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

一、左派阵营出现的分野及三个分支

    在去年围绕“长江《读书》奖”的争论中，被称为或自视为、或倾向于左派的人士中，出现了一种微妙但大有内涵的分歧。汪晖在“我对目前争议的两点说明”中指出：“我本人从不赞成用‘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来概括知识界的分歧和论争，也反对一切给别人戴帽子的方式。”崔之元完全同意汪晖的看法。他们的支持者中有人表示，划分左中右、拉帮结派，完全是一种“文革”式的作法。但同样对汪晖表示支持的常仁，“作为一名在《强国论坛》靠爱好挑刺而出名的常客”，在给汪晖的一封公开信中却提出了异议。[1] 同属汪晖的支持者，有人以“文革”式的作法为大逆不道；有人却认为“文革”不是一种原罪，左和右的划线也并不违背“政治正确性”。汪晖和崔之元在“长江奖”的问题上立场完全一致，但他们对“文革”的看法很可能不尽相同。常仁以左派为荣，对汪晖和崔之元式的“以贩卖西方高深左派理论为能事的‘新左派’”则不无嘲讽之意。由此看来，“新左派”并非当今中国左派的唯一代表，左派阵营内部还是派中有派。

    反对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划分左中右，是基于“不争论”的主张。那个“不争论”的主张看似公允，实际上却是在拉偏架，有着强烈的倾向性。毛泽东讲过许多错话，但他说世界上只要有人群，便会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也是这样，却是完全站得住脚的一句话。十个手指还不一般齐，有的人激进，有的人保守，有的人喜好冒险，有的人偏爱稳定，这种分野是永远存在的。有分歧就会有争论，“不争论”只是一个假象，是统治权力对于思想自由的征服。“不争论”只能限制住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对于控制事态进程者、操纵舆论工具者和既得利益者，则丝毫没有影响。常仁站在传统左派的立场上，坚持基于利益归属的左右分界，对于汪晖刻意抹煞左右界线表示不理解，是十分自然的。尽管都信奉左派理论，但只能在互联网上发言的常仁与身为《读书》主编的汪晖，对于现实政治的态度却很可能大相径庭。

    笔者以为，在思想和政治领域内，左中右的分野是一种谁也抹煞不了的客观事实，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有比较明确和公认的定义。毛泽东关于左中右的说法是正确的，但他对右派“引蛇出洞”、“置之死地而后快”的作法却是错误的。无论左派、中派还是右派，在充份的争论与实践之前，都不应当有太多“代表历史前进方向、代表人民大众”的道德优越感和“真理在握”的过份自负，更没有理由侮辱对手的人格和剥夺对手的人权。思想的分歧只能通过辩论来解决，政治的分歧则应通过公开民主的角逐，籍民意支持来一决胜负。若具体观察今日中国的左派阵营，似乎可将其分为三个主要分支：“老左”，即斯大林主义；“中左”，即毛主义；“新左”，即新马克思主义。前者的根深深地扎在各级官僚机构中，“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中者的根则广泛存在于底层百姓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后者在九十年代才在中国学术理论界扎下新根，“小荷才露尖尖角”，但风云际会，很快便独领风骚，“一支红杏出墙来”。

二、“老左”：斯大林主义

    在世界范围内，斯大林主义算不上是资格最老的左派，在它前面有托洛茨基主义、列宁主义、考茨基主义、伯恩斯坦主义、巴枯宁主义、马克思主义、普鲁东主义、圣西门主义等。但对中国来说，斯大林主义差不多就是最老的左派意识形态了。许多属于社会主义的思想流派在中国一直不被视为左派，例如基尔特社会主义。在1957年戴上政治帽子的有思想的“右派”中，信奉自由民主主义者实属凤毛麟角，多数人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和铁托主义者，这些人在其他国家都属于“响当当”的左派。中共从诞生之日起，几乎没有受到列宁主义的哺育，一直是喝着斯大林主义的乳汁长大的。

    斯大林主义体制的基本特徵包括以下几点：公有制、计划经济、单位社会、一党专政、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立和生死斗争。斯大林逝世后，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毛主义、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和邓小平理论的冲击下，苏联东欧国家的斯大林主义体制已经崩溃，中国的“斯大林模式”也只剩下一个躯壳，内瓤差不多已被掏空。在斯大林巨幅画像还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之日，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却早已在政治上失势了。八十年代人所共知的“左王”、“左将”，有的已归道山，对其不恭之词仍不时见于报端；有的作为政治反对派，尚在坚持“最后的斗争”，但只能在自己把持的几个边缘性刊物和内部刊物上发表文章，无力左右政局的演变。曾经有人预言斯大林主义必将后继无人，现在事实证明，这个一厢情愿的预言落空了。新一代斯大林主义者已经崭露头角，其典型代表房宁出道以来，便一直是斯大林主义的阐释者。何新在八十年代并不是个斯大林主义者，但进入九十年代后，他文章中的斯大林主义气味变得越来越浓。他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个异数，其人从非斯大林主义向斯大林主义转变的独特经历令人不可思议。

