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的二十年也是出版业发生巨大而深刻变化的二十年。长期以来作为中共在思想文化战线和政治领域的一个主要工具的出版业，近二十年来逐渐经历了五个转变过程，即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由把图书发行当做单纯的窗口行业向产业化发展转变，由区域封闭型体制向开放型转变，由原始的手工操作向以电脑管理为主要手段的现代化管理转变，以及由均衡发展向不均衡发展转变。而所有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国出版业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功能已经发生了根本而重要的变化。 

    本文主要研究中国大陆出版业自八十年代以来在出版的规模、结构、体制以及中共在出版政策和指导思想等方面的变化及原因，并分析和讨论这些变化的意义。 

一、出版业五十年来三个主要发展阶段的简略回顾   

    自1949年至今，五十年来出版业的发展过程可被粗分为三个阶段。 

    1949年到1979年 这三十年可被视为中共领导下出版业的初级发展阶段。虽然1949年以前出版业即以存在，有不少著名的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等，但由于以前中国经济和教育等方面的落后，那时的出版业无论是品种、数量还是销售额和利润都相当少。1949年以后，大陆的出版业开始了一个新的起步和建设阶段。由于政治体制的原因，出版业在这一阶段主要是发挥意识形态工具的作用，当时出版量最大的图书是《毛泽东选集》[1]；出版社的规模小，数量也不多，除北京、上海等少数大都市外，其他省基本上每省仅有一家出版社；出版经营方式则属典型的计划经济模式，由国家投资、下达计划和任务，然后统一由新华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销售；全国的出版业被政府完全垄断，出版社之间不存在竞争，出版社以服务政治为唯一目的，基本上不考虑利润和经营状况。之所以会形成这种局面，原因很简单，中共刚建立政权不久，稳固政权、维护执政地位是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当时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都是为中共的政治目标服务，故而出版业完全不能考虑自主的市场开拓。这种没有经营意识的出版体制使得出版业发展缓慢，完全仰赖政府的财务支持。 

    八十年代 与上一阶段相比，八十年代是图书出版业的大发展阶段。其最大的特点是，出版社的数量迅速增长，出书规模成倍扩大，图书的内在和外在质量有了大幅度提高。更重要的是，出版业中开始出现市场竞争，引入了市场经济的意识，各出版社开始有了商业和自主意识。自从中共开始经济改革以来，在经济发展的刺激和要求下，有关部门开始对出版业实行自主开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政策，国家对出版业则在政策上指导，经济上鼓励出版社自理。同时，各省、国务院各部委、各民主党派也被允许组建各自的专业性出版社，有实力的大学也相继成立了自己的出版社。从此，图书出版量大规模增加，出版业开始走向市场化。另外，在出版社内部也引进了竞争机制，部份地区的出版社还尝试实行有限的承包制。这样许多新成立的出版社体现出充份的活力。在图书发行体系方面，除了传统的新华书店这一发行系统外，也出现了所谓的“第二渠道”，即集体、个体发行体系，并开始改革旧的购销体系。[2] 

    九十年代 这一时期是图书出版业最繁荣的阶段，出版业开始走上了国际化、多媒体化、多元化以及集团化的发展进程，在出版业的结构、编辑政策、发行体制等多方面都出现了很大变化，出版水平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中央、地方、大学、专业四大类出版社各据其长，互相竞争，同时，集体和个体图书经营者开始更多地涉足图书出版业的各个环节。出版界的业务量快速增长，利润逐年递增，开发了许多大型的出版项目，并建立了各种图书评论和评介系统。还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多边和国际合作，国外出版社开始向中国大陆这个潜在的超级图书市场进军，试图在这个市场中占住一块地盘，而中国的出版社也努力与国际接轨，积极面向世界图书市场。从总体上来看，在这一阶段出版业逐步走向成熟。[3] 但与此同时，由于缺乏有效的相应法规，市场竞争秩序比较混乱，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选题重复导致图书质量差，粗制滥造；出版社的图书积压严重，造成经营亏损和资金周转困难；发行体制杂乱无章，盗版横行；集体和个人经营业者的不规则介入，出版社大量出售书号；出版社内部体制理不顺，出版社之间利益冲突越来越激烈等。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阶段也是出版业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的时期。[4] 

