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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过期期刊 MCS 2003 Issue 3 俄罗斯的对华政策以及对中国的看法
期刊 过期期刊 MCS 2003 Issue 3 俄罗斯的对华政策以及对中国的看法
俄罗斯的对华政策以及对中国的看法
一、俄罗斯对中国的看法和90年代后苏联时期的俄国对华政策
二、俄中接近背后的动机
三、俄罗斯的中国观与俄罗斯政治文化
【注释】
二、俄中接近背后的动机
三、俄罗斯的中国观与俄罗斯政治文化
【注释】
一、俄罗斯对中国的看法和90年代后苏联时期的俄国对华政策
20世纪90年代，同时在中国和俄罗斯发生的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重塑了中国在俄国人心目中的形像，从而影响了俄罗斯官方对中国的态度。不仅如此，由于在新俄罗斯联邦政治中公众参与程度的提高，公众和精英们的看法对俄罗斯官方政策（包括对华政策）的冲击要比苏联时期大得多，尤其表现在各种政治团体和有实力的集团对决策过程的影响上。
苏联垮台伊始，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重点是发展与西方的关系，以便进入“欧洲共同家园”，对于与近邻发展关系兴趣不大。俄罗斯外交部的正式代表并没有说俄罗斯与东方的关系不重要，而是强调俄罗斯要优先加强与西方世界的联系，希望由此使俄国成为西方社会的好公民。早在1991年8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庆祝挫败政变的集会上，俄罗斯外长安德烈·科济列夫就宣布了俄罗斯新的官方立场：民主的俄罗斯、美国及其他西方民主国家是天然的盟友，这就如同它们与极权主义的苏联是天然的敌人一样。[1] 俄外长解释说，基于这一政治理念，俄罗斯现实的外交政策就是与“文明世界，包括北约、联合国及其他国际机构，建立友好的、最终是同盟式的关系”。[2]
其他的俄罗斯领导人（包括代总理伊戈尔·盖达尔）认为，中国是个危险而无用的邻国，在谈及这一点时他们毫不隐晦自己的态度。俄罗斯新政府对中国的了解是不充份的，俄罗斯的部长们倾向于低估中国的发展水平。例如，对外经济关系委员会主席彼得·阿文在1992年访华期间，竟然想把质量低劣的、在本国都没有市场的俄罗斯家用电器产品推销给中国。[3]
不过，俄罗斯政府很快就不得不改变态度。1994年1月27日，科济列夫外长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演讲中说：“我们认识到，只有与外部世界合作而不是对抗才能促进俄罗斯的利益。为此，我们在许多方面寻求与所有的亚洲国家重新发展关系，这就涉及到我们伟大的东方邻国中国，在经历了从充满坎坷的意识形态友谊，到不合道理的、不留余地的敌对状态的痛苦挫折之后，俄罗斯和中国这两大文明的‘大陆’，才坚定地迈上了通往睦邻和合作的道路。在阐述俄罗斯外交政策时，我们认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睦邻关系具有战略意义”。[4]
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重新定位是迫于各种集团和政治势力的压力所致，他们从一种非常不同的视角看待对华关系以及俄罗斯整体的对外政策，完全不同意科济列夫一边倒的西方主义。其中，俄罗斯的军工联合体集团认为，中国是个重要的商业夥伴。苏联解体后，伊戈尔·盖达尔领导的第一届俄罗斯政府的经济政策对俄国的军工生产造成沉重打击，于是军工集团的领导人猛烈抨击政府的无能。为了削减军事预算，政府拒绝履行军备生产合同，以致于数十万军工企业的工人领不到工资，出口因而成为军工部门唯一可靠的资金来源，中国则成了俄罗斯武器最热心的购买者。根据专家的估计，到1992年，中国已成为俄罗斯军工部门在“传统市场”之外努力发掘的主要目标之一。[5] 俄罗斯的领导层开始认识到，中国在弥补俄军事预算不足及解决某些社会问题方面可以起到重要作用，于是更加注意倾听强烈主张与中国保持密切关系的军工部门领导人的意见。这很容易理解。据俄罗斯一家主要的军火出口公司“罗斯伏茹山涅”（Rosvooruzhenie）的前总裁A·科特金称，在90年代，来自军火出口的款项提供了俄罗斯军工生产50%以上的资金来源，最大的买主就是中国。[6]
军工联合体地位的上升表现为，自盖达尔内阁下台以来的历届俄罗斯政府里都有他们的代表。军工联合体对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广泛影响力还体现在，它的一位长期鼓吹中国式改革的显赫人物──阿卡迪·沃尔斯基被任命为俄罗斯“俄中21世纪和平友好与发展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作为一个非政府机构，创立于江泽民主席与叶利钦总统1997年4月会晤之际，其任务是“积极动员两国的社会各阶层和企业界，以加强俄中关系”。[7]
作为一个强大的院外集团，据报导，俄罗斯的军火生产商和出口商们在发展对华关系方面还有着自己的计划，他们把握着一条简单的原则，用一位专家的话说就是，“什么都可以卖，无论交易对象是谁”。[8] 名义上，俄罗斯有一套军火出口管制制度，俄罗斯外交部也声称，“与中国开展军事和技术合作是建立在俄罗斯完全遵守国际义务和其自身安全利益的基础之上的”。[9] 在2000年的一次谈话中，外交部长伊戈尔·伊万诺夫再次强调说，俄罗斯完全是在国际协定的框架内向中国出售防御性武器。[10] 然而，实际上──至少有一位专家认为──俄罗斯的外交部和情报机构“并未能精确地确定哪些武器出口了，哪些没有，特别是在1992年，通常认为在那一年，出口管制实际上是不存在的”。[11]
要求与中国发展更紧密的关系、并对政府领导层产生影响的另一个政治集团是国家杜马（即议会──译者注），特别是在1995年大选以后，俄罗斯共产党的影响一度非常之大，杜马外交关系委员会也十分“亲中”。虽然杜马并不直接介入外交政策的制定，但它能通过各种渠道对之施加影响。这些渠道包括，杜马主席盖纳季·谢列兹涅夫（时为俄共领导层成员）与总统的会晤；组织听证会，邀请行政机关的代表出席作证（与中国有关的听证会就至少举行了2次）；外交关系委员会表决通过对驻外使节的任命等等。甚至主要的反对党如俄共领导人盖纳季·久加诺夫的微词都会促使外交部顺势而为，采取主动。
学术界的影响同样不能低估，尽管这一影响最主要地是通过出版物和大众媒体讨论等方式创造出的特定的舆论气氛而间接实现的。直接的影响也在不时地发生。一些学者在被选为议员或被任命为行政部门的高级官员后成为政治家，如长期倡导中国式改革、曾于1993年至1995年任杜马“军事与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的奥列格·博格莫洛夫院士，目前担任杜马“军事与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的阿列克谢·阿尔巴托夫，曾任俄罗斯政府对外经济关系部门负责人及联邦委员会下属的智囊团──“议会中心”副主任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谢尔盖·茨普拉科夫。总统府不时地组织成立各种各样的由学术界参加的咨询小组和委员会，研究机构也不断向总统府递交报告和分析，政府和议会委员会则邀请政府各部代表参加“圆桌讨论”和“形势分析”。一些研究机构直接隶属于某些政党或与之存在着间接的联系。例如，俄国科学院远东所的骨干会为俄共提供咨询；“精神遗产基金会”及其研究中心──RAU公司在2000年以前与俄共和“人民爱国联盟”有直接的联系，基金会领导人阿力克谢·波德别列兹金被公认是俄共领导人盖纳季·久加诺夫的演讲撰稿人；“亚博卢”集团的领导人则掌握着两个研究中心；“俄罗斯选择”的领导人伊戈尔·盖达尔也同样掌握着一个研究中心。
一些边疆地区、尤其是滨海边疆区和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译者注）区的领导人，则组成了游说反对俄中边境贸易的重要的压力集团。尽管他们并不完全反对贸易，但强烈主张严格控制边界，对中国移民采取严厉措施。除了经由“联邦议会”[12] 之外，他们还广泛地通过与中央政府官员个人之间的会晤以及媒体造势来施加影响。正是由于他们的影响，中俄两国互免签证的入境制度被废除。虽然他们未能削弱“俄中边界条约”，但还是设法把全国的注意力引向了边界划界问题。而且，在叶利钦时期地方当局的权力如此之大，以致于他们能采取单方面措施改变边境制度。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是，哈巴罗夫斯克州州长维克多·伊沙耶夫授权中国船只沿属于哈巴罗夫斯克区域的阿穆尔河（即黑龙江──译者注）航行，而这不在双边条约的范围之内。滨海区和哈巴罗夫斯克区还特别制定了地方规章，吸引中国的旅游者和访问者。总体来说，他们的影响及其强烈的反移民宣传恶化了与中国发展合作的气氛，加上莫斯科行为上的前后不一和起伏不定，边界问题因而被搅得混乱不堪。
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边疆区当局经常公开地挑战莫斯科的对华政策，并根据自己区域的特定情况另搞一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特别是在加盟共和国行政首脑实行选举、以及地方领导人进入“联邦议会”之后，莫斯科对地方事务的控制力相当有限。有关莫斯科影响力有限的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尽管滨海边疆区长官纳兹德拉坦科公开反对莫斯科在许多问题上的立场（包括与中国的边界条约），他的老对手、俄罗斯第一副总理阿纳托利·丘拜斯却根本无法将之撤换。直到2001年2月，纳兹德拉坦科被指控对滨海边疆区发生的一场灾难性的能源危机负有责任时，普京总统才成功地迫使他辞职。
莫斯科的官员们也时不时地受到“黄祸论”的影响。1995年，建设部长E·巴辛在一家官方报纸上谈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天然宝藏时写到：“这片土地开发以后，远东地区将极其富有。中国人和韩国人非常快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已经实实在在地占有了我们的远东。看起来他们很快就要宣布它为一个主权的细眼睛人的共和国了。”[13] 不过，这种情绪在联邦政府这一级还是很少见的。除了国家杜马里某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议员外，在远东地区领导人影响力最强的“联邦议会”里，这种反华情绪最为普遍。例如，前“联邦议会”副主席瓦西里·利加乔夫（同时担任鞑靼共和国议会主席）就完全赞同弗拉基米尔·米阿斯尼科夫的“中国扩张”论。利加乔夫象激进的民族主义者那样认为，俄罗斯的客观利益在于把中国的扩张南引，去针对台湾、新加坡和整个东南亚，并在保持美中以及日中长期对峙的同时，由俄罗斯充当“好邻居”或者“参赛的第三方”。在他看来，将中国的活动南引是可能的，只要俄罗斯在北方的“高坝”足够坚固。[14] 俄罗斯前国防部长伊戈尔·拉季奥诺夫曾经把中国列为“俄罗斯主要的潜在敌人”。[15] 2000年6月，国家杜马的“联邦事务与地方政策委员会”散发了有关阿穆尔州形势的情况通报，其中提到所谓的中国人在俄罗斯联邦领土、包括阿穆尔州和远东地区的“强行扩张”。[16] 这些有关中国的观点表明，“中国威胁”的思潮在莫斯科的学术界和政府中都有支持者。尽管存在形形色色的类似观点，但并不代表俄罗斯官方的主流立场和政策，即便是在“联邦议会”和国家杜马，上述观点也受到对中国市场深感兴趣的军事工业和重工业企业的代表们的抵制。
所有这些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俄罗斯总统和外交部的官员们开始在官方文件和声明中更多地注意亚太地区和中国。1993年亚太地区被排列在俄罗斯官方对外关系优先目标中的第6位（在与独联体关系、军备控制、国际安全、经济改革、与美欧关系之后）[17] ；到了1996年，外长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将之提升到了独联体关系和东欧关系之后的第3位。[18]