    对于斯大林主义者来说，经济全球化、新经济和知识经济、与国际惯例接轨、入“关”入“世”、产权明晰化和“改制”等政府、企业界和学术界的主流话语，都是离经叛道的罪证。但他们批判社会现实的火力却不像当年的“九评”那样猛烈，毕竟有着太多的投鼠忌器和藕断丝连。中国斯大林主义者批判赫鲁晓夫可以肆无忌惮，批判中国改革“总设计师”却不得不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斯大林主义在今日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是老革命、老干部以及各级党政军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离退休人员。他们与权钱交易的受益者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血缘联系，如果“反修反帝”、“灭资兴无”搞得太激烈了，他们在朝里做官和拿着美国绿卡当“外资企业”老板的子弟便会劝阻。在越南、古巴和朝鲜先后转向邓小平式经济改革的客观情势下，中国斯大林主义者坚持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政治诉求缺乏理论与实践的依据，对国有资产向社会强势集团流失和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现实的批判也缺乏足够的力度。尽管如此，他们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和离退休人员命运的关注和呼吁，对盗窃和抢劫国有企业者的警惕与谴责，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

三、“中左”：毛主义

    “中左”不是指中间派中的左派或者左派中的中间派，而是指中等资历的左派，中年人中的左派，“中国特色”的左派。毛主义是斯大林主义的一种衍生物和变型，从资历上说自然比老左要浅，同时又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产物。“走资派”不会是毛主义的信奉者，曾经真诚信奉过毛主义、至今痴心不改者，多是当年的造反派和红卫兵，现在约在40岁至60岁之间，大体上还可算是中年人。

    七十年代毛主义的官方阐释者是张春桥和姚文元，教义继承人是王洪文，但纯正的毛主义者是在民间而不在庙堂之上。许多最真诚、最富创造性的毛主义者在“文革”高潮中便被镇压甚至枪毙。毛逝世后，复出的官员最担心的便是王洪文式的毛主义者利用年龄优势卷土重来，于是便开展了犁庭扫穴式的清理“三种人”运动。到八十年代初，权力机关中的前造反派几乎完全被清除，随后许多著名的造反派头头纷纷出走，散居在欧美大洋洲各地。

    在八十年代，掌权者和知识分子大多认为“文革”已寿终正寝，不可能再从棺材中爬出来。但人们再一次跌破眼镜。九十年代“毛泽东热”持续高涨，对“文革”的呼唤在互联网上甚至主流媒体上真的卷土重来了。不仅中年人下岗后重新缅怀“文革”岁月，连青年人也对之产生了兴趣和崇拜。[2]

    本文之所以采用毛主义而不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是因为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已给毛泽东思想下了个权威的定义，把晚年毛泽东的思想创造全部剔除，本文权且将这些剔除部份称为毛主义。毛主义区别于斯大林主义的地方主要在于：认为共产党内存在着一个官僚阶级(或称党内资产阶级)，他们与工农大众处于阶级对立的状态；无产阶级专政下需要继续革命、不断革命，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方法是“文革”式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是比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追求建立一个没有等级制、没有资产阶级法权的平等社会。尽管文革时期张春桥、姚文元长期把持舆论阵地，一些造反派也担任过各级职务，但他们始终未掌握主要权力，实权一直握在“三结合”领导班子中的军队干部和老干部手里。因此，毛主义在“文革”时期便很难有机会进行真正的制度创新。巴黎公社式的政权实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上海人民公社等，被毛泽东本人否决了；其他的一些新制度，如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贫下中农保送上大学、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学校、科研院所、文艺单位)等，则因与城市化、知识化的历史潮流背道而驰，未能保存下来。但正因为没有历史包袱要背，不需要去维护什么现存的制度，使得今日的毛主义者批判锋芒更加犀利、无所顾忌。

    “中左”不同于“老左”，他们不仅盯着个体户、私人资本家、暴发户，更把揭露和抨击的矛头对准血统高贵、在官场和钱场都玩得转、“以权抢钱、以钱买权”的社会强势群体。[3] “中左”不同于“新左”，他们深知，中国腐败横行无忌、贫富急剧分化的主要根子，不是概念上的市场机制，而是不受制约的权力；为了制约权力、遏制腐败，不能寄希望于“明君”、“清官”，不能仰仗克格勃手段，必须依靠群众的力量，采取民主监督的方法。因此，他们主张发动一场“经济文革”。他们虽然否定资产阶级的“多党制”，但似乎仍孜孜追求一种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包括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以及直接选举的权利。[4]

