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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过期期刊 MCS 2001 Issue 1 科索沃危机与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民族主义
期刊 过期期刊 MCS 2001 Issue 1 科索沃危机与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民族主义
科索沃危机与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民族主义
一、后冷战时代中美关系上的温和派与强硬派
二、中美关系中的政治文化矛盾
三、科索沃事件与中美信任危机的形成
四、北约轰炸中国使馆事件：“预谋论”与“误炸论”
五、中国方面的最初反应
六、民族主义情绪高潮下的中国态度的重新调整
七、中国新民族主义的激进化走向
八、新民族主义的未来政治影响
二、中美关系中的政治文化矛盾
三、科索沃事件与中美信任危机的形成
四、北约轰炸中国使馆事件：“预谋论”与“误炸论”
五、中国方面的最初反应
六、民族主义情绪高潮下的中国态度的重新调整
七、中国新民族主义的激进化走向
八、新民族主义的未来政治影响
1999年5月7日发生在南斯拉夫的北约轰炸中国使馆事件，引发了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强烈反应，自5月8日起中国大陆各地连续三天出现了激烈的反美示威游行，形成一股强大的民族主义浪潮。“五八事件”是九十年代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它不但对于中美之间以及中国与周边地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重大的冲击，而且，由它所引发的民族主义将成为一种持续的重要政治因素，对后全能主义时代的政治文化与政治选择都将有深远影响。
本文试图从后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固有矛盾、中美两国的政治文化差异、南斯拉夫局势引发的中美之间的信任危机等基本因素出发，研究中国政府、民众与知识分子在“五八事件”中的民族主义的反应，以及这种新的民族主义的特点与发展趋势。这一研究对于认识二十一世纪初期中国政治的走向与未来发展以及中美关系的变化趋势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后冷战时代中美关系上的温和派与强硬派
要理解“五八事件”发生的远因，就必须考察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中固有矛盾的复杂性。就美国国内而言，在对华态度上存在着强硬派与温和派两种不同的观点。在美国强硬的保守派看来，中国执政党的性质，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崛起，都会被视为对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以及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与美国国家利益的挑战与冲击，并刺激美国强硬派“非我族类”的政治思维。他们认定，中国的强大与发展只能使中国更“仇视美国”，而不会变得“更象美国”。这是美国相当一部份人士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的“遏制主义”战略的重要原因。
而另一方面，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迅速发展、中国社会与政治的基本稳定、以及中国潜在的巨大市场对美国实业家的吸引力，这些因素又使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现实主义的温和主张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这种温和主张认为，接受中国作为一个合作夥伴，并在与中国进行广泛深入的经济与文化交流中，影响中国的社会、经济、观念与思想的变化，其最终结果不但可以使中国发挥维持国际秩序的建设性的夥伴作用，甚至有可能使未来的中国融入世界自由大家庭。相当一些美国人认为，这种“卷入”或称“接触”的办法，从长远来说，无论是对美国的实际商业利益，对于国际形势的稳定，还是对于美国实现其道德理想主义的目标，都是有利的。九十年代美国的对华政策中，主张强硬的“遏制论”战略与主张温和的“接触论”战略此起彼伏。一般而言，自尼克松以来的美国总统与行政当局基于现实考虑，受“接触论”较大影响，相对而言，意见领袖、国会与新闻界人士中，美国传统的民主自由的理想主义价值观相当强有力，在这些人士中，“遏制论”则有着较为广泛的影响。
就中国一方而言，在对美关系问题上，中国政府内部与知识分子中也同样存在着强硬论与温和论这两种倾向。主张强硬论的人士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原教旨意识形态左派人士，“反和平演变论”是其思想基础。他们力求采取强硬态度来抗衡美国的影响，以保护他们所认为的独存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安全。但随着左派保守政治势力在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的逐渐消退，这种观点和立场已经在公众中失去其政治支撑点，在中国九十年代政治生活中已经不具有重要影响。
主张强硬论的另一类人士，则主要是决策层与知识分子中的一些民族主义者。他们的思想观念比前一类型对中国未来政治更具持续的影响力。他们主张对美态度强硬与他们所理解的民族主义的国家安全观有关。他们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西方国家，也是唯一能对中国的利益与安全构成威胁与挑战的国家。对美国保持警惕是中国国家利益所系”。
产生这种新民族主义思潮有更复杂的时代背景。中国近代以来长期受列强侵略，中国人的政治文化深处一直存在着反应性的民族主义情结，而美国在后冷战时期不再受到另一方的制约而形成对外干预主义的强势化，这很自然地激起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与民众中对美国的疑虑与相应的民族自卫心理。自“银河号事件”以及中国申奥因美国反对而失败，中国相当一部份知识分子中就开始出现反美情绪。九十年代中期，几位青年作者合写的《中国可以说不》，以及李希光、刘康合写的《在妖魔化中国的背后》这类时论书籍所表达的反美民族主义思想以及它在大众中的畅销，正是这种民族主义思潮与心态的突出表现。
九十年代中期，中国政府高层曾一度表现出对这种民间自发的反美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的肯定，但由于担忧这种自发的民族主义有可能失控，并被异见人士利用来进行超越政府控制的社会动员，后来这种自发民族主义思潮不再受到政府的支持。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政府对民间自发的民族主义思潮与行动的基本做法，是不鼓励、不支持、不报导，并予以及时化解的方式。例如，民间的对日索赔运动、民间对于菲律宾排华事件的自发反应，均受到约束与控制。
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在中美矛盾未激化的情况下，这种自发的反美民族主义思潮不但受到政府的控制，而且也受到多数知识分子的批评。例如，九十年代中期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强调中美之间冲突的必然性，中国的知识分子纷纷着文批驳亨廷顿的观点。这一事实足以说明，至少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前知识分子确实还普遍对美国抱有温和的态度，虽然上述自发的民族主义和对美警惕的心理仍然在知识分子中相当程度地存在。
应该指出的是，构成对美强硬立场的这两种政治势力之间，即左派官僚与知识分子民族主义者之间，并不存在着有机的联系。更具体地说，相当一部份民族主义者在政治价值上根本不认同原教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他们对美国的自由民主也并无根本上的反感，有的甚至在其内心深处仍然是自由主义者。有一位主张对美强硬的知识分子曾对笔者说过，他在访问美国以后也认为，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在该国的运行确实相当成功；他只是对美国以人权干预别国事务，有可能对中国的民族生存条件构成威胁抱有高度的警惕。这一观念确实代表着中国大多数持民族主义价值立场的知识分子的态度。
1989年以后，在中国占主流地位的对美态度仍然是温和论思想。他们支持邓小平的务实外交政策方针。改革中得益的主流知识分子与新兴的白领中产阶级在对西方关系上也属于务实的温和派。作为中国战略设计大师的邓小平显然认为，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国在经济上与美国合作以及与西方和平共处，是中国实现现代化进步不可缺少的外部条件。邓小平在1990年提出，“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邓小平的“不出头”、“韬光养晦”、“只要不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以经济为中心搞建设就不动摇”等基本思想的核心内容，可以被概括为政治与经济两个方面。就政治方面而言，其核心是放弃意识形态冷战与攻势，以避免刺激美国同样地以冷战意识形态思维来与中国对抗，而这种对抗必然使尚未强大起来的中国处于被动应付的劣势，其结果对中国的伤害会远大于对美国的伤害。就经济方面而言，邓小平的对美政策主张通过经济上的互惠合作来鼓励务实的美国人积极采取对华温和的政策。更具体地说，邓小平主张通过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发展经济关系，以市场经济提供的机会来吸引外国资本，使西方在中国市场上有利可图，同时也发展了中国的经济力量。这样，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与对外方针的实施一方面达到了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来实现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的意愿，另一方面也满足了西方国家在中国开辟市场的愿望。
这一“务实──合作论”的温和政策的双赢战略，在1998年以前取得相当的成功，中美贸易的成倍增长也鼓励了美国“接触论”的对华关系战略与政策，在美国公众中取得越来越大的支持。自邓后时期以来，江泽民基本上继承了邓小平的温和方针。江泽民在1995年提出：“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是我们处理中美关系的基本政策。”江泽民访美之所以取得成功，正是基于邓小平制定的这种和平外交战略的基本精神而取得的。
至1998年中期，由于中美双方各自的温和派势力都在本国占上风，双方在互动与磨合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逐渐学会相互克制与合作。当1998年6月克林顿访问中国大陆时，中美关系似乎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时期，克林顿在中国的讲话，出人意料地在中央电视台上播出，可以被理解为克林顿的“接触政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成功，中国也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主动宣布准备签署联合国的两项人权公约。作为回报，克林顿向中国大陆公开许诺对台湾问题的“三不主义”，这同样被中国人理解为中国采取对美国的温和外交政策的一大胜利。美国的“接触论”也在美国广大公众与政界甚得人心。虽然，中美之间建立的“战略夥伴关系”并没有具体明确的内涵，但这种关系的建立，标志着中美双方对对方的温和方针成为两国外交的主流倾向。是时，可以说是自1989年之后中美关系十年发展过程中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朱扁基在访美期间提出：“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中国是最大的潜在市场，美国是最富裕的国家。如果双方保持良好的关系，对两国对世界和平都会十分有利。”这一讲话最明白清楚地表明了中国温和派的中美关系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美两国务实派政治家力图通过与对方合作来建立两国的友好关系，他们均希望以此作为自己引以为自豪的政绩来载入史册的。
尽管中美关系中将长期存在着各种不稳定因素。美国对华强硬派仍然会不断找到新的机会向温和派的卷入政策提出挑战。例如，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所谓的“军售事件”、“政治献金事件”以及福建船民非法入境事件先后被提出之后，1998年底又出现了影响中美关系的两大事件，一是“中国民主党”非法组党事件，二是美国强硬派主动掀起的“核机密泄露”案，为美国强硬派坚持的“遏制论”的重新抬头提供了机会。然而，由于中美执政层双方都认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并表现出相对的克制与灵活性。只要没有出现重大的信任危机，以上种种不稳定因素虽然会使中美关系不断受到挑战，但基本上不会使双方温和的关系发生重大的逆转。一般而言，中美关系中确实存在着通过相互合作达到利益互补与双赢的真实动力。这种以务实互利为基础的互动过程，虽然不可能完全化解双方强硬派之间的对峙，但只要没有发生重大的国际事件，克林顿与江泽民各自主持的温和政策就可以把上述矛盾有效地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二、中美关系中的政治文化矛盾
科索沃危机本身与中国的利益并无直接具体的关联，甚至与美国的直接具体利益关系也并不大。然而，恰恰是这场发生在巴尔干地区的区域性冲突却使业已改善的中美关系陷入一场巨大危机，其原因何在？单纯的现实国家利益分析不能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我们必须把研究的视角转向另一个更深层的领域，即政治文化与政治观念领域。这里讲的政治文化是指社会群体对政治的反应态度模式以及支配人们采取政治行动的政治思维定势。对于不同民族的政治文化与政治思维方式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这个民族在某一特定情况下会如此看问题，会如此作出判断并采取政治行动。
事实上，上述中美之间近二十年来的渐进温和化趋势，是在双方政治文化差异受到掩蔽的情况下，单纯由于利益上的相互吸引而形成的。但双方政治文化的差异对双边关系的重要影响是不可低估的，1998年的巴尔干危机就使这种原来即存在的政治文化与理念差异以超乎寻常的方式突显出来。
