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中美关系的发展

全球化这一概念并非新鲜，但它所蕴含的意义却成为中、美之间政治、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元素（Sassen 1998; Ohame 1995; Olds 1999; 胡元梓、薛晓源 1998）。全球化中所包括的标准化、市场化及规范化，为中、美近十年来的关系添上了复杂的变数，但亦同时让两国关系有了更紧密的联系。

    本文希望藉介绍全球化的出现而带出中、美之间关系的三种发展路径与方向。这三种方向分别是：一，两国在商业资讯及文化的交往中产生了某种程度的互通及兼容性，这种交往一方面可打开两国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分歧，但亦可能产生出对美国大众文化的不满或反感。二，全球化在中、美之间并非单一发展，相反，它透过区域发展的合作而进一步巩固了美国对中国外交的方向。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区域的合作基础并非个别国家之间的关系，它牵涉到区域体制的建立及互相尊重。三，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使中国开始接受规范化的国家行为，这在中国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中最为明显。最后，文章会指出，中、美之间的外交、政治、经济发展的契机在很大程度上受着市场化的影响。

全球化的初起及演变

    全球化这一概念远在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1850-1914）便已出现（O'Rourke and Williamson 1999, 5），当时所指的主要是经济全球化。其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国际贸易的增加，其二是人口迁移的数量急剧上升。

    国际贸易的增加有两个原因，一是软性的，指经济理论的发展推动了世界经济贸易。其中最主要的推动者为李嘉图（David Ricardo），他所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对生产及世界性分工作了一个清晰的说明（Ricardo 1951〔1817〕）。贸易的发展以及国际贸易的公平性和开放性，其原则皆来自比较优势的升华。[1] 在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中，不论在经济的质（人民生活条件）及量（经济成长）上，采取比较优势的国家相较采取保护政策的国家都有更好的表现（Krueger 1997, 1-22）。国际贸易增加的另一原因是硬件的改造，如商业及远洋轮船技术的更新加快了世界贸易的速度，增大了贸易量。例如，从1840年到1901年间，世界的运输价格下降了70％（O'Rourke and Williamson 1999, Ch.3），因此大大减低了贸易成本，增加了世界的贸易额及数量。

    人口迁移的增加，在欧洲表现为对美国新世界的向往及憧憬，在亚洲则表现为殖民地思想的漫延。最近的研究指出，世界性及历史性的移民潮的出现，往往并非完全出自贫穷问题。以美国的移民为例，大量的女性移民是由于工业的发展和世界性的产业分工所致（Sassen 1998, 41-45）。

    货物及贸易的往来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殖民及迁移的出现则帮助了思想上及地域间的交流，全球化所藉以推动的力量主要来自这些科技发展的变化、殖民及人口迁移的剧增以及世界贸易的加强。明显地，这些环节是互相紧扣的，它们的互动和演变则决定了全球化的趋势。

    当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正席卷世界时，国际上大大小小的战争，包括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出现，亦与全球化的军备发展以及人类的交流不足及缺乏互信而同时出现。[2] 军备的国际化表现为各国军事科技的改革和更新，由于很大程度上军事的强弱与国家能力成正比，所以，在军事全球化中便看到各国迈向武装军备及不断的军事冲突。另一方面，由于军事强弱与否亦掌握在先进国家的手里，故此，在全球化的军事发展方面，可以发现，第三世界国家为了改变其军事地位而积极地改善军备，以求在军事平衡中取得比较有利的位置(Held and et al 1999, 101-103）。虽然东西方之间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局面造成了世界许多国家之间的对立，但这仍然未能阻挡经济全球化的活力。

    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在各历史时段特点不同，其发展方向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世界历史发展的洪流。例如，二次大战后的中美关系即可从冷战的发展及思维来认识（McCormick 1995）。但战争及外交孤立只是双方关系中的一种形态，自1978年以后双方开始有了更多的合作。这种转变如果套用Richard Higgott（1999, 92）的解释，就是在全球化中双方的发展将会通过一些非地域性的，文化、政治、经济的交流以达致更强的互动，其中，文化及商业资讯的交往成为全球化的过程里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一环。