大约从90年代中期以来，俄罗斯在与中国以及整个亚洲关系上的官方立场非常近乎于在各权力中心之间“平衡”并保持“等距离”。在1995年7月克里姆林宫的一次会议上，叶利钦总统明确阐述了俄罗斯对华关系的基本立场。他说：“对于我们来说，中国是个非常重要的国家，这是个与我们有着世界上最长的边界、而且我们注定要永远与之并肩工作和生活的邻国。俄罗斯的未来取决于和中国合作的成功与否。从全球政治的角度看，与中国的关系也是极端重要的。我们可以借重中国来和西方打交道，那样，西方就会对俄国更尊重点。”[19]
俄罗斯在与中国以及整个亚洲关系上的官方立场，反映在外交部官员所明确发表的关于在权力中心之间加以“平衡”并保持“等距离”的声明和评论中。负责亚洲政策的前副外长哥里高利·卡拉辛在多篇文章及多次谈话中坚持认为，俄罗斯的双头鹰应当同时面向西方和东方。[20] 卡拉辛的下属──外交部亚洲一司司长叶夫根尼·阿法纳西耶夫和该司的中国处处长哥里高利·罗格维诺夫在一篇全面分析俄中关系的文章中指出：“俄罗斯必须与西方和东方保持长期友好的夥伴关系，对任何一方均适用单一标准，即诚挚、开放、平等互利。俄罗斯外交政策中的东西方两个分支不能相互拖后腿，相反，它们必须根据我国独特的地缘政治位置统一起来”。[21]
卡拉辛认为，与中国建立战略夥伴关系是基于俄罗斯客观的国家利益以及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22] 他强调，俄罗斯和中国是“两个重要的大国和新生的多极世界的极”。[23] 俄罗斯当局相信，中国正在稳步成为一个国际权力中心，一个稳定繁荣的中国不仅是一个有用的经济夥伴，也符合俄罗斯的安全利益。[24] 这些外交官们并不同意那种一个强大的中国未来会对俄罗斯构成威胁的理论，他们甚至引用了中国的一句名言：“温饱之余不思征战”。[25] 俄国驻华大使伊戈尔·洛加切夫（中文名字是罗高寿──译者注）也认为，除了密切与中国的关系之外别无选择，因为“与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建立关系的唯一途径，就是寻求发现共同的利益和合作领域；一切其他办法都会起反作用”。[26] 因此，在发展对华关系时，莫斯科应立足于解决战略及经济问题，在此基础上努力扩大贸易与经济合作、结束边界谈判、加强在国际问题上的协调、以及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的合作。
莫斯科正式采用的多极世界的概念显然是针对不断上升的美国的力量，中国接受多极化概念也是出于类似的利益考虑。这体现在江泽民主席和鲍里斯·叶利钦总统1997年签署的“俄中关于多极世界以及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宣言”上。虽然宣言并无约束力，但它作为两国致力发展合作关系的目标的宣示则是重要的。罗高寿认为，从俄国的观点来看，多极化的含义是指排除了一个或几个大国支配世界的可能性。[27] 卡拉辛认为，联合宣言中所表明的对多极化的支持，“在国际社会仍在与带有冷战时代特徵的、试图建立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的旧的思维模式和把国际关系的发展引向单极化方向的企图进行斗争的时候，显得尤为紧迫”。[28] 很显然，用这种以及其他相似的外交语言所指代的就是美国，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有能力建立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罗高寿在另一次针对美国的评论中指出，“我们反对把国家划分成‘民主的’和‘极权的’，‘领导者’和‘追随者’，因为这类的定义就会赋予一些国家无视国际社会，‘裁判’和‘惩罚’其他国家的权力”。[29]
不过，当前的俄中协定远非俄共所想象的那种反美集团，俄国方面对与美国发展稳定的合作很有兴趣，曾一再表明，“发展俄中夥伴关系不是针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利益，也不表明将建立任何形式的集团或联盟”。[30] 俄中双方均对与世界其他地区、包括西方和美国的合作充满兴趣。在俄中1998年11月莫斯科首脑会晤期间签署的联合公报中，双方再次强调“发展俄中战略协作不是结盟，不针对任何第三国”[31] 。类似的评论也见诸于2001年7月签订的“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前前后后。2001年的俄中条约，正如双方所强调的，不构成同盟关系，任何一方都没有如1950年莫斯科与中共签订的“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或1945年克里姆林宫与蒋介石政府签订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那样的义务去保卫另一方。这次看起来莫斯科与北京都在努力避免以往的错误以及1945年和1950年条约所规定的过多的义务，而那两个条约其实并未实际上奏效。
在分析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官方对华关系的立场时，应当牢记当时俄罗斯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徵。上述立场是俄罗斯外交部的正式立场，通常得到了叶利钦总统的赞同。不过，在协调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时，如同在多数其他领域，外交部的对华政策经常不被遵守，且不说独立的部门和私营机构会如此，其他政府部门甚至也公开对之不予理睬。甚至在战略领域，俄罗斯官员们的发言也经常相互矛盾，有时叶利钦总统个人的言论也可以被理解为赞成与中国结成战略联盟。国防部长巴维尔·格拉乔夫和伊格尔·拉季奥诺夫均以发表“不合常规”的讲话而著称。在1995年春天访华期间，格拉乔夫事先未与外交部协商（看得出外交上顶多是个半瓶子醋），就建议在东北亚建立包括俄罗斯、中国、美国、日本和南北韩在内的集体安全体系。没有加入任何多边联盟的北京很有礼貌地拒绝了这一建议。[32] 格拉乔夫同年却又自相矛盾地警告说，“中国人正在试图和平征服俄罗斯的远东”。[33]
格拉乔夫的继任者拉季奥诺夫长时期令北京大惑不解，他多次把中国列为“俄罗斯主要的潜在敌人”；在宣布和被中国视作对自身安全威胁的美国和日本在远东的军事合作计划的同时，却又主张与中国建立“长期的战略夥伴关系”。[34] 在实践中，相关的机构和官员个人常常将其利益凌驾于官方的外交政策路线之上。
通过理顺联邦政府内部关系以及中央和地方关系，结束叶利钦时期行政管理的混乱局面，是普京总统的主要目标之一。普京上台后，立即着手推进行政改革，他的第一个重要行动是敦促议会通过法律，改变了联邦关系的基础，大大削弱了地方当局的权力。这些法律赋予总统解除地方领导人的职务以及解散违反联邦法律的地方议会的权威。新法律还改变了“联邦议会”的构成，“联邦议会”从此不再由地方领导人、而是由地方议会批准的地方行政部门和议会的代表组成，联邦委员会还赋予地方领导人解散当地议会的权力。此外，普京把俄罗斯划分为7个大行政区，并任命了全权代表。这些变化给内外政策带来了更大的连贯性，很少再有地方行政长官敢于公开质疑官方的外交政策路线，包括对华政策。虽然还存有某些分歧，多数地方行政长官把普京看作是俄罗斯国家利益（以及地方利益）更有效的捍卫者，因而没有理由再去挑战俄罗斯的官方政策。所有这些变化对于俄罗斯处理对华关系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与此同时，经济上落后于邻国的俄罗斯的远东地区所面临的问题得到了莫斯科领导层的理解。2000年6月，在远东城市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译者注）举行的关于远东区和跨贝加尔区发展的会议上，普京总统承认，莫斯科以往加快地区发展的努力都失败了，他呼吁要考虑俄罗斯的长期利益，从一个全球视野来看待这一地区。他强调说，由于俄罗斯远东地区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份，但其糟糕的经济形势和人口状况使其问题丛生。不过，不同于一些民族主义的评论者，克里姆林宫似乎相信俄国远东区面临的危险是个内部发展问题，而非中国的阴谋，尽管它也认为某些邻国会利用俄罗斯的弱点。在布拉戈维申斯克的讲话中，普京警告说：“我不想使局势戏剧化，但是如果我们不做出切实的努力，甚至土生土长的俄罗斯人将很快讲日语、汉语和朝鲜语了”。[35]
普京自上台以来继续推行提升与亚洲关系的路线。在2000年11月的一篇题为“俄罗斯：新东方展望”的文章中，普京声称：“我们从未忘记俄罗斯领土的主要部份是在亚洲”。不过他承认，以往俄罗斯没能充份利用这一优势，他呼吁与亚太地区的国家加强政治经济合作。[36] 到20世纪末，俄罗斯在与中国以及整个亚洲关系上的官方立场非常近乎于在权力中心之间加以“平衡”并保持“等距离”，与俄罗斯共享世界上最长边界的中国被莫斯科看作是最重要的亚洲夥伴。普京总统在2000年7月访华期间接受《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俄罗斯电视台采访时指出，俄罗斯应当“倚重两翼：欧洲和亚洲”。他解释说：“我们知道，俄罗斯既是欧洲国家，也是亚洲国家。我们欣赏欧洲的务实和亚洲的智慧，因此，俄罗斯的政策应当保持平衡。在这一意义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无疑应当成为我们主要的优先目标之一。”[37] 在2001年1月与俄国外交部官员的一次会见中，普京总统再次强调亚洲政策的重要性，把它比作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并再一次提出要建立恰当的平衡。他说：“我需要立即告诉你们，算计在哪儿──欧洲还是亚洲的优先性更多是不正确的，现实是俄罗斯因其地缘政治位置，它的国家利益无处不在，这是我们应当始终贯彻的路线。”[38]
二、俄中接近背后的动机
1996年4月，在叶利钦访华期间，双方表达了发展“面向21世纪的战略夥伴关系”的愿望。正如这位俄罗斯前总统所解释的，建立夥伴关系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新生的多极世界结构，反对单一力量在“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绝对没有争议性问题的时候”建立霸权的企图。[39] 从那时起，战略夥伴关系成为双方共同认可的官方政策。2000年7月，在杜尚别召开的“上海论坛”的一次会议上，普京总统说，“中国对于我们来说，在一切活动的领域都实实在在是一个战略夥伴”。[40] 同年，伊万诺夫外长认识到在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但他说，“在战略意义上，我们没有问题，而且也想象不出在最近的将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俄中关系正处在上升期”。[41] 2001年4月，普京总统在会见中国外长唐家璇时指出：“事实上，我们没有任何引起两国关系不愉快的问题。相反，两国关系正在充满活力地、积极地向前发展”。[42] 这一趋势体现在2001年的俄中条约上，该条约第1款指出，两国发展睦邻友好合作、相互信任的夥伴关系、以及战略合作。[43]
克服通向“多极世界”的障碍是1997年3月第4次俄中首脑会晤期间签署的“莫斯科宣言”所包涵的内容，它体现了两国对他们均支持的“多极化”世界秩序的共同看法。这是基于对美国势力不断上升的严重关切，因为美国试图藉此来削弱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俄中两国对美国建立“单极化”、推行霸权政策（如中国所言）、削弱联合国及“安理会”的作用，因而使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之外的国家（如俄罗斯和中国）靠边站、并在决定重大国际问题方面把它们边缘化的企图，感到忧心忡忡。[44]