二、出版业八十年代以来发生的主要变化    

    过去二十年来，出版业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被动到主动、由国内到国外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在出版规模和经营方式等方面有了质的变化。 

出版数量与规模 

    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中，出版数量与规模均有显著变化。（见表一） 

表一. 改革开放前后图书出版情况比较 

资料来源：国家新闻出版署有关年度的统计资料。 

    1984年全国图书出版种类近三万种，比1978年增加两倍多，比1966年则增加了三倍多；1984年图书销售额比1978年增长近两倍，比1966年增长四倍多。在这一时期，地方出版社不再甘心只扮演“地方军”或中央级出版社的配角，不愿意仍旧象以往那样，仅仅出版党政文献、中小学课本等租型书以及单纯地方型简单读物（如配合当地中心工作的小册子、介绍蔬菜种植之类的技术知识读物和以地方戏为主的文娱演唱材料）。[5] 1979年12月，国家出版局在长沙召开了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各地的地方出版社在会上提出了“立足本地、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自订方针。从此，地方出版社的出书品种迅速增加，并开始相互竞争。到了1984年，有些地方出版社的出书数量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中央级出版社。[6] 随后，图书出版量的增长逐渐放慢，出版社转而关注图书的内在和外在质量以及出版业从业人员的素质改善。[7] 进入九十年代后，随着读者对图书的需求日益增长，图书出版量再度大幅度上升，1994年全国出书达10万种，1997年则增加到12万种。[8] 

出版社大量增加但冗员低效 

    1956年全国只有97家出版社，到了22年之后的1978年，出版社数量仅增加到105家。但是，在改革开放的头几年里，出版社的数量一跃而翻了两番。其中，1983年新建出版社50家，1984年此数字为36家，1985年为86家。这样，到1985年底全国的出版社已增加到416家。到1997年，全国的出版社总数已达到565家。[9] 但是，随着出版社数量的快速增加，也出现了印刷能力、纸张供应和发行渠道不足、出版社的编辑及审稿水平不高等问题，出版业管理部门开始担心“出版社发展过快，超过社会的物质承担能力”。[10] 中国的出版社还存在着另一类问题，即冗员多、效率低。中国稍大一些的出版社一般都有从业人员50人以上，普遍多于西方国家的出版社。同时，出版社仍有依靠“国家”资助的心态，运作中不注重实效和经营。 

出版物品种结构的变化 

    从八十年代开始，中国出版业出版的图书品种逐渐多样化。在当时思想界的活跃气氛下，出版业出版了许多翻译、编译的书着。到了九十年代图书品种的结构则日益齐全，许多大型出版项目也相继问世。九十年代下半期，中国的出版业开始从出版社的盲目扩张转向提高图书的内在和外在质量，适应读者不断变化的需要。[11] 表二反映出八十和九十年代图书品种结构的大致状况。九十年代哲学、社会科学类图书的比重有所上升，思想界知识分子的力作受到读者越来越大的欢迎，读者的思想日渐活跃、视野变宽、观察问题的深度加深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经济类图书的出版数量迅猛增长。从1993年到1997年每年都出版6千到7千种经济类图书，不仅包括大量经济学著作和普及读物，还引进了许多国外的此类书着。同时，法律类图书的出版成了一个新的热点，每年的出版量都达3千至4千种。与社会科学、经济法律类图书的走俏相对比，传统的政治经典书（如马恩列斯毛的著作）的出版却日益萎缩，每年的出版量从1993年的222种下降到1997年的138种，其数量已是微不足道。[12] 这反映出，尽管宣传部门坚持意识形态教育，但九十年代里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等传统意识形态读物感兴趣的读者越来越少了，传统政治读物的出版销售每况愈下。[13] 

