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复兴

90年代中期自由主义思想开始在中国复兴，但很快就遭到毫无政改诚意的官方的打压，但这一思潮却始终未被压垮，这在中共的整个统治史上也是个异数。当前中国的思潮大概可包括威权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新老左派和自由主义，前4种思潮的界限并不容易划清，惟独自由主义与它们有比较明确的界限，因而遭到了前4种思潮提倡者的围攻。在对自由主义的围攻中，打着民间知识分子旗号出现的新左派最为活跃，而且往往还加上了学术包装，因此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主要以新左派为论战对象。

    自由派在中国大陆所能利用的阵地很有限。刘军宁被赶出中国社科院之前曾通过三联书店出版过几期《公共论丛》，这是自由主义者的一个短暂的阵地。而在报刊方面则只有2001年6月编辑部大改组前的《南方周末》和《书屋》，还有《天涯》难得的一角。[1] 其他的阵地便只有一些民办网站了，其中《思想的境界》开办一年多后便被扼杀，现在以发表自由主义思想为主的个人网站已寥寥无几。而新左派能够利用的阵地却十分庞大，从《读书》杂志到各级官方刊物，实可谓人多势众。尽管自由派处于少数地位，但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中国当前问题的实质作出了深刻而中肯的分析，那些可及时得到外部资讯、真正有主见的知识界人士对这一立场往往比较赞赏。当今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明显有利于自由民主主义，中国也还将继续开放，国人对专制主义普遍不满，这种时代潮流是对自由派不屈不挠的思想抗争的最大安慰。

自由主义兴起的机缘

    中国的自由主义曾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兴盛一时，以胡适为首的自由派所倡导的自由主义尽管从未成为政治思想的主流，但在大陆和台湾的政治演变中也起了一定作用。中共执政之始，毛泽东便以泼妇骂街的方式大批胡适及其自由主义思想，尽管储安平等前朝尚能容忍的自由主义者在1957年的“阳谋”式“百花齐放”时期提出过自由主义的政治诉求，但这些自由派随即被一网打尽，此后再也无人敢以自由主义者自居。甚至在1979年有点“非毛化”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也无人敢以这一西方的现代主流思想为旗帜。直到“六四”镇压发生7、8年之后，自由主义才公开亮相、登堂入室。

    1995年4月底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文化中国：转型期思潮及流派”研讨会上，海外的新左派与自由派先开始交锋。1997年11月《南方周末》大版刊登了评介刚去世的自由主义学者伯林的文章，这可以被视为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亮相的标志。接着在围绕着顾准、陈寅恪和王小波这3个人物的讨论中，自由主义挤出了夹缝，调门由小到大。人们重新评价陈寅恪这位长期受压制、不能公开表达自己思想的史学家，发觉其文化保守主义的内涵其实是自由主义。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正是以这种独特的方式，通过对这3人的评价传播了自由主义理念。李慎之认为，顾准“放弃的是专制主义，追求的是自由主义……在已经到世纪末的今天，反观世纪初从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仁人志士真正追求的主流思想，始终是自由主义，虽然它在一定时期为激进主义所掩盖。中国的近代史，其实是一部自由主义理想屡遭挫折的历史。然而，九曲黄河终归大海，顾准的觉悟已经预示了这一点。”[2] 随后，刘军宁1998年为北大百年校庆编辑出版的《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进一步突显了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李慎之再次指出：“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发轫于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今天的复兴，一定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带入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且为世界造福争光。”[3]

    1997年国内思想界围绕着自由主义开始争论。先是《天涯》杂志发表了汪晖的思想杂记，批评中国的所谓“新启蒙主义”（即自由主义）忽视世界资本主义的消极影响并排斥直接民主。他认为，“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新启蒙主义’的批判视野局限于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政治事务，特别是国家行为；对内，它没有及时地把对国家专制的批判转向在资本主义市场形成过程中国家──社会的复杂关系的分析，从而不能深入剖析市场条件下国家行为的变化；对外，它未能深刻理解中国的问题已经同时是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的问题”；因此，“它在一个短暂的历史时期内由一种富于激情的批判思想转化为当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先声。”[4]。一年后《天涯》杂志又发表了韩毓海的长文，他公开激烈地批评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观点，认为今天中国的知识界撇开许多紧要问题如民主、资本、腐败、利益分化等，独独高扬起“自由主义”的大旗，这种立场的选择并非偶然；因为今天具有特殊利益者的确要求更多的“自由”，而广大人群却要求有发言的场所和表达自己声音的方式──“民主”[5]。他把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说成是站在特殊利益者一边、要保护的是这个利益群体，而新左派则似乎是在为民请命。