很显然，尽管俄中关系在历经多年的坎坷后必然趋向正常，但当前的俄中接近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两国对国际形势的不安所致。俄国外长伊万诺夫表示：“俄中在下列关键领域的合作尤其重要，如提高联合国的权威和作用，捍卫国际法在世界事务中的至尊地位，保持战略稳定（首要的是维持“反弹道导弹条约”、以及建立一个人人享有平等权利的新的公平的世界经济秩序）”。[45] 伊万诺夫指出，在双方所共同关注的目标中尤重这样一种趋势，即试图削弱现存的国际法体系，排斥俄罗斯和北京的参与，在联合国之外另建国际决策中心。“北约”未经“安理会”批准对南斯拉夫的轰炸，对俄罗斯和中国来说，是这种趋势最危险的反映。穆斯林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不仅仅是俄中，也是“上海论坛”所有成员国共同关注的问题，这些成员国在杜尚别的会议上决定在比什凯克建立国际反恐怖主义中心。2000年7月普京总统访华期间针对这些问题强调指出：“俄罗斯在国际政治领域的主要任务是维持力量平衡和在国际舞台上的利益。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不时地遇到新的威胁，以及在我们看来，非常危险的概念，如基于人道主义考虑的对别国内政的干涉。我们遭遇到如国际恐怖主义这样的威胁以及诸如宗教极端主义和分离主义那样的问题……，在这一意义上，中国是俄罗斯克服这些问题、避免产生可能的不利后果的最重要的夥伴之一。”[46]
普京总统和江泽民主席在2000年7月的北京会谈中再次肯定了致力于建立多极世界的愿望。[47] 俄中接近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冷战后双方所一致认为的、与美国的政策相联系的不利的重大趋势的激发，这些趋势包括削弱联合国的作用和让“安理会”靠边站的企图、“北约”的东扩政策及其行使安理会的某些职能、以人道主义理由干涉主权国家的内部冲突、华盛顿废除与莫斯科1972年订立的“反弹道导弹条约”、以及美国不愿意加入一系列重要的国际条约等。
关于冷战后的世界秩序，人们通常谈及两个不同的看法，莫斯科和北京就代表其中的一个看法。代表第一种看法的美国在走出冷战后更加强大，它视自己为冷战的胜利者，期望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领导者。它感到冷战期间基于主权国家平等原则发展起来的当代国际法对其构成了制约。被削弱了的俄罗斯和崛起中的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大国，如印度和伊朗，这些国家尚无力单独顶住美国的压力）代表着第二种看法，尽管这些国家之间存在着分歧，它们会倾向于协调行动，捍卫使它们受益的由主权国家所组成的世界，因为这样的世界在总体上限制了美国和西方的支配地位。2001年的俄中条约强调要坚决维护联合国的作用，支持“奠定国际稳定基础的基本协定”（最主要的是指“反弹道导弹条约”）。拒绝对主权国家内政进行干涉的企图，实际上是在最大限度地维护形成于“二战”后的当前的国际法体系。“多极化”的概念有着同样的涵义，代表着一种有关冷战后的世界不由任何一个大国支配、权力和影响由几个大国分享的看法。由此，俄罗斯和中国可以凭有限的资源跻身于有影响的“多极化”国家的集团，并保持着重要的国际影响。
虽然俄罗斯和中国的领导人不断在讨论两国之间潜力无穷的经济合作，目前看起来它仅仅为两国的接近提供了次要的推动力。尽管两国的贸易额已达到创记录的100亿美元，但仍远远落后于中国与美国及其他主要贸易夥伴的贸易水平。就俄国而言，中国是其重要和主要的武器和原材料的购买者；不过，在谈到工业品和技术时，俄罗斯的官员经常抱怨说，尽管中国官方一再提出保证，中国实际上并未给俄罗斯厂商与西方竞争者相同的条件，即便俄罗斯公司在竞标中胜出，中国的企业往往也拒绝与之签订合同。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中国人很关注对俄罗斯的贸易逆差，因为俄国对中国的出口远远超过进口，中国最感兴趣的是把更多的产品卖给俄国，并与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开展合作性项目，以促进中国东北省份的发展。
从俄国人的观点来看，俄罗斯和中国可能会进一步密切关系。把中国视作威胁的势力，无论是俄罗斯政治光谱中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还是激进的西化派，上台执政的可能性都很小，他们的影响也难以大幅度上升，除非俄罗斯发生非同寻常的政治大变动。克里姆林宫的权力可能由赞成在东西方之间保持平衡政策的人来把持。但建立更紧密的俄中联盟的政策会给俄中各自与西方的关系造成太多的问题，俄中均急需西方的合作来推进经济改革，所以，中国方面肯定会对与俄国建立紧密联盟的政策建议持高度保留的态度，所以这类政策是无法实现的。
俄中接近的限度在2001年的“911事件”之后可以看得很清楚，普京总统利用这一事件加快了俄罗斯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向西方的靠拢。俄罗斯积极参加反恐怖主义联盟、尤其是反塔利班战争的行动，引发了一些评论，这些评论认为俄罗斯将被北约和欧洲组织接纳为平等夥伴。北京对它所目睹的俄罗斯重新出现的“一边倒”的西化主义表示了某种担忧。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越来越清楚，地缘政治现实依然在起作用，在经济和政治上，中国无论对于俄罗斯自身的发展，抑或作为俄对其他权力中心的一种选择和平衡的筹码，都是十分重要的。
三、俄罗斯的中国观与俄罗斯政治文化
一项关于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的中国观演变的研究，为分析俄罗斯政治信念变化的特点和方式提供了扎实的材料，从而可能从俄罗斯政治文化的角度得出某些结论。当代中国在俄罗斯的形像相当复杂，它由不同层次的各种信念组成。在某一层次上，中国在俄罗斯的整体形像可以被定义为全体俄罗斯人对中国的最普遍的态度；然后，人们可以谈及多个有关中国的亚形像，意思是不同的地区和人群对中国所持有的印象。虽然这种形像会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而不断地发生变化，但一般而言，另一个国家在本国的形像与其他的信念相比通常更为稳定，因为对它产生影响的主要外部因素（如地理位置、国土相对大小、国力和人口）会长时期保持不变或大致不变，与个人或人群的主要生活状况相比很少会出现剧烈变化。
在俄中3个半世纪的关系中，势力均衡只发生了两次急剧的变化。从17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中叶，两国都很强盛，但俄国离远东过于遥远，它所感兴趣的是保持东部边界的现状，这样俄国的力量就不会从西翼分散出去。因此，两国都愿意遵守《涅尔琴斯克条约》（即《尼布楚条约》──译者注），根据这一条约，俄国失去了部份领土（编者注：中国对此的解释不同）。在19世纪下半叶，俄国的崛起和中国的衰落使形势发生了改变，俄国可以从实力地位出发与它的邻居打交道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其间，在俄国爆发内战、两国当时均陷入混乱之际，出现过短暂的中断。甚至当中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完成统一、国力变得相对强大的时候，仍不得不把苏联看作“老大哥”。直至20世纪60年代末，北京才感到足以有力量对这种状况发起挑战。在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增强了政治团结，而苏联却发展停滞、继而垮台。到20世纪末，中国在历史上首次在经济实力、或许在整体的世界影响上压倒了俄国。
很自然，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令中国在俄罗斯的形像也随之发生变化，但这些变化不是自动完成的。信念的演化总是包含着很强的连续性因素，新的信念不会无端产生，而是根植于业已存在的肥沃的文化土壤中，因而只有当旧的信念发生改变时，变化才是可能的。关于信念的发展有一个范例，那就是俄国古代的历史记载。历史学家在著述历史时，不仅收录每一位前辈的编撰，而且增加新的记载和解释，同时也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和对事件的理解改写前辈的部份历史著述。新的信念体系和政治文化以类似的方式包容旧的，因而过去的事物蕴藏于新事物之中。这并不意味着新体系与旧体系没有差别。首先，新体系包含了以前无法解释的新的事件和现象，尽管人们依据旧的信念体系解释这种新情况，但仍然是在旧体系的基础上增添新的因素；其次，旧信念在新体系的框架内被重新解释，同时，一部份旧信念因后人认为不再重要而被抛弃，另一部份旧信念则得到了补充。与书面记载历史不同的是，单个信念体系发生的变化以及随后在文化上产生的变化是不断进行的，它们对于某个特定时期的“编撰”只能作为一个分析的模型来加以重构。
在对信念的重新解释方面有3大类型：镜象式否定（采用与旧信念相对立的新信念）、重返更旧的信念以及从外部借用新信念（比如外国文化）。通常，这3种类型反映出主观的感知，而现实中所发生的却并不是单纯的否定、重返或借用，而是新的因素和既有文化相互作用，继而产生出更新的、混合的文化体系。信念体系总是不断演化，这种演化会在激烈的社会变革到来的前夜和变革期间加速发展至突破点。
中国在俄罗斯的形像演变历程提供了关于信念演化的生动事例，在当代中国和历史中国的形像中的某些因素之间存在着很强的连续性。例如，从17世纪开始，俄国社会存在着一种信念：俄国与中国的关系（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和其他大国的关系）应当，而且事实上，是“特别”友好的。这一信念在某些时期内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其他时期，尽管这一信念仅仅是诸多相互冲突的信念中的一种，但它从未消失过。建立俄中“特殊关系”的倡导者们经常想到有着同样想法的前辈们。19世纪，这些前辈们求助于以往时期的文件和条约；如今，俄中“特殊关系”的倡导者们则引述19世纪的著名汉学家、如德米特里·门捷列也夫和列夫·托尔斯泰等人的观点，而共产主义的同情者们自然会从苏联时期把世界划分为代表社会主义进步事业（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和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两大对立阵营的官方理论中得出结论。
把中国看作是对俄罗斯远东的威胁的反华派思想也有连续性。认为中国是个有敌意的、野蛮落后的国家（与文明的西方相比）、只懂得蛮横武力的看法，直到19世纪下半叶才流行于俄国，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两国对抗时期，这种看法在苏联变得十分普遍。苏联解体后，反华派的观点再度复活，苏联时期充满警觉的作家们曾活跃地引用他们的19世纪前辈们的思想。如今，反对中国人“人口扩张”的俄罗斯人则经常引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黄祸”论、甚至苏联时期持不同政见作家的观点，后者曾预言未来俄国会和中国有一场战争。
与此同时，连续性没有采取机械借用的形式，因而，俄国人对于中国的印象并未保持不变。很清楚，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19世纪下半叶、苏联时期以及苏联之后的俄罗斯，支持与中国发展和平关系的俄国人均受到不同动机的驱动。他们没有继承他们的前辈的完整思路，而是利用了前辈中最著名人物的权威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种观点所基于的世界观却常常极不相同。例如，从17至18世纪和19世纪初，告诫不要与中国发生对抗的俄国人争辩说，俄国尚未强大到足以与中国发生冲突，而且俄国在远东没有多少利益。他们是“欧洲取向者”，认为俄国在远东的军事冒险将把俄国的注意力从西部边界分散出去。19世纪下半叶，俄国在远东的力量超过了中国，与中国（也时常包括整个东方）建立“特殊关系”的倡导者们，则时常想利用俄中联盟来抗衡在这一地区的其他列强（特别是日本和英国）。在这点上，“分散”论演化为这样一种信念，即俄国尽管强大，但还不足以消化从中国攫取的大片领土。在苏联时期，中国在共产主义世界观的两极框架内被视为社会主义世界的一部份，虽然是个“小弟弟”，但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社会主义国家，是在世界范围内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的一个有价值的盟友。今天，一些俄中友好的支持者们仍然相信，俄罗斯太弱，经不起冲突；其他人则把中国看作是重要的力量和俄罗斯反对西方的影响和政策的盟友。19世纪末，“黄祸”主要被理解为人口的渗入、或者是作为一个伦理问题（存在着俄国人和欧洲人自我转变为不高尚的“中国人”的危险），对军事上“黄种人入侵”的恐惧则是由那些对实际政策没有多少影响、但富有想象力的哲学家和诗人传播开的。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这些恐惧再度出现，但已变成非常实际的问题，真枪实弹的边界冲突开始了，苏联政府和社会相信一场大战即将来临。在苏联之后的俄罗斯，尽管俄罗斯国力虚弱，与中国发生战争的预期实际上已经烟消云散，俄国人所担心的是中国的“人口扩张”，以及未来中国强大起来后可能会向俄国提出领土要求。
