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0年到1973年5月，中国大陆与美国没有外交关系。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之后，中国大陆与美国开始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戴维.布鲁斯是美国驻华联络处的首任主任，他在中国工作了1年又4个月[1]，是一位德高望众的外交家。他亲历了文革后期中美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对当时中国的内政与外交也有直接的观察。 

    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对中美关系的开拓性意义相比，美国首任驻华联络处主任的工作业绩并不那么明显和引人注目。这主要是因为以下原因：第一，中美双方从互设联络处到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先后历经数年，在此双方外交关系的过渡时期内，各自都采取了谨慎而低调的态度。第二，在此期间，两国的内政都发生了重大事件。在美国，尼克松因爆炸性的“水门事件”而下台。在中国，毛泽东的“文革”政策面临失败，但在他的支持下，左派势力仍试图打击令毛泽东不满的周恩来。两国政局的动荡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各自的外交政策，使双方的联络处只能保持低姿态运作。 

    学术界直到近期才开始研究布鲁斯，动力主要来自尼尔森·兰克福德（Nelson Lankford）出版的布鲁斯传记。[2] 布鲁斯生前一共留下了72卷日记，其中最后两卷涉及到他的在华经历，为读者提供了第一手的研究资料。[3] 香港大学的普里西拉.罗伯茨（Priscilla Roberts）博士对其日记作了细致全面的文本研究。这两卷日记主要反映了布鲁斯对中国外交官员、外交体制和大众传媒的看法及评论，较少涉及美国国家利益等敏感问题，故而在交付出版时仅有少部份被删除。[4] 布鲁斯当年驻北京时期的副手约翰.霍尔德里奇以及美国记者苏兹伯格(C. L. Sulzberger)也出版了一些有关布鲁斯的研究成果。这些材料都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重要帮助。本文将集中介绍布鲁斯对当时的中国媒体的看法，同时结合国内外的研究资料对布鲁斯驻华期间中国媒体的特点及中国政府对国外媒体的态度作历史性考察。 

“文革”后期中国外交与媒体的特点 

    从布鲁斯的日记中可以看到，70年代初的中国媒体具有一致性、复杂性和滞后性的特点。在布鲁斯的日记里，70年代初的中国媒体是中国外交的风向仪：中国政府对第三世界推崇备至的热情和对“水门事件”冷眼旁观的态度，非常明显地体现在媒体的报导中。不过在内政方面情况又显得十分复杂：作为批判与论战的工具，那时中国的媒体不断地刊载前后似乎矛盾的观点，这让布鲁斯感到十分困惑与忧虑。此外，当时中国政府对一些重要的国内事件保密，因而中国媒体的相关报导显得相对滞后。[5] 

    布鲁斯到任初期，中国媒体对美国新设的驻华联络处的关注相当有限。《人民日报》只在1973年5月15日第四版的右下角刊登了一则一句话新闻，题为“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鲁斯到京”。全文是：新华社1973年5月14日讯，美利坚合众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联络处主任戴维.布鲁斯乘飞机到达北京。[6] 如此低调的新闻处理体现了中国政府的政治意图：由于美国驻中国的联络处并不是正式意义上的外交机构，因此不宜做大量的宣传报导；而且在中美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之前，中国政府将始终采取谨慎的态度。 

    中国政府的这一态度在中国媒体对“水门事件”的零星报导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水门事件”发生初期，布鲁斯十分关心中国政府对该事件的态度以及它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然而当他翻阅了大量的中国报纸后才发现：“受到控制的新闻媒体并没有报导这件事”。[7] 布鲁斯在日记里记录了一些外界对中国媒体不热心“水门事件”的猜测：“来访的美国、香港的记者们有许多的推测。很明显，北京对这一事件背后的道德并不在意，只是担心尼克松总统和亨利.基辛格继续执行对华政策的能力会因此而受到削弱。他们（中国）害怕与美国政府的密谈内容会公诸于众。在中国，丑闻是可以被视而不见的，但是机密决不允许泄漏。”[8]显然，布鲁斯将中国政府对“水门事件”的不在意与中国媒体的不热心统一起来，他的判断是，由于中国政府对“水门事件”背后的道德问题不以为然，而且不愿意涉及与尼克松总统的密谈，所以对“水门事件”采取了淡化处理的态度，中国媒体对此精神加以全面贯彻。 

    关于中国领导层对“水门事件”的态度，美国记者苏兹伯格（C. L. Sulzberger）在他的回忆录中做了一个很好的补充。1973年10月26日，周恩来接见了他，在交谈中他问周恩来，“水门事件”是否对中美关系产生过任何影响。周恩来说没有，并补充道：“我们在讨论这件事的时候从来不用‘丑闻’这个词。因为这完全是你们的内政，我们也从来没有出版过任何有关此事的刊物。此事没有影响到大局”。[9] 正是在这样一种基调下，当时除了新华社编译的《参考消息》提到过“水门事件”并援引了美方的评论之外，中国的媒体对“水门事件”丝毫没有兴趣，也不被允许关注或报导此事。[10] 