表二. 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图书品种结构比较（分类数为％）

资料来源：国家新闻出版署有关年度的统计资料。 

    进入九十年代后，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音像放映电器市场（如各类录音机、录像机以及CD、VCD、DVD播放设备）的快速发展，音像产品市场急剧扩大。从1993年到1997年，在短短的五年内，盒式音带的品种增加了近3倍，激光唱片增加了近8倍，录像带增加了2倍多，VCD的出版品种数量则激增了13倍。适应于旧式“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传统娱乐方式的密纹唱片已基本消失。[14] 但目前中国的音像产品的品种、质量和内容还很落后；而且缺乏有良好艺术素养的音像产品编辑和制作人，出版的音像产品往往显得理念贫乏、选题陈旧；此外，中国也没有建立独立、高效的音像产品发行体系。 

出版社之间的竞争、摩擦和整合 

    改革开放前，出版社之间并无多少矛盾。中央级的出版社彼此有所分工，各走各的路；而各省基本上只有一家出版社，划地而营，并无分工之必要。改革以来，随着出版社数量的急剧增加，出版社之间的利益冲突越来越大，彼此争夺作者和出版资源、分割图书销售市场，并进而在出版业管理政策方面相互对立。 

    首先是中央级出版社与地方出版社之间出现了摩擦。由于集权体制的特性，中国百分之七十的出版资源都集中在北京，因此设在北京的中央级出版社就有地利之便，能在图书市场上凭借此地利优势而占据较大份额；而地方级出版社要想占领图书市场，就必须投入更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提高其出版物的水准，由此导致成本上升、书价提高。地方出版社对这种天然劣势的状态自然越来越不满。而中央级出版社又受到中央政府较严格的约束，不能象地方出版社那样突破现行出版管理体制、灵活经营，因此中央出版社对地方出版社利用地方体制环境宽松而施加竞争压力也时有怨言。 

    在地方出版社之间，同样存在着日益明显的摩擦。在出版社数量大幅度增加的同时，地方出版社之间还存在着因隶属关系而形成的行政性分工，由于分工“码头”的不同（如属于政治经济等综合类出版社，或属于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少年儿童、教育、美术、古籍等专业类出版社），各出版社的盈利能力有明显差别。比如，教育类或少年儿童类出版社获准出版各类教学辅导材料和参考书，这种书重版率高，销售量大，成本低，所以利润极高。于是，“码头”好的出版社从业人员可以少出力、多赚钱，而“码头”差的某些专业类出版社的从业人员出力多却挣钱少。由于有巨大的利益差别，很多政府部门就设立种种制度壁垒，以出版业的专业分工为借口，保护隶属于本部门的出版社从事垄断性经营。这种分工其实是集权体制的产物，是由行政权力制造出来的，并不是在市场竞争中自然形成的。[15]它不但妨碍了出版社之间的公平竞争，也阻碍了大型多元化、多媒体的出版集团的形成。 

    从1998年开始，在中国的出版体制改革中出现了以下几种模式。其一是横向发展模式，即出版社之间的联合。其二是纵向发展模式，即出版社沿着出版的上游和下游行业纵向扩张。其三是横向和纵向相结合的发展模式。[16] 其四是报业出版集团模式，即以报纸为龙头，联合其他文化产业形成集团化经营，在这种集团当中，书刊出版基本上是个配角。在高科技和信息化时代来临的背景下，这种出版集团由于有报纸的牵头，极可能从文化产业向文化传媒产业过渡，而在这一过程中，其出版的书刊就可能从传统式知识思想的载体转变成一般信息的载体，即书刊被传媒化。新成立的《光明日报》出版集团、上海的“新民文汇”出版集团，就是集报纸、图书、杂志的出版及举办俱乐部等多元化形式为一体。这条道路可能对中国形成新的出版模式产生重要影响。其五是一些省建立的省级出版集团，大多数这样的集团只是原各省出版局系统的翻版，无非是新瓶装旧酒，其内部运行机制、分配原则和功能协调并无创新。由于政治等方面的限制，目前中国的出版业还无法借鉴引进国外先进的出版运作模式和管理机制。 

