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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过期期刊 MCS 2003 Issue 2 当前中国农村青年思想状况分析
期刊 过期期刊 MCS 2003 Issue 2 当前中国农村青年思想状况分析
当前中国农村青年思想状况分析
目前中国（大陆）总人口中居住在乡村的人口占64％左右，而乡村总人口中年龄在15至34岁的青年人就占36％[1]，约3亿人。这样一群人数庞大且充满生命活力的青年人的处境和思维方式，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农村的精神风貌和未来发展趋向，也影响着整个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但是，目前无论是媒体上还是学术研究圈都很少谈到这个群体的状况，而人数仅占农村青年总数约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城市青年却吸引了大多数关于青年问题讨论的眼光。这种忽视数亿农村青年的情形无疑值得警惕。本文试图根据已掌握的材料对农村青年的思想状况作初步的剖析，希望能引起更多的讨论。
一、农村青年经济地位的总体状况
目前，中国的城市经济已经是工业化时代、后工业化时代和信息时代杂然并陈，而生活在广大农村的农民群体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却一直被这些现代生活所排挤。他们在父辈留传下来的小块土地上，用一代又一代人的血泪和汗水延续着艰难成长的生命，延续着充满苦难和悲怆的炎黄命脉。因为贫困，农村青年总体上受教育程度严重不足，只能依靠悟性和本能从父辈的言传身教里获得一些生存技能。大多数农村青年很早就被迫接过父辈无力继续承担的生活重担，靠透支生命和体力以换得延续全家生命的口粮。与城市青年相比，农村青年的青春非常短暂，早衰是他们的普遍特点。
从1978年起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城市的现代化的速度加快，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加之农村户籍管制的放松，不少农村青年成了在农村──城市之间来回流动的“候鸟式”打工者。改革开放初期，进城务工的农村男子以进工厂做临时工为主；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近10年间他们主要在建筑业就业。建筑业的劳动强度大，生活水准差，劳动报酬低，往往还要受包工头的多方克扣；一年如能外出劳动200天以上，拿回2千至3千元就算比较幸运的了，如果黑心的工头卷款而逃，则可能分文不得。
农村女子由于观念的原因，初时较少外出打工；但近年来农村女青年几乎倾村而出，到南方的民营、合资企业打工，因为那些企业较少招收男工，而女工就业相对容易。北上的女性大多年龄偏大，主要从事家政、保姆等工作。在城市的街头小店、早市和农贸市场中，改革初期有许多农村人找到了就业机会。但随着近年来城市下岗工人的增加，为拓宽下岗工人的就业渠道，各地政府采取硬性规定、强行驱逐等方式排挤农村人，现在这类行业已越来越多地雇佣下岗职工。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近年来由于经济压力以及黑恶势力的逼迫，在色情行业中就业的农村女性人数激增。尽管这类从业女性所得收入较多，但所从事的活动对她们自身的伤害也最大，一般而言，她们很难再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去。
可以说，千千万万的农民分布在全中国数百个大中城市的角落里，哪里风险大、工作脏累差，哪里就有农民工。农民工们在城市里过着“二等公民”的生活，许多人栖息在工棚或贫民窟里，无权使用政府用国有资产兴办的福利设施，子女不能进入公立学校或幼儿园，干的是城市居民嫌弃的苦活、重活、脏活和危险工种。不少厂矿或工地没有必要的安全保护设施，伤亡事故经常发生，动辄死伤上百农民工的特大事故的发生并不少见。受害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经常被拖欠血汗工资或被克扣工钱，从事个体经营还要负担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
凡此种种表明，对只能在城市里暂时就业的农村青年来说，要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几乎是微乎其微，进城打工至多也只是暂时减缓生活的苦痛而已。可以说，农民与城市居民的身份固定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收入差距的政策性扩大，是中国当代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大问题。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资料，2000年农村居民的收入构成如下：户均总收入2,254元，其中家庭经营农业收入为1,091元，工资性收入701元，第二、三产业收入338元，转移性财产收入124元。由此可见，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仍是农业经营收入。