因此，重返旧信念就变成了一个异常复杂的过程，其结果是，由部份旧信念和部份新信念所构成的新体系诞生了。其他两个信念演化类型（镜象式否定和外部借用）的情况大体相同。例如，1917年革命后，俄国对于中国的印象似乎180度大转弯，从西方借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把中国从一个在最好的情况下值得去保护之、最坏的情况下则分割其领土的、不开化的发展停滞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反对帝国主义控制的友好国家，以及在世界范围内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的一个潜在的重要盟友。然而，人们还是可以在国际无产阶级与世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世界（主要是西方）的斗争中建立同盟的共产主义救世主思想，和革命前夕一些倡导俄罗斯独特性的（如艾斯珀·乌赫托姆斯基提出的，俄国本应与受到西方侵扰的东方民族建立同盟，在圣彼得堡的白人沙皇的领导下为反对不健康的西方的影响而战）的救世主理论之间发现连续性的存在。关于中国可能推行人口入侵的旧信念显然没有在苏联绝迹。这些信念导致斯大林在俄国的远东地区排斥中国人，并为赫鲁晓夫谋划其中国政策起了作用。
同样，要指明当代俄国人关于中国印象的唯一来源几乎是不可能的。当前，视西方为敌、呼吁与中国建立反西方联盟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经常提到1917年前俄罗斯独特性的倡导者。事实上，那些倡导者中的大多数人普遍相信西方的发展程度更高。在他们看来，俄国的使命并非反对任何一种西方影响，而是把（西方）文明的优势带到东方。在这一意义上，关于发达的西方与由莫斯科和北京领导的欠发达的、被剥削的国家的反西方联盟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的当代民族主义理论，与其说是来自19世纪俄国的反西方理论，不如说是直接来自苏联的有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基本矛盾”的理论。
当代俄罗斯自由主义西化派对中国的看法，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借用了西方理论，实际上却出自同一主要来源。比如像伊戈尔·盖达尔这样的人就说过，俄罗斯的使命是保护西方在“文明”的西方民主世界与落后的东方权威主义世界的对抗中，不受敌对的、不民主的中国的侵犯，这看起来非常象是经过修改的苏联的“基本矛盾”论，只不过好坏两极易位（进步的世界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西方之对抗变成了“文明”的西方和不民主的中国的对抗）。虽然以“民主”来描绘世界得到西方一些人的赞同，并且它本来就是从西方引进的，但是却在苏联教科书培育成长起来的俄罗斯“民主派”那里找到了极其肥沃的土壤，因而得以在俄罗斯以最直接和最激进的方式扎下根。不仅如此，该理论看起来也非常类似于俄罗斯的一个特定的传统信念──是俄国把基督教文明从野蛮的鞑靼人的侵略中拯救出来的。
在研究俄罗斯“民主派”的政治文化时，笔者曾得出结论，一个集团的政治文化的主要来源是前一时期的主导性政治文化。[48] 传统因素和借用信念也在起作用，但它们被既有的文化所修正，如同在穿越过滤网时被过滤了一样。当前的研究通过份析一个社会整体以及各个社会群体对外国持有的印象的案例，在总体上证实了这些结论。不过，其他国家的形像往往保持着较强的连续性，这是由客观的地缘政治因素（如地理位置、版图、人口以及相关国家间的力量均衡）的相对稳定性所决定的。甚至在信念产生革命性变化的时候，这些因素也经常促使其重归地缘政治现实，并在新的信念体系中适应这一现实。在1917年后的俄国，布尔什维克虽提出了联合被压迫的中国人民的新概念，并未能阻止莫斯科把在俄国远东的中国人口视作潜在威胁；20世纪50年代初的“永远是兄弟”的概念，也同样未能阻止莫斯科几年后回过头来就具体问题与中国进行极不愉快的谈判；后苏联的俄罗斯领导层，一度盛行这种观念，即中国是不民主的，是自由俄罗斯和西方的反对者，但这一看法后来又逐步转变为把中国理解为一个有用的夥伴，甚至是一个可以用来制衡西方的潜在盟友。
可以说，当代中国在俄罗斯的形像成型于苏联时期的对华印象以及在苏联时期的主流政治文化和俄国地缘政治现实的影响下、经过重新解释的历史信念和从外部借用的信念的基础之上。随着新一代人在后苏联的文化环境下成长、并活跃于社会生活中，苏联的政治文化及其对新产生的信念的影响会逐步萎缩、消退。自然，在这一形势下，对新现实的解释更多地是寻求于更陈旧的苏联之前的文化和外国文化，虽然表面上苏联的意识形态在某些社会圈子里可能会变得更为盛行。不过，鉴于信念自身的特性，这些借用的或“老话新说”的解释并没有被当作是孤立或完整的因素，而是被主流文化、亦即后苏联的新的俄罗斯政治文化所重新解释和吸收。
（本刊编辑部组织翻译）
【注释】
[1] 安德烈·科济列夫，《转型（Preobrazhenie）》。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95年。
[2] 出处同上。此话最初发表在“新世界中一个转型的俄国”一文中，载《国际事务》（莫斯科），1992年，第4-5期，第86页。
[3] 尤里·萨文科夫，“中俄建立新的关系机制”，《消息报（Izvestiia）》（莫斯科），1992年3月7日，第4版。
[4] 安德烈·科济列夫，“通过‘亚洲’道路通向亚洲的安全体系”，《今天报（Segodnia）》（莫斯科），1994年2月4日，第3版。
[5] 巴维尔·费甘高，“卖给中国的武器与俄国的国家安全”，载《俄国与世界军火贸易（Rossiia vmirovoi torgovle oruzhiem）》。莫斯科：卡内基莫斯科中心，1996年，第128页。
[6] 引自亚历山大·谢古宁和谢尔盖·苏伯金的文章“中俄军事合作：俄方的前景”，载《地区研究》，1997年（第15卷）第4期，第24页。
[7] G.卡拉辛，“俄国与中国：新的夥伴关系”，《国际事务》（莫斯科），1997年（第43卷）第3期，第27页。
[8] 巴维尔·费甘高，出处同注[5]，第135页。
[9] “俄国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国”（采访G.卡拉辛），载《俄罗斯（Rossiia）》，1997年第3期（3月），第14页。
[10] 伊戈尔·伊万诺夫，“我们的关系不受情感影响”，《俄罗斯联邦（Rossiiskaia Federatsia）》，第10期（总第155期），2000年7月，第3页。
[11] 费甘高，出处同注[5]，第136页。
[12] 这是俄国议会的两院之一，2000年以前由俄罗斯联邦个地区成员的行政和代议机构的负责人组成，2000年以后由这些机构的代表组成。
[13] “统一的俄罗斯的空间与时间”，《俄罗斯报（Rossiiskaia gazeta）》，1995年1月1日，第5页。
[14] 瓦西里·利加乔夫，“俄国──中国：战略夥伴关系”，《远东事务》（莫斯科），1997年第2期，第41页。
[15] 见伊戈尔·科罗钦科的文章“伊戈尔·拉季奥诺夫建议成立独立国协国防盟约”，载《独立报（Nezavisimaia gazeta）》，1996年12月26日，第1版。
[16] 见俄罗斯外交部网站www.mid.ru。
[17] 《外交公报（Diplomaticheskii vestnik）》，“特刊”，1993年1月，第15至16页。
[18] 谢古宁和苏伯金，出处同注[6]，第26页。
[19] 引自E.P.巴扎诺夫的文章“现阶段的俄中关系”，载该作者主编的《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现实问题》，第2卷。莫斯科：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19页。
[20] G.卡拉辛，“略谈面向东、西方的双头鹰”，《俄罗斯新闻（Rossiiskie vesty）》，1996年12月19日，第7版；谢尔盖·捷赫米斯杰连科，“双头鹰睁眼望东方（采访卡拉辛）”，《商人（Delovye liudi）》，第73期，1997年1月，第17页。
[21] 叶夫根尼·阿法纳西耶夫和哥里高利·罗格维诺夫，“俄国和中国：为第3个百年而准备”，《国际事务》，1995年第11-12期，第47页。
[22] 捷赫米斯杰连科，出处同注[20]，第17页。
[23] 出处同上。
[24] 出处同注[9]。
[25] 伊戈尔·洛加切夫（罗高寿），“俄国-中国：21世纪的合作”，《远东事务》（莫斯科），第11页。
[26] “互利的夥伴关系”（采访罗高寿），载《独立报（Nezavisimaia gazeta）》，1997年4月19日，第1版。
[27] 出处同上。
[28] G.卡拉辛，出处同注[7]。
[29] 伊戈尔·洛加切夫（罗高寿），“夥伴关系的原则和要素”，载《远东事务》，1997年第3期，第29页。
[30] 阿法纳西耶夫和罗格维诺夫，出处同注[21]，第53页。
[31] 《独立报（Nezavisimaia gazeta）》，1998年12月5日。
[32] 见G.瞿夫林的“如何爬上伟大的长城？”，载《莫斯科新闻（Moskovskie novosti）》，1995年第36期（5月21-28日），第5版。
[33] 引自加利娜·维克多芙斯卡娅、扎娜·赛奥琪科芙斯卡娅和卡瑟琳·钮兰的“华人移民到俄国”，载谢尔曼W.加奈特主编的《从敌对到睦邻？变化中的亚洲之俄中关系（Rapproachement of Rivalry？Russia-China Relations in Changing Asia）》（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00年），第348页。
[34] 见伊戈尔·科罗钦科的文章，出处见注[15]，以及亚历山大·普拉特科夫斯基的“北京的将军们明白了莫斯科游戏的关键”（《消息报》1997年5月29日）和伊万·绍莫夫的“与西方结成夥伴关系”（《今天报》1997年3月25日）。
[35] 见俄罗斯总统网站（www.president.kremlin.ru/events/50）。
[36] 见上列网站（www.president.kremlin.ru/events/98）。
[37] 见上列网站（www.president.kremlin.ru/events/45）。
[38] 见上列网站（www.president.kremlin.ru/events/145）。
[39] 弗拉基米尔·米诃叶夫，“叶利钦在北京将执行七国峰会确定的任务”，《消息报》，1996年4月26日，第1版。
[40] 引自伊万诺夫的文章，出处见注[10]。2001年6月的“上海论坛”有乌兹别克斯坦加入，并更名为“上海合作组织”。
[41] 出处同上。
[42] 见网站www.ortv.ru。
[43] 关于俄中2001年协议，请参见笔者的文章“中国：推进双边合作”，载《国际事务》，2002年（第48卷），第1期，第141至152页。
[44] 见G.卡拉辛的文章，出处见注[7]，第43页。
[45] 见伊万诺夫的文章，出处见注[10]。
[46] 出处同注[37]。
[47] “俄国和中国：漫长的道路但最后成为亲密朋友”，《俄罗斯联邦》，第10期 （总第155期），2000年7月，第2页。
