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作为一个启蒙运动，可以被视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精神准备，但在中国，这一启蒙竟延续如此之久而难以取得进展，这就值得我们深刻反思了。当我们跨入二十一世纪时，回顾二十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所提的口号，无论是“科学”和“民主”，还是自由主义、个性解放、人权和人道主义等，这些近八十年前提出的口号至今仍然是思想界关注的焦点。 

    尽管经过近四十年的弯路，共产党终于承认了市场经济是走向现代化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改革了经济体制，但却仍然不承认宪政民主同样是现代化中不可逾越的阶段。尽管鲁迅在“五四”时期就已提出“国民性”的改造问题，可是，直到现在人的现代化仍然未被当作目的而提上议事日程。这样，中国就不得不把上一世纪迟迟未完成的这些任务带到新世纪里继续艰难地推动。 

    谈到“五四”的启蒙后继无力，就必然涉及到一个问题：五四运动是如何夭折的？1986年李泽厚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中提出了“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引起了学界的注意。最早提出“革命压倒启蒙”和“救亡压倒启蒙”观点的其实是美国学者舒衡哲（Vera Schwarcz）。[1] 当时着重探讨的是“五四”运动的代表人物面临的窘境和本身思想的转变。本文则想通过份析延安整风事件，对毛泽东和“党文化”所起的作用作一些探讨，从而说明“五四”的启蒙精神是如何被“党文化”压倒的。 

毛泽东和共产党曾高唱民主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的大部份地区（即国民党统治地区），民主运动一直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蒋介石企图以国家利益为借口来镇压这种运动，但并不成功。而共产党则强调抗日和民主的一致性，声称其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建立民主的中国。 

    1933年1月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布的宣言提出，与国民党军队停战合作、共同抗日的条件之一就是国民政府要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毛泽东在1937年5月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为了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国内民主不行，“所以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看不清民主任务的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2] 他提出的民主化目标是：一，将国民党一党一派的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二，允许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最低限度也应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3] 他还说：“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的条件。”[4] 

    1943年3月14日，《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抗战与民主不可分离”说：“现在所进行的世界战争，就是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原则与民主的政治原则之间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在民主的旗帜下反对法西斯主义。”按照这一说法，共产党人是把自己看成是西方自由主义精神的同盟军的。1944年7月，毛泽东与访问延安的美国外交官谢伟思等人谈话时就说，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的影响，我们欢迎它；美国人发挥美国影响的其他方法是多谈美国的理想；在中国或在美国，每一个美国官员见任何中国官员时，可以谈论民主；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5] 

    那时在野的共产党对民主的热情确实很高。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对中外记者团说：“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这是苏联、美国、英国的经验都证明了的，中国几十年以来以及抗战七年以来的经验，也证明这一点。”[6] 

    一直到1945年，毛在党的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时还批驳了国民党关于“大敌当前，民主民生的问题不应该提起，等日本人走了再提好了”的说法。在这个报告里，毛甚至提出了“发展个性”和“个性解放”，说“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这是不对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而新民主主义制度则解除这些束缚，“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7] 他说，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8] 

    从这些言论来看，毛泽东似乎是个主张启蒙思想的政治家，反对用“救亡”或“革命”来“压倒启蒙”。在《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反对党八股》（1942年）、《论人民民主专政》及《唯心史观的破产》（1949年）等文着当中，他都谈到了启蒙运动和救亡以及革命的关系。他说，五四以前的所谓“新学”、“西学”，就是资产阶级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如进化论）和社会政治学说（天赋人权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等）；这种思想在当时有同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可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9] 按照这种叙述，似乎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倒了启蒙。毛泽东宣称，“五四”以后产生了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即中共所倡导的共产主义思想；只有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才能领导“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资产阶级思想至多只能充当一个盟员；共产主义者是“五四”启蒙运动的批判继承者，他们“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10] 

从反对教条到贬低知识   

    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带动了抗日救国浪潮，青年知识分子纷纷寻找献身救国的道路。他们一要抗日，二要民主。而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令他们失望，共产党既鼓吹抗日又争取民主的立场则吸引着他们。“芦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开始合作，国民党暂时停止了对共产党员的迫害，共产党可以公开活动了。中共抓住这个机会在1939年12月做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这个由毛泽东起草的决定说，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到，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那时，大批知识青年加入了共产党，其中很多人从国民党统治区涌入延安。在1938年5月至8月的四个月当中，经武汉、西安等地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延安的革命青年及各界人士就达2,288人，当时延安每天接待几十到一百多新来者。[11] 到1938年12月，延安的抗大有学员一万人，陕北公学有三千人，青训班有二千人，加上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党校，共约两万人。[12] 小小的延安城的街上出现了许多陌生的城里人面孔。 

    虽然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从未成为对日作战的前线，那里并没有日军可抵抗，但这些怀着抗日热情的青年知识分子仍然像朝圣一样来到处于抗战后方的延安，因为投奔共产党能满足他们心中对革命的虔诚之感，那时在许多知识分子的心目中，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附近山上的一座宝塔成了革命和光明的象征。[13] 在那种气氛下，共产党的领导人可以感觉到，知识分子需要共产党更甚于共产党需要知识分子；党完全不必发愁吸引不来知识分子，即使边区的物质条件差，即使对知识分子有些不尊重，也没关系。 

    城市来的年轻人给单调的延安生活带来了生气和活泼，延河两岸到处可以听到他们的歌声笑语。这些知识分子和学生都受到“一二·九”和“五四”启蒙运动的影响，也真诚地相信共产党关于民主的宣传。[14] 他们起初喜欢这个新的革命环境，但时间一久，就发现这里并非一切都好，而开始了种种对共产党统治区的议论。但是，这些天真的青年人遇到的回应并不是更多的民主和言论自由，而是共产党发动的整风运动。 

    中共的党史教科书都把延安整风说成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资产阶级思想的思想革命运动，是打破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束缚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用民主方法解决党内分歧的典范。周扬甚至把“延安整风”与“五四运动”、七十年代末的“真理标准讨论”并列为“三大思想解放运动”。延安整风确曾纠正过王明路线的错误，但这一事件中的“审干”运动和一些冤案近年来陆续被披露，揭示出“延安整风”反对思想解放的另一面，因此现在对“延安整风”有再评价的必要。 

    1941年5月，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此后在中央领导层进行了整风。1942年2月，毛又连续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两篇演说，随后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内正式开始。起初，整风运动确实可以说是一种启蒙运动，因为它所反对的是以王明等人为代表的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15] 毛泽东认为，“五四”运动是要使中国人从老八股、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整风运动则是要使中国人从新八股、新教条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所以我们要在党内发动一个启蒙运动，使我们同志的精神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解放出来。......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16] 

    毛泽东批评教条主义者“言必称希腊”（即“言必称国际”），说他们“把马列主义的个别词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可以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17] 他挖苦教条主义者说：“那些将马列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地对他说，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了。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还没有用。我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吗，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什么用处呢?(笑声)”[18] 

    这些批评本身是对的，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在反对国际派的教条主义的同时，他还把矛头指向所有的知识分子，贬低书本知识。他不仅对王明等人，而且对所有知识分子都加以嘲笑。他说：“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19] 毛还说，学习书本知识并不难，甚至可以说是最容易的；相反，大师傅做饭倒要困难得多，“要把柴米油盐酱醋等件合起来创造成吃的东西，这是并不容易的事情……火大了要焦，盐多了要发苦（笑声）。煮饭做菜真正是一门艺术。书本上的知识呢？如果只是读死书，那么，只要你识得三五千字，学会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本什么书，公家又给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摇头摆脑地读起来。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办的事情，这比大师傅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笑声）；杀它，它会叫（笑声）。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笑声），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世界上哪有这样容易的事呀!”从文中提到的那些笑声可以想象得到，坐在台下的农民出身的党员干部会觉得毛泽东的挖苦实在是痛快。 