    自由主义者在回应中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原则立场。朱学勤指出：“（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学理，然后是一种现实要求。它的哲学观是经验主义，与先验主义相对而立；它的历史观是试错演进理论，与各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相对而立；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体制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的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不能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6] 徐友渔认为：“不论从中国和欧美的历史看，还是从左派思潮的内涵看，左派与自由主义的对立是根本性的，它对自由主义（即它认为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敌视与攻击从来都超过对极权主义的批评（想一想左派对斯大林主义的默认或辩护，比较一下自由主义和左派对法西斯的揭露与批判，再看看在今日中国二者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期极左路线的态度）。在90年代后期的中国，当人们在政治体制改革这个大题目下作文章时，新左派的唯一攻击目标就是自由主义。当然，和历史上一样，自由主义会在回应时认真考虑对方的观点，修改完善自己的立场。”[7]

    自由派刚在官方话语体系的夹缝中争取了一点言说权，便遭到那些以“民间知识分子”自居、实为官方意识形态辩护士的新左派们的围攻，可谓“腹背受敌、左冲右突、好不艰难”。双方的分歧涉及中国政治和社会几乎所有重要的方面，也涉及基本的哲学观点。这场争论主要围绕着如何看待个人权利与集体主义取向、对共产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体制的评价、全球化和民族主义的对立、市场经济下的社会公正问题、自由和民主或间接民主与直接民主等问题，下面分别展开说明。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重新提出了个人主义这一被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贬入地狱的基本价值观。他们重申个人自由的优先性，认为构成一个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个人，无论在发生学还是本体论的意义上，个人都是优先的；尽管社会关系的影响在个人身上清晰可见，但在相同环境中人格与个性的歧异证明了个人主体性和独特性的存在；从此意义上说，自由首先是个人的，其次才构成集体和国家的自由，但这后一类自由仍然以个人自由为前提；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个人若得不到基本的自由，则其集体的“自由”便成了一纸空文；反之，一个专制社会看起来在对外交往中十分“自由”，但却不尊重社会的大部份成员的基本自由和人权，这种所谓的“国家自由”不仅是虚假的，而且是危险的。　　自由主义者强调，保护个人财产是保障个人自由的先决条件，所以他们呼吁通过修改宪法和推进法治来保障私有产权的神圣性；此外，对个人自由的最大威胁往往来自政府，因此要通过宪政和法治实现权力机构之间的制衡；一个社会的大部份财产若高度集中于政府之手，那会为专制主义提供坚实的基础，因而必须通过社会与政府的分离、资本与权力的分离来避免哈耶克所强调的那种全面奴役制的现实威胁。徐友渔在“重提自由主义”一文中指出：“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对个人价值和尊严的肯定，对个人权利和利益的尊重与保护。对自由主义的深入理解，势必要与中国新旧传统中压抑个性、唯国家和集体的观念决裂，划清个人主义和为我主义、自私自利的界限。中国老一代自由主义的代表胡适曾大声疾呼，倡导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鼓励人们大胆宣言：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他教育青年说：‘把自己铸成武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把自己铸造成了独立的人格，你们自然会不知足，不满意于现状，敢说老实话，敢攻击社会上的腐败情形。’”[8]

    重提个人主义必然要重新认识和评价胡适这位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的杰出代表。中国年轻的激进文人说胡适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中站在蒋介石反动派一边，并以此证明自由主义者往往维护现存统治秩序，因而内在地包含着通向专制、独裁之路。自由主义者在争辩中指出，比较一下胡适与郭沫若便可发现自由主义者与左派文人之间的根本区别。自由主义是所有思想倾向中与极权主义最为对立的。胡适直到晚年都未放弃个人思想自由的主张，保持了思想上的相对独立性；他和其他自由主义者并无支持独裁之意，而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并随时保留对专制制度的批评权；他一生致力于民主政治的建设，捍卫人权、法治、思想自由等基本原则，为争取人权、对政府的批评权和民主自由而不懈努力。相反，郭沫若等左派文人则完全放弃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和政治立场，抛弃了起码的批评意识和批评权利，尽管他内心中也许会有某种痛苦，但充当专制主义的积极传声筒却不遗余力。另一位自由主义报人储安平关于两种制度下“自由有与无”还是“多与少”的著名评论，更可为此种比较作一经典性说明。