    毛主义的长处在于作阶级分析时具一针见血的尖锐性和彻底性，其短处则在于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的绝对化与泛化，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有人指出，左派常有一种偷懒的以教条代替思考的所谓思维定势，特别是往往胡乱套用阶级分析。[5] 人是多向度的，有多方面的需要与追求。马克思的历史贡献是揭示了吃饭穿衣是人们第一位的需要，但若把利益关系当成人们社会关系的全部内容，便成了庸俗马克思主义。阶级关系也并不能涵盖全部的利益关系，相同的阶级会有不同的利益，不同的阶级则可能有相同的利益。尽管毛主义者有不少理论上的弱点，但他们敢于正视现实的态度和支持社会弱势群体的立场，使他们具有一种道德上的感染力。“中左”目前在网上表现出一种咄咄逼人的主动出击态势，使“老左”、“新左”相形见拙，也是对中派和右翼思想家、政治家的严肃挑战。在国内学术界知名人士中，迄今还没有出现毛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但在底层民众中始终存在和活跃着无数被统治精英和思想精英所忽视的毛主义的“草根领袖”。真正配得上民粹主义这项桂冠的，不是“老左”和“新左”，而是“中左”。

四、“新左”：新马克思主义

    “新左”的主体是新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左派人群早已大大超出了马克思主义阵营，例如生态主义、女权主义等便与马克思主义没有多大关系；但中国的新左派基本上还未摆脱马克思主义的大框框，其理论来源主要是“新马”或曰“西马”，包括葛兰西、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阿明的“依附论”、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等。可是，新马克思主义始终拿不出一个可以替代资本主义制度和经济全球化的实施方案和政治纲领，所以它在西方只能停留在大学讲堂而上不了总统大选和议会立法的议事日程。

    “新左”与“老左”、“中左”相比，属于小字辈，到九十年代中期才成为中国学术理论界的一个重要角色。其代表人物多在45岁以下，属于未亲历过“文革”的一代人。本来，新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学说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便已传入中国，它之所以未能成为现在45岁到55岁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理论首选，可能是基于以下一些原因：“臭老九”、“插队知青”、“可教育好子女”们对于“文革”经历的集体记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思想界的不断激进化在“四五”运动后出现拐点，“探索的一代”从毛主义到列宁主义、到经典马克思主义、然后直接追溯到启蒙思想、自由民主主义，邓胡赵体制的改革开放政策令中青年知识分子激起更多的设计欲望而非批判意识，东亚四小龙崛起对“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的突破等。但这样就为下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保留了一个有待采掘的理论宝藏。新左派虽然常常把“后殖民”、“反西方中心论”挂在嘴上，但他们的实际作为却表现为学术理论界的“全盘西化”论者。他们往往全盘照搬在西方学术界占据重要地位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观点，自以为登上了当代学术的高峰。“新左”在丰富中国的思想理论流派方面发挥了拾缺补遗的作用，其贡献自然是有价值的，但若因此而目空一切就不免过份了。

    由于“新马”或“西马”理论上的遗传基因的影响，“新左”与“老左”、“中左”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没有任何要维护的特定制度、阶级或利益，因此可以把理论上的批判性表现得淋漓尽致、挥洒自如。于是，“对进步的信念，对现代化的承诺，民族主义的历史使命，以及自由平等的大同远景，将自身的奋斗与存在的意义与向未来远景过渡这一当代时刻相联系的现代性的态度”统统受到了质疑，似乎只有彻底的解构才痛快。但是，中国的“新左”往往不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统治集团和社会强势群体，而是指向刚刚浮出水面的政治上极其脆弱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样他们的“批判性”就大大地打了折扣。

    即使承认“新左”在制度批判上很潇洒很“酷”，但一涉及到制度创新他们便表现出幼稚可笑的一面。例如，崔之元曾把“鞍钢宪法”说成是制度创新的典范，是“后福特生产方式”的一个源头；但高华却撰文批评说，这纯属和历史开了一个大玩笑，因为“鞍钢宪法”的实质是党委领导和突出政治。崔之元、汪晖常喜欢谈论乡镇企业和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制度创新意义。但真正从事过田野调查、把结论建立在实证考察之上的学者秦晖、温铁军、张晓山等却指出，乡镇企业“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特徵的关键起因其实是不允许农民改变“二等公民”身份的现体制，乡镇企业的大发展是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的结果；所以，“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既非合理的经济组织形式，更非广大农民的心愿，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城市化。自1998年以来，江苏的学术理论界和地方党政领导已认识到苏南经济增长乏力的原因：政府吸取能力过强，民间经济活力被压抑，“口号动员型”经济带来了损失和浪费；政府管得太多、花得太多、汲取太多、借债太多、官员太多，从而造成了普通百姓家底不实，相对贫困；苏南模式单一的“干部主体社会结构”不利于市场化、民主化、现代化进程；苏南城市形态初级化、产业结构低级化、经济布局割据化、干部考核数字化等弊端与其社会结构不合理有关；集体经济产权“人人所有、人人没有”的非排他性，使资源使用中的边际成本总是以平均数的形式由全体成员均摊，因而可能造成对资源的滥用，“名义所有者”没有能力、也没有动机去关心公有资产的安全和增值，同时集体财产的代理人受命于上级安排，而非所有者委托，这种非所有者的委托人（上级）当然较之应该的委托人（村民）缺少监督的激励，而且由于信息不对称使得监督困难，监督成本高，代理人有可能瞒上欺下，多吃多占，追求在职消费，极端情况下还会发生上下级的“串谋”行为，从而最终导致集体财产的社区干部“灰色私有”。[6] 由于有了这些共识，目前苏南各地正着手准备“二次改制”，“改制”的对象正是崔之元等所推崇的股份合作制。