中美之间商业资讯及文化的交往

    中、美之间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实际上是通过商业及资讯的交往而不断增强的。1978年以后美国与中国的互动交往主要表现在投资及贸易方面。自1983年开始，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便出现了赤字，当年为6,800万美元，到1992年便上升为180亿美元之巨（Lardy 1994, 74），1999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更是达到687亿美元（Morrison 2000, 3）。而另一方面，美国的商业文化则在中国大陆获得了巨大的积极影响。从美式快餐及其经营手法，到美国商学院的课程、美国的商业书籍，甚至美国商业钜子的创业道路经验等，都在中国引起了广泛的兴趣。1996年中国报考上海欧洲国际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课程（MBA）的人数即达4,000人[3]。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出版的书和期刊也在中国被大量翻译出版。这些林林总总的美式文化的进入，与中国的经济市场化相配合，形成了一种对中国的经济文化的改造过程。

    最近，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华生（James Watson）（2000, 120-134)指出，麦当劳在中国的普及说明，美式文化及经营手法已渐渐地影响了中国商业文化，甚至社会民生的发展。例如，麦当劳所推行的店中清洁制度使中国的同业竟相仿效，其店中禁止吸烟及售卖酒类等在美国形成的守则也深受中国家长的欢迎。虽然饮食文化的交流只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很小的局部，但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民间及社会层面所面对的正是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此外，另一种美式咖啡文化亦在中国出现了，总部设在西雅图的Starbucks咖啡连锁店已在中国各大城市展开了市场攻势。该店于1999年1月11日在北京开设了第一间咖啡门市，还希望在未来18个月内在北京开设10间分店。[4]

    这些美国服务业在中国广受欢迎的现象表明，中国民间对美国的商业文化并不抗拒。中国消费者们欣然接受美国商业产品的原因，不仅是对美国的商业文化感到新鲜，也是对美式商业服务的文化内涵的某种认同。[5]。市民在美式店铺里享受美式文化之余，基本上是把个人的感觉投射在美国式自由风气中。一杯咖啡、一个汉堡包的物质内容并无多少特别之处，但在消费它的特定服务环境里，就具有了象徵性的文化意涵。

    普通市民从这样的商业交往中接受美国的商业文化，有助于舒解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但是，美式文化的进一步推进仍然会遇到中国官方文化及传统文化的阻力。那种以美国的利益为出发点、凭藉大型商业资本的力量、通过全球化来推动的文化扩张，可能会被认为是另一种文化的侵占。只有经过逐步持久的交流沟通（Rothkopf 1997），才可能建立比较具有互信的中美关系。

区域合作与发展

    中美关系和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有一股影响力会把两国紧密地连在一起，这便是区域合作的加强。这个区域性的力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中国对美国单一势力的恐惧，并加强区域的和平及稳定。在冷战中，中、美之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两国的互动及影响囿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美两国在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分歧是多样化的，存在着潜在的冲突的可能。（Bernstein and Munro 1997）。因此，如果两国之间有一种缓冲机制，则彼此便有了一个妥协及交流的场所。那种能提供这样的机制的组织或体系（Regime）在国际政治中受到很大的重视，特别是在七十年代里，广泛地藉此来补充国与国之间的单一外交关系(Haggard and Simmons 1987, 491-517)。这种机制（体系）带有约束力，参与这些体系的成员要遵守一定的条约，但亦同样有某些目标要达致。由于美国七十年代初在金本位制度下失利，国际政治学家便积极倡议体系的出现，以便有效地分担美国单一国家的国际地位。Keohane在《权力及相互依赖》一书中这样表达体系在国际和国与国之间的作用：“国际的体系在国际的权力系统中及政、经交涉之间担当了中介的媒体。......体系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际交涉及决策问题。”（Keohane and Nye 1989, 21）现实中这些体系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亚洲经合会议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此外还有各种政府性、非政府性、环保、人权、科技合作等组织机构。它们的功能基本上可被界定为“一组外在或内在的原则、规范、条例及决策的程序，并可令参与国际事务的成员的行为有一定的可预见性”（Krasner 1983, 2）。换言之，体系的形式并非最主要的，其要旨在于藉规范约束国家的行为。这些体系与机制有着各自的成立目标和背景，但大致上和美国的长远外交政策符合，即缔造一个稳定与和平的政治经济局面，以推行美国在后冷战时代的经济外交政策(Brinkley 1997, 127)。