    应当承认，知识分子不应该以为有了知识而自高自大，他们应当多了解一些中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农村的情况，不能轻视工农兵，要了解他们，和他们交朋友；但是，工农大众也没有理由鄙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同样可以给工农兵很多帮助，工农兵也应当向知识分子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和政治；他们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平等、互动的。事实上，在普通工农大众中间，并没有鄙视知识分子的习惯；真正想鄙视知识分子的，是一些工农出身的共产党员、特别是这类的党员干部，他们没受多少教育，不少人工作能力不强，但以革命的“功臣”自居，最不愿在知识分子面前承认自己的“短处”。毛泽东用对知识分子的鄙视迎合并支持了一些工农干部把知识分子视为异类的心理。 

    而对在延安的知识分子来说，对革命和共产党的景仰使他们不敢挑战毛泽东的说法，而只能默认。从此，在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一种自卑感，似乎有知识还不如没有知识，受过教育反而成了一种原罪；他们不得不承认，共产主义的“乐园”欢迎工农兵，却并不欢迎知识分子。 

    启蒙精神的活的载体是知识分子群体；贬低知识分子，实际上就是站到了启蒙精神的对立面。毛泽东是以启蒙的名义抵制共产国际，同时也以“工农兵”的名义压制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他把“工农兵”、“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神圣化，而他则在这些名义下以自己的权威主义代替了共产国际的权威主义，以自己的教条主义代替了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这就是毛泽东和延安整风留给中共以及中国社会的最大的遗产之一。 

延安整风运动最后树立起了新的偶像和教条  

    启蒙运动是要把一切现成的事物带到理性法庭前，接受批判的审查。所以，启蒙精神就是批判精神。这种精神，也为马克思主义所继承和改造。青年马克思曾宣称，要“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的代表著作《资本论》的副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承认的理性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理性；他说，辩证法的本质就是批判的、革命的。恩格斯说，辩证法不承认任何神圣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并不反对权威，但反对迷信权威，反对权威主义。 

    尽管毛批评了追随斯大林的王明路线，可是他小心地避免涉及到斯大林；不但如此，他还要维护斯大林的权威，并借此建立自己的权威。他宣称要以联共为榜样，要实现党的“布尔什维克化”。他提出，在职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应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为中心材料。他赞扬这本集教条主义之大成的书“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20] 

    毛一面反对教条主义，一面又宣扬教条主义。例如，毛批评宗派主义的理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给了我们这样的根据吗？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央给了我们这个根据吗？没有。......所以，一切脱离群众的行为，并没有任何的根据。”[21] 他说得如此振振有词，好像“根据”只能从马恩列斯的著作中去找，从中央文件中去找；于是，凡在这些著作和文件中没有讲过的事，就都是错的，不可以做。至于马恩列斯的话又有什么根据？中央文件又是根据什么形成的？马恩列斯或中央文件是否也会出错？那是绝对不可思考的大逆不道之问。在这方面党是不允许党员和民众采取“实事求是”态度的，虽然毛确实曾提倡过这种态度。 

    毛的这种论证方式正是地地道道的教条主义。延安整风以反对王明的教条主义开始，又以确立毛式教条主义结束。“言必称希腊（共产国际）”变成了“言必称毛泽东”。延安整风运动曾提出要反对“洋八股”或“党八股”，说这是教条主义的表现形式；毛指出，不除去党八股，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但只要中共内部仍然保留对马列主义的权威主义、教条主义式态度，党八股就会继续存在。当然，也有一些变化，那就是在毛本人文风的影响下，延安报纸上的文章写得生动一些、短一些了；但这只是形式上的，依然不允许在报纸上自由探讨的精神，报纸的内容更是不得越雷池一步。所谓的“雷池”，就是党的文件、毛的指示文章以及马列的“经典著作”。1949年以后，随着对新闻出版越来越严格的控制以及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人们变得越来越不敢讲话，报刊上的文章是千篇一律，“党八股”泛滥成灾。到了文革时期，这种“党八股”更是发展到了最高峰，人们只会不知所云地瞎背毛的语录了。 

    批判毛的“个人崇拜”时不应忽略“个人崇拜”背后的“党崇拜”，这源于马列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宣称，无产阶级肩负着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这就给了无产阶级一种特殊的高于其他阶级的地位。列宁提出了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又为“党崇拜”进一步奠定了政治基础。毛泽东则发挥了这个观念，他宣称：“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22] 据此，党就天然地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即使犯下多少严重的错误，其地位也不可动摇，因为，它代表最先进、最革命的无产阶级，又掌握了最先进、最革命、最科学的理论马列主义。 

    波普尔指出，凡是不能证伪的就不是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也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条。虽然马克思恩格斯相信他们自己的学说是科学而不是空想，但这是否属实，则要由后人根据历史的发展进行独立的审查。在毛泽东说上述话的上一世纪四十年代，共产主义并未实现，怎么能说这种学说就已获得实践的证明呢？作为一种学说，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社会科学中诸多流派里的一支，它不可能也不应当垄断思想界。一种理论是否能被公认居于主导地位，取决于学术争论中的证伪和公评；如果用权力消灭了开放自由的学术争论，则任何理论流派都没有资格再宣称自己是真理。当然，倘若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一种意识形态来运用，那么，在政治权力的支撑下，它确实可以取得垄断性地位；然而，如此则马克思主义就与科学无关了，更不能再在科学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划等号，因为依靠意识形态的垄断地位而自我宣称为真理的做法本身就违反科学精神。 

    而且，宣布马克思主义为唯一真理的做法事实上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说过他最喜欢的格言是“怀疑一切”[23] 但是，从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却不容对马克思主义提出质疑。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目的是为了在“科学”的名义下宣传教条，用教条来巩固共产党对政治权力的永远垄断。一旦马克思主义被宣布成真理的唯一标准，那就可以假科学之名进而宣称，合乎马克思主义的才合乎科学，违反马克思主义就是违反科学，不同意马克思主义就是反科学。不仅如此，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还提出，马克思主义这种最先进最革命的科学是有阶级性和实践性的；既然从苏联留学回来的教条主义者不懂中国的实际，而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既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又受其阶级立场的局限，所以他们都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唯有中共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这一派才具备诠释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政治领袖之所以神化教条，是为了用教条来神化自己。毛泽东垄断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似乎只有他才有资格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他才是正统；似乎弄通了马克思主义就“一通百通”，就具有了判断一切、裁定一切的能力和权威。毛泽东在党内和中国的“话语霸权”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党文化”的纲领    

    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这是篇重要文献。中共建国后，文艺界每年都要纪念这篇文章的发表，毛的其他文章都未受到这种方式的对待。此文不能被看作只是面向文艺界的，而应被视为是针对整个文化界的。“讲话”涉及到三个主要问题：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是反映阶级斗争还是表现人性；今天的文艺作品应写光明还是应写黑暗。毛泽东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是：文艺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不能去表现普遍的人性；今天的文艺应写光明，歌颂工农兵。这三条原则都是与启蒙精神对立的。 

    首先，文艺家应当关心政治，尤其在国难当头的非常时期，他们的作品应该有抗日的政治内容，这并不错。问题在于，毛泽东却把“文艺为政治服务”规定为一个长期、普遍的原则，此观点来自列宁。[24] 文艺要为什么样的政治服务呢？毛泽东说，要为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政治服务，实际上是为共产党的政治服务。笔者以为，这种政治即便得到人民的拥护，也不能说一定是百分之百正确的，更不能说这种政治就不可评论、不受质疑、不需要实践检验。文艺家可以有自己对政治和现实问题的看法，不一定要和共产党完全一致。这个“从属”和“服务”的提法取消了文艺的自由，取消了文艺对政治和现实的批判功能；这样，政治家就得以对文艺家指手划脚、横加干涉，“应当写这个、不应当写那个”，“应当这样写、不应当那样写”。欧洲中世纪的教会把哲学当作神学的婢女，列宁和毛泽东则要求文学成为政治的婢女。鲁迅在承认他的作品是“遵命文学”时，大概没有想到，在他所景仰的共产党统治下，作家会丧失精神的独立性，被迫去适应当权者的需要。 