    相比之下，第三世界国家却成了当时中国媒体青睐备至、重点宣传的宠儿。布鲁斯驻华期间，中国的各大报纸经常用整版篇幅报导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的来访活动，以显示中国政府对这些国家的重视与友好，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媒体报导完全遵循中国外交的政治需要。在接待规格上，布鲁斯觉得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访华团相当重视，各大报纸频频刊登有关报导。布鲁斯在日记中写道：“周恩来亲自去机场接马里来的客人，与他们会谈，还召开了一个盛大的宴会。接着他们被毛主席接见，中国的一些报纸刊登了毛主席欢迎他们的话。”[11] 

    布鲁斯认为，中国对第三世界的热情符合中国的战略规划，即“用较少的代价换得众多第三世界的效忠”。[12] 苏兹伯格也在自己的日记中记录了布鲁斯的有关看法：“（布鲁斯）说中国领导人觉得调整到一种相对于两个超级大国而言更加正统的姿态是可取的。中国反对一个或两个超级大国的资本主义。这样调整的结果就是北京视第三世界为同属。从任何意义上来看，这都不是出于军事的考虑。事实上，中国更希望看到美苏的对抗延续下去。”[13] 因此，在布鲁斯看来，中国媒体对不同国家给予的关注取决于中国政府的政治定位，而中国媒体则具有与中央保持一致的特点。 

    在中国媒体呈现一致性的同时，布鲁斯还发现，1973年、1974年的中国媒体由于国内特殊的政治环境而显示出复杂性，频频见诸于报端的批判与论战让他疑虑重重。 

    布鲁斯刚到中国不久，就发现中国的报刊对美国所进行的宣传仍然是负面的，这一态度与当时逐渐缓和的中美关系似乎格格不入。他从中国的主要报纸上发现，中国媒体仍然将美国视为潜在的敌手和正在衰退的帝国主义，其报导也还是常常关注于美国的能源危机、劳动人民晚年生活无保障、经济衰退、物价猛涨、工人实际收入下降、罢工等等，很少出现对美国的正面积极的报导。[14] 在布鲁斯看来，中国媒体对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不断贬斥，不仅不符合中国外交的需要和中美建交的长远利益，而且与中国力图在70年代打开外交局面的外交政策相背离。因此，中国媒体的立场与中国政府对美国和解的政策之间的矛盾，让布鲁斯颇为担心。 

    不久之后布鲁斯发现中国的媒体开始批判“无标题音乐”。这次事件之后，布鲁斯认识到中国媒体的立场与中央的外交政策之间似乎存在着矛盾，媒体本身甚至在“无标题音乐”事件中也表现出忽正忽反的态度。他认为，这一切的根源都在于“中国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国度”。[15] 

    1973年9月16日，美国费城交响乐团在北京有一场公开演出。根据布鲁斯的副手霍尔德里奇的回忆：“乐团从收到的节目单上获悉，它要接受一项特殊要求，演出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可是该乐团原定要演奏的所有乐曲都是在启程离开美国前同中方商定好的，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并不包括在内。当尤金.奥迪曼对中方在节目单中添加‘第六交响曲’提出反对意见并对中方说乐团未带有关的乐谱时，他被告知贝多芬的这个交响曲的演出是‘必不可少的’，有关乐谱将从上海空运来”。[16] 演出十分成功，中国媒体的反应十分积极。但是，费城交响乐团回国数月后，一场批判“无标题音乐”的运动就席卷了中国大地。 

    当时，布鲁斯对西方音乐在中国遭遇的高涨热情和继之而来的大肆批判十分不解，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共产党正在大力地攻击西方音乐，尤其是舒伯特和贝多芬的作品，这是因为它们的‘资产阶级性质’。当我们回想起去年被邀请来华的费城交响乐团和江青（毛夫人）特别要求他们演奏的贝多芬《第六交响曲》，现在的批判似乎有些出人意料。”[17] 布鲁斯花了几天时间观察这场有些唐突的批判。几天后他做了如下评述：“最近的事件反映了文化革命的惧外态度。受控制的新闻界和干部们将所有的音乐都说成是有阶级内容的，而那些主张通过单纯的艺术价值来评判某个作品的人们则被说成是试图模糊音乐的资产阶级性质和自身的反动本质。在批判中他们经常会引用到一句毛主席的话‘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示警告，但是这种引用多少有点暧昧。在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国度里，可能此类辩论并不如一些人想得那样严重。对澳大利亚交响乐团和费城交响乐团的热情无疑是真实的，加拿大人也有理由相信他们的温哥华交响乐团预定的访华行程仍然会受到欢迎。”[18] 布鲁斯认为，中国媒体对无标题音乐的批判只是形式上的，论战不会淹没人们对音乐的热爱；而此类批判发生在中国也是合乎情理的，因为他判断中国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国家。 