中美之间的政治文化差异表现在，就美国一方而言，美国政治文化中始终存在着一种以人权、自由、民主为基础的道德理想主义或“人权原教旨主义”，美国的民族性中存在着强烈的新教文化因素。这种政治文化源远流长，从白种人的负担到以自由民主的理念与理想来“解救全人类”。这种人权自由干预主义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确实出于真诚，并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少数富人对外扩张的自私的贪欲。这种美国政治文化十分特殊，其中有自以为是的堂.诘柯德式的救世热情、以自由人权为基础的道德优越感、一种希望其他民族分享他们所享有的自由民主与人权普世价值的道德信念，也因对别国的历史与文化的无知而有盲目的自信。美国对国际事务采取干预主义的倾向，这既与美国所理解的自身利益有关，也与这种美国价值有密切关联。而冷战结束以后，制约美国国际行为的另一极的消失，美国国力的空前膨胀，都使这种新干预主义得以在世界事务中长驱直入，更使这种政治文化中的人权观显示出巨大的影响力。
就中国一方而言，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存在着两个相互依存的因素。其一是强烈的反应性民族主义倾向，它包含着一种深层的“历史上的受害者心态”。中国人对国际局势可能造成的对中国利益的损害保持着一种相当强烈的敏感，一种直接的、即时的对近代民族苦难的联想与追忆很容易经由这种联想的“受害意识”与“危机意识”而形成群体性的激烈的反应。由于西方人没有中国人的历史文化体验，因而往往难以理解这种心理。一般而言，第三世界国家的知识分子与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相比，对本国过去受强权欺凌的历史的记忆十分深刻，并对西方有一种高度的敏感与不信任心理。另一因素是主权高于人权的价值观。中国近代以来不断被迫失去主权而遭受外族侵凌，这使中国人保持着高度重视“主权”的社会价值理念。“没有主权就无所谓人权”的观念之所以被中国当代政治家与相当一些知识分子接受，正是以国人的近代历史感受为基础的。另外，中国人中的这种集体人权观又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强烈的集权主义与集体主义文化价值的影响有关。中国近代的历史经验使之对“主权”还有一种特殊的不同于西方的理解，那就是主权被化约为一个民族的“集体人权”，即体现国家利益的“集体人权”远高于以个人为本位的个体人权。这种政治文化使中国人很容易从美国以个体人权为本位的国际干预中，激发起民族受难经历的历史联想。除了上述政治文化因素以外，在现实问题层面，由于中国还存在着分立主义势力以及历史上形成的台湾独立、西藏独立问题与新疆民族分离主义，在中国政府与知识分子看来，这些都是威胁统一的“心腹之患”。而对多数中国人来说，中国自古以来政治文化中的“定于一”的“大一统”价值取向可以说是个生死相关的不可妥协的原则问题。这样，美国依据人权原则在国际事务中作出的选择与干预行动，就十分容易引发中国人对自身心腹之患的担忧，并激活中国人深层的“受害者意识”。
综而言之，中美之间始终存在着重大的政治文化差异，中美执政层共有的务实政治理念与政策可以掩盖、却不能消除两种文化的差异与矛盾。当某种国际矛盾出现时，这种政治文化差异就会显性化，中美人士将会以自己特有的政治文化来对这种国际冲突与事态作出根本不同的解读，从而引发严重的信任危机。从而形成与美国之间的矛盾冲突。
更具体地说，美国以其道德理想主义的人权价值观，对国际人权受到破坏地区所进行的干预行动，在中国政治文化的解读下，往往被中国官员、知识分子与民众单纯理解为美国霸权利益扩张的借口，这种解读进而引起中国对受到外族入侵的苦痛历史记忆，并进而产生对中国统一利益构成威胁的担忧，从而迅速在民众与政府之间形成反应性的民族主义的共识，激发起强硬的反应。另一方面，中国方面作出的反应则又会被美国的“原教旨”道德理想主义的强硬派势力理所当然地理解为，日渐强大的“专制中国”对西方人权理想与现存国际秩序的挑战，从而进一步加强美国原已存在的“遏制论”思潮。一旦出现这种对峙，由于中国与美国相比，在国力上处于弱势，就使中国方面往往以相当激烈的、乃至强烈扩大声势的方式来作出反应，以此来警告美国不要越出双方之间形成的界线。而美国则对中国人这种极其微妙的政治心理不甚理解，对中国的此种激烈反应模式又会作出同样强硬的反应。潜在的矛盾的极易引发公开的冲突。
综上所述，就美国一方而言，美国的“道德原教旨主义”与美国的自身利益相结合的外交干预政策，是一种可能不断激活中国反应性民族主义的外部力量；就中国一方而言，强烈的“历史上的受害者意识”、集体人权的价值观念、中国内部的分立主义压力，这些因素均是促成中国新的民族主义浪潮崛起并走向激进化的重要内因。在没有发生重大国际事件的情况下，中国执政层领导人的温和对外对策与美国务实的卷入政策之间存在着良性互动，中国执政层对激进民族主义可能对政治稳定的冲击也持警惕、担忧与防范的心态，这些因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中国的民族主义向极端发展。然而，在面对重大国际事态的情况下，由于美国与中国之间客观上存在的政治文化差异，并在一定条件下会引发信任危机，这种信任危机一旦形成，就会使双方的强硬派产生互激性反应，并进一步强化双方的对立，问题就会相当复杂多变。
三、科索沃事件与中美信任危机的形成
南斯拉夫事件使中美关系急剧恶化，形成了十年来最严重的信任危机；正是在已出现这一信任危机的特定情势下，不幸发生了北约轰炸中国使馆的事件，从而导致了中美之间严重的对峙。下面，本文将对这一互动过程进行深入分析。
北约东扩与美国在亚洲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计划）是引起中美信任危机的重要原因。这两件事本身未必有内在联系，但中国还是会自然地产生一种被包围的疑虑和仿佛受到南北“钳形攻势”的无形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之所以挥之不去，是因为九十年代后期的世界格局毕竟离冷战时代并不远。如果西方人批评中国战略家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是“冷战思维”，那么中国战略家也完全有理由回应：如何证明你们的北约东扩与“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新月形战略部署与中国无关？中国人甚至进而可以认为，TMD不仅是冷战思维，而且是冷战行动。中美建交以来中国对美国最大的信任危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在这种气氛下，南斯拉夫国内民族矛盾的激化，以及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科索沃危机局势的干预，则使中美关系进一步蒙上了阴影。
众所周知，南斯拉夫历来就存在着复杂而深刻的民族矛盾。铁托逝世后，长期受到压抑的民族矛盾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恶性膨胀。科索沃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引起了北约各国的深深忧虑。西欧各国视这一地区为欧洲安全所系，力求通过强烈的政治或军事干预来阻止事态的扩大。但北约本身缺乏足够的力量与领导核心，于是，在北约的要求下，美国与北约各国开始对南斯拉夫进行军事干预。
应该承认，中国的相当一部份人士在判断欧洲新出现的这一形势时，更多地是从北约与美国军事干预的先例可能对中国的国际生存环境产生的影响来考虑问题，他们担心的是，如果美国能够以此为理由干预南国内政，那么也会以同样的理由干预中国的内部事务。
事实上，美国自认为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理应对国际秩序和世界的稳定负有道义责任。一位美国学者曾指出，克林顿之所以积极干预科索沃危机，与他当年未能有效地阻止卢旺达的种族屠杀悲剧而深感后悔有关。1994年因美国未积极参与解决卢旺达内部的民族矛盾，结果胡图族与图希族之间的种族矛盾日益激化，以致四十万人死亡。美国总统克林顿后来亲自去卢旺达为此表示了歉意。
当南斯拉夫的民族矛盾发展到越来越可能出现类似卢旺达式的悲剧时，无论是基于美国所自承的国际警察的职能，还是就美国的利益而言，美国总统都认定不可袖手旁观。在美国看来，由于不久前中国对马其顿要求联合国驻军一事在联合国安理会使用了否决权，为了避免中国再次在联合国运用否决权，美国就理所当然地绕过了联合国而自行其事，开始轰炸南斯拉夫。
这又引起了中国政府与知识分子前所未有的强烈反应。中国人之所以如此反应，首先是因为，北约与美国抛开联合国直接干预南斯拉夫内政，不仅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有潜在的威胁，而且也忽略或轻慢了中国在安理会的地位和权力，意味着中国在未来国际安全事务中的发言权受到直接的损害。在中国看来，中国本可以通过在联合国中享有的否决权来维护自己的主权与利益，失去了联合国这道屏障，中国就会处于极为被动的地位。其次，北约以人权高于主权的道义理由来干预他国事务，会使中国人联想到，一旦将来中国的中央政府打击台独势力、西藏、新疆、内蒙的独立势力时，是否同样会受到“人权高于主权”的西方势力越过联合国来进行军事干预和战争制裁？
中国对此问题的担忧还在于，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决不会是一个孤立事件，从现今国际的大趋势来看，由于冷战结束后美国与西方势力不再受到另一极的制约，过去维持国际秩序平衡的力量改变了，天平将会不断向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中国的一些战略家的判断是，第一，美国与西方国家推行北约“全球化”的战略逐步成形，北约已在中东欧、东南欧扩展了势力，下一步很可能在北非、中东或者中亚继续挺进。其次，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宗教问题本来就极为复杂，这种矛盾冲突本来就会因冷战结束而更为强化，而西方的“人权高于主权论”又为干预这种国际冲突提供了“人道”上的理由，并在这一理由下去谋求西方自己的利益。如果中国接受美国干预这一事实而不加以反对，北约与美国对南斯拉夫的干预所提供的先例，将有可能使中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北约轰炸南斯拉夫的军事行动本身与中国无关，但这一行动却使中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唇亡齿寒”式危机感。相当一部份国人认为，中国理所当然地要表现出最强硬的反对姿态，以阻止美国进一步染指中国内部事务。在这种危机意识引导下，中国在舆论宣传中支持南斯拉夫抵抗美国的力度也越来越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科索沃事件发生后历来主张对美强硬的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民族主义者的表现比政府更为强硬，而同时民众对科索沃问题的复杂性往往只作简单化的理解，这对以后出现激烈的反美情绪有重要影响。
四、北约轰炸中国使馆事件：“预谋论”与“误炸论”
正是在这种信任危机的背景下，发生了1999年5月7日北约轰炸中国使馆的事件。在国际关系中轰炸他国使馆是极为严重的事件，这究竟是误炸还是预谋呢？从军事角度看，“预谋论”似乎颇有说服力：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精确度以米计的瞄准系统与飞弹制导系统；北约确定轰炸目标要经过欧洲美军司令部、北约司令部与美国国防部的审查和反复核实，外国使馆被列入最重要的禁炸项目；中国使馆四周空旷、方位容易辨认，很难令人相信炸馆事件仅仅是军事计划或技术操作上的失误所致。但从政治角度来看，“误炸论”则有相当的说服力。
首先，轰炸大使馆不仅是严重的战争行为，而且为国际法所不容。更何况中美之间目前也不是交战国。任何美国的行政当局都不敢背着国会制定这种严重违背美国战争法的重大阴谋。更何况克林顿绯闻事件已经被国会搞得沸沸扬扬，克林顿决不敢让一心与之作对的国会获得致其于死命的机会。事实上，没有一个美国总统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而采取公然轰炸外国使馆的做法。质言之，由于西方民主政治程序的透明性，由于国会对政府近乎苛刻的严格监督，由于国会与政府之间复杂的制约机制以及无孔不入的传媒的监视，使得任何非程序的政府阴谋行为在这种体制下都难瞒过。西方公众之所以普遍不相信“美国飞机轰炸中国使馆是出于美国政府的预谋”，其原因就在于基于这种意识。持“预谋论”的人似乎并不了解美国政治与外交决策过程的关系。
其次，从克林顿个人利益的角度来看，他本人是中美关系上的温和派，时常面对着国会、舆论界反华派的强大压力，在位七年来他在外交上引以为自豪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与中国建立了友好关系。他决不至于要在下台前一年多的时间里去破坏他亲手建立的这种关系，更不会笨到在即将结束任期时去做否定其两届总统任内全部努力的蠢事。所以，认为轰炸使馆是白宫预谋的观点，是对克林顿对华外交政策的严重误判。同时，即使按西方的价值观来看，此类政府阴谋也是违反公共道德的，克林顿承担不起这样做而导致与中国决裂并使其政党的名声扫地，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他本人及其政党的严重后果。
第三，从政治逻辑来看，轰炸中国使馆也完全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这首先因为，美国在干预南斯拉夫期间决不希望树敌过多。而且，要最终解决南斯拉夫问题，可能轰炸后还是要回到联合国的桌面上来；而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并拥有否决权，这一票对美国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以公然轰炸中国使馆来得罪中国，从而为联合国默认的北约行动平添严重的障碍，显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第四，从长期战略考虑，今天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国家会把有核武器和十三亿人口的中国看成一个弱国。即便退一万步说，美国最高当局以“偷袭大使馆”这种方式来公开欺侮中国，是刻意要造成中国的“动乱”，那么，中国一旦真正发生大乱，就会出现难民横流、强硬派抬头、与周边国家开战、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核武器失控、导弹技术外流等严重局面，这样的结果完全不符合美国与西方的利益。所以，欲通过轰炸中国使馆的方法在中国制造动乱，对美国任何一任总统以及美国本身的利益来说，都是愚不可及的行动，常人都可明白其中的道理。