[48] 参阅亚历山大·鲁金的《俄国“民主派”政治文化（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Russian "Democrats"）》。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20世纪90年代，同时在中国和俄罗斯发生的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重塑了中国在俄国人心目中的形像，从而影响了俄罗斯官方对中国的态度。不仅如此，由于在新俄罗斯联邦政治中公众参与程度的提高，公众和精英们的看法对俄罗斯官方政策（包括对华政策）的冲击要比苏联时期大得多，尤其表现在各种政治团体和有实力的集团对决策过程的影响上。
苏联垮台伊始，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重点是发展与西方的关系，以便进入“欧洲共同家园”，对于与近邻发展关系兴趣不大。俄罗斯外交部的正式代表并没有说俄罗斯与东方的关系不重要，而是强调俄罗斯要优先加强与西方世界的联系，希望由此使俄国成为西方社会的好公民。早在1991年8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庆祝挫败政变的集会上，俄罗斯外长安德烈·科济列夫就宣布了俄罗斯新的官方立场：民主的俄罗斯、美国及其他西方民主国家是天然的盟友，这就如同它们与极权主义的苏联是天然的敌人一样。[1] 俄外长解释说，基于这一政治理念，俄罗斯现实的外交政策就是与“文明世界，包括北约、联合国及其他国际机构，建立友好的、最终是同盟式的关系”。[2]
其他的俄罗斯领导人（包括代总理伊戈尔·盖达尔）认为，中国是个危险而无用的邻国，在谈及这一点时他们毫不隐晦自己的态度。俄罗斯新政府对中国的了解是不充份的，俄罗斯的部长们倾向于低估中国的发展水平。例如，对外经济关系委员会主席彼得·阿文在1992年访华期间，竟然想把质量低劣的、在本国都没有市场的俄罗斯家用电器产品推销给中国。[3]
不过，俄罗斯政府很快就不得不改变态度。1994年1月27日，科济列夫外长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演讲中说：“我们认识到，只有与外部世界合作而不是对抗才能促进俄罗斯的利益。为此，我们在许多方面寻求与所有的亚洲国家重新发展关系，这就涉及到我们伟大的东方邻国中国，在经历了从充满坎坷的意识形态友谊，到不合道理的、不留余地的敌对状态的痛苦挫折之后，俄罗斯和中国这两大文明的‘大陆’，才坚定地迈上了通往睦邻和合作的道路。在阐述俄罗斯外交政策时，我们认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睦邻关系具有战略意义”。[4]
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重新定位是迫于各种集团和政治势力的压力所致，他们从一种非常不同的视角看待对华关系以及俄罗斯整体的对外政策，完全不同意科济列夫一边倒的西方主义。其中，俄罗斯的军工联合体集团认为，中国是个重要的商业夥伴。苏联解体后，伊戈尔·盖达尔领导的第一届俄罗斯政府的经济政策对俄国的军工生产造成沉重打击，于是军工集团的领导人猛烈抨击政府的无能。为了削减军事预算，政府拒绝履行军备生产合同，以致于数十万军工企业的工人领不到工资，出口因而成为军工部门唯一可靠的资金来源，中国则成了俄罗斯武器最热心的购买者。根据专家的估计，到1992年，中国已成为俄罗斯军工部门在“传统市场”之外努力发掘的主要目标之一。[5] 俄罗斯的领导层开始认识到，中国在弥补俄军事预算不足及解决某些社会问题方面可以起到重要作用，于是更加注意倾听强烈主张与中国保持密切关系的军工部门领导人的意见。这很容易理解。据俄罗斯一家主要的军火出口公司“罗斯伏茹山涅”（Rosvooruzhenie）的前总裁A·科特金称，在90年代，来自军火出口的款项提供了俄罗斯军工生产50%以上的资金来源，最大的买主就是中国。[6]
军工联合体地位的上升表现为，自盖达尔内阁下台以来的历届俄罗斯政府里都有他们的代表。军工联合体对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广泛影响力还体现在，它的一位长期鼓吹中国式改革的显赫人物──阿卡迪·沃尔斯基被任命为俄罗斯“俄中21世纪和平友好与发展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作为一个非政府机构，创立于江泽民主席与叶利钦总统1997年4月会晤之际，其任务是“积极动员两国的社会各阶层和企业界，以加强俄中关系”。[7]
作为一个强大的院外集团，据报导，俄罗斯的军火生产商和出口商们在发展对华关系方面还有着自己的计划，他们把握着一条简单的原则，用一位专家的话说就是，“什么都可以卖，无论交易对象是谁”。[8] 名义上，俄罗斯有一套军火出口管制制度，俄罗斯外交部也声称，“与中国开展军事和技术合作是建立在俄罗斯完全遵守国际义务和其自身安全利益的基础之上的”。[9] 在2000年的一次谈话中，外交部长伊戈尔·伊万诺夫再次强调说，俄罗斯完全是在国际协定的框架内向中国出售防御性武器。[10] 然而，实际上──至少有一位专家认为──俄罗斯的外交部和情报机构“并未能精确地确定哪些武器出口了，哪些没有，特别是在1992年，通常认为在那一年，出口管制实际上是不存在的”。[11]
要求与中国发展更紧密的关系、并对政府领导层产生影响的另一个政治集团是国家杜马（即议会──译者注），特别是在1995年大选以后，俄罗斯共产党的影响一度非常之大，杜马外交关系委员会也十分“亲中”。虽然杜马并不直接介入外交政策的制定，但它能通过各种渠道对之施加影响。这些渠道包括，杜马主席盖纳季·谢列兹涅夫（时为俄共领导层成员）与总统的会晤；组织听证会，邀请行政机关的代表出席作证（与中国有关的听证会就至少举行了2次）；外交关系委员会表决通过对驻外使节的任命等等。甚至主要的反对党如俄共领导人盖纳季·久加诺夫的微词都会促使外交部顺势而为，采取主动。
学术界的影响同样不能低估，尽管这一影响最主要地是通过出版物和大众媒体讨论等方式创造出的特定的舆论气氛而间接实现的。直接的影响也在不时地发生。一些学者在被选为议员或被任命为行政部门的高级官员后成为政治家，如长期倡导中国式改革、曾于1993年至1995年任杜马“军事与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的奥列格·博格莫洛夫院士，目前担任杜马“军事与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的阿列克谢·阿尔巴托夫，曾任俄罗斯政府对外经济关系部门负责人及联邦委员会下属的智囊团──“议会中心”副主任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谢尔盖·茨普拉科夫。总统府不时地组织成立各种各样的由学术界参加的咨询小组和委员会，研究机构也不断向总统府递交报告和分析，政府和议会委员会则邀请政府各部代表参加“圆桌讨论”和“形势分析”。一些研究机构直接隶属于某些政党或与之存在着间接的联系。例如，俄国科学院远东所的骨干会为俄共提供咨询；“精神遗产基金会”及其研究中心──RAU公司在2000年以前与俄共和“人民爱国联盟”有直接的联系，基金会领导人阿力克谢·波德别列兹金被公认是俄共领导人盖纳季·久加诺夫的演讲撰稿人；“亚博卢”集团的领导人则掌握着两个研究中心；“俄罗斯选择”的领导人伊戈尔·盖达尔也同样掌握着一个研究中心。
一些边疆地区、尤其是滨海边疆区和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译者注）区的领导人，则组成了游说反对俄中边境贸易的重要的压力集团。尽管他们并不完全反对贸易，但强烈主张严格控制边界，对中国移民采取严厉措施。除了经由“联邦议会”[12] 之外，他们还广泛地通过与中央政府官员个人之间的会晤以及媒体造势来施加影响。正是由于他们的影响，中俄两国互免签证的入境制度被废除。虽然他们未能削弱“俄中边界条约”，但还是设法把全国的注意力引向了边界划界问题。而且，在叶利钦时期地方当局的权力如此之大，以致于他们能采取单方面措施改变边境制度。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是，哈巴罗夫斯克州州长维克多·伊沙耶夫授权中国船只沿属于哈巴罗夫斯克区域的阿穆尔河（即黑龙江──译者注）航行，而这不在双边条约的范围之内。滨海区和哈巴罗夫斯克区还特别制定了地方规章，吸引中国的旅游者和访问者。总体来说，他们的影响及其强烈的反移民宣传恶化了与中国发展合作的气氛，加上莫斯科行为上的前后不一和起伏不定，边界问题因而被搅得混乱不堪。
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边疆区当局经常公开地挑战莫斯科的对华政策，并根据自己区域的特定情况另搞一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特别是在加盟共和国行政首脑实行选举、以及地方领导人进入“联邦议会”之后，莫斯科对地方事务的控制力相当有限。有关莫斯科影响力有限的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尽管滨海边疆区长官纳兹德拉坦科公开反对莫斯科在许多问题上的立场（包括与中国的边界条约），他的老对手、俄罗斯第一副总理阿纳托利·丘拜斯却根本无法将之撤换。直到2001年2月，纳兹德拉坦科被指控对滨海边疆区发生的一场灾难性的能源危机负有责任时，普京总统才成功地迫使他辞职。
莫斯科的官员们也时不时地受到“黄祸论”的影响。1995年，建设部长E·巴辛在一家官方报纸上谈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天然宝藏时写到：“这片土地开发以后，远东地区将极其富有。中国人和韩国人非常快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已经实实在在地占有了我们的远东。看起来他们很快就要宣布它为一个主权的细眼睛人的共和国了。”[13] 不过，这种情绪在联邦政府这一级还是很少见的。除了国家杜马里某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议员外，在远东地区领导人影响力最强的“联邦议会”里，这种反华情绪最为普遍。例如，前“联邦议会”副主席瓦西里·利加乔夫（同时担任鞑靼共和国议会主席）就完全赞同弗拉基米尔·米阿斯尼科夫的“中国扩张”论。利加乔夫象激进的民族主义者那样认为，俄罗斯的客观利益在于把中国的扩张南引，去针对台湾、新加坡和整个东南亚，并在保持美中以及日中长期对峙的同时，由俄罗斯充当“好邻居”或者“参赛的第三方”。在他看来，将中国的活动南引是可能的，只要俄罗斯在北方的“高坝”足够坚固。[14] 俄罗斯前国防部长伊戈尔·拉季奥诺夫曾经把中国列为“俄罗斯主要的潜在敌人”。[15] 2000年6月，国家杜马的“联邦事务与地方政策委员会”散发了有关阿穆尔州形势的情况通报，其中提到所谓的中国人在俄罗斯联邦领土、包括阿穆尔州和远东地区的“强行扩张”。[16] 这些有关中国的观点表明，“中国威胁”的思潮在莫斯科的学术界和政府中都有支持者。尽管存在形形色色的类似观点，但并不代表俄罗斯官方的主流立场和政策，即便是在“联邦议会”和国家杜马，上述观点也受到对中国市场深感兴趣的军事工业和重工业企业的代表们的抵制。
所有这些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俄罗斯总统和外交部的官员们开始在官方文件和声明中更多地注意亚太地区和中国。1993年亚太地区被排列在俄罗斯官方对外关系优先目标中的第6位（在与独联体关系、军备控制、国际安全、经济改革、与美欧关系之后）[17] ；到了1996年，外长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将之提升到了独联体关系和东欧关系之后的第3位。[18]
大约从90年代中期以来，俄罗斯在与中国以及整个亚洲关系上的官方立场非常近乎于在各权力中心之间“平衡”并保持“等距离”。在1995年7月克里姆林宫的一次会议上，叶利钦总统明确阐述了俄罗斯对华关系的基本立场。他说：“对于我们来说，中国是个非常重要的国家，这是个与我们有着世界上最长的边界、而且我们注定要永远与之并肩工作和生活的邻国。俄罗斯的未来取决于和中国合作的成功与否。从全球政治的角度看，与中国的关系也是极端重要的。我们可以借重中国来和西方打交道，那样，西方就会对俄国更尊重点。”[19]