    朱学勤曾明确地指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学术分歧首先是在对基本国情的判断上。新左派认为，中国已经卷进了全球化，资本主义在中国已泛滥成灾，近代西方左派“批判理论”中对资本主义的丑恶描绘已成为中国的现实；中国必须批判这一现实，应抵制外来的资本主义跨国公司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入侵。而自由主义一方则认为，中国并没有进入后现代，也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阶段，更远未卷进全球化；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不是外来的资本主义、跨国公司，而是内在的陈旧体制与意识形态，必须坚定不移地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7]

    笔者在“现代化与人类文明主流──兼评汪晖的现代性批判”[8]中亦指出，早在三十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受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和资本主义在中国已“无条件的占优势和占直接统治的地位”论断的影响，严灵峰和任曙等“动力派”便提出了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已发展到了代替封建经济而支配中国经济生活的地步，.....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不外就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一个单位。.....（因此中国）大可以做非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追随先进的欧洲以驰驱于打倒资产阶级的战线之上。”在世界范围内，托洛茨基派的理论和运动一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即使在冷战结束后依然如此；但在中国托派始终受到冷落，原因就在于它的论断远离中国现实，而且忽视了中国问题的症结──解决“耕者有其田”这一资本主义性质的要求。

    时隔七十年，汪晖的“批判思想”用新的话语重复着“动力派”的旧观点，是否就合乎时宜了呢?苏东国家、以“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已经成为全球市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份，这是否就意味着中国也已融入资本主义的全球体制呢？尽管中国与上述二者有相当多的同一性，但并非同一性而是差异性才突显出“中国问题”的独特魅力。中国要不要继续推进金融自由化？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会批准两个国际人权公约，是否会同意扩大国际法庭的管辖权？这些都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不是融入全球体制的既成事实。在中国，“无处不在的资本活动”远远不是无处不在的权力的对手，而且并不能排除以“经济安全”、“社会稳定”为由而重新关闭国门或缩小开放度的可能。“动力派”和“批判思想”都说了太多的“已经”，恐怕还是应当把“完成时态”改成“未来时态”才较为妥贴。

    “新左”所推崇的“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批判思想”并不认为自己有责任回答下列建设性问题：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如何建构新的全球金融体系，理想的世界秩序是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IPA）还是世界联盟或世界政府，如何开放有秩序的世界人口流动，知识社会的全球信息秩序应当遵循哪些规则等等。把中国问题放在上述的“全球资本主义批判”的大框架中去“重新思考”，恐怕不会对眼下的中国现实问题有多少帮助。真正的中国问题是大量有待解决的社会现实问题，例如混合经济、社会保障、直接选举、报刊民营、地方自治、少数民族、台湾统一等问题。如果说，中国学术界对于本国问题甚少建树，其主要原因并不在引进“批判学派”等西方时髦理论方面努力不够，而是自身调查研究的功力不够，以及学术以外的障碍远未排除。尽管“新左”摆出一副“全面批判”、“彻底解构”的姿态，但在二十一世纪里中国是否要由“共同体”走向（腾尼斯意义上的）“社会”、由城乡分立走向城乡一体、由竹幕（半封闭半开放）走向全球化、由传统信仰幻灭走向新的伦理整合、由集权专制走向自由民主法治等一系列关键性时代课题上，却常常不由自主地与政治保守派和既得利益者走到了一起。难怪对现实持不妥协批判立场的“中左”会对他们感到失望。

五、牵线人与游走者

    在“老左”、“中左”和“新左”之间，有一些自觉不自觉的理论牵线人与游走者。正是由于他们的活动，使原本不同的思想与政治流派形成了一条连绵的战线；同时也使对手和观战者产生了浑然一体的错觉，忽略了左派各分支之间的差异，至少是忽视了“中左”的存在及其政治潜力。

    “新马”、“西马”对斯大林主义及其体制素无好感，在他们看来，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都会导致“人的异化”，塑造的全是“单向度的人”。但当汪晖提出“限制私有权的思想与限制国有权的思想均产生于具体的历史关系、特别是特定的政治／经济结构之中，……我们无法根据一个最佳的理性选择对它们进行筛选和评判”[9]时，他便在“新左”与“老左”之间牵了一条红线。暖昧态度后面隐藏着真实立场：不评判就是对“以国有企业为国民经济主体”这一既成事实的默许。