图书发行方式与手段的转变 

    中国的图书发行体制自八十年代以来也经历了重大变化，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 以后，除了传统的“国营”新华书店的发行系统之外，集体、个体及图书俱乐部式 等新发行方式也先后蓬勃兴起，改变了旧的图书发行体制，给图书发行市场注入了 活力，但同时也带来了激烈的竞争。1949年以前，私营的书店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 绝大部份县城没有书店。从1950年到1956年，在大陆逐步形成了以新华书店为主的 图书发行体系，但同时全国也存在着2,400多处私营书店、书摊。但1956年将私营书 店公私合营后再并入新华书店系统，由此形成了由新华书店独家垄断的图书发行体 制。[17] 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集体或个体的书店、书摊、书贩迅速增加，成了整 个图书销售体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同时，也出现了寄销、图书连锁店、 书市展销、直销、邮购、出版社自办发行等新的发行方式。[18] 图书发行体制的变化，特别是一系列新发行手段的采用，大大促进了图书的发行量。从1993年到1997年，图书销售册数增长了2倍多，销售金额增长了4.5倍。 

    目前，国营的新华书店虽然仍是图书销售的主力，但它总共只有1万多个售书点，全国平均每个城镇只能摊到4家，远不能适应市场需要。广大农村地区目前仍主要靠供销社销售图书，每4万农村人口才摊到一个售书点。1997年全国只有14万图书销售人员，平均每8.5万人口才摊到一人。虽然出现了大量的集体、个体售书摊、店，但它们无法有效地与国营书店的发行系统相融合。现在，中国的图书发行体制是由国营、集体和个体的发行体系混合而成的，不仅各自奉行完全不同的运行规则，而且彼此互相封锁信息、互设障碍，因此难以建立全国性的图书发行信息交换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图书发行过程中经常出现梗阻：一方面出版社的备货图书大量积压在仓库和个别有门路后台的批发商手中；另一方面，急需购书的读者却往往求购无门。 

    当前大陆图书和音像制品发行体系中的一个严重问题是，盗版现象非常猖獗。虽然直接参与盗版活动的多是个体户，或一些出版单位的员工与个体户内外勾结从事盗版活动，但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上面，如法制不健全、部份地区的地方保护主义作崇、盗版业者找到了官方后台、对盗版活动打击不力等。据国家新闻出版署的统计，在1997年盗版现象最严重的时候，正版产品销路萎缩，通过对外合作正式合法出版的盒式录音带、录像带、CD、VCD的数量暴跌。例如，盒式录音带的产量从上年的301万盒跌到1997年的44万盒；录像带产量从上年的16.7万盒下降到1万盒；VCD数量从上年的37.4万片掉到9.3万片。随后，出版业与司法部门合作开始打击盗版活动，1998年各地版权局共受理各类版权案件1,182起，结案1,067起，各地版权机关收缴各类盗版制品611万件。[19] 但这些处理大多是“打苍蝇不打老虎”，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盗版现象也不会杜绝，只是随着政府不定期的“打击”而高一阵、低一阵、明一阵、暗一阵而已。 

出版物进出口业务和出版业对外合作的发展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出版业开始朝国际化的方向努力。这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引进外国的图书版权，在国内翻译、出版、销售，或直接进口外国图书在国内销售[20]；另一方面是向国外出售中文图书和版权。在八十年代初期，少数有远见的出版社就开始与国际出版业合作，如科学出版社就分批派人出国联系业务、参加各种书展。由于政策上的限制以及出版社本身的人力财力条件局限，地方出版社的国际化步伐远不如中央级出版社，而这又导致地方级出版社在视野、信息、办法、人员素质等方面往往落后于中央级出版社。目前，图书进口业务主要仍由一些中央级出版社掌握。但随着对外开放的延伸和地方自主权的增加，许多地方出版社正纷纷加入出版物进口的行列。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图书、特别是音像制品的进口越来越活跃，同时，走私或偷印的盗版音像制品则在市场上占据主要地位。由于政治上对允许进口的外国图书的内容严格设限等原因，再加上发行渠道单一、价格高，外国图书直接进入中国大陆销售的数量仍然非常少。 

