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转折点上

近两年来，观察中国局势的视角逐渐转移到对改革的社会结果及基本定型的社会结构的评价上来。本刊陆续刊发了数篇深入分析中国社会结构现状及演变趋势的文章，如何清涟的“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2000年第3期）、“中国改革的得与失”（2002年第1期）以及本期孙立平与康晓光的论文。这几篇文章都极具份量：既对改革作出总体评价，又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走向把脉。应当指出，这几位作者对改革后果──精英权贵享受成果，广大下层民众则成为承担代价的牺牲品，政策日益向强势集团倾斜──的看法惊人地相似。这样的一致性判断并非偶然，它代表着一种在中国问题研究上敏锐而深刻的见解。不过，上述学者对政府作为的价值判断和统治精英的道德评估则有明显差别，这或许反映出中国的知识精英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各自的角色定位。

    何清涟认为：中国的腐败根植于制度。权力精英的整体素质很差，许多人不但不考虑其他阶层的利益，甚至都不关心本阶层的共同和长远利益，他们唯一在意的是个人利益。贪官污吏们通过资本外逃为自己在国外准备后路就充份证明了这一点。她也批评政府近年来的黑社会化现象（黑白合流）以及倾向于强势集团的政策选择：“1999年通过修宪承认私人财产的合法性，其要害在于实质上承认不少通过贪污腐败手段聚敛的财产具有合法性。第二步是‘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所谓先进生产力与先进文化的代表显然已经不是占人口83％的下层人民。所谓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共产党提了几十年的口号，却从来没有落到实处。第三步则是2001年的‘七一讲话’。这些政策选择为政治利益集团与经济利益集团合流开辟了一条制度通道。”她认为，目前这种剥夺民众政治权利的“市场经济＋极权政治”的格局只是纵容5％的人用权力抢钱，最终可能是95％的被剥夺者运用暴力将被抢去的钱抢回来，中国将陷入历史上不断出现的王朝更替循环。何对20世纪的历史作了这样一个总结：“中国在20世纪后半叶完成了一个‘化私为公’到‘化公为私’的轮回，革命的全部意义就是用无数的人头将一部份社会的边缘者送到了权力中心位置，用红色新权贵代替了旧权贵而已。”

    孙立平认为：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断裂，数量庞大的底层社会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政府行为日益“市场化”和“企业化”；在基层政权流氓化现象出现的同时，中国社会已经显现出“西西里化与那不勒斯化”（即黑社会化）的苗头。他注意到“弱肉强食”成为中国当今社会法则这一现象：“只有强势群体能有效地影响政策，造成有利于其利益格局的局面，而其他社会群体却无法对政策施加有效影响；国家机构无法在所有社会群体面前保持公正性，更缺乏自主性，总是偏重照顾强势群体的利益，使占人口大多数的弱势群体的利益被牺牲。这种状况如果延续下去，国家机器可能异化为强势群体实现保护其利益的工具。”“许多本应由政府机构承担的公共管理、服务职能和责任，却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从市政管理、公共秩序到社会治安，人们都不难体会到这一点。”在政府行为市场化与企业化的情况下，政府不仅不能承担政府应该承担的公共职能，其本身的活动可能就是激化社会矛盾的根源之一。

    何清涟与孙立平的研究是从政策选择过程与政策后果的视角观察，并据此评价政府及统治精英的行为；康晓光的对策讨论则从政府动机的理性假设这个大前提出发，因此他对统治精英道德素质的评价与何孙二位有所不同。康晓光认为，“群众路线”是中共处理政府和大众关系的基本态度和方法；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政府还在不断开辟新的民意渠道，既可使各级行政单位广泛地了解大众的需要，又能适当满足民众的要求，从而化解一些潜在的冲突；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社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不平等，维护了大众最基本的生存权利。他提出：“‘三个代表’既承认精英联盟，又强调大众的权利，完全符合现时和未来的需要。因此，未来的首要任务是确立‘三个代表’的霸权地位，并根据‘三个代表’的精神从事制度建设。如能达成上述目标，那么中国可以赢得政治稳定、社会公正和经济的持续发展。”由于假定政府和统治精英会对社会和大众负责，因此他认为民众的政治参与并不重要，“政治从来就是精英的特权，好政府与坏政府的区别不在于选举权的普及程度，而在于政府能否对公民的需求作出恰当的回应并对其负责”；中国“必须在权威主义框架内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个大判断是中国寻找未来政治发展策略的出发点”。

    王思睿的书评评论了汪晖在海外发表的长文“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作者不同意汪晖对80年代中国思想启蒙思潮以及“八九民运”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认知。王承认，继80年代中国的思想启蒙思潮之后，“新威权主义”成了主宰90年代思想界的强势话语体系，这一判断正好与康晓光相同；但王、康两位对“普选权”这一理念在中国思想界话语体系中究竟应当占据什么地位则各持一见。对这一理念，思想界的主流在80年代曾努力争取，而到了90年代后期却主动弃之，这样的转变正好体现了当下“市场经济＋极权政治”的制度架构对多数知识精英的影响和制约。

    宋永毅与唐逸的文章虽着眼于不同时期，但这两个时期的暴力倾向却有直接关联。这两位作者不约而同地关心同一个问题：中国社会暴力的根源何在？宋永毅对被封存在历史尘埃中的文件做了大量爬梳以后指出，“文革”中非常普遍的暴力行为是在国家机器的支持保护下发生的，当时中共的主要领导人就曾鼓励暴力行为。唐逸认为，中国社会的“稳定”主要是依恃强者对弱者的精神暴力（政治暴力），这种政治暴力使人对社会现状产生恐惧感，人们的心灵被残酷的现实与虚假的宣传所压抑；而鼓励人们默认社会两极分化的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导向的主流价值体系，也不断消解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道德追求和伦理观念。唐文指出了当前社会暴力蔓延的根源：首先，在极权体制下，社会是由许多层精神“奴隶”组成的，每一层的人对上表现其奴性，对下则以“主子”自居，耽溺于控制其“奴隶”的满足；很多人因忠心事主而得到权力，再从滥用这些权力中获得当“主子”的虚荣，并平衡自己为奴的自卑心态。其次，以暴力取得政权而不实行普选、未还政于民的国家，本来便是暴力型政权，国家暴力以意识形态化的国家理念为理由。相应地，在反对社会不公和反抗强权的口实下，民间的黑社会犯罪、个人犯罪、突发暴力、恐怖活动之类暴力倾向又不断蔓延。

    仲大军的文章除分析了中国经济的虚假繁荣之外，也强调了政策倾斜于强势集团这一事实。他认为，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完全是权贵挤压贫民、政府政策嫌贫爱富的结果。

    从近两年本刊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来看，学者们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认知比较容易达成一致，但对社会问题根源的看法却有很大歧异，而更大的区别则在于各自开出的“药方”完全不同。本刊不仅期待着在这些重大问题上有更多的讨论，也希望为处在历史转折点上的中国和中国知识分子留存一份宝贵的精神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