    崔之元的理论立足点是“新马”，但他常常客串“中左”的角色，对“毛主义”投以青睐。他说：“‘文化大革命’最终以悲剧告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毛的‘文革’理论中不包含对正统马列的重大超越，更不意味着‘大民主’──广大劳动人民的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大民主’是毛的未尽事业，是他政治遗产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部份。”李慎之和何家栋明确指出，这是对毛泽东“大民主”观的一种误读与篡改。毛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的发言说得很清楚：“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的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要知道，在人民方面来说，历史上一切大的民主运动，都是用来反对阶级敌人的。”毛一生都没有改变这一观点，他在“文革”中搞“大民主”与在“反右”中搞“大民主”一样，都是针对敌人的──前者是打击“右派”，后者是针对“走资派”和“一切牛鬼蛇神”。这种敌我意识及两类矛盾划分与法治社会是不相容的，如果中国要走向法治社会，就必须彻底告别毛主义的“大民主”（即“群众专政”与“全面专政”）[10]。

    1968年前后，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曾把毛主义引为同道，直接标榜毛主义的政治团体也在欧、美、大洋洲和日本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十年后毛去邓来，“文革”的真实情况被逐渐披露，西方的“毛主义热”便迅速降温。再过十年，在“六四”与柏林墙倒塌的鲜明对比下，再指望西方的“新马”与毛主义联姻就更像是天方夜谭了。崔之元笔下的“毛主义”与人们曾信奉和实践过的毛主义根本是两回事，如果他不能完成整合“新马”与毛主义的理论“创新工程”，也不能如“中左”要求的那样彻底地“毛化”，相信他最终仍会回到“新马”的行列，而不再在“中左”与“新左”之间游走。

    正像马克思本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毛本人也不是毛主义者。他是毛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居间牵线人。毛泽东逝世前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就其实质而言，第一件事是“以俄为师”、“全盘苏化”，在中国大陆上建立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制度；第二件事是试图“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解构斯大林模式的基础上建立毛泽东模式的社会制度。第一件事他成功了，第二件事则失败了。在他生前，“四五”运动的斗争锋芒就指向他晚年生命赖以寄托的“文革”；其尸骨未寒，他“放心”的接班人便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携手埋葬了毛主义。王力雄在“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一文中很好地描述了毛泽东作为毛主义者的一面，却令人遗憾地忽略了他作为斯大林主义者的另一面。事实上，毛泽东很难对他一生的两大业绩以及两大主义做出决断，毕竟手心手背都是自己的肉。从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可以比以往更清楚地看出，即使是在“文革”期间，毛泽东自始至终都在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旧政府”与以林彪、江青为代表的“新文革”之间搞折衷平衡：当后者要把前者彻底打倒、使斯大林模式完全无法运转时，便在1967年2月、8月以及1972年和1975年支持“旧政府”一把；当前者的气焰压过后者，有可能否定毛主义的乌托邦设想时，便屡屡发动“反二月逆流”、“反右倾回潮”、“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给“新文革”打气、鼓劲，扶植他们“继续革命”。

    由于“老左”和“中左”出于同一位宗师，他们在许多观点上很容易一拍即合；但是，只要毛泽东思想和毛主义不能合二而一，只要“走资派”与“造反派”不能捐弃前嫌，他们在政治上真正携手的可能性便微乎其微。

六、非神圣同盟

    李宪源在与余世存商榷的文章中说：“对使其威风扫地的文革冲击深怀怨恨之心的那些中国权力精英，与对文革冲击同样抱有深仇大恨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精英，具有一种天然的政治同盟关系。”[11] 如果他说的“自由主义思想精英”指的是由政府“包下来”、“养起来”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如沈雁冰、雷洁琼，李宪源的说法或许还有一二分道理，但问题在于，实际上他们或是中共“地下党员”或是知识界老左派，早已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思想精英”了；如果李宪源指的是朱学勤、徐友渔这些人，那就是八杆子也打不着的了。朱学勤、徐友渔、秦晖这一辈插队知青出身的知识分子，都曾在社会底层长期生活过，他们确实受过“文革冲击”，但与因“威风扫地”而对“文革冲击深怀怨恨之心”的权力精英不同，他们受到的冲击主要在思想上，经历的痛苦主要是理想幻灭的痛苦。中国的权力精英与思想精英在经过“四五”运动前后的一段短暂的蜜月后，到了“理论务虚会”和“西单民主墙”时期便已分道扬镖。如果二者之间现在确实还存在“一种天然的政治同盟关系”，为什么前者屡屡封杀后者的言论，甚至打碎他们的饭碗（如最近对秦晖、刘军宁、何清涟等人），却听任左派言论在各种大陆网站上与民族主义言论相互呼应呢？

    现在人们司空见惯的是另一种政治同盟关系，即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军国主义与左派共同反对自由主义的同盟关系。在思想和政治光谱中，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军国主义通常被归入右派，与左派相对立。例如，二十年代中共与“联俄联共”的国民党左派的主要理论对手便是以“醒狮派”为代表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当然，在世界现代史上也出现过左派和右派携手夹击中派──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的先例。在德国的魏玛时期，共产国际指导下的德国共产党和希特勒的纳粹党都把执政的中派政党作为主要政敌。当时也有一些学者想在理论上调和社会主义左派与民族主义右派，著名者如《西方的没落》的作者斯宾格勒。他在《普鲁士的精神与社会主义》一书中批判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不是地地道道的德国式范畴，而是带有明显的英国唯物主义色彩的范畴。斯宾格勒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把德国式的政治观念与英国式的政治观念相对照，认为前者偏向共同体、主张社会主义，后者则着重于个体的独立、拥护个体主义；所谓的资本主义、自由主义、议会多党制等概念，不过是英国的一套把戏，根本就不适用于德国。在斯宾格勒看来，德国需要的是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权威主义和国家主义。于是，在他的眼里，社会主义不仅与普鲁士精神息息相通，而且与民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国家主义、极权主义等也是完全可以共约的。