    目前中文图书和音像制品的直接出口量很少，海外销售对象主要是华人，内容也多半是关于中医药、卫生、食品烹调、健身、武术等，范围很窄。而且，出口图书的印刷质量远落后于国外，售后服务基本上是空白。只有通过大陆出版业自身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才可能改善中文图书出口的现状。 

    近年来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对外合作出版活动，即由中外双方共同投资完成一个出版项目，此类活动已非偶见。例如，美国的一家大型出版公司就投资几百万美元，与中国南方的一家出版社合作，在中国出版一种百科全书。[20] 此外，中国也出现了一家中外双方共同投资组建的“童趣出版公司”，其主要业务是引进迪斯尼公司在国外市场上已经出版并受到欢迎的图书及其他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上出版发行。[21] 这类合作带来的新编辑思想、图书内容、装祯形式和经营方式，都将对中国的出版业产生冲击和影响。一旦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就可能逐步松动对外国出版资本进入的限制，捷足先登的外国出版公司有可能对大陆今后的出版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在某个领域内形成垄断的局面，中国的出版业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和对策。 

    在1992年5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版权公约（伯尔尼公约）之前，中国大陆的出版社翻印或翻译外国书着时从不购买版权，而是径自盗版或翻译出版。目前，这一状况已有明显改变，20个省、市、自治区从30多个国家购买了一些出版物的版权；自1995年至1999年4月，大陆与国外的图书版权贸易超过1.5万项，购买对象国也从美、英、日等少数国家拓展到更多国家。[22] 但是，目前中国的出版界仍存在着不严格规范地执行版权合同的情况。[23] 

三、中国出版业过去二十年来变化的动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版业变化的基本趋势是朝着市场化、国际化、规范化、法制化、专业化、商业化和多样化的方向发展，这一系列变化出现在出版体制、编辑思想、经营方式、管理模式、与国际接轨等多个方面，是一种积极的、广泛的、深刻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最终能否导致在中国大陆出现一个充份享有出版自由、完全市场化的出版体系，使出版业的地位从被执政党掌握控制的政治及意识形态工具改变为一个为公众服务的传播知识、文化、信息和从事教育的工具，现在还难以作出结论。 

    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出版业这些年来的变化主要是由下列几方面因素所促成的。 

    第一，经济市场化对旧的出版体系构成强烈冲击。改革开放前，大陆的出版社一直被当做“事业单位”，仿照行政单位来管理。在改革开放的最初阶段，出版业仍然实行“事业单位性质、按企业管理”的制度，即所得利润交给财政，然后由政府拨款维持运营。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和单位自主要求的增强，出版社的管理中也引进了所谓的“包干制”，即每年向政府上缴一定数额的利润，余下的利润由出版社自行支配。这种利润支配方式给了出版社很大的经济自主权，大大激发了出版社的经营积极性。有些出版社甚至将经济收入指标层层分解到编辑部和编辑个人，形成了出版社内全面包干的局面。1985年全国开始实行“利改税”的制度，把国营机构的上缴利润改为缴税[24]，这样出版社就在经济上逐渐与上级一年一定的经费控制脱勾，由原来的事业化管理逐渐走向市场化，这一体制上的根本转变使出版业经历了一个新的发展高潮。随着政府逐渐断绝对出版社的经济支持，出版业只能立足于自负盈亏的生存模式，在市场竞争中开辟生存空间。但是，由于出版社内部的人事管理并未市场化，仍按照事业单位员工的传统人事管理方式运作，在人员刚性的情况下，出版社内部机制无法理顺，只能实行不健全的内部份层承包制。这导致了急功近利、选题失控、买卖书号、资金分散、重复出版等种种弊端。[25] 