90年代以来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1990年至1996年各年的收入增长幅度分别为1.8%、2%、5.9%、3.2%、5%、9%、4.6%，2000年全国农民的平均收入仅增长1.9%。[2] 显然，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多年来一直远远低于国民经济的增长，这表明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2000年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6,280元，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8倍，这种收入差距甚至比改革开放初期还大；何况城市居民还有其他种种非货币性福利，而农民的纯收入并不能全用于生活，还得用于生产性投资。这种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累积效应必然造成全社会范围内的对立和冲突。
二、两种不同类别的调查所反映的情况
下面两份纪录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农村青年目前的精神状态。
1. 一份典型的个人访谈记录
为了解农村青年的生活状况和思想精神状态，笔者根据事先拟好的问题对不同地方的55位农村青年进行了面对面的个别访谈，并对其回答作了归类分析。
下面是一位农村青年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被访谈人周某某，男，豫东某村人，25岁，身高1.65米，初中文化，父辈世代务农，家境属农村水平的中等。身材偏瘦，面皮略黑。他的个人状况、家境在农村青年中具有典型性。
问：你结婚没有？
答：结婚已5年。
问：生活得怎样？
答：日子勉强过得去。
问：住得怎么样？
答：砖混结构，正房三间，偏房两间，下学（指缀学）后打工三年挣来的。
问：有几个孩子？
答：两个，大的四岁，小的两岁。
问：家中耕种几亩地？
答：5亩。
问：种地能收入多少？
答：3,000元左右，上缴各种税金和村委会提留1,000元左右，再除去各种投资500元左右，所余不过1,500元，只能混个肚儿圆。
问：家中有大件农机具吗？
答：有一辆二手的机动三轮车。农忙时可以装运粮食，往地里送肥料，可以省去许多力气。
问：有几年打工历史？
答：8年。
问：出外都是干什么工作？
答：什么活都干，碰上啥干啥，都是体力活。
问：一年出去多少天？
答：除去夏收、秋收及春节时间约100天外，其余时间都在外面奔波。
问：能挣多少钱？
答：满打满算，最好的时候也不超过3,000元。
问：身体怎么样？
答：前几年还可以，最近老觉着身上到处都疼。
问：你经常看书、听广播吗？
答：自打踏出校门的那一天起就没有摸过书本，广播也懒得去听，没意思。
问：那你空闲时干什么？
答：看电视、打牌、聊天。
问：你觉得生活很无聊吗？
答：无聊极了，活着真没意思。
问：你没有人生追求吗？譬如说将来干点大事。
答：笑话。我能做什么？大事都有你们干来着！
问：你想到过要对这个民族、国家负点责任吗？
答：小时候曾经有过，但我是个农民，我能做什么？
问：你知道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吗？
答：当然知道，是教共产党如何为人民服务的！
问：你交过异性朋友吗？
答：笑话俺了，想都没想过。再说了，哪有时间、精力和金钱做那事呀。
问：你对现状满意吗？
答：说不来，满意怎样，不满意又能怎样？
问：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答：多挣点钱，让家里人吃饱穿暖，过好一点的日子。
或许以上谈话不能反映出农村青年生活的全部，但是仍然可以管窥其生存状态。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人有生死，不变的是生活。
2. 农村青年心理健康状况调查与分析
为了解农民的心理健康状况，笔者选择了北京市几个民工较为集中的大型建筑工地、民营电子企业等处的青年民工进行了SCL-90[3]（心理卫生自评量表）心理健康问卷调查。被调查人数132人，其中男性70人，女性62人，原籍河南的民工52人，原籍安徽、湖南、四川、山西、湖北、贵州等省各15人，年龄均在16岁至35岁之间；他们当中，小学文化程度占70%，初中程度占23%，高中程度占6%，其它文化程度（包括中专、大专）占1%。在调查中，有因文盲不能独自完成问卷者，由测试者对其宣读问卷，然后由被测试者做出判断。
在调查中发现，农村青年的心理健康水平明显低于国内城市成人的平均水平[4]，受调查者中不少人身体虚弱，健康欠佳，精神萎靡不振，心理承受能力明显低于城里人，潜在和显性的精神病人明显多于城市的同龄人。农村青年心理健康问题的直接表现是情绪的焦虑、性格的暴躁和不洁行为的经常化，这种状态严重影响到农村青年的家庭生活和社会交往。
三、农村青年的受教育状况