第五，美国误炸他国使馆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例如，在越战期间美国就曾误炸过苏联驻北越大使馆，还炸死了当时在馆中的法国外交官。一位美国学者与作者讨论时指出，“中国人认为肯定不会是误炸，乃是因为中国人往往过高地估计了人类的理性的能力，历史上军事家们所犯的过失，往往会超乎常人的想象。例如二战期间，德国就通过迂回方式轻而易举地突破了盟军将领们自认为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这一战例是军事专家也常常会犯常识性错误的一个典型例子。”
第六，任何微小的失误都可能导致误炸。有人认为，大使馆在地图上的位置、街道上使馆的显著标志、街道门牌号码等，是普通中国人都想得到的最简单问题，美国的信息科技比中国发达得多，故而以为美国在这类重大国际问题上决不会犯低级错误。这一看法是对美国行政当局能力与水平的过高评价，这种判断中可能潜含着一种深层的不自觉的“文化误判”。据西方报载，克林顿曾在接待某海上小国的领导人时，居然把对方地理位置说成是非洲腹地。事后才得知，是美国国务院官员由于粗心而把资料送错了。
以上两方面观点分别在军事与政治上各有其道理，但这两者又是相互矛盾的。除了“预谋论”与“误炸论”之外，人们还提出了第三种解释，即“非政府层次的预谋论”。这种解释认为，美国某些军方保守派利用美国情报作业中的一些空子和当时军事指挥系统某些环节的混乱，瞒过克林顿，以“不幸错误选择轰炸目标”为借口，通过轰炸中国使馆来报复他们所认为的中国利用此次战争收集北约军事情报的合法行为。这种观点认为，由于美国保守派从内心里看不起中国，认定中国无法对付美国，因而有恃无恐；更有甚者，他们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有意挑起中国对美国的仇恨，激起中国对美国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以此证明中国是美国的真正敌人，使美中关系决裂，另一方面又可以使对华政策上的温和派克林顿难堪。这样可达到一箭双雕的后果，并为下一届更强硬的保守派上台作好准备。
这第三种解释也可被称为“军事流氓预谋论”，它既能从军事角度成功地解释何以不可能是误炸，又能从政治角度说明何以不可能是美国政府的预谋行为。当然，这种论点也有其弱点。正如一位美国政治学者对笔者分析时指出的，由于美国是一个相当透明的社会，从事这样一种越过美国政府和国会的严重违法行为，必须要通过许多部门、环节与个人的共同合作，至少要动员二十多个环节才能使这一阴谋成功；然而，要使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人都赞成并主动参与这一“非政府层次的预谋论”，同时又逃过无孔不入的新闻媒体的视线，几乎是不可能的。
以上三种论点各有其合理性，又相互矛盾。只有未来的历史才会告诉人们，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本文的分析只能把对美方动机的分析作为黑箱，而把重点放在中国政府的事后态度与政策选择上。
五、中国方面的最初反应
对于这一严重的突发事件，从军事学角度来看，误炸的理由似乎是很难成立的。在许多中国专家看来，美国飞机轰炸使馆这一事件只能在逻辑上顺理成章地被理解为有意识的预谋。那么，这是谁的预谋呢？以中国的政治文化来解读，这种预谋只能被理解为是美国政府的作为。在中国这个大一统国家里，任何外交与军事行为都必定出于中央政府的决策，这种思考方式会支配着中国人对外国行动的判断。既然轰炸使馆被判识为美国政府的预谋，那么，美国政府为什么会有这种预谋呢？如前所述，既然这一事件是在中美关系已进入严重的信任危机的情况下出现的，那么，中国人对美国轰炸中国使馆这一行为动机的推理，就不可避免地以美国对中国怀有战略上的重大图谋与挑衅企图为依据。在两个民族或两个国家出现严重的信任危机的情况下，人们会普遍认定，这决不是个孤立的偶然事件，它肯定是对中国怀有深刻恶意的美国继北约东扩与TMD计划之后企图向中国直接开刀的第一步，是一种政治上的“火力侦探”。有的中国学者就认为，美国是要通过“敲山震虎”，“试探中国的战略意图以及中国对国际危机与冲突的反应能力，给中国造成麻烦和动乱，为下一阶段介入台湾海峡作军事准备。”
“政府预谋论”激活了中国人长期形成的习惯性冷战思维模式。一种长期支配人们的观念模式完全消失以前，往往先进入一种“隐性状态”，处于这种过渡形态的陈旧观念既可能最终悄然消失，也可能在一定条件下被激活而再次显性化。随着中美信任危机的出现，在中国使馆被炸这一事件发生后的初期，中国的一些战略专家顺理成章地把以下事态联系起来，形成一种逻辑上足以自圆其说的解释：在亚洲日本右翼保守势力正在崛起，与美国呼应，通过东南方向的TMD系统从南向北对中国构成新月形包围；在欧洲北约与美国通过向东扩张自上而下地从北部形成对中国的钳形攻势与包围圈；北约与TMD遥相呼应、两面夹击，中国的民族生存条件面临着美国的直接威胁。人们根据这一逻辑就自然地认为，北约轰炸中国使馆这一“活生生的血的事实”再次表明“美帝亡我之心不死”。
一旦把使馆被炸事件确定为“政府级的政治预谋行为”，并进而判定为美国有深远的反华战略图谋，那就有必要通过最强烈的反应来阻止美国得寸进尺，即“只有使美国意识到中国不可侵犯，才能使中国不成为下一个南斯拉夫”。这种心态当时在中国人中是相当普遍的。在短短数小时内，人们作出了迅速的反应。5月8日，在全国各大城市发生了广泛的反美示威游行。在“五八事件”中，各地民众群情亢奋，有的地区的部份大学生中还打出了“我们不要学英文”这样的口号；某著名大学校园内甚至出现了“不惜与美国一战”的大字报；据外电称，还有“要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慷慨激昂呼声。更重要的、并具有深远影响的是，左的思潮又在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中进一步抬头。
六、民族主义情绪高潮下的中国态度的重新调整
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美国与北约方面立即声明这是一次“误炸”，“犯下了悲剧性的错误”，并表示北约对中国并无恶意。虽然美国方面的道歉方式过于轻率，远不能令中国人满意，但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是在基本上完全不知道北约与美国已经称此事件是误炸并初步表态致歉的情况下，怀着因民族尊严意识而激发起来的民族主义，参加反美示威游行的。
5月8日的反美示威游行之后，中国的决策层已经感觉到，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持续升温并强化，存在着非理性、不可控制的危险；而秩序失控又会为怀有不同政治目的的人找到原来所没有的机会；自发游行中出现的各种排外的过激行为，也会使政府对外开放的既定国策受到影响。西方电视新闻中报导的从火烧成都美国领馆到殴打西方记者的镜头，肯定也会使决策层印象深刻。这些都是以政治稳定与发展经济为目标的中国政治家们所不愿看到的。
不过，当时有一些人认为，民间的自发的民族主义也有某种好处：中国老百姓的态度比政府强硬，会使美国人觉得中国人的“民心可畏”而放低对中国加入WTO谈判的要价；这也会成为中国政府的一笔政治资本，若运用得当可对美国的反华势力形成一种牵制；而且，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有利于分散与转移公众对1989年春夏之交那次事件十周年这一敏感点的聚焦。然而，更值得警惕的是，在矛盾日益复杂化的情况下，各种政治野心家也同样可以利用这种被煽动起来的民心，对决策者的理性的、现实主义的决策说三道四，甚至以“同仇敌忾”的民心为资本，向主政者提出挑战。对于追求政治稳定与现代化目标的中国政治家而言，这种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做法实在更具危险性。
两天以后，中国领导人在电视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一方面充份肯定了“中国人民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我驻南使馆暴行的极大愤慨和强烈的爱国热情”，表明中国政府坚决支持、依法保护一切符合法律规定的抗议活动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指出，“我们相信，广大人民群众一定会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自觉维护大局，使这些活动依法有序地进行。要防止出现过激行为，警惕有人借机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坚决确保社会稳定。......要在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同时，依据有关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依据我国的有关法律，保护外国驻华的外交机构和人员，保护外国侨民和来华从事经贸、教育、文化等活动的人员，充份体现中华民族的优良文明传统”。此后，示威游行受到了控制。
随着时间的推移，温和派的理性声音越来越受到重视。温和的观点可大体上概括如下。第一，对美国的战略意图作出冷静的判断。与某些专家提出的“敲山震虎论”不同，持现实主义温和态度的学者则认为，美国参加科索沃战争的目标是“为了对付欧元崛起可能对美元构成威胁，并不是冲着中国来的”。他们强调，“美国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大、联合、高度发展的欧洲，因为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其次，这场战事并不在中国的家门口，中国也无力阻止这场战争，中国目前最大的利益是超然于这场战争之外，中国充其量只是美国未来的潜在对手。再次，由于现阶段美俄、美欧之间的矛盾更为尖锐，美国目前并不想损害与中国的关系，不想让中国这个拥有核武器的联合国常理国成为自己的对立面。而且美中之间经济上是最具互补性的夥伴，美国需要中国的廉价出口商品和庞大的消费市场，而中国的发展则需要美国的资金与技术。他们指出，朱扁基总理访美的最大成功就在于拉近了中美两国的政治关系，因此切不可此时因小失大，不必与俄国结成军事联盟而成为世界性战争中的当事国。
第二，温和派战略学者认为，美国一霸独强的局面已是既成事实，但其他的力量中心仍能有效地制约美国。美国虽然主导了科索沃战争，但对单独的干预行为还是比较谨慎的。在决定轰炸前、实施轰炸前、在联合国通过政治解决方案前这三个阶段，美国仍要与欧洲各大国及俄国、中国磋商，可见世界多极化仍是基本趋势。欧洲和美国国内的反战呼声也会成为这场战争的制约因素。何况这场科索沃战争只是局部战争，不会成为新的世界性战争。八十年代中国领导人的两个基本判断仍然有效，一是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中国有可能争取一个长期和平时期致力于国内建设；二是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中国和世界的两大主题。
第三，美国要称霸世界，不愿意看到中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世界强国，两国的国家目标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但这种差距并未使两国失去共同利益。双方在经贸往来、文化交流与其他方面仍能继续合作。用当时一位国际问题专家的话来说，“又有斗争、又有磨擦、又有合作与协调的这一格局并没有打破”；不同的只是中美之间的利益反差比过去更为尖锐，“正是基于这一判断，中美之间的暂时冷却好像不可避免”。
第四，中国不应作出过激的反应。他们还认为，美国即使不愿见到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但也整不动中国。无论从国家地位、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战略目标来看，南斯拉夫都不可与中国相比。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不是在扩大、而是在缩小，中国比南斯拉夫有更强的实力与自信来抵制美国的霸权主义。因此中国人完全没必要抱持那种危机感与焦虑感，应该有足够的自信，过激的反应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第五，坚持改革开放、发展自己是最好的选择。他们认为，中国只要真正强大起来了，在国际问题上就有更大的发言权，美国也就不敢轻举妄动。这样中国就可对世界和平作出真正的贡献，使世界格局更加平衡。因此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发展自己是最好的选择。中国人一方面要从科索沃危机中看到不利因素与严峻形势，另一方面又要看到有利条件，要增强紧迫感、保持冷静，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强国梦才是当务之急。
第六，以单纯的反对霸权作为中国外交的最高目标并不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他们指出，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客观上仅凭中国自己的实力难以消除世界上的霸权主义。因此中国在反霸问题上应将有限的力量集中在与自己的国家利益直接有关的问题上（指的是台湾问题）；而不宜把过多的精力投入到与中国的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上（指南斯拉夫民族冲突）。中国不能当国际反霸的领袖，以反霸作为中国外交的最高目标不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建立“俄中印联盟”更加没有好处。在外交战略和那些非涉及中国利益的事务上，中国应尽量与多数国家的立场一致，这样有利于减少中国与他国之间不必要的矛盾。他们强调，邓小平“不要当头”的外交思想目前仍然适用。
以上观点是根据一些中国学者与战略问题专家在“五八事件”后一段时期内在电视上的谈话或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概括出来的。这些谈话与文章大体上反映了接近决策层的中国智囊团人士中的主流观点。同时，由于这些观点得以通过中央电视台向广大观众传播，也表明这样的立场开始受到决策层的肯定。