人权与主权

    自“六四”事件以来，长期奉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马列主义逐渐失去了诱惑力，中共为营造合法性，大力强化“反帝反霸权”的宣传，同时一反以往打压传统文化的立场，大谈传统文化的价值，甚至一再提升尊孔祭孔的规格。新左派则趁机以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面貌，公开抨击自由派的“卖国行径”。他们利用科索沃战争中美国飞机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事件掀起了对自由主义者的口诛笔伐，把自由派的暂时低调嘲笑为“集体患了失语症”。在国外的新左派则利用他们所主持的网站或讨论区，对自由主义者竭尽攻击谩骂之能事。他们依照官方定的调子，把美国的“人道主义干涉”立场定性为霸权主义和强盗行径，全然不顾此事的缘由乃在于米洛舍维奇所犯下的屠杀阿族民众的罪行。[9]

    针对90年代中期出现的所谓“说不”热，自由主义者一再警告要防止左倾排外和盲目反西方的情绪重演。他们主张要分清两种不同的爱国主义：一种是狭隘、本能、非理性的甚至是封建宗法的爱国主义；另一种是普遍的、反思的、理性的和现代化的爱国主义。他们强调，理性地爱国才是真正的爱国；国人以往吃盲目爱国的苦头实在是够多的了，不要让盲目煽情的口号淹没了自己的理智，中国不能与流氓国家为伍；在判断国际国内事务时要有独立于官方宣传的判断，要有一些人类共同认可的客观标准，否则中国和中国人就难以成为国际社会里值得信赖的成员。针对“炸馆”事件，他们提醒人们注意，是科索沃的人权灾难在前，北约警告多时无效而轰炸于后；同时并没有充足的理由证明对中国大使馆的轰炸是美国高层决策者有意所为。

    自由主义者从来认为，人权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个人权利，族权乃派生于人权，它不等于人权，更不能取代人权；没有个人的人权，族权也是空的，当国民的人权备受践踏时，民众的族权常常被为政者用来维护其专制权力；一个民族的强大和不受外族欺辱当然是好事，但不能借口维护族权而否定和抹杀人权的基本意义和重要性；任何一个侵犯人权的政府都应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制约，这样才能形成普遍正义和保障人权的国际环境，所有的政府都不能以族权为挡箭牌，无视公民的生命、生存、自由和财产等权利。

    虽然新左派竭力攻击自由主义者，对米洛舍维奇寄予无限同情，但很快米氏就被本国人民用民主选举赶下了台，并被联合国送上了国际法庭，受到了正义的审判，于是新左派们便“集体患了失语症”。民主自由在南斯拉夫的胜利给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以鼓舞，至少印证了他们在科索沃问题上的立场是合理正确的、顺应了世界进步力量的要求，同时也反衬出新左派的民族主义之狭隘与肤浅。在评价美国的对外政策时，自由派主张就个案具体分析，只要其政策在总体上有利于改善当事国人民的人权和社会进步，就应该支持；而不赞成那种从狭隘民族主义立场出发、为反对而反对的做法，因为那样可能会站到侵害人权的不义者一边。对米洛舍维奇的态度即为一例。

    与主权问题密切相关，全球化也是自由派与新左派争论的一个主题。在这个问题上新左派引用西方左翼和激进势力对全球化的抗议来支持自己的立场。在他们看来，90年代以来中国在经济领域迅速加入全球化进程，西方左派的批判理论中对资本主义丑恶的描绘已成为中国现实；因此需要揭示“全球化”背后所掩盖的不平等关系，抵制外来资本主义及跨国公司的入侵，维护民族的权利和利益。

    而自由派则坚持认为，跨国公司或许会对民族经济造成某些不利影响，但全球化决不只是负面的，至少它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一些新的活力，同时还冲击着抗拒变革的、专制的、封闭落后的旧文化和旧习惯。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中充满了对外国特别是西方文化的误解和仇恨，虽然这与帝国主义入侵给国人带来的耻辱有关，但中国文化传统中也存在着义和团那样的盲目排外、维持落后的愚昧心态。李慎之指出，19世纪以来因为遭到外国侵略而义愤填膺的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很容易成为专制主义的支持力量；因为中国人民历来是讲究“夷夏之辨”的，又历来不重视专制与民主的区别；他们对爱国还是卖国的敏感程度要比对专制还是民主的敏感程度高出万倍。[10]