要了解农村青年的精神状态，必须先了解农村人口总体的文化素质。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农村每10万人口中大专及以上教育水平的人口有492人（城镇则是8,899人），高中和中专起点的5,316人，初中水平的有33,266人，小学及以下水平的有42,756人。[5] 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偏低主要是因为大部份农村家庭无力支付教育费用。儿童中能完全接受小学教育的比例较高，但能够进入初中继续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学生比例却骤降至40%左右。有人测算，就教育水平而言，目前农村青年的平均文化水平还不到小学5年级。就今天人类浩博的文化知识而言，5年小学教育所能提供的文化知识极其有限，这样的文化水平实际上处于准文盲状态。
中国政府标榜的“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实际上并未实现，农村中儿童失学现象日益加剧，因此也在连续不断地产生出新生代的文盲。中国农村中文盲人口现今仍高达6,665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8.25%。[6]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的文盲率有所下降，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老年文盲人口的自然减员。但是，目前这一下降趋势正在被激增的失学儿童所抵消。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的文盲率将出现上升趋势。还必须指出，中国的扫盲标准门坎极低，达到低水平的识字程度即不算文盲，因此不少非文盲其实书写阅读水平极低。
尽管目前中国的城乡收入差别很大，但低收入的农民并不能在教育费用负担方面得到任何优惠；相反，政府把有限的教育投资集中投入城市，使得城乡的基础教育设施和师资状况呈天渊之别。结果，10亿农村人口中有幸进入大学的青年人数远远少于两亿都市人口中的在校或毕业大学生，最后能够进入社会上层的农家子弟更如九牛一毛，倘偶有一人，必然成为其家乡农民数代人的骄傲和楷模。
现在农村中的文盲现象正因乡村社会文化建设的荒废和文化氛围荒漠化而加剧，城市中常见的公共文化设施如图书馆、剧院、书店等在农村都付诸阙如，一切被城里人视为必要的精神享受对农村人来说都是奢望。近20年来在中国的城市化加速的进程中，农村的文化荒漠化现象却在加剧。这样的数亿文盲、半文盲被隔离于现代文明之外，远离智慧、创造、理性、正义和文明，他们对制度和秩序等外在压力抱有恐惧心态，也因为害怕和不解而产生出盲目的仇恨并转化为破坏现代文明的内在冲动。
四、农村青年精神状态和思想状况分析
农村青年的现状令人忧虑，他们的未来也很不乐观。沉闷、压抑、令他们绝望也让其他社会成员失望的社会氛围，苍白的精神生活以及窘迫的经济现状，折磨着大多数农村青年的身心，甚至压迫得他们发狂。因此，关注他们，研究他们的现实状况，给他们一点爱心，尽力帮助他们挣脱贫困的泥潭与半蒙昧状态的精神枷锁，对于消弭社会鸿沟，消除社会冲突有着极其现实的政治意义。
1. 信仰
谈到信仰问题，农村青年们都似懂非懂。当被问到是信神和宗教还是信仰在上小学时老师模糊提到的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时，他们会说：好像神灵更可靠一些。神灵（或鬼神）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蒙昧崇拜，不论他们是痛苦忧虑还是高兴快乐的时候，都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有神或上天在冥冥中帮助他或者抛弃他，因此这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在农村青年那相对简单的头脑里占据了绝对支配的地位，并转化为支配他们行动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力量。但由于这种土著的神灵传说没被系统化和理论化，因此在外来宗教的冲击下，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西方基督教的教义，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
在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农村人群中，最容易产生对宗教信仰的狂热情感。在农村许多地方，基督教已成气候；每到周末，乡间小路上男男女女的教徒们心中充满虔诚地到简陋的教堂甚至是某教友家里作祷告，其中不乏青年甚至是青少年。他们作祷告时的那种虔诚的神圣的忘我的表情让人震惊。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干部和在校学生们的事情，他们对共产党灌输的意识形态大道理并不理解，也不感兴趣，最重要的是这些意识形态说教解脱不了他们艰苦劳作之后的肉体痛苦和精神枯寂；也许只有上帝那真诚的召唤才让他们苦瘠的灵魂有所触动，感动得他们泪流满面。如果真要考较中国农村基督教徒们对教义的理解，就会发现那一定是经过中国乡土化、多少有点变异了的基督教。
2. 理想
中共至今还通过系统的学校教育影响着青年的思想与行为，但大多数农村青年既没有机会接受共产党的说教，更没有心思和空闲去做这些根本不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实际收益的镜花水月般的事。终年累月在酷暑下、在严寒中、在农田里、在灰尘中与贫困作斗争的农村青年，还能奢谈什么理想目标呢？