    其次，所谓的“人性论”本来是关于人性的理论，但在毛泽东的影响下这个术语一直被当作贬义词来用，似乎讨论人性是错误的、要讲马克思主义就不能讲人性。毛泽东批驳“人性论”说：“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这个说法是不恰当的。首先，承认具体的人性，这也是一种人性论；不能说一讲人性论就必须是抽象的人性。其次，毛在否定抽象的人性的同时，把普遍的人性也否定了，又把具体的人性等同于阶级性。[25] 如果说，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家在人性观点上有错误，其错并不在于他们承认普遍的人性，而在于他们把人性看作是永恒不变的，并把某些本阶级的阶级性误认为普遍的人性。马克思说人的类特性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这就是普遍的人性。他又说，人的现实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既然是“总和”，就不是只有阶级关系，还应有其他关系，如亲子、夫妻、朋友关系等，所有这些都是社会关系。如果只承认阶级性而抹杀其他，如此描写出来的“人”仍然不是具体的人而是抽象的“人”。 

    说人性中没有超阶级的侧面也是不对的。超阶级的爱情是存在的，超阶级的民族性也同样存在。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和苏联文学作品中都有过这样的描写。贾府的焦大固然不爱林妹妹，宝二爷和晴雯之间还是很缠绵的；而《雷雨》中的周家大少爷和小少爷都爱上了丫头四凤；苏联小说和电影《第四十一》也写了内战时期一个红军女战士爱上一个白军军官的故事。虽然这类爱情往往以以悲剧告终，但这并不表明共同的人性不存在，反而反映了人性与阶级性的矛盾和冲突。“阿Ｑ”按阶级成份说应当是雇农，可鲁迅刻画的“阿Ｑ精神”却代表一种普遍的国民性，并不限于某一个阶级。 

    毛泽东把“无产阶级的人性”定义为“大公无私”、“最有远见”等，似乎一切革命的美德无不具备。后来，中国的文艺作品中就应声而出现了样板戏里那种“高、大、全”的英雄人物。这是理想化的无产阶级，并非现实中的无产阶级。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阶级乃是人的异化；因此，即使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最终也是应当克服的东西，这样才能在更高阶段上实现“人性的复归”。只承认阶级性，把阶级对立绝对化，这就一方面否认了共同的人性，另一方面也否认了人的个性。[26] 到了文革开始时的“五一六通知”发表时，上述否认共同的人性的观念就进一步发展到公然否认人人平等（宣称“无产阶级”和所谓的“资产阶级”之间没有平等可言，无产阶级就是要压迫资产阶级），从而掀起了对“自由”、“平等”观念和人道主义的批判。因此，如果说五四运动是“人的觉醒”，那么延安整风运动就是“人的丧失”。

    再次，所谓“歌颂”还是“暴露”的争论之实质，就是允许不允许批评、有没有言论自由的问题。毛清楚地表示，他是鼓励歌颂而不欢迎暴露（批评）的，“对于人民，这个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该歌颂呢？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二者必居其一。”他用了一种“非此即彼”的两分法，好像所有文艺家不是“资产阶级”的就是“无产阶级”的。那么，有没有农民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呢？是不是对所有的作家都要按阶级来定性呢？难道作家除了歌颂之外写的就必然是暴露性的东西，那么有没有既歌颂又暴露、既不是歌颂也不是暴露的作品呢？其实，资产阶级作家也不一定只歌颂资产阶级而不歌颂无产阶级。十九世纪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就是批判资产阶级的。美国记者斯诺写了著名的《西行漫记》，歌颂了中共和边区，可是毛泽东不还是认为斯诺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吗。 

    人民、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是应当歌颂的；可是它们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为什么就批评不得呢？马克思恩格斯说过，辩证法不承认任何神圣的东西，而毛泽东却把这些东西神圣化了。其实，延安的那些作家并没有说共产党不好，新民主主义不好；否则，他们跑到边区来干什么？他们只不过对某些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和某些制度上的缺陷提出了批评，认为革命队伍里不应该有这种东西。而在毛泽东看来，批评共产党的某些干部就是批评共产党，就是批评无产阶级、工农兵、人民大众，就是立场有问题。毛泽东一方面贬低知识分子，贬到一文不值的地位；另一方面又抬高“工农兵”和“人民大众”，抬高到实际上不容批评的地位。我说“实际上”，是因为毛泽东没有说人民大众不能批评；相反，他承认，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是需要批评的，甚至可以讽刺。但是他说，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他警告说，这种批评“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立场上去了”。在毛看来，对敌人的讽刺和对人民的讽刺是不一样的。怎样区别这两者呢？难矣。说是可以批评，可又左一个必须这样批评，右一个必须那样批评，使人感到要符合这种所谓正确的批评实在太为难、太冒险（谁不害怕“站在敌人立场上”这一罪名呢），于是还不如不批评的好。今天来看王实味和丁玲的杂文，都感到他们是抱着满腔热情来写批评文字的，但他们的遭遇是什么呢？

驯服知识分子    

    整风运动的最初目的是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可是很快毛泽东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反对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反对小资产阶级思想。他说：“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这就开创了用阶级斗争方法来统一思想的先例，要用所谓的“无产阶级思想”来消灭一切所谓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曾批判国民党的“一个主义”论调，毛说：“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内部还各有各的主义。”[27] 这是为了在国民党统治区里扩大共产党的势力而寻找理由。可是在共产党统治的边区，他却只允许“一个主义”，而且这个主义的解释权还是属于他的。毛泽东在建国后多次搞思想斗争，提出“兴无灭资”这种极左口号，这一思想早在延安时期就有了。 

    为什么毛不能容忍所谓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存在呢？他说：“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而按照毛泽东的分析，抗日战争时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构成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右翼集团，“这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他们中间，许多人已经是汉奸，许多人已经是亲日派，许多人是准备作亲日派，许多人在动摇中”；“一般地说来，他们之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是为期不远的。”[28] 毛的话说得很重，却是完全错误的，他竟然把接受知识分子的批评与投降日本联系起来了。他凭什么认为这些为了抗日而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的政治倾向是要投降日本呢？这些知识分子究竟宣传了一些什么样的主张、要来“改造”共产党呢？即就毛在讲话中批评的那些言论而议，哪怕都是错的，也谈不上要“改造共产党而投降日本”。 

    毛在“讲话”中批评许多知识分子对工农兵没有感情，“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他们“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需要彻底改造；知识分子必须使自己的心理改变到承认自己不乾净，工人农民最乾净，这才叫“立足点的变化”，或者立场的转变。这些知识分子头脑里究竟装着一些什么样的“剥削阶级的脏东西”，为毛泽东如此深恶痛绝呢？拿受到重点批判的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来说，前者不过是为延安妇女的艰难处境（婚姻的负担，男性舆论的压力等）鸣不平；后者只是批评有些干部对下级漠不关心，缺乏同志之爱，有官僚主义，不愿听一些新来的学生出身的青年的批评，以及党内有等级制度等。这些批评并无不实，更无恶意，不过是希望共产党变得民主一些，不正之风少一些，党组织若果真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什么不能认真听取这些意见呢？退一步说，即使批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又有何了不得呢？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最不满、最讨厌的一点，说穿了，正是知识分子身上最可贵的东西──即他们所继承的五四传统和启蒙精神，他们怀有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理念，和他们的独立思考精神和批判的思维方式。这种思想确实来自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但它们并不“脏”，反而比农民阶级的思想进步。共产党在动员知识分子反对国民党的时候也充份利用了这一点，但是，在涉及反对自己的态度时，毛泽东喜欢的，还是农民追随者的驯服、盲从和愚忠。而知识分子却因为具有自己的特性而喜欢批评，有自己的看法，或者用毛的话来说，“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不肯盲从，不肯老老实实地当驯服工具。这就令毛泽东不能忍受了。他所需要的启蒙，不过是为了打倒王明之流而“启”共产国际之“蒙”；一旦知识分子表现出真正的启蒙精神，批评延安生活的不合理方面时，毛就终于忍不住而把矛头对准知识分子了。 