如果对这些观点的核心内容加以解读，可以发现它们与某些强硬派学者的观点有重要区别。首先，温和派巧妙地强调美国的战略目标是欧洲而不是中国，藉此来消解人们把科索沃战争、北约东扩与美国在亚洲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联系起来而产生的“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受包围心理”与草木皆兵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正是导致中国人新的冷战思维和强烈的反美民族主义的最重要的心理基础。温和派也强调此次战争的局部性质以及存在着使战争逐渐受到抑制的因素，说明此次战争不会扩大到中国必须参与的地步。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当时温和派学者中有人提到，美国参加科索沃战争的目标是“为了对付欧元崛起可能对美元构成威胁”。现在看来这一判断未必准确，但针对当时中国社会中把北约炸馆的动机说成针对中国而来的流行观念，这一“经济决定论”观点有其不自觉的积极作用。其次，温和派学者一方面指出“中美关系的暂时冷却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又强调美国现阶段不希望损害与中国的关系，美国还有求于中国，美中之间在经济上存在着互利的需要，以此来说明美国至少目前并没有加害于中国的企图。再次，他们强调中国的国力已强大到美国决不敢视之为另一个南斯拉夫，所以中国不必有那种缺乏现实根据的危机感，应该有足够的自信而不必改变既定的外交方针。他们也强调美国的霸权力量受到内部与外部势力的有效限制，因此中国没有必要采取高强度、高姿态的反霸权战略。最后，这些学者以“坚持发展自己是最好的选择”来再次肯定不应从邓小平的既定外交方针上后退。并巧妙地以此事件为契机，强调了中国强大自己国力的重要性，而为此就必须珍惜和平发展的机会，应该坚持原来的温和路线，反对由于此一事件而放弃原来的基本战略。他们认为，在新局势下中国的对策应该只是局部的变动，即从原来的相对抽象的、没有实际内容的“战略夥伴关系”，后退为一种更务实、更冷静地看待美中的利益差距的认知。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决策层的主流意见。
5月13日江泽民在欢迎中国驻南使馆人员回国大会上的讲话就强调，要坚持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与十五大的战略目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同时，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把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同积极学习世界上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结合起来；要把对北约野蛮行径的巨大义愤和伟大爱国热情化作强大的动力，来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这是社会主义中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江泽民还意味深长地表示，要“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而努力”。国际社会普遍对此予以积极评价，认为这一讲话表明中国不会因炸馆事件而回到意识形态对立的冷战时代去。中国政府的决策层则力求把已形成的反美民族主义浪潮引导到“实现强国梦”上，而不是迎合民族主义、推行更为左倾的路线，更不愿回到毛时代的闭关锁国路线。江泽民表示要“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就意味着不会把对此事件的追究无限延伸到中美关系的其他方面。
另一方面，克林顿也通过各种方式先后七次对中国公开道歉，主动修补中美关系。这使中国的主政者明确地感受到，美国的对华态度并未发生不利于中国的根本性逆转。此后美国特使皮克林专程来华解释误炸原因。尽管中国政府并未正式接受其说法，但中国媒体还是相当详细客观地引述了美方对此事所作的全部解释。同时各报对该特使来访的报导相当低调，仅在次要版面用较小的铅字作标题，这表明中国政府此时已不再希望让炸馆事件继续成为公众注意的焦点，也标志着中国政府的对美态度已重新回到温和务实的方针上。7月中旬克林顿亲自参加了中美女子足球队争夺世界冠军的比赛，并趁机向江泽民祝贺中国女队取得亚军，江泽民也表示了善意的回应，进一步修补了双方关系。
七、中国新民族主义的激进化走向
美机轰炸中国使馆是1999年中美信任危机形成后出现的事件。由于这一事件的突发性、中国人短期内所获信息的局限性、以及难以排除的“美国政府预谋”的可能性，中国人自然地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具有民族主义传统的中国民众与知识分子为了捍卫祖国尊严，最强烈地抗议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但与此同时，在中国也兴起了未曾意料到的激烈的民族主义浪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民众中、尤其是在学生与知识分子中，事后这种抗美民族主义思潮仍然自发地处于相当亢奋的状态。它有以下几个特点，这些特点结合在一起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发展为封闭排外型的极端民族主义。
首先，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危机在国民意识的深层形成了一种“受害意识”，它固然有警惕西方危害中国利益企图的积极面；然而，在因受害的历史记忆而产生的高度敏感心理状态下，百年受辱的历史记忆一旦被激活，就往往会支配着人们对复杂的局势或问题作情绪化、意识形态化的简单图解，并根据这种以误读为基础的理解，用主观上的“危机感”来判断国际局势。由于目前中国政府的理性与克制态度，此种自发的民族主义尚未进一步发展。但是，中国政治文化的特点、中美关系中存在着的潜在的不信任因素、知识分子中已形成的激进情绪、以及民族主义固有的引诱力等因素，可能会彼此作用、通过上下相激的方式，引导这种新民族主义走向激进化和极端化。可以预料，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被非理性思维情绪化了的民众与知识分子，将把执政者的任何现实温和冷静的态度解读为“对外软弱”或委曲求全的“绥靖主义”；任何立场只要不符合他们心目中的那种极端民族主义的态度，都会被视为“对西方的投降主义”而遭到抨击。在国际关系的复杂互动中，一旦这种“过度危机感”的优势话语在民众、知识分子和官员中成为主流话语，连务实的主政者也会被逼得要“顺应”从极端民族主义的“潘多拉盒子”中释放出来的“民意”，被迫以刚性对抗来作为解决复杂国际关系的基本选择，从而获得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对主政者的权威和合法性的认同。
其次，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这种刚愤民族主义有可能通过两种方式进而走向“闭关锁国论”。一种方式是，在刚性的互动过程中，在受到强势对手压力的情况下，处于弱势的一方若缺乏有效的出击手段，出于挨打的自卫反应，自然会以自我封锁信息与经济交往的手段来实现“弱者”的自卫。实际上，自明清以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就存在着闭关锁国的观念和倾向，近代以来的民族生存危机的压力又使清中期以后的保守的当政者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倾向。另一种方式是，以唯我独尊的左派原则来解读不同文化的价值冲突，文化大革命时期高唱“反帝反修”的极左派就是如此。实际上，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政治文化中，极左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之一就是，以排外锁国的方式来实现所谓的闭关自守型“自力更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五八事件”后，据作者了解，在一些内地省份的中层官员与民众中，就有不少人认为“政府对北约轰炸的反应过于软弱”；他们甚至认为，“当下的当政者由于过于有求于美国”而失去了毛泽东对美国的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大无畏战斗精神”。极端排外者们甚至认为，“中国是一个可以自给自足的大国，所以不怕封锁。封锁十年二十年，中国就真正强大起来了”。这种小农式思想观念中实际上恰恰潜含着激活“自卫──锁国论”的传统机制。
第三，“闭关锁国论”又必然与极左思潮的死灰复燃相联系。在建国以来的意识形态资源和中国现代的政治文化思维定势中，左派话语提供了大量现成的以封闭方式来伸张强硬立场的推理模式、政治概念与口号。“五八事件”后，海外的新左派电子杂志《中国与世界》甚至重新刊登1963年左派政治理论家陈伯达主持撰写的“反修”政论系列文章之六《六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用文中的观点来反对当今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这虽然发生在海外，但却预示着一种极可能在大陆出现的前景。“五八事件”以来，海内外一些自称“新左派”的知识分子在互联网上甚至提出了“回到文化大革命去”的口号，提出“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未必是一场灾难”的呼吁，这是有其深层原因的。
自科索沃危机以来，某些新左派与老左派如此迅速地结合成“神圣同盟”的事实足以说明，极左思潮可能经由极端民族主义的封闭锁国论而复活。极左思潮与极端民族主义这两者之所以可能相互结合、彼此促进，是因为它们互相为对方提供了某些思维定势：既然邪恶的西方“亡我之心不死”，那么中国的对外开放就可被视为接受“资产阶级的香风毒雾”，是自觉地接受“国际上反动势力的和平演变”。例如，中国新左派的刊物就曾引用《六评》中的观点断言，“社会主义的中国与资本主义的西方是不能和平共处的”。根据这一观点，为了避免被国际阶级敌人所“腐蚀”，就必须以左的思想支配下的封闭自守来抗击“和平演变”。而这种闭关自守与信息封锁，将产生愚昧、落后和盲目，这又进而成为极左思潮得以不断滋生的肥沃土壤。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对人们心理的控制，反过来又会激起美国强硬的保守派政治家的非理性态度的反弹，并使美国的理性现实的声音同样受到压抑。这种情形可能导致双方互动过程中非理性的、往往是机会主义者的强硬派得势，使双方务实的温和派（如江泽民、朱扁基与克林顿）受困；这又反过来将使任何理性解决问题的机会的出现更为渺茫。在这种双方“鹰鹰相激、鸽鸽受困”的恶性互动过程中，诉诸于极端民族主义话语而如虎添翼的两国保守的人士可以渔翁得利；在过去二十年来的风风雨雨中发展起来的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并保持国际友好关系的外交格局将因此而受到威胁；而美国的西方价值的原教旨主义者则会进一步为遏制中国制造理由。
第四，在极端民族主义支配的精神氛围下，最大的得益者是机会主义者。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利用民众的情绪、转移人们对经济改革与社会问题的注意力。在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以及其他不少前苏联国家，都出现了民族主义与反对经济改革的机会主义者的结合，从而形成了阻碍经济改革的政治势力。从近年来国际上民族主义的煽情作用往往被机会主义者利用的大量事实来看，凡是煽起极端民族主义的国家，没有一个在经济发展上会有好结果。当然，这种情况目前并未在中国出现，正如前文已分析过的，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国政府在“五八事件”后的态度保持着相当的克制与理性。在中国这个多灾多难、历史上饱受西方侵害的社会里，从来就不缺乏滋生极端民族主义的文化温床。如果亢奋的民族主义成为压倒一切的优势话语并走向极端化，国内的困难与国际上的麻烦彼此互为因果，二十世纪中左倾主义的发家史就可能重演于下一世纪初的中国。中国二十世纪的政治文化遗产中，有太多的东西已成为国人集体潜意识的一部份，并如同幽灵一样支配着人们，特别是具有大言高论的清流文化传统的知识分子群体。而处于现代化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中各种矛盾的复杂和尖锐性，使人们需要太多的渠道来宣泄由此产生的压抑和不满，刚愤的民族主义情绪无疑为非理性的宣泄提供了最为“安全”的突破口。若极端民族主义引向闭关锁国的历史选择或导致老左派的死灰复燃，均可能使历史上不幸的中华民族再次失去现代化方向。一旦“救亡”的符号高于一切时，无论真救亡还是假救亡都足以摧毁一切启蒙，并经由对启蒙、开放与稳健的理性思维的摧毁，进而走向反文明经验的非理性主义。中国有过义和团式排外情绪与保守顽冥权贵结合的政治传统，这值得今人高度警惕。
八、新民族主义的未来政治影响
北约轰炸中国使馆事件引发的中国民族主义浪潮，为人们理解中国的后全能主义时期政治动向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分析视角。以下的几个方面值得我们注意。
一、中国民族主义的群体心理特点
对科索沃危机引发的中国新民族主义思潮的考察，为认识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民族主义的特点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观察点。由于历史上的民族受害心态，这种民族主义特别敏感，并因受害者的历史记忆而具有强烈的易爆性。中国近代以来深受西方列强之苦，加上长期受“近代中国史即中华民族的受害史”的观念影响，中国人在潜意识中有一种受害者的高度敏感的情结，对西方可能会象历史上那样因中国虚弱而加害于中国抱有强烈的警惕。也由于中国人自古以来的社会竞争环境过于恶劣，“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处世态度潜意识地支配着人们，使他们把这种个人处世哲学推己及人地运用于国际形势分析。这种深层意识和心理与表层的强大自信之间存在着复杂的有机关联。
二、民族主义的膨胀存在着不可控制的危险性
由于中国历史、文化与种种因素的结合，这种民族主义存在着走向极端化的可能。一旦出那种情况，其结果将比此次事件严重得多。大体上可以作以下预测：极端民族主义与美国反华的强硬派会出现恶性互动，并破坏两国多年来建立的友好合作关系。这种恶性互动的结果会使每一方都会把对方的刺激解释为证明自己原有态度强硬的合理性的根据。这种“自我应验的预言”将形成一种导致双方关系不断恶化的机制；到了一定阶段，水火不容的双方就可能从现在的准冷战阶段进入新冷战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关系将进一步走向极端与战争边缘。
在美国，由于情绪化同样支配着人们的政治思维，保守的强硬派可能进一步抬头。他们会再次肯定“中国强大了只会更仇视美国，而不是更象美国”，因此对中国进一步施加压力。而在中国的民族主义和现有意识形态的解读中，这种压力与挑战只会被解释为霸权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明证，从而引起中国人进一步的反弹，这又反过来更使美国的强硬派坚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
当民族主义恶性膨胀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极端主义的话语就会成为社会中的优势话语（这种情况在一些由大陆留美学生为主的网站中已经出现）。中国主政的温和派将面临空前的压力，他们如果不能转向激进的强硬立场来保护自己，就会在极端民族主义的压力下，被迫让位给更保守、更左倾、更极端、更封闭、同时也更具非理性色彩的机会主义的强硬派。
