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研究在中国 ──评《法西斯新论》[1]

德、意、日法西斯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灾难。虽然法西斯政权早已崩溃，但法西斯分子残余和法西斯主义思想却仍然有市场。特别是进入 80年代以后，在西欧部份地区，新法西斯主义又抬头了，甚至在一些地方成为一种政治势力。因此，了解法西斯主义的源起及其统治特徵，特别是法西斯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相互关系，仍然有现实意义。中国曾是深受法西斯侵略之害的国家之一，一向重视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但10年“文革”完全中断了国内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活动，此后中国学者逐渐恢复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活动，然而国内学者对法西斯主义的学术研究成果却较少为国际学术界了解。

    《法西斯新论》（以下简称《新论》）一书虽然出版于10余年前，仍不失为中国学者这方面研究成果的一个代表，体现了中国学者对法西斯主义的理解。以往，中国依据意识形态教条进行的法西斯研究总不免陷入公式化，这本书的作者试图从旧式认识框架中有所突破。该书关于法西斯思想、法西斯运动和政权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极端民族主义在法西斯主义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之分析，比此前中国学者的研究有所进展。

    《新论》是本集体编撰的书，参与研究讨论的学者们对法西斯主义性质之基本认识仍然沿用了“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的观点和观察角度：无论法西斯戴着何种假面具、用什么方法获得政权，它都是肆无忌惮的沙文主义和侵略战争，是疯狂的反动和反革命，是人民最恶毒的敌人；执政的法西斯是金融资本的极端反动，是极端沙文主义、极端帝国主义分子的公开恐怖独裁。[2]

    《新论》认为，掌握了政权的法西斯的基本特徵可以被归纳为3点：第一，它是在社会中下层勃兴的狂热的右翼运动与以往的统治集团相结合而成的反动政权，代表了以垄断资本为主体的新旧统治集团的利益。第二，它以极端民族主义为政治纲领的核心，以领土的侵略扩张、推行战争、称霸世界为一切重大政策基本出发点，是最野蛮、最凶狠残暴的帝国主义国家政权。第三，它是取代民主主义制度的极权主义体制、反民主主义的恐怖独裁体制，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极端形式。[3] 《新论》作者的第3点看法中对极权体制的理解与西方学术界的看法完全不同，后者一般认为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模式”是极权统治的两种典型。

    《新论》分析了权势集团在各法西斯国家所起的作用。所谓的权势集团是指政界、军方、宫廷、商界以及其它领域的首脑。他们是统治阶级的实权派，他们的支持给法西斯运动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并且在授予法西斯党的首脑组阁权限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权势集团与法西斯运动的关系是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一种结合。双方都以维持帝国主义制度为前提，试图摆脱危机，对内镇压革命运动和民主进步势力，对外进行扩张，夺取世界和地区霸权。这种结合是两个不同源流的政治势力为了互相利用的政治联盟。

    《新论》指出，极端民族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本来，在不同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这种现象，但极端民族主义作为法西斯主义政治纲领的核心具有其本身的特点。

    首先，它主要是在德、意、日3个后起帝国主义国家发生的。这清楚地说明这些国家的垄断资本企图从先进帝国主义国家那里夺取市场、原料基地及资本输出市场。特别在被深刻的经济政治危机所困扰时，这种扩张的要求就更加强烈，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公然宣传所谓的“生命空间”、“生命线”之类的谬论。

    其次，这样的极端民族主义反映了德、意、日3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的不满，以及打破英、美、法创立的凡尔赛体制、制造一个自己称霸世界的新结构的企图。这就必然导致诉诸武力，发动战争，给世界和平带来危害。

    再次，极端民族主义与极权主义相结合，为了以战争夺取“生存空间”，就需要与其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即通过极权主义体制严格控制国内所有的人力、物资、财力。

    最后，极端民族主义是以种族歧视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理论基础的，即鼓吹“适者生存、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种族歧视主义是极端民族主义的重要思想根源，而极端民族主义又是种族歧视主义在政治上的具体表现。[4]

    研究法西斯主义不能不涉及极权主义。极权主义最初是20年代由墨索里尼提出的[5]，它是一种把国家作为至高无上存在的国家观。作为政治体制，极权主义体制和民主制度是相对立的。《新论》的作者们指出，当帝国主义陷入全面危机的时候，法西斯分子认为，在议会民主制的政治体制下不能摆脱危机、防止革命，也不能扩大侵略，因此要以极权主义体制代替民主主义体制；极权主义体制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极端形式，它的实质在于法西斯统治集团或首领个人掌握绝对权力，严格控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甚而个人生活的所有领域，镇压革命势力、民主势力及其它反对势力，实行阶级压迫和种族灭绝的血腥恐怖统治；极权主义制度在政治上实行基于领导者原理的元首独裁制，它使议会有名无实，进而废除议会民主制度；在经济上它推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个人和企业实行统治经济；在这种制度下，垄断资本与国家机构相互结合；居民根据职业、年龄、性别被组织成多重的体系，被纳入严密的统治网络，法西斯利用这些网络成立军事、半军事组织，剥夺了民众的基本自由和政治权力。[6]

    《新论》认为，取得了政权的法西斯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德、意类型。其主要特徵是，首先成立由某一强硬的领袖领导的群众性法西斯政党，然后推动群众性的法西斯运动，往往采取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结合的形式（特别是采取由下而上的形式），与统治阶级的权力集团结为政治联盟从而掌握中央政权，接着废弃议会制民主主义制度，确立极权主义制度。

    另一种类型是日本，其主要特徵是通过近代天皇制自上而下地逐步实现国家法西斯化；在日本虽然也出现了派别繁多的法西斯运动，但军部是法西斯化的核心势力，它起到了德、意法西斯政党的作用；日本走了一条首先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然后借这种刺激推进法西斯化的先外后内的道路，并且利用下层的激进法西斯主义运动，借助天皇制意识形态，实现了自上而下的法西斯化；其政治体制由立宪君主范畴的近代天皇制逐渐过渡到天皇制法西斯主义，因此留有较多的传统形式和特徵。[7]

    笔者认为《新论》所代表的关于法西斯的研究有以下新特点：第一，把作为政治概念的法西斯主义看作是反映、表现了国际规模的反动历史现象的一个总概念，认为它包含了思想、运动、政权（体制）三个相互关联的构成部份；第二，重视法西斯主义与军国主义的关系，从新的角度阐明了法西斯运动与政党的阶级本质；第三，生动地分析了法西斯主义与统治阶级权势集团的关系；第四，剖析了作为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极端民族主义。

    《新论》在论及法西斯政权的极权主义性质时，批驳了西方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属于极权主义体制的观点。笔者也不赞同在研究法西斯问题时将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与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的观点。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学者自然需要阐明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理论体系以及制度本身与法西斯主义有很大差异。但笔者认为，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的实践在一些国家的失败，确实要求学者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新论》的作者们如果也看到和承认这一点，那么，在反驳将法西斯的极权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并论的观点时，就应该同时回答社会主义的非民主现象为何存在，它与极权主义有何不同的问题。但《新论》在这一点上的回答流于教条与形式主义，这既可说是该书的遗憾之处，也可以说是中国法西斯主义研究的遗憾之处。

【注释】
[1] 朱庭光主编，重庆出版社1992年4月出版。
[2] 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季米特洛夫选集》，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6至47页。
[3] 《新论》，“序论”，第10页。
[4] 出处同上，第16至17页。
[5] 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意大利百科全书》，第14卷，载《世界史研究动态》，第9期，第10期。
[6] 《新论》，“序论”，第18至19页。
[7] 出处同上，第19至20页。