    自由派强调，在现代世界史中，坚持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的国家，基本上都遵循几个公认的国际标准，如尊重公民的政治和经济权利、维护法治、讲究信誉、效率优先等，对中国而言这些标准是加入全球化过程中最有价值的方面，有利于打破传统的裙带关系、低效率、因循守旧的陋习。所以，接受国际人权公约和法律准则，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即便把全球化理解为资本主义化，也并非什么大逆不道。今天的资本主义已不再是“洪水猛兽”，它既不同于马克思所猛烈抨击的那种旧式资本主义，也不同于两次大战时期的形像，而是经过了相当的改良、革新和政治发展才演进到今天的这种具有政治民主、法治化、经济开放、具有社会福利保障和文化多元开放的体系。全球化不只是跨国公司的大举扩张，也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的国际化。资本主义固然不是完美的，但它是一个不断自我改革和更新的开放体系，比一切封闭体系更有生命力。所以，自由派主张以理性的态度处理与外国及外来文化的关系。

对制度的评价与选择

    这场争论必然涉及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体制的性质问题。自由派认为，这场革命脱离了世界文明的主流即自由与民主的方向，而改革开放则是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向此主流回归。他们主张清算极左路线和政策给国人所造成的危害，重新审视从“十月革命”、“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学会吸取历史的教训。新左派则批评这是“顽固地坚持冷战思维”。例如，甘阳宣称要“拒绝以所有这些（自由主义）为名否定辛亥革命以来的20世纪中国革命史和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史”；他反对否定俄国的“十月革命”，理由是这场革命属于历史的必然 [11]。他实际上套用了黑格尔式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所谓“必然性”逻辑，把凡是已经发生的事物一概解释为合理、必然的，从而豁免了悲剧制造者的历史责任；至于民众为这类历史过程所付出的牺牲，如大批知识分子、工商业者等所受的数十年残酷迫害，人民公社政策造成的数千万农民饿死等惨状，他却用“代价说”把众多历史罪恶轻巧地遮盖了起来。显然，新左派为这些引起国人无限感慨和悲情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辩护是苍白无力的，与人类历史的进程背道而驰。

    整个20世纪下半叶的世界文明史便是清算从纳粹、法西斯到前苏联东欧共产党国家和东方专制主义侵犯人权暴行的历史，自由民主主义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取得了重大胜利。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顺应了这一历史大趋势，认为冷战的是非一定要讲清楚；事实证明，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历史上留下了经济政策、政治导向、人权状况等一系列恶劣纪录，而中国当时不幸地站在了错误的一方。如果今天还要继续坚持这一错误，拒绝作深刻的历史反省，那就很难避免重蹈苏联东欧的历史覆辙。若比较现实的资本主义和自封为“社会主义”的那些实践，无论是在经济民主还是在政治民主方面，发达的资本主义都占据很大的优势，即便是那里所谓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社会福利也比“社会主义”国家好得多。直到今天中国广大工人农民所享受的政治和经济权利也不能与西方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同类人相比：中国的民众既不能投票选举总理或主席，也无权成立自己的工会和农会，甚至连练一点气功或向基层政府表示一点不满，都会面临残酷镇压；至于广大下岗工人和被沉重的税费负担压得喘不过气的农民，则不但政治上没有任何权利，连所谓的生存权都难保。海内外的新左派们只会在空洞的理论口号中大谈所谓全面民主的、完美无缺的社会主义乌托邦，他们何曾真诚地为这些下层人民的苦难批评过权势集团及其坚持的制度？

关于平等与自由

    几个世纪以来人类对平等的乌托邦的追求从来就未达到或实现过真正的平等。而现代社会里所有在人人平等的乌托邦口号下建立的制度都不过是官僚掌控一切的全能主义体系，在这些国家里严格的等级制和官僚统治把人民置于毫无自由的境地，更谈不上与官僚集团之间有什么平等。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曾高喊平等的口号，实际上从“伟大领袖”到各级掌权者从来都享有毫无监督的特权生活，侵吞着有限的社会资源。