    毛对付知识分子的一个办法就是给他们插上“小资产阶级”的标签，既然小资产阶级不属于无产阶级，而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都是错误的，知识分子就必须用所谓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来消灭自己的启蒙思想，抛弃自己的人格尊严和思想独立，贬低自我，否定自我，放弃自我，学会作党的驯服工具，这才能使自己的立场“转变过来”，才有希望在革命的阵营中得到“新生”。这种炼狱般的磨炼要多久呢？毛泽东当时说，“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29] 其实，在毛泽东眼中，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无论怎样改造，都不会令他满意，他要把知识分子一辈子置于被改造的境地。 

    人们有时或许会感到奇怪：毛泽东本来是以反左起家的，为什么自己后来变得那样左呢？其实，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一面反对王明的左，一面推行自己的左。这在“讲话”中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自由、平等、民主、科学、个性解放、人道主义、批判的精神、独立的人格等等，本来都是启蒙运动所张扬的东西，在延安整风中统统被自称继承了“五四”精神的毛泽东所阉割了。这既非抗日的需要也非革命的需要，只是党及其领袖独裁的需要。[30]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种新文化是“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从字面上看很好听。但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科学的”意味着以马列主义教条为标准；“民族的”意味着排斥西方文化（即“资产阶级思想”）；“大众的”就是适应“工农兵”需要的（贬低精英文化的）。需要指出的是，张闻天当时曾建议在这一提法中加上“民主的”，却被毛泽东否定了。将毛泽东一手扶持起来的这种政治文化称为“党文化”是比较确切的。笔者虽不知道是谁先提出这个概念的，但觉得这个概念很有用。“党文化”的指导原则中有列宁主义的成份，有斯大林主义的成份，也有毛的带中国特色的发展，其社会基础则是占党员大多数的农民。在延安整风期间，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与这种“党文化”相撞而被压倒了。 

“审干”的恐怖和对王实味等知识分子的镇压      

    要驯服知识分子这个不够听话的群体，毛泽东所依赖的并不仅仅是宣传或所谓的“教育”，而且还靠高压、靠迫害、靠恐怖手段。延安整风期间被推荐为学习材料的《联共党史》“结束语”中写道：“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为要达到胜利，首先就必须把工人阶级政党中间，工人阶级的领导司令部中间，工人阶级先头堡垒中间所有的投降主义者、逃兵、工贼和叛徒清除出去。”这是斯大林用残酷手段肃清异己之行动的理论辩护和经验总结。其实，一部《联共党史》，除了讲列宁，就是讲斯大林如何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暗藏的敌人”作斗争并消灭他们的历史。共产国际指导下的中共历史同样如此，而当毛泽东破除了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和权威之后，中共的党内斗争历史就更是如此。毛虽然批判过王明的左的组织路线，那是为了替自己夺取党内权力；一旦权力到手，毛就开始奉行斯大林的所谓“党内斗争”路线，直到把刘少奇诬指为“资产阶级司令部”，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而置于死地。 

    其实，毛泽东年青时就对恐怖手段有兴趣[31]，以后在革命中也一直奉行这个原则。他在江西苏区任用了一个杀人魔王李韶九，在毛的指挥下整肃所谓的ＡＢ团，造成了骇人听闻的血腥大清洗[32]，毛后来不过是承认杀错了人，却从无忏悔。在延安时代，毛又找到了一个建立恐怖政治的得力助手康生。康生1937年与王明一起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在苏联已熟悉并学会应用斯大林的肃反式恐怖政策。回到延安后康生很快倒向毛泽东，毛授予他对党内干部生杀予夺的大权，委任康生为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和情报部部长，后来又兼任整风运动的总学委副主任（主任毛泽东）。这样，康生从苏联搬来的那套斯大林“肃反”式阴谋诡计就与毛泽东在江西苏区行使的残酷斗争的土办法结合在一起了。毛任用迫害狂康生，其实并不象许多人相信的那样是用错了人；相反，这正是毛的聪明之处，他借用“洋干部”康生之手达到了全面整肃的目的。事后，毛又象当年整肃ＡＢ团事件后那样，轻描淡写地承认整错了人。现在的党史著作都着重讲李韶九和康生的罪责，其实无论是李韶九还是康生，都未因残酷整肃而受到毛泽东的惩处或批评。 

    毛在延安整风报告中曾批评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提倡过“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种做法后来被大肆宣传为毛泽东的贡献。确实，在延安整风中，毛解决党内高层领导人如王明的问题时大体上是这样做的，并未过份整人。这倒不是毛泽东真的宽容大度，而是因为“国际派”的后面站着斯大林，毛泽东不能没有顾忌。[33] 但对付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知识分子和学生时，毛就没有这样客气了。他诡辩说，“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只是不能用来对付“自己的同志”，至于用来对付敌人却是“完全必要的”，“党内也常常有敌人和敌对思想混进来，如《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所说的那样。对于这种人，毫无疑义地是应该采用残酷斗争或无情打击的手段的，因为那些坏人正在利用这种手段对付党，如果我们还对他们宽容，那就会正中他们的奸计”[34]。可见，毛说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丝毫也不妨碍他采用高压手段对付他想打击的人，只要给打击对象戴上一顶“敌人”的帽子就可以了。 

    值得注意的是，毛在这里还提出了“敌对思想”的说法，换言之，就是要治“思想罪”。表面上毛表示：“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态度”[35]（这些原则后来就发展成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但延安整风时毛实际上是采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来对待不同思想的。所谓的“治病救人”原则其实是有条件的：你必须“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即主动承认有组织上认定的所谓“错误”；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错，要为自己辩护，那就属于“不可救药”了，“治病救人”的原则对你就不适用了；而一旦把你视为“敌人”，你就更不能申辩了，只有“坦白交代、争取宽大”。这套按照“有罪推定”原则建立起来的处理手法既用于党内，也用到了司法体系当中，所以中共统治下之没有人权保障远始于延安和江西苏区时代。 

    当时延安的知识分子本来是响应党关于整风的号召而发表批评言论的。整风运动起先把党内高干关于历史问题的学习推向全党、变为整顿“三风”的学习，那时毛的初衷是趁热打铁、借助群众的力量来揭发党的高中两级干部中的问题，以克服自由主义和对党闹独立性的倾向，从而统一全党思想，建立一元化的领导。在发动群众对干部提意见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显得最活跃。他们的批评固然针对某些人，但批评的内容却广泛得多。青委的墙报《轻骑队》和中央研究院的墙报《矢与的》，还有丁玲主持的《解放日报》第四版，都出现了一些尖锐批评老干部的杂文，内容包括弃旧娶新、生活待遇上实行等级制度等。当然，最受注意的是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尤其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据康生说，中央研究院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赞成“野百合花”这篇文章的看法。[36] 显然，王实味讲出了许多新来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心里话。 

    期间，中央研究院召开了整风动员大会。院领导罗迈（李维汉）在讲话中提出：检查要同时着重领导作风和群众的个人思想两个方面；院长、秘书和各主任是检查工作委员会的当然委员；墙报文章要署名等。王实味带头反对这些意见，主张整风应该着重整领导人，全部委员都应由选举产生，墙报文章可以匿名。经过长时间的辩论，罗迈的意见被大会以84票对28票的绝对多数否决了。接着，中央研究院的墙报《矢与的》创刊，王实味连发三文，指名批评罗迈。来看墙报的人川流不息，王实味一时成了明星。这些现象反映出新来的知识分子和老干部之间的矛盾。在大批知识分子涌入延安之前，这种情况还未发生过。

    一些高级领导人将王实味等人的活跃看成是“目无领导”，把王的批评视为“挖苦讽刺”，到毛泽东面前去发泄怨气。最早批评丁玲和王实味文章的就是两位将军王震和贺龙。王震看了王实味的文章后说：“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37] 贺龙说：“丁玲，你是我老乡啊，你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跳舞有什么妨碍？值得这样挖苦？”[38] 毛泽东立刻作出反应：“贺龙、王震他们是政治家，他们一眼就看出了问题。”[39] 不久毛就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表示：我们的工作制度中，确有许多缺点，应当改革，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主义，则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随后，毛又听到中央研究院领导人汇报院内墙报上的一些激烈的批评意见，专门去看了《矢与的》墙报，然后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紧跟着，《解放日报》上就出现了一些批评王实味的文章。 