    第二，政治控制有所松动。尽管过去二十多年中中国大陆的政治几经起伏，先后出现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六四后反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等风波，但总体上政治控制仍显示出逐渐有所松动的趋势。过去，政府主管部门长期实行严格控制出版社选题的政策，出版社每年出版书着的所有选题必须层层上报至各级党委宣传部，获准后方可编辑出版。从九十年代起，对出版社选题的控制有所松动，除涉及中共领导层的个人生活、敏感的政治话题、宗教、对港台政策等领域的选题仍需事先上报获批准之外，其他的选题计划基本上可以由出版社自己决定。同时，中央政府还逐步放宽了以往对引进版权、出国考察、出版社内部机构设置调整、出版机构外汇使用等事项的审批权力。另外，以往对于印刷厂和印刷材料的严格管制也放松了，印刷厂需要引进技术设备、选择高档纸张油墨时可以自主决定、而不再报批，也开始允许私人印刷企业的发展。在图书销售管理方面，允许集体和私营经济的介入，各种私人的零售和二级批发系统已经出现。一旦政治上的压力减轻了，出版业从出版到销售各环节的活力必然大大增加，就可能出版更多受读者欢迎的书着。 

    第三，新技术的推动。八十年代末期激光照排技术的引进，使大陆许多出版社的文字出版告别了“铅与火的时代”。至九十年代末，大陆的出版业已全部实现激光照排化，这种排版技术上的进步不但大大加快了图书的出版速度，缩短了出版周期，而且提升了出版物的质量。许多有实力的印刷厂还引进了最新的印刷设备，如六色胶印机、一次多色胶印机、电脑控制系统等。[26] 九十年代初开始，电脑的普及及互联网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出版业的变化。编辑部内的稿件处理加工、编辑与作者的联络、出版社与印刷厂之间的往来、出版社与图书发行公司和书店之间的交流、对国际出版界信息的检索、获取图书情报、洽谈版权贸易等，都因电脑的普及和应用而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27] 

    第四，国内外出版物的竞争产生了动力和压力。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大陆的出版社之间无需竞争，国外的出版社也无法进入大陆市场。过去二十年来，随着国内出版社数量的急剧增加、政府限制的减少、出版社必须自负盈亏的生存压力，加上大量国外出版物进入大陆市场，导致国内外出版物开始相互激烈竞争，这种局面有利于促进大陆出版业的发展。除了前述的“童趣出版公司”的出版物外，世界著名的西蒙──舒斯特出版集团的出版物、上海一出版社与美国一时装杂志合作出版的《世界时装之苑》、牛津大学出版社与多家大陆出版社合作出版的书着等，都已成为中国大陆本土出版物的强力竞争对手。许多台湾和香港的出版公司也半明半暗地在大陆开展业务活动，与大陆的出版机构合作出版刊物。这样一种内外出版机构相互竞争的局面对中国大陆的出版业既是一个压力，也是一个动力。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国内的出版机构不得不增加出书品种、改进书刊内容、缩短出版周期、因应读者需求、尊重市场规律，这样出版业整体的素质就逐渐提高了。[28] 

    第五，社会与公众的需求品味的改变。文革以后，中国大陆的老百姓开始在政治上逐步觉醒，形成了独立于官方意识形态控制的自我意识，他们不再被动地单纯阅读“党和政府要求读”的读品，而是开始寻找自己想阅读的读物。同时，改革开放以来，读者对国际社会的信息知识的需求量急剧增长，对图书的内在、外在质量的要求也大大提高了。在这样的新的社会需求环境中，公众对政治、经济、文化、娱乐、休闲等类读物的需求大幅度增长，特别是了解世界各国文化的欲望越来越强烈，这也促使中国大陆的出版业加快其国际化的步伐。 

四、中国大陆出版业变化的政治意涵、存在问题及前景   

    中国大陆出版业过去二十年来变化的政治社会意涵可以被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正逐渐摆脱集权体制传统的出版业控制模式。政府和执政党八十年代为出版业所规定的准则是，“坚持两为方针”，即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到了九十年代初的中共“十四大”时，出版业的工作方针被修改成“向三个目标迈进”，即符合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现出版事业发展的内在规律。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时，出版业的发展方针被进一步修改为“加强管理、优化结构、提高质量”。从中共修改其管理出版业的指导方针的轨迹来看，意识形态的色彩逐渐淡化了，市场经济的要求成了其方针的组成部份。 