    日本军国主义兴起的历史更值得借鉴。它有两个主要源头，一是军部，一是民间的草根法西斯主义者。军部的军国主义者又分为统制派与皇道派，后者受北一辉等草根法西斯主义者的影响甚深。北一辉等在其著述中杂揉左右两方面的思想，称“革新阵营”的“主要目标”是“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经济结构”、“限制私有财产、统制劳动”、推翻“财阀政权”、实现“维新政权”。他们“反对外来思想”，反对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鼓吹“复古”，“彻底贯彻以天皇为中心的大家族主义”，即有别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纯正日本主义”的“国民主义”。

    从本质上说，左派是世界主义者、阶级至上主义者，而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军国主义者是国家至上主义者、文化中心主义者。后一群体重视社会稳定、朝野同心、举国一致、团结对外、争取生存空间，反对阶级斗争、社会冲突、底层革命、犯上作乱、在自家锅里抢食。其理想是“建立在国民全体的意愿之上的全体政治”，是“强国家”，即使反对豪门也是出于贫富两极分化会削弱国家凝聚力的担心，他们绝不会同意自下而上地搞什么“经济文革”和“大民主”。因此，这两个群体牛头不对马嘴，硬贴在一起终究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左派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军国主义者的同盟是非神圣同盟，也就是说，同盟破裂是命中注定的，不过是或早或迟而已。如果毛主义逐渐占据上风，“中左”成为左派阵营的掌门人，将会加速非神圣同盟的破裂。

七、左中右全光谱

    在本文结束前，顺便对今日中国的思想与政治界的全光谱作一个简要评述。与世界各国一样，中国也有自己的左派、中派和右派。上面已介绍过左派三个主要分支。我们还可以看到，以梁从诫、杨东平、郑也夫为代表的生态主义已“浮出水面”。在反对发展主义、消费主义方面，生态主义与右派乃至中派存在严重分歧；而在坚持自由主义和多样性方面，他们则与其他左派分道扬镖。另外，旨在承认、尊重和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女性、少数民族、残疾人、同性恋者等）的人道主义（王小东称为“逆向种族主义”），在中国已经出现零散的表达，但还未形成政治气候。

    中派则主要包括自由民主主义（有时也简称为自由主义，但并非不要民主）和社会民主主义。近两年来，在李慎之、刘军宁、朱学勤、徐友渔等人的努力下，自由民主主义开始在大陆的主流媒体上正式露面；公开揭橥社会民主主义的人士仅见于海外中文网站，但其信奉者在国内亦大有人在，只是还没有亮出旗帜。

    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层构成社会的主体，因此中派在思想和政治领域都占据着绝对优势的地位，自由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轮流上台执政，而左派和右派则人少势弱，处于边缘地位。像原来的意大利共产党，必须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变成一个事实上的中派政党后才有机会上台执政。而带有右派民族主义色彩的奥地利自由党入阁联合执政后，便受到欧盟各国的集体抵制和制裁。但是，当今中国情况则不同，中派及其社会基础都十分脆弱，在面对来自左派和右派的强大压力时，中派内部的左右两翼都不愿意相互攻击，给共同的对手以可乘之机。

    秦晖曾清晰地指出，与自由秩序早已建立的西方相比，如今我们面临的“问题情境”实与自由秩序建立前的沙俄更为近似。在那样的情境中，自由的缺乏不是因为社会民主太多，社会民主的缺乏也不是因为自由太多。因此，那时的社会民主派向往自由竞争的民主国家即“美国式道路”，而仇视具有俾斯麦式社会保障制度的专制国家即“普鲁士道路”；而自由主义反对派宁可从积极自由的角度赞赏马克思，也要反对托利党式的（而非伯克式的）保守主义。类似地，从中国现实的“问题情境”出发，我们现在不是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太多了，而是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太多了。因此，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批判寡头主义，从社会民主立场出发批判民粹主义，都是极为必要的。

    秦晖说，如果有人问，你到底持自由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立场？我的回答是，在自由秩序建立之前这两个立场的价值重合面是很大的，只有当自由秩序建立后，两者的价值重合面才日益缩小而价值对立日益凸显。因此在中国目前的“问题”背景下，他认为，应当坚持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都肯定的那些价值，而反对那些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都否定的价值；至于那些为自由主义所肯定而为社会民主主义所否定的东西（如“纯粹市场经济”），以及那些为自由主义所否定而为社会民主主义所肯定的东西（如“过份强大的”工会），则我们中国现在都还没有，等到有了再来选择自己的立场也还不迟；我们要走的决不是反自由也反社会民主的道路，也不是以自由反社会民主或以社会民主反自由的道路，甚至不是“介于自由与社会民主之间的”道路，而只能是重合了自由与社会民主二者之基本价值的道路。

