都学会了以高度的技巧，一方面屈从，一方面又能规避甚至冲破法律的约束。当共产党失去领导地位后，原来的党政干部们通过以往营造起来的关系网，开始了“干部私有化(nomenklatura privatization)”过程[4]；于是，在社会中向上爬的“通行证”从党证变成了美元或德国马克。 

    不过，就象在西方民主国家一样，在后共产党国家，腐败的严重程度也因国而异。据“1998年腐败认知透明化国际指数(1998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Index of Perceived Corruption)”，在这一调查所包括的八十五个国家中，捷克、匈牙利和爱莎尼亚社会成员的诚实程度均排列在前四十名内，相当或高于比利时、希腊和意大利这三个“欧盟”成员国；而俄国则位居世界上十个最腐败的国家之列，俄国民众对国内腐败的认知程度仅仅比巴基斯坦略好，但比印度尼西亚差。

【注释】  
[1] 中、东欧国家的调查结果取自维也纳的Paul Lazarsfeld Society主持的跨国“新民主化国家政治晴雨计”调查；波罗的海国家的调查结果取自Strathclyde University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持的“新波罗的海国家政治晴雨计”调查。详见www.strath.ac.uk/Departments/CSPP. 
[2] Freedom in the World: 1997-1998 (New YorK: Freedom House, 1998), P.605；and Richard Rose, "Freedom as a Fundamental Value,"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45 (September 1995): 457-71.
[3] Richard Rose and William Mishler, "Negative and Positive Party Identification in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Electoral Studies 17(June 1998): 217-34.
[4] 译者注:nomenklatura是个苏联时代由苏共创造出来的俄文词，原词指的是由党的组织部门任命政府和经济管理部门各级负责人的制度，以后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上把党任命的各级负责干部们统称为nomenklatura，所以这个原指制度的名词已经拟人化了，被用来代表那些居于领导岗位的党政干部。大约从七十年代开始，苏联老百姓使用这个词时已经隐含有贬义。本文中所说的“干部私有化(nomenklatura privatization)”过程，则是指1989年以后在东欧和前苏联普遍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即各级原来的党政干部利用过去的权势和关系网，互相勾结，化公产为私产，从“党政干部”摇身一变而成为新的资本家的过程。现在西方学术界一般都认为，这一过程虽然充满了社会不公，为老百姓所憎恶，但却可能是民主转型中旧体制的社会遗产必然产生的结果

【编者注】
原文载于Journal of Democracy(Vol.10, No.1(January 1999):51-5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National Endow- ment for Democracy's International Forum for Democratic Studies)。本刊编辑部获该刊许可翻译转载，翻译时略有删节。此译文不得为其他中文刊物或网路杂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