    中、美之间从市场发展、投资、贸易到科技转移及与世界经济接轨，都有不可分割的共同利益（Franklin 1999, 3）。美国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受以下两个因素的影响，必须强化区域甚或全球性的体系，以达致比较平衡的中、美关系。第一，美国的单一政治及国际力量已相对地减弱，完善的体系组织有助于减低美国在国际政治中独力承担的压力。这点在奈伊（Joseph Nye）的书中有很清楚的说明。他指出，美国未来权力的表现并非是资源的提供，而是对政治环境的控制及使其他国家接受规范（Nye 1991, 175）。在接受规范的过程中，体系或区域性的组织便起了一定的作用。其次，全球化发展所依赖的是稳定及和平的政治空间，以便推行各种科技合作、经济往来及旨在接受国际概念的教育活动。这些要求与中国现实的诉求其实十分接近[6] 就中国的立场而言，加入这些组织并不意味着直接臣服于美国的势力，因为区域组织中的成员是多方面及跨地域性的，成员之间不同的利益和合作诉求能在某种程度上平衡美国本身的个别利益。

    在区域合作方面的国际化有助于中、美之间关系的改善，即一方面能维护国家利益，但另一方面也可以在现实的规范条件下加强决策者的选择能力（Moore 1999, 71）。此外，作为成员国，除需履行某些义务之外亦同时拥有一些权利，如分享区域经济发展的成果及资讯交流等。这些区域组织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发展空间是比较大的，因为这些组织中的关系有些是经济性的，有些是功用性的，亦有一些是事务性的。这种种的合作及整合条件让国家内部的各个层面都有合作及交流的机会，远较以往在外交层面的合作交往来得丰富。全球化在这层面的意义实际上是提供了又一种合作的关系，使中、美之间的未来发展更有基础及理性。如果把抽象的体系概念运用到具体的国际事务中，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将会更有效地反映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中国入世与国际规范

    自从1986年起，中国开始申请重新进入当时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关贸自1995年正式由世界贸易组织取代。经过14年的努力，中国现在终于有望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了。[7] 中国接受世贸组织对各种经济、贸易、法律甚至本国的财税重新调整的规范要求，这牵涉到全球化过程中的规范性及标准性问题。

    中国参与世贸有三方面的意义（Jacobson and Oksenberg 1990）。首先，世界贸易组织这类机构提供了一个主权国以外的机会让中国接触世界及国际社会。与此同时，中国的资讯流通、贸易开放程度、法例的改善及市场的透明度都需要一一开放，以配合成为国际中一员的责任（Ross 1996）。

    其次，通过参与这些组织，中国能就参与过程中的互动达致互相调节的机会。从这点出发，中国和世贸之间的调节建基于双方的认知及政策上的适应。尽管学者们不认为世贸会构成中国改革的动力，但参与世贸却可促进意见上的融合（Jacobson and Oksenberg 1990, 140）。世贸的成员国及其他代表在中国以第三世界的身份进入世贸这一点上达致了共识，其重要性在于成员国对中国地位认同上的一致。另外，由于不断的会面谈判，亦使他们了解到中国的现况及意愿。中国进入世贸组织的努力中，最重要的是国有企业的改革、税务及关税的优惠及有关贸易法例的更新及重新订立等。以知识产权为例，在全球化下，知识产权的重视庶几成了各国贸易中的必要保障的范围，中国为配合世贸的要求，于1992年、1995年及1996年分别与美国就知识产权达成了“谅解备忘录”（Cheung 1999, 202）。