    事实上，当时中国媒体继续对美国进行负面宣传以及组织对“无标题音乐”的批判，都根源于当时政府内部复杂矛盾的政治立场。控制着媒体的极左势力在外交上持保守立场，批判“无标题音乐”的事件就是江青等人发动的，批判的最终矛头是周恩来。事件的起因是，10月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意对外文委关于邀请外国的两名音乐家来华演出的报告。江青等人则歪曲报告的原意，声称这份报告宣扬了“无标题音乐、无社会内容”，并通过召开座谈会和组织批判文章掀起了批判之风。[19] 

    当时，由于信息不通畅、中国国内政治局势复杂等客观条件的限制[20]，更由于对中国专制政治下的意识形态文化的隔膜，初来乍到的布鲁斯和美国驻华联络处的“中国通”们对这场批判背后的真相几乎是无法了解的。[21] 布鲁斯以自己独特的视角观察了中国媒体及其所处的复杂环境，使今天的读者能对当时中国的情形有所了解。 

    布鲁斯还认为，由于70年代初中国政府对一些重要的国内事件全面保密，中国媒体在有关的报导上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例如，1973年6月27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氢弹试验，但是有关消息直到成功爆炸后的第3天才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其实，布鲁斯在6月28日的日记中就表露出疑惑，不过他和其他驻北京的外国外交官们一样，只能依据当时所有飞机航班被取消的现象进行猜测。[22] 又如，中国媒体对1973年8月24日至8月28日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消息迟迟不报，对会议的前期准备工作更是只字不提。善于观察的布鲁斯在8月初的日记中就提到：“党的大会提前召开的可能性迹象增加了。更多的原定于8月份来访的外国访客日程被突然延期。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晚间骑车时在人民大会堂附近发现许多大型的汽车聚集在一起，而这些汽车通常是留给重要的官员们使用的。”[23]《人民日报》直到大会闭幕的两天后（即8月30日）才在头版刊登了大会的“公报”。 

“文革”后期中国政府对外国媒体的态度 

    布鲁斯的日记不仅展示了70年代初中国媒体的特点，而且还通过另外一些记叙从侧面揭示出中国政府在70年代初对外国记者的态度。 

    在布鲁斯的日记中有这样一份发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主要是布鲁斯对当时美国希望派记者报导联络处情况、而中国拒绝发给他们入境签证的问题发表的个人评论。布鲁斯分析中国拒绝发给美国记者签证是基于如下理由：中方并不欢迎美国对此事的报导，联络处的馆舍刚刚建好一部份，不值得举行什么仪式进行庆贺；别国的外交官已经就中国对美国的善待发出了零星的批评，所以中国政府不愿意对布鲁斯等人的到来给予特别的宣传等等。[24] 在给华盛顿的建议中，布鲁斯特别提到，美国不应该对新发展的中美关系过于乐观，“（中国人）是惧外的、同质的和民族主义的，他们对任何举动都十分敏感，以至于他们可能错误地将这些举动误解为外来干涉的前奏”。[25] 所以他并不认为美国打算在北京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新闻部门的时机已经成熟，在此之前美国媒体应该向中国驻美国联络处的人员仔细磋商。[26] 这份电报反映出布鲁斯对时局的判断，他觉得中国政府对外国媒体持谨慎态度，中方希望由那些臣服于中国政府的外国媒体对他们的制度进行中国政府所需要的宣传与报导。 

    这一期望很明确地反映在女记者克莱尔.霍林沃思（Clare Hollingworth）的一次经历中，布鲁斯将其记录在他的日记里。霍林沃思与布鲁斯一起吃饭时提到：中国的情报官员曾要求她不要在毛泽东80岁生日时发表任何文章，但她早已答应过别人要写一篇相关的文章，而且文章已完成并发到伦敦去了，她本人不愿意再撤回。当她将这些告诉那两个她并不认识的情报官员时，她觉察出他们非常固执，而且言语间还流露出对外国记者报导中国国内事件的批评。谈话中，那些官员也提到了美国记者苏兹伯格，并且说他们知道苏兹伯格是霍林沃思的朋友，苏兹伯格有关中国的文章纯粹是“胡扯”，令人“目瞪口呆”。[27] 