    今天的新左派故意忽视这些史实，他们举着“平等”的空洞口号，一面幻想着这种等级制、特权制里的“平等”因素，一面指责自由主义者只鼓吹市场竞争而否定平等和公正、是以自由压制平等，似乎只有新左派才是社会平等的忠实捍卫者。新左派说，自由主义的主张表明，少数知识分子只关心自己的言论自由，却不关心劳动群众的疾苦；新左派们往往把今天中国的社会不公、不平等问题归结为市场经济及全球化的恶果，故意回避对权贵集团的制度根基的批判，从而把贪污腐败、化公为私、国有资产流失和两极分化加剧等现象曲解为市场机制本身的弊端；他们认为，当今中国的“社会病”是重蹈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市场病”，现在的任务是加强国家的功能、扩大政府干预与控制的规模、限制市场的作用，以为如此就能解决中国的社会不公问题。

    自由主义者则认为，中国的这些“社会病”并不是市场化的必然结局，这是在权力高度集中、不受制约的政治体制下实行市场化而产生的“怪胎”，这种权力结构和文化传统即使不借助于市场机制也同样会滋生腐败和社会不公。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并不是什么公正清廉的“圣地”，那时政治腐败与社会不公随处可见；计划经济下的所谓“平等”完全是表面的，那是一种普遍贫穷下的假平等，掌权者虽不能利用市场交换和谋取利益，却可以利用赤裸裸的权力和各种关系谋私，实际上存在着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因此，自由派强调，解决当前中国“社会病”的办法不是取消或限制市场，而应是完善市场机制、保护私有财产权、反对政府对经济的过份干预；同时，要有真正的言论和新闻自由、结社自由、中共的党内民主和多党竞争、完全的司法独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拥有不受批评和监督的特权等。自由主义者还认为，缺乏经济上的自由竞争会导致全社会的惰性和缺乏创造性，但仅有经济上的自由竞争并不能保证实现社会公正，还要有政治自由和竞争。罗尔斯等自由主义者认为，权利保障是政治和法律的行为，罗尔斯把平等的自由当作正义的第一原则，比差别原则更为优先；他还提出了“经济的差别必须使最不利者有所得益”的补偿原则，认为在政治自由下通过公共政策可以实现这一原则。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主张发展自由市场的主要立意是，克服传统的官本位社会和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普遍惰性和等级制，以此来促进社会的竞争，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实现最大限度的社会创造力和效率提高，同时达到“利己”与“利他”的统一。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是保障私有产权，藏富于民，以此来发展市民社会；壮大市民社会是为了制约过去无所不在的全能政府，这样才能真正保障公民的权利。市场的发展配之以良好的法治才能从根本上克服腐败，促进权利和人格平等的实现。只有实现了个人的自由发展才能创造社会自由发展的前提；所以政府不应当再是过去那种无所不在的全能政府，其权力应有所缩减，但这意味着人治的衰落，而不是法治的松弛。政府应逐步退出主要的经济领域，成为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真正充当“守夜人”和“仲裁者”，而不再是“运动员”；同时把主要精力用于发展社会福利和文化教育等公益事业，并且不能再垄断这些公益领域，否则会导致文化教育的僵化。

间接民主与直接民主

    自由主义者强调间接民主的重要性，批评新左派的直接民主空谈，但并不就此彻底否认直接民主；他们认为，在目前条件下，先发展间接民主然后逐步扩大直接民主是可靠的选择。他们指出，新左派所主张的“直接民主观”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高调“民主”。事实上，卢梭式的人民主权的高调从未实现过，那些打着“人民主权”旗号的革命政权经常成为一种暴政；纳粹德国、前苏联东欧的极权主义政权的执政者都曾以“人民主权”和“广泛民主”为口号，但实际上却建立了一种新的专制。民主不能靠空洞的口号来建立，而必须有制度保障，需要宪政主义的制度约束，才能通过份权、权力制衡和法治来保障公民的基本自由权利。新左派回避对所有这些被各国的政治实践反复证明为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的讨论，只是把眼睛盯在高调的“直接民主”或“全民民主”上，常常落入毛泽东式的民粹主义“大民主”陷阱。