    第二，政治和意识形态一统化的局面有所松弛。过去，中共视出版业为单纯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控制工具。而现在，出版业已经演变成兼具政治教育和文化建设功能的角色，其自主性增强了。这不仅表现为出版物的多样性、多元性和现代化，还表现为出版业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交流和传播新思想的重要角色。正因为出现了后一特点，才不时有一些中共不能接受的所谓“出格”的出版物问世，这类出版物在市场上的热销是出版社冒险出版的动机之一。虽然出版了此类读物的出版社事后会被宣传部门警告、查究，但随着中国加入并批准了联合国的相关政治权利公约，宣传部门追查此类出版物的姿态也越来越低。现在，宣传部门很少使用正式官方文件公开禁止某一出版物，而往往改用非正式的口头通知，甚至不许下级机构和出版社记录在案；同时，查禁的理由也越来越含混，比较少使用政治帽子，而是更多地用暗示手法要求下级机构和出版社领会其查禁意图。 

    第三，中共仍然视出版工作为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组成部份，并按此标准坚守其控制的底线。尽管过去二十年来大陆的出版业历经多重变化，但出版社在政治上仍属中共宣传系统控制，允许出版业开放改革的底线是，不能偏离“党的路线”、不脱离“党和国家的舆论和宣传工具”这一前提。换言之，出版业的一切变化和进步都必须服从于巩固中共的权力基础这一政治目标，而不能直接削弱这一权力。2000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丁关根曾明确强调，出版业必须“高举旗帜，服务大局，坚持正确导向”，这里的“旗帜”就是中共意识形态的旗帜，“大局”即维持统治的根本目标，所谓的“正确导向”便是，出版业要依照宣传部门的口径和指挥引导社会大众听党和政府的话。中宣部并要求大陆的出版业“要严格纪律，加强管理”，要“自觉贯彻党的出版方针政策，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29] 在这样的情势下，指望大陆的出版业全面开放、充份自由地反映各种思想和观念是不可能的。 

    中国大陆出版业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可以列举如下。 

    第一，体制转变的不彻底性、出版业结构的不健全，构成了出版业进一步发展的阻力。例如，出版社仍划归宣传部门领导，出版社的不少选题仍需层层上报各级主管部门批准，出版系统内官僚作风严重、往往用行政机关的手法处理出版业务致使矛盾成堆效率低下，图书销售体系一片混乱，上述政治方针与出版业的国际合作业务完全无法协调，等等。还有，大陆不是按照专业和读者层次形成出版社之间的分工，而是按照行政辖区和含混的“大专业”来实行分工，导致出版社之间重复出版等浪费现象层出不穷。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出版体系的彻底调整和重组是不可能的。在全球出版业日益国际化、集团化的背景下，如果大陆的出版业不能调整重组、解决发行体系等卡脖子问题、将“出版事业”转化为“出版产业”，其进一步发展将困难重重。 

    第二，对出版业政治属性的限定与出版业现行的市场运作方式难以协调。这一矛盾其实是中共坚持单一经济改革方针的必然结果。出版机构经济上的独立性越来越强，中共既拿不出钱来补贴并控制出版机构的运作，又不愿意看到经济上独立的出版机构自主运作，而在政治上设立种种限制，必然造成一系列难以解决的矛盾。 

    第三，在出版业日益激烈的竞争中，集体和私营出版机构或出版活动的活力使它们占据了越来越明显的优势，而完全听命于官方的国有出版机构却面临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以致于其中有些出版社是否能够生存下去都成了问题。[30] 

    第四，从境外走私盗版光盘、境内盗版盗印活动的规模化和团伙化、出版社买卖书号等问题，不但久已存在，而且长期以来无法有效遏止。 

    目前，中国大陆的出版业由于不能正常发展而处于落后状态，其质量、数量、方向、目的、手段、效果远远赶不上世界发达国家的状态。负责规划和管理出版业务的国务院新闻出版署曾制定了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出版发展规划，把重点放在调整和优化行业结构、提高图书的整体质量、提高出版社经营管理能力等方面，还提出要把出版社的布局转变为以经济和文化资源为基础，改变现行的按部门、行政区设立出版社的做法，还要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国内图书市场，利用高新技术改造图书出版业。不可否认，这个“出版十年规划”是雄心勃勃的，但实行起来无疑也会困难重重。 

