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古话，“文章当合时而着”，指的是凡论者为文须切合时政。本期发表的文章涉及的论题非常广阔，但都是中国时下最重大的问题。

洪朝辉在“论社会权利的‘贫困’──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根源与治理路径”一文中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思路：经济贫困的深层原因不仅仅是经济要素不足，更重要的是社会权利以及与此相关的政治、文化和经济权利的“贫困”。非政治性的“人权”与“民权”概念在中国被过度政治化而成为禁区，社会底层根本就没有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更缺乏参与制定规则与制度的权利。正如英国一位发展部大臣在讨论贫困者状况时所言：“在影响他们命运的决策之处，根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以往对贫困现象的讨论从未象洪朝辉的文章这样触及到问题的实质。

维军的“当代中国军队的政治社会化”，是难得一见的以中国军队政治文化生态为分析对象的文章。该文对在科层制主导的利益控制机制下，中国军人政治人格的形成，以及军队成员为了追逐个人利益，通过在主导性政治文化之外生成的另一套“潜规则”达到对资源的有效占有这类行为模式作了深刻分析。可以说，此文为读者打开了一扇从未被开启过的门。

法国学者甫吉兰（Fabre）的文章“分权、腐败与犯罪化”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当前的腐败对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如果将他的文章与邱建新的文献述评参照阅读，对读者了解海外中国研究学术圈的情况不无裨益。

雷永生的“让思想冲破牢笼──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其内容正如题目所述，是一位成长于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那一代人思想成长史的深刻反省，难能可贵的是这篇自省性的文章超越了个人恩怨，达到了“乐而不淫，哀而不怨”的写作境界。郭罗基的“走出马克思主义的‘牛顿时代’”则代表了那一代知识分子另一种类型的反思。作者对中国“官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精辟深刻。他指出，以1949年为界，此前的官方马克思主义是“陈胜、吴广＋马克思主义”，此后则是毛泽东自称的“秦始皇＋马克思主义”；在将马克思主义中蕴含的资产阶级理性排除之后，民主的承诺最后变成了“反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承诺变成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反对“人道主义””的结果，就成了对领袖大搞个人崇拜的“神道主义”与对民众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兽道主义”；蔓延了几十年的“阶级斗争”，只不过是控制社会、打击政敌的法宝。至今为止，对于曾在中国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中国知识分子从整体上尚未有真正的深刻反思，因为这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两者兼具就尤其难了。本刊一年前刊载李慎之先生的“革命压倒民主”，以及本期的这两篇文章，堪称兼具勇气与智慧的凤毛麟角之作，足可为同代学人之训。

“为什么中国至今水旱灾害无穷”一文是对中国50年水利工作的回顾。作者曾长期在中国的水利部工作，他以自己的亲见亲闻写了这篇披肝沥胆之作，痛陈在专制体制下，中国的水利工程经历了排斥水利工程技术人员、以群众运动为主的“三主工程”到完全由领导拍脑袋说了算的“三边工程”这一荒谬过程。“三主工程”的后果是将水利变成了水害，华北三省几千万亩农田盐硷化；在淮北平原推行的“河网化”工程，其结果是加重了淮北的洪涝灾害；60至70年代中国每年都要垮塌“病、险”水库几百座；而到了70年代中后期，大型水利工程成了水利部在部门利益驱动下向中央索要巨额投资的本钱。正是这种近乎荒谬的“改造大自然”，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生态环境。王维洛“从‘三峡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变化看科学如何沦为政治的婢女”一文则是对三峡工程这一重要个案的分析。该文详细评述了权力如何干预并决定“三峡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编写，透过这一过程展示了一个政治支配科学、权力高于法律的生动实例。从这两篇文章中，读者不难看出中国生态环境恶化背后的制度成因。

关于两岸关系的一组短文反映了台湾各界人士对“统一”问题的代表性见解，这些声音应该引起大陆各界人士的重视和理解。

知识分子对他们所处时代或所经历时代的认真思考，在后世看来也许只不过是些“思想碎片”，但其中一些掷地有声的金石之言，让编者想起了一句流传了千百年的古训：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