    布鲁斯也听到过中方对苏兹伯格的类似评论，但他本人觉得苏兹伯格的报导比起其他渠道的新闻消息更为客观。他深深感到，中国期望得到的是那些受到控制的宣传者们的宣传，否则外国媒体对中国的报导将被视作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布鲁斯从一个美国外交官的视角对中国的媒体政策的观察，为中国现代史的研究者提供了独特的珍贵材料。从治史的角度看，第一手资料的珍贵性永远无法被回忆录等取代。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段时期，中国应该如何对待外国媒体以及怎样让本国的媒体开展积极的报导，布鲁斯的立场和分析让我们深思。 

【注释】 
[1] 布鲁斯的任期从1973年5月到1974年9月。 
[2] Nelson Lankford. The Last American Aristocrat: The Biography of Ambassador David K. E. Bruce} (Boston: Little Brown, 1996). 
[3] 1974年秋天，第二任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接任之后，布鲁斯即赴布鲁塞尔任美国驻北约大使。在布鲁塞尔期间他的日记只是一些描述性的工作日志，没有布鲁斯的个人感受与评价，所以后人未把这些日志归入他的日记。 
[4] 被删除的内容包括1974年5月布鲁斯发送的一份关于他对中美关系展望的长电报，以及几句关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水门事件”的评价和对1974年中国驱逐5名苏联间谍事件的评价。这些删除的内容在布鲁斯的整个“中国日记”中是很少的一部份。参见Priscilla Roberts, "I Began to Think of Myself as a Marco Polo: David Bruce in China, 1973-1974,"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November, 1998。这篇文章是Priscilla Roberts所整理出版的布鲁斯日记Window on the Forbidden City: The Beijing Diaries of David Bruce, 1973-1974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1)一书中的介绍。 
[5] Bruce, Diary}, June 28, 1973. 
[6] 《人民日报》，1973年5月15日，第4版。 
[7] Bruce, Diary, June 9, 1973. 
[8] Bruce, Diary, June 16, 1973. 
[9] C. L. Sulzberger, Postscript with a Chinese Accent: Memoirs and Diaries 1972-1973} (New York: Macmillan, 1974), p.379. 
[10] 出处同上。 
[11] Bruce, Diary, June 25, 1973. 
[12] 出处同上。 
[13] C. L. Sulzberger, Postscript with a Chinese Accent: Memoirs and Diaries 1972-1973}, New York: Macmillan, 1974, p.283. 
[14] 布鲁斯记载了《人民日报》关于美国情况的如下报导：1973年12月6日，“美国能源危机严重”；1973年12月20日，“美国劳动人民晚年生活没有保障，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不堪忍受开始起来反抗”；1974年1月21日，“美国舆论认为美国可能出现经济衰退”；1974年1月25日，“1973年美国消费物价猛涨，工人实际收入在去年一年内下降3％”；1974年2月4日，“美国20多个州自备卡车司机罢工”。见Bruce, Diary}, July 29, 1973. 
[15] Bruce, Diary}, January 19, 1974. 
[16] 根据霍尔德里奇的回忆，那场音乐会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参见霍尔德里奇的《1945年以来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杨立义、林均红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86-187页。 
[17] Bruce, Diary}, January 16, 1974. 
[18] Bruce, Diary}, January 19, 1974. 
[19] 1973年11月，“四人帮”先在上海发难，开座谈会，散发见报，组织批判文章。12月7日，国务院文化组组长于会泳在北京召开首都文艺界大会，攻击周恩来圈阅同意的报告是“开门揖盗”，号召批判“无标题音乐”，“与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斗争”。据不完全统计，自12月开始全国发表了100多篇批判文章。参见马齐彬、陈文斌、林蕴辉、丛进、王年一、张天荣、卜伟华：《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369页。 
[20] 中国政府对驻京外交人员的种种限制不仅影响了布鲁斯等外交官对“无标题音乐”事件的判断，还妨碍了他们对许多其它问题的认识。比如，对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布鲁斯曾在日记中承认：“文革的动机和影响已经被巨细无遗地分析清楚了，可是我们这些异国的门外汉还是丈二摸不着头脑。”参见Bruce, Diary}, July 23, 1973。 
[21] 布鲁斯的副手霍尔德里奇在他的书中将批判“无标题音乐”的运动与周恩来联系起来，并理解为这是周恩来发动的，用于反击江青及其集团。参见霍尔德里奇的《1945年以来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第187页。 
[22] Bruce, Diary, June 28, 1973. 
[23] Bruce, Diary, August 3, 1973. 
[24] Bruce, Diary, May 25, 1973. 
[25] 出处同上。 
[26] 出处同上。 
[27] Bruce, Diary, December 21, 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