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中最困难的阶段，这是个不断出现各种不稳定因素的特殊时期。为了避免在世纪之交出现最坏的情况，处于后冷战时代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应负起历史责任，共同努力使民族主义不要走火入魔而转变为极端主义。只要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能健康地出现理性的市民社会，从而使社会本身形成对极端民族主义的免疫力，二十年后情况或许会好得多。那时，新兴的社会中坚力量即中产阶级将会表现出温和与理性；而政府中的温和派可凭籍的将不再是个人的悟性，他们的理性态度将有了强大的社会阶层的支持。如果真能如此，则中华民族幸甚，世界幸甚。这是作者怀着深深的期待写下的祝愿。
本文试图从后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固有矛盾、中美两国的政治文化差异、南斯拉夫局势引发的中美之间的信任危机等基本因素出发，研究中国政府、民众与知识分子在“五八事件”中的民族主义的反应，以及这种新的民族主义的特点与发展趋势。这一研究对于认识二十一世纪初期中国政治的走向与未来发展以及中美关系的变化趋势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后冷战时代中美关系上的温和派与强硬派
要理解“五八事件”发生的远因，就必须考察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中固有矛盾的复杂性。就美国国内而言，在对华态度上存在着强硬派与温和派两种不同的观点。在美国强硬的保守派看来，中国执政党的性质，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崛起，都会被视为对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以及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与美国国家利益的挑战与冲击，并刺激美国强硬派“非我族类”的政治思维。他们认定，中国的强大与发展只能使中国更“仇视美国”，而不会变得“更象美国”。这是美国相当一部份人士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的“遏制主义”战略的重要原因。
而另一方面，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迅速发展、中国社会与政治的基本稳定、以及中国潜在的巨大市场对美国实业家的吸引力，这些因素又使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现实主义的温和主张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这种温和主张认为，接受中国作为一个合作夥伴，并在与中国进行广泛深入的经济与文化交流中，影响中国的社会、经济、观念与思想的变化，其最终结果不但可以使中国发挥维持国际秩序的建设性的夥伴作用，甚至有可能使未来的中国融入世界自由大家庭。相当一些美国人认为，这种“卷入”或称“接触”的办法，从长远来说，无论是对美国的实际商业利益，对于国际形势的稳定，还是对于美国实现其道德理想主义的目标，都是有利的。九十年代美国的对华政策中，主张强硬的“遏制论”战略与主张温和的“接触论”战略此起彼伏。一般而言，自尼克松以来的美国总统与行政当局基于现实考虑，受“接触论”较大影响，相对而言，意见领袖、国会与新闻界人士中，美国传统的民主自由的理想主义价值观相当强有力，在这些人士中，“遏制论”则有着较为广泛的影响。
就中国一方而言，在对美关系问题上，中国政府内部与知识分子中也同样存在着强硬论与温和论这两种倾向。主张强硬论的人士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原教旨意识形态左派人士，“反和平演变论”是其思想基础。他们力求采取强硬态度来抗衡美国的影响，以保护他们所认为的独存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安全。但随着左派保守政治势力在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的逐渐消退，这种观点和立场已经在公众中失去其政治支撑点，在中国九十年代政治生活中已经不具有重要影响。
主张强硬论的另一类人士，则主要是决策层与知识分子中的一些民族主义者。他们的思想观念比前一类型对中国未来政治更具持续的影响力。他们主张对美态度强硬与他们所理解的民族主义的国家安全观有关。他们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西方国家，也是唯一能对中国的利益与安全构成威胁与挑战的国家。对美国保持警惕是中国国家利益所系”。
产生这种新民族主义思潮有更复杂的时代背景。中国近代以来长期受列强侵略，中国人的政治文化深处一直存在着反应性的民族主义情结，而美国在后冷战时期不再受到另一方的制约而形成对外干预主义的强势化，这很自然地激起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与民众中对美国的疑虑与相应的民族自卫心理。自“银河号事件”以及中国申奥因美国反对而失败，中国相当一部份知识分子中就开始出现反美情绪。九十年代中期，几位青年作者合写的《中国可以说不》，以及李希光、刘康合写的《在妖魔化中国的背后》这类时论书籍所表达的反美民族主义思想以及它在大众中的畅销，正是这种民族主义思潮与心态的突出表现。
九十年代中期，中国政府高层曾一度表现出对这种民间自发的反美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的肯定，但由于担忧这种自发的民族主义有可能失控，并被异见人士利用来进行超越政府控制的社会动员，后来这种自发民族主义思潮不再受到政府的支持。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政府对民间自发的民族主义思潮与行动的基本做法，是不鼓励、不支持、不报导，并予以及时化解的方式。例如，民间的对日索赔运动、民间对于菲律宾排华事件的自发反应，均受到约束与控制。
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在中美矛盾未激化的情况下，这种自发的反美民族主义思潮不但受到政府的控制，而且也受到多数知识分子的批评。例如，九十年代中期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强调中美之间冲突的必然性，中国的知识分子纷纷着文批驳亨廷顿的观点。这一事实足以说明，至少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前知识分子确实还普遍对美国抱有温和的态度，虽然上述自发的民族主义和对美警惕的心理仍然在知识分子中相当程度地存在。
应该指出的是，构成对美强硬立场的这两种政治势力之间，即左派官僚与知识分子民族主义者之间，并不存在着有机的联系。更具体地说，相当一部份民族主义者在政治价值上根本不认同原教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他们对美国的自由民主也并无根本上的反感，有的甚至在其内心深处仍然是自由主义者。有一位主张对美强硬的知识分子曾对笔者说过，他在访问美国以后也认为，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在该国的运行确实相当成功；他只是对美国以人权干预别国事务，有可能对中国的民族生存条件构成威胁抱有高度的警惕。这一观念确实代表着中国大多数持民族主义价值立场的知识分子的态度。
1989年以后，在中国占主流地位的对美态度仍然是温和论思想。他们支持邓小平的务实外交政策方针。改革中得益的主流知识分子与新兴的白领中产阶级在对西方关系上也属于务实的温和派。作为中国战略设计大师的邓小平显然认为，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国在经济上与美国合作以及与西方和平共处，是中国实现现代化进步不可缺少的外部条件。邓小平在1990年提出，“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邓小平的“不出头”、“韬光养晦”、“只要不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以经济为中心搞建设就不动摇”等基本思想的核心内容，可以被概括为政治与经济两个方面。就政治方面而言，其核心是放弃意识形态冷战与攻势，以避免刺激美国同样地以冷战意识形态思维来与中国对抗，而这种对抗必然使尚未强大起来的中国处于被动应付的劣势，其结果对中国的伤害会远大于对美国的伤害。就经济方面而言，邓小平的对美政策主张通过经济上的互惠合作来鼓励务实的美国人积极采取对华温和的政策。更具体地说，邓小平主张通过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发展经济关系，以市场经济提供的机会来吸引外国资本，使西方在中国市场上有利可图，同时也发展了中国的经济力量。这样，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与对外方针的实施一方面达到了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来实现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的意愿，另一方面也满足了西方国家在中国开辟市场的愿望。
这一“务实──合作论”的温和政策的双赢战略，在1998年以前取得相当的成功，中美贸易的成倍增长也鼓励了美国“接触论”的对华关系战略与政策，在美国公众中取得越来越大的支持。自邓后时期以来，江泽民基本上继承了邓小平的温和方针。江泽民在1995年提出：“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是我们处理中美关系的基本政策。”江泽民访美之所以取得成功，正是基于邓小平制定的这种和平外交战略的基本精神而取得的。
至1998年中期，由于中美双方各自的温和派势力都在本国占上风，双方在互动与磨合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逐渐学会相互克制与合作。当1998年6月克林顿访问中国大陆时，中美关系似乎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时期，克林顿在中国的讲话，出人意料地在中央电视台上播出，可以被理解为克林顿的“接触政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成功，中国也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主动宣布准备签署联合国的两项人权公约。作为回报，克林顿向中国大陆公开许诺对台湾问题的“三不主义”，这同样被中国人理解为中国采取对美国的温和外交政策的一大胜利。美国的“接触论”也在美国广大公众与政界甚得人心。虽然，中美之间建立的“战略夥伴关系”并没有具体明确的内涵，但这种关系的建立，标志着中美双方对对方的温和方针成为两国外交的主流倾向。是时，可以说是自1989年之后中美关系十年发展过程中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朱扁基在访美期间提出：“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中国是最大的潜在市场，美国是最富裕的国家。如果双方保持良好的关系，对两国对世界和平都会十分有利。”这一讲话最明白清楚地表明了中国温和派的中美关系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美两国务实派政治家力图通过与对方合作来建立两国的友好关系，他们均希望以此作为自己引以为自豪的政绩来载入史册的。
尽管中美关系中将长期存在着各种不稳定因素。美国对华强硬派仍然会不断找到新的机会向温和派的卷入政策提出挑战。例如，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所谓的“军售事件”、“政治献金事件”以及福建船民非法入境事件先后被提出之后，1998年底又出现了影响中美关系的两大事件，一是“中国民主党”非法组党事件，二是美国强硬派主动掀起的“核机密泄露”案，为美国强硬派坚持的“遏制论”的重新抬头提供了机会。然而，由于中美执政层双方都认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并表现出相对的克制与灵活性。只要没有出现重大的信任危机，以上种种不稳定因素虽然会使中美关系不断受到挑战，但基本上不会使双方温和的关系发生重大的逆转。一般而言，中美关系中确实存在着通过相互合作达到利益互补与双赢的真实动力。这种以务实互利为基础的互动过程，虽然不可能完全化解双方强硬派之间的对峙，但只要没有发生重大的国际事件，克林顿与江泽民各自主持的温和政策就可以把上述矛盾有效地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二、中美关系中的政治文化矛盾
科索沃危机本身与中国的利益并无直接具体的关联，甚至与美国的直接具体利益关系也并不大。然而，恰恰是这场发生在巴尔干地区的区域性冲突却使业已改善的中美关系陷入一场巨大危机，其原因何在？单纯的现实国家利益分析不能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我们必须把研究的视角转向另一个更深层的领域，即政治文化与政治观念领域。这里讲的政治文化是指社会群体对政治的反应态度模式以及支配人们采取政治行动的政治思维定势。对于不同民族的政治文化与政治思维方式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这个民族在某一特定情况下会如此看问题，会如此作出判断并采取政治行动。
事实上，上述中美之间近二十年来的渐进温和化趋势，是在双方政治文化差异受到掩蔽的情况下，单纯由于利益上的相互吸引而形成的。但双方政治文化的差异对双边关系的重要影响是不可低估的，1998年的巴尔干危机就使这种原来即存在的政治文化与理念差异以超乎寻常的方式突显出来。
中美之间的政治文化差异表现在，就美国一方而言，美国政治文化中始终存在着一种以人权、自由、民主为基础的道德理想主义或“人权原教旨主义”，美国的民族性中存在着强烈的新教文化因素。这种政治文化源远流长，从白种人的负担到以自由民主的理念与理想来“解救全人类”。这种人权自由干预主义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确实出于真诚，并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少数富人对外扩张的自私的贪欲。这种美国政治文化十分特殊，其中有自以为是的堂.诘柯德式的救世热情、以自由人权为基础的道德优越感、一种希望其他民族分享他们所享有的自由民主与人权普世价值的道德信念，也因对别国的历史与文化的无知而有盲目的自信。美国对国际事务采取干预主义的倾向，这既与美国所理解的自身利益有关，也与这种美国价值有密切关联。而冷战结束以后，制约美国国际行为的另一极的消失，美国国力的空前膨胀，都使这种新干预主义得以在世界事务中长驱直入，更使这种政治文化中的人权观显示出巨大的影响力。