俄罗斯在与中国以及整个亚洲关系上的官方立场，反映在外交部官员所明确发表的关于在权力中心之间加以“平衡”并保持“等距离”的声明和评论中。负责亚洲政策的前副外长哥里高利·卡拉辛在多篇文章及多次谈话中坚持认为，俄罗斯的双头鹰应当同时面向西方和东方。[20] 卡拉辛的下属──外交部亚洲一司司长叶夫根尼·阿法纳西耶夫和该司的中国处处长哥里高利·罗格维诺夫在一篇全面分析俄中关系的文章中指出：“俄罗斯必须与西方和东方保持长期友好的夥伴关系，对任何一方均适用单一标准，即诚挚、开放、平等互利。俄罗斯外交政策中的东西方两个分支不能相互拖后腿，相反，它们必须根据我国独特的地缘政治位置统一起来”。[21]
卡拉辛认为，与中国建立战略夥伴关系是基于俄罗斯客观的国家利益以及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22] 他强调，俄罗斯和中国是“两个重要的大国和新生的多极世界的极”。[23] 俄罗斯当局相信，中国正在稳步成为一个国际权力中心，一个稳定繁荣的中国不仅是一个有用的经济夥伴，也符合俄罗斯的安全利益。[24] 这些外交官们并不同意那种一个强大的中国未来会对俄罗斯构成威胁的理论，他们甚至引用了中国的一句名言：“温饱之余不思征战”。[25] 俄国驻华大使伊戈尔·洛加切夫（中文名字是罗高寿──译者注）也认为，除了密切与中国的关系之外别无选择，因为“与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建立关系的唯一途径，就是寻求发现共同的利益和合作领域；一切其他办法都会起反作用”。[26] 因此，在发展对华关系时，莫斯科应立足于解决战略及经济问题，在此基础上努力扩大贸易与经济合作、结束边界谈判、加强在国际问题上的协调、以及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的合作。
莫斯科正式采用的多极世界的概念显然是针对不断上升的美国的力量，中国接受多极化概念也是出于类似的利益考虑。这体现在江泽民主席和鲍里斯·叶利钦总统1997年签署的“俄中关于多极世界以及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宣言”上。虽然宣言并无约束力，但它作为两国致力发展合作关系的目标的宣示则是重要的。罗高寿认为，从俄国的观点来看，多极化的含义是指排除了一个或几个大国支配世界的可能性。[27] 卡拉辛认为，联合宣言中所表明的对多极化的支持，“在国际社会仍在与带有冷战时代特徵的、试图建立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的旧的思维模式和把国际关系的发展引向单极化方向的企图进行斗争的时候，显得尤为紧迫”。[28] 很显然，用这种以及其他相似的外交语言所指代的就是美国，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有能力建立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罗高寿在另一次针对美国的评论中指出，“我们反对把国家划分成‘民主的’和‘极权的’，‘领导者’和‘追随者’，因为这类的定义就会赋予一些国家无视国际社会，‘裁判’和‘惩罚’其他国家的权力”。[29]
不过，当前的俄中协定远非俄共所想象的那种反美集团，俄国方面对与美国发展稳定的合作很有兴趣，曾一再表明，“发展俄中夥伴关系不是针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利益，也不表明将建立任何形式的集团或联盟”。[30] 俄中双方均对与世界其他地区、包括西方和美国的合作充满兴趣。在俄中1998年11月莫斯科首脑会晤期间签署的联合公报中，双方再次强调“发展俄中战略协作不是结盟，不针对任何第三国”[31] 。类似的评论也见诸于2001年7月签订的“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前前后后。2001年的俄中条约，正如双方所强调的，不构成同盟关系，任何一方都没有如1950年莫斯科与中共签订的“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或1945年克里姆林宫与蒋介石政府签订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那样的义务去保卫另一方。这次看起来莫斯科与北京都在努力避免以往的错误以及1945年和1950年条约所规定的过多的义务，而那两个条约其实并未实际上奏效。
在分析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官方对华关系的立场时，应当牢记当时俄罗斯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徵。上述立场是俄罗斯外交部的正式立场，通常得到了叶利钦总统的赞同。不过，在协调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时，如同在多数其他领域，外交部的对华政策经常不被遵守，且不说独立的部门和私营机构会如此，其他政府部门甚至也公开对之不予理睬。甚至在战略领域，俄罗斯官员们的发言也经常相互矛盾，有时叶利钦总统个人的言论也可以被理解为赞成与中国结成战略联盟。国防部长巴维尔·格拉乔夫和伊格尔·拉季奥诺夫均以发表“不合常规”的讲话而著称。在1995年春天访华期间，格拉乔夫事先未与外交部协商（看得出外交上顶多是个半瓶子醋），就建议在东北亚建立包括俄罗斯、中国、美国、日本和南北韩在内的集体安全体系。没有加入任何多边联盟的北京很有礼貌地拒绝了这一建议。[32] 格拉乔夫同年却又自相矛盾地警告说，“中国人正在试图和平征服俄罗斯的远东”。[33]
格拉乔夫的继任者拉季奥诺夫长时期令北京大惑不解，他多次把中国列为“俄罗斯主要的潜在敌人”；在宣布和被中国视作对自身安全威胁的美国和日本在远东的军事合作计划的同时，却又主张与中国建立“长期的战略夥伴关系”。[34] 在实践中，相关的机构和官员个人常常将其利益凌驾于官方的外交政策路线之上。
通过理顺联邦政府内部关系以及中央和地方关系，结束叶利钦时期行政管理的混乱局面，是普京总统的主要目标之一。普京上台后，立即着手推进行政改革，他的第一个重要行动是敦促议会通过法律，改变了联邦关系的基础，大大削弱了地方当局的权力。这些法律赋予总统解除地方领导人的职务以及解散违反联邦法律的地方议会的权威。新法律还改变了“联邦议会”的构成，“联邦议会”从此不再由地方领导人、而是由地方议会批准的地方行政部门和议会的代表组成，联邦委员会还赋予地方领导人解散当地议会的权力。此外，普京把俄罗斯划分为7个大行政区，并任命了全权代表。这些变化给内外政策带来了更大的连贯性，很少再有地方行政长官敢于公开质疑官方的外交政策路线，包括对华政策。虽然还存有某些分歧，多数地方行政长官把普京看作是俄罗斯国家利益（以及地方利益）更有效的捍卫者，因而没有理由再去挑战俄罗斯的官方政策。所有这些变化对于俄罗斯处理对华关系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与此同时，经济上落后于邻国的俄罗斯的远东地区所面临的问题得到了莫斯科领导层的理解。2000年6月，在远东城市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译者注）举行的关于远东区和跨贝加尔区发展的会议上，普京总统承认，莫斯科以往加快地区发展的努力都失败了，他呼吁要考虑俄罗斯的长期利益，从一个全球视野来看待这一地区。他强调说，由于俄罗斯远东地区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份，但其糟糕的经济形势和人口状况使其问题丛生。不过，不同于一些民族主义的评论者，克里姆林宫似乎相信俄国远东区面临的危险是个内部发展问题，而非中国的阴谋，尽管它也认为某些邻国会利用俄罗斯的弱点。在布拉戈维申斯克的讲话中，普京警告说：“我不想使局势戏剧化，但是如果我们不做出切实的努力，甚至土生土长的俄罗斯人将很快讲日语、汉语和朝鲜语了”。[35]
普京自上台以来继续推行提升与亚洲关系的路线。在2000年11月的一篇题为“俄罗斯：新东方展望”的文章中，普京声称：“我们从未忘记俄罗斯领土的主要部份是在亚洲”。不过他承认，以往俄罗斯没能充份利用这一优势，他呼吁与亚太地区的国家加强政治经济合作。[36] 到20世纪末，俄罗斯在与中国以及整个亚洲关系上的官方立场非常近乎于在权力中心之间加以“平衡”并保持“等距离”，与俄罗斯共享世界上最长边界的中国被莫斯科看作是最重要的亚洲夥伴。普京总统在2000年7月访华期间接受《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俄罗斯电视台采访时指出，俄罗斯应当“倚重两翼：欧洲和亚洲”。他解释说：“我们知道，俄罗斯既是欧洲国家，也是亚洲国家。我们欣赏欧洲的务实和亚洲的智慧，因此，俄罗斯的政策应当保持平衡。在这一意义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无疑应当成为我们主要的优先目标之一。”[37] 在2001年1月与俄国外交部官员的一次会见中，普京总统再次强调亚洲政策的重要性，把它比作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并再一次提出要建立恰当的平衡。他说：“我需要立即告诉你们，算计在哪儿──欧洲还是亚洲的优先性更多是不正确的，现实是俄罗斯因其地缘政治位置，它的国家利益无处不在，这是我们应当始终贯彻的路线。”[38]
二、俄中接近背后的动机
1996年4月，在叶利钦访华期间，双方表达了发展“面向21世纪的战略夥伴关系”的愿望。正如这位俄罗斯前总统所解释的，建立夥伴关系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新生的多极世界结构，反对单一力量在“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绝对没有争议性问题的时候”建立霸权的企图。[39] 从那时起，战略夥伴关系成为双方共同认可的官方政策。2000年7月，在杜尚别召开的“上海论坛”的一次会议上，普京总统说，“中国对于我们来说，在一切活动的领域都实实在在是一个战略夥伴”。[40] 同年，伊万诺夫外长认识到在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但他说，“在战略意义上，我们没有问题，而且也想象不出在最近的将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俄中关系正处在上升期”。[41] 2001年4月，普京总统在会见中国外长唐家璇时指出：“事实上，我们没有任何引起两国关系不愉快的问题。相反，两国关系正在充满活力地、积极地向前发展”。[42] 这一趋势体现在2001年的俄中条约上，该条约第1款指出，两国发展睦邻友好合作、相互信任的夥伴关系、以及战略合作。[43]
克服通向“多极世界”的障碍是1997年3月第4次俄中首脑会晤期间签署的“莫斯科宣言”所包涵的内容，它体现了两国对他们均支持的“多极化”世界秩序的共同看法。这是基于对美国势力不断上升的严重关切，因为美国试图藉此来削弱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俄中两国对美国建立“单极化”、推行霸权政策（如中国所言）、削弱联合国及“安理会”的作用，因而使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之外的国家（如俄罗斯和中国）靠边站、并在决定重大国际问题方面把它们边缘化的企图，感到忧心忡忡。[44]
很显然，尽管俄中关系在历经多年的坎坷后必然趋向正常，但当前的俄中接近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两国对国际形势的不安所致。俄国外长伊万诺夫表示：“俄中在下列关键领域的合作尤其重要，如提高联合国的权威和作用，捍卫国际法在世界事务中的至尊地位，保持战略稳定（首要的是维持“反弹道导弹条约”、以及建立一个人人享有平等权利的新的公平的世界经济秩序）”。[45] 伊万诺夫指出，在双方所共同关注的目标中尤重这样一种趋势，即试图削弱现存的国际法体系，排斥俄罗斯和北京的参与，在联合国之外另建国际决策中心。“北约”未经“安理会”批准对南斯拉夫的轰炸，对俄罗斯和中国来说，是这种趋势最危险的反映。穆斯林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不仅仅是俄中，也是“上海论坛”所有成员国共同关注的问题，这些成员国在杜尚别的会议上决定在比什凯克建立国际反恐怖主义中心。2000年7月普京总统访华期间针对这些问题强调指出：“俄罗斯在国际政治领域的主要任务是维持力量平衡和在国际舞台上的利益。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不时地遇到新的威胁，以及在我们看来，非常危险的概念，如基于人道主义考虑的对别国内政的干涉。我们遭遇到如国际恐怖主义这样的威胁以及诸如宗教极端主义和分离主义那样的问题……，在这一意义上，中国是俄罗斯克服这些问题、避免产生可能的不利后果的最重要的夥伴之一。”[46]