当然，他们对未来的生活也有一点想法，那就是他们为自己设定的的生活目标：男青年能找个媳妇，女青年能嫁个好人家，没灾没病，子孙满堂。至于“小康生活”、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信念，大概只在辍学之前从教科书上读过，老师娓娓动听的描绘也确实使他们那童稚无邪的心灵激动和向往过，但一旦离开学校，所有这些就变得非常遥远了。
自从肩膀上有了生活的重担，面对已经越来越象黑社会的乡村胥吏，他们什么时候开心过？什么时候全身心放松过？有自然灾害要抵抗，有“皇粮”要交，有“义务工”要出，有“政策和指示精神”要领会……，孩子的学费、老人生老病死的各种费用、多如牛毛的各种税费，早就让农村人不堪负荷，农村青年们与年龄不相称的愁眉和未老先衰的躯体昭示了这样一个简单而又明确的事实：农民日子不好过，农村青年没奔头。
当城市青年用理想、人生、价值、信仰等高贵词藻诠释生命意义、注解生命乐章的时候，有谁想到：在城市表演得不亦乐乎的社会舞台旁边匍匐着一大群冷眼旁观的生灵──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口。
3. 善恶观念
中国儒家文化本有一套完整的善恶观念，这套观念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特有内蕴，并维系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但这种状况到上个世纪下半叶却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那么，当代青年尤其是农村青年的这种出自家族熏陶和社会自发引导的善恶观念及自身道德水准又如何呢？笔者带着这个问题走访了河南、陕西和安徽的一些典型农村中的青年男女，调阅了100多个基层派出所存放的农村青年违法乱纪的案卷记录，并结合自身在其中生活了多年的亲身体会和切身体验，发现在农村善恶是非观念已经发生了可怕的混淆，在大脑中本来就几乎一片空白的农村青年的认知当中，传统美德（仁、义、礼、智、信）已经基本上消失殆尽。
过去文学作品中常常加以称道的农民中率直、朴实、乐于助人等品性，如今已不复存在；而一切丑陋的品性如嫉妒、猜忌、自私自利、谎言、流言、自大、自卑、狂妄、阴险、恶毒中伤等却如癌肿般膨胀起来。乡村社会里到处都是恶人当道，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的“丛林法则”在“发扬光大”。男人出卖灵魂、女人出卖肉体的肮脏交易随处可见，一家有难、邻人观看的可怕图景令人扼腕。
在豫东某县公安局2001年度统计的603例违法案件中，危害性较大的刑事案件就占了80%，包括抢劫、绑架、侮辱妇女、故意杀人等性质恶劣、民愤极大的严重刑事案件，涉案农民576人，其中90%以上是青年或青少年。他们的作案动机相当简单，或者是光天化日之下对他人财物的非法强占，或者是出于一时心血来潮而对他人身心进行毫无道理的残忍戕害，并且往往以交往范围内的弱者为发泄对象，这本身就显现出罪犯灵魂的卑劣和怯懦的本性。今天的中国农村到处都呈现这样一幅图景：一片死寂的农村暗夜里，游荡着三五成群、随时酝酿着罪恶并将之付诸实施的“罪恶天使”，这些人毁灭了别人，制造了惨剧，同时也是悲剧主角之一。
当社会在谴责那些罪犯时，是不是也应该反思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后果？当广大农村青年因饱受贫穷煎熬而萌生罪恶念头时，整个社会对他们表示了些微关注没有？中国城市里的精英阶层又以自己的所作所为向社会展示着什么样的行为模本？在整个社会道德空前堕落的今天，农村青年所表现的常常是对暴力的崇尚、对低俗的趋奉、对丑恶的不辨、对人道与善良的践踏和对人间惨象的麻木不仁。
最让笔者感到悲哀的是，当中国面临“萨斯”病毒侵袭的时候，民众本应团结一致、互相帮助、相互勉励、共度难关，可是竟然发生了令人悲哀和痛惜的事：北京附近的农民竟然把公路挖断，想以此阻断来自疫区的车辆人员可能携带的病毒；全国各地也发生了数起农民自发组织起来捣毁对疑似病人隔离观察和救护的病房，害怕祸及己身。出于对自身生命的保护而采取的正当行动是应当提倡的，但对如此做法笔者实在不敢恭维。
在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农村和农业曾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承受了巨大的牺牲；但是，当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越来越超前时，城乡差距、工农差距日见其增，毫无疑问，靠农村的奶水养大的城市经济现在应该开始反哺农村，再也没有任何理由拖延逃避了。上述分析表明，如果政府继续忽视甚至有意冷落农村的话，其结果将不仅是农业的落后和整个社会发展的失调，还将造就庞大的反社会力量。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发起过旨在提高民众素质的“乡村建设运动”，他们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和主张至今仍然极具参考价值。
【注释】
[1]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1）》，第45页。
[2] 《中国统计年鉴（2001）》。