就中国一方而言，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存在着两个相互依存的因素。其一是强烈的反应性民族主义倾向，它包含着一种深层的“历史上的受害者心态”。中国人对国际局势可能造成的对中国利益的损害保持着一种相当强烈的敏感，一种直接的、即时的对近代民族苦难的联想与追忆很容易经由这种联想的“受害意识”与“危机意识”而形成群体性的激烈的反应。由于西方人没有中国人的历史文化体验，因而往往难以理解这种心理。一般而言，第三世界国家的知识分子与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相比，对本国过去受强权欺凌的历史的记忆十分深刻，并对西方有一种高度的敏感与不信任心理。另一因素是主权高于人权的价值观。中国近代以来不断被迫失去主权而遭受外族侵凌，这使中国人保持着高度重视“主权”的社会价值理念。“没有主权就无所谓人权”的观念之所以被中国当代政治家与相当一些知识分子接受，正是以国人的近代历史感受为基础的。另外，中国人中的这种集体人权观又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强烈的集权主义与集体主义文化价值的影响有关。中国近代的历史经验使之对“主权”还有一种特殊的不同于西方的理解，那就是主权被化约为一个民族的“集体人权”，即体现国家利益的“集体人权”远高于以个人为本位的个体人权。这种政治文化使中国人很容易从美国以个体人权为本位的国际干预中，激发起民族受难经历的历史联想。除了上述政治文化因素以外，在现实问题层面，由于中国还存在着分立主义势力以及历史上形成的台湾独立、西藏独立问题与新疆民族分离主义，在中国政府与知识分子看来，这些都是威胁统一的“心腹之患”。而对多数中国人来说，中国自古以来政治文化中的“定于一”的“大一统”价值取向可以说是个生死相关的不可妥协的原则问题。这样，美国依据人权原则在国际事务中作出的选择与干预行动，就十分容易引发中国人对自身心腹之患的担忧，并激活中国人深层的“受害者意识”。
综而言之，中美之间始终存在着重大的政治文化差异，中美执政层共有的务实政治理念与政策可以掩盖、却不能消除两种文化的差异与矛盾。当某种国际矛盾出现时，这种政治文化差异就会显性化，中美人士将会以自己特有的政治文化来对这种国际冲突与事态作出根本不同的解读，从而引发严重的信任危机。从而形成与美国之间的矛盾冲突。
更具体地说，美国以其道德理想主义的人权价值观，对国际人权受到破坏地区所进行的干预行动，在中国政治文化的解读下，往往被中国官员、知识分子与民众单纯理解为美国霸权利益扩张的借口，这种解读进而引起中国对受到外族入侵的苦痛历史记忆，并进而产生对中国统一利益构成威胁的担忧，从而迅速在民众与政府之间形成反应性的民族主义的共识，激发起强硬的反应。另一方面，中国方面作出的反应则又会被美国的“原教旨”道德理想主义的强硬派势力理所当然地理解为，日渐强大的“专制中国”对西方人权理想与现存国际秩序的挑战，从而进一步加强美国原已存在的“遏制论”思潮。一旦出现这种对峙，由于中国与美国相比，在国力上处于弱势，就使中国方面往往以相当激烈的、乃至强烈扩大声势的方式来作出反应，以此来警告美国不要越出双方之间形成的界线。而美国则对中国人这种极其微妙的政治心理不甚理解，对中国的此种激烈反应模式又会作出同样强硬的反应。潜在的矛盾的极易引发公开的冲突。
综上所述，就美国一方而言，美国的“道德原教旨主义”与美国的自身利益相结合的外交干预政策，是一种可能不断激活中国反应性民族主义的外部力量；就中国一方而言，强烈的“历史上的受害者意识”、集体人权的价值观念、中国内部的分立主义压力，这些因素均是促成中国新的民族主义浪潮崛起并走向激进化的重要内因。在没有发生重大国际事件的情况下，中国执政层领导人的温和对外对策与美国务实的卷入政策之间存在着良性互动，中国执政层对激进民族主义可能对政治稳定的冲击也持警惕、担忧与防范的心态，这些因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中国的民族主义向极端发展。然而，在面对重大国际事态的情况下，由于美国与中国之间客观上存在的政治文化差异，并在一定条件下会引发信任危机，这种信任危机一旦形成，就会使双方的强硬派产生互激性反应，并进一步强化双方的对立，问题就会相当复杂多变。
三、科索沃事件与中美信任危机的形成
南斯拉夫事件使中美关系急剧恶化，形成了十年来最严重的信任危机；正是在已出现这一信任危机的特定情势下，不幸发生了北约轰炸中国使馆的事件，从而导致了中美之间严重的对峙。下面，本文将对这一互动过程进行深入分析。
北约东扩与美国在亚洲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计划）是引起中美信任危机的重要原因。这两件事本身未必有内在联系，但中国还是会自然地产生一种被包围的疑虑和仿佛受到南北“钳形攻势”的无形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之所以挥之不去，是因为九十年代后期的世界格局毕竟离冷战时代并不远。如果西方人批评中国战略家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是“冷战思维”，那么中国战略家也完全有理由回应：如何证明你们的北约东扩与“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新月形战略部署与中国无关？中国人甚至进而可以认为，TMD不仅是冷战思维，而且是冷战行动。中美建交以来中国对美国最大的信任危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在这种气氛下，南斯拉夫国内民族矛盾的激化，以及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科索沃危机局势的干预，则使中美关系进一步蒙上了阴影。
众所周知，南斯拉夫历来就存在着复杂而深刻的民族矛盾。铁托逝世后，长期受到压抑的民族矛盾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恶性膨胀。科索沃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引起了北约各国的深深忧虑。西欧各国视这一地区为欧洲安全所系，力求通过强烈的政治或军事干预来阻止事态的扩大。但北约本身缺乏足够的力量与领导核心，于是，在北约的要求下，美国与北约各国开始对南斯拉夫进行军事干预。
应该承认，中国的相当一部份人士在判断欧洲新出现的这一形势时，更多地是从北约与美国军事干预的先例可能对中国的国际生存环境产生的影响来考虑问题，他们担心的是，如果美国能够以此为理由干预南国内政，那么也会以同样的理由干预中国的内部事务。
事实上，美国自认为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理应对国际秩序和世界的稳定负有道义责任。一位美国学者曾指出，克林顿之所以积极干预科索沃危机，与他当年未能有效地阻止卢旺达的种族屠杀悲剧而深感后悔有关。1994年因美国未积极参与解决卢旺达内部的民族矛盾，结果胡图族与图希族之间的种族矛盾日益激化，以致四十万人死亡。美国总统克林顿后来亲自去卢旺达为此表示了歉意。
当南斯拉夫的民族矛盾发展到越来越可能出现类似卢旺达式的悲剧时，无论是基于美国所自承的国际警察的职能，还是就美国的利益而言，美国总统都认定不可袖手旁观。在美国看来，由于不久前中国对马其顿要求联合国驻军一事在联合国安理会使用了否决权，为了避免中国再次在联合国运用否决权，美国就理所当然地绕过了联合国而自行其事，开始轰炸南斯拉夫。
这又引起了中国政府与知识分子前所未有的强烈反应。中国人之所以如此反应，首先是因为，北约与美国抛开联合国直接干预南斯拉夫内政，不仅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有潜在的威胁，而且也忽略或轻慢了中国在安理会的地位和权力，意味着中国在未来国际安全事务中的发言权受到直接的损害。在中国看来，中国本可以通过在联合国中享有的否决权来维护自己的主权与利益，失去了联合国这道屏障，中国就会处于极为被动的地位。其次，北约以人权高于主权的道义理由来干预他国事务，会使中国人联想到，一旦将来中国的中央政府打击台独势力、西藏、新疆、内蒙的独立势力时，是否同样会受到“人权高于主权”的西方势力越过联合国来进行军事干预和战争制裁？
中国对此问题的担忧还在于，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决不会是一个孤立事件，从现今国际的大趋势来看，由于冷战结束后美国与西方势力不再受到另一极的制约，过去维持国际秩序平衡的力量改变了，天平将会不断向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中国的一些战略家的判断是，第一，美国与西方国家推行北约“全球化”的战略逐步成形，北约已在中东欧、东南欧扩展了势力，下一步很可能在北非、中东或者中亚继续挺进。其次，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宗教问题本来就极为复杂，这种矛盾冲突本来就会因冷战结束而更为强化，而西方的“人权高于主权论”又为干预这种国际冲突提供了“人道”上的理由，并在这一理由下去谋求西方自己的利益。如果中国接受美国干预这一事实而不加以反对，北约与美国对南斯拉夫的干预所提供的先例，将有可能使中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北约轰炸南斯拉夫的军事行动本身与中国无关，但这一行动却使中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唇亡齿寒”式危机感。相当一部份国人认为，中国理所当然地要表现出最强硬的反对姿态，以阻止美国进一步染指中国内部事务。在这种危机意识引导下，中国在舆论宣传中支持南斯拉夫抵抗美国的力度也越来越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科索沃事件发生后历来主张对美强硬的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民族主义者的表现比政府更为强硬，而同时民众对科索沃问题的复杂性往往只作简单化的理解，这对以后出现激烈的反美情绪有重要影响。
四、北约轰炸中国使馆事件：“预谋论”与“误炸论”
正是在这种信任危机的背景下，发生了1999年5月7日北约轰炸中国使馆的事件。在国际关系中轰炸他国使馆是极为严重的事件，这究竟是误炸还是预谋呢？从军事角度看，“预谋论”似乎颇有说服力：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精确度以米计的瞄准系统与飞弹制导系统；北约确定轰炸目标要经过欧洲美军司令部、北约司令部与美国国防部的审查和反复核实，外国使馆被列入最重要的禁炸项目；中国使馆四周空旷、方位容易辨认，很难令人相信炸馆事件仅仅是军事计划或技术操作上的失误所致。但从政治角度来看，“误炸论”则有相当的说服力。
首先，轰炸大使馆不仅是严重的战争行为，而且为国际法所不容。更何况中美之间目前也不是交战国。任何美国的行政当局都不敢背着国会制定这种严重违背美国战争法的重大阴谋。更何况克林顿绯闻事件已经被国会搞得沸沸扬扬，克林顿决不敢让一心与之作对的国会获得致其于死命的机会。事实上，没有一个美国总统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而采取公然轰炸外国使馆的做法。质言之，由于西方民主政治程序的透明性，由于国会对政府近乎苛刻的严格监督，由于国会与政府之间复杂的制约机制以及无孔不入的传媒的监视，使得任何非程序的政府阴谋行为在这种体制下都难瞒过。西方公众之所以普遍不相信“美国飞机轰炸中国使馆是出于美国政府的预谋”，其原因就在于基于这种意识。持“预谋论”的人似乎并不了解美国政治与外交决策过程的关系。
其次，从克林顿个人利益的角度来看，他本人是中美关系上的温和派，时常面对着国会、舆论界反华派的强大压力，在位七年来他在外交上引以为自豪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与中国建立了友好关系。他决不至于要在下台前一年多的时间里去破坏他亲手建立的这种关系，更不会笨到在即将结束任期时去做否定其两届总统任内全部努力的蠢事。所以，认为轰炸使馆是白宫预谋的观点，是对克林顿对华外交政策的严重误判。同时，即使按西方的价值观来看，此类政府阴谋也是违反公共道德的，克林顿承担不起这样做而导致与中国决裂并使其政党的名声扫地，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他本人及其政党的严重后果。
第三，从政治逻辑来看，轰炸中国使馆也完全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这首先因为，美国在干预南斯拉夫期间决不希望树敌过多。而且，要最终解决南斯拉夫问题，可能轰炸后还是要回到联合国的桌面上来；而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并拥有否决权，这一票对美国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以公然轰炸中国使馆来得罪中国，从而为联合国默认的北约行动平添严重的障碍，显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第四，从长期战略考虑，今天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国家会把有核武器和十三亿人口的中国看成一个弱国。即便退一万步说，美国最高当局以“偷袭大使馆”这种方式来公开欺侮中国，是刻意要造成中国的“动乱”，那么，中国一旦真正发生大乱，就会出现难民横流、强硬派抬头、与周边国家开战、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核武器失控、导弹技术外流等严重局面，这样的结果完全不符合美国与西方的利益。所以，欲通过轰炸中国使馆的方法在中国制造动乱，对美国任何一任总统以及美国本身的利益来说，都是愚不可及的行动，常人都可明白其中的道理。
第五，美国误炸他国使馆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例如，在越战期间美国就曾误炸过苏联驻北越大使馆，还炸死了当时在馆中的法国外交官。一位美国学者与作者讨论时指出，“中国人认为肯定不会是误炸，乃是因为中国人往往过高地估计了人类的理性的能力，历史上军事家们所犯的过失，往往会超乎常人的想象。例如二战期间，德国就通过迂回方式轻而易举地突破了盟军将领们自认为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这一战例是军事专家也常常会犯常识性错误的一个典型例子。”
第六，任何微小的失误都可能导致误炸。有人认为，大使馆在地图上的位置、街道上使馆的显著标志、街道门牌号码等，是普通中国人都想得到的最简单问题，美国的信息科技比中国发达得多，故而以为美国在这类重大国际问题上决不会犯低级错误。这一看法是对美国行政当局能力与水平的过高评价，这种判断中可能潜含着一种深层的不自觉的“文化误判”。据西方报载，克林顿曾在接待某海上小国的领导人时，居然把对方地理位置说成是非洲腹地。事后才得知，是美国国务院官员由于粗心而把资料送错了。