    很快，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了会。康生在会上汇报说，国民党特务称赞《轻骑队》；有中共领导人趁机表示，特务分子正利用党内的整风进行活动，故意夸大缺点错误，反对领导，并写文章、出墙报、进行“小广播”，鼓动不坚定的党员反党。当时，毛泽东一方面仍然强调，整风是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王实味只是个别较严重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又表示，要对干部进行审查，发现和清除反革命分子。[40] 会后不久，在康生的插手下，中央研究院给王实味戴上了“托派”的帽子。接着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也肯定了王实味是托派。他并且提出，要发现托派、国特、敌特这三种坏人，拯救好人。这样，思想问题就和政治问题混在一起，政治问题又和敌我问题混在一起。 

    与此同时，除了党内许多高层干部对群众批评的怨气越来越大以外，敌情也严重起来。蒋介石正准备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国民党报刊也利用王实味事件及《轻骑队》等墙报的言论大肆宣传。于是，毛的态度越来越倾向于全面整肃按照整风精神向干部提意见的知识分子，给受到群众批评冲击的干部报复那些目无领导、好提意见的知识分子的机会。这样，整风的对象完全改变了，变成了整肃批评者。[41]王实味开始遭到一连串的批判和迫害，随后甚至搞出了一个“反党五人集团”，指王实味为这个集团的头目，给他套上了“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和“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的罪名。中央研究院党委开除了王实味的党籍，王不久被逮捕。 

    在处理王实味问题的同时，中共中央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以“审干”为名的政治大迫害。1942年11月，毛宣布，整风不仅要弄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思想，而且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所谓的“反革命”，当然不包括毛视为依靠力量的农民军人，而是指白区来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的某些人。整风运动本来有一个目标是反对宗派主义，可是这种“抓白区来的反革命”的做法恰恰是最大的宗派主义，反映了农民军人等“土包子”对外来的学生和知识分子整体上的歧视和不信任。1942年12月，康生以总学委副主任的身份作“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耸人听闻地声称延安“特务如麻”。1943年4月1日，康生亲自圈定名单、指令抓人，一夜就逮捕了260多人。两天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提出除纠正非无产阶级思想外，还要“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此决定说：“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地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大批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足惊人”。7月11日，中共中央总学委发出通知，要求加紧对反革命分子的清查。15日，康生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于是“审干”运动又发展成“抢救失足者运动”。 

    在《解放日报》和新华社，起初并未找出什么“特务”，两单位为此受到康生的严厉批评。于是再采用逼供信的办法，于是这两个单位的一百多人中百分之七十左右被逼承认是“特务”。[42] 军委三局电讯学校有200多人，居然挖出170个“特务”。中央秘书处有60余人，也挖出了十几个“特务”。西北公学总人数为390人，清出了208人。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共有三四百人，被“抢救”的达百余人。据胡绩伟回忆，他所在的《边区群众报》社，算是搞得比较文明的，可是气氛也很紧张。“每天开斗争大会时，陕北干部的总支书记一上场，就把手枪摆在桌子上作为威慑力量”，还动不动把人吊在房梁上。报社四五十个外来知识分子中，未被当特务斗争的只有两人。[43] 

    在延安之所以会在半个月内就挖出特嫌分子1,400多人[44]，是因为在“审干”中采用了恐吓和刑讯。许多人承受不起那种强大的精神压力和肉体折磨而自杀，仅延安一地的自杀者就达五六十人。从1943年底到1944年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共清理出“特务”15,000多人。驻延安的共产国际联络员弗拉基米洛夫描写当时的气氛说:“延安的形势令人沮丧。最近的事态发展，使人们不敢与朋友往来，避免在公事以外进行接触，彼此之间互不信任。人们露出紧张和恐惧的神情。人们都无意维护真理和保护被诬陷的同志，也无意听取对这个或那个问题的解释。人人都为保命而斗争。不用说，好多坏蛋倒玩弄‘忠于毛’的一套而爬上去了。......人们不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是引用毛主席的讲话和文章。”[45] 在此之前，延安的政治气氛还是比较宽松活泼的。毛泽东虽是公认的领袖，得到大家的拥护和爱戴，但人们还可以对他的讲话、决策、用人到恋爱婚姻有所议论批评。例如，毛说“工人农民最乾净”，就受到一些知识分子的嘲笑。[46] 然而，“审干”开始以后，人人变得谨小慎微起来，而对毛的个人崇拜却滋长起来。 

    毛泽东以及他周围那些农民军人都把王实味等知识分子的言论看作是向共产党和毛的个人权威的挑战。1945年整风结束后的中共“七大”期间毛谈到王实味时还说：“当时很多文化人总是和工农兵搞不到一起”；“王实味挑动勤务员反对我们，他像是站在勤务员立场上反对所谓三等九级、吃小厨房”；“党要统一思想才能前进，否则意见分歧。王实味称王称霸，就不能前进。四二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出来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47] 王实味不过是发表了几篇批评时弊的文章，受到知识分子的欢迎，就被说成是“和工农兵搞不到一起”，是“称王称霸”的“总司令”，把共产党“打败”了，于是共产党就“好好整风”──肃清反革命。 

为什么国民党镇压知识分子难以收效？ 

    同样是镇压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什么国民党总是失败（如1935年的“一二·九”和1945年的“一二·一”事件），而共产党却能成功呢？因为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基本政治口号（抗战时期的“抗日”、“民主”，抗战结束后的“反内战”、“反独裁”）是认同的，而反对国民党的政策。既然他们把救国救民的希望都寄托在共产党身上了，并因此把共产党的敌人看作是自己的敌人，那么，当共产党提出要肃清反革命时，他们怎能反对呢？谁能说边区没有特务呢？他们至多只能在清理到自己头上时尽力为自己的清白辩护，如此而已。 

    国民党对付学生用的是一套笨办法：水龙、警棍、枪口、监狱；越是这样越遭到学生的反抗。学生遭到迫害时能在其群体内获得精神上的胜利感、光荣感，被迫害是受到群体舆论赞扬的英雄行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市民社会”基本上还是存在的，虽然比较弱势，各种倾向、舆论多元化的报纸杂志仍能出版。如果青年学生受到国民党政府的不公正对待，仍然可以诉诸舆论，总会有人出来同情他们，为他们讲话。 

    而边区的“审干”运动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从重庆、昆明等国民党统治的城市来到延安的进步学生和知识分子，所面对的是一个有严密组织、有军队、又掌握了边区政权的党，这个党还有对知识分子极具吸引力的崇高理想和一套完备的革命理论。自由知识分子一到延安，他们的一切，从生活到工作，就都只能依赖共产党，首先在经济上就失去了独立性。而且，他们很快就发现，与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不同，共产党统治下的社会是个一元化的社会，党的控制无所不在。尤其是外来的青年知识分子精英中大部份人已加入了共产党，尚未入党的也正积极地争取入党，而共产党又是个有严格纪律的党，他们必须时刻听从党的指示。开起会来，他们只能按照上级定的调子来讲话。上级说王实味是错的，他就一定是错的；上级领导说王实味是托派，他就一定是托派；领导说要批判王实味，他们就必须群起而攻之。也许有极少数的人敢出来为王实味说话，但却很难得到响应，而这种人随后一定会受到打击。萧军就是一个例子，由于他不同意对王实味的做法，最后竟不让他吃公粮。而且，自由知识分子在国民党统治区所依托的那种“市民社会”在延安是完全不存在的，有人受了共产党的不公正打击，报纸不会登他们的辩护，没有人会出来帮他们讲公道话。即便是那些非党社团，如延安有个“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也受共产党的严密控制，受打击的人找这样的团体求助是没有用的；相反，正是这个团体全体“一致”地决定开除了王实味的会籍。 