[3] 汪向东，《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第31页，《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年，增刊。
[4] 参见唐秋萍等，“SCL-90在中国的应用与分析”，第7卷，16页，《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5] 《中国统计年鉴（2002）》，第49页，51页。
[6] 出处同上。
一、农村青年经济地位的总体状况
目前，中国的城市经济已经是工业化时代、后工业化时代和信息时代杂然并陈，而生活在广大农村的农民群体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却一直被这些现代生活所排挤。他们在父辈留传下来的小块土地上，用一代又一代人的血泪和汗水延续着艰难成长的生命，延续着充满苦难和悲怆的炎黄命脉。因为贫困，农村青年总体上受教育程度严重不足，只能依靠悟性和本能从父辈的言传身教里获得一些生存技能。大多数农村青年很早就被迫接过父辈无力继续承担的生活重担，靠透支生命和体力以换得延续全家生命的口粮。与城市青年相比，农村青年的青春非常短暂，早衰是他们的普遍特点。
从1978年起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城市的现代化的速度加快，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加之农村户籍管制的放松，不少农村青年成了在农村──城市之间来回流动的“候鸟式”打工者。改革开放初期，进城务工的农村男子以进工厂做临时工为主；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近10年间他们主要在建筑业就业。建筑业的劳动强度大，生活水准差，劳动报酬低，往往还要受包工头的多方克扣；一年如能外出劳动200天以上，拿回2千至3千元就算比较幸运的了，如果黑心的工头卷款而逃，则可能分文不得。
农村女子由于观念的原因，初时较少外出打工；但近年来农村女青年几乎倾村而出，到南方的民营、合资企业打工，因为那些企业较少招收男工，而女工就业相对容易。北上的女性大多年龄偏大，主要从事家政、保姆等工作。在城市的街头小店、早市和农贸市场中，改革初期有许多农村人找到了就业机会。但随着近年来城市下岗工人的增加，为拓宽下岗工人的就业渠道，各地政府采取硬性规定、强行驱逐等方式排挤农村人，现在这类行业已越来越多地雇佣下岗职工。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近年来由于经济压力以及黑恶势力的逼迫，在色情行业中就业的农村女性人数激增。尽管这类从业女性所得收入较多，但所从事的活动对她们自身的伤害也最大，一般而言，她们很难再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去。
可以说，千千万万的农民分布在全中国数百个大中城市的角落里，哪里风险大、工作脏累差，哪里就有农民工。农民工们在城市里过着“二等公民”的生活，许多人栖息在工棚或贫民窟里，无权使用政府用国有资产兴办的福利设施，子女不能进入公立学校或幼儿园，干的是城市居民嫌弃的苦活、重活、脏活和危险工种。不少厂矿或工地没有必要的安全保护设施，伤亡事故经常发生，动辄死伤上百农民工的特大事故的发生并不少见。受害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经常被拖欠血汗工资或被克扣工钱，从事个体经营还要负担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
凡此种种表明，对只能在城市里暂时就业的农村青年来说，要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几乎是微乎其微，进城打工至多也只是暂时减缓生活的苦痛而已。可以说，农民与城市居民的身份固定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收入差距的政策性扩大，是中国当代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大问题。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资料，2000年农村居民的收入构成如下：户均总收入2,254元，其中家庭经营农业收入为1,091元，工资性收入701元，第二、三产业收入338元，转移性财产收入124元。由此可见，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仍是农业经营收入。90年代以来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1990年至1996年各年的收入增长幅度分别为1.8%、2%、5.9%、3.2%、5%、9%、4.6%，2000年全国农民的平均收入仅增长1.9%。[2] 显然，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多年来一直远远低于国民经济的增长，这表明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2000年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6,280元，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8倍，这种收入差距甚至比改革开放初期还大；何况城市居民还有其他种种非货币性福利，而农民的纯收入并不能全用于生活，还得用于生产性投资。这种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累积效应必然造成全社会范围内的对立和冲突。