    在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者关于平等和自由的论战中，也有一些人貌似公允和折衷地认为，自由主义者只关心政治自由，而新左派则关心经济民主。自由派认为，新左派在经济民主问题上的思考带有明显的乌托邦性质，那种在经济领域实行“人民主权”的主张不仅在当下的中国不可行，就连在西方国家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虚幻空想。新左派崔之元经常鼓吹毛时代的所谓“鞍钢宪法”，以为那体现了“工人参加管理”，其实“鞍钢宪法”提到的“工人参加管理”不过是纸面文章，从来就未真正出现过，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里也并未真正实行过。反倒是非社会主义的国家通过现代管理的变革和股权的社会化，至少让职员拥有了受到宪法和法律保护的公司股权，也出现了雇员参与管理的制度性试验，但这并非“人民资本主义”。西方已经实现的“经济民主”无非是进入市场的自由（即财产权的平等保护）和雇员股份制，根本不可能让所有人在经济活动中都具有同等的发言权或决定权。

    自由派认为，不能把“经济民主”简单地理解为“工人参与管理”。“经济民主”的实现需要综合改革，包括所有权的非官僚化（即私有化和社会化）、培养优秀的企业家、给企业充份的自主权、摆脱各种官僚的行政干预，而工人参加管理仅仅是企业管理的一个环节，其重要性不宜拔得太高。在政治民主上可以实行一人一票的平等投票权，但也不能让人人都完全平等地参与决策；而在企业管理上，所有者只能按持股的多少来投票，员工则不可能以一人一票的方式参与企业的决策，那种企业管理上的完全平权有可能导致平均主义，扼杀能人并妨碍竞争，最终会牺牲企业的效率。当然，通过公共政策和财政手段进行收入再分配，对竞争中的弱者和不幸者有所补偿，这也是经济民主的一层含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保障弱者拥有与强者同样的财富和决策权。解决官员腐败和社会不公主要不能靠经济领域本身的“大民主”，而要靠政治民主化，即对政府官员和公共政策的民主监督，让充份反映民意和民众利益的代议机构制约政府行为。

    就政治民主而言，中国的政改不能没有时间表，不能老是停留在村一级的选举上。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是民主的不同形式，两者之间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无论古代希腊的直接民主制有怎样的缺点，但这毕竟是多数公民参与政治的一种方式，是多数人决定自身命运的一种制度。尽管今天的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不再是全职的政治人，而有着各自的主要活动领域，但在重大问题（如国家政体和统一、地方或民族自治或独立、对宪法的重大修改等问题）上的全民公决仍是一种不可避免的选择。美国总统选举从原先的间接选举向实际上的直接选举演变也为一例，说明公民参与程度的提高仍是一种趋势。公民的教育程度越高，就越会要求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直接发表意见。今天自由民主国家政治的发展实际上是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混合。

    几个突出的自由主义者都处在边缘化的状态。[12] 相反，新左派们却左右逢源，进可担任高级行政职务或杂志主编，退可顶着教授博导的头衔充当学人。但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尽管腹背受压，却能骄傲地真正在学理、立场和道义上日益得到国人的认同。自由主义站在文明世界和自由民主的正义力量一边，可以肯定，在中国的前途是无可限量的。

【注释】

[1] 《天涯》杂志的编辑方针明显倾向新左派，但偶尔也给自由派一小块版面。
[2] 见李慎之为《顾准日记》所作的序言。
[3] 见李慎之为刘军宁编《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所作的序言。
[4] 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海南），1997年第5期。
[5] 韩毓海，“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天涯》（海南），1998年第5期。
[6] 朱学勤，“1998年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见骆玉明等撰写的《学说中国》，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页。
[7] 徐友渔，“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见李世涛主编的《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第413页至430页。
[8] 徐友渔，“重提自由主义”，《二十一世纪》（香港），1997年8月号（总第42期）。
[9] 甘阳的一个说法可被视为新左派在这轮跟随官方宣传起舞的表演中最极端的言论，他把美国的全国电视网比作戈培尔的宣传部，以此来证明所谓的自由民主国家的媒体与纳粹的造谣宣传机器并无两样。他从来不对中共的宣传部和官办媒体的宣传作类似对比，大概是投鼠忌器吧。
[10] 李慎之，“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兼论中国的专制主义”，《战略与管理》（北京），2000年第4期。
[11] 甘阳，“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出处同注[7]，第1页至第12页。
[12] 例如，徐友渔不能担任博士导师和学会的行政职务，何清涟和刘军宁被赶出了原单位暂时身处海外，李慎之和茅于轼几乎不能在大陆公开发表文字，秦晖和钱理群则一度受到下岗的威胁。还有其他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也程度不同地受到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