    在延安，受迫害者只能以孤立的个人身份面对一个强大的威权的党，不仅在经济、社会活动方面如此，在精神上也是如此。他们以前是共产党的狂热拥护者，并为此来到延安，被审查时从一开始就在精神上处于劣势。他们不能反抗共产党，那会否定自己以往的信念和追求，结果只能竭力证明自己对共产党的忠诚；共产党可以批评他们和党不是一条心，他们却不能指摘共产党不相信知识分子。要他们从整体上批评审干运动，认为这是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不应该把清理思想和清理敌人这两件事混在一起、不应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来肃反，对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来说都是过高的要求。 

    知识分子在共产党的镇压面前之精神失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他们面对的是毛泽东这样一个“卡里斯马”（charisma）型的领袖人物。他有谋略，有手腕，有传奇性的革命经历和丰功伟绩，有一套理论，有个人魅力，写起文章来有文采，讲起话来风趣生动。虽然那时毛还未被神化，但他的个人威望正如日东升，无论工农兵还是知识分子都为之倾倒。对他的指示，学习还来不及，哪里谈得上质疑呢？知识分子的那一点启蒙精神，在这里不够用了，何况毛泽东还打着启蒙的旗帜呢？ 

    从桀骜不驯的王实味被整肃后的情形就能看出，知识分子在共产党的镇压面前是如何惨败的。王实味被监禁期间如何受折磨的具体情况已不得而知，现在所知道的，只是王被捕几个月后被带出来见中外记者的情形。一个记者的描述是：“一个脸色呈死灰色的青年，让丁玲带着，出来背书似地向记者们痛骂自己。”另一记者写道：“我在他几乎毫无表情的脸上唯一察觉到的情绪是恐惧。”[48] 当时王实味对记者反复说：“我是个托派。我攻击毛主席应该被处死。我应当被枪毙一千次。但毛主席宽宏大量，他不希望我死。他让我工作。我勤奋地工作，这才了解到劳工神圣的伟大。我对他的仁慈感激不尽。”他还驳斥外界的“谣言”，说他不但没有被迫害致死，而且生活得很好。 

    毛泽东是胜利者，王实味的精神崩溃了！毛在延安审干时提出过“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因为延安不像江西苏区那样封闭，常有中外客人来访参观，杀人捕人的事多了会严重破坏中共的形像。但是，1947年春，王实味还是在行军的路上被杀了，时年41岁。其实，他即使不被杀害，也早已在精神上成了一个“木偶”。这样的情形在1957年、1966年又反复大量地出现，值得深思。 

农民运动和民主革命      

    毛泽东说，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适应中国的情况，带上中国的特点；他实际上做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改造得适合中国的农民运动。马克思主义本来是批判地继承了启蒙运动的，但这种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却变得敌视启蒙精神了。这是启蒙运动在中国失败的深层原因。近代中国历史上有两股要求变革的力量，一是农民运动，一是民主革命运动。启蒙运动就是民主革命的思想准备，其社会基础是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新兴的社会势力，但力量相对弱小。 

    中共是一批激进的接受了马列主义的知识分子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起初，党用较多的力量来做工会工作，搞工人运动，但中国的工人阶级人数很少，不足以支撑中共想发动的革命。中国是个农业国，在农民中也蕴藏着要求变革的力量，而且比工人的力量大得多。在民主革命的进程中，对农民运动的地位和作用应如何认识，与农民阶级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在党内本是有不同认识的。陈独秀一方面承认农民是伟大的力量，另一方面又对农民的落后意识深表忧虑。 

    1926年，在北伐的胜利进军中，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的农民运动迅猛发展。毛泽东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无保留地赞美和支持当时的农民运动。这个报告获得了时任共产国际主席的布哈林的赞赏。1927年中共的南昌起义失败后，剩余部队被迫转移到农村，与农民武装汇合或打游击；秋收起义失败的部队则上了井岗山。农村根据地的发展越来越受到莫斯科的重视，但仍被视为城市工人起义的一种辅助手段。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因在上海无法立足而被迫迁入江西苏区根据地。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点，从此中共的工作重点转到农村，党把武装斗争作为主要斗争形式，而农民成了革命的主力军。与农民的结合极大地增强了共产党的力量，从此弱小的工人阶级有了一个强大的声称代表他们的共产党。但中共这种与农民的关系又使党的阶级属性成了问题。毛泽东说这是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但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农村也包围了共产党，党脱离了城市就意味着脱离了工人阶级。因此，党员中的农民成份大大增加；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的指战员大多数都是穿上了军装的农民；党内的农村作风、农民习气、农民意识大为泛滥，共产党则变得越来越象个农民党了。 

    毛泽东本人出生于农民家庭，只上过师范学校。青年时期的毛在湖南本也可算是当地的一个小有名气的活跃分子，但他在“五四”运动那一年去北京时却发现，自己在那些大知识分子面前其实只不过是个无名小卒而已，甚至算不得一个知识分子，每月工资仅有八块大洋。他回忆那时在北大的情景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49] 

    体验了在北京大学校园里的那种挫折感后，毛又回到湖南搞农民运动。这时，他发现自己在气质、心理、习惯、思想上，其实和农民更亲近。他叙述自己的感情变化经过时说：过去，觉得世界上乾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相互熟悉了，这时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乾净了，最乾净的还是工人农民；“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中共许多早期领导人到莫斯科的中山大学留过学，还有不少人到过欧洲，在他们面前，毛只能算一个土包子了。特别是从苏联回来的“国际派”的人排挤他，嘲笑他是“狭隘经验主义”，这更是对毛的刺激。毛到延安后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也是一种发愤。但毛从此有了一种“仇知识分子情结”。 

    在土地革命时期成长起来的干部，名为“工农干部”，其实工人很少，产业工人更少，绝大部份来自农村，其中大部份加入了军队。他们因此对知识分子往往有一种复杂的排斥心理，由于在文化上不如知识分子而感到自卑，更怕知识分子干部抢了他们的位置；同时又觉得知识分子不会种田打仗。正如1939年毛泽东所说的：“许多军队中的干部......还存着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许多我们办的学校，还不敢放手地大量地招收青年学生。许多地方党部，还不愿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50] 

    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主要依靠的就是这批农民军人。所以他高度评价农民的造反运动：“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51] 他认为，贫农“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52]；“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53] 毛虽知道革命不能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但他也和那些农民军人一样，并不喜欢知识分子。他对知识分子的批评恰好适应了在党内占大多数的农民出身的党员的心理，他们对那些从城市来的人从来就没有多少亲切感。 

    虽然中共的大部份农民军人从来不懂得多少民主，也未必是为了民主政治才加入农民造反队伍的，但毛泽东懂得，他必须把这场农民革命包装成民主革命，以迎合国际社会的同情和城市知识分子的支持。所以，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中国革命进入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中经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以及抗日战争，所有这些，都是“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而斗争”。[54] 毛的理由是：农民的绝大多数要求“耕者有其田”，而“耕者有其田”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主张”。[55] 

    历次农民战争的口号确实都是分田分地，但分到土地后农民就满足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并不是农民的目标，而是市民阶级的要求。把农民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混为一谈，这是根本错误的。马克思、恩格斯曾热烈地注视过太平天国运动的发展，并期待这个运动能在古老的中华帝国建立一个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56] 但后来他们失望了，批评太平天国运动不过是想“改朝换代”，“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57] 其实，就连中共领导的苏区土地革命也不能算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改革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和历史上历次农民运动的要求并没有什么区别。 

    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启蒙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现代化运动的一个现行运动。它的基本任务，就是使全体国民从传统的小农文明桎梏下解放出来，成为具有现代文明品格与素养的人。”在启蒙运动和农民运动相遇时，“启蒙运动自然就会发现，在反对帝国主义与殖民掠夺、反对封建主义的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方面，他们确实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在变小生产为现代文明方面，他们的价值取向与行动实践却大相径庭。启蒙运动所希望改变的，却往往是正是农民运动所坚持的；启蒙运动所希望达到的，却往往正是农民运动所希望去除的。”[58] 启蒙运动所追求的现代化，经济方面是工业化的大生产和发达的市场经济，政治方面是宪政民主和法治，思想方面是建筑在个人自由、平等和人权基础上的价值观念。而农民的企求却是，有个好皇帝或贤明的领袖，能分给他们土地，从而过上安稳太平的生活，实现“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梦想。至于那些参加了共产党和军队的干部，其想法其实和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头目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相信“枪杆子里出政权”，有一种强烈的“穷人打江山坐江山”的观念。 