二、两种不同类别的调查所反映的情况
下面两份纪录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农村青年目前的精神状态。
1. 一份典型的个人访谈记录
为了解农村青年的生活状况和思想精神状态，笔者根据事先拟好的问题对不同地方的55位农村青年进行了面对面的个别访谈，并对其回答作了归类分析。
下面是一位农村青年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被访谈人周某某，男，豫东某村人，25岁，身高1.65米，初中文化，父辈世代务农，家境属农村水平的中等。身材偏瘦，面皮略黑。他的个人状况、家境在农村青年中具有典型性。
问：你结婚没有？
答：结婚已5年。
问：生活得怎样？
答：日子勉强过得去。
问：住得怎么样？
答：砖混结构，正房三间，偏房两间，下学（指缀学）后打工三年挣来的。
问：有几个孩子？
答：两个，大的四岁，小的两岁。
问：家中耕种几亩地？
答：5亩。
问：种地能收入多少？
答：3,000元左右，上缴各种税金和村委会提留1,000元左右，再除去各种投资500元左右，所余不过1,500元，只能混个肚儿圆。
问：家中有大件农机具吗？
答：有一辆二手的机动三轮车。农忙时可以装运粮食，往地里送肥料，可以省去许多力气。
问：有几年打工历史？
答：8年。
问：出外都是干什么工作？
答：什么活都干，碰上啥干啥，都是体力活。
问：一年出去多少天？
答：除去夏收、秋收及春节时间约100天外，其余时间都在外面奔波。
问：能挣多少钱？
答：满打满算，最好的时候也不超过3,000元。
问：身体怎么样？
答：前几年还可以，最近老觉着身上到处都疼。
问：你经常看书、听广播吗？
答：自打踏出校门的那一天起就没有摸过书本，广播也懒得去听，没意思。
问：那你空闲时干什么？
答：看电视、打牌、聊天。
问：你觉得生活很无聊吗？
答：无聊极了，活着真没意思。
问：你没有人生追求吗？譬如说将来干点大事。
答：笑话。我能做什么？大事都有你们干来着！
问：你想到过要对这个民族、国家负点责任吗？
答：小时候曾经有过，但我是个农民，我能做什么？
问：你知道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吗？
答：当然知道，是教共产党如何为人民服务的！
问：你交过异性朋友吗？
答：笑话俺了，想都没想过。再说了，哪有时间、精力和金钱做那事呀。
问：你对现状满意吗？
答：说不来，满意怎样，不满意又能怎样？
问：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答：多挣点钱，让家里人吃饱穿暖，过好一点的日子。
或许以上谈话不能反映出农村青年生活的全部，但是仍然可以管窥其生存状态。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人有生死，不变的是生活。
2. 农村青年心理健康状况调查与分析
为了解农民的心理健康状况，笔者选择了北京市几个民工较为集中的大型建筑工地、民营电子企业等处的青年民工进行了SCL-90[3]（心理卫生自评量表）心理健康问卷调查。被调查人数132人，其中男性70人，女性62人，原籍河南的民工52人，原籍安徽、湖南、四川、山西、湖北、贵州等省各15人，年龄均在16岁至35岁之间；他们当中，小学文化程度占70%，初中程度占23%，高中程度占6%，其它文化程度（包括中专、大专）占1%。在调查中，有因文盲不能独自完成问卷者，由测试者对其宣读问卷，然后由被测试者做出判断。
在调查中发现，农村青年的心理健康水平明显低于国内城市成人的平均水平[4]，受调查者中不少人身体虚弱，健康欠佳，精神萎靡不振，心理承受能力明显低于城里人，潜在和显性的精神病人明显多于城市的同龄人。农村青年心理健康问题的直接表现是情绪的焦虑、性格的暴躁和不洁行为的经常化，这种状态严重影响到农村青年的家庭生活和社会交往。
三、农村青年的受教育状况
要了解农村青年的精神状态，必须先了解农村人口总体的文化素质。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农村每10万人口中大专及以上教育水平的人口有492人（城镇则是8,899人），高中和中专起点的5,316人，初中水平的有33,266人，小学及以下水平的有42,756人。[5] 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偏低主要是因为大部份农村家庭无力支付教育费用。儿童中能完全接受小学教育的比例较高，但能够进入初中继续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学生比例却骤降至40%左右。有人测算，就教育水平而言，目前农村青年的平均文化水平还不到小学5年级。就今天人类浩博的文化知识而言，5年小学教育所能提供的文化知识极其有限，这样的文化水平实际上处于准文盲状态。