    秦晖认为，在为上述基本价值而奋斗的过程中，实际上只有两种立场，即人道的或反人道的立场，或者说类似于哈耶克和马克思反对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对垒。在“主义”问题上，他强调只能持自由──社会民主的基本价值立场。这一立场如在西方可能会显得十分“中庸”，它似乎不左不右，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亦左亦右，但在中国它却是一种“激进的中庸”。在经济上，它既不利于大家长保卫或复兴宗法大家庭（如某些“左派”所赞成的），也不利于大家长独占家产而把子弟们踢出家门（如某些“右派”所赞成的）；在政治上，它反对那种只准拥护的政府，而愿意拥护那种可以反对的政府，因此它既受到那种专门拥护“只准拥护的政府”的“保守主义者”的攻击，也受到那种专门反对“可以反对的政府”的“激进主义者”的攻击，而后两种人关于“激进还是保守”的争论在它看来却显得十分滑稽。秦晖的这些论说很好地表达了今日中国之中派立场。[12]

    至于中国的右派，笔者曾作过评述。[13] 右派包括新保守主义、新秩序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14] 在今日中国真正如鱼得水的，正是某些不得志的“中左”和“老左”们所说的“新右派”。左派的批判锋芒本来应当指向王山这样的右派思想家，但不知是出于何种心理，他们偏偏选择了中派作为攻击的目标，这多少有些三十年代斯大林把中派视为最危险政敌的遗风。而真正对右派展开批判的几乎都是中派。

    只要左派和右派继续在中国舞台上唱主角，只要中派在中国政坛上还没有什么份量，就表明中国还没有真正和世界接轨。而一旦中国在二十一世纪选择回归世界文明主流，现在的左派和右派便会边缘化，而中派阵营的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的分歧将会突显出来。到了那个时候，自然也会出现布莱尔式的“第三条道路”。但是在眼下，中国最缺少的还是秦晖式的“第三条道路”(按照他本人的说法则是“共同的底线”)[15]，即将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民主主义的基本价值融于一炉的“自由──社会民主”。