    马克思对农民有这样的分析：由于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孤立的，缺乏社会交往，不能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保护自己的利益；他在《路易·波拿巴政变记》中指出，农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的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他认为，路易·波拿巴就是法国人数最多的阶级──小农的代表，他正是利用了农民渴望主宰的心态，利用农民对“拿破仑”这个名字的迷信，得以复辟帝制，以“拿破仑三世”的称号登基。 

    和毛泽东的观点相反，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民是落后的阶级，因为农民是小生产者，不代表新的生产力，“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在中国的现代革命中，农民并没有离开自己的传统立场，更谈不上“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相反，是“无产阶级”（共产党）转入了农民阶级的队伍，站到了农民阶级的立场上。 


延安整风模式评析  

    将延安整风和“审干”的一些做法与中共建国后的多次政治运动相比，会发现惊人的相似。其共同的行为模式是：一，中央在开始阶段表示要整风，要改正工作中的一些偏向或作风上的某些缺点，号召大家大胆提批评意见，充份发扬民主；二，大家纷纷展开批评，形成热潮，平时没有机会讲或不敢讲的话都说出来了，其中有些不中听的意见惹恼了领导人，但他并不急于反驳，一面观察形势，让对方充份暴露，一面寻找机会，准备反击；三，领导人突然来个急转弯，声称整风受到了干扰，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思想在进攻，或者是敌人利用这个机会来破坏，思想问题变成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又变成敌我问题，于是，反教条主义变成了反自由主义或修正主义，纠左变为反右，整风变成肃反。 

    1957年2月，毛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本意是反左，他还强调，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并不是个新问题，延安整风就是这样做的。随后，党中央决定整风，号召党外人士提意见。后来却突然转为“反右派斗争”。斗争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而他们不过是要求更多的民主和自由。出来打头阵的则是工农：“我们工人阶级决不答应！”“贫下中农的肺都气炸了！”最后55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大批人被送到农村去劳动改造。毛泽东后来把他指挥的“反右”运动称为“阳谋”，确实，“反右”的整个过程不就是延安整风期间“审干”运动的翻版吗？ 

    1959年的庐山会议也是如此，开始是和风细雨地纠左，彭德怀的意见书一出来，马上转为狂风暴雨的反右倾。1962年初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号召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刘少奇也讲了几句真话（如“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半年后毛就提出了“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接着就相继发动了农村的“四清”运动，外事、哲学、电影、戏剧、历史学各方面一轮又一轮的批判运动，最后一直延伸为既斗“走资派”、又整知识分子的“文化大革命”。[59] 1972年的“批林整风”运动也是从反极左转变为“评法批儒”、批右。1974年毛批评了几句“四人帮”，好像又要纠左，但不久还是变成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小平。 

    之所以会形成这样一个政治运动“三段式”，是因为实际上毛泽东在每次运动初期鼓吹的所谓“民主”，不过是一种服务于他的政治斗争和权力斗争的工具（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毛每次为这类政治运动确定的目标，其实都是特定的、有限的，可是不能明说。由于把真正的政治目标隐藏起来了，只好用“整顿党风、纠正错误”之类的说法来发动广大党员或群众──即所谓的“发扬民主”，以达到这个目标。起初，党员和群众总是不大敢讲话的，为了打破沉默，鼓励他们批判、议论，毛就要提出一些冠冕堂皇的原则，诸如什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啦，什么“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啦，什么“马克思主义者不怕批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唯一方法”啦，什么“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让群众讲话，天塌不下来”啦……。毛如此表示了自己的诚意，于是党员或民众就真的开始发言了。但是，毛心中暗自允许的言论尺度其实是很小的，而党的干部又从来都有那么多可被批评之处，所以党员和民众批评的范围很快就会超出毛所允许的界限。这样，毛又处于本能而提高警惕，准备“引蛇出洞”了。他一旦抓住了机会，马上就会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开始强调“集中”，要展开“阶级斗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了。

    延安整风运动开创了依靠群众运动来进行思想斗争和“肃反”的先例。毛泽东在1943年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提出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作为一种工作方法，这是可以的；但以此来代替民主制度的“多数决定”原则却是不行的。实际上，这就是毛对“民主集中制”的运用，即“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里，所谓的“民主”只是让群众发表一些意见而已，而且意见的发表也得在党的指导控制下进行；至于对群众的意见采纳与否，采纳哪种意见，则是党的权力；群众有先进与落后之分，他们的意见也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必须由党来选择判别并作出决定，这就是所谓的“集中”（“从群众中来”）；然后，党要教育群众，把党的意见“化为群众的意见”，用党的决定来统一思想，这就是“指导”（“到群众中去”）。在这个过程中，“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而这个领导骨干的主要标准就是“无限忠心”，然后“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那些有不同意见的人当然属于“落后分子”，甚至是“斗争对象”。 

    按照这个“民主集中制”，党总是正确的，永远比群众高明。如果把这种党居高临下地倾听下面的意见的形式称为“民主”，它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家长制的“开明”而已；古代的皇帝也能作到，甚至做得更好，唐太宗不就能“从谏如流”吗？。古代君主制与“民主集中制”的区别不过在于，前者是君主让大臣发表意见，后者是“党主”让群众发表意见。在“民主集中制”下，群众中自然会有人懂得看党的眼色讲话，争取当“积极分子”；他们的意见也会被采纳，而在形式上还好像是党接受了“群众的要求”。在“民主集中制”里没有制约党的机制，党如果作出了错误的决定或其决定并不符合群众的意愿，也照样会得到贯彻执行；而群众中的不同意见则因为受到强大的压力而难以表达，如此党的错误就很难纠正。毛在延安整风中推动的“审干运动”虽然是完全错误的，但仍能顺利无阻地以“群众运动”的形式进行；当时党报上的文章、群众在会议上的发言，形式上是每个人发表自己的意见，实际上不过是重复党的指示而已。在“民主集中制”下，形式上看是有“群众运动”，实质上这只不过是“运动群众”；用这种方法，“民意”是可以“制造”出来的（毛本人就说过“造舆论”），并形成一种声势。 

    延安整风是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预演，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一直到“文革”，所有这些事件都和延安整风一脉相承，无不是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出现的。一个接一个的这种运动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盲目跟随者；一次又一次的压制、摧残、打击、迫害，摧毁了人们的独立思考精神，这也是毛泽东最后能够发动文革的重要原因之一。有人把文革说成是“五四”传统的继承，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文革宣传迷信，提倡愚昧，搞暴民政治，完全是反科学、反文化、反理性、反启蒙。这都是对“五四”精神的反动，是延安整风的恶性发展。在毛泽东的统治下，知识分子的精英备受蹂躏，中华民族的生机摧残殆尽。直到毛泽东逝世、文革结束，中国才有了转机。 

    但是，毛泽东建立的这种制度模式并未完全改变。1978年批了“两个凡是”，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标志着启蒙精神的复苏。但道路仍有曲折，1979年初的“理论务虚会议”起初开得生动活泼，会上的发言不乏真知灼见；但党中央却认为，一些知识分子走得太远了，超过了他们允许的限度，于是又刹车，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是“四个凡是”。1983年10月的十二届二中全会本来的决定是要“整党”，解决党风和组织问题；但会后很快就变为“清除精神污染”，批人道主义，批异化理论，把矛头转向知识分子。可见，即使在后毛泽东时代，也仍然可以看到延安整风的余绪。一般说来，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整人没有过去那样厉害了，但到“六四”时又开了枪；此后，毛时代的政治运动的一套做法有时还在重演。 