【注释】   
[1] 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三十五年来的中国出版事业》，1985年。 
[2] 仲岩，《1983年全国图书发行工作概况》，1984年。 
[3] 《中国新闻出版统计资料汇编》，1997年。 
[4] 刘颖，“《人民文学》宣布‘断奶’引发震动”，《中华读书报》。 
[5] 许力以，《对1985年图书出版工作的回顾与展望》， 1985年。 
[6] 所谓的中央级出版社，是指中央政府的出版管理机构及各部委直属的出版社，也包括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总部直属的出版社。所谓的地方级出版社，是指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管理的出版社，也包括大学、城市政府管理的出版社。1984年，在中央级出版社中，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书409种、商务印书馆出书341种、人民出版社及三联书店302种、中华书局239种、中国青年出版社150种、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37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14种，而在地方出版社当中，江苏人民出版社出书1,151种、四川人民出版社出书627种、福建人民出版社577种、北京出版社541种、辽宁人民出版社357种、广东人民出版社267种、上海人民出版社和湖南人民出版社均为205种、山东人民出版社141种、天津人民出版社129种、浙江人民出版社124种。在专业的科技出版社当中，情况也类似，1984年中央级的科学出版社出书530种，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则出书556种、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书193种。
[7] 于庆林，《近五年地方版图书的突破和发展》，1985年。 
[8] 数据来源：《中国出版年鉴》。 
[9] 数据来源同上。 
[10] 《中国新闻出版统计资料汇编》，1998年。 
[11] 胡守文，“中国出版业的现状与走向”，《出版研究》，1999年。 
[12] 郑士得，“新中国图书发行事业的几个特点”，1985年。 
[13] 于堇，“热点？冰点？1999年新华书店畅销书走势透析”，《人民日报》，2000年1月24日。 
[14] 《全国图书杂志报纸出版统计资料》，1994年。 
[15] 颜长庚、周亦翔，“面对买方市场──湖南部份新华书店调查及思考”，《中国出版》，1998年第10期。 
[16] 刘臬，“文化、文化产业与意识形态”，《出版广角》，1998年。 
[17] 《中国出版年间1984》。 
[18] 九十年代中期，“席殊书屋”在中国大陆首创图书连锁经营店，现该店已在国内外设立了20家分店。（昭川，“席殊现象发人深思”，《中国经营报》，1999年4月6日；吕彤，“席殊的书业连锁帝国梦”，《出版研究》，1999年）福建的“晓风书屋”也实行连锁经营，并已形成跨泉州、厦门、漳州等地8家连锁店的经营规模。沈阳的“冬雨书店”，北京的“风入松书店”和“国林风书店”也实行连锁经营。据国家新闻出版署统计，至1999年仅在北京一地就有18家不同系列的连锁书店。（施诺，“书店做大靠连锁”，《中华读书报》，1999年6月2日。） 
[19] 刘晶，“图书非法出版新动向”，《出版广角》，1998年3月。 
[20] 陆伯华，《世界出版业（美国卷）》，1998年。 
[21] 该公司的注册资本中，丹麦的迪斯尼分公司占49％，中国邮电出版社占49％，中国邮电公司占2％。 
[22] 柳堤，“我国版权贸易持续大幅上升”，《新闻出版报》，1999年2119期。 
[23] 《著作权》，1999年第1期。 
[24] 虽然各类出版社因分工和经营状况不同，利润中需交税的比例略有不同，但各类出版社利润的缴税比例基本上维持在30％左右。 
[25] 国家出版管理机构为此曾下令禁止出版社实行内部承包制，但收效有限。 
[26] 宋晓红、韩云，《世界出版业（德国卷）》，1998年。 
[27] “国际出版界公认互联网为未来行业战略工具”，《出版研究》，1999年。 
[28] 阎晓宏，“当前出版改革提出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1999年。 
[29] 胡晓梦、卢新宁，“深化出版改革，多出优秀作品”，《人民日报》，2000年1月27日。 
[30] “谁是下一支书业生力军──对高校出版社发展前景的预测”，《出版研究》，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