    最后，当各项措施准备就绪、中国成为世贸的成员国后，将可能与该组织合作达致世贸组织所希望达成的长远目标（Jacobson and Oksenberg 1990, 159）。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1999年8月提出了一份报告，评估了中国入世后对美国的经济影响（U. 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1999）。报告指出，中国进入世贸后由于市场开放及透明度提高，对美国的贸易、投资及技术转移等都有正面作用，特别是美国的出口机会增加而贸易及投资成本会下降（U. 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1999, 11）。报告书也指出，中国入世后的直接利益在于，出口可增加12％。但入世对中国长远的经济改革方向的影响，却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中国的开放策略及国企改革的压力（U. 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1999, 26）。总的来说，假如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并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一员，最重要的结果是，中国接受了规范化的监管；而这种约束力来自比较完整的体系，这有利于在全球化意识下达致市场导向及稳定的局面。

    全球化的过程是一历史性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及新兴的经济国有必要认识到全球化下的必然趋势。由于这是一个促进自身经济发展和与国际社会接轨的过程，中国要面临的考验亦相当大。但国内学术界对此是有所了解的。例如，在《全球化与中国》一书中有很清晰的描述：“中国作为全球化进程中的后来者承受着来自全球背景的沉重压力。一方面中国必须在短时期内实现自身的发展强大，赶上曾经主导，现在依然控制全球化进程的西方国家；另一方面自身的发展又需要接受主要西方制定的国际制度、国际惯例和国际标准。在许多方面，这些制度、惯例、标准不仅相当苛刻，而且不为中国熟悉。同时不断深化对全球化进程的加入，必然会带来更多的全球制约，这在某种程度上会限制国家制订和执行战略政策的自主性。”（胡元梓、薛晓源　1998, 18）国内学者所担心的主要问题是，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国家能力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这个问题的核心亦正是全球化辩论中最激烈的课题。主张权力论的学者会认为，全球化并未能取代国家，国家的主权力量和全球化的市场力量将会在未来有很长时期的抗衡（Waltz 1999, 693-700）。而主张经济全球化论的学者却表示，通过不同的国际组织力量，私人的评级公司及电子交易媒介的出现甚或广泛应用，将会把主权的要素逐一分崩离释或重新决定（Sassen 1996）。这两种分析方法都可供中国研究全球化过程中的问题时作参考。

【注释】
[1] 基本上，比较优势理论影响甚至指导了以后的经济理论的方向。例如以后的Heckscher-Ohlin Model都是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的。参看Sodersten and Reed 1994, 41。
[2] 严格来说，战争的出现是由于历史及人类一直存在的恐惧感所致。由恐惧而演变出来的各种不同的战争，几乎占了整个人类战争史的一大半。这一现象在远古如是，在现今亦然。参看Thucydides 1954, 105; Lake and Rothchild 1998。
[3] 但这4,000人中只有65人被录取。见Olds and et al, p.68。
[4] Kurtenback, Elaine. "Starbacks Opens in China". http://www.abcnews.go.com/sections/business/Daily News/Starbucks/990111.html (accessed in 31 August 2000).
[5] 文化的推动力对后冷战的中、美关系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以全球化为例，究竟本土文化的重要性及传统价值能否受到保护，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社会的认受性、个人的定位及政府的作用如何等因素决定。参看Johnson 2000, 405-418。
[6] Beijing Review, 1998, Vol.41, No.10 (March 9-15): 9-10.
[7] Yan, Meng. 2000. "Trade Bodies Urged to Help." China Daily (Hong Kong). (29 August):8. Buckley, Neil. 2000. "Lamy on Standley to Secure FU-China Deal on WTO." Financial Times. (22 February):8. Leggett, Karby. 2000. "China Prepares for Mutual Funds." 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22 Augus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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