以上两方面观点分别在军事与政治上各有其道理，但这两者又是相互矛盾的。除了“预谋论”与“误炸论”之外，人们还提出了第三种解释，即“非政府层次的预谋论”。这种解释认为，美国某些军方保守派利用美国情报作业中的一些空子和当时军事指挥系统某些环节的混乱，瞒过克林顿，以“不幸错误选择轰炸目标”为借口，通过轰炸中国使馆来报复他们所认为的中国利用此次战争收集北约军事情报的合法行为。这种观点认为，由于美国保守派从内心里看不起中国，认定中国无法对付美国，因而有恃无恐；更有甚者，他们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有意挑起中国对美国的仇恨，激起中国对美国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以此证明中国是美国的真正敌人，使美中关系决裂，另一方面又可以使对华政策上的温和派克林顿难堪。这样可达到一箭双雕的后果，并为下一届更强硬的保守派上台作好准备。
这第三种解释也可被称为“军事流氓预谋论”，它既能从军事角度成功地解释何以不可能是误炸，又能从政治角度说明何以不可能是美国政府的预谋行为。当然，这种论点也有其弱点。正如一位美国政治学者对笔者分析时指出的，由于美国是一个相当透明的社会，从事这样一种越过美国政府和国会的严重违法行为，必须要通过许多部门、环节与个人的共同合作，至少要动员二十多个环节才能使这一阴谋成功；然而，要使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人都赞成并主动参与这一“非政府层次的预谋论”，同时又逃过无孔不入的新闻媒体的视线，几乎是不可能的。
以上三种论点各有其合理性，又相互矛盾。只有未来的历史才会告诉人们，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本文的分析只能把对美方动机的分析作为黑箱，而把重点放在中国政府的事后态度与政策选择上。
五、中国方面的最初反应
对于这一严重的突发事件，从军事学角度来看，误炸的理由似乎是很难成立的。在许多中国专家看来，美国飞机轰炸使馆这一事件只能在逻辑上顺理成章地被理解为有意识的预谋。那么，这是谁的预谋呢？以中国的政治文化来解读，这种预谋只能被理解为是美国政府的作为。在中国这个大一统国家里，任何外交与军事行为都必定出于中央政府的决策，这种思考方式会支配着中国人对外国行动的判断。既然轰炸使馆被判识为美国政府的预谋，那么，美国政府为什么会有这种预谋呢？如前所述，既然这一事件是在中美关系已进入严重的信任危机的情况下出现的，那么，中国人对美国轰炸中国使馆这一行为动机的推理，就不可避免地以美国对中国怀有战略上的重大图谋与挑衅企图为依据。在两个民族或两个国家出现严重的信任危机的情况下，人们会普遍认定，这决不是个孤立的偶然事件，它肯定是对中国怀有深刻恶意的美国继北约东扩与TMD计划之后企图向中国直接开刀的第一步，是一种政治上的“火力侦探”。有的中国学者就认为，美国是要通过“敲山震虎”，“试探中国的战略意图以及中国对国际危机与冲突的反应能力，给中国造成麻烦和动乱，为下一阶段介入台湾海峡作军事准备。”
“政府预谋论”激活了中国人长期形成的习惯性冷战思维模式。一种长期支配人们的观念模式完全消失以前，往往先进入一种“隐性状态”，处于这种过渡形态的陈旧观念既可能最终悄然消失，也可能在一定条件下被激活而再次显性化。随着中美信任危机的出现，在中国使馆被炸这一事件发生后的初期，中国的一些战略专家顺理成章地把以下事态联系起来，形成一种逻辑上足以自圆其说的解释：在亚洲日本右翼保守势力正在崛起，与美国呼应，通过东南方向的TMD系统从南向北对中国构成新月形包围；在欧洲北约与美国通过向东扩张自上而下地从北部形成对中国的钳形攻势与包围圈；北约与TMD遥相呼应、两面夹击，中国的民族生存条件面临着美国的直接威胁。人们根据这一逻辑就自然地认为，北约轰炸中国使馆这一“活生生的血的事实”再次表明“美帝亡我之心不死”。
一旦把使馆被炸事件确定为“政府级的政治预谋行为”，并进而判定为美国有深远的反华战略图谋，那就有必要通过最强烈的反应来阻止美国得寸进尺，即“只有使美国意识到中国不可侵犯，才能使中国不成为下一个南斯拉夫”。这种心态当时在中国人中是相当普遍的。在短短数小时内，人们作出了迅速的反应。5月8日，在全国各大城市发生了广泛的反美示威游行。在“五八事件”中，各地民众群情亢奋，有的地区的部份大学生中还打出了“我们不要学英文”这样的口号；某著名大学校园内甚至出现了“不惜与美国一战”的大字报；据外电称，还有“要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慷慨激昂呼声。更重要的、并具有深远影响的是，左的思潮又在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中进一步抬头。
六、民族主义情绪高潮下的中国态度的重新调整
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美国与北约方面立即声明这是一次“误炸”，“犯下了悲剧性的错误”，并表示北约对中国并无恶意。虽然美国方面的道歉方式过于轻率，远不能令中国人满意，但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是在基本上完全不知道北约与美国已经称此事件是误炸并初步表态致歉的情况下，怀着因民族尊严意识而激发起来的民族主义，参加反美示威游行的。
5月8日的反美示威游行之后，中国的决策层已经感觉到，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持续升温并强化，存在着非理性、不可控制的危险；而秩序失控又会为怀有不同政治目的的人找到原来所没有的机会；自发游行中出现的各种排外的过激行为，也会使政府对外开放的既定国策受到影响。西方电视新闻中报导的从火烧成都美国领馆到殴打西方记者的镜头，肯定也会使决策层印象深刻。这些都是以政治稳定与发展经济为目标的中国政治家们所不愿看到的。
不过，当时有一些人认为，民间的自发的民族主义也有某种好处：中国老百姓的态度比政府强硬，会使美国人觉得中国人的“民心可畏”而放低对中国加入WTO谈判的要价；这也会成为中国政府的一笔政治资本，若运用得当可对美国的反华势力形成一种牵制；而且，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有利于分散与转移公众对1989年春夏之交那次事件十周年这一敏感点的聚焦。然而，更值得警惕的是，在矛盾日益复杂化的情况下，各种政治野心家也同样可以利用这种被煽动起来的民心，对决策者的理性的、现实主义的决策说三道四，甚至以“同仇敌忾”的民心为资本，向主政者提出挑战。对于追求政治稳定与现代化目标的中国政治家而言，这种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做法实在更具危险性。
两天以后，中国领导人在电视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一方面充份肯定了“中国人民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我驻南使馆暴行的极大愤慨和强烈的爱国热情”，表明中国政府坚决支持、依法保护一切符合法律规定的抗议活动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指出，“我们相信，广大人民群众一定会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自觉维护大局，使这些活动依法有序地进行。要防止出现过激行为，警惕有人借机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坚决确保社会稳定。......要在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同时，依据有关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依据我国的有关法律，保护外国驻华的外交机构和人员，保护外国侨民和来华从事经贸、教育、文化等活动的人员，充份体现中华民族的优良文明传统”。此后，示威游行受到了控制。
随着时间的推移，温和派的理性声音越来越受到重视。温和的观点可大体上概括如下。第一，对美国的战略意图作出冷静的判断。与某些专家提出的“敲山震虎论”不同，持现实主义温和态度的学者则认为，美国参加科索沃战争的目标是“为了对付欧元崛起可能对美元构成威胁，并不是冲着中国来的”。他们强调，“美国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大、联合、高度发展的欧洲，因为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其次，这场战事并不在中国的家门口，中国也无力阻止这场战争，中国目前最大的利益是超然于这场战争之外，中国充其量只是美国未来的潜在对手。再次，由于现阶段美俄、美欧之间的矛盾更为尖锐，美国目前并不想损害与中国的关系，不想让中国这个拥有核武器的联合国常理国成为自己的对立面。而且美中之间经济上是最具互补性的夥伴，美国需要中国的廉价出口商品和庞大的消费市场，而中国的发展则需要美国的资金与技术。他们指出，朱扁基总理访美的最大成功就在于拉近了中美两国的政治关系，因此切不可此时因小失大，不必与俄国结成军事联盟而成为世界性战争中的当事国。
第二，温和派战略学者认为，美国一霸独强的局面已是既成事实，但其他的力量中心仍能有效地制约美国。美国虽然主导了科索沃战争，但对单独的干预行为还是比较谨慎的。在决定轰炸前、实施轰炸前、在联合国通过政治解决方案前这三个阶段，美国仍要与欧洲各大国及俄国、中国磋商，可见世界多极化仍是基本趋势。欧洲和美国国内的反战呼声也会成为这场战争的制约因素。何况这场科索沃战争只是局部战争，不会成为新的世界性战争。八十年代中国领导人的两个基本判断仍然有效，一是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中国有可能争取一个长期和平时期致力于国内建设；二是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中国和世界的两大主题。
第三，美国要称霸世界，不愿意看到中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世界强国，两国的国家目标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但这种差距并未使两国失去共同利益。双方在经贸往来、文化交流与其他方面仍能继续合作。用当时一位国际问题专家的话来说，“又有斗争、又有磨擦、又有合作与协调的这一格局并没有打破”；不同的只是中美之间的利益反差比过去更为尖锐，“正是基于这一判断，中美之间的暂时冷却好像不可避免”。
第四，中国不应作出过激的反应。他们还认为，美国即使不愿见到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但也整不动中国。无论从国家地位、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战略目标来看，南斯拉夫都不可与中国相比。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不是在扩大、而是在缩小，中国比南斯拉夫有更强的实力与自信来抵制美国的霸权主义。因此中国人完全没必要抱持那种危机感与焦虑感，应该有足够的自信，过激的反应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第五，坚持改革开放、发展自己是最好的选择。他们认为，中国只要真正强大起来了，在国际问题上就有更大的发言权，美国也就不敢轻举妄动。这样中国就可对世界和平作出真正的贡献，使世界格局更加平衡。因此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发展自己是最好的选择。中国人一方面要从科索沃危机中看到不利因素与严峻形势，另一方面又要看到有利条件，要增强紧迫感、保持冷静，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强国梦才是当务之急。
第六，以单纯的反对霸权作为中国外交的最高目标并不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他们指出，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客观上仅凭中国自己的实力难以消除世界上的霸权主义。因此中国在反霸问题上应将有限的力量集中在与自己的国家利益直接有关的问题上（指的是台湾问题）；而不宜把过多的精力投入到与中国的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上（指南斯拉夫民族冲突）。中国不能当国际反霸的领袖，以反霸作为中国外交的最高目标不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建立“俄中印联盟”更加没有好处。在外交战略和那些非涉及中国利益的事务上，中国应尽量与多数国家的立场一致，这样有利于减少中国与他国之间不必要的矛盾。他们强调，邓小平“不要当头”的外交思想目前仍然适用。
以上观点是根据一些中国学者与战略问题专家在“五八事件”后一段时期内在电视上的谈话或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概括出来的。这些谈话与文章大体上反映了接近决策层的中国智囊团人士中的主流观点。同时，由于这些观点得以通过中央电视台向广大观众传播，也表明这样的立场开始受到决策层的肯定。
如果对这些观点的核心内容加以解读，可以发现它们与某些强硬派学者的观点有重要区别。首先，温和派巧妙地强调美国的战略目标是欧洲而不是中国，藉此来消解人们把科索沃战争、北约东扩与美国在亚洲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联系起来而产生的“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受包围心理”与草木皆兵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正是导致中国人新的冷战思维和强烈的反美民族主义的最重要的心理基础。温和派也强调此次战争的局部性质以及存在着使战争逐渐受到抑制的因素，说明此次战争不会扩大到中国必须参与的地步。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当时温和派学者中有人提到，美国参加科索沃战争的目标是“为了对付欧元崛起可能对美元构成威胁”。现在看来这一判断未必准确，但针对当时中国社会中把北约炸馆的动机说成针对中国而来的流行观念，这一“经济决定论”观点有其不自觉的积极作用。其次，温和派学者一方面指出“中美关系的暂时冷却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又强调美国现阶段不希望损害与中国的关系，美国还有求于中国，美中之间在经济上存在着互利的需要，以此来说明美国至少目前并没有加害于中国的企图。再次，他们强调中国的国力已强大到美国决不敢视之为另一个南斯拉夫，所以中国不必有那种缺乏现实根据的危机感，应该有足够的自信而不必改变既定的外交方针。他们也强调美国的霸权力量受到内部与外部势力的有效限制，因此中国没有必要采取高强度、高姿态的反霸权战略。最后，这些学者以“坚持发展自己是最好的选择”来再次肯定不应从邓小平的既定外交方针上后退。并巧妙地以此事件为契机，强调了中国强大自己国力的重要性，而为此就必须珍惜和平发展的机会，应该坚持原来的温和路线，反对由于此一事件而放弃原来的基本战略。他们认为，在新局势下中国的对策应该只是局部的变动，即从原来的相对抽象的、没有实际内容的“战略夥伴关系”，后退为一种更务实、更冷静地看待美中的利益差距的认知。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决策层的主流意见。