普京总统和江泽民主席在2000年7月的北京会谈中再次肯定了致力于建立多极世界的愿望。[47] 俄中接近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冷战后双方所一致认为的、与美国的政策相联系的不利的重大趋势的激发，这些趋势包括削弱联合国的作用和让“安理会”靠边站的企图、“北约”的东扩政策及其行使安理会的某些职能、以人道主义理由干涉主权国家的内部冲突、华盛顿废除与莫斯科1972年订立的“反弹道导弹条约”、以及美国不愿意加入一系列重要的国际条约等。
关于冷战后的世界秩序，人们通常谈及两个不同的看法，莫斯科和北京就代表其中的一个看法。代表第一种看法的美国在走出冷战后更加强大，它视自己为冷战的胜利者，期望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领导者。它感到冷战期间基于主权国家平等原则发展起来的当代国际法对其构成了制约。被削弱了的俄罗斯和崛起中的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大国，如印度和伊朗，这些国家尚无力单独顶住美国的压力）代表着第二种看法，尽管这些国家之间存在着分歧，它们会倾向于协调行动，捍卫使它们受益的由主权国家所组成的世界，因为这样的世界在总体上限制了美国和西方的支配地位。2001年的俄中条约强调要坚决维护联合国的作用，支持“奠定国际稳定基础的基本协定”（最主要的是指“反弹道导弹条约”）。拒绝对主权国家内政进行干涉的企图，实际上是在最大限度地维护形成于“二战”后的当前的国际法体系。“多极化”的概念有着同样的涵义，代表着一种有关冷战后的世界不由任何一个大国支配、权力和影响由几个大国分享的看法。由此，俄罗斯和中国可以凭有限的资源跻身于有影响的“多极化”国家的集团，并保持着重要的国际影响。
虽然俄罗斯和中国的领导人不断在讨论两国之间潜力无穷的经济合作，目前看起来它仅仅为两国的接近提供了次要的推动力。尽管两国的贸易额已达到创记录的100亿美元，但仍远远落后于中国与美国及其他主要贸易夥伴的贸易水平。就俄国而言，中国是其重要和主要的武器和原材料的购买者；不过，在谈到工业品和技术时，俄罗斯的官员经常抱怨说，尽管中国官方一再提出保证，中国实际上并未给俄罗斯厂商与西方竞争者相同的条件，即便俄罗斯公司在竞标中胜出，中国的企业往往也拒绝与之签订合同。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中国人很关注对俄罗斯的贸易逆差，因为俄国对中国的出口远远超过进口，中国最感兴趣的是把更多的产品卖给俄国，并与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开展合作性项目，以促进中国东北省份的发展。
从俄国人的观点来看，俄罗斯和中国可能会进一步密切关系。把中国视作威胁的势力，无论是俄罗斯政治光谱中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还是激进的西化派，上台执政的可能性都很小，他们的影响也难以大幅度上升，除非俄罗斯发生非同寻常的政治大变动。克里姆林宫的权力可能由赞成在东西方之间保持平衡政策的人来把持。但建立更紧密的俄中联盟的政策会给俄中各自与西方的关系造成太多的问题，俄中均急需西方的合作来推进经济改革，所以，中国方面肯定会对与俄国建立紧密联盟的政策建议持高度保留的态度，所以这类政策是无法实现的。
俄中接近的限度在2001年的“911事件”之后可以看得很清楚，普京总统利用这一事件加快了俄罗斯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向西方的靠拢。俄罗斯积极参加反恐怖主义联盟、尤其是反塔利班战争的行动，引发了一些评论，这些评论认为俄罗斯将被北约和欧洲组织接纳为平等夥伴。北京对它所目睹的俄罗斯重新出现的“一边倒”的西化主义表示了某种担忧。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越来越清楚，地缘政治现实依然在起作用，在经济和政治上，中国无论对于俄罗斯自身的发展，抑或作为俄对其他权力中心的一种选择和平衡的筹码，都是十分重要的。
三、俄罗斯的中国观与俄罗斯政治文化
一项关于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的中国观演变的研究，为分析俄罗斯政治信念变化的特点和方式提供了扎实的材料，从而可能从俄罗斯政治文化的角度得出某些结论。当代中国在俄罗斯的形像相当复杂，它由不同层次的各种信念组成。在某一层次上，中国在俄罗斯的整体形像可以被定义为全体俄罗斯人对中国的最普遍的态度；然后，人们可以谈及多个有关中国的亚形像，意思是不同的地区和人群对中国所持有的印象。虽然这种形像会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而不断地发生变化，但一般而言，另一个国家在本国的形像与其他的信念相比通常更为稳定，因为对它产生影响的主要外部因素（如地理位置、国土相对大小、国力和人口）会长时期保持不变或大致不变，与个人或人群的主要生活状况相比很少会出现剧烈变化。
在俄中3个半世纪的关系中，势力均衡只发生了两次急剧的变化。从17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中叶，两国都很强盛，但俄国离远东过于遥远，它所感兴趣的是保持东部边界的现状，这样俄国的力量就不会从西翼分散出去。因此，两国都愿意遵守《涅尔琴斯克条约》（即《尼布楚条约》──译者注），根据这一条约，俄国失去了部份领土（编者注：中国对此的解释不同）。在19世纪下半叶，俄国的崛起和中国的衰落使形势发生了改变，俄国可以从实力地位出发与它的邻居打交道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其间，在俄国爆发内战、两国当时均陷入混乱之际，出现过短暂的中断。甚至当中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完成统一、国力变得相对强大的时候，仍不得不把苏联看作“老大哥”。直至20世纪60年代末，北京才感到足以有力量对这种状况发起挑战。在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增强了政治团结，而苏联却发展停滞、继而垮台。到20世纪末，中国在历史上首次在经济实力、或许在整体的世界影响上压倒了俄国。
很自然，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令中国在俄罗斯的形像也随之发生变化，但这些变化不是自动完成的。信念的演化总是包含着很强的连续性因素，新的信念不会无端产生，而是根植于业已存在的肥沃的文化土壤中，因而只有当旧的信念发生改变时，变化才是可能的。关于信念的发展有一个范例，那就是俄国古代的历史记载。历史学家在著述历史时，不仅收录每一位前辈的编撰，而且增加新的记载和解释，同时也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和对事件的理解改写前辈的部份历史著述。新的信念体系和政治文化以类似的方式包容旧的，因而过去的事物蕴藏于新事物之中。这并不意味着新体系与旧体系没有差别。首先，新体系包含了以前无法解释的新的事件和现象，尽管人们依据旧的信念体系解释这种新情况，但仍然是在旧体系的基础上增添新的因素；其次，旧信念在新体系的框架内被重新解释，同时，一部份旧信念因后人认为不再重要而被抛弃，另一部份旧信念则得到了补充。与书面记载历史不同的是，单个信念体系发生的变化以及随后在文化上产生的变化是不断进行的，它们对于某个特定时期的“编撰”只能作为一个分析的模型来加以重构。
在对信念的重新解释方面有3大类型：镜象式否定（采用与旧信念相对立的新信念）、重返更旧的信念以及从外部借用新信念（比如外国文化）。通常，这3种类型反映出主观的感知，而现实中所发生的却并不是单纯的否定、重返或借用，而是新的因素和既有文化相互作用，继而产生出更新的、混合的文化体系。信念体系总是不断演化，这种演化会在激烈的社会变革到来的前夜和变革期间加速发展至突破点。
中国在俄罗斯的形像演变历程提供了关于信念演化的生动事例，在当代中国和历史中国的形像中的某些因素之间存在着很强的连续性。例如，从17世纪开始，俄国社会存在着一种信念：俄国与中国的关系（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和其他大国的关系）应当，而且事实上，是“特别”友好的。这一信念在某些时期内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其他时期，尽管这一信念仅仅是诸多相互冲突的信念中的一种，但它从未消失过。建立俄中“特殊关系”的倡导者们经常想到有着同样想法的前辈们。19世纪，这些前辈们求助于以往时期的文件和条约；如今，俄中“特殊关系”的倡导者们则引述19世纪的著名汉学家、如德米特里·门捷列也夫和列夫·托尔斯泰等人的观点，而共产主义的同情者们自然会从苏联时期把世界划分为代表社会主义进步事业（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和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两大对立阵营的官方理论中得出结论。
把中国看作是对俄罗斯远东的威胁的反华派思想也有连续性。认为中国是个有敌意的、野蛮落后的国家（与文明的西方相比）、只懂得蛮横武力的看法，直到19世纪下半叶才流行于俄国，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两国对抗时期，这种看法在苏联变得十分普遍。苏联解体后，反华派的观点再度复活，苏联时期充满警觉的作家们曾活跃地引用他们的19世纪前辈们的思想。如今，反对中国人“人口扩张”的俄罗斯人则经常引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黄祸”论、甚至苏联时期持不同政见作家的观点，后者曾预言未来俄国会和中国有一场战争。
与此同时，连续性没有采取机械借用的形式，因而，俄国人对于中国的印象并未保持不变。很清楚，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19世纪下半叶、苏联时期以及苏联之后的俄罗斯，支持与中国发展和平关系的俄国人均受到不同动机的驱动。他们没有继承他们的前辈的完整思路，而是利用了前辈中最著名人物的权威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种观点所基于的世界观却常常极不相同。例如，从17至18世纪和19世纪初，告诫不要与中国发生对抗的俄国人争辩说，俄国尚未强大到足以与中国发生冲突，而且俄国在远东没有多少利益。他们是“欧洲取向者”，认为俄国在远东的军事冒险将把俄国的注意力从西部边界分散出去。19世纪下半叶，俄国在远东的力量超过了中国，与中国（也时常包括整个东方）建立“特殊关系”的倡导者们，则时常想利用俄中联盟来抗衡在这一地区的其他列强（特别是日本和英国）。在这点上，“分散”论演化为这样一种信念，即俄国尽管强大，但还不足以消化从中国攫取的大片领土。在苏联时期，中国在共产主义世界观的两极框架内被视为社会主义世界的一部份，虽然是个“小弟弟”，但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社会主义国家，是在世界范围内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的一个有价值的盟友。今天，一些俄中友好的支持者们仍然相信，俄罗斯太弱，经不起冲突；其他人则把中国看作是重要的力量和俄罗斯反对西方的影响和政策的盟友。19世纪末，“黄祸”主要被理解为人口的渗入、或者是作为一个伦理问题（存在着俄国人和欧洲人自我转变为不高尚的“中国人”的危险），对军事上“黄种人入侵”的恐惧则是由那些对实际政策没有多少影响、但富有想象力的哲学家和诗人传播开的。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这些恐惧再度出现，但已变成非常实际的问题，真枪实弹的边界冲突开始了，苏联政府和社会相信一场大战即将来临。在苏联之后的俄罗斯，尽管俄罗斯国力虚弱，与中国发生战争的预期实际上已经烟消云散，俄国人所担心的是中国的“人口扩张”，以及未来中国强大起来后可能会向俄国提出领土要求。