【注释】
[1] 常仁写道：“以本人懒读西方理论大作的毛病，和在地球两面都曾‘苦力干活’的背景，想当据说以贩卖西方高深左派理论为能事的‘新左派’，也不够格。但拜读了你和崔之元有关《读书》与‘新左派’问题的文字声明，心里却憋闷得慌。被‘新右派’们扣一顶‘新左派’的帽子，有什么了不得？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担心以‘右’为荣的当朝大官们，一听‘左’字心里就不舒服？不舒服就不舒服好了，要保持中国读书人在民众眼里的那点传统的‘崇高’和骨气，哪能只顾达官贵人们的心理感受，而不能合著底层百姓的利益，理直气壮地宣告一声：在目前右派横行的世界上，当个左派很光荣呢？.....我想，我要是能像你和崔之元先生那样，被人口口声声称之为‘新左派’，一定会欢腾雀跃，高兴自豪都来不及，怎么会莫名其妙地担心：点明各类喋喋不休争论所包含的不同利益归属和左右界线，就会有损建设性的讨论、阻碍人类思想的进步发展呢？”，见其“请作出面向‘多数人’的辩白与回答──给汪晖的一封公开信”，载《新呐喊》网站。
[2] 清华有位博士生在给《切·格瓦拉》剧作者张广天的信中说：“从懂事的时候起，我就看不惯很多不公平的事。看不惯当官的欺侮穷人，搞不懂为什么父母拼命干活而收入却远远低于那些什么也不干的人，更对贪官污吏恨之入骨。高考报志愿时我报清华，那时我想我一定好好学习，将来回到家乡当个市长，好好治一治这些贪官。上了大学以后，感觉眼界一下子开阔多了，竟有些不知所措。……对于国家，劳动人民我却关心的少了，感觉是渐渐地被这个环境同化了，整天想的是小资产阶级情调，还经常无缘无故的感伤(无病呻吟)，这就是一年以前的状态。《切·格瓦拉》则给了这一切划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我告别了过去的生活，走上了‘革命’的第一步，也完成了人生的一次回归。”（“清华大学教师徐彦辉与张广天的通信（2000年6月6日）”，《黑板报文艺周刊》，总第25期，载“黑板报”网站。）他的信在网上发表后，点击率非常高。这说明毛主义、格瓦拉主义等左派思潮在中年和青年人中确有市场。
[3] 例如，李宪源说：“正因为存在特定政治权力的控制，以及存在这种权力与资本的广泛勾结，才使工人被老板锁在车间内让大火活活烧死的惨剧，一而再、再而三地屡屡发生！”他的私人通信和文章有许多刊载在“常仁网站”，或许常仁即是他的网上笔名。
[4] 李宪源说：“本人虽然以揭露‘西方民主’维护财团利益本质为己任，但这并不意味一种能够不断化解其社会尖锐利益冲突的政治操作方式，就毫无借鉴价值。剔除那些贩卖狗皮膏药者天花乱坠的瞎吹嘘，西方制度值得一学的或许有两点：一是统治阶级内部必须相互制约，决不允许出现可以摆脱和超越批评监督的任何权力中心。二是必须给制度运作的利益受损害者，以合法表达不满和抗议的渠道与空间，以确保由此造成的社会紧张，能够得到正常的释放缓解。统治者并能根据有这类反抗声音所提供的警示信号，及时评估和调整统治方针，以防治社会矛盾在高压状态下以虚假稳定的方式，最终发展到完全不可收拾的危险境地。”见常仁的“防治强国论坛成为糊弄人的地方”，载《新呐喊》网站。
[5] 这是网上一位“一向以左派自居”的作者小鹏的说法。他写道：“许多左派先生，包括本坛名客常仁先生，经常拿美国多年不涨工资来说事，为之感到愤愤不平。如果他们因此要与美国工人一道，阻碍资本流动，美其名曰‘为彼此的权利和福利而斗争’，那么，恕俺直言，这不是神经错乱，就是屁股坐歪了地方。因为，资本流动受阻，损失的是缺乏资本的穷国的就业机会，放慢的是全球工资均等化的过程，伤害的往往是穷国的剩余劳动力。这是经济规律。左派尽可以将空话与高调唱得震天价响，尽可以痛骂资本家制造穷国富国工人的利益矛盾，尽可以‘蔑视资本主义’，尽可以嘲笑经济法则。只不过，在中国农村还有上亿剩余劳动力之时，在中国的工资还没有涨到失去对国内外资本的吸引力之前，咱们的打工仔打工妹，可没闲心陪你们玩这奢侈游戏。.....所以，每当我听到富国的左派们，高喊‘全世界工人团结起来抗拒全球化’，而中国的左派们不加思索地与之呼应时，就忍不住想，你们想要维护谁的利益？是有汽车洋房的美国工人，还是挣钱供弟妹们上学的中国打工仔打工妹？”见“左派的思维定势──从乔姆斯基的一段话谈起”，载《强国论坛》网站。
[6] 见去年由“新望”发表在“思想的境界”网站上的“苏南模式的历史终结”一文。
[7] 朱学勤，“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亚洲周刊》（香港），第4期，2000年1月23日。
[8] 见王思睿，“现代化与人类文明主流”，《战略与管理》（北京），1999年第2期。该文发表时副标题与部份内容被编辑删去，可见当时批评汪晖是有阻力的。
[9] 汪晖，“‘科学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天涯》（海口），1998年第6期，151页。
[10] 参见何家栋的“后现代派如何挪用现代性话语──评‘经济民主’和‘文化民主’”，《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2期。
[11] 李宪源，“怨妇、情夫、‘皮条客’及阿斗流氓──就对汪晖、王小东的批评跟余世存商榷”，载《新呐喊》网站。
[12] 秦晖，“我的‘第三条道路’”，《天涯》，2000年第2期。
[13] 见笔者的“今日中国的新保守主义”（载1999年第3期《北京文学》）和“通俗文本中的思想角逐──评《解释中国》”（载1998年第5期《战略与管理》）。
[14] 新秩序主义的鼓吹者王山明确表示：“我反对民众权力，反对普遍的民主权力，我认为中国社会不具备条件。......我认为中国走到今天，最需要的是秩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礼便是秩序，就是用权力保证社会各阶层的高低错落。保证不同的阶层在社会中处于不同的地位，这是社会秩序的基本架构。有的阶层就是处于底层，在一定阶段，有的阶层就处在特殊利益上。......官员的腐败在一定限度内与保持官员队伍的稳定是有一定关系的，是一种共生的现象，......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水至清则无鱼，如果干部队伍没有优秀人才，国家被一些庸才或中长之才管理，我想也不是好现象。......通过改革建立起市场经济制度，这是民族大义。为了民族大义，一些阶层必须承受牺牲。在民族大义面前，理想迹近荒唐，理想中的公正和民主在现实中却具有十足的破坏性，因为它们代表着社会底层对利益分配的要求，而这种要求与社会品质的提升不同步，方向也不一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唯一政治秘密就是对社会主义平等原则的合理放弃”。原引文见刘智峰主编的《解释中国──〈第三只眼睛看中国〉批判》，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转引自王思睿、何家栋“通俗文本中的思想角逐──评《解释中国》”。
[15] 秦晖，“‘第三条道路’，还是共同的底线？──读吉登斯着《第三条道路》，兼论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问题”，载《世纪中国》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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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
因本刊承印厂的失误，在本刊2000年第4期(总第71期)的封面上“评中国九十年代的‘新左派’”一文作者的姓名排错了字，本刊编辑部疏于复校，致使出厂刊物上呈现错字，特向作者及读者慎重致歉，并更正如下：该文作者的姓名为徐有渔。（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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