5月13日江泽民在欢迎中国驻南使馆人员回国大会上的讲话就强调，要坚持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与十五大的战略目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同时，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把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同积极学习世界上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结合起来；要把对北约野蛮行径的巨大义愤和伟大爱国热情化作强大的动力，来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这是社会主义中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江泽民还意味深长地表示，要“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而努力”。国际社会普遍对此予以积极评价，认为这一讲话表明中国不会因炸馆事件而回到意识形态对立的冷战时代去。中国政府的决策层则力求把已形成的反美民族主义浪潮引导到“实现强国梦”上，而不是迎合民族主义、推行更为左倾的路线，更不愿回到毛时代的闭关锁国路线。江泽民表示要“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就意味着不会把对此事件的追究无限延伸到中美关系的其他方面。
另一方面，克林顿也通过各种方式先后七次对中国公开道歉，主动修补中美关系。这使中国的主政者明确地感受到，美国的对华态度并未发生不利于中国的根本性逆转。此后美国特使皮克林专程来华解释误炸原因。尽管中国政府并未正式接受其说法，但中国媒体还是相当详细客观地引述了美方对此事所作的全部解释。同时各报对该特使来访的报导相当低调，仅在次要版面用较小的铅字作标题，这表明中国政府此时已不再希望让炸馆事件继续成为公众注意的焦点，也标志着中国政府的对美态度已重新回到温和务实的方针上。7月中旬克林顿亲自参加了中美女子足球队争夺世界冠军的比赛，并趁机向江泽民祝贺中国女队取得亚军，江泽民也表示了善意的回应，进一步修补了双方关系。
七、中国新民族主义的激进化走向
美机轰炸中国使馆是1999年中美信任危机形成后出现的事件。由于这一事件的突发性、中国人短期内所获信息的局限性、以及难以排除的“美国政府预谋”的可能性，中国人自然地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具有民族主义传统的中国民众与知识分子为了捍卫祖国尊严，最强烈地抗议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但与此同时，在中国也兴起了未曾意料到的激烈的民族主义浪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民众中、尤其是在学生与知识分子中，事后这种抗美民族主义思潮仍然自发地处于相当亢奋的状态。它有以下几个特点，这些特点结合在一起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发展为封闭排外型的极端民族主义。
首先，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危机在国民意识的深层形成了一种“受害意识”，它固然有警惕西方危害中国利益企图的积极面；然而，在因受害的历史记忆而产生的高度敏感心理状态下，百年受辱的历史记忆一旦被激活，就往往会支配着人们对复杂的局势或问题作情绪化、意识形态化的简单图解，并根据这种以误读为基础的理解，用主观上的“危机感”来判断国际局势。由于目前中国政府的理性与克制态度，此种自发的民族主义尚未进一步发展。但是，中国政治文化的特点、中美关系中存在着的潜在的不信任因素、知识分子中已形成的激进情绪、以及民族主义固有的引诱力等因素，可能会彼此作用、通过上下相激的方式，引导这种新民族主义走向激进化和极端化。可以预料，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被非理性思维情绪化了的民众与知识分子，将把执政者的任何现实温和冷静的态度解读为“对外软弱”或委曲求全的“绥靖主义”；任何立场只要不符合他们心目中的那种极端民族主义的态度，都会被视为“对西方的投降主义”而遭到抨击。在国际关系的复杂互动中，一旦这种“过度危机感”的优势话语在民众、知识分子和官员中成为主流话语，连务实的主政者也会被逼得要“顺应”从极端民族主义的“潘多拉盒子”中释放出来的“民意”，被迫以刚性对抗来作为解决复杂国际关系的基本选择，从而获得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对主政者的权威和合法性的认同。
其次，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这种刚愤民族主义有可能通过两种方式进而走向“闭关锁国论”。一种方式是，在刚性的互动过程中，在受到强势对手压力的情况下，处于弱势的一方若缺乏有效的出击手段，出于挨打的自卫反应，自然会以自我封锁信息与经济交往的手段来实现“弱者”的自卫。实际上，自明清以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就存在着闭关锁国的观念和倾向，近代以来的民族生存危机的压力又使清中期以后的保守的当政者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倾向。另一种方式是，以唯我独尊的左派原则来解读不同文化的价值冲突，文化大革命时期高唱“反帝反修”的极左派就是如此。实际上，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政治文化中，极左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之一就是，以排外锁国的方式来实现所谓的闭关自守型“自力更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五八事件”后，据作者了解，在一些内地省份的中层官员与民众中，就有不少人认为“政府对北约轰炸的反应过于软弱”；他们甚至认为，“当下的当政者由于过于有求于美国”而失去了毛泽东对美国的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大无畏战斗精神”。极端排外者们甚至认为，“中国是一个可以自给自足的大国，所以不怕封锁。封锁十年二十年，中国就真正强大起来了”。这种小农式思想观念中实际上恰恰潜含着激活“自卫──锁国论”的传统机制。
第三，“闭关锁国论”又必然与极左思潮的死灰复燃相联系。在建国以来的意识形态资源和中国现代的政治文化思维定势中，左派话语提供了大量现成的以封闭方式来伸张强硬立场的推理模式、政治概念与口号。“五八事件”后，海外的新左派电子杂志《中国与世界》甚至重新刊登1963年左派政治理论家陈伯达主持撰写的“反修”政论系列文章之六《六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用文中的观点来反对当今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这虽然发生在海外，但却预示着一种极可能在大陆出现的前景。“五八事件”以来，海内外一些自称“新左派”的知识分子在互联网上甚至提出了“回到文化大革命去”的口号，提出“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未必是一场灾难”的呼吁，这是有其深层原因的。
自科索沃危机以来，某些新左派与老左派如此迅速地结合成“神圣同盟”的事实足以说明，极左思潮可能经由极端民族主义的封闭锁国论而复活。极左思潮与极端民族主义这两者之所以可能相互结合、彼此促进，是因为它们互相为对方提供了某些思维定势：既然邪恶的西方“亡我之心不死”，那么中国的对外开放就可被视为接受“资产阶级的香风毒雾”，是自觉地接受“国际上反动势力的和平演变”。例如，中国新左派的刊物就曾引用《六评》中的观点断言，“社会主义的中国与资本主义的西方是不能和平共处的”。根据这一观点，为了避免被国际阶级敌人所“腐蚀”，就必须以左的思想支配下的封闭自守来抗击“和平演变”。而这种闭关自守与信息封锁，将产生愚昧、落后和盲目，这又进而成为极左思潮得以不断滋生的肥沃土壤。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对人们心理的控制，反过来又会激起美国强硬的保守派政治家的非理性态度的反弹，并使美国的理性现实的声音同样受到压抑。这种情形可能导致双方互动过程中非理性的、往往是机会主义者的强硬派得势，使双方务实的温和派（如江泽民、朱扁基与克林顿）受困；这又反过来将使任何理性解决问题的机会的出现更为渺茫。在这种双方“鹰鹰相激、鸽鸽受困”的恶性互动过程中，诉诸于极端民族主义话语而如虎添翼的两国保守的人士可以渔翁得利；在过去二十年来的风风雨雨中发展起来的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并保持国际友好关系的外交格局将因此而受到威胁；而美国的西方价值的原教旨主义者则会进一步为遏制中国制造理由。
第四，在极端民族主义支配的精神氛围下，最大的得益者是机会主义者。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利用民众的情绪、转移人们对经济改革与社会问题的注意力。在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以及其他不少前苏联国家，都出现了民族主义与反对经济改革的机会主义者的结合，从而形成了阻碍经济改革的政治势力。从近年来国际上民族主义的煽情作用往往被机会主义者利用的大量事实来看，凡是煽起极端民族主义的国家，没有一个在经济发展上会有好结果。当然，这种情况目前并未在中国出现，正如前文已分析过的，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国政府在“五八事件”后的态度保持着相当的克制与理性。在中国这个多灾多难、历史上饱受西方侵害的社会里，从来就不缺乏滋生极端民族主义的文化温床。如果亢奋的民族主义成为压倒一切的优势话语并走向极端化，国内的困难与国际上的麻烦彼此互为因果，二十世纪中左倾主义的发家史就可能重演于下一世纪初的中国。中国二十世纪的政治文化遗产中，有太多的东西已成为国人集体潜意识的一部份，并如同幽灵一样支配着人们，特别是具有大言高论的清流文化传统的知识分子群体。而处于现代化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中各种矛盾的复杂和尖锐性，使人们需要太多的渠道来宣泄由此产生的压抑和不满，刚愤的民族主义情绪无疑为非理性的宣泄提供了最为“安全”的突破口。若极端民族主义引向闭关锁国的历史选择或导致老左派的死灰复燃，均可能使历史上不幸的中华民族再次失去现代化方向。一旦“救亡”的符号高于一切时，无论真救亡还是假救亡都足以摧毁一切启蒙，并经由对启蒙、开放与稳健的理性思维的摧毁，进而走向反文明经验的非理性主义。中国有过义和团式排外情绪与保守顽冥权贵结合的政治传统，这值得今人高度警惕。
八、新民族主义的未来政治影响
北约轰炸中国使馆事件引发的中国民族主义浪潮，为人们理解中国的后全能主义时期政治动向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分析视角。以下的几个方面值得我们注意。
一、中国民族主义的群体心理特点
对科索沃危机引发的中国新民族主义思潮的考察，为认识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民族主义的特点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观察点。由于历史上的民族受害心态，这种民族主义特别敏感，并因受害者的历史记忆而具有强烈的易爆性。中国近代以来深受西方列强之苦，加上长期受“近代中国史即中华民族的受害史”的观念影响，中国人在潜意识中有一种受害者的高度敏感的情结，对西方可能会象历史上那样因中国虚弱而加害于中国抱有强烈的警惕。也由于中国人自古以来的社会竞争环境过于恶劣，“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处世态度潜意识地支配着人们，使他们把这种个人处世哲学推己及人地运用于国际形势分析。这种深层意识和心理与表层的强大自信之间存在着复杂的有机关联。
二、民族主义的膨胀存在着不可控制的危险性
由于中国历史、文化与种种因素的结合，这种民族主义存在着走向极端化的可能。一旦出那种情况，其结果将比此次事件严重得多。大体上可以作以下预测：极端民族主义与美国反华的强硬派会出现恶性互动，并破坏两国多年来建立的友好合作关系。这种恶性互动的结果会使每一方都会把对方的刺激解释为证明自己原有态度强硬的合理性的根据。这种“自我应验的预言”将形成一种导致双方关系不断恶化的机制；到了一定阶段，水火不容的双方就可能从现在的准冷战阶段进入新冷战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关系将进一步走向极端与战争边缘。
在美国，由于情绪化同样支配着人们的政治思维，保守的强硬派可能进一步抬头。他们会再次肯定“中国强大了只会更仇视美国，而不是更象美国”，因此对中国进一步施加压力。而在中国的民族主义和现有意识形态的解读中，这种压力与挑战只会被解释为霸权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明证，从而引起中国人进一步的反弹，这又反过来更使美国的强硬派坚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
当民族主义恶性膨胀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极端主义的话语就会成为社会中的优势话语（这种情况在一些由大陆留美学生为主的网站中已经出现）。中国主政的温和派将面临空前的压力，他们如果不能转向激进的强硬立场来保护自己，就会在极端民族主义的压力下，被迫让位给更保守、更左倾、更极端、更封闭、同时也更具非理性色彩的机会主义的强硬派。
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中最困难的阶段，这是个不断出现各种不稳定因素的特殊时期。为了避免在世纪之交出现最坏的情况，处于后冷战时代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应负起历史责任，共同努力使民族主义不要走火入魔而转变为极端主义。只要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能健康地出现理性的市民社会，从而使社会本身形成对极端民族主义的免疫力，二十年后情况或许会好得多。那时，新兴的社会中坚力量即中产阶级将会表现出温和与理性；而政府中的温和派可凭籍的将不再是个人的悟性，他们的理性态度将有了强大的社会阶层的支持。如果真能如此，则中华民族幸甚，世界幸甚。这是作者怀着深深的期待写下的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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