中国政府标榜的“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实际上并未实现，农村中儿童失学现象日益加剧，因此也在连续不断地产生出新生代的文盲。中国农村中文盲人口现今仍高达6,665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8.25%。[6]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的文盲率有所下降，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老年文盲人口的自然减员。但是，目前这一下降趋势正在被激增的失学儿童所抵消。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的文盲率将出现上升趋势。还必须指出，中国的扫盲标准门坎极低，达到低水平的识字程度即不算文盲，因此不少非文盲其实书写阅读水平极低。
尽管目前中国的城乡收入差别很大，但低收入的农民并不能在教育费用负担方面得到任何优惠；相反，政府把有限的教育投资集中投入城市，使得城乡的基础教育设施和师资状况呈天渊之别。结果，10亿农村人口中有幸进入大学的青年人数远远少于两亿都市人口中的在校或毕业大学生，最后能够进入社会上层的农家子弟更如九牛一毛，倘偶有一人，必然成为其家乡农民数代人的骄傲和楷模。
现在农村中的文盲现象正因乡村社会文化建设的荒废和文化氛围荒漠化而加剧，城市中常见的公共文化设施如图书馆、剧院、书店等在农村都付诸阙如，一切被城里人视为必要的精神享受对农村人来说都是奢望。近20年来在中国的城市化加速的进程中，农村的文化荒漠化现象却在加剧。这样的数亿文盲、半文盲被隔离于现代文明之外，远离智慧、创造、理性、正义和文明，他们对制度和秩序等外在压力抱有恐惧心态，也因为害怕和不解而产生出盲目的仇恨并转化为破坏现代文明的内在冲动。
四、农村青年精神状态和思想状况分析
农村青年的现状令人忧虑，他们的未来也很不乐观。沉闷、压抑、令他们绝望也让其他社会成员失望的社会氛围，苍白的精神生活以及窘迫的经济现状，折磨着大多数农村青年的身心，甚至压迫得他们发狂。因此，关注他们，研究他们的现实状况，给他们一点爱心，尽力帮助他们挣脱贫困的泥潭与半蒙昧状态的精神枷锁，对于消弭社会鸿沟，消除社会冲突有着极其现实的政治意义。
1. 信仰
谈到信仰问题，农村青年们都似懂非懂。当被问到是信神和宗教还是信仰在上小学时老师模糊提到的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时，他们会说：好像神灵更可靠一些。神灵（或鬼神）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蒙昧崇拜，不论他们是痛苦忧虑还是高兴快乐的时候，都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有神或上天在冥冥中帮助他或者抛弃他，因此这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在农村青年那相对简单的头脑里占据了绝对支配的地位，并转化为支配他们行动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力量。但由于这种土著的神灵传说没被系统化和理论化，因此在外来宗教的冲击下，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西方基督教的教义，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
在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农村人群中，最容易产生对宗教信仰的狂热情感。在农村许多地方，基督教已成气候；每到周末，乡间小路上男男女女的教徒们心中充满虔诚地到简陋的教堂甚至是某教友家里作祷告，其中不乏青年甚至是青少年。他们作祷告时的那种虔诚的神圣的忘我的表情让人震惊。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干部和在校学生们的事情，他们对共产党灌输的意识形态大道理并不理解，也不感兴趣，最重要的是这些意识形态说教解脱不了他们艰苦劳作之后的肉体痛苦和精神枯寂；也许只有上帝那真诚的召唤才让他们苦瘠的灵魂有所触动，感动得他们泪流满面。如果真要考较中国农村基督教徒们对教义的理解，就会发现那一定是经过中国乡土化、多少有点变异了的基督教。
2. 理想
中共至今还通过系统的学校教育影响着青年的思想与行为，但大多数农村青年既没有机会接受共产党的说教，更没有心思和空闲去做这些根本不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实际收益的镜花水月般的事。终年累月在酷暑下、在严寒中、在农田里、在灰尘中与贫困作斗争的农村青年，还能奢谈什么理想目标呢？
当然，他们对未来的生活也有一点想法，那就是他们为自己设定的的生活目标：男青年能找个媳妇，女青年能嫁个好人家，没灾没病，子孙满堂。至于“小康生活”、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信念，大概只在辍学之前从教科书上读过，老师娓娓动听的描绘也确实使他们那童稚无邪的心灵激动和向往过，但一旦离开学校，所有这些就变得非常遥远了。
自从肩膀上有了生活的重担，面对已经越来越象黑社会的乡村胥吏，他们什么时候开心过？什么时候全身心放松过？有自然灾害要抵抗，有“皇粮”要交，有“义务工”要出，有“政策和指示精神”要领会……，孩子的学费、老人生老病死的各种费用、多如牛毛的各种税费，早就让农村人不堪负荷，农村青年们与年龄不相称的愁眉和未老先衰的躯体昭示了这样一个简单而又明确的事实：农民日子不好过，农村青年没奔头。