因此，重返旧信念就变成了一个异常复杂的过程，其结果是，由部份旧信念和部份新信念所构成的新体系诞生了。其他两个信念演化类型（镜象式否定和外部借用）的情况大体相同。例如，1917年革命后，俄国对于中国的印象似乎180度大转弯，从西方借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把中国从一个在最好的情况下值得去保护之、最坏的情况下则分割其领土的、不开化的发展停滞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反对帝国主义控制的友好国家，以及在世界范围内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的一个潜在的重要盟友。然而，人们还是可以在国际无产阶级与世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世界（主要是西方）的斗争中建立同盟的共产主义救世主思想，和革命前夕一些倡导俄罗斯独特性的（如艾斯珀·乌赫托姆斯基提出的，俄国本应与受到西方侵扰的东方民族建立同盟，在圣彼得堡的白人沙皇的领导下为反对不健康的西方的影响而战）的救世主理论之间发现连续性的存在。关于中国可能推行人口入侵的旧信念显然没有在苏联绝迹。这些信念导致斯大林在俄国的远东地区排斥中国人，并为赫鲁晓夫谋划其中国政策起了作用。
同样，要指明当代俄国人关于中国印象的唯一来源几乎是不可能的。当前，视西方为敌、呼吁与中国建立反西方联盟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经常提到1917年前俄罗斯独特性的倡导者。事实上，那些倡导者中的大多数人普遍相信西方的发展程度更高。在他们看来，俄国的使命并非反对任何一种西方影响，而是把（西方）文明的优势带到东方。在这一意义上，关于发达的西方与由莫斯科和北京领导的欠发达的、被剥削的国家的反西方联盟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的当代民族主义理论，与其说是来自19世纪俄国的反西方理论，不如说是直接来自苏联的有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基本矛盾”的理论。
当代俄罗斯自由主义西化派对中国的看法，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借用了西方理论，实际上却出自同一主要来源。比如像伊戈尔·盖达尔这样的人就说过，俄罗斯的使命是保护西方在“文明”的西方民主世界与落后的东方权威主义世界的对抗中，不受敌对的、不民主的中国的侵犯，这看起来非常象是经过修改的苏联的“基本矛盾”论，只不过好坏两极易位（进步的世界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西方之对抗变成了“文明”的西方和不民主的中国的对抗）。虽然以“民主”来描绘世界得到西方一些人的赞同，并且它本来就是从西方引进的，但是却在苏联教科书培育成长起来的俄罗斯“民主派”那里找到了极其肥沃的土壤，因而得以在俄罗斯以最直接和最激进的方式扎下根。不仅如此，该理论看起来也非常类似于俄罗斯的一个特定的传统信念──是俄国把基督教文明从野蛮的鞑靼人的侵略中拯救出来的。
在研究俄罗斯“民主派”的政治文化时，笔者曾得出结论，一个集团的政治文化的主要来源是前一时期的主导性政治文化。[48] 传统因素和借用信念也在起作用，但它们被既有的文化所修正，如同在穿越过滤网时被过滤了一样。当前的研究通过份析一个社会整体以及各个社会群体对外国持有的印象的案例，在总体上证实了这些结论。不过，其他国家的形像往往保持着较强的连续性，这是由客观的地缘政治因素（如地理位置、版图、人口以及相关国家间的力量均衡）的相对稳定性所决定的。甚至在信念产生革命性变化的时候，这些因素也经常促使其重归地缘政治现实，并在新的信念体系中适应这一现实。在1917年后的俄国，布尔什维克虽提出了联合被压迫的中国人民的新概念，并未能阻止莫斯科把在俄国远东的中国人口视作潜在威胁；20世纪50年代初的“永远是兄弟”的概念，也同样未能阻止莫斯科几年后回过头来就具体问题与中国进行极不愉快的谈判；后苏联的俄罗斯领导层，一度盛行这种观念，即中国是不民主的，是自由俄罗斯和西方的反对者，但这一看法后来又逐步转变为把中国理解为一个有用的夥伴，甚至是一个可以用来制衡西方的潜在盟友。
可以说，当代中国在俄罗斯的形像成型于苏联时期的对华印象以及在苏联时期的主流政治文化和俄国地缘政治现实的影响下、经过重新解释的历史信念和从外部借用的信念的基础之上。随着新一代人在后苏联的文化环境下成长、并活跃于社会生活中，苏联的政治文化及其对新产生的信念的影响会逐步萎缩、消退。自然，在这一形势下，对新现实的解释更多地是寻求于更陈旧的苏联之前的文化和外国文化，虽然表面上苏联的意识形态在某些社会圈子里可能会变得更为盛行。不过，鉴于信念自身的特性，这些借用的或“老话新说”的解释并没有被当作是孤立或完整的因素，而是被主流文化、亦即后苏联的新的俄罗斯政治文化所重新解释和吸收。
（本刊编辑部组织翻译）
【注释】
[1] 安德烈·科济列夫，《转型（Preobrazhenie）》。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95年。
[2] 出处同上。此话最初发表在“新世界中一个转型的俄国”一文中，载《国际事务》（莫斯科），1992年，第4-5期，第86页。
[3] 尤里·萨文科夫，“中俄建立新的关系机制”，《消息报（Izvestiia）》（莫斯科），1992年3月7日，第4版。
[4] 安德烈·科济列夫，“通过‘亚洲’道路通向亚洲的安全体系”，《今天报（Segodnia）》（莫斯科），1994年2月4日，第3版。
[5] 巴维尔·费甘高，“卖给中国的武器与俄国的国家安全”，载《俄国与世界军火贸易（Rossiia vmirovoi torgovle oruzhiem）》。莫斯科：卡内基莫斯科中心，1996年，第128页。
[6] 引自亚历山大·谢古宁和谢尔盖·苏伯金的文章“中俄军事合作：俄方的前景”，载《地区研究》，1997年（第15卷）第4期，第24页。
[7] G.卡拉辛，“俄国与中国：新的夥伴关系”，《国际事务》（莫斯科），1997年（第43卷）第3期，第27页。
[8] 巴维尔·费甘高，出处同注[5]，第135页。
[9] “俄国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国”（采访G.卡拉辛），载《俄罗斯（Rossiia）》，1997年第3期（3月），第14页。
[10] 伊戈尔·伊万诺夫，“我们的关系不受情感影响”，《俄罗斯联邦（Rossiiskaia Federatsia）》，第10期（总第155期），2000年7月，第3页。
[11] 费甘高，出处同注[5]，第136页。
[12] 这是俄国议会的两院之一，2000年以前由俄罗斯联邦个地区成员的行政和代议机构的负责人组成，2000年以后由这些机构的代表组成。
[13] “统一的俄罗斯的空间与时间”，《俄罗斯报（Rossiiskaia gazeta）》，1995年1月1日，第5页。
[14] 瓦西里·利加乔夫，“俄国──中国：战略夥伴关系”，《远东事务》（莫斯科），1997年第2期，第41页。
[15] 见伊戈尔·科罗钦科的文章“伊戈尔·拉季奥诺夫建议成立独立国协国防盟约”，载《独立报（Nezavisimaia gazeta）》，1996年12月26日，第1版。
[16] 见俄罗斯外交部网站www.mid.ru。
[17] 《外交公报（Diplomaticheskii vestnik）》，“特刊”，1993年1月，第15至16页。
[18] 谢古宁和苏伯金，出处同注[6]，第26页。
[19] 引自E.P.巴扎诺夫的文章“现阶段的俄中关系”，载该作者主编的《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现实问题》，第2卷。莫斯科：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19页。
[20] G.卡拉辛，“略谈面向东、西方的双头鹰”，《俄罗斯新闻（Rossiiskie vesty）》，1996年12月19日，第7版；谢尔盖·捷赫米斯杰连科，“双头鹰睁眼望东方（采访卡拉辛）”，《商人（Delovye liudi）》，第73期，1997年1月，第17页。
[21] 叶夫根尼·阿法纳西耶夫和哥里高利·罗格维诺夫，“俄国和中国：为第3个百年而准备”，《国际事务》，1995年第11-12期，第47页。
[22] 捷赫米斯杰连科，出处同注[20]，第17页。
[23] 出处同上。
[24] 出处同注[9]。
[25] 伊戈尔·洛加切夫（罗高寿），“俄国-中国：21世纪的合作”，《远东事务》（莫斯科），第11页。
[26] “互利的夥伴关系”（采访罗高寿），载《独立报（Nezavisimaia gazeta）》，1997年4月19日，第1版。
[27] 出处同上。
[28] G.卡拉辛，出处同注[7]。
[29] 伊戈尔·洛加切夫（罗高寿），“夥伴关系的原则和要素”，载《远东事务》，1997年第3期，第29页。
[30] 阿法纳西耶夫和罗格维诺夫，出处同注[21]，第53页。
[31] 《独立报（Nezavisimaia gazeta）》，1998年12月5日。
[32] 见G.瞿夫林的“如何爬上伟大的长城？”，载《莫斯科新闻（Moskovskie novosti）》，1995年第36期（5月21-28日），第5版。
[33] 引自加利娜·维克多芙斯卡娅、扎娜·赛奥琪科芙斯卡娅和卡瑟琳·钮兰的“华人移民到俄国”，载谢尔曼W.加奈特主编的《从敌对到睦邻？变化中的亚洲之俄中关系（Rapproachement of Rivalry？Russia-China Relations in Changing Asia）》（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00年），第348页。
[34] 见伊戈尔·科罗钦科的文章，出处见注[15]，以及亚历山大·普拉特科夫斯基的“北京的将军们明白了莫斯科游戏的关键”（《消息报》1997年5月29日）和伊万·绍莫夫的“与西方结成夥伴关系”（《今天报》1997年3月25日）。
[35] 见俄罗斯总统网站（www.president.kremlin.ru/events/50）。
[36] 见上列网站（www.president.kremlin.ru/events/98）。
[37] 见上列网站（www.president.kremlin.ru/events/45）。
[38] 见上列网站（www.president.kremlin.ru/events/145）。
[39] 弗拉基米尔·米诃叶夫，“叶利钦在北京将执行七国峰会确定的任务”，《消息报》，1996年4月26日，第1版。
[40] 引自伊万诺夫的文章，出处见注[10]。2001年6月的“上海论坛”有乌兹别克斯坦加入，并更名为“上海合作组织”。
[41] 出处同上。
[42] 见网站www.ortv.ru。
[43] 关于俄中2001年协议，请参见笔者的文章“中国：推进双边合作”，载《国际事务》，2002年（第48卷），第1期，第141至152页。
[44] 见G.卡拉辛的文章，出处见注[7]，第43页。
[45] 见伊万诺夫的文章，出处见注[10]。
[46] 出处同注[37]。
[47] “俄国和中国：漫长的道路但最后成为亲密朋友”，《俄罗斯联邦》，第10期 （总第155期），2000年7月，第2页。
[48] 参阅亚历山大·鲁金的《俄国“民主派”政治文化（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Russian "Democrats"）》。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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