    我们今天需要一个新的觉悟，新的启蒙运动，不仅因为“五四”运动的任务还未完成，还因为现在又多了一个启“党文化”之蒙的需要。笔者认为，对“党文化”的影响不能低估。首先，知识分子应当反思，重新对我们多年来所受的教育进行批判的审查，从左的精神桎梏下彻底解放出来，恢复自己的人格尊严和独立思考精神。不解决这个问题，国民素质得不到改造，人的现代化不能实现，中国也无法迎接新世纪的挑战。跨进新千年之后，我们仍要举起启蒙的火炬，把上一世纪未能走完的启蒙之路继续走下去！ 

【作者注】本文是提交国际学术会议“中国和东欧知识分子如何应付２１世纪的挑战”（香港，2000年12月14日─15日）的论文，初稿成于2000年12月，修改于2001年5月。 

【注释】   
[1] 舒衡哲现为美国威斯里安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八十年代初曾与李泽厚合作。她写过《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和五四遗产（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该书于1986年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有中文译本，中译本作者名译为微拉·施瓦茨。她在给笔者的信中曾强调，事实上是她先提出“救亡压倒启蒙”这一问题及相关观点的，李泽厚在自己的文着中使用了这一观点却未提及她的名字。 
[2] 《毛选》一卷，第255页。
[3] 出处同上，第257页。
[4] 出处同上，第274页。
[5] 《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
[6] 《解放日报》（延安），1944年6月13日。
[7] 《毛选》三卷，第1058页。
[8] 出处同上，第1060页。
[9] 《毛选》二卷，第696至698页。
[10] 《毛选》三卷，第832页。
[11] 赵生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第139页。
[12]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99页。
[13] 延安的延河边有一座嘉岭山，山上有一座出名的宝塔，因此这座山又名宝塔山。宝塔始建于唐代，明代重修，是九层砖塔，八面八角，登到塔顶可鸟瞰延安全景。 
[14] 当时延安也确实实行了一些民主措施，如“三三制”、民主选举等。参看李普的《我们的民主传统》，胡绩伟的《青春岁月》。这个传统在共产党执政后反而被 逐渐丢掉了。 
[15] 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是列宁组织的，中国共产党是它的一个支部。在二十和三十年代，把共产国际神圣化是中共党内流行的风气。 
[16] 出处同上，第827页。
[17] 出处同上，第820页。
[18] 这段话以及下面贬低书本知识的话不但信口开河，胡说八道，而且十分粗野，所以中共建国后编辑《毛泽东选集》时将其删除。
[19] 《毛选》三卷第815页。这些话就是要剥夺知识分子借以骄傲的文化资本。不过，毛的这句话有语法错误，“比较地最无知识”此语连用了“比较”和“最”这两个彼此互斥的比较级副词，任何中学语文老师都很容易发现这一点。 
[20] 《毛选》三卷，第803页。
[21] 出处同上，第826页。
[22] 出处同上，第817页。
[23] “怀疑一切”是十七世纪法国理性主义哲学家笛卡尔所用的方法。“怀疑一切”并不是指否定一切，而是强调否定那些经不起怀疑的东西；对于经得起怀疑的东西则予以肯定。无论肯定或否定，都不是盲目的，而是经过思考和审查的。怀疑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求真理。 
[24] 参看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列宁选集》（第一卷），1995年第3版。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根据胡乔木的意见把此文中的“文学”一词改成了“出版物”。这样修改政治上好听一些。但对这一修改是有不同意见的，由于此词原文的多义性，在有的地方这样改可能合适；但在另一些地方，依上下文似仍应译作“文学”。即使译作“出版物”，文学作品也属于出版物。胡乔木的意思是，“党的文学”的概念是错的，但它不是列宁的观点。我的看法是，“党的文学”就是列宁的观点，不过它显然是个错误观点。 
[25] “抽象的人性”是抹杀了具体的人的特点，脱离了人所处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而得出的；因此，它是和“具体的人性”相互对立的。“普遍的人性”中的“普遍”，则是一个辩证的概念，指存在于具体的事物之中，并包括特殊于自身之中的普遍性，亦即黑格尔说的“具体的普遍”。因此，普遍的人性即存在于具体的人性之中；不能用“具体的人性”来否认“普遍的人性”。 
[26] 下面的一段话出自1942年7月周扬批判王实味的文章“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周扬文集》第一卷）：“人性论者又常常以个性之热烈辩护者的而登场。解放个性曾是五四新文学的一个中心主题，起了它在反封建的思想革命上的巨大作用，但是现在却早已不是易卜生主义的时代了。在现在这个新的时代，解放个性的斗争，应当从属于解放民族，解放社会的斗争。……尤其在我们共产主义者说来，个性应当从属于集体，最好的个性是应当集体性表现得最强的。……人性论者关于个性的观念却正是旧的个性，即是和集体性对立的个性的观念。”笔者在这里不能详细论述这个问题，只想指出：如果和集体对立的个性是旧的个性观念的话，那么，和个性相对立的集体性也是旧的集体性观念；这种集体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虚幻的集体”，也就是异化的集体。要提防少数人把自己的利益冒充为集体的利益。值得注意的是，周扬的这篇文章是带总结性的。由此可见，对共产党不赞成个性解放的怀疑是有根据的，而毛泽东在“七大”报告中赞成个性解放的话是不能信以为真的──不过是宣传而已。 
[27] 《毛选》二卷，第687页。
[28] 出处同上，第396页。
[29] 出处同上，三卷，第857页。
[30] 毛其实并不避讳“独裁”这个字眼。他在回答“你们独裁”的指责时说，“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见《论人民民主专政》。 
[31] 在他二十年代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就说：“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绝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绝不能打倒绅权。”见《毛选》第一卷，第17页。 
[32] 1930年到1931年，毛在赣西南搞肃清“AB团”的运动，杀害了一大批无辜的革命者。红一方面军四万多人中就杀了几十个团长，打出四千四百多AB团分子。红二十军从军长、政委到副排长以上的干部里，共有七百多人都被当作AB团关押，被先后处死；红二十军番号被取消，战士被编入红七军，一支英勇善战的红军队伍就这样全军覆灭了!地方的情况更糟，赣西南地区的干部百分之九十被打成AB团分子；永新县被错杀的约1,890人，连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等人也遇害。 
[33] 其实，毛指责王明在抗战初期犯了投降主义的错误，对国民党只团结不斗争，做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应声虫，是假马列主义，又说王明的机会主义如不改正，有走向敌人的危险，这些罪名其实都安得过重。与其说王明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应声虫，不如说他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应声虫。说王明对国民政府有“迁就主义”是可以的，但这是共产国际的要求；说王明是“投降主义”就过份了。而毛当时对周恩来的批评就更谈不上有与人为善的态度了。 
[34] 《毛选》三卷，第835页。
[35] 出处同上，第828页。
[36] 参看高新民、张树军的《延安整风实录》，第360页。
[37]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483页。
[38]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5页。
[39] 出处同上，第56页。
[40]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若干问题说明》，第200页。
[41] 参看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38至142页。
[42] 温济泽，《征鸿片羽集》，第776页。
[43] 胡绩伟，《青春岁月》，第226至227页。
[44]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78页。
[45] 《延安日记》，第165至166页。
[46] 参看胡绩伟的《青春岁月》，第218页。
[47]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42至143页。
[48] 戴晴，《梁漱溟 王实味 储安平》，第99页。
[49] 斯诺，《西行漫记》，第127页。
[50] 《毛选》二卷，第618页。
[51] 出处同上，第619页。
[52] 出处同上，第638页。
[53] 出处同上，第600页。
[54] 出处同上，第666至667页。
[55] 《毛选》三卷，第1074至1075页。
[56] 《马恩全集》，第7卷，第264至265页。
[57] 《马恩全集》，第15卷，第545页。
[58] 姜义华，“论农民运动与启蒙运动在现代中国的拮抗与对流”，载《五四与现代中国──五四新论》。 
[59] 笔者认为，毛泽东是从“七千人大会”开始就产生了除掉刘少奇和发动文革的动机。参看笔者的“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明报月刊》（香港），1996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