当城市青年用理想、人生、价值、信仰等高贵词藻诠释生命意义、注解生命乐章的时候，有谁想到：在城市表演得不亦乐乎的社会舞台旁边匍匐着一大群冷眼旁观的生灵──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口。
3. 善恶观念
中国儒家文化本有一套完整的善恶观念，这套观念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特有内蕴，并维系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但这种状况到上个世纪下半叶却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那么，当代青年尤其是农村青年的这种出自家族熏陶和社会自发引导的善恶观念及自身道德水准又如何呢？笔者带着这个问题走访了河南、陕西和安徽的一些典型农村中的青年男女，调阅了100多个基层派出所存放的农村青年违法乱纪的案卷记录，并结合自身在其中生活了多年的亲身体会和切身体验，发现在农村善恶是非观念已经发生了可怕的混淆，在大脑中本来就几乎一片空白的农村青年的认知当中，传统美德（仁、义、礼、智、信）已经基本上消失殆尽。
过去文学作品中常常加以称道的农民中率直、朴实、乐于助人等品性，如今已不复存在；而一切丑陋的品性如嫉妒、猜忌、自私自利、谎言、流言、自大、自卑、狂妄、阴险、恶毒中伤等却如癌肿般膨胀起来。乡村社会里到处都是恶人当道，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的“丛林法则”在“发扬光大”。男人出卖灵魂、女人出卖肉体的肮脏交易随处可见，一家有难、邻人观看的可怕图景令人扼腕。
在豫东某县公安局2001年度统计的603例违法案件中，危害性较大的刑事案件就占了80%，包括抢劫、绑架、侮辱妇女、故意杀人等性质恶劣、民愤极大的严重刑事案件，涉案农民576人，其中90%以上是青年或青少年。他们的作案动机相当简单，或者是光天化日之下对他人财物的非法强占，或者是出于一时心血来潮而对他人身心进行毫无道理的残忍戕害，并且往往以交往范围内的弱者为发泄对象，这本身就显现出罪犯灵魂的卑劣和怯懦的本性。今天的中国农村到处都呈现这样一幅图景：一片死寂的农村暗夜里，游荡着三五成群、随时酝酿着罪恶并将之付诸实施的“罪恶天使”，这些人毁灭了别人，制造了惨剧，同时也是悲剧主角之一。
当社会在谴责那些罪犯时，是不是也应该反思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后果？当广大农村青年因饱受贫穷煎熬而萌生罪恶念头时，整个社会对他们表示了些微关注没有？中国城市里的精英阶层又以自己的所作所为向社会展示着什么样的行为模本？在整个社会道德空前堕落的今天，农村青年所表现的常常是对暴力的崇尚、对低俗的趋奉、对丑恶的不辨、对人道与善良的践踏和对人间惨象的麻木不仁。
最让笔者感到悲哀的是，当中国面临“萨斯”病毒侵袭的时候，民众本应团结一致、互相帮助、相互勉励、共度难关，可是竟然发生了令人悲哀和痛惜的事：北京附近的农民竟然把公路挖断，想以此阻断来自疫区的车辆人员可能携带的病毒；全国各地也发生了数起农民自发组织起来捣毁对疑似病人隔离观察和救护的病房，害怕祸及己身。出于对自身生命的保护而采取的正当行动是应当提倡的，但对如此做法笔者实在不敢恭维。
在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农村和农业曾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承受了巨大的牺牲；但是，当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越来越超前时，城乡差距、工农差距日见其增，毫无疑问，靠农村的奶水养大的城市经济现在应该开始反哺农村，再也没有任何理由拖延逃避了。上述分析表明，如果政府继续忽视甚至有意冷落农村的话，其结果将不仅是农业的落后和整个社会发展的失调，还将造就庞大的反社会力量。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发起过旨在提高民众素质的“乡村建设运动”，他们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和主张至今仍然极具参考价值。
【注释】
[1]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1）》，第45页。
[2] 《中国统计年鉴（2001）》。
[3] 汪向东，《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第31页，《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年，增刊。
[4] 参见唐秋萍等，“SCL-90在中国的应用与分析”，第7卷，16页，《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5] 《中国统计年鉴（2002）》，第49页